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21721188
1. 本书作者张国刚是知名历史学教授，多次荣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王步高通识教育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作品荣登各大年度榜单，揽获2017年“中国好书奖”、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中央和国家机关“强素质·作表率”读书活动推荐、2019年“中国版协30本好书”、2019年“中国好书奖”月度榜单、“光明书榜”年度好书、第十五届“文津图书奖”、国家图书馆建馆111周年收藏图书等。
2. 本书是一本丝路文明新解，透过丝路2000年的浩荡历史，重新解读文明交流互鉴的新时代意义。
3. 全书时间线清晰、史实丰富、故事有趣。4大丝路主题覆盖20个文明故事，包括史前丝路、凿空之旅、诸神入华、经贸往来、海上丝路、科技碰撞、中西之辨、丝路上的流行风尚等。
4. 20组高清彩插汇集丝路沿线国家珍藏展品，透过镜头俯瞰千年丝路，独创性放大丝路文明的艺术审美。插图作者是《人民日报》刊文评赞的390W粉丝文博摄影师，走遍全球200多家博物馆，近距离捕捉丝路文明。
从远古到18世纪，规模尤为宏大的文明交流互鉴，就发生在横贯亚欧的丝绸之路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始于文明之间的相互吸引，它之所以能够延续千年，根本动力在于人类共有的对财富的渴望，以及对美好文明的向往。
《文明的边疆：从远古到近世》是一部丝路文明新解。书中从大范围、长时段、历史纵深的角度考察欧亚各民族在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往，将这段长达三千年的历史划分为四个宏大的篇章：从史前丝路到凿空之举，远古的东方与西方首次相遇；汉唐时期诸神入华，四大文明体系在西域边地汇流，开始形成多元贸易和文化交流网络；宋明之际，香药东来、瓷器西去，华夏物产经由海上丝路到达中亚，远迄欧洲；至晚明盛清，传教士东来，拉开了中国与欧洲从想象异邦走向东西之辩的文明互鉴的帷幕。至此，丝绸之路终将亚非欧三大洲，亦即近代以前的文明世界紧密联系起来。
序说 传统丝绸之路上的动力机制
Part 1 凿空之旅——从文明的边疆到西眺罗马
01 人类的童年与文明的边疆
02 远古神话中的东方与西方
03 希腊化时期：史前丝绸之路
04 凿空之举；张骞出使西域
05 东汉与罗马：丝路帝国的遥望
Part 2 诸神入华——汉唐时期，西行求法与东来取经
01 从西域神僧到中土大唐
02 从敦煌飞天到杨贵妃的胡旋舞
03 唐代的基督教：景教与《大唐景教流行中国碑》
04 中古丝路上的粟特商人
05 中古丝路上的“西游记”
Part 3 季风南海——陆上丝路的衰落与海上丝路的兴起
01 天方海舶：宋元南海“香瓷之路”
02 《马可·波罗游记》：从发现契丹到发现世界
03 三宝太监郑和与航海王子亨利
04 晚明盛清的中欧贸易格局（上）
05 晚明盛清的中欧贸易格局（下）
Part 4 想象异邦——中欧文明的交流与互鉴
01 “利玛窦规矩”及其意义
02 传教士眼中的中国政治
03 欧罗巴的“中国趣味”与紫禁城的“西洋风”
04 礼仪之争：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
05 18世纪晚期中国形象的逆转
终篇 历史视野与现实关照
序言
传统丝绸之路上的动力机制
人类文明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肇始于莽原时代，碍于自然条件，其规模和形式都受到很大限制。进入文明社会，特别是在国家诞生以后，文明的交流和互动便更多受到社会中多重因素的影响。近代以前，规模最为宏大的文明交流之路，就是亚欧大陆（包括非洲东部地区）之间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在这个历史大舞台上，文明交流由东向西、自西徂东，是双向互动的。
距今约一万年前，中国最早栽培了小米（粟），最早培育了水稻，是稻米的发源地，中国将这两种农作物传播到世界。其后，大约4?000年前，西方培植的小麦沿着塔里木河、河西走廊传到了中国。印欧人迁徙用的轮式马车，很可能也影响了殷商的马车式样。中国早期的青铜技术比较粗劣，受到欧亚草原东部青铜文化的影响而取得进步。不同于西方的青铜器往往作为工具来使用，中国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更多是作为祭祀等重大典礼活动中的礼器。先秦时期，甘肃地区发现的青铜器不仅明显受到西来文化的影响，也是冶金技术本土化的范例。到了秦汉时期，中国的冶炼钢铁技术已经独树一帜，以至于博物学家老普林尼都称赞，“赛里斯的钢铁雄冠其时”。
从早期的中西交往而论，战争的动力作用不可无视。战争是野蛮的，却也是开拓东西方交流的重要推动力。印欧人的民族大迁徙，既是人类群体的自由流动，也伴随着战火纷飞；它促进了东西方文明、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大交流，也带来了血与火的杀戮和掠夺。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推动了希腊化文明向东方拓展。所谓希腊化文明，就是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与亚洲各地区文化在马其顿军团的铁蹄下融合的产物。波斯帝国时期，丝绸之路的驿站和道路已经修建完毕，到汉武帝开通西域，正好实现了对接。
人类对财富与成功的渴望，以及对创造美好生活的追求，始终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文明交往的不竭动力。野蛮时代诉诸战争，随着文明时代的推进，这种动力机制变得多元而且复杂，战争本身也不完全出于经济或财富目的。
首先是出于政治、外交（包含中央王朝对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外交）的需要，这是丝绸之路动力机制的第一个维度。无论是西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前138年），还是东汉和帝时期西域地方政府派甘英出使大秦（东罗马），都肩负着政治、外交使命。海上出使也是如此，无论是唐德宗贞元元年（785年）杨良瑶海路西行，还是始于明成祖朱棣时期的郑和七下西洋（1405—1433年），都是出于政治和外交交往的目的。
秦汉以来，北部疆域的最大威胁来自匈奴。秦修长城，汉公主和亲，都是从防守层面保卫边疆。到汉武帝时期，经过汉初六十年的休养生息，汉朝国力足以主动出击，保护边民与疆土的安全，因此汉武帝命张骞出使西域，寻求与同样曾遭受匈奴侵犯的大月氏人结盟，共同抗击匈奴，这才有了“凿空”的壮举。安史之乱后的唐朝，西北边地兵力后撤，给吐蕃进犯的机会，唐代宗时期甚至打到了长安。继位的唐德宗命杨良瑶出使大食（阿拉伯帝国），就是希望对吐蕃形成牵制，缓解唐朝西部边境的军事压力。
丝绸之路的经略历来是中原王朝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张骞通西域打开中西交往的官方通道之后，中原王朝与周边政权关系的稳定与互信，为丝绸之路畅达提供了保障，也是和睦西部与边疆地区胡汉关系、维护边境地区军事安全的必要条件。
汉武帝设置河西四郡，巩固了汉朝往西部投送力量的能力。汉宣帝时期设置了西域都护府（治所在今新疆轮台，西域都护秩比二千石，相当于副郡级单位），任命郑吉为西域都护；其后，呼韩邪单于前来归附并和亲，“汉之号令班西域矣”。汉代采取移民实边之策，蚕桑业在河西走廊发展起来，居延汉简里多次出现“桑”“帛”等字，汉酒泉郡禄福县出产的丝绸被称为“禄帛”。唐朝安史之乱之后，战乱使河西走廊地区的蚕桑业迅速走向衰颓，经济环境的恶化也是导致陆上丝绸之路逐渐衰落的重要原因。
隋唐时期对于西域的经营更是不遗余力。贞观四年（630年），西北各族君长尊唐太宗为“天可汗”，并修筑“参天可汗道”，既是尊重唐朝的宗主国地位，也是为了加强和便利与唐朝的交通往来。也正是从这时候开始，唐太宗进一步在周边和域外地区推行羁縻府州新体制。与羁縻府州相辅而行的是册封制度。羁縻府州的首领在被封为刺史、都督的同时还对内称王，这个王在名义上是被唐朝册封的。这种册封是一种政治主导地位的宣示。借助军事、经济和文化更先进的唐朝的权威，域外政权对内可加强和巩固自己在当地的统治，对外则可防范强邻的侵犯，同时也可以从朝贡贸易中获得经济利益。
不过，安全与互信也取决于朝廷对国家安全状况的评估，这以明代嘉靖时期最为典型。嘉靖皇帝朱厚熜在位45年，崇道炼丹，在北方拒绝边境互市，在南方严格施行海禁，原因是他对于边境安全状况存在严重的误判。高拱、张居正执政时期，在戚继光、俞大猷、李成梁等名将的守护下，北方有“隆庆和议”，俺答汗以顺义王的名义归附，南方有漳州月港重新开海，海盗转变为海商。事实证明，在国家安全得到保障的前提下，丝绸之路才会物畅其流，实现发展与繁荣。
丝绸之路动力机制的第二个维度是经济与财政需求。从根本上说，中国巨大的经济实力是丝绸之路发展繁荣的重要前提。就总体情况而言，从人口和经济规模来说，汉唐时期中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影响力有限。汉唐时期所谓的“和亲”，是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政治和解的代名词；五代至宋代不再有“和亲”，因为中原王朝处于弱势地位，时或纳贡称臣。无论是“和亲”，还是纳贡称臣，双方博弈的目的都是寻求中原方面开放边境互市。在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的政治关系中，若中原王朝处于强势地位，通常将双方的经贸关系称为“朝贡”，否则就称为“互市”。唐朝在安史之乱之后与回纥的互市贸易，对于回纥来说是获得经济利益，对于唐朝来说则是维系政治关系。边境互市和开放海禁对于沿海地区的百姓生计影响巨大，但是对于整个中原王朝的经济影响则相对较小。
与朝贡贸易不同，宋元以后的市舶贸易展现出比较纯粹的经济诉求。唐朝在广州设有市舶使，宋代以后成为市舶司。市舶贸易是宋元政府和私人海商之间存在的贸易关系，以追求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宋代市舶贸易通过对商品的“抽解”和“博买”，为政府带来了十分可观的经济收入。我们很难对海上贸易进出口总额进行精确统计，但可以做一些推算，比如宋高宗时，广泉两州加两浙路每年贸易总额应在千万贯以上。宋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岁赋总入应在一亿贯左右，进出口总额约占1/5，超过两千万贯。据王应麟《玉海》卷一百八十六所载，南宋政府每年总收入不过四千万贯，市舶收入竟占1/20。
宋朝出于财政经济目的，鼓励民间商人和海外商人的贸易。民间商人从事贸易受到的限制条件相对宽松，贸易成绩显著者还能得到奖励，甚至被授予相应官职。这些鼓励政策使中国沿海民间商人纷纷投向海上贸易，使唐中叶以前中外海上贸易主要控制在波斯和阿拉伯外商手中的局面彻底发生改变，也使政府使节附带进行的贸易行为显得微不足道。此外，宋朝政府政治上的收缩和对朝贡贸易的限制，也导致把贸易领域更多地留给民间海商。正是这些为利益奔波的广大民间商人掀起了宋朝海上贸易的高潮，泉州地区至宋朝方才形成显著的出海贸易风习。除了五代时期闽国政府的鼓励之外，有学者认为，10至12世纪泉州地区的大批伊斯兰教商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对该地区海贸习俗的形成有重大影响，且一旦成为习俗，就代代传扬，终成该地区的基本特色。
总之，巨大的经济能量是中国在中西交往中的优势。丝绸、瓷器、茶叶是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最主要的出口商品。其中，丝绸和瓷器是典型的制造业产品。虽然茶叶的原料出自农业，但是其制成品也属于加工制造业。汉唐时期的出口产品主要是质量上乘的丝绸，宋元以后则加上了精美的瓷器，明清时期又加入了茶叶。传统的热销产品不断拓展新市场，而不同时期又都有新的热销产品加入丝路贸易中来。
丝绸之路动力机制的第三个维度是科技对于丝路交往的重大促进作用。以海上丝绸之路而言，只有海洋地理学知识以及航海动力技术、造船技术、导航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才有可能进行远洋航行。对信风周期规律的发现与运用，对亚洲季风环流规律的发现与应用，都是开辟海上丝路极为重要的因素。5世纪初，法显就是乘坐海船从斯里兰卡回到广州的。中国的指南针以及领先的造船技术，也支撑了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到了15世纪初郑和下西洋以及15世纪末欧洲进入大航海时代，人们对于海洋的认识以及海图绘制技术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这些知识的进步也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进一步发展。
丝绸之路动力机制的第四个维度是宗教热情和知识追求。穆罕默德说，“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可见知识对人的吸引力。汉唐时代，无数僧侣排除艰难险阻，东来弘法，西行求经，不绝于途。
释迦牟尼创立的佛教，早在汉代以前就已经传入西域，新疆地区的考古依据充分证实了这一点。正史记载，两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土，而且是以朝廷准许的方式在中国传播开来。但是，佛教真正大行其道是在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早先是胡僧入华传教，支娄迦谶、竺法护、佛图澄、鸠摩罗什是其彰彰著名者；后来有中土僧人西行求法，朱士行、法显、玄奘、义净是其中成就卓著者。大量佛教经典被翻译成汉文，使得汉传佛教成为世界上重要的佛教宝藏。佛教音乐、雕塑、绘画大大丰富了中古世俗文化与艺术。三夷教（即祆教、景教和摩尼教）在隋唐时期入华，也成为中古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独特景观。
对于域外世界的好奇同样牵引着仁人志士奔竞于途。张骞通西域之后，带回了关于西域和南亚地区的新知识，引发之后朝廷多次遣使，汉武帝甚至号召民间使团以官方的名义出使西域。郑和下西洋的真正宗旨，虽然迄今仍众说纷纭，但是政治、外交目的必定是首要的，而获取海外资讯也是题中应有之义。费信的《星槎胜览》、马欢的《瀛涯胜览》等实地考察记录带来了大量海外信息，也丰富了时人对世界的认知。与此同时，郑和下西洋带回的物料和工艺、技术方面的交流，促进了国内手工业生产水平的进步。比如，海外硬木材质入华，使明代工匠积累了制作硬木家具的经验，对于明代家具工艺的进步有重要影响。进口陶瓷原料苏麻离青（或称苏勃泥青），深刻影响了永乐、宣德时期青花瓷的样式和风格；也有观点认为景泰蓝的工艺发展也受到郑和下西洋的影响，对这些工业原料的追求刺激了中西之间的贸易往来。
毫无疑问，有关丝绸之路上的各种活动，中央政府的考量、地方政府的出发点、民间贸易的积极性是有很大差别的。政治稳定和国家安全是开展边境互市贸易、官方朝贡贸易（勘合贸易）的首要诉求。民间商业活动则以利益获取为主旨。也有许多仁人志士怀抱宗教热忱或者追求知识的理想，奔竞于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上。不同的利益诉求共同促进了丝路的繁荣与发展，而科技的进步则在其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序言
传统丝绸之路上的动力机制
人类文明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肇始于莽原时代，碍于自然条件，其规模和形式都受到很大限制。进入文明社会，特别是在国家诞生以后，文明的交流和互动便更多受到社会中多重因素的影响。近代以前，规模最为宏大的文明交流之路，就是亚欧大陆（包括非洲东部地区）之间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在这个历史大舞台上，文明交流由东向西、自西徂东，是双向互动的。
距今约一万年前，中国最早栽培了小米（粟），最早培育了水稻，是稻米的发源地，中国将这两种农作物传播到世界。其后，大约4?000年前，西方培植的小麦沿着塔里木河、河西走廊传到了中国。印欧人迁徙用的轮式马车，很可能也影响了殷商的马车式样。中国早期的青铜技术比较粗劣，受到欧亚草原东部青铜文化的影响而取得进步。不同于西方的青铜器往往作为工具来使用，中国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更多是作为祭祀等重大典礼活动中的礼器。先秦时期，甘肃地区发现的青铜器不仅明显受到西来文化的影响，也是冶金技术本土化的范例。到了秦汉时期，中国的冶炼钢铁技术已经独树一帜，以至于博物学家老普林尼都称赞，“赛里斯的钢铁雄冠其时”。
从早期的中西交往而论，战争的动力作用不可无视。战争是野蛮的，却也是开拓东西方交流的重要推动力。印欧人的民族大迁徙，既是人类群体的自由流动，也伴随着战火纷飞；它促进了东西方文明、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大交流，也带来了血与火的杀戮和掠夺。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推动了希腊化文明向东方拓展。所谓希腊化文明，就是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与亚洲各地区文化在马其顿军团的铁蹄下融合的产物。波斯帝国时期，丝绸之路的驿站和道路已经修建完毕，到汉武帝开通西域，正好实现了对接。
人类对财富与成功的渴望，以及对创造美好生活的追求，始终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文明交往的不竭动力。野蛮时代诉诸战争，随着文明时代的推进，这种动力机制变得多元而且复杂，战争本身也不完全出于经济或财富目的。
首先是出于政治、外交（包含中央王朝对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外交）的需要，这是丝绸之路动力机制的第一个维度。无论是西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前138年），还是东汉和帝时期西域地方政府派甘英出使大秦（东罗马），都肩负着政治、外交使命。海上出使也是如此，无论是唐德宗贞元元年（785年）杨良瑶海路西行，还是始于明成祖朱棣时期的郑和七下西洋（1405—1433年），都是出于政治和外交交往的目的。
秦汉以来，北部疆域的最大威胁来自匈奴。秦修长城，汉公主和亲，都是从防守层面保卫边疆。到汉武帝时期，经过汉初六十年的休养生息，汉朝国力足以主动出击，保护边民与疆土的安全，因此汉武帝命张骞出使西域，寻求与同样曾遭受匈奴侵犯的大月氏人结盟，共同抗击匈奴，这才有了“凿空”的壮举。安史之乱后的唐朝，西北边地兵力后撤，给吐蕃进犯的机会，唐代宗时期甚至打到了长安。继位的唐德宗命杨良瑶出使大食（阿拉伯帝国），就是希望对吐蕃形成牵制，缓解唐朝西部边境的军事压力。
丝绸之路的经略历来是中原王朝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张骞通西域打开中西交往的官方通道之后，中原王朝与周边政权关系的稳定与互信，为丝绸之路畅达提供了保障，也是和睦西部与边疆地区胡汉关系、维护边境地区军事安全的必要条件。
汉武帝设置河西四郡，巩固了汉朝往西部投送力量的能力。汉宣帝时期设置了西域都护府（治所在今新疆轮台，西域都护秩比二千石，相当于副郡级单位），任命郑吉为西域都护；其后，呼韩邪单于前来归附并和亲，“汉之号令班西域矣”。汉代采取移民实边之策，蚕桑业在河西走廊发展起来，居延汉简里多次出现“桑”“帛”等字，汉酒泉郡禄福县出产的丝绸被称为“禄帛”。唐朝安史之乱之后，战乱使河西走廊地区的蚕桑业迅速走向衰颓，经济环境的恶化也是导致陆上丝绸之路逐渐衰落的重要原因。
隋唐时期对于西域的经营更是不遗余力。贞观四年（630年），西北各族君长尊唐太宗为“天可汗”，并修筑“参天可汗道”，既是尊重唐朝的宗主国地位，也是为了加强和便利与唐朝的交通往来。也正是从这时候开始，唐太宗进一步在周边和域外地区推行羁縻府州新体制。与羁縻府州相辅而行的是册封制度。羁縻府州的首领在被封为刺史、都督的同时还对内称王，这个王在名义上是被唐朝册封的。这种册封是一种政治主导地位的宣示。借助军事、经济和文化更先进的唐朝的权威，域外政权对内可加强和巩固自己在当地的统治，对外则可防范强邻的侵犯，同时也可以从朝贡贸易中获得经济利益。
不过，安全与互信也取决于朝廷对国家安全状况的评估，这以明代嘉靖时期最为典型。嘉靖皇帝朱厚熜在位45年，崇道炼丹，在北方拒绝边境互市，在南方严格施行海禁，原因是他对于边境安全状况存在严重的误判。高拱、张居正执政时期，在戚继光、俞大猷、李成梁等名将的守护下，北方有“隆庆和议”，俺答汗以顺义王的名义归附，南方有漳州月港重新开海，海盗转变为海商。事实证明，在国家安全得到保障的前提下，丝绸之路才会物畅其流，实现发展与繁荣。
丝绸之路动力机制的第二个维度是经济与财政需求。从根本上说，中国巨大的经济实力是丝绸之路发展繁荣的重要前提。就总体情况而言，从人口和经济规模来说，汉唐时期中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影响力有限。汉唐时期所谓的“和亲”，是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政治和解的代名词；五代至宋代不再有“和亲”，因为中原王朝处于弱势地位，时或纳贡称臣。无论是“和亲”，还是纳贡称臣，双方博弈的目的都是寻求中原方面开放边境互市。在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的政治关系中，若中原王朝处于强势地位，通常将双方的经贸关系称为“朝贡”，否则就称为“互市”。唐朝在安史之乱之后与回纥的互市贸易，对于回纥来说是获得经济利益，对于唐朝来说则是维系政治关系。边境互市和开放海禁对于沿海地区的百姓生计影响巨大，但是对于整个中原王朝的经济影响则相对较小。
与朝贡贸易不同，宋元以后的市舶贸易展现出比较纯粹的经济诉求。唐朝在广州设有市舶使，宋代以后成为市舶司。市舶贸易是宋元政府和私人海商之间存在的贸易关系，以追求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宋代市舶贸易通过对商品的“抽解”和“博买”，为政府带来了十分可观的经济收入。我们很难对海上贸易进出口总额进行精确统计，但可以做一些推算，比如宋高宗时，广泉两州加两浙路每年贸易总额应在千万贯以上。宋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岁赋总入应在一亿贯左右，进出口总额约占1/5，超过两千万贯。据王应麟《玉海》卷一百八十六所载，南宋政府每年总收入不过四千万贯，市舶收入竟占1/20。
宋朝出于财政经济目的，鼓励民间商人和海外商人的贸易。民间商人从事贸易受到的限制条件相对宽松，贸易成绩显著者还能得到奖励，甚至被授予相应官职。这些鼓励政策使中国沿海民间商人纷纷投向海上贸易，使唐中叶以前中外海上贸易主要控制在波斯和阿拉伯外商手中的局面彻底发生改变，也使政府使节附带进行的贸易行为显得微不足道。此外，宋朝政府政治上的收缩和对朝贡贸易的限制，也导致把贸易领域更多地留给民间海商。正是这些为利益奔波的广大民间商人掀起了宋朝海上贸易的高潮，泉州地区至宋朝方才形成显著的出海贸易风习。除了五代时期闽国政府的鼓励之外，有学者认为，10至12世纪泉州地区的大批伊斯兰教商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对该地区海贸习俗的形成有重大影响，且一旦成为习俗，就代代传扬，终成该地区的基本特色。
总之，巨大的经济能量是中国在中西交往中的优势。丝绸、瓷器、茶叶是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最主要的出口商品。其中，丝绸和瓷器是典型的制造业产品。虽然茶叶的原料出自农业，但是其制成品也属于加工制造业。汉唐时期的出口产品主要是质量上乘的丝绸，宋元以后则加上了精美的瓷器，明清时期又加入了茶叶。传统的热销产品不断拓展新市场，而不同时期又都有新的热销产品加入丝路贸易中来。
丝绸之路动力机制的第三个维度是科技对于丝路交往的重大促进作用。以海上丝绸之路而言，只有海洋地理学知识以及航海动力技术、造船技术、导航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才有可能进行远洋航行。对信风周期规律的发现与运用，对亚洲季风环流规律的发现与应用，都是开辟海上丝路极为重要的因素。5世纪初，法显就是乘坐海船从斯里兰卡回到广州的。中国的指南针以及领先的造船技术，也支撑了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到了15世纪初郑和下西洋以及15世纪末欧洲进入大航海时代，人们对于海洋的认识以及海图绘制技术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这些知识的进步也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进一步发展。
丝绸之路动力机制的第四个维度是宗教热情和知识追求。穆罕默德说，“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可见知识对人的吸引力。汉唐时代，无数僧侣排除艰难险阻，东来弘法，西行求经，不绝于途。
释迦牟尼创立的佛教，早在汉代以前就已经传入西域，新疆地区的考古依据充分证实了这一点。正史记载，两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土，而且是以朝廷准许的方式在中国传播开来。但是，佛教真正大行其道是在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早先是胡僧入华传教，支娄迦谶、竺法护、佛图澄、鸠摩罗什是其彰彰著名者；后来有中土僧人西行求法，朱士行、法显、玄奘、义净是其中成就卓著者。大量佛教经典被翻译成汉文，使得汉传佛教成为世界上重要的佛教宝藏。佛教音乐、雕塑、绘画大大丰富了中古世俗文化与艺术。三夷教（即祆教、景教和摩尼教）在隋唐时期入华，也成为中古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独特景观。
对于域外世界的好奇同样牵引着仁人志士奔竞于途。张骞通西域之后，带回了关于西域和南亚地区的新知识，引发之后朝廷多次遣使，汉武帝甚至号召民间使团以官方的名义出使西域。郑和下西洋的真正宗旨，虽然迄今仍众说纷纭，但是政治、外交目的必定是首要的，而获取海外资讯也是题中应有之义。费信的《星槎胜览》、马欢的《瀛涯胜览》等实地考察记录带来了大量海外信息，也丰富了时人对世界的认知。与此同时，郑和下西洋带回的物料和工艺、技术方面的交流，促进了国内手工业生产水平的进步。比如，海外硬木材质入华，使明代工匠积累了制作硬木家具的经验，对于明代家具工艺的进步有重要影响。进口陶瓷原料苏麻离青（或称苏勃泥青），深刻影响了永乐、宣德时期青花瓷的样式和风格；也有观点认为景泰蓝的工艺发展也受到郑和下西洋的影响，对这些工业原料的追求刺激了中西之间的贸易往来。
毫无疑问，有关丝绸之路上的各种活动，中央政府的考量、地方政府的出发点、民间贸易的积极性是有很大差别的。政治稳定和国家安全是开展边境互市贸易、官方朝贡贸易（勘合贸易）的首要诉求。民间商业活动则以利益获取为主旨。也有许多仁人志士怀抱宗教热忱或者追求知识的理想，奔竞于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上。不同的利益诉求共同促进了丝路的繁荣与发展，而科技的进步则在其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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