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20705523丛书名: 无
2018年是戊戌变法120周年。
2019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
戊戌变法和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有影响力的两次启蒙运动，这两次运动均为学界关注和读者所熟知的，有非常强的话题性。
本书编者为历史学著名学者邓文初，所选文章均为历史学界著名学者所写。有杨天石、汪荣祖、茅海建等。
本书编选的主要内容及体例包括三个方面：一史事考辨，主要是读者比较感兴趣的戊戌中发生的一些历史疑案，袁世凯告密事件、“公车上书”的真相等。二思想阐释，关于戊戌变法中新学与旧学、传统与现代问题的阐释。三人物评传，主要是一些不为普通读者所所了解的影响戊戌进程的重要人物。通过这些文章，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戊戌运动是一个各方参与，全社会合力的必然性事件。没有戊戌运动，就没有五四启蒙运动。
深水区首航（变政与政变）
导读
杨天石：《袁世凯的真实性及其相关问题》
《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确证》，《康有为戊戌密谋补证》
孔祥吉: 《被忽略了的维新蓝图——袁世凯上翁同龢说贴述评》
《康有为对戊戌奏稿的改篡及其原因》
《康有仪出卖康有为》
马忠文：《高燮曾疏荐康有为原因探析：兼论戊戌维新前后康、梁政治贿赂策略与活动》
茅海建：《“公车上书”考证补·问题的提出、结论》
《戊戌变法期间张之洞召京》
《戊戌变法的另面·自序》
蔡乐苏：《1898年的春天》、《阴影下的困局与悲剧》
黄彰健：《的再检讨》
维新诸面相（戊戌的遗产）
1、思想的光谱（新学与旧学）
张灏：《一个划时代的运动——再认戊戌维新的历史意义》
汪荣祖：《论戊戌变法失败的思想因素》
陈旭麓：《戊戌时期维新派的社会观——群学》
《“戊戌”与启蒙》
王尔敏 ：《商战观念与重商思想》
《晚清士大夫对于近代民主政治的认识》
朱维铮：《晚清的“自改革”与维新梦》（节选）
唐振常：《陈寅恪先生论梁启超及戊戌变法之二源》
熊月之：《三个青年学生的答卷》
2、社会的变迁（传统与现代）
虞和平：《论戊戌变法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
王尔敏：《清季学会与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
白思奇： 《百日维新在同乡关系与城市空间中的位置》
张玉法：《戊戌时期的学会（1895-1898）》
王树槐：《广学会成立后的活动》
吴廷嘉：《维新派的内部结构与社会联系》
罗志田：《旧中有新：戊戌前后王先谦与叶德辉对国情的认知》
3、隐秘的里层（常道与偏锋）
林毓生：《反传统思潮与中式乌托邦主义》
萧功秦：《戊戌变法与早期政治激进主义的文化根源》
陈平原：《晚清志士的游侠心态》
高瑞泉：《维新派“以心力挽劫运”——中国近代唯意志论思潮简论》
葛兆光：《“从无住本，立一切法”——戊戌前后知识人中的佛学兴趣及其思想意义》
张 灏：《康有为的未来乌托邦思想》
张 鸣：《改革的权力悖伦》
亦新亦旧的一代
王德昭：《谭嗣同与晚清政治运动》
孔祥吉：《谭嗣同挚友师中吉》
孔祥吉：《暗杀慈禧未遂之梁铁君》
新加坡·卓南生：《王韬与》
冯天渝： 《张之洞与戊戌变法》
李吉奎：《张荫桓与戊戌变法》
孔祥吉《罕为人知》）：《最早留学海外的高干子弟》
郑海麟：《黄遵宪：地方自治理论及其实践》
黄宇和：《三位流亡的理想主义者——容闳、康有为及孙中山》
杨天石：《毕永年生平事迹钩沉》
熊月之：《陈虬建立近代“桃花源”的尝试》
熊月之：《宋恕，梨洲以后一天民》
（骆宝善）《袁世凯：迫不得己的自我表白》
（列文森）《廖平小传：儒教与历史的分离》
（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冯桂芬与历经磨难的变革进程》
（王树槐）《李提摩太的早期活动》
（王树槐）《林乐知的万国公报》
（王树槐）《赫德、威妥玛等人的建议》
戊戌的遗产
邓文初
一
120年过去了，戊戌变法似乎仍旧是历史学界的热点，焦点问题争论不断，大部着作出版不断，新档案的发现、新史料的运用、新视角的开拓也在不断更新人们对这一事件的认知，这一现象多少有些特别，其中的韵味值得认真品玩。
在重建戊戌史实问题上，茅海建先生无疑是其中卓有成效者，在谈及自己研究体悟时，他曾说，读戊戌档案，总“惊心动魄”。确实，不仅读档案如此，即算是回过头来翻看这一百余年有关戊戌变法的野史载记、史学论着、甚至小说家言、影视戏曲等等，也多少会有一种步步惊心的震撼感——一个百年来早已耳熟能详的故事，何以会产生如此的阅读张力？
其实，就史实而言，那个短短的百日维新并没有太多的新意，期间就算是波谲云诡，也早已尘埃落定，引不起太多的惊呼。史学界的震惊，主要不在史实层面（尽管还有迷惑无解、还有争论持续），而是，何以一百年来，我们会深陷在康梁的话语体系中而不能自拔？不是沿着他们的言说继续推进，就是试图从其话语中解套、突围，然而却仍旧是围绕着他们的叙事模式打转。史学界的往来驳覆、推陈出新，看似时有突破，其实质却大都被康梁所设定的议题牢笼、难以真正跳出其樊笼——而其魔力究竟何在，却似乎是谁也说明不了——可以说，近代中国史中关于戊戌变法的研究，其中心议题仿佛早已被康梁话语锁定，此后的历史叙述，或多或少是以康梁话语为中心的一场迷宫游戏。
试看其中的焦点争论及其核心话题：
公车上书？对，康梁领导的？康梁的虚构？有两个公车上书？变法蓝图？康有为连续递送的上光绪皇帝书？那些上书根本就是康有为事后的伪造？袁世凯、翁同龢早于康有为就提交过说贴？是谁推荐了康有为？翁同龢？张荫桓？康有为的上书与建议如何抵达上层？京官们的赏识？康梁集团的贿赂？存在一个帝党与后党的权力结构么？帝后两党乃是康梁的离间之计？天津阅兵，是慈禧要废除光绪的阴谋？还是纯粹一场康有为政变的伪动作？围园弑后？袁世凯告密？梁启超的说法与袁世凯的自辩谁是真的？衣带诏？伊藤博文出任清廷顾问？慈禧亲政决策的时间？中日结盟还是中俄联手？杨锐是谁的密探？张之洞要进中枢？加入其出掌军机结果又将何如？两湖的变革路径？变法的两源与三派？假如没有康有为搅局，变法会顺利实施么？李鸿章是这一切中的幕后操控者，变法与政变都不过是其重掌权力的阴谋？……
历史学界的关注点与文人创作、野史笔记似乎并无太大的差别，事件进程中的戏剧性的细节、人物性格中的某些阴暗面、权力争夺中的纵横捭阖，各种利益、势力集团之间的交锋与冲突等等。
从细节看，这些扑朔迷离的问题尽管尚有争论，但大体上都已梳理一过，每个细节的澄清，都可以看做史学研究的一个小小的收获，所有这些细节的耙梳完成，为我们认知戊戌变法真相提供了坚实的史实基础。为此，一些历史学家皓首穷经、耗费毕生精力，只为突破这百年来的迷雾，澄清那些被搅浑了的事实。
这也是那些真正的历史学家永远值得我们的尊敬之处。
然而，戊戌变法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还是茅海建先生的一番话，值得读史者深思。他穷十数年之力，完成了《戊戌变法史事考》、《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鉴注》和《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四部巨头着作（总计近二百万字，其中仅《我史鉴注》就达八十三万五千字），其结果却是在完成张之洞档案研究后，写下了如下自序：“本书只提供了戊戌变法‘另面’,读者若要建立起戊戌变法史的完整认知，当然还要去看其正面”。这算是一个史家的“谦虚”吧。但也抛下了一个真正要害的问题，这个历史的“正面”究竟何在？如果有所谓的正面，它又是什么？难道还是必须回到康梁的话语体系中去？尽管，史学界对康梁的叙事细节已经做出了甚至是颠覆性的辨识，但“正面历史”的提供者竟然还是康梁正统么！
如果这样的理解不误，则只能说，茅海建先生的这番话，大约已经不仅是谦辞，而是一个史家的无穷困惑了。
当史家集中精力于史实辩伪、并最终攻城略地突破正统历史话语包围时，史学界却发现自己竟然丧失了历史叙事的能力！120年前的那场变法，究竟是一个怎样过程？当我们不再采信康梁的历史叙述时，历史学家们又能否拿出一个完整的“故事”告知我们的读者，历史究竟发生了什么？是否，史学家们的责任仅仅在于揭示那些琐碎的细节，然后再告诉读者：你们自己去拼凑一部完成的历史？
或者，读者们所需要的“历史叙事”，该属于文学家们的任务？
事实上，我们确实将历史叙事的责任推给了那些“虚构”叙事的专家们，那些号称“历史小说家”的创作者。普通读者心中的历史，也大部分来自这些历史小说家们的创作。
然而，文学家们真的能完成这一历史责任么？
今年刚刚离世的台湾作家李敖曾创作过一部以戊戌变法为题材的长篇历史小说《法源寺》，据说，这部作品曾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然而，站在今天的知识场景再去重读这部小说，则除了摇头长叹外还能如何？——这位毕生以批判为事业的狂妄书生，最终却陷在他笔下历史人物编织的神话中。他创作的戊戌世界，不过是康梁故事的演绎版，比之历史上的戊戌年，其叙事之简单苍白，大约只能算作一副时代漫画而已。
如果起李敖于地下，重写法源寺，他又能拿出一部什么新作呢？
文学家们虽然以想象为运思之筹，但其想象之源，却来自史学的研究成果；历史学家们虽然号称以求真为职志，但其实也无往而不在牢笼之中——双重的话语牢笼——他既受到历史人物所书写的历史话语的限制，又受到自己时代历史叙事模式的影响甚至制约，要突破前者，看似容易，其实实难；而要从后者跳出，则简直是揪着自己的头发逃离地球之举——史学毕竟是自己时代的产物，史家更是自己时代的俘虏。没有一个集体的自我反思与批判精神与氛围，个体根本就不可能逃离其时代的限制——话语的与思想的牢笼。
民国思想家张东荪曾说，哲学的任务在解蔽，这句话挪移至历史学，同样正确。历史学家的任务，与其说在求真，其实，绝大部分，还是在解蔽，这是史学赖以存身的其先决条件。没有此前提的建立，就不会有真正的历史学的出现。
戊戌变法的百余年的历史研究，其实仍旧处在解蔽阶段，真的历史叙述的建立，有待来者。
晚清乃中国历史上至关重要的转折关头，这一点大概谁也不会否认。有争议的是，在这一社会转型中，传统到底起了怎样的作用，思考晚清社会变革和文化转型中，先行者如何借助西学激活传统，完成传统的选择与重构，使之成为促进改革的重要思想资源，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陈平原
戊戌变法为晚清惊心动魄的一幕，亦可说是清朝帝国存亡的一个转折。假如变法有成，中国未尝不能步武彼得的雄图、明治的富强。
——汪荣祖
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关心民族命运的中国人，不管他的国家变化有多大，他都永远不会忘记一百年前发生在首都北京的那场惊心动魄而又短命的百日维新；不仅不会忘记，他还会因了时光的流逝，因了中国向富强目标的起步，而更加怀念一百年前的那一百零三天，更加看重那一百零三天的重大历史价值。
——戴逸
戊戌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一百二十年前，有其“飞”，有其“振”，因“中天”之“摧”而“力不济”；然因此而生、不能停息的“余风”，仍在激荡着这个国家，以至于“万世”，而其“石袂”（左袂）也挂到了高达千丈、象征日出的“扶桑”树上……
二
史料的发掘、整理，史实的考辩、祛伪，是细活、慢活，是长工，也是苦工，这是史学的基础所在。但史料并非史学，史实也无法自我陈述，史学更重要的任务还是叙事重建与事件解释。如果一定要从传统史学的“资鉴”角度来定位史学价值的话，至少，在戊戌变法问题上，对于当时变法过程的事件梳理这些基础性工作，从政治学角度理清其起承转合、曲折颠踬以至失败，应是史学界必须面对的任务。
从事件史的角度看，历史细节永远是凝窦重重、枝蔓丛生的，这很容易导史家入治丝益棼的歧途与迷宫。但其实，就算是政治史视野，也还有诸多重大问题需要面对，如变法思想的源头及其内外环境、变法思想资源、变法人员的阶层及其组合方式，当时知识阶层就变法问题的论争、对立阵营的不同认知，变法阵营内部的分流，舆论动员的方式与力度、京中官员与士人的互动、地方督抚的不同态度及其自改革蓝图、其应对士人改革运动的方式，清廷中央政府的政治结构及其运作方式，光绪帝的思想资源及其变革心态，他与慈禧以及诸大臣之间的互动，变革的决策机制、变法诏令发布后京官的动静与地方督抚的反应，政变的发生过程……等等，这些从政治学看来至关重要的问题，在社会学角度看来足以制约政治进程与国家命运的宏观问题，本应是史学关注的重心，然而却在专精化的史学趋向中被搁置了。
显然，这样的问题意识在史学界仍旧薄弱。原因当然在学术制度的影响（专精化），但也与史学的“资鉴”趣味导致的道德化判断有关，如果宏大问题无法摆脱泛道德化的传统史学取向，则史学研究多少都会重蹈“思想批判”的覆辙。
对康有为个人评断的逆转即是一例。
其实，在戊戌政变结束后不久，梁启超就在不同场合说过对其师尊不满的话，其经典型表述可以取《康南海先生传》为例：
先生最富于自信力之人也。其所执主义，无论何人不能动摇之。与学术亦然，于治事亦然。不肯迁就主义以徇事物，而每镕取事物以佐其主义。常有六经皆我注脚，群山皆其仆从之概。……故短先生者，谓其武断，谓其执拗,谓其专制。
历史学界对这段话当然是熟悉的，但如果仅仅引此为证据以“指责”康有为等行不由径、好剑走偏锋，以致戊戌政变的发生及变法失败，则不仅陷在以康梁为中心的叙事话语中，而且其将一个巨大的历史变迁过程归结为个人品性之缺陷，其对历史的理解，似乎缺少些什么吧？
再如迷信权力。
一些史家指责康有为对权力的嗜好，“发现”其认为至尊权力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一些甚至读出康有为不仅有出任教主、甚至有取代清帝自己当皇帝的想法），并多引康有为自己的著述，如其早年《康子内外篇》中说过的：“匹夫倡论，犹能正风俗，况以天子之尊，独任之权，一颦笑若日月之照临焉，以喜怒若雷雨之震动焉。”其后进呈的《日本变政考》也说过这样的话：“人主欲转移天下，收揽大权，不过稍纡尊贵，假词色，即可得知，亦至易矣”等等。
这样的论证似乎可以在道德上将康有为一棍子打死，其结果无非是“翻案文章”的余绪，其与历史认知究竟又有多大的补益呢？
其实，如果摆脱这种道德评判的习气，则这些史料足可以做全新的解读。康有为并非一个单独的个体，他只是中国文化的产物，他的行动背后正可以呈现一种文化的隐秘逻辑，而这些本应该为历史学所揭示的普遍性问题，往往被资鉴史学传统窒息了。
刘广京对《经世文编》的研究，得出的一个结论，一切“经世”均以政府为权威之源泉，政府之外的“济民”、“正俗”活动不属于经世传统。金观涛等亦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改革思维是一种典型的官僚化思考，这种以官僚机构为主体的改革运动其首先目标就是权力的控制与放大。由此可以确认，康有为的改革路径，并非个人的独创，乃是儒家经世致用传统的余绪。
再如康有为之“狂”，其狂妄个性尽管要对改革失败之类的事负一定的责任，但这样的追责效力又何在呢（国人大有鞭尸之癖好）？史家唐德刚就进一步指出这种狂妄背后的文化根源，它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通病。“传统儒生治学有了自信心，往往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自大心理——一种舍我其谁的个人英雄主义”。因此，他们一旦得势，都是独夫；不得势，则以“帝王师”、“素王”自居。
康的失败，在唐德刚看来，与其这种“自信”及其“教条主义”有关。但这样的理解仍须进一步索解：何以儒家士人会养成如此群体性格？一种独断专行、真理在我的自信与执拗？
其实，这与个人品性关系不大，乃是这个阶层人格养成的模式产物。儒家士人并非在社会互动中养成的（那是一种平等尊重他者，与他者沟通以达成共识的人格养成模式），而是在封闭、垂直的儒学传统中形成的，经典性或宗教性训练本身是一种与社会完全隔离的、以传统规范为生命的生存方式，而其与国家权力的单一关系也决定其思考路径的权力化；其次，其进身之阶多少强化了天命在我的宗教感——科举考试的仪式化、神秘化及其轰动效应与社会象征资本的积累，是其自我证成的路径，绝对主义自信的产生由此而来。这与任何原教旨主义宗教传统一样，都是在一种自我封闭的单一环境中培养的独傲性格，儒学人格只是其中一型！
儒学本身即是一种独断性结构，其“内圣外王”的生成模式无须外借，而是内部自足的。其知识获取、个人修养、经世致用三者被纳入一个循环的体系中，这种体系本身为独断逻辑，它完全忽视各个社会阶层有着不同的生存状态与不同的行为结构。
在这样的儒家传统中，强迫事实以佐其主义（“六经注我”的今文经学正是如此），乃是基本的行为模式，可以称之为“儒家唯意志主义”，这种儒家士人的群体性格其实是一种道统性格——每一个儒生都是唯意志主义者，康有为只是其中的翘楚。
回头再估，康梁的影响自然远远没有他们自己所宣示的那样大，但即便如此，也不能因此否认其改变历史进程的深远后果，而这一点反倒没有得到清晰的认知——他们在历史中的作用，是作为“搅局者”角色出现的，没有这些角色的横空出世，变法之类的重大举措，很可能永远停止在“变事”、至多进入“变政”阶段（变事、变政、变法说法是康有为提出的），往往是他们临门一脚，将历史踢入一个更高阶段。这正是他们的“激进”，但这样的激进，与个人品行无关，而是其作为底层士人群体（底层士人群体是指那些没有获得官职的白衣，与进入官僚体制内的士人虽然其出生相同，但心态与处事方式均有重大差别）介入政治的途径，这一路径并不能由他们自己选择，而是由其边缘的社会身份决定的。他们要获得权力，要实现自己的抱负、要摆脱受压抑而无法自由表达自己理想的边缘地位，其路径就是利用意识形态这一手段，一旦思思给予他们机会，他们的拿手戏就是在此领域呼风唤雨，他们在传统中国扮演着意识形态之鞭的角色。学界一般只关注他们为改革提供了舆论准备与思想资源，却忽视了其意识形态行为的重大影响——后者才是他们改变历史进程的主要路径，其功也、过也，其成也、败也，都可以在此归因——将改革逼入意识形态冲突甚至对决的层面，而这一层面又是一个极为敏感与逼仄的空间，远比现实政治与社会空间逼仄，在这样一种二元对立的世界中，现实中纠结在一起的混杂的思想、交错的势力与重叠的群体，被意识形态极化、激化。也是在这种逼仄的意思形态空间中，各种力量被集结为对立的阵营，从而导致政局动荡与权力冲突。故《新政真诠》即预言其结果为“故局一设，则论必异，论一异则党必成。党一成，则祸必起”。
但局势已开，局面已成，其结果，也就早已注定。
戊戌变法的结果，其实从其开局规模就已显端倪，只是，此后的历史学家缺乏当局者的认知资源，因而无法理解历史的变动，尤其是无法从这些历史的隐微之处思考。
无法揭示历史行动背后的深层文化逻辑，则历史学界自身亦会陷身其中，以同样的极化思维解释历史。那些变法中人高呼“变则天道也”、“变亦变，不变亦变”、“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而我们的历史学家们在解读这些史料时也是以同样的话语体系编撰历史……本来，在现实层面，很少存在绝对的不变与绝对的全变，有的只是一些或大或小的改变，由微至著，日积月累——现实世界是一个多维面相、社会生活存在着广阔的灰度。但一到意识形态世界，则被逼入一个针锋相对、你死我活的世界，历史竟然也就是以这样的“语法”书写——历史进程中似乎也只有变与不变，顽固、保守与维新、进步，改良与革命、革命与反革命的两极。
这一点，无论是就历史进程还是就历史叙事，在逻辑上是同构的——一种实践与认知的同构——它形成某种巨大的套套逻辑，制约着史学的思考与叙事。而近代中国史多少都陷在这个套套逻辑中不能自拔。这并非康有为们制造的陷阱，而是某种文化的内在困境。
如果史学不能揭示政治行为背后的社会根基与文化渊源，而让其永远处在思想认知的光照之外，则它将会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一再浮现，并在冥冥中制约着现实政治的运作；而被纳入历史认知的那些隐微因素，则有可能被思想界监控，从而将隐秘政治转化为一种可以监控的理性政治。
历史反思的重要性在此呈现。
没有反思，就没有突破；而没有突破，也就没有未来。
三
改革应有最低限度的共识，至少在当时的士绅官僚阶层。
尽管当时并没有民意测验、民调或舆情统计之类，但至少有三次小规模的“考察”行动足以窥见其时官员的思想动态。其一是翁同龢辞职，光绪帝发布朱谕，要求官员们讨论，康有为上光绪第三书，胡燏棻等人上《条陈变法事宜折》等引发的政议；其二是德国强占胶州湾事件中士人官员们的上书高潮；其三则是光绪帝要求在京官员就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加签注，这算是一次较大规模的“官意测验”。据李侃、龚书铎对档案的梳理，至少有372名官员参与，但绝大部分是“唱和派”。也就是说，绝大部分官员的思想状态处在中间态，既非绝对的赞成也不绝对反对，这应该是当时社会思潮的正态分布。这种状态，至少说明正式进入变法的时机并不成熟，这一点甚至连康有为弟子中亦有着清醒的认知（梁启超在回顾中表示，即使同在维新阵营，“西洋留学生迨全体未尝参加于此一运动”）。
这三次政论，只能算是情绪性的表达，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政治讨论或思想论争，但却能为史学界提供窥见当时一般士人的心态的思想史视角，一个评判当时改革者或反对者的标准——激进或保守、维新或顽固，不能是那种从研究者角度出发的价值评判，而是以当时社会思想为基准的历史认知。从此角度看，改革并未获得社会基础，其主持者的一意孤行、行不由径乃是得不到支持的决断行为，其所主导的变法之失败就不仅与其个人处境、品行有关（但并不能夸大），而主要是社会制约的结果。
仅仅从政治史视角看，近代中国的改革运动无不是以悲剧告终：洋务运动以甲午之战中北洋的崩盘而宣告失败，戊戌以慈禧的政变而骤然中断，立宪新政又为辛亥革命腰斩。真所谓国运多舛，近代中国的步伐似乎总是陷在进一步退两步的恶性循环中，因此也很自然的得出一个结论：清廷没有自改革能力，改革没有出路的，革命于是成为历史的必然。但这样的结论多少是一种单线历史叙事造成的印象，而且是一种极为偏颇的总结。如果“放宽历史的视野”，从更大的时空看，戊戌变法只是晚清三次变法中的一环，它上承洋务运动、下启清末的立宪新政。以清政府为主体的晚清改革运动，有着一步一步推进的内在逻辑，期间虽然有过曲折甚至倒退，但这一主线并未中断，一些史家曾以半认真半戏谑的口吻质疑：“没有晚清，何来民国？”确实，没有洋务运动，何来戊戌变法；而没有戊戌维新，五四新文化运动又如何凭空出世？
现代中国的坯胎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在传统之中孕育壮大的。
最大的变化是新社会团体的涌现。
从早期进京举子以地方会馆为中心的聚集，到甲午后一批新式群体的出现，戊戌时期的各类学会呈雨后春笋般的态势，梁启超说“各省学会极盛”，“一年之间，设会百数”，虽略有夸张，而且有些学会人数极少，而一些又存时极短，但各类学会从无到有，戊戌年间曾骤增至近百却是近代史上的全新变迁。这些包括政治性、学术性与社会风俗改革类团体，他们举行各类集会演讲、创办图书馆阅览室、发行图书报纸、传播各类新思想与理论，在动员民众（戊戌时期还主要是士子）方面做了开创性的工作，至清末，各类社团总计已经达到2000余。随着各类会社的出现，一个公共论域也在慢慢形成，各种社会思潮与政治思想亦随着成为引导历史变革的新力量——民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宪政思想、进步论、唯意志论、军国主义、无政府主义、早期社会主义等等一一进入中国的思想领域，并获得了各自的群众基础——由学会转变为现代性的各类政党、政团也得以顺利完成。西方社会中的“公共领域”终于突破传统的桎梏（清廷法律对异姓结社采取严厉的禁止惩治措施），在市民与士人阶层中浮现，并与官僚阶层及底层社会发生异常复杂的联系，其间的互动与激发主导了此后中国历史的走向。
新的因素在成长中，但旧的因素并未就此消失，尤其是，一些长期受到压抑的成分借助社会震荡浮出水面，并于处于显性层面的力量结合，成为某种无法抵抗的力量，这一点，在戊戌时期已经逐渐成型。
新坯胎只是这棵巨大古树中萌发的一株细弱的芽头，甚至就在这新生的芽孢中亦携带了旧基因的毒素，但因为其新，因为其难得甚至罕见，故在当时人的眼光中，这份新生之物才显得那样珍贵，而在那些敏感的传统看来，他才显得那样可怕，非至其死命不可；也因为其新，在此后的历史研究中，这份新生的力量被放大了、被寄予太多的希望与理想，而无法意识到，这些新生因素，其一出身就注定其沉陷在一个汪洋大海般的旧有传统之中命运，而这个传统、这种作为生存土壤的文化基因，有着更为深远的历史根源与社会基础，这些，如果历史研究不能切入其中，不仅无法理解这些新生力量的处境，也从根本上就无法进入中国社会，没有切近中国历史来理解中国。
史学要学会反思自身，就首先必须摆脱史学者的精英视野，回到社会最隐秘的底层，潜入历史涓涓细流之下的宽广而深厚的河床。
对“不安定的底层”（傅斯年语）的探索，就是一个更加值得关注的话题。尽管在变法期间这个阶层就已经浮现，但当事人的记载多是影影绰绰，甚至讳莫如深，而官方的档案文献又不被采信，史学界的视野又被高层政治所锁定、被士人的话语套住。好在经过这一百余年的梳理，维新人士与江湖社会的联系，江湖社会在维新期间及其之后的各种力量的联合、举义规划，其与革命党人之间的分合纠缠等细节已经慢慢清晰起来。甚至，他们与清廷大臣如李鸿章、文廷式、盛宣怀等等之间的“阴谋”，也有了大致的轮廓，如曾有过李鸿章、孙中山、康有为三方合作、而以李鸿章出任大总统或皇帝的谋划等等，如此，近代史上争论得唇焦舌干的革命与改良之对抗分野，就显然是一个伪命题。而随着南方哥老会、三合会等秘密社会的崛起，他们对社会的影响日益强大。此后，任何力量，不管是那是持改革主张者的士绅，暴力革命的志士仁人，还是那些看似顽固不化的官僚，要想在动荡不安的社会中获得立足、掌握主动，没有他们的支持都是无法想象的。
作为一个阶层，游民社会的力量已经不可忽视。
对于这个巨大而隐秘的层面，所有现代社会的因素，无论是那些来自西洋的技术、思想、习惯，还是受其影响在中国社会中滋生的由士绅阶层所倡导的现代化因素，都不过是“雨过地皮湿”，转瞬之间，甚至连痕迹都没有留下。戊戌时期精英阶层对其影响之微末，与此后一百二十年来精英们对这个阶层的影响之微末一样，不仅在精英们影响力之微弱，更在于，这个阶层，根本上就没有进入他们的视野，这是一个被现实与历史双重忽视与压制的巨大群体。悖论就在于，一切被忽视与被压抑的，最终都将以更加耀眼的辉光在历史中呈现——无论时间早晚。
那些未完成的，也最终会完成自己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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