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020135448
本书是《呼兰河传》的全新校订版,是为了纠正目前市场上流行版本的诸多讹误而花大力气进行重新校订的可谓定本,版本完善,校勘精良,注释详尽:
1. 《呼兰河传》是萧红的代表作,亦是20世纪中国文学*重要的作品之一,初版诞生七十多年来畅销不衰,魅力永恒。
2. 《呼兰河传》虽然进入公版,但现在市场上流行的版本,相比较于初版本,经过几代编辑随心所欲的修改之后,讹误非常多。初版可读通而改后读不通的地方比比皆是;初版独有的语言风格(如对于方言字词的择用、拟声词的独特书写方式等),改后风貌也损失不少。还原《呼兰河传》的本然面貌,根据初版本重新进行校订,为广大读者奉献靠得住的善本,因此显得非常必要。
3.现在奉上的《呼兰河传》(全新校订版)就是重新校勘后形成的善本。校订工作由著名萧红研究专家袁权女士与我社编辑部共同承担。以具有重要地位的1941年初版本为底本,并参照其他几个版本进行校核。历时弥久,精益求精。
4.我们也遍查资料、问询专家,对于一些不太好懂的字词,加了注释,以便于读者更快速理解作品内容及时代背景。
5. 此版《呼兰河传》还增加了萧红及其祖父等的影像八帧,单插置于书前。
6.封面由我社年轻设计师陶雷先生担纲,清新隽永,意味丰赡。正文用纸为80克胶版,印刷效果颇佳。
7. 此版还附录了萧红的其他几篇名作——《永久的憧憬和追求》《手》《牛车上》《后花园》与《小城三月》,或可与《呼兰河传》做互文性阅读,或本身为萧红短篇中之上佳者。它们也是以初刊文本为底本,校订方式同于《呼兰河传》,纠正了流行版本中的诸多讹误。读者藉由这些作品,已基本可领略萧红创作的很大一部分精华。
8. 《呼兰河传》非常适合孩子阅读,并被许多学校和教育机构列为语文课外推荐读物,对青少年语文学习及价值观培育具有重要作用。我们主张,学生语文课外读物的选择一定要考虑版本问题,我社为老字号出版社,是国内文学、语文读物出版的重镇,编校质量上乘,品牌号召力颇强,在业界素享盛誉,我社版本,是读者朋友们可以放心选择的。
★ 一代才女的旷世杰作
★ 畅销七十多年,重校新版重现
★ “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第9位
★ 中小学生课外推荐名著
★ 全新校订:版本完善,校勘精良,注释详尽
《呼兰河传》是萧红的代表作,亦是20世纪中国文学*重要的作品之一,1940年完成于香港。是历经多年漂泊之后的作者,以童年见闻及对于家乡的回忆为题材写作的一部自传式长篇小说。用笔既温馨轻盈,又浑厚凝重。它是抒情小说的典范,以文体的独特、语言的清丽自然为评家所称道,为读者所钟爱。
本次重版,以1941年上海杂志公司初版本为底本,并参照其他几个版本进行了全新校订,对个别不太好懂的字词,加了注释。另附萧红其他几篇名作——《永久的憧憬和追求》《手》《小城三月》等,俱为其作品中之上佳者,有兴趣的读者可做进一步阅读。
目 录
萧红小传/骆宾基
序/茅盾
呼兰河传
附录一
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附录二
手
牛车上
后花园
小城三月
出 版 说 明
《呼兰河传》是萧红为脍炙人口的名作之一,1940年完稿于香港。作品先是边写作边在《星岛日报》副刊《星座》连载,嗣后由上海杂志公司于1941年5月在桂林出版单行本。可惜作者未看到样书就英年早逝了。之后一直到1980年代,《呼兰河传》又出版过几个版本,均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改,也因此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初版可读通而改后读不通的地方比比皆是;初版独有的语言风格(如对于方言字词的择用、拟声词的独特书写方式等),改后风貌也损失不少。遗憾的是,这些讹误几乎全部为现在市场上流行的版本所承袭。因此,还原《呼兰河传》的本然面貌,根据初版本重新进行校订,为广大读者奉献靠得住的善本,就显得非常必要。
此次校订,由萧红研究专家袁权女士与我社编辑部共同承担。以具有重要地位的1941年初版本为底本,并参照其他几个版本进行校核。除不太规范的标点符号进行规范化、明显的手误和排印错误进行改正之外,考虑到当前读者尤其是小读者的阅读习惯,对于一些在民国时期常用,而现在看来不太规范的混用的同音字进行了核正。但为了保存作者语言的历史风貌,一些拗口的句式、拟声词或类似字词、当前汉语规范中将之视为可并用但又不列为的某些字词(如“希奇”“包米”“云豆”等词)未作更动。校订者不能确定改后是否完全确当的一些字词(如“检”“煊”等字),亦未作改动;部分则辅以注释说明。另外,我们也遍查资料、问询专家,对于一些不太好懂的字词,加了注释。
骆宾基《萧红小传》和茅盾“序”,原为寰星书店版(1947)所有,初版未收,为了给读者贡献更丰富的内容,本次一并收入了。
列入“附录”的萧红的其他几篇名作——《永久的憧憬和追求》《手》《牛车上》《后花园》与《小城三月》,或可与《呼兰河传》做互文性阅读,或本身为萧红短篇中之上佳者,也一并收入。它们也是以初刊文本为底本,校订方式同于《呼兰河传》,纠正了流行版本中的诸多讹误。
我们另遴选萧红相关影像若干,彩色印刷,置于书前,希望为读者提供更加丰富的阅读体验。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17年9月
序
一
今年四月,第三次到香港,我是带着几分感伤的心情的。从我在重庆决定了要绕这么一个圈子回上海的时候起,我的心怀总有点儿矛盾和抑悒,——我决定了这么走,可又怕这么走,我怕香港会引起我的一些回忆,而这些回忆我是愿意忘却的,不过,在忘却之前,我又极愿意再温习一遍。
在广州先住了一个月,生活相当忙乱;因为忙乱,倒也压住了怀旧之感。然而,想要温习一遍然后忘却的意念却也始终不曾抛开,我打算到九龙太子道看一看我次寓居香港的房子,看一看我的女孩子那时喜欢约了女伴们去游玩的蝴蝶谷,找一找我的男孩子那时专心致意收集来的一些美国出版的连环图画,也想看一看香港坚尼地道我第二次寓居香港时的房子,“一二·八”香港战争爆发后我们“避难”的那家“跳舞学校”(在轩尼诗道),而特别想看一看的,是萧红的坟墓——在浅水湾。
我把这些愿望放在心里,略有空闲,这些心愿就来困扰我了,然而我始终提不起这份勇气,还这些未了的心愿,直到离开香港,九龙是没有去,浅水湾也没有去;我实在常常违反本心似的规避着,常常自己找些借口来拖延,虽然我没有说过我有这样的打算,也没有人催促我快还这些心愿。
二十多年来,我也颇颇经历了一些人生的甜酸苦辣,如果有使我愤怒也不是,悲痛也不是,沉甸甸地老压在心上,因而愿意忘却,但又不忍轻易忘却的,莫过于太早的死和寂寞的死。为了追求真理而牺牲了童年的欢乐,为了要把自己造成一个对民族对社会有用的人而甘愿苦苦地学习,可是正当学习完成的时候却忽然死了,像一颗未出膛的枪弹,这比在战斗中倒下,给人以不知如何的感慨,似乎不是单纯的悲痛或惋惜所可形容的。这种太早的死,曾经成为我的感情上的一种沉重的负担,我愿意忘却,但又不能且不忍轻易忘却,因此我这次第三回到了香港想去再看一看蝴蝶谷这意念,也是无聊的;可资怀念的地方岂止这一处,即使去了,未必就能在那边埋葬了悲哀。
对于生活曾经寄以美好的希望但又屡次“幻灭”了的人,是寂寞的;对于自己的能力有自信,对于自己的工作也有远大的计划,但是生活的苦酒却又使他颇为悒悒不能振作,而又因此感到苦闷焦躁的人,当然会加倍的寂寞;这样精神上寂寞的人一旦发觉了自己的生命之灯快将熄灭,因而一切都无从“补救”的时候,那他的寂寞的悲哀恐怕不是语言可以形容的。而这样的寂寞的死,已经成为我的感情上的一种沉重的负担,我愿意忘却,而又不能且不忍轻易忘却,因此我想去浅水湾看看而终于违反本心地屡次规避掉了。
二
萧红的坟墓寂寞地孤立在香港的浅水湾。
在游泳的季节,年年的浅水湾该不少红男绿女罢,然而躺在那里的萧红是寂寞的。
在一九四年十二月——那正是萧红逝世的前年,那是她的健康还不怎样成问题的时候,她写成了她的后著作——小说《呼兰河传》,然而即使在那时,萧红的心境已经是寂寞的了。
而且从《呼兰河传》,我们又看到了萧红的幼年也是何等的寂寞!读一下这部书的寥寥数语的“尾声”,就想得见萧红在回忆她那寂寞的幼年时,她的心境是怎样寂寞的: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
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八十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
从前那后花园的主人,而今不见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
那园里的蝴蝶,蚂蚱,蜻蜓,也许还是年年仍旧,也许现在完全荒凉了。
小黄瓜,大倭瓜,也许还是年年的种着,也许现在根本没有了。
那早晨的露珠是不是还落在花盆架上。那午间的太阳是不是还照着那大向日葵。那黄昏时候的红霞是不是还会一会工夫会变出来一匹马来,一会工夫会变出来一匹狗来。那么变着。
这一些不能想象了。
听说有二伯死了。
老厨子就是活着年纪也不小了。
东邻西舍也都不知怎样了。
至于那磨房里的磨倌,至今究竟如何,则完全不晓得了。
以上我所写的并没有什么幽美的故事,只因他们充满我幼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就记在这里了。因已刊茅盾先生序文中的《呼兰河传》引文与此次校订后的文字略有差异,现依校后文字对引文作了修改。《呼兰河传》脱稿以后,翌年之四月,因为史沫特莱女士之劝说,萧红想到星加坡去。(史沫特莱自己正要回美国,路过香港,小住一月。萧红以太平洋局势问她,她说:日本人必然要攻香港及南洋,香港至多能守一月,而星加坡则坚不可破,即使破了,在星加坡也比在香港办法多些。)萧红又鼓动我们夫妇俩也去。那时我不能也不想离开香港,我以为萧红怕陷落在香港(万一发生战争的话),我还多方为之解释,可是我不知道她之所以想离开香港因为她在香港生活是寂寞的,心境是寂寞的,她是希望由于离开香港而解脱那可怕寂寞。并且我也想不到她那时的心境会这样寂寞。那时正在皖南事变以后,内地文化人大批跑到香港,造成了香港文化界空前的活跃,在这样环境中,而萧红会感到寂寞是难以索解的。等到我知道了而且也理解了这一切的时候,萧红埋在浅水湾已经快满一年。
星加坡终于没有去成,萧红不久就病了,她进了玛丽医院。在医院里她自然更其寂寞了,然而她求生的意志非常强烈,她希望病好,她忍着寂寞住在医院。她的病相当复杂,而大夫也荒唐透顶,等到诊断明白是肺病的时候就宣告已经无可救药。可是萧红自信能活。甚至在香港战争爆发以后,夹在死于炮火和死于病二者之间的她,还是更怕前者,不过,心境的寂寞,仍然是对于她的的威胁。
经过了后一次的手术,她终于不治。这时香港已经沦陷。她咽后一口气时,许多朋友都不在她面前,她就这样带着寂寞离开了这人间。
三
《呼兰河传》给我们看萧红的童年是寂寞的。
一位解事颇早的小女孩子每天的生活多单调呵!年年种着小黄瓜,大倭瓜,年年春秋佳日有些蝴蝶,蚂蚱,蜻蜓的后花园,堆满了破旧东西,黑暗而尘封的后房,是她消遣的地方;慈祥而犹有童心的老祖父是她的伴侣;清早在床上学舌似的念老祖父口授的唐诗,白天嬲着老祖父讲那些实在已经听厌了的故事,或者看看那左邻右舍的千年如一日的刻板生活,——如果这样死水似的生活中有什么突然冒起来的浪花,那也无非是老胡家的小团圆媳妇病了,老胡家又在跳神了,小团圆媳妇终于死了;那也无非是磨倌冯歪嘴忽然有了老婆,有了孩子,而后来,老婆又忽然死了,剩下刚出世的第二个孩子。
呼兰河这小城的生活也是刻板单调的。
一年之中,他们很有规律地过着活;一年之中,必定有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野台子戏,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这些热闹隆重的节日,而这些节日也和他们的日常生活一样多么单调而呆板。
呼兰河这小城的生活可又不是没有音响和色彩。
大街小巷,每一茅舍内,每一篱笆后边,充满了唠叨,争吵,哭笑,乃至梦呓。一年四季,依着那些走马灯似的挨次到来的隆重热闹的节日,在灰黯的日常生活的背景前,呈显了粗线条的大红大绿的带有原始性的色彩。
呼兰河的人民当然多是良善的。
他们照着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思索,而生活,他们有时也许显得麻木,但实在他们也颇敏感而琐细,芝麻大的事情他们会议论或者争吵三天三夜而不休。他们有时也许显得愚昧而蛮横,但实在他们并没有害人或自害的意思,他们是按照他们认为合理的方法,“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我们对于老胡家的小团圆媳妇的不幸的遭遇,当然很同情,我们怜惜她,我们为她叫屈,同时我们也憎恨,——但憎恨的对象不是小团圆媳妇的婆婆,我们只觉得这婆婆也可怜,她同样是“照着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思索而生活”的一个牺牲者。她的“立场”,她的叫人觉得可恨却又更可怜的地方,在她“心安理得地化了五十吊”请那骗子——云游道人给小团圆媳妇治病的时候,就由她自己申说得明明白白的:她来到我家,我没给她气受,哪家的团圆媳妇不受气,一天打八顿,骂三场。可是我也打过她,那是我要给她一个下马威。我只打了她一个多月,虽然说我打得狠了一点,可是不狠哪能够规矩出一个好人来。我也是不愿意狠打她的,打得连喊带叫的,我是为她着想,不打得狠一点,她是不能够中用的。……这老胡家的婆婆为什么坚信她的小团圆媳妇必得狠狠地“管教”呢?小团圆媳妇有些什么地方叫她老人家看着不顺眼呢?因为那小团圆媳妇天来到老胡家就由街坊公论判定她是“太大方了”,“一点也不知道羞,头一天来到婆家,吃饭就吃三碗”,而且“十四岁就长得那么高”也是不合规律,——因为街坊公论说:这小团圆媳妇不像个小团圆媳妇,所以更使她的婆婆坚信非严加管教不可,而且更因为“只想给她一个下马威”的时候,这“太大方”的小团圆媳妇居然不服管教——带哭连喊,说要回“家”去——所以不得不狠狠地打了她一个月。
街坊们当然也都是和那个小团圆媳妇无怨无仇,都是为了要她好,——像一个团圆媳妇。所以当这小团圆媳妇被“管教”成病的时候,不但她的婆婆肯舍大把的钱为她治病(跳神,各种偏方),而众街坊也热心地给她出主意。
而结果呢?结果是把一个“黑乎乎的,笑呵呵的”名为十四岁其实不过十二,可实在长得比普通十四岁的女孩子又高大又结实的小团圆媳妇活生生“送回老家去”!
呼兰河这小城的生活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声响和色彩的,可又是刻板单调。
呼兰河小城的生活是寂寞的。
萧红的童年生活就是在这种样的寂寞环境中过去的。这在她心灵上留的烙印有多么深,自然不言而喻。
无意识地违背了“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思索而生活”的老胡家的小团圆媳妇终于死了,有意识地反抗着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思索而生活的萧红则以含泪的微笑回忆这寂寞的小城,怀着寂寞的心情,在悲壮的斗争的大时代。
四
也许有人会觉得《呼兰河传》不是一部小说。
他们也许会这样说:没有贯串全书的线索,故事和人物都是零零碎碎,都是片段的,不是整个的有机体。
也许又有人觉得《呼兰河传》好像是自传,却又不完全像自传。
但是我却觉得正因其不完全像自传,所以更好,更有意义。
而且我们不也可以说:要点不在《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而在它于这“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有讽刺,也有幽默。开始读时有轻松之感,然而愈读下去心头就会一点一点沉重起来。可是,仍然有美,即使这美有点病态,也仍然不能不使你炫惑。
也许你要说《呼兰河传》没有一个人物是积极性的。都是些甘愿做传统思想的奴隶而又自怨自艾的可怜虫,而作者对于他们的态度也不是单纯的。她不留情地鞭笞他们,可是她又同情他们:她给我们看,这些屈伏于传统的人多么愚蠢而顽固——有时甚至于残忍,然而他们的本质是良善的,他们不欺诈,不虚伪,他们也不好吃懒做,他们极容易满足。有二伯,老厨子,老胡家的一家子,漏粉的那一群,都是这样的人物。他们都像下等的植物似的,只要极少的水分,土壤,阳光——甚至没有阳光,就能够生存了,磨倌冯歪嘴子是他们中间生命力强的一个——强得使人不禁想赞美他。然而在冯歪嘴子身上也找不出什么特别的东西,除了生命力特别顽强,而这是原始性的顽强。
如果让我们在《呼兰河传》找作者思想的弱点,那么,问题恐怕不在于作者所写的人物都缺乏积极性,而在于作者写这些人物的梦魇似的生活时给人们以这样一个印象:除了因为愚昧保守而自食其果,这些人物的生活原也悠然自得其乐,在这里,我们看不见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也看不见日本帝国主义那种血腥的侵略。而这两重的铁枷,在呼兰河人民生活的比重上,该也不会轻于他们自身的愚昧保守罢?
五
萧红写《呼兰河传》的时候,心境是寂寞的。
她那时在香港几乎可以说是“蛰居”的生活。在一九四年前后这样的大时代中,像萧红这样对于人生有理想,对于黑势力作过斗争的人,而会悄然“蛰居”多少有点不可解。她的一位女友曾经分析她的“消极”和苦闷的根因,以为“感情”上的一再受伤,使得这位感情富于理智的女诗人,被自己的狭小的私生活的圈子所束缚(而这圈子尽管是她咒诅的,却又拘于惰性,不能毅然决然自拔),和广阔的进行着生死搏斗的大天地完全隔绝了,这结果是,一方面陈义太高,不满于她这阶层的智识分子们的各种活动,觉得那全是扯淡,是无聊,另一方面却又不能投身到农工劳苦大众的群中,把生活彻底改变一下。这又如何能不感到苦闷而寂寞?而这一心情投射在《呼兰河传》上的暗影不但见之于全书的情调,也见之于思想部分,这是可以惋惜的,正像我们对于萧红的早死深致其惋惜一样。
茅 盾
一九四六年八月,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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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列入《亚洲周刊》评选的“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排第9位。
1999年列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北京图书大厦联合发起选出的“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书单。
以小说作者萧红为主人公的电影《黄金时代》通过汤唯演绎后受到观众热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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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是*有前途的女作家,看来她有可能接替丁玲女士,正如丁玲接替了冰心女士。
——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鲁迅
也许有人会觉得《呼兰河传》不是一部小说。
他们也许会这样说:没有贯串全书的线索,故事和人物都是零零碎碎,都是片段的,不是整个的有机体。
也许又有人觉得《呼兰河传》好像是自传,却又不完全像自传。
但是我却觉得正因其不完全像自传,所以更好,更有意义。
而且我们不也可以说:要点不在《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而在它于这“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著名作家茅盾
在死水一般的生活里,*起着作用的是历史的惰性力量。呼兰城的子民们正是无怨无尤地在祖先给他们准备好的成规中生活着。稍有“反常”,就不能为人们接受,就连那小城里的牙科医生广告牌子上的“牙齿太大”,就使得人们“害怕”而不敢问津了。对统治古老中国的历史的惰性力量,鲁迅作了广阔的探索与开掘,萧红却只集中于一点,“不把人当作人”。一生受尽坎坷欺辱、创伤累累的萧红,对于“人”的尊严,有着一种近乎神经质的敏感,哪怕是*微小的无心的贬抑和伤害,都会引起她心灵的颤栗,无尽的哀怨。她不无恐怖地发现:在中国普通百姓中,“人”不是“人”,已经成了生活的常态、常规、常理,而“人”要成为“人”,却十分的自然地(用不着谁下命令!)被视为大逆不道,这已经成为一种病态的社会心理与习惯,如鲁迅所说的那样,构成了“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古来不晓得死了多少人物!”……《呼兰河传》里的小团圆媳妇,因为“笑呵呵”的,因为“两个眼睛骨碌骨碌的转”,因为“坐到那儿坐得笔直”,因为“走起路来,走得风快”——多少有点“人”的模样儿,就被认为“不像个团圆媳妇了”!人们就有权骂她、打她,有权用烙铁烙她,把她放到热水锅里去烫去煮,一直到“伸腿”“完事”!而且这还是“为她着想”,出于一片“善心”。不要以为这里有半点虚伪做作,这一切确确实实充满了善良和真诚。然而,这搀杂着善良的残忍,不是更令人发指么?萧红的作品里,甚至像赵太爷、鲁四老爷这样的代表社会邪恶势力的反动人物都不曾出现,有的只是“柳妈”——“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的善男信女们。正是这些善男信女和小团圆媳妇们的矛盾冲突,构成了萧红笔下的悲喜剧。这是更深刻的悲剧:吃人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已经渗透到民族意识与心理之中,成为“历史”的力量,“多数”的力量。这是更普遍的悲剧:古往今来,直接死于统治者屠刀下的人少,更多的却死于“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的不见血的“谋杀”之中,这难道不是一个痛苦的、令人难以接受的铁的事实?站在历史的高度上看,这又何尝不是一出民族的愚昧、人性的扭曲的喜剧?——然而,对于一个真正的爱国者,是怎么也笑不出来的啊!茅盾说,读萧红的作品,“开始读时有轻松之感,然而愈读下去心头就会一点一点沉重起来”。人们从萧红作品中得到的感受,与读鲁迅作品竟是这样的相似!
——钱理群(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
《十月》,1982年第1期
《呼兰河传》以更加成熟的艺术笔触,写出作者记忆中的家乡,一个北方小城镇的单调的美丽、人民的善良与愚昧。萧红小说的风俗画面并不仅为了增加一点地方色彩,它本身包含着巨大的文化含量与深刻的生命体验。“呼兰河这小城里住着我的祖父”,这一句几乎可以看作是全篇的主题词。从她的作品视界所能看到的故乡人民的生活方式,几乎便是无生活方式:吃,睡,劳作,像动物一般生生死死,冷漠死灭到失去一切生活目标,失去过去和未来。在这样的停滞的生活中是必然产生小团圆媳妇的悲剧的。但这里的“城与人,少女与老人,生者与逝者”的关系中,也存在着生命中的永恒。
萧红小说的文化形态因为本真,因为原始,所以在表现传统的落后文化对人的戕害,及对中国社会滞后发展的作用上,在展现并于生与死、关于空间的永存、时间的永动等生命体验方面,提供了一部形象的文学样品。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著名学者):《中国现代文学
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诚然,萧红不只写了“童心世界”,但萧红的确写了童心世界,而且那是她作品中*有光彩的世界。你会亲切地回味到《牛车上》一片稚气中的盎然情趣,和《后花园》、《小城三月》、《呼兰河传》(在我看来,这些是萧红作品中*美的篇什)中“童心”对于“世界”的覆盖。……你得承认,“童年印象”是她的作品中*审美价值的部分。我非但无意于贬抑,而且以为这种形象记忆、情绪记忆以至感觉记忆的能力,是她的文学才能的独特证明。
曾经有过那样多的作家尝试复原自己失落了的“童心世界”,成功者却屈指可数。成功从不来自对儿童的模仿,而来自在时间的迁流中不曾失去的儿童的生动感觉,不曾失去的儿童特有的世界模型,尤其“整合”世界形象的感性才能。凭着这才能,他们才有可能重造童年,像萧红这样。
——赵园(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论萧红小说
兼及中国现代小说的散文特征》,选自《论小说十家》(修订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
……萧红可算是个所谓“内观”和“自传体”型的作家;她能生动地将她周遭的景色人物呈现在读者前。因此,她*成功和*感人的作品,大多是经由她个人主观和想象,将过去的事,详尽、真实地再创造。《后花园》、《手》、《牛车上》以及《家族以外的人》都是此中的好例证。……她*后的杰作《呼兰河传》,可说是她这种体裁的延续并且是她的*之作。
……笔者认为《呼兰河传》是萧红的代表作。文评家们在时空上距战时的中国越远就越认为该书是写作技巧上*成功之作。这一看法,即为此书不朽的*有力例证。
——葛浩文(美国著名汉学家、翻译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萧红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第三章(节选)
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住着我的祖父。
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
我家有一个大花园,这花园里蜂子,蝴蝶,蜻蜓,蚂蚱,样样都有。蝴蝶有白蝴蝶,黄蝴蝶。这种蝴蝶极小,不太好看。好看的是大红蝴蝶,满身带着金粉。
蜻蜓是金的。蚂蚱是绿的。蜂子则嗡嗡的飞着,满身绒毛,落到一朵花上,胖圆圆的就和一个小毛球似的不动了。
花园里边明晃晃的,红的红,绿的绿,新鲜漂亮。
据说这花园,从前是一个果园。祖母喜欢吃果子就种了果园。祖母又喜欢养羊,羊就把果树给啃了。果树于是都死了。到我有记忆的时候,园子里就只有一棵樱桃树,一棵李子树,因为樱桃和李子都不大结果子,所以觉得它们是并不存在的。小的时候,只觉得园子里边就有一棵大榆树。
这榆树,在园子的西北角上,来了风,这榆树先啸,来了雨,大榆树先就冒烟了。太阳一出来,大榆树的叶子就发光了,它们闪烁得和沙滩上的蚌壳一样了。
祖父一天都在后园里边,我也跟着祖父在后园里边。祖父戴一个大草帽,我戴一个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当祖父下种种小白菜的时候,我就跟在后边,把那下了种的土窝,用脚一个一个的溜平,哪里会溜得准,东一脚的,西一脚的瞎闹。有的把菜种不单没被土盖上,反而把菜子踢飞了。
小白菜长得非常之快,没有几天就冒了芽了。一转眼就可以拔下来吃了。
祖父铲地,我也铲地。因为我太小,拿不动那锄头杆,祖父就把锄头杆拔下来,让我单拿着那个锄头的“头”来铲。其实哪里是铲,也不过爬在地上,用锄头乱勾一阵就是了。也认不得哪个是苗,哪个是草。往往把韭菜当做野草一起的割掉,把狗尾草当做谷穗留着。
等祖父发现我铲的那块满留着狗尾草的一片,他就问我:
“这是什么?”
我说:
“谷子。”
祖父大笑起来,笑得热了,把草摘下来问我:
“你每天吃的就是这个吗?”
我说:
“是的。”
我看着祖父还在笑,我就说:
“你不信,我到屋里拿来你看。”
我跑到屋里,拿了鸟笼上的一头谷穗,远远的就抛给祖父了。说:
“这不是一样的吗?”
祖父慢慢的把我叫过去,讲给我听,说谷子是有芒针的。狗尾草则没有,只是毛嘟嘟的真像狗尾巴。
祖父虽然教我,我看了也并不细看,也不过马马虎虎承认下来就是了。一抬头看见了一个黄瓜长大了,跑过去摘下来,我又去吃黄瓜去了。
黄瓜也许没有吃完,又看见了一个大蜻蜓从旁飞过,于是丢了黄瓜又去追蜻蜓去了。蜻蜓飞得多么快,哪里会追得上。好则一开初也没有存心一定追上。所以站起来,跟了蜻蜓跑了几步就又去做别的去了。
采一个倭瓜花心,捉一个大绿豆青蚂蚱,把蚂蚱腿用线绑上,绑了一会,也许把蚂蚱腿就绑掉,线头上只拴了一只腿,而不见蚂蚱了。
玩腻了,又跑到祖父那里去乱闹一阵。祖父浇菜,我也抢过来浇,奇怪的就是并不往菜上浇,而是拿着水瓢,拼尽了力气,把水往天空里一扬,大喊着:
“下雨了,下雨了。”
太阳在园子里是特大的,天空是特别高的,太阳的光芒四射,亮得使人睁不开眼睛,亮得蚯蚓不敢钻出地面来,蝙蝠不敢从什么黑暗的地飞出来。是凡在太阳下的,都是健康的,漂亮的,拍一拍连大树都会发响的,叫一叫就是站在对面的土墙都会回答似的。
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似的。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蝴蝶随意的飞,一会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又从墙头上飞走了一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这个。
只是天空蓝悠悠的,又高又远。
可是白云一来了的时候,那大团的白云,好像翻了花的白银似的,从祖父的头上经过,好像要压到了祖父的草帽那么低。
我玩累了,就在房檐底下找个阴凉的地方睡着了。不用枕头,不用席子,就把草帽扣在脸上就睡了。
永久的憧憬和追求(附录一)
一九一一年,在一个小县城里边,我生在一个小地主的家里。那县城差不多就是中国的东北部——黑龙江省——所以一年之中,倒有四个月飘着白雪。
父亲常常为着贪婪而失掉了人性。他对待仆人,对待自己的儿女,以及对待我的祖父都是同样的吝啬而疏远,甚至于无情。
有一次,为着房屋租金的事情,父亲把房客的全套的马车赶了过来。房客的家属们哭着,诉说着,向着我的祖父跪了下来,于是祖父把两匹棕色的马从车上解下来还了回去。
为着这两匹马,父亲向祖父起着终夜的争吵。“两匹马,咱们是不算什么的,穷人,这两匹马就是命根。”祖父这样说着,而父亲还是争吵。
九岁时,母亲死去。父亲也就更变了样,偶然打碎了一只杯子,他就要骂到使人发抖的程度。后来就连父亲的眼睛也转了弯,每从他的身边经过,我就像自己的身上生了针刺一样:他斜视着你,他那高傲的眼光从鼻梁经过嘴角而后往下流着。
所以每每在大雪中的黄昏里,围着暖炉,围着祖父;听着祖父读着诗篇,看着祖父读着诗篇时微红的嘴唇。
父亲打了我的时候,我就在祖父的房里,一直面向着窗子,从黄昏到深夜——窗外的白雪,好像白棉一样的飘着;而暖炉上水壶的盖子,则像伴奏的乐器似的振动着。
祖父时时把多纹的两手放在我的肩上,而后又放在我的头上,我的耳边便响着这样的声音:
“快快长吧!长大就好了。”
二十岁那年,我就逃出了父亲的家庭。直到现在还是过着流浪的生活。
“长大”是“长大”了,而没有“好”。
可是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有温暖和爱。
所以我就向这“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一九三六,十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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