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千心理·依恋的形成：母婴关系如何塑造我们一生的情感

母婴关系是一座宝藏，它蕴含着无数线索，能够解答深深触动每个人心灵的疑问——

“我如何成了今天的我？”

●我们的人格是怎样形成的？

●童年时期我们与父母的角力，为何会在我们成年后重现于我们和其他人的相处之中？

●为什么我们明明讨厌父母的某些行为，却会无法克制地将其施加于自己的孩子？

……

本书作者心理学家及专栏作家罗伯特·凯伦博士，从追溯依恋理论的历史出发，对大众习以为常的现象进行了敏锐而深刻的剖析，从而解答了人类情感生活中那些一直令人感到困惑、棘手的众多根本性问题；二十年来，始终备受英文读者推崇。

★美国亚马逊读者评论选摘（2017年4月）：

明明是临床理论，读起来却像一部小说！了不起的研究，了不起的文笔。凯伦博士，谢谢你！

★美国亚马逊读者评论选摘（2008年1月）：

这本书我才读了2/3，但我忍不住要说：它让我大开眼界。作者罕见地同时具备了专家的学术素养、综合运用多个领域文献的能力、非凡的写作天分、处理棘手议题时迎难而上的意志以及面对读者的真诚之心——没有丝毫自说自话的企图，对读者的智力给予充分的尊重。这本书信息量较大，其中有些部分也许会令普通人觉得吃不消。然而，作者一直牢牢把握着叙述的线索，吸引我不断地读下去，学下去，并且对他将所有这些材料优美地组织起来的能力，感到由衷的钦佩。

★美国亚马逊读者评论选摘（1998年6月）：

这本书写的非常好，外行人也很容易读懂。它用优雅的笔触介绍了许多复杂的观点和事件，对依恋理论的总结可谓面面俱到，对专业人士和外行人来说同样都非常有用。我并不是学心理学的，但凯伦博士的这本书帮了我大忙。是温暖的人性和对社会的深刻关怀促使他就依恋理论为人们提供了科学的指引。因此，我想向所有心理学专业人士、老师、政策制定者，以及其他和孩子们一起工作的人推荐这本书。同时，我也要向那些正在叩问自己心灵的人强烈推荐这本书！

本书旨在帮助每一位读者科学认识依恋理论，回溯自己的早期经历，深层次地理解人性，摆脱抑郁、愧疚和怨恨，打破与孩子、爱人、父母的关系困局，找回真实的亲密感和幸福感。

本书为您解答了以下问题：

1.“世人都说妈妈好”，那么母亲对孩子的重要性究竟源于乳汁，还是感情？为什么？有何证据？

2.“母爱”有可能测量出来吗？为什么？有何证据？

3.“母爱”与孩子日后的人格、情感和智力发展等方面有怎样的关系？为什么？有何证据？

4.孩子的个性是天生注定的，还是后天塑造的？为什么？有何证据？

5.双职工家庭应当选择怎样的托儿所，对婴幼儿才*好？为什么？有何证据？

6.当孩子胆小、黏人、暴躁、叛逆、偷窃、滥交、厌恶学校、离家出走，有可能改变这种局面吗？为什么？有何证据？

7.当父母对于抚育孩子感到迷茫、排斥、焦虑、愧疚、愤怒、抑郁、力不从心、走投无路，有可能改变这种局面吗？为什么？有何证据？

8.我们似乎会反复爱上同一种类型的人，又反复失败，这与我们的原生家庭有关系吗？为什么？有何证据？

9.原生家庭带给我们的消极影响，成年后应该怎样去改变？为什么？有何证据？

10.当人类站在工业城市回望田园时代，是否能找到线索帮助我们获得心灵深处的安详？为什么？有何证据？

引言　我们如何成了今天的样子？

第一部分 孩子需要什么？

第1章　母爱：最坏的情况

第2章　走进鲍尔比：探究关系理论

第3章　鲍尔比和克莱因：幻想与现实

第4章　精神病态者的形成：44个少年犯

第5章　战号吹响：世界卫生组织报告

第6章　第一战场：“两岁儿童就医”

第7章　小鹅与小孩：依恋理论的诞生

第8章
“给鹅做什么精神分析？”：混乱、敌对与争论

第9章　猴子之爱：温暖、安全、持续性

第二部分 突破：抚养方式分析

第10章　安斯沃思在乌干达

第11章　陌生情境实验

第12章　第二战场：安斯沃思的美国革命

第三部分 早期依恋的命运

第13章　明尼苏达研究：抚养方式与人格发展

第14章　母亲、父亲和外部世界：依恋品质及童年关系

第15章　心智结构：建立人类联结的模型

第16章　黑箱重启：梅因的伯克利研究

第17章　探身触爱：焦虑型依恋儿童的策略、防御及改变的概率

第18章　不堪的需求，丑陋的我：焦虑型依恋与羞耻

第19章　新一代反对者：研究结果的争议

第四部分 放父母一马！新一轮先天与后天之争

第20章　天生如此？切斯与困难儿童

第21章　生物决定论的复兴：气质之辩

第22章　怒及托儿所：婴儿日托之战

第23章　惊人的调谐：婴儿不为人知的情绪生活

第五部分 成年期的依恋遗产

第24章　祖辈的残迹：传递不安全型依恋

第25章　成年期依恋：安全基地与绝望的内在小孩

第26章　重复与改变：走出不安全型依恋

第六部分 一项理念的长征

第27章　回避型社会：焦虑型依恋的文化根基

第28章　回望：鲍尔比与安斯沃思

附录　安全型依恋与焦虑型依恋的典型模式

致谢

引言

我们如何成了今天的样子？

每个人都在追寻美好的爱，但我们对爱的理解（和误解）却各不相同。我们不确定自己想要在多大程度上拥有爱，我们怀疑自己能否得到爱，甚至怀疑自己是否值得被爱。有的人一再与家人、伴侣和孩子重复无效的互动模式，以至于我们开始怀疑：我们究竟有没有能力建立起亲密自在的关系？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好像生活在父母的影子里，怎么努力都无法逃出命运的既定轨道。我们想知道：我们的童年，尤其是我们生命中的第一条感情纽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成年后爱与被爱的能力？

我儿子两岁半的时候，我见到一个大他一些的男孩儿，大概3岁，他从游乐场的滑梯上摔下来，嘴唇出了血。他站在原地，举起手臂，开始大哭。他的妈妈就坐在不远处的长椅上，然而，他没有走向妈妈，也不去寻求她的注意，甚至看都没看她一眼。不过，他的妈妈还是及时反应过来，把他抱了回去，放在腿上。这个小家伙继续号啕大哭，他的肢体僵硬，并不配合妈妈，似乎抱着他的只是一个陌生人。与此同时，他妈妈在包里翻找着纸巾，并且始终以一种机械的，甚至有些恼人的语气喋喋不休，似乎与在她怀里挣扎的小男孩彼此隔绝。

孩子的伤口最终得到了照料，但他的情感需求分明被忽视了。虽然他坐在妈妈腿上，但他的双腿却一直尴尬地晃动着，而妈妈也一直没有停下来回应他的哭泣，没有搂着他、亲吻他，也没有慈爱地注视他。相反，她在他的哭泣声中保持着自己那种奇怪的嘀嘀咕咕。曾有一位患者告诉我：“只有在我受伤或是生病的时候，妈妈才会对我表达爱意。”可是在这个例子中，这位母亲在儿子受伤的时刻也没能显露出她的爱意。而我深信，对这个小男孩而言，嘴唇受伤的疼痛远不及自己的哭泣无人理睬、没有回应的痛苦。

这样的亲子关系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这位母亲情感上的冷漠对她的儿子会有怎样的影响呢？孩子受伤后的恐慌表现，以及他在整个过程中不去靠近母亲，甚至看都不看她一眼，能否说明他根据以往经历，已经预料到母亲在情感上的疏离态度？在孩子十分需要情感抚慰的时候，母亲却拒绝他—如果我在操场上目睹的这一幕代表了她的育儿风格，那么，她的这种做法在多大程度上是孩子的先天气质（或许这个小男孩十分敏感或暴躁易怒）所致？又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她婚姻（假设她并非单身）质量的影响—也许她的丈夫颇为冷淡，没有给予她支持？她背负的责任，以及来自外界的帮助或者帮助的缺失，对此又有多大的影响？今天她会有这样的反应，能否从她自己童年时父母对她的抚育中推知？

最后，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这个小男孩长大之后会是什么样子？如果说我所目睹的就是她的一贯做法，那么这个孩子的情绪发展是不是一定会受损？他将来的亲密关系会不会受此牵连？他会变得黏人，还是孤僻？独处的时候，他会感到悲伤绝望吗？会不会无论怎样努力，他仍然无法觉得自己是个不错的人？他以后会变成一个疏远甚至残酷对待孩子的父亲吗？或者，他可以摆脱幼年时母亲对他的影响，转而从别处吸取养分茁壮成长吗？是什么决定了他的人生走向，他自身的努力—或是爱他的人的帮助—能否改变这一走向？

如今，诸如此类的根本问题摆在了心理学家们面前，它们仅仅是这场错综复杂的辩论中的一部分。心理学家争论着孩子们需要什么，如何给予他们，父母的抚育方式、日托、领养以及激荡着学术界、立法界、媒体乃至街头巷尾的一些基本心理学问题。这场辩论不仅关乎我们的孩子，也关乎我们自己的未来。争论愈演愈烈，问题也越来越深刻，例如：人如何发生改变？心理治疗是否应当处理早期经历和内在驱力问题，还是仅仅关注情绪与行为表现？而诞生于英国精神分析界、成长于美国发展心理学系的依恋（attachment）理论，成为了这场科学与社会风暴的中心。这一理论涵盖了亲子之间感情纽带的品质和强度，形成和发展，损坏和修复，以及分离、丧失、伤害与剥夺的深远影响等。除此之外，它还是一门关于爱的理论，认为爱占据着人类生活的核心位置。

这段理解亲子感情纽带的艰难历程之所以深深触动我们，是因为直觉告诉我们，研究人生中第一段关系，有助于我们弄清自己如何成为今天的样子。我们怀疑，游乐场上那个小男孩和他妈妈之间的事也许意义重大。还有一些人确信，我们养育自己的孩子时会重蹈我们父母的覆辙，这种观点广为传播，已不容我们掩耳盗铃。有相当一部分施虐者小时候曾经遭受虐待，而且临床证据表明，不少程度较轻的痛苦也被传递给了下一代。以为自己正在以恰当的方式教育孩子，而耳中却听到自己在复述以前母亲训斥自己时那些令人怨恨的话—这种可怕的体会，又有哪个母亲不曾有过？

这套关于有害继承的说法似乎无懈可击，但却没有任何实证证据支撑。的确，几十年前，有关母婴纽带的任何方面都尚未形成权威的学术意见，至于这一关系中的消极和积极影响如何发生代际传递，就更别提了。怎样的早期经历会让一个孩子觉得：人类世界是美好的，自己是个有价值的人？一个孩子要向外探索，发展健康的同伴关系，在逆境中保持坚韧，他的信心该源自何处？什么样的父母容易养育出缺乏安全感的孩子？用什么办法能够改变这类父母或者为他们提供帮助？如今母亲留在家里的时间越来越少，而破裂或重组的家庭数量日益增多，找出上述问题的答案，也变得更加紧迫。

婴儿期十分重要，在这个阶段，人格和人际关系的基调开始确定。婴儿感到自己就是宇宙的中心，期待自己一直被宠爱、被照料，然而，我们不得不超越这样的需求。在婴儿期，怒火有如一场大灾难，每次爆发时都试图毁灭一切，所以我们要学习控制自己的愤怒。我们要学着理解，愤怒是可以被原谅、被修复的；人与人能够相互滋养，我们要学着对此树立信心。然而，由于长大的我们记不起自己的早期经历，婴儿又无法准确表达他们的感受，因此婴儿成了我们异常陌生的个体，他们的内心世界发生了什么，我们只能推测。他们到底是谁，是否属于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心理学家们划分的成长阶段，宝宝是如何走过的？对他们来说，父母究竟意味着什么？—上述课题一直停留在猜测、浪漫、幻想的范畴内，有些甚至极为荒诞。只要想一想仅仅发生在几十年前的先天与后天的争论仍然如此粗糙，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我们对婴儿的认识还十分原始。

以“优生运动”（eugenics
movement）为代表的一些观点认为，婴儿是一套遗传结构，只要剔除不利的遗传结构（如不健康的、智力或道德低下的人），人类就能趋向完美。他们将行为失常或情绪失常的孩子（比如智力残疾患儿）视为不幸的先天产物，主张禁止这些人繁殖后代。此类遗传论的代表人物是阿诺德·格塞尔（Arnold Gesell）。他是一位杰出的美国儿科医生，也是一位发展心理学先驱。他最先提出儿童的发展有一个内在“时间表”。虽然他觉得应该善待儿童，但他也坚信儿童的成长方向与抚养方式基本无关。“（儿童）生来就有朝最优发展的强大本能，”他写道，“总能适应我们的抚育，趋其利，避其害。”

而另一边则是以心理学家约翰·B. 华生（John B. Watson）为代表的行为主义学派。华生认为，儿童完全是环境的产物，如同陶泥—或者白板，约翰·洛克（John Locke）两百年前如是写道—在父母等社会外力下成型。他认为，母亲的关爱对孩子的性格养成不利，诸如一哭就抱、一饿就喂之类的做法都算是娇生惯养。华生在1928年出版的育儿著作（格塞尔写有上述言辞的书于同年出版）中写道：

对待他们要像对待大人一样。给他们穿好衣服，小心地给他们洗澡。你的一言一行，不能被自己的感情左右，而且一定要坚决。不要拥抱、亲吻他们，不要让他们坐在你的腿上。如果你非要这么做，那么就在说晚安的时候亲一下他们的额头。早上与他们握手。如果他们出色地解决了棘手问题，就拍拍他们的脑袋。

但是，精神分析师们有着与众不同的见解。虽然精神分析也强调某些方面的遗传构成—特别是性驱力与攻击驱力的强弱，以及对这些驱力进行自我调节的难易程度—但是，许多精神分析师都认为，对情绪的健康发展来说，母婴关系也同样重要。可以说，精神分析师也是环境论者；但不同于华生的是，他们希望儿童的成长环境尽可能地充满爱意。这一派的代表人物就是依恋理论的创始人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鲍尔比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生命中的第一段关系（往往是母婴关系）决定了我们日后是否能够幸福。与华生和格塞尔不同，鲍尔比认为婴儿不仅需要，而且会主动寻求富于爱意的关系。他写道：

婴儿刚出生的时候，没有辨识能力，甚至连是人是物也分不清。但是一周岁的孩子多半已经是识人的好手了。他不仅能迅速区分家人与陌生人，还能分辨出最喜欢的一个或几个人。见到这些人时，他会面露喜悦，与之分离时，他会紧紧跟随，看不见对方时，他会四下寻找。这些人消失不见会让他焦虑、难过，而这些人的出现会带给他宽慰和安全感。他其余的情感生活似乎也建筑在这一基础之上—没有这一基础，他将来的幸福和健康就会有危险。

鲍尔比活了八十多岁，在此期间，哲学与精神分析发生了很大改变，起初，人们将个体视为孤立的能量系统，后来则认为，人根植于关系。但有别于其他精神分析师的是，鲍尔比同时还是一位科研工作者，他广纳动物研究、系统理论、认知心理学以及行为学的知识，耕耘不辍，才使得弗洛伊德早期的动机理论与时俱进。不过，他的研究备受争议，无法得到大多数同行的认可。

但是，20世纪60年代初，一位加拿大心理学家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开展了一项婴儿研究，证实了鲍尔比之前的许多言论。这位心理学家名叫玛丽·安斯沃思（Mary Ainsworth），曾与鲍尔比共事，是其观点的拥护者。在那个年代，她和同事独辟蹊径，细致入微地观察身处家中的母亲和婴儿，发现了这些母亲在一些基本事项（如喂食、哭泣、拥抱、眼神接触、微笑等）上回应婴儿的方式。当这些孩子12个月大的时候，安斯沃思把他们和母亲一起请到实验室，用“陌生情境实验”（strange situation）程序进行了观察。她的此次发现影响了心理学、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界，后来她与鲍尔比齐名，成为世人敬仰和非难的对象。

安斯沃思的研究证明，母婴之间的安全型依恋（secure
attachment）对孩子的心理发展意义重大，而孩子只会对特定类型的母亲—如热情、敏锐、积极响应、可以依靠等—产生安全型依恋。她认为，安全型依恋是心理健康的基础，它给予孩子受到守护的信心，进而拥有建立满意的人际关系的能力。而不安全型依恋（insecure attachment）又称焦虑型依恋（anxious
attachment），其表现包括自卑、关系受损、无法向他人寻求帮助、只能以无效的方式向他人寻求帮助等，它会贯穿孩子的一生，导致人格发展紊乱。后续研究表明，美国的中产阶级家庭中，近1/3的孩子为不安全型依恋，而且它还会代代相传。在贫穷、不稳定的家庭中，这个比例更高。

依恋研究让心理学家们兴奋不已，一个原因是，它终于为我们提供了解答某些心理问题之谜的实证证据，而且，以前只能依靠推测的育儿问题，如今有了权威的答案。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例子：行为主义理论多年来一直告诫母亲，宝宝哭闹时不能抱。虽然这违背常理，但行为主义者坚持说，抱起孩子之后，孩子会哭得更凶，长此以往，你会发现自己养出了一个可怕的爱哭鬼。而依恋研究则反驳了这种说法（至少在大原则上）。

的确，依恋理论最广阔的前景在于，它有望回答有关人类情感生活的一些根本问题：我们怎么知道该向他人期许什么？在一段亲密关系中，我们怎样看待自己？我们为何采用一些无效策略，奢求小时候（往往是潜意识里）认为得不到的爱？我们如何继承了父母的育儿方式？依恋学者们研究了与不安全型依恋相伴随的幻想，试图搞清楚，不同类型的不安全型依恋儿童，会有哪些具体的失常表现，如攻击性过强、退缩、黏人、辍学，等等。而最为惊人且争议十足的说法或许是：孩子12个月大时的不安全型依恋，不仅可以用来预测其3岁、5岁、7岁或14岁时的行为（已经得到研究证实），还能预测其20岁、30岁乃至70岁时的恋爱选择、育儿模式、婚姻质量和老年问题。还有一点也很重要—依恋研究者试图证明，不安全型依恋是可以改变的。童年时的家庭内部调适可以改变儿童的早期依恋类型，或是成年之后，勇敢释怀早期经历，依恋类型也可能随之转变。

围绕上述问题的辩论一度达到白热化，有时候科学甚至向政治立场和个人情感让步。不但已确立的理论受到挑战，育儿方法也受到质疑；心理学家们也是普通父母，但他们养育孩子并不总是遵循鲍尔比和安斯沃思的理念。有关日托问题的论战是其中最激烈的。依恋理论认为，如果一岁之前开始全面日托，会对孩子（尤其是对某些孩子）造成不利影响。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依恋学者杰伊·贝尔斯基（Jay Belsky）表示担忧：未满一岁的婴儿每周的日托时间如果超过20个小时，孩子就有形成焦虑型依恋的重大风险，进而损害将来孩子与周围世界建立联结的每一次努力。不用多说，这样的论断引发了漫天的声讨和生硬的政治解读。

依恋理论也受到了女权主义者和在职母亲们的谴责，因为它似乎只强调孩子和母亲的关系。这一问题一直伴随着发展心理学，一部分原因是孩子的主要抚养者多是母亲，一部分原因是母亲比父亲好研究。强调主要抚养者以及婴儿的感受十分关键，这是因为在第一段关系中，如此多的要素开始萌芽，如此多的驱力开始作用。不过，即便如此，母婴关系也并非存在于真空环境之中，其他的影响因素还有：父子关系—在许多家庭中，待孩子长大一些，父亲的作用就开始凸显；父母之间的关系—可能是温暖的、敌对的、互助的、互损的；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以及出生顺序；整个家庭的动力学情况—包括了共同生活的其他重要家庭成员，如祖父母等；还有社区环境和文化价值观。如果不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母亲们便会觉得自己需要独力承担孩子未来的幸福，自然深感压力。大多数的依恋学者并不认为母亲要为孩子的心理健康负全责，但是在这些研究成果迈向普通民众的过程中，有些人走入极端，急切地把错全怪在母亲头上，激动地要求母亲改善。

经典精神分析学派、行为主义学派、先天遗传学派也提出了不少反对意见。他们质疑依恋理论的达尔文主义言论，即：新生儿被“预设”（prewired）好了，要寻求与母亲的联结。他们质疑依恋理论对婴儿如何理解、维系联结、吸取经验做出的解释。而他们最不赞同的或许是，母婴关系那么复杂，却被简化为三四种依恋类型。另外，依恋理论对人的气质天性重视不足，饱受诟病，有些人甚至认为，依恋研究的根基因此被动摇了。确实，近年来有研究表明，一出生就分开抚养的双胞胎尽管在不同的环境中长大，不少心理特征却惊人地相似。除此以外，人们还对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领养儿和亲骨肉进行了很多研究，随之而来的遗传决定论的复兴，也是不容小视的。

尘埃尚未落定。不过，争议的存在有助于各方去完善自己的理论。所以，先天与后天之争将有可能超越它过于简化的两端，综合发展，并带领我们更加接近真理—现在，这种可能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

或许我已经扯得太远。接下来，我要给你讲一个故事，它围绕着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研究发现和学术之争，引领我们从对母婴纽带和亲子关系（即对孩子来说亲情纽带重不重要）的懵懂无知，走到了当前的知识繁荣。故事里包含了鲍尔比、安斯沃思及其后继者所做的工作，但是他们的点滴进展都离不开包括反对者在内的其他人的贡献，而我也试图传达出涓涓细流汇成知识海洋之感。我希望本书不仅能让读者了解儿童情感发展的原理，认识到它与成人生活的密切关联，还能陪伴读者完成一次自我发现之旅。这是因为，在阅读本书时，不去回想和深思自己的生活经历（包括幼年经历、为人父母的经历，以及恋爱或婚姻中与亲密伴侣相处的经历）几乎是不可能的。

利用创伤来推动知识进步，这样的做法在科学领域很常见，例如借助大脑某个部位或结构的损坏，为研究其功能打开突破口。对母婴纽带研究而言，创伤便是母爱的剥夺—孩子们早早就与母亲分开，或者根本没有母亲。孩子们经受的苦难，正是依恋理论的开端。

作者极为罕见地成功将复杂的心理问题用适合于普罗大众的语言表述出来。品读《依恋的形成》是如此引人入胜，其写作成就非凡。

——《当代心理学》（Contemporary
Psychology）

精神分析理论及研究是个晦涩难懂的神秘世界，而《依恋的形成》一书却是个机智过人、和蔼可亲的好向导。

——美国版Elle杂志

富于雄辩、充满戏剧性和启发性的大师之作。

——玛丽.安斯沃斯

心血之作……文笔优美，如沐春风，每一位父母或即将成为父母的读者都不应错过。

——迈克尔.巴斯克

第1章

母爱：最坏的情况

1937年，纽约精神分析师戴维·李维（David Levy）发表了对纽约儿童指导协会（Institute
for Child Guidance）里一名8岁女孩的观察研究报告。我称她为安娜。安娜是个私生女，从出生之日起，她便在若干寄养点之间辗转流离，直到6岁半才被人领养。刚见到安娜的时候，养父母觉得她是个可爱又机灵的孩子，但是把安娜领回新家之后，他们吃惊地发现，安娜看着自己的房间，居然没有一点儿反应。很快，养母又有了新的担忧。几周后，养母开始抱怨这孩子“外热内冷”，“她会亲你，但这不代表什么。”养父让养母不要担心，说孩子没事儿，只是需要一些时间去适应；而几个月过去后，养父也有了同样的担忧。他发觉，安娜总在欺骗和闪烁其词。李维深信这对夫妇是慈爱的父母。他注意到，他们还有一个亲生孩子，比安娜大4岁，感情丰富，适应得也很好。

养父母试图纠正安娜骗人的恶习，但一切都是徒劳。他们找来了一位心理医生。心理医生建议他们停止一切管教，代之以更多的关爱。又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发现，这个办法也不管用。安娜的老师抱怨说，安娜虽然聪明、成绩好，但总是心不在焉，对自己的表现也不自信。安娜被收养的一年半时间里，冷漠丝毫没有消融。“你根本走不进她的内心，”养父对李维说。而养母说：“我对她的了解和她刚来那天没有差别，我至今也搞不懂这孩子心里在想什么。”

在李维的报告中，最令人伤神的一句话可能是，这样的案例“每个从事儿童工作的人都不会觉得陌生”。但是在此之前，没有一个人公开提过。李维是美国儿童指导运动的领军人物，志在推动社会变革，保护儿童免受感情伤害。后来，他在精神病学领域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他是这方面的先驱之一，当时还有一些人在纽约从事同样的工作。他们最先把人们的目光引向了有重度心理问题的儿童，并促生了后来全球性的“母爱剥夺”研究。

无论是生母还是养母给予的爱，皆有益于婴儿的发展。我们沐浴着母爱成长，并对人、事、物发生兴趣，学习并掌握知识，为能成为家庭的一员而感到自豪。我们呀呀学语回应母亲；与她同乐，对她笑；我们与她玩耍，在互动中收获快乐；会爬行之后，我们急切跟随，不让她走远。我们觉得自己就是她的一部分，她开心，我们也会开心。后来，我们知道了分离，也感受到她的理解，这有助于我们理解自己，感觉到温暖、关爱和安全。在许多孩子的早期记忆里，母爱闪烁着真理之光，不会因为多年之后的讽刺、失败和纷扰而变得黯淡。

其实，母爱并不总像孩子想的那样闪闪发光。有时候妈妈没有来，有时候妈妈懵然不知，有时妈妈让我们不开心，可能因为她没有回应，可能因为外部刺激太强了，也可能因为我们无法释怀。可怕的憎恶在我们体内翻涌，世界也变得一片黑暗。我们开始满心邪念。我们嚎啕大哭，直到我们的血管似乎都要爆裂。到处都是恶魔，纯粹的恶魔：母亲是恶魔，孩子是恶魔。但是突然之间，太阳出来了，腾腾的毒气消散开来—纯洁而晴朗的母爱，又开始闪闪发光。

当然，许多孩子一出生就缺乏母爱。妈妈总是冷冷的，对他不闻不问；妈妈无法满足他热切的或情绪化的需要；妈妈自顾不暇，只想全心全意地对自己；妈妈心怀怨恨，时不时发火。然而，在某些重要的事情上，就算有一个不称职的、有问题的母亲，对孩子而言也是好的。她给孩子喂食，给孩子换尿布，带孩子去散步，哄孩子睡觉。尽管她的不称职，可能令孩子困扰一生，但是母爱的光辉总会照进来，让这个孩子知道自己有一个归宿。

可那些丧母或者被过早剥夺母爱的孩子呢？这样的类比还成立吗？我们是不是该认为，没了阳光，他们便会像植物一样枯萎？这些孩子还能否具备爱人和与人交际的能力？如果一个孩子基本的生理需求（如食物、庇护、干净舒适的环境）都能得到满足，却独独缺少爱，会怎么样？如果他一两岁了才有妈妈的陪伴，会怎么样？如果他小的时候居无定所，像邮寄包裹一样从一个妈妈身边到另一个妈妈身边，会怎么样？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在寄养儿童和由大家庭照看的孤儿身上。有前前后后这么多母亲，会和只有一个母亲一样好吗？如果孩子7岁多了才像安娜那样被人收养，会怎么样？正常的生活是否可以就此开始？—对这些极端情形的研究，揭开了我们理解母婴纽带的序幕。

早在1760年，一位西班牙主教就在日记中写道：“在弃儿收容所里，孩子变得悲伤，而且很多孩子死于悲伤。”但是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里，绝大多数的医生和科学家认为，进行儿童观察似乎无需感情用事，而赋予他们人性更是多余：这些小家伙还不是真正的人，它们不具有人类的感受，不会悲伤，不会孤独。如果它们的健康状况出现恶化，那一定是因为别的原因，例如体质差、染上疾病等，反正从情感与心理层面看，它们是不需要任何人的。

工业革命带来了母爱柔情以及天伦之乐—工业革命让父亲们离开家去从事生产，在公众的意识里，家成了女性的天堂，让她们免于男性主导的工作环境中的残酷竞争—可即便如此，研究者们对那些缺爱儿童的超然态度并没有发生多大的改变。一般来说，孤儿和弃儿还是会被送到收容所，而不是很快地安排寄养或收养。优生学派反对早期领养，理由是：等孩子长大一些，看看各方面有没有缺陷再决定比较好。他们鼓励想收养孩子的家庭延期收养，待孩子到了一定年龄，能看出与他们是否匹配之后再行动—蓝眼睛还是蓝的吗？头发的颜色与之前一样吗？智商够高吗？

与此同时，各地的保育机构开始关注抗菌，尽可能地避免人为介入或刺激，于是，他们在无意之间制造出了“情感无菌”环境。医院往往规定，父母不能探望生病住院的孩子，所以，有不少婴幼儿在医院里一年多也见不着妈妈。总的来说，母爱和母爱的替代品被放在了其他考量因素之后，也很少有人质疑这样做会造成什么损失。

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儿童精神疗法诞生了。一批医院率先设立了儿童精神病病房，全国各地的儿童指导中心里儿童人数激增，于是这一群体成了研究的热点。看起来，许多不好的势头都与缺乏母爱有关。当它们汇合在一起，就演变出一场无声的灾难。

机缘巧合之下，李维遇到了一些像安娜一样冷漠的孩子。那个时候，他在研究另一个课题—“母亲的过度保护”，即那些焦虑谨慎、过度操心的妈妈对孩子造成的影响。在研究过程中，他设置了一个对照组，主要由小时候缺乏母亲关怀、后来很难与养父母亲近的孩子组成。这个对照组引起了他的注意，因为这些孩子的状况都像安娜一样，令人担忧。其中一个孩子，是一名贵妇的私生子。他一出生就进了收容所，2岁的时候，又到了孤儿院，2岁3个月的时候，转到一个寄宿家庭，还差4个月就要满3岁的时候，终于被人收养。可是养母抱怨说，这个孩子对她的任何关爱都无动于衷，她拿他没辙。男孩被送到儿童指导中心时，李维说道：“他的养母觉得受了一年折磨，已经坚持不下去了。”

李维的研究对象具有很多共性：孩子居无定所，过了好几年才被领养；通常外表可爱，与谁都亲热，其实内心冷漠；他们普遍自卑；身染恶习，而且屡教不改，其中包括性骚扰、漫天扯谎、偷窃成癖、极易暴怒、需求幼稚，而且很难交到真正的朋友。他们养父母的感受也都差不多：痛苦、受挫、无可奈何。心理治疗对这些孩子好像完全不管用。在一个极端案例中，接受心理治疗但没有起色的孩子被养父母送到了维也纳，由一位阿德勒学派的精神科医生治疗了三年。但这个孩子回家后还是很寡情，攻击性的症状也更加明显。

李维总结道，这些孩子遭受着一种情感饥饿，他称之为“初级情感性饥饿”（primary affect hunger）。在这里，他不是说孩子们迫切需要母爱，而是说他们迫切需要在与母亲的日常接触中产生各种感受，甚至包括敌视情绪。“人体器官可能会缺乏发育所需的营养素，那么人的情感是否也会出现类似的缺乏症？”他想从失爱儿童身上找到答案。李维就这一问题发文，刊登在《美国心理学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上，但并没有引起关注，很快就被人们遗忘了。李维不知道的是，其他学者也遇到了和他一样的问题。

其中一位就是洛蕾塔·本德（Loretta
Bender），纽约表维医院（Bellevue
Hospital）全新儿童精神科服务的带头人。本德科室的很多孩子都患有器质性精神综合征，如脑炎后综合征、自闭症；没有器质性缺陷的孩子也都表现出重度的行为失调。这些孩子主要来自两家大型收容所。

第一家，犹太人孤儿院。在那里长大的孩子得到了悉心的照顾，身体健康。但是他们没接触过什么人，也没有什么玩具。本德认为，这一点导致了他们的行为障碍和语迟症。本德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了近三年半，她写道：“他们先是进了收容所，但是由于无法适应，又被尝试送到寄养家庭去，前后经历的家庭多达五六个，孩子的问题也愈发严重。”

当时与本德同科室的斯特拉·切斯（Stella
Chess）回忆说，这些孩子的问题太多了，从不会自己上厕所到不通人情，甚至与谁都很亲热。她说道：“他们的友善不分对象。养父母会发现，在大街上，孩子竟见人就叫‘爸爸’。一位母亲刚买了油毡（在当时是一种奢侈品），就被养子戳了个洞—他在模仿搬油毡的工人。这些孩子之前没有经验，不分好坏，所以没多久就会被送到下一个寄养家庭。这样的结果就是，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就无处可去了。到了五六岁，他们就会被送到我们科室。”

第二家，天使守护之家。它是天主教徒建的孤儿院，但“丝毫不为孩子的安全感着想”。与那时的许多孤儿院一样，这家孤儿院认为，孩子不应该对无法成为永久父母的人产生依恋。因此，他们每半年就给孩子换一个寄养家庭。这些孩子到了5岁左右，不仅不会产生依恋，还似乎对他人丧失了感觉。本德曾经描述说：

他们不会玩耍，没法融入，只能欺负别的孩子。他们离不开大人，可一让他们与人合作，他们就会暴怒。他们多动、注意力不集中；他们根本不懂人与人如何相处，而且……他们迷失在有害的、幻想出来的世界里，与真实的自我和生活渐行渐远。

她把这样的情形归为“病态人格”（psychopathic
personalities），认为这是性格形成阶段的情感剥夺造成的。

与所有的病房一样，表维医院的病房也十分注重抗菌。人们认识到，只要是孩子多的地方，传染病就会疯狂蔓延。19世纪中叶巴斯德发现细菌之后，人们一直在想办法创造尽可能无菌的育婴环境。比如说，在表维医院里，同一个孩子的所有看护穿着同一件白大褂。上一个看护离开之前，会把这件白大褂翻过来挂好，直到下一位看护穿上它，以免交叉感染。抗菌标语警示着看护们：触碰孩子危害孩子健康。与天使守护之家一样，许多孤儿院会用架住的奶瓶给孩子喂奶，这样就无须看护亲自抱起了。当时人们认为这个方法不但安全，还节省了人力。

不过，那种环境对孩子不好，也不是什么秘密。1915年就有报道说，美国东部十家孤儿院收容的婴儿大量死亡，孩子进入收容所后两年内的死亡率从31.7%～75%不等。1920年德国一家医学杂志报道说，德国有一家非常好的孤儿院，但它收容的婴儿一年内的死亡率高达70%。虽然环境（尤其是卫生条件和营养状况）得到了很大改善，但哪怕是欧美地区最好的孤儿院，婴儿的死亡率也没能低于10%。人们曾经将死亡归咎于住院症、发育不良或者抑郁无望。1912—1922年，表维医院病房里的孩子最常出现的就是营养不良，因此才有高死亡率的报道。而随着营养条件的改善，病因发生了变化—那些夭折的孩子被认为遭受了慢性感染。

1942年，儿科医生哈利·巴克温（Harry Bakwin）在《婴儿孤独》（Loneliness
in Infants）一文中黯然写道：

为了减少交叉感染带来的危害，从前开放式的病房被狭小封闭的房间所替代。房间里，蒙头盖面且消过毒的医生和护士小心翼翼，生怕引起细菌感染。来探望孩子的父母们不许入内，而看护们则尽可能少碰孩子。近些年来，隔离越来越兴盛，就在不久之前，有人设计了一个育儿箱，上面有进口阀和出口阀，还给看护们准备了袖套。孩子被放入这个育儿箱之后，几乎可以接受无触碰式的照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