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201160559
1.《书事：近现代版本杂谈》源于著名文化学者、藏书家薛冰老师淘书、读书三十年的经验。
2.《书事：近现代版本杂谈》以版本学的基本概念为经，以图书实证为纬，讲述著作者生平、出版者情况、流传与收藏等书前书后的故事，编织近现代中国出版的宏观图景。
3.《书事：近现代版本杂谈》中列举大量实例，在图书版本的总体形态及其沿革变迁的认识上，为读者提供了一些基本的方法和可参照的样本。
4.《书事：近现代版本杂谈》中368张珍贵的书籍版本图片均来自作者多年的收藏，不仅拓展眼界，其中丰富的文化史细节，更是多角度地展示了我们的科技发展与历史变迁。
5.《书事：近现代版本杂谈》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部准确而全面的近现代版本形态图谱，被书友誉为当今读书、淘书、藏书的一种实用工具书。
6.《书事：近现代版本杂谈》得以一窥社会出版机构对于图书出版的制约力量以及其取舍标准和意图。
7.书中图片均未加过度修饰，还原每一个独特版本的不可复制性，更能体味其当时当下的历史细节。
8.《书事：近现代版本杂谈》裸背锁线，质感护封，让每一个爱书人更懂书。
《书事：近现代版本杂谈》是著名文化学者、藏书家薛冰先生的作品。在这本书中，作者以版本学的基本概念为经，以图书实证为纬，编织近现代中国出版的宏观图景。
全书分为稿本、传统出版、现代出版、装订、版权、装帧和书外之物七辑，囊括368张珍贵的藏书影像，69篇文辞优美的版本杂谈，清晰梳理中国近现代版本常识，提供众多丰富的历史文化细节。
书中列举出大量实例，其目的并不在于孤立地对某种珍稀版本做鉴赏或评价，也无意于为书友们选择藏品方向出谋划策，而是力图从实例出发，说清近现代时期大致产生了哪些版本形态，各有什么特征，与此前此后的同类版本有什么联系与差异，在鉴赏、评判时应掌握什么标准，注意哪些问题。希望能够在近现代图书版本的总体状态及其沿革变迁的认识上，为读者提供一些基本的方法，也提供一些参考的样本。
第一辑 稿本
第二辑 传统出版
第三辑 现代出版
第四辑 装订
第五辑 版权
第六辑 装帧
第七辑 书外之物
《书事：近现代版本杂谈》序
文 / 薛冰
十年藏书热，故纸赛黄金。当今中国，越来越多的人奋身投入藏书大潮，上九天，下五洋，淘书觅纸。随着中国历史上第四次收藏高潮的兴起，古旧书潜在的经济价值浮出水面，得到社会普遍认同，其收藏地位也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与历史上前三次收藏高潮不同，这一次的收藏主体，不再是皇室官僚，也不仅是专家学者，而更多的是平头百姓。民间收藏的蓬勃兴盛，预示着收藏活动正在由小众文化转变为大众文化，引见中国收藏的前景，将是一片无比广阔的天地。
就藏书领域而言，现在的藏书人，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方面，原先的爱书人，因为所选对象的价值得到充分肯定，激起更大的收藏热情；另一方面，书价连年大幅攀升的趋势，吸引了相当一部分投资者，包括企业财团，时出大手笔；再一方面，一些初涉收藏圈的新手，以为旧书易得，投入不高，赝品尤少，也就放心地由此入门。不夸张地说，现在的古旧书市场上，真是什么书都有人去买、什么价都有人敢出。
图书收藏，与其他收藏领域一样，在摸索下海的阶段，有盲目性自是在所难免。有的人跟着兴趣走，有的人跟着市场走，有的人跟着传媒走，有的人跟着感觉走，只要能够自得其乐，也就无可非议。不过，一个人倘若真正有志在藏书领域中大显身手，那就或迟或早，总会去叩版本学的大门。
版本学这门学问，并不玄虚，简单地说，就是弄清世界上大致有些什么图书，它们各具有什么样的形态，在出版史上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并从中探究其特点与规律，以求对图书版本给予正确评价。由此自然也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某些书令人喜爱，某些书却让人不屑一顾；为什么有的书迟早会成为藏界的宠儿，有的书却永远难登大雅之堂。
传统的版本学，都是从图书的“人之初”开始说起，重点在宋、元，而延及明、清，论及清代道光以降的图书版本状况，往往以“衰退”二字一笔带过。对于近现代图书版本，即偶有涉及，也语焉不详。然而，今天的读者与藏书者有可能接触到的古旧书，基本上是近现代出版物。就是在拍卖场上，近现代出版物所占的比重也与日俱增，且多有不俗的表现。当代的民间藏书活动，最迫切需要的，就是在近现代图书版本上的指导。而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正统版本学，恰恰在近现代图书版本的研究上，几乎是空白。
这种理论与实践的错位，固然有理论必然后于实践的因素，但对于近现代图书版本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可能是更深层的因素。有的人误以为只有古籍才谈得上版本问题，版本学就是以古籍版本为研究对象的；有的人则认定近现代是中国图书版本的“衰退”时期，乏善可陈，自不足论。
笔者以为，所谓中国图书出版在近现代的“衰退”，只是一个基于雕版印刷技术的简单判断，并不符合出版史的实际。恰恰相反，十九世纪后半叶，西方印刷技术进入中国，此后一百余年，是中国图书出版品种最为丰富、数量空前增加的时期，也是版本形态变化最为繁复、进步最为迅速的时期。
然而，对于近现代图书版本的讨论，多仍局限于具体与微观的角度，除了姜德明先生的《新文学版本》外，至今尚未见有人对中国近现代图书版本作宏观、系统、全面、规范的研究，未见有够分量的近现代图书版本论著问世，不能不说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遗憾。
有鉴于此，笔者才不揣浅陋，下决心来撰写这一本讨论中国近现代图书版本的小书。
近现代一百年，是古老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一百年。中国的出版业，同样也面临着一场脱胎换骨的巨变。西方现代印刷技术进入中国之后，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技术，与新技术有一段并存的时期，但在短短几十年之间，就急剧衰退，终至完全退出出版产业。照相石印和铅字排印成为中国图书出版印制的主流，西式的平装和精装也取代了传统的线装形式。这一变化对于中国文化启蒙、思想进步、社会发展的意义，不是本书所讨论的范畴，这里只强调一点，即图书版本形式的变化，是社会文明变化的重要表征之一。无视这种变化，轻视这种变化，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同时，这一阶段中不断革新的制版印刷技术，不断提高的图书装帧艺术，不断完善的版权保护办法，帮助产生了极其丰富的图书版本形态。只要看一看本书的目录，就可以大致勾勒出这一百花齐放图景的轮廓。然后，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电脑激光照排技术的普及与提高，印刷技艺又渐趋统一。出版史上这一“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轮回，暂时告一段落。对于今天的专业研究者，梳理这一切，都是相当严峻的课题。至于普通的读者和收藏者，面对这些问题，自然会有更大的困惑。
所以，本书试图还版本学以实践学问的本相，希望它能成为一种普及性的具有直接参考意义的工具书，当然，也希望它能成为近现代图书版本学建设的一方引玉之砖、铺路之石。
在这本小书中，笔者尝试以版本学的基本概念为经，以图书实证为纬，编织近现代中国出版的宏观图景。虽然书中列举出大量实例，其目的并不在于孤立地对某种珍稀版本做鉴赏或评价，也无意于为书友们选择藏品方向出谋划策，而是力图从实例出发，说清楚近现代时期，大致产生了哪些版本形态，各有什么特征，与此前此后的同类版本有什么联系与差异，在鉴赏、评判时应掌握什么标准，注意哪些问题，等等。也就是说，希望能够在近现代图书版本的总体状态及其沿革变迁的认识上，为读者朋友提供一些基本的方法，也提供一些参照的样本。
读书做学问需要了解版本，收藏图书同样需要了解版本，两者既有共通之处，各自的侧重点也有不同。本书虽侧重于图书的外在形式，当然也不可能完全不涉及图书内容与评价，以及著作者生平、出版者情况、流传与收藏等书前书后的故事。叙述的顺序，则大体依照图书生产的客观过程，即成稿、制版、印刷、装订、版权、装帧，最后是“书外之物”，据此分为七辑。凡前人论述较多的方面从简，反之则尽可能详备。
笔者不是版本学专家，写作的过程，也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探索的过程。
首先，由于近现代图书版本形态的丰富，远超出了传统版本学的旧有范畴，不但对原有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时有突破，也必然需要引入一批新的名词术语。好在版本学的基本概念和研究方法，原本就是从图书存在与发展的实践中抽象出来的，故而笔者可以借助于约定俗成的概念，并试图对这些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进行较规范的界定。至于这些概念的选择是否合适，阐释是否准确，都有待书友，尤其是专家的评判。
其次，笔者由所知所见的近现代出版物出发，分类归并，梳出头绪，理顺脉络，从而确定篇目，这一结构框架是否能够完整、科学地体现近现代出版的全景，也有待检验。
第三，所论及的每一种版本形态，主要从寒舍所藏中提供具体的图书样本，所以未必就是最典型的例证。
不过，本书毕竟源出于笔者淘书、读书三十年经验，对于在版本学实践中，哪些地方会发生疑难，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可以说比较了解。因此，无论这本书在理论上如何生涩，对于爱书、藏书的读者，或许更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书事：近现代版本杂谈》文摘
名家手迹影印本
近现代影印本中，名家手迹影印本是为人所喜爱的一大类别。除了文献意义之外，影印逼真的名家手迹，也是一种可供欣赏的艺术品。
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徐良在北京以石版影印《康南海先生戊戌轮舟中与徐君勉书及丁巳跋后》（图1），书高二百九十六毫米，宽一百七十六毫米。此信是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八月九日，康有为出走途中所写绝笔。时康有为乘重庆轮抵吴淞江外，英国吏员持清廷所发通缉令，其中有“康有为进丸毒弑大行皇帝，着即行就地正法”的内容。康有为以为光绪皇帝一定已被谋害，决意殉君，遂在由重庆号转渡英国兵舰的小轮舟中，索得“恶纸劣笔”，写信给时在日本横滨主持大同学校的弟子徐君勉，以老母家人相托。徐君勉保存此信二十年，后交给儿子徐良。丁巳（一九一七）二月，徐良赴上海贺康有为六十大寿，将此信带去，请康有为题跋，康有为写下了一千多字的长跋，重述当年政变、出走及写此绝笔的经过。书后又有铅字排印的徐良跋，述石印缘由，并在书尾另装白纸三页，请“海内耆硕题咏其事，以广其传”。这无疑是关于戊戌变法的一件重要史料。康有为的书法，史有定评，而此信写于悲痛仓促之际，另有一种意境。顺便说到，大同学校是孙中山倡议、横滨兴中会推动、康有为与梁启超参与创办的华侨学校，是革命派与维新派协同合作的产物。
《康南海先生戊戌轮舟中与徐君勉书及丁巳跋后》
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上海神州国光社珂罗版影印《包慎伯手书女子白真真诗册》（图2），展现的则是文人墨客的闲情逸致。事起于嘉庆八年（一八〇三）七月，包世臣途经芜湖留仙亭，见壁上有“吴门女白真真”所题诗五首并小序，两年后写成手卷；道光甲申（一八二四）题短跋，并补录书后；道光七年（一八二七）又作一跋，述事情经过，兼论书法。但末后一跋中，说到“后二年董晋卿自九江逆旅购得白真真自写小像，携至邗江见示，则似世间真有此人”，据此则所谓白真真并无此人，不过是包世臣的故弄玄虚。卷后有包氏弟子吴熙载、王僧保所书唱和诗。此卷在辛亥革命期间被毕登瀛廉价购得。毕氏字先筹，常州人，寄居合肥，在辛亥军中任参谋，书法宗包世臣。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因沈敬仲酷爱包氏法书而久觅不得，毕氏遂举此以相赠。沈先生亦系有名学者，后马一浮先生在四川乐山兴办复性书院，即聘沈氏任副院长。所以此卷后有谢无量、叶中泠、马一浮、李鄂楼、陈蘷等先生的题跋，而书前又有黄宾虹先生所绘《于湖留仙亭图》，珂罗版印成双折页。神州国光社也是当时珂罗版印刷水平较好的出版社。此书高二百九十六毫米，宽一百八十米，前半包世臣及吴熙载、王僧保法书以珂罗版印，此后诸人题跋则以石印。这是当时的一种惯例，其目的自是为了降低些印刷成本。
《包慎伯手书女子白真真诗册》
鉴赏名家手迹影印本，常会遇到的困难，是书中相关人物，多用字号，不易弄清其真实身份，也就影响到对版本价值的判断。如民国十五（一九二六）年套色石印本《安酒意斋尺牍》（图3），书衣朱孝臧题签，书名页王乃徵题签，书尾有王秉恩长跋，牌记作“华阳王氏菊饮轩印”，而版权页所标书名为《塞向翁书札》，王三好堂发行，北京财政部印刷局印刷。这里牵涉到的几个人，一是作书人，塞向翁、安酒意斋都是成都诗人、书法家顾印愚的号，顾氏是光绪五年（一八七九）举人，张之洞的入室弟子，曾在其幕府多年，张氏谓顾诗为近时蜀人第一，辛亥革命后隐居，“塞向”即闭门之意。他十三岁时书法已闻名于时，有晋唐风范，片纸寸缣，为人所贵。二是受书人菊饮轩，亦号菊存，是顾氏姻亲，亦是其辛亥前湖北同僚。王三好堂则是王秉恩的堂号，他也就是这批信札中屡屡提及的“息公”，字雪澄，与顾、王是同乡、同僚兼文友，有诗名，善书法，精校勘，黄士陵为其刻有“三好堂”“三好堂藏书”“华阳王三好堂所收金石”等印。刘承干嘉业堂一九二七年刊印《王荆公诗集李壁注勘误补正》和《王荆公文集注》，底本为沈钦韩手稿，蝇头行草，不易辨认，即经王秉恩据《宋史》及嘉靖本《临川集》精心校勘，并撰写多条按语，纠正原稿之误。此书所收尺牍，为辛亥（一九一一年）至癸丑（一九一三年）间所作，辛亥革命前，所言多官场奔竞事，其后顾印愚留武汉，王菊饮居上海，王秉恩则在北京，所言多离情别绪，诗酒往还，恰可为这一批文人的遗老生涯，作一注脚。此书高二百九十四毫米，宽一百七十六毫米，少量为单色，多为朱墨两色，也有几幅是三色的。套色石印的技术，光绪末年始传入，因每一色须专制一版，然后由浅到深，依次印刷，所以相当复杂，代价自也比单色印本要高。
《安酒意斋尺牍》
还有一种名人手迹，写者并非书法家，但有着特殊意义。如辛未（一九三一）七月程艳秋先生书写并自费印刷的《苦兵集》（图4）。《苦兵集》的内容，是金兆棪所选三代以降讽刺战乱的诗歌集，程艳秋先生“读而感焉，爰摘其中之警策动人者，手写一帙，聊备展诵”。李石曾先生看到后，认为“足以启发人心，为呼吁和平之一助，督令付印，售款赈灾”。于是程先生又写了一篇自叙，述其缘起，以粉连纸石印，线装一册，高二百六十一毫米，宽一百五十二毫米。按程艳秋先生改名砚秋，是此后一年的事情。程先生在京剧艺术上与梅兰芳先生齐名，虽梅先生书画俱佳，为程氏所不及，但此本的价值，自不在书艺的精粗。
《苦兵集》 《郭天锡手写日记》
一九五八年六月，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影印出版《郭天锡手写日记》（图5），以为其内容多涉元代文人生活，郭氏书法亦佳，其所记当时异常天气状况，成为现代气象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不过，这部日记手稿在中国日记史上更有着特殊意义，因为它在现存较为完整的日记手稿中，是时代最早的一件。此书以毛边纸胶印，高二百七十九毫米，宽一百七十二毫米，线装成册，当时仅印九百部，如今也不可多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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