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集团与晚清政局

本书讲述了一场长达数十年的博弈。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棋局中，慈禧太后、恭亲王奕訢、当朝重臣肃顺，以及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崭露头角手握重权的汉族大臣都粉墨登场，演出了一场场历史活剧。曾国藩集团崛起，扑灭了太平天国，创造了所谓“同治中兴”；同时又极大地改变了权力格局和结构，为满清的覆亡埋下了肇因。

朱东安，1939年生，山东聊城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先后出版有《曾国藩传》《曾国藩集团与晚清政局》《曾国藩幕府研究》三部学术专著。其中，《曾国藩集团与晚清政局》与《曾国藩幕府研究》在曾氏研究中，可以说是填补空白之作。

前    言 2

第 一 章     风云际会 5

第 一 节    太平天国革命的爆发及其对清政府的沉重打击 5

第 二 节    中央政权权力结构的变化与归复：相权的让出与收回 8

第 三 节    清政府政治对策的形成与实施 16

第 四 节    内轻外重的形成与清政府的对策 29

第 二 章     易装自救 40

第 一 节    主要成员 40

第 二 节    思想与政治基础 61

第 三 章     纠结成团 81

第 一 节    集结始未 82

第 二 节    内部派系 106

第 四 章     致胜有术 123

第 一 节    军事可恃 124

第 二 节    筹饷有方 133

第 三 节    知人善用 146

第 五 章     坐断东南 166

第 一 节    恪守臣道 167

第 二 节    坐断东南 180

第 六 章   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 188

第 一 节    中体西用   师夷制民 188

第 二 节    近代军阀的鼻祖 200

第 三 节    地主买办阶级的精神偶像 206

附 录 一     主要成员简历 210

二    画    丁 210

三    画    万卫 211

四    画    方毛王韦邓 211

五    画    冯厉史叶左帅甘田 212

六    画    任刘华吕多孙庄成朱江汤许 214

七    画    严何余吴宋张李杨沈苏 218

八    画    邹陈周屈庞易林欧阳罗范金 225

九    画    娄恽段洪胡赵钟饶骆倪 229

十 一 画    康曹梅萧阎隋黄 235

十 二 画    塔彭普曾游裕程董蒋 237

十 三 画    蒯褚雷鲍 239

十 四 画    翟谭 240

十 五 画    潘黎 240

十 六 画    薛 241

十 八 画    魏 241

附 录 二     主要参考书目 242

前言

中华民族人丁兴旺历史悠长，几经分合兴衰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然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断了中国固有的发展之路，迫使中华民族于复兴灭亡间作一抉择。救亡图存、光复昔日的辉煌，遂成为中国政治家乃至每位中华儿女所面临的课题。

古人云：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民可载舟，亦可覆舟。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外不能御侮，内不能安民，广大民众不得不揭竿而起，寻求新的出路，以拯救民族的危亡。其战争的正义性是不言而喻的。

面对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与捻军起义，满洲贵族虽曾以身手矫健、弓马娴熟入主中原，而后世子孙的腐败却令其陷入兵饷两空的困境，不得不推行以汉制汉之策，放权督抚、重用汉臣，依靠湘淮勇营取胜。遂致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分权增强，兵为将有、权出私门，国家军政实权落入汉员督抚手中。其实力强的曾国藩集团，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国家命脉，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日趋严重。曾国藩充任首领时，虽有功高震主之嫌，亦不过握有东南地区及直隶等省的地方大权。而李鸿章接掌门户后，则又进而控制了中央政府的国防、外交实权，或战或和皆其一手承办，遂成为古今中外的签约专业户。中国历史上丧权辱国甚的《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都是在西方列强的指定下，由李鸿章出面签定的。

正当这个集团如日中天之际，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却不相信他们强兵而“不战”的表白，遂挑唆日本一试虚实。结果，湘淮军一溃千里，北洋水师只舰无存，彻底戳穿了曾国藩集团船炮救国、隐图自强的神话。中华民族陷入空前未有的生存危机，其在晚清政局中的权要地位，亦逐渐被袁世凯北洋集团取代。

而这个靠小站练兵和镇压义和团运动起家的半新式军政集团，却不仅与湘淮集团有着政治、经济、思想、组织等千丝万缕的联系，且军营风气一脉相承。加之帝国主义侵华势力的利益纷争，遂将民初十余年间，弄成既无君权又无民权的时代。如果说，太平天国革命时期的曾国藩集团，既保住满洲贵族的皇位又挖掉其墙脚的话，而辛亥革命中各省督抚的独立和袁世凯北洋集团的背叛，则直接导致了清朝的灭亡。如果说，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成功，只是曾国藩军制改革之花的话，那么清朝的灭亡和随之而起的军阀混战才是其累累硕果。由此可见，曾国藩集团这个近代大的地方实力派，不仅数十年间暗中操纵着晚清政局，且开民国年间军阀政治之滥觞，其政治作用与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然而，他们靠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家,又力主中体西用，既要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又倡导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到头来只能是师夷制民,其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是必然的。更为严重的是,李鸿章等人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令国人失望、世界震惊，西方列强遂将中国当成任人宰割的“死人”。他们急切调兵进京，欲乘“废立之争”造成的政治危机而赶走那拉氏、推翻清政府。恐吓不成，即组成八国联军打进中国。若非义和团舍命保国、那拉氏放手一搏，从而促成军民联手、英勇抗敌的局面，他们绝不会中止瓜分中国的“重建计划”而“维持垂帘听政体制”。所以，历史事实证明，曾国藩集团那套船炮救国、隐图自强的做法虽非一无可取，但作为中华民族御侮救亡的根本路线和方针、政策，却是行不通的，既救不了清朝，更救不了中国。

如果在曾国藩时代，他的这条政治路线还只是一朵花，人们对它的本质或许还有些看不透、拿不准。而到了李鸿章时代，甲午战争之后，它已经结出了果，人们已经看到了它的后结局，历史已经为它做出了结论，按说不应再起争议了。只是有些人不肯接受这个历史教训，一有机会就对曾、李等人大加推崇，遂致曾国藩集团成为争议的一群历史人物。有人颂之为中国现代化的先驱，后世仿效的楷模；有人则斥之为遗羞百年的政治僵尸，畏倭如虎、外战外行的误国权臣。真可谓见仁见智，竞奇斗艳。这不仅为史学的发展带来机遇，也加大了史学研究的难度。为了弄清其中的原委，回答各方提出的问题,对曾国藩集团予以较为恰当的历史评价，就不能不对之进行实事求是、全面深入的研究。

但多年来，很少有人对曾国藩集团进行专门研究。虽有一时期，多方重视、成果可观，但仍处于孤立、分散的状态。或限于一人一事，或限于某一侧面，很少有人对之进行整体考察，更很少有人将其同太平天国、晚清政府以及北洋集团联系起来加以研究。而其得出的结论，又往往政治色彩较浓，而学术色彩稍淡。

笔者的研究则欲将曾国藩集团视为一个整体，在弄清事实的基础上，尽力探索其由内及外的种种联系，并将之放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进行考察，以求取得较为全面、客观的效果。更欲将太平天国、曾国藩集团、晚清政府三方政治势力视为一局，从其互动之中探索这段历史的发展规律，从而将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这段历史与整个中国史联系起来。惟能力和时间所限，我的研究只是个粗浅的梗概，更难免舛误、疏漏之处，诚请读者教正。尤期抛砖引玉之效，能够精品迭出，对这群历史人物的出现与消失，做出较为科学的解释，从而走出近代史研究中相沿已久的非白即黑、不骂就捧的怪圈。

《曾国藩集团与晚清政局》所讨论的已不限于曾国藩这个人，而是把曾国藩和以他为代表的晚清政治集团放在了历史发展的过程中。

在权臣和昏君的纠葛之间，在列强明火执仗的抢夺欺凌之下，晚清政局风雨飘摇。而曾国藩集团在这数十年间暗中操纵晚清政局，其所起的政治作用和巨大影响，在其后的数十年不得消褪。

……

如何看待八旗、绿营等武装力量，曾国藩集团的首脑人物在认识上并不完全一致，大约曾、左较为接近，尤以曾国藩对这一问题发现早、思之熟、决心、动手快。他之所以成为湘军的缔造者和整个集团的领袖，是毫不奇怪的。所以，对该集团军事问题的考察，也就只能从曾国藩开始了。

绿营之腐败不可用，早在嘉庆初年镇压川楚白莲教起义时，即已初步显现出来，迨至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之后，就更加暴露无遗。咸丰二年底，曾国藩总结二年来的战争说：“自军兴以来二年有余，时日不为不久，糜饷不为不多，调集大兵不为不众。而往往见贼逃溃，未闻有与之鏖战一场者；往往从后尾追，未闻有与之拦头一战者；其所用兵器皆以大炮、鸟枪远远轰击，未闻有短兵相接、以枪钯与之交锋者。”大约此时曾国藩已初步下定撇开绿营、另建新军的决心，只是未奉明谕，措词较为谨慎，只要求在“省城立一大团”，目标亦仅限于剿捕土匪、防守省城。理由是“省城兵力单薄”，“本省行伍空虚”，邻省“无可抽调”。其于绿营的弊端，则仅及“未经练习，无胆无艺”，虽有“今欲改弦更张”之说，亦仅归之于“总以练兵为要务”。而在私人通信中则顾虑较少，意见谈得也较为明确。他在回复宝庆知府魁联的信中说：“就现在之额兵，练之而化为有用，诚为善策。然习气太盛，安能更铸其面目而荡涤其肠胃？恐岳王复生，半年可以教成其武艺；孔子复生，三年不能变革其恶习。故鄙见窃谓，现在之兵不可练之而为劲卒，新募之勇却可练之使补额兵。”而在给彭洋中、曾毓芳的信中则称：“居今之世，用今之兵，虽诸葛复起，未必能灭此贼也。鄙意必须万众一心，诸将一气，而后改弦更张，或有成功之一日。”永顺兵事件则促成了曾国藩的后决心，对其除旧图新之举，无疑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件事不仅将绿营弊端暴露得淋漓尽致，且其危害之烈，更使曾国藩颇具切肤之痛。真可谓刻骨铭心，终生难忘。他在功成名就之后曾对人说：“起兵亦有激而成。初得旨为团练大臣，借居抚署，欲诛梗令数卒，全军鼓噪入署，几为所戕。因是发愤募勇万人，浸以成军。”就是说，这一经历使曾国藩更加痛切地感到，只有练成自己的军队，才有成功之望。否则，不仅不能战胜太平军，还可能死于绿营兵丁之手。

关于绿营的弊端，曾国藩曾多次论及。他在《议汰兵疏》中尖锐地指出：“天下之大患盖有两端：一曰国用不足，一曰兵伍不精。兵伍之情状各省不一。漳、泉悍卒以千百械斗为常，黔、蜀冗兵以勾结盗贼为业，其他吸食鸦片，聚开赌场，各省皆然。大抵无事则游手恣睢，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章奏屡陈，诏旨屡饬，不能稍灭锢习。”还说 ：“国家养绿营兵五十余万，二百年来所费何可胜计。今大难之起，无一兵足供一割之用，实以官气太重，心窍太多，漓朴散淳，真气荡然。”他在给江忠源的信中则说：“国藩每念今日之兵，极可伤恨者在‘败不相救’四字。彼营出队，此营张目而旁观，哆口而微笑。见其胜则深妒之，恐其得赏银，恐其获保奏；见其败则袖手不顾，虽全军覆没亦无一人出而援手，拯救于生死呼吸之顷者。”又说：“今日兵事堪痛哭者，莫大于‘败不相救’四字。”“虽此军大败奔北，流血成渊，彼军袖手而旁观，哆口而微笑。”他还在给毓科的书信中说：“咸丰四年湖南抚署有众兵拥闹之案，六年冬间江西抚署拥闹两次，皆弟目所亲见，实属不成事体。至金陵兵之拥入向帅帐内抢劫银物，安徽兵驱迫福中丞殴打毕方伯，则视江西、湖南为尤甚，堪为发指。”有些事虽在咸丰四年之后，但军营风气由来已久，却是一贯的。

凡此种种可归纳为四个方面：不敬官长，不听指挥，欺压文官尤甚；第二纪律败坏，严重扰民害民；第三勇于私斗，怯于公战，敌来争先逃溃，敌去杀民报功；第四胜则争功，败不相救。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曾国藩认为也有四点：军营体制不嘉，调遣成法不善；第二事权不专，管辖不力，临阵指挥难以自如；第三饷章制订不当，坐饷太低，行饷太高；第四文法太繁，差役太多，官气太重。行饷太高，则军需银两过巨，临事难遽筹措。如有不足，则士卒索饷哗闹，拒不出征。不仅贻误军机，且易弄坏军营风气。其拥闹官衙，殴辱地方官吏，多与索饷有关。坐饷太低，则士卒平日不能自养，不得不经常离营外出，从事小商小贩或手工制作，以微薄之利贴补家用。久而久之则不仅荒废军事训练，且易养成市井游惰狡猾习气。礼仪太繁，差使过多，奔走衙门太勤，则易沾染胥役习气。曾国藩在分析绿营与勇营的不同时说：“兵则编籍入伍，伺应差使，讲求仪节，既有一种在官人役气象。及其出征，则行军须用官车，扎营须用民夫，油滑偷惰，积习使然。”这样，平日缺乏训练，无胆无艺；加以官气太重，油滑偷惰以及吸毒赌博等种种恶习，就不能不军队素质下降，战斗力日趋低下。更为重要的是，绿营平日分驻汛地，临事仓猝征调集中，“东抽一百，西拨五十，或此兵而管以彼弁，或楚弁而辖以黔镇”；以致“卒与卒不习，将与将不和”，临阵自难同心协力，进退一致。这样，此急彼缓、争先待后，以及消极避战、观望不前之事也就在所难免，久而久之必成“胜则争功，败不相救”之局。既然“危急之际无人救应，谁肯向前独履危地，出万死之域以博他人之一微笑？是以相率为巧。近营则避匿不出，临阵则狂奔不止，以期于终身不见贼面而后快。”

基于这一分析，曾国藩认为，“今欲埽除而更张之，非营营互相救应不可；欲营营互相救应，非得万众一心不可。”“而以今日营伍之习气与今日调遣之成法，虽圣者不能使之一心一气。” 正是从这一思想出发，逐步形成他纠集死党的决心和对未来新军思想政治面貌的设想：“鄙意欲练乡勇万人，概求吾党质直而晓军事之君子将之，以忠义之气为主，而辅以训练之勤”，冀其“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贼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吾官兵亦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庶可血战一二次，渐新吾民之耳目，而夺逆贼之魂魄。”曾国藩从这一目的出发，针对绿营的种种弊端，进行了军营制度上的一系列改革，逐步形成湘军的建军思想与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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