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中的环境考量——制度与实践

　　在有史以来人类环保意识空前觉醒的时代背景下，世界环境保护运动风起云涌，推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初进入了环境立法高峰期。同时，倡导生态永继、草根民主、社会正义和世界和平的绿党在西方国家相继成立，成为国际舞台上保护环境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1987年，以布伦特兰夫人为首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概念。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的发展”。“可持续发展”一词全面概括了人类社会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关系的认识，在环境保护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一经提出很快就被世界各国广泛接受，并成为很多国家的重大战略。在发展理念达成共识的基础上，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21世纪议程》，敦促世界各国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进一步落实到行动上来，共同携手推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然而，要从根本上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从决策源头上减少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为此，随着社会治理能力的提高，世界各国逐渐把环境保护作为决策制定过程中的重要考量因素，并通过制度建设将其纳入管理体系。
　　我国虽然属于发展中国家，但在环保工作上却基本做到了与世界潮流保持同步。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我国的环境保护事业一直深受国际环境保护运动的影响。1972年第1次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召开后，周恩来总理认为我国的环境保护形势同样严峻。随后，国务院委托国家计划委员会于1973年8月召开了第1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通过了新中国成立后的**个环境保护文件-《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提出了“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32字环保工作方针。从32字方针来看，我国从一开始就认识到了从决策源头防治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只不过后来因为发展是第1要务，并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源头预防制度。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资源环境问题更加突出。在1983年12月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我国提出要把保护环境作为一项基本国策。1984年5月，国务院在《关于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中，要求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负责做好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和生产建设、科学技术发展中的环境保护综合平衡工作，环境保护开始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1992年，时任国务院总理*在巴西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代表中国政府做出了履行《21世纪议程》的庄严承诺。随后，我国在1994年3月发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白皮书，从多个领域提出了实施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和行动方案。1996年3月，我国正式将可持续发展战略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经济建设、城乡建设与环境建设要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标志着资源环境考量开始全面纳入决策制定过程。2002年中国共产党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推进环境保护历史性转变、探索环境保护新道路等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要求，在决策链前端考虑资源环境问题的制度和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2012年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布局，要求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标志着我国开始从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高度来认识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