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学探缘

文学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形式，与文化范畴内的各领域息息相关，同时文学又具有特殊性。对于日本文学的探缘，可以说是日本人以文学为契机，继而追问“我是谁”以及“我从哪里来”的根本性问题。毕竟，作为人和人创造的一种艺术形式，不知从何而来，就不知往何处去，只有在时间的连续中才有所谓的方向。对于日本文学的溯源，作者选择了一个更高的角度作为开篇。文学作为人类人文财富的一部分，发源于人的思考，是人类对时间和生命的一种考量方式，也是人类用来解释“自己”和“世界”的关系的一种方式。文学映射着一个民族的方方面面，而考量和解释的角度因人而异，所以，作者以*核心的问题展开讨论，即“日本人从何处来”？可谓切中要点，正本清源。作者用科学研究的证据证明了日本民族起源于日本本土这一基本事实，并将研究重点放在日本民族是如何构建出了自己独立并且独特的文学艺术这一问题之上。

在全球化日益深刻的今天，中日关系的复杂多变有目共睹。一衣带水的两个国家之间，历史与文化的交接不胜枚举，但尽管两国之间交流频繁，却依然存在着巨大的文化鸿沟。文学具有映射作用，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阅读外国文学的同时，也在了解那个国家的“人”。因为人创造了文学艺术，人也借助文学成为一个“人”。作为外国人，我们首先必须要认同一种文化的独立性，才能真正了解它。同样，只有打破自己视野的局限，才够能真正了解“人”。作为昔日“东亚文化圈”核心的中国，如今对日本文学的探缘也非常有意义。本书所提供的从“日本人”的角度探索日本文学，能够帮助我们打破地理地域限制，放下“东亚文化圈”核心地位的姿态，更加深刻地了解日本文学的发展，进而了解这个国家的“人”。国界是人为创造的，文化只有多样性和独特性，这是作者给予我的启发。作者不仅在中日文化之间架起了一座通向彼此心灵的桥梁，也打开了一扇通向日本文学艺术的大门。这本书能够帮助我们跨越国界，了解那块熟悉又陌生的土地的历史；用日本民族的身份，亲历日本文学发展的前世今生，发现那些人类文学艺术的美妙创造。

作者鱼返善雄（1910-1966）日本语言学家、中国文学研究学者。出生于日本大分县。1926年始，在中国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留学，从事文学、语言学研究，1929年因病退学归国。之后创作了大量与中国相关的语言、文化、文学类书籍。如：《大陸の言語と文学》（三省堂，1940年），《新中国小説集》（目黒書店，1942，1948），《中国文学入門》（東大出版社，1951），《日本文学と中国文学》（弘文堂，1952），《中国的考え方》（宝文館，1952），《中国文学読本》（開成館，1955）等。

译者裴蕾（1978.12–），山东日照人，华侨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讲师，主要研究日本近现代文学。主持一项华侨大学人文社科研究课题（11HSK18）已结题；一项福建省教育厅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JAS170046）在研。参与编著《日语睿读•新闻篇》（2013.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发表《宁信不顺—–管窥鲁迅翻译理论之“直译”法》（2009），《浅谈“青少年亚文化”范畴下的日本轻小说之流行》（2011），《回归“心中故乡”的桥梁—论谷崎润一郎再访中国后对其创作之影响》（2017）等论文。1947年 
生于北京通州，少年即拜吴镜汀先生为师学习山水画。

1967年  毕业于北京工艺美术学校，分配到北京珐琅厂当工人，后参予创办珐琅厂技校并任教。

1988年  调入中国国家画院（原中国画研究院）工作。

1992年  调入文化部中国文化艺术总公司工作。

2004年至今  再次回到中国国家画院（原中国画研究院），受聘教育培训中心任副主任主持中国画高级研修班教学工作。

序言

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

传统与近代化

中国古典与现代人

孔子与论语

东方人的笑

阴间•阳间

中国的推理小说

中国文学的发展

从诗经到现代诗

人生与诗歌

民族 语言 诗

中国诗歌与日本和歌

流行与不变

对偶与押韵

野史小说与明治小说

日本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后记

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

一 日中文化的基本认识

《圣经》中说：“神赐予人类一颗永恒的心，而人类却无法探知神之无限奥秘。” 中国有句成语叫做“饮水思源”（即“喝水解渴之后要记住此水之源头”的意思），就文化的范畴而言，套用这一中国成语亦然，即大致可以说如果接受了文化的恩惠，作为接受者的一方，从情义上也应该要去寻找恩惠的源头。如此，一方面正如《圣经》种所说的人类拥有与生俱有的被上天赐予的探索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另一方面则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人类对文化探知——包括其源头也包括其未来的流向——的欲望与日俱增。

  这一切都是普遍存在的。但是，人类在不同阶段探求的对象也不尽相同。有一个词语叫做“孤独”，在彻底的孤独状态下，不必说一个人的社会生活了，就连生存都是问题。所以，作为个体的人自然是需要先建立起强有力的家族体系，之后再续家谱。但是如果把家谱追溯到神那里的话，恐怕就难以自圆其说了。所以往往是恰到其处的追溯到某个时点，即见好就收。凡此种种并非只有在日常生活中才有，在理性的学术研究领域也有此倾向。

 日本民族在有历史记载以前就处在一种“岛国”的地理状态下，因此，在日本知识阶层的潜意识里，历来便有一种向亚洲大陆寻根溯源的传统，不管是从物质的层面还是从精神的层面。更准确地说，作为日本学术界这种传统的外向性的寻根溯源未必仅仅限于亚洲大陆本身，而是日本之外的任何疆域。当然，从研究结果来看，如果研究对象确实存在于日本以外的某个国家，此种态度尚可取，但是如果从一开始便刻意地采取这种态度，设定假设的话，尽管是无意识的，但作为学术来讲都是不可取的。

 关于日本民族、文化的起源问题，日本学者的态度也有以上思想的成分吧。关于日本民族的渊源，作为其中的一份子，我认为任何故步自封、自命不凡的想法都是错误的。但是，另一方面，从近代科学各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来看，认为万事本源皆在外的想法也是错误的。众所周知，从人类文化史来说，在“近世”这一历史时期，日本列岛与亚洲大陆是连接在一起的。因此，我们可以想象的出，现代日本人的直系祖先从几万年以前开始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了。原因是，从考古出土的绳文土器时代 以前的早期日本人所使用的石器工具，以及比绳文土器时代更早时期的原始人类生存形迹的发现都得到了证实。即便如此，早期即已生存繁衍于日本列岛的远古日本人的人种系谱尚未获得确认，也未见完整的血缘延续轨迹。但是，只要考古学发现的是几万年乃至几十万年前的人类骨骸，仅此就足以证明在远古时代，于今天叫做日本列岛的一方土地上就有日本人（曾经是日本人姑且作此假说）在此生存繁衍。可以说，在这片气候、风土如此适宜的土地上，作为大陆的一角，便产生了某种程度的文化。所以，当时日本与亚洲北部、中部、南部地区，或者与南洋曾经有过某种联系。日本人并非有意识的到达过波利尼亚 ，或是以其他名称命名的太平洋诸地区。但是，在某种迁徙的过程中，确实有到达那里的人。这种观点总比那种认为日本人都是从外在区域“迁徙过来”的起源外在主义更有说服力吧。

  在人类文化历史上，日本既然在近代属于亚洲大陆的一部分，那么与大陆之间就不存在从大陆迁徙到日本列岛，或者从日本列岛迁徙到大陆的说法了。这只不过是同一大陆区域的民族迁移或者文化交流罢了。其实是人类或者文化从南亚地区或者印度尼西亚经由中国南部地区迁移到日本、朝鲜。如果把人类历史比作帝国大厦的话，日本土器时代末期，即西方的希腊罗马帝国时期，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当时就像处于帝国大厦的三楼—人类历史的“近世”。来自朝鲜半岛的“渡来文化”对日本民族的再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对日语的发展也起到了革命性的作用。这一观点无论是对民族学也好，对语言学也好，一时之间确实很难接受。

　日本人就“我们从哪里来”这一命题，从出发点就持有偏见。为什么如此肯定地说日本人“是从某个地方来的”啊。诚然日本民族是一个混血民族，但是其混血程度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级别的融合程度了。据血液分析专家报告称，其混血程度绝不亚于中国的汉民族，甚至在其之上。中国汉民族和语言有着四千多年的历史 ，而日本民族和语言仅有二千三四百年的历史吧。在语言学界，甚至有学者认为在九千多年前，日本语就已经与大陆语系分道扬镳而别具一格。如果不经历这么多岁月的话，即便是古典日语，要确立并稳固其语言体系，恐怕也是做不到的吧。现代日语从地理学角度来看，是采用了北方系阿尔泰语系与南方系南亚语系共存的状态。显然，如此的移花接木恐怕是为了令日语的语系有所归属而人为进行的撮合吧。

 另一重要的因素是物质文化的迁移。虽然农作物与器具作为物证残存了下来，但是说它们是随着民族迁徙或者大量人群的迁移而移动的说法未免失真。就现代世界而言，人类的迁移并非是物质文化传播的必要条件，同时还涉及到急剧的时间变迁以及广阔的地域空间等范畴。富有文化创造才能的民族更是如此。既然承认一千年前的日本民族从极少数移民那里吸收了物质文化并使之改良发展，那么否定二千多年前的事实就很不自然了吧。

 从以上各方面的分析思考来看，日本民族的大部分特色在考古学意义上的上古时期就已经存在于日本这片土地上了。我们姑且不争论日本民族是从原始时代就存在于日本的土地上，还是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从亚洲大陆一步一步来到了日本，我们应该思考的是，日本民族同汉民族以及其他民族同时存在，而且在人类发展史上平等、独立的逐渐构筑了独特的文化。

二 日中文化的基本认识（续）

 文化，其产生的历史时期是久远的，与之相比，文化的持续时间之长，影响范围之广，程度之深才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从此种意义上说，汉民族文化与埃及、美索布达米亚、希腊•罗马、印度等文化相比并无优劣之分。虽然我们无从知晓远古时代的汉民族经历了怎样的过程才得以形成，但毫无疑问的是，在人类历史上汉民族确实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他们在当时气候、环境并不理想的黄河流域定居下来，忍受贫苦，一年又一年顽强地成长起来。起初，他们只是在华北的一小片土地上经营着小村落，但不久便建立了覆盖长江以北地区的封建国家，随后发展成为横跨整个中国本土的伟大帝国。虽然在政治上重复了几多朝代变迁，但汉民族却到达了南洋、美国等地域。领土远超欧洲的全部面积，人口急剧增长，以至于统计上出现了几千万人口的误差。

 他们在至少三千年以前就开始使用独特的文字，这种文字不仅达到了完全适合汉民族自身语言特点的效果，而且他们还惠及周边民族，将这种文字传播到了没有文字的民族。在社会组织与经济生活方面，他们拥有足够丰富的经验和极好的预见性，同时为了抵御外敌侵略，他们又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除此之外，更加具有特色的是他们拥有自己独立的道德伦理价值体系，拥有《经》《史》《子》《集》四大文献总纂，这些都是日本人所谓的“东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多数中国人都是汉民族，就算是中国疆域内的其他少数民族从外表上看也是黄皮肤的“黄种人”。就这一点，对日本人来讲首先就具有亲近感。另外，不管是否全面，因为两个民族使用共通的文字，所以经常使用“同文同种”的口号。日本主要是从隋唐时期开始与中国进行交流，引进中国先进的艺术、宗教、制度等并加以创新，所以会有一种文化亲属关系的意识，这是某种与对待西方诸国所不同的感情纠葛。元朝时期的中国是日本恐惧的对象 ，明朝时期的日本却是令中国头痛 的原因，而这一切都已成为了历史话题。共和国时代的中国人反思中日甲午战争，这一场失败至少唤醒了中国人。发起侵华战争到远东太平洋地区战争的日本军国主义头目们认为，只要向中国再输入“东洋文化”的精髓思想—儒教伦理思想的话，中国人就会无比感激他们。事实却是，儒家思想对于日常生活中的普通民众来说，只不过是用来装点门面而已。而对于大部分知识分子来说，这些恰恰正是他们抵制的腐朽落后的东西。中国人在抗日战争以前认为，日本人只不过是会耍手段的暴发户，只不过是传播西方文化的买卖人，只有极少数的慈善家会思考日本固有的、独特的文化。大部分中国年青人只是因为无法实现去欧美留学“镀金”，而选择到日本留学“镀银”。那时由于日本学校强行将严苛的“忠君爱国”的教育理念灌输给这些年青人，他们日后竟成了抗日战争的领导者。另外，当时留日的中国年青人当中很多人娶了日本女人为妻，而日本人娶中国女人为妻却极其稀少。两种现象虽形成鲜明对比，然而中国人却很难说清楚到底对日本女人哪一点感兴趣。

　正如在国际交往中司空见惯的一样，日本与中国在过去的接触中，由于两国之间存在的分歧和互相理解不够充分，而不断上演着历史的悲喜剧。可能也正是由于两国之间共有的外在与内在的亲近感，反而造成了互相之间的错误印象。若要中日两国人民互相尊重历史与现状，并达成互相理解，其中的难度要远比对西方人困难的多。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本应该有着互相理解的友好关系，但是由于彼此过于自信，又不互相学习，导致了误会不断加深。

 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清楚的认识到一个事实，日本民族与汉民族无论在物质生活方面还是在精神生活方面依旧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思考问题的方式可以说完全不同。那是因为两个民族所建立的社会，所倡导的思想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性质概念。我们暂且不说“东洋文化”、“同一个亚洲”这样的外交辞令，亦或称之为诗意表达，因为现实并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所以能否朝着这个方向发展还是一个疑问。作为“东洋文化”的精髓而被利用的儒教思想，仅仅是作为江户时代统治阶级的伦理观念，而平民却并没有追随这一思想。比如对于“仁义”这一儒家思想术语概念，武士、学者、平民各个阶层都有不同的理解。不仅是对词汇理解的不同，就连他们生活的轨迹都完全不同。即便是中国平民与日本平民进行比较，结果也是明显不同。

 社会基础从传统到基本构造完全不同，作为个体的人从精神世界的构成到思维方式的习惯等也不尽相同。所以要把某种特定的教义当作普遍真理强行灌输给他们的做法，只不过是当事者因为错觉而导致的自我满足罢了。而且单靠政治、军事的“强邻”姿态轻视所谓的“弱小”国家，那么根本无法触及到这个民族的灵魂。正如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一样，民族与民族之间初本质上也是平等的。如果不是本着互相尊重各自发展的出发点，而一方只是单方面放低姿态，卑微地尊重另一方，即变成“事大主义” 的话，也根本无法得到对方真正的尊重。利用此种行为保全自己的名声和地位等，终结果并非仅仅是由于无知导致了相互之间的误解，而更应该说是一种罪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