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与历史论稿(椿楸园著作系列)

《神话与历史论稿》是作者三十多年治学生涯中关于上古神话和史学研究的一个总结，收录的论文，既有细微考订，又有宏观视角，是一部让读者有会心的书稿。 

本书是作者30 多年来关于神话和历史研究的论文选集。有少部分文章未曾发表。关于神话研究，作者经历了由西方理论指向的方向回归到中国传统学术体系的过程。从*初将神话作为初民观念形态的研究，到“神话是一种思维形态和叙事形态而非文化形态”结论的提出，反映了作者舍弃概念回归事物本身的学术经历与研究思路。通过对论文的倒时序排列的方式，以反映学术历程，并诉述自己三十多年的研究体会：用西方概念规范中国学术，只能是死路一条，中国学术只有回归到中国文化的本位上，才能生机。关于历史研究，关注点主要在中国上古史上。强调上古史研究的独立性，不过度依赖考古。方法上的特点是：以先秦文献为基础，以秦汉以下文献为辅助，广泛参考考古资料、民俗资料和民间传说，即：以文献为主体，以考古与民俗为两翼，多重证据，以证其成。 

刘毓庆，山西省洪洞县人，1954年生，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任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刘毓庆教授长期从事先秦文学、诗经学、古代文化等领域的研究，用力甚勤且成果卓著，著有《古朴的文学》(37万字)、《朦胧的文学》(35万字)、《泽畔悲吟──屈原:历史峡谷的永恒回响》(近10万)、《雅颂新考》(21万字)、《诗经图注》(国风)(约40万)、《诗经图注》(雅颂)(约50万)、《从经学到文学–明代诗经学史论》(约35万多字)、《诗经百家别解考》(国风部分，与人合作，第yi作者，110万)《图腾神话与中国传统人生》(33万)、《汉字通用声素研究》(与人合著，第二作者，180万)等十余部学术专著。曾发表文章百余篇。山西省古典文学学会会长、中国诗经学会副会长、中国屈原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辞赋学会、中国明代文学学会理事等。 

神话研究
中国神话的三次大变迁
一、五帝三王时代历史的神话化
二、秦汉魏晋时代哲学的神话化
三、元明时代宗教的神话化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狼祖神话与中国文学中之狼意象
一、北方民族狼祖神话考察
二、民族文化融合中的“神狼”命运
三、中国文学中狼意象意义之变迁
华夏日月神话文化意蕴之考察
一、“生日”、“生月”：两种文化的对撞与融合
二、逐日：弑父隋结与抗争意识
三、奔月：静态文明与中国文化走向
中国文学中“水”之神话意象考察
一、水与原始的女性隔离
二、水与原始的性放荡
三、水上学官与女性性隔离教育
四、《诗经》之水与男女情思
五、“水死”与女性之性焦虑
六、牛女河汉与水之神话意象
太行太岳神话系统与中国文化及文学中之精神
一、太行太岳及其周边地区神话传说考察
二、太行太岳神话产生的地理生态背景
三、太行太岳神话传说与中国文化精神
四、太行太岳神话传说与中国文学
“女娲补天”与生殖崇拜
一、“女娲”原貌考证
二、始母神、“蛇”、“石”与生殖
三、“天裂”神话的天文根据
四、“补天”神话的底蕴
玄武图的神话内涵及其文化意义
一、论旧说之非
二、玄武“龟蛇合体”的生物学根据
三、玄武“龟蛇合体”的神话内涵
四、龟与蛇的象征意义
五、“玄武”的文化意义
鲧禹神话考

上古史研究
太行山地区神农氏传说之研究
一、先秦文献关于神农氏活动方位的记载
二、汉唐以降文献记载对“神农氏太行说”的支持
三、炎帝神农氏与太岳之野
四、太行山地区神农氏传说信印及相关民俗
五、太行山地区生态环境与粟作农业考古发现
黄帝族的起源迁徙及炎黄之战的研究
一、黄帝与少典及北狄
二、黄帝与有熊、轩辕及昆仑
三、黄帝族的早期活动地望及东迁路线
四、炎黄之战的性质及战争发生地的考证
炎帝族的播迁与四方岳山的出现
一、太岳
二、吴岳
三、华岳
四、南岳
五、中岳
六、岱岳
七、北岳
陶寺遗址对接历史的可能性及其难题
一、关于陶寺遗址族属问题的分歧
二、陶寺遗址归属上的难题
三、据《尧典》“四仲中星”对尧年代的重新认定
四、考古、历史对接中的错位与“打结理论”
五、陶寺遗址与尧都传说重合所引发的思考
山西长子县尧及丹朱遗迹的发现及其意义
一、方志、碑刻中关于尧及丹朱与长子关系的记载
二、长子关于尧及丹朱的遗迹与传说
三、关于长子特殊民俗的民间诠释
四、尧与炎帝关系的民间传本与文献的重合
五、文献对于“朱封丹陵”民间传说的支持
六、文献对长子陶唐村尧栖地传说的支持
七、尧、朱传说与文献的重合所引发的思考
周族起源与迁徙考
一、对旧说的检讨
二、周族源于甘肃北部
三、周族迁豳的路线
文王之死献疑

宏观历史研究
中国历史上的三次疑古思潮
一、次疑古思潮
二、第二次疑古思潮
三、第三次疑古思潮
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商业革命浪潮及其启示
一、战国商业浪潮与黄金、铜币
二、宋代商业革命与白银、纸币
三、现代商业革命与纸钞、电子卡
四、历史的启示
民族文化的三次大交汇

山西地方文化研究
山西的历史定位与文化的内在结构
陵川万年岩画考察记
吉县女娲岩画考

后记

后 记

我喜欢神话，也喜欢历史，而从事的专业则是古典文学。

上五年级时，我离开自己出生的小山村，到外村上完小。完小所在村有位有学问的老先生，成分不好，人们不敢跟他来往。14 岁时，求知的渴望冲破了政治的防线，我悄悄地拜访了老先生。他当时约80 来岁，行动不便，只能躺坐在炕上，在昏暗的小房间读书、写字、抄字典。受他的影响，后来我也抄字典。在那里我看到了杨公骥先生撰写的《中国文学》，精装本，前后都有残缺。墨子散文以后的部分残失，幸好前面的神话部分保存完好。老先生慷慨地把这本书送给了我。是这本书让我产生了对神话的兴趣，也产生了对中国上古史的兴趣。后来从曾祖父的书箱中，找到了一套《袁了凡纲鉴》，硬着头皮看了册。似懂非懂，只好作罢。但这两本书，在文学与历史两个不同系统中神话与历史的重叠，给我留下了谜，也埋下了以后我研究神话与历史的种子。

大学上了中文系。在文学史教材及中文系的课堂上，强化着一种观念：神话是人类童年的产物，反映的是原始人的意识；文献中记载的上古历史，是神话的历史化。对于前者，我无条件地接受了，因为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对于后者，我始终有疑问。1978 年上了古代文学研究生，毕业论文研究的是《诗经》雅、颂，而论文的性质却是“史”的，对周族的起源、迁徙、发展、东征等问题做了系统研究，以致在论文答辩时，有老师提出“到底是中文系还是历史系”的问题。好在论文写了17 万字，其中有专谈文学的内容，没有因此影响到学位。

研究生毕业后，登上大学讲台。因对神话的兴趣和教学的需要，一直没有放弃对这方面资料的收集和问题研究，并一直是沿着“神话是在人民幻想中经过不自觉艺术方式所加工过的自然界和社会形态”这一思路来思考的。但思考得越深，问题就越多，越来越觉得这一理论有问题了。如果说神话是一种文化形态，只能产生在人类的童年时代，可是为什么中国早期文献中却记之甚少？而文学史教材中的“经典神话”，如后羿射日、女娲补天、共工触不周山、盘古开世等，却晚至汉代才记述下来？魏晋以降出现的《搜神记》、《拾遗记》、《封神演义》、《西游记》，以及当代的穿越剧等，明明与神话无别，为什么却要别名之曰“志怪”、“神魔”、“科幻”？究竟用何标志来证明前者就是原始意识，后者就是封建迷信或科学幻想？而见于《尚书》、《史记》等文献的大禹治水、黄帝蚩尤之战，明明是作为历史记载的，又何以证明它是神话的历史化？类似的学术疑团还有很多，不只是在神话研究中，在对其他课题的研究中也出现了。2007 年5 月我到锡崖沟度假，看到了太行山驼峰岭，情不自禁地写了四句诗：“谁家驼失铃？莽撞入崚嶒。云烟迷旧路，仰首辨归程。”过后一想，这不就是我当时学术道路辨识状态的写照吗？在思考中自己发现，这方面的错误出在用西方概念规范中国学术上。我们一直拿西方的价值标准要求自己，从而出现了削足适履的愚蠢举动。于是我放弃了西来理论，仅以其做参考，从中国文献文本出发，进行思考研究。后的结论是：神话是一种叙事形态与思维形态，而不是文化形态，任何时代都会有神话，而不只限于人类童年。上古神话是上古历史的神话化，而非历史是神话的历史化。

关于历史，我关注的是被长期认作“神话历史化”的那一段历史。因为本科读的汉语言文学，思路上自然与科班的历史系出身者有别。那个时代倡导文学的人民性，因此对民间文学史、俗文学史较为重视。故而在思考历史问题时，不由地把视野放宽到了文学领域。在王国维二重证据理论的启示下，除了对考古资料的重视外，又特别关注到了民俗与民间传说资料和地方志资料。这在我的硕士论文《雅颂新考》（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6 年版）中已有体现，在撰写《上党神农氏传说与华夏文明起源》（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中，则有了成熟的表现。尽管也曾遭到过非议，但也得到过安慰。如安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陈立柱先生在一篇题为《炎帝研究三论》的文章中，其第三论便以“刘毓庆及炎帝研究小议”为题，把我的研究视作“民俗文化学的方式”，认为从我的文章中“看到一线希望”。发表于《晋阳学刊》2009 年第4 期的《陶寺遗址对接历史的可能性及其难题》一文，被北京大学赵世瑜先生摘录在他的博客上，并说“要向历史学和民俗学的同行隆重推荐一篇好文章”。因为研究路子与科班的历史研究者不大相同，加之当代学科划分的“封建割据”状态，自然也容易引起一些科班的历史研究者的怀疑或冷漠。但对我来说，主要是站在解决问题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的，而不是站在学科立场上考虑学科规则的。神话与上古史每有纠绕，今将神话与历史的文章作为一组，选编为册，以飨读者，恳望得到同行朋友的指正。

2016 年12 月6 日

悦  读

中国神话的三次大变迁 “神话”概念来自西方。中国神话研究，启动于上世纪初的西学东渐大潮中。一个世纪以来，研究者所持有的观念、理论、分类方式、研究方法等等，基本上是西式的。当下的研究路径，许多仍属西方各种理论的实践，真正从中国神话自身寻绎其理论的研究成果，还不够多。根据西方人的观念，中国学者普遍认定了这样的事实：神话是原始时代的产物。中国神话研究的开启者茅盾，给神话所下的定义是：“一种流行于上古民间的故事” [1]。中国人类学研究的开启者林惠祥，也认定“神话是原始心理的表现” [2]。半个多世纪来出版的各类中国文学史教材，几乎都遵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谈到的“随着这些自然力的实际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的原则 [3]，将神话作为远古先民的文学而置于书首，其后则不再提及。在这种观念支配下，汉代文献中的神话，如女娲补天、女娲造人、后羿射日、共工触山、盘古开天等等，变成了远古神话的经典内容；汉以的神话，如《搜神记》、《封神演义》之类明确署“神”字号的作品，则被改题为志怪、神魔之类的名目，以表示神话已不再存在。至于20世纪后半期以来，出现的大量外星来客、宇宙大战以及死去几百年的人突然闯入现代生活或现代入闯入古代皇宫之类的神话电视、电影，则被命名为科幻影片或穿越剧。但要问这些形式上分明与神话没有什么两样的故事，为什么不能叫作神话时，人们的回答会很简单，因为它们不是产生在上古时期。2008 年10 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创世神话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代表遗憾地表示：中国文献关于“创世神话”的记载太晚了！但很少有人意识到：我们正在用西方人的概念来规范中国人的行为，在规范中发现了我们祖先行为的不规范性，于是有了深深的遗憾！为什么我们不能撇开西方理论的框架，从实际出发对中国神话的理论性问题作重新思考呢？将毕生精力倾注于中国神话研究的袁珂先生，晚年逐渐意识到了西方理论导引下中国神话研究的缺陷，在1982 年后提出了“广义神话”的概念[4]，认为“直到今天，旧的神话没有消失，新的神话还在产生” [5]。并撰写了《中国神话史》。但他的观念并没有引起研究者的关注，甚至因为他没有接受西方的新理论而被边缘化。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笔者对于神话的思考已三十余年。随着思考的不断深入，逐渐意识到：中国神话不是一个独立的文化形态，而是一种依附于历史文化思潮而存在的叙事形态和思维形态，是以神秘性思维方式为内核、叙事性表述为手段的表现艺术。因而即使在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仍有大量神话电视剧产生。被学者们以不同名目标识的所谓志怪、神魔、科幻片、穿越剧之类的艺术，其本质都是神话。神话创作在历史中，有可能会有盛衰变化，但不可能消失。就中国神话史而言，它曾有过三次创作高潮，次在五帝三王时期，第二次在秦汉魏晋时期，第三次在元明时期。而三次高潮又分别体现着神话内涵的三次变迁。以下分而述之，以求正于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