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主体间意义建构与共享

前言
章 西方传播理论批判
节 西方传播学学科地位分析
一 缺乏一个真正科学的核心概念
二 价值诉求差异与理论体系建构的系统性缺失
三 实践理性误读与研究范式差异
第二节 经验学派理论分析
一 科学主义方法论危机
二 非科学、非系统性碎片化理论体系建构
三 操控研究主体价值迷思
第三节 批判学派理论分析
一 解构资本主义传媒价值的“天才”批判者
二 主体价值“空无”
三 理论建构的“乌托邦”色彩
第四节 技术控制学派理论分析
一 本末倒置的“媒介决定论”
二 难于证实的“谶言”式表达
三 微观表述的局限性特征
第五节 找寻传播学重构的逻辑起点
一 威尔伯施拉姆“百学之学”构想的艰难实践
二 于“继承”与“创新”间徘徊的中国“传学”研究
三 东西方学术思维差异及意义分析
四 传播——主体、主体间意义的建构与共享
五 “意义传播”研究的内容体系

第二章 微观意义建构分析
节 找寻意义
一 意义的定义
二 意义的本体与来源——客观与主观的辩证
三 意义的存在形态：从静态到动态的嬗变
四 意义的本质与内容
五 意义的意义
第二节 意义结构要素分析
一 意识、前意识、潜意识
二 心象、意象和想象
三 隐喻、象征与思维
四 主体、意向与语境
五 意义、动机和行为
第三节 意义建构图式
一 概念和内涵
二 格式塔认知模式
三 心理空间与意义建构
四 其他意义建构理论
第四节 意义的表述与解读
一 主体语言意义
二 语言建构
三 表述与解读

第三章 宏观意义系统分析
节 野蛮与文明
一 作为主体行为特质与方式的“野蛮”与“文明”
二 文明的进步与衰落
三 野蛮的生机与劫数
第二节 宗教与政治
一 宗教的社会形塑意义
二 儒教与君主专制
三 基督教与民主政治
第三节 “格栅”与“群体”
一 作为结构社会形态维度的“格栅”与“群体”
二 文明兴衰与“格栅／群体”互动
第四节 文化与行为
一 文明进化与行为意义
二 专制文化的苦难逻辑与民主困境

第四章 意义的传播与嬗变
节 传媒科技阴影下的民意表达
一 美国选战背后的“传媒魅影”
二 特朗普入主白宫的意义系统
三 传媒科技与意义建构
第二节 作为枷锁，或者保障的信息传播法
一 基于利益分割的意义调控
二 意在操控的保护
三 重在保护的限制
第三节 意义传播的风俗场域
一 意义传播嬗变的民风、民俗制约
二 汉民风俗的双重特征与结构支撑
三 欧美风俗的宗教情结与技术理性特征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书稿写作缘起“西方传播学本土化”话题，目的在于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传播学集大成者——威尔伯·施拉姆所谓“在未来一百年取代所有人文社会学科”的宏愿。传播学在西方世界因战争宣传而成为显学，但就现实研究取得的成果而言，仍然难成一家之言。施拉姆宣称传播学可以取代所有人文学科，我们假定施氏所称是科学的、正确的。要取代所有人文学科，就会出现一个前提。那就是我们必须知道：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本质所在。毋庸置疑，人文社会科学均以人类行为，以及人和人类社会作为研究对象，目的在于揭示人类社会交往行为的本体意义。
　　意义学说，涉及广泛，几乎无所不包。从意义建构之初的哲学、心理学，到意义形构与传播的社会学、政治学、语言学等学科。贯穿研究，笔者颇有迷失之感。曾经无数“山重水复疑无路”，遥遥不可及于“柳暗花明又一村”。但纵观研究整体，也并非一无是处。研究初步建构了“主体、主体间意义建构与传播”的理论框架，提供了一个诠释人类主体行为意义的坐标体系。哲学上认为，人类行为意义在于“成人”与“成己”，二者互为条件。“成己”是“成人”的前提和条件，“成人”是“成己”在更高社会层次的升华。意义，作为人类社会交往行为的动机与本质，形构着人类社会的本体理性，并物化为人们生存与生活的客观世界。
　　意义，意味着人对自身及所处环境的理性认知。人的主体认知，既是人类走向现代文明的标志，也意味着主体间纷争的根源。上帝将偷吃“禁果”（“知是非果”）的亚当和夏娃逐出伊甸园，因为从那时起人开始有了独立于上帝的“是非”观念，即自身的主体意识。为了惩罚人类，上帝让脱离蒙昧的人们历尽苦难，并且摧毁了人类谋求共同体幸福的“通天塔”。从此，人们因具备主体意义而涅槃重生，却也因拥有主体理性而历尽劫难。书稿撰写，意在探究主体意义建构的方法、过程，以及主体间意义共享的结构和过程性要素。哪怕只是不经意间撩开了皇帝新装的一角，想来也颇有“细思极恐”之感。如是而已。

《传播：主体间意义建构与共享》：
　　法兰克福学派强调知识分子的人格独立，资本主义社会知识分子应该挑战社会制度的羁绊，保持批判意识，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理论性攻击力量，用文化方法解决社会问题。文化帝国主义论者葛兰西认为各国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产生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夺取资产阶级的文化霸权，“一个阶级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霸权’；当它执掌政权的时候就终成了统治者，但它即使是牢牢地掌握住了政权，也必须继续行使以往的领导权”。法兰克福学派所谓“挑战现存制度”的知识分子并非完全没有存在的可能，然而但凡敢于和勇于挑战所处社会政治经济关系并取得成功的知识分子本身，首先必须拥有维持自身生存和“革命”的物质资源。社会生存和社会活动成本的取得，要么革命者本身就是现存社会经济结构的既得利益者，要么是得到既得利益者的认可和大力支持。否则，即使不是空中楼阁，也是无法持久的，更不要说所谓的“胜利”。“革命”的知识分子，或者是背叛了自己出身的社会阶级，革了自己的命；或者是受利益集团资助，成为资助者利益的代言人；文化帝国主义论所谓纯粹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个值得商榷的说法。《摩登时代》里拿着大扳子游荡街市的“查理”，其重复性流水线工作给予他的只可能是麻木不仁，多是熟练的技艺，而绝不可能是作为人类进步标志的“文化知识”。先生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提到的所谓“流氓无产阶级”倒是很像鲁迅笔下的“阿Q”，他到死都没有把自己的“O”画圆。社会经济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很难成就本阶级的知识分子，因为任何社会历史时期，无产阶级价值观念从未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念，难于形成独立的文化体系，而所谓独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就极难诞生。莱恩和特纳指出，工人阶级背景出身的霍加特，因为工作经历原因保持着对工人阶级状况与文化的研究兴趣。但是在霍加特的著作中，也存在某种矛盾的心情——对工人阶级文化的价值观怀有不确定感和潜意识的怀疑。①羡慕和想往“取秦皇而代之”的刘邦和项羽，一个是源于没落贵族的“无产阶级流氓”，一个是流落街头、游走市井的本色“流氓无产者”，虽则不是严格意义上与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相对立而存在的“无产阶级”，但作为阶级压迫社会的底层叛逆者，无疑具备极为相似的人格特征。他们有可能通过权谋、暴力夺取政权，却没能力建构全新维持社会生活正常运转的科学秩序。巩固政权和长治久安的实现，依然需要依赖传统社会既有的，从属统治阶级的，道德观念体系和法统制度。
　　被称为“欧洲后的天才”的本雅明，面对法西斯的堕落艺术，提出的政治对策——“艺术的革命政治化”。在现代社会里，如果艺术能够不再与政治分离，那么他就必须与一种旨在从根本上改善人的状况的整治方案，即共产主义结成同盟。文化艺术的革命化，或者政治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其后独立的民族国家确曾变为现实，但实施的效果却并不十分令人满意。原本对社会人进行心灵塑造和非强制性行为规范的文学艺术，一旦与现实政治相交织就会无节制地侵犯社会人的私密空间。造成较之资本主义社会更为强烈和的社会操控，形成专制统治对全社会的再“蒙昧化”和“单向度社会”的形成。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独立民族国家长期社会动荡，政治专制暴戾，也不可避免地伴有无产阶级专政统治的幼稚和偏执的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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