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9785409丛书名: 西夏文献文物研究丛书
内容简介
本书对武威市及其周边县的西夏文化遗址进行了一次全面而系统的梳理与普查，对这一地区的西夏文物遗址进行了认真研究，系统地建立起了武威市及其周边地区的西夏遗址档案，既有对个案遗址的介绍、对重要文物的研究，又有对同类遗址性质及其价值的探讨和论述，为以后深入研究西夏历史文化以及武威地方史提供了科学的资料，也为有关地区的西夏遗址调查与研究课题的实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目 录
绪 论／1
章 碑刻造像／9
节 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10
第二节 敏公讲主江南求法功德碑／29
第三节 杂木寺摩崖石刻造像／35
第四节 覆钵式石塔龛造像／38
第五节 永昌县花大门石刻塔群及佛龛／40
第二章 建筑遗存／47
节 武威西凉府署大堂建筑／48
第二节 武威文庙／58
第三节 永昌县千佛阁遗址／63
第三章 瓷窑遗址与瓷器窖藏／74
节 国内西夏瓷器的出土及研究状况／74
第二节 西夏瓷窑遗址与瓷器窖藏／78
第三节 瓷窑遗址与瓷器窖藏研究成果／111
第四章 寺院遗址／119
节 凉州护国寺与感通塔的历史变迁／119
第二节 永昌县圣容寺／139
第三节 凉州白塔寺／152
第四节 珍珠台寺院遗址／157
第五节 古浪县寺屲寺院遗址／160
第六节 天祝百灵寺遗址／166
第七节 寺院遗址调查研究成果／171
第五章 石窟寺／177
节 石窟寺的调查发现与研究状况／177
第二节 亥母洞石窟／179
第三节 修行洞遗址／207
第四节 天梯山石窟／233
第五节 其他石窟群／258
第六节 调查研究初步成果／261
第六章 故城址及烽燧遗址／265
节 凉州区境内的西夏城址及遗址／266
第二节 古浪县境内的西夏城址及遗址／273
第三节 天祝县境内的西夏城址／277
第四节 民勤县境内的西夏城址／278
第五节 研究探讨的问题／292
第七章 墓葬／297
节 国内外研究进展／297
第二节 西夏墓葬概况／300
第三节 墓葬类型／323
第四节 墓葬形制及葬具／327
第五节 西夏墓葬的特点／329
第八章 货币窖藏／334
节 出土西夏钱币研究及介绍／334
第二节 西夏货币窖藏／341
第三节 从武威出土的窖藏古币看西夏流通的主要货币／367
第四节 西夏银锭／372
第五节 铜铤研究中的几个问题／380
第六节 武威西夏钱币考古的重要价值／387
第九章 金属器窖藏及官印、符牌、象棋／392
节 西夏金属器的出土及研究状况／392
第二节 署东巷窖藏金属器／395
第三节 官印／399
第四节 符牌／404
第五节 夏汉合璧铜象棋子／405
第六节 铜火炮的断代及研究／408
结 论／415
附 录／441
一 西夏时期武威大事辑要／441
二 武威西夏文物考古大事记／443
参考文献／447
后 记／458
章 碑刻造像／9
节 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10
第二节 敏公讲主江南求法功德碑／29
第三节 杂木寺摩崖石刻造像／35
第四节 覆钵式石塔龛造像／38
第五节 永昌县花大门石刻塔群及佛龛／40
第二章 建筑遗存／47
节 武威西凉府署大堂建筑／48
第二节 武威文庙／58
第三节 永昌县千佛阁遗址／63
第三章 瓷窑遗址与瓷器窖藏／74
节 国内西夏瓷器的出土及研究状况／74
第二节 西夏瓷窑遗址与瓷器窖藏／78
第三节 瓷窑遗址与瓷器窖藏研究成果／111
第四章 寺院遗址／119
节 凉州护国寺与感通塔的历史变迁／119
第二节 永昌县圣容寺／139
第三节 凉州白塔寺／152
第四节 珍珠台寺院遗址／157
第五节 古浪县寺屲寺院遗址／160
第六节 天祝百灵寺遗址／166
第七节 寺院遗址调查研究成果／171
第五章 石窟寺／177
节 石窟寺的调查发现与研究状况／177
第二节 亥母洞石窟／179
第三节 修行洞遗址／207
第四节 天梯山石窟／233
第五节 其他石窟群／258
第六节 调查研究初步成果／261
第六章 故城址及烽燧遗址／265
节 凉州区境内的西夏城址及遗址／266
第二节 古浪县境内的西夏城址及遗址／273
第三节 天祝县境内的西夏城址／277
第四节 民勤县境内的西夏城址／278
第五节 研究探讨的问题／292
第七章 墓葬／297
节 国内外研究进展／297
第二节 西夏墓葬概况／300
第三节 墓葬类型／323
第四节 墓葬形制及葬具／327
第五节 西夏墓葬的特点／329
第八章 货币窖藏／334
节 出土西夏钱币研究及介绍／334
第二节 西夏货币窖藏／341
第三节 从武威出土的窖藏古币看西夏流通的主要货币／367
第四节 西夏银锭／372
第五节 铜铤研究中的几个问题／380
第六节 武威西夏钱币考古的重要价值／387
第九章 金属器窖藏及官印、符牌、象棋／392
节 西夏金属器的出土及研究状况／392
第二节 署东巷窖藏金属器／395
第三节 官印／399
第四节 符牌／404
第五节 夏汉合璧铜象棋子／405
第六节 铜火炮的断代及研究／408
结 论／415
附 录／441
一 西夏时期武威大事辑要／441
二 武威西夏文物考古大事记／443
参考文献／447
后 记／458
前 言
绪 论
西夏是以党项族为主体，于公元11世纪至13世纪初，在我国西北地区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宋宝元元年（1038），元昊称帝，定国号“大夏”，自称“大白高国”“白高大夏国”。因其在宋西边，在汉籍中习惯称为西夏，另有唐古、唐兀、河西、弭药等称。与辽、北宋、金及南宋先后鼎立。传10代，至1227年被蒙古所灭。西夏极盛时，疆域包括今宁夏、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甘肃西部、青海东部和新疆东部。其典章制度多仿唐、宋，创制了西夏文字，以儒学治国，崇信佛教，大量翻译汉文典籍和佛教经典，创造了辉煌而独特的西夏文明。但由于蒙元对西夏的毁灭性打击，文物典籍毁坏殆尽，元朝也没有为西夏修一部专史，使这个显赫一时的王朝显得格外神秘。
一 武威西夏遗存概述
西夏立国近两百年，丝绸之路重镇凉州作为其陪都，是其立国的基础，也是西部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西夏之所以能创造出辉煌而独特的文化，原因就在于立国后没有中断河西文化，而是在突出党项民族文化的基础上，从河西文化中积极吸取养分，发展儒学，弘扬佛教，使儒学和佛学成为强化其统治的两大精神支柱；对河西地区的回鹘、吐蕃等其他民族文化也是兼容并包，终形成了多元独特的西夏文明。可以说，西夏文化不仅是对汉魏、隋唐河西文化的一种继承和创新，还极大地丰富了河西文化的内涵。对河西文化的吸收继承，尤以西凉府——武威地区为。纵观西夏一朝，西凉府在其兴亡的历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境内保存有极为丰富的西夏文化遗存，为揭开西夏神秘的面纱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西夏灭亡后，建立西夏王朝的党项族，以及他们创造的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渐渐消失得无影无踪。首先揭开西夏面纱的是清代著名学者、金石学家武威人张澍。清嘉庆九年（1804），张澍游览凉州大云寺时，在封闭的碑亭中发现了一块石碑，石碑正面的文字“乍视，字皆可识，熟视，则无一字可识”。之后，张澍根据石碑背面的汉文才知道，此碑是西夏天祐民安五年所立的护国寺感通塔碑，正面和汉字相似的方块字正是消失已久的西夏国字——西夏文。张澍也成为个辨识出西夏文字的学者。西夏碑的发现，使西夏王朝的身影再次进入世人的视野，从此拉开了近代西夏学研究的序幕。
就在发现西夏碑的第二年，即1805年，金石学者刘青园在武威发现了几坛钱币，其中有西夏文“大安”“乾祐”“天庆”以及汉文“元德、天盛、乾祐、天庆、皇建、光定诸品”。他根据西夏碑上的文字，判断出其中的梵字钱即“西夏文钱”，这是西夏钱币在考古史上次有明确文献记载的重大发现，使得西夏钱币在钱谱中初具规模，形成系列，成为人们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1909年，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先后三次从黑水城遗址盗掘走了大量西夏文献和文物，仅文献就有数千卷之巨，其中绝大部分是西夏文文献，今仍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和冬宫博物馆。1914年，斯坦因在黑水城遗址也得到了不少西夏遗物，现藏于大英博物馆。随着西夏文献、文物的大批发现，西夏学研究也逐渐兴起。在20世纪以来的近百年间，国内外西夏学研究的资料和成果大大增加，研究领域也逐渐从语言文字扩展到西夏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军事、宗教、风俗等广泛领域。经过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基本上弄清了西夏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面貌，揭开了西夏王国的神秘面纱。
在西夏文物遗址中，甘肃武威是要特别提及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武威境内又发现了多处西夏历史文化遗存，是发现西夏遗址多、出土西夏文物多的地区之一。西夏遗址和大量文物的发现，成为研究西夏历史、揭示西夏文化的珍贵资料。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武威发现了许多西夏遗址，出土了大批的西夏文物，为国内外学者研究西夏历史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1952年、1972年和1989年，在武威天梯山石窟、张义小西沟岘修行洞遗址、新华乡亥母洞石窟寺遗址发现了大批西夏文物文献，出土西夏文、汉文社会文书，西夏文、藏文佛经，西夏文药方，唐卡，造像，印花绢帛，西夏文木牍，竹笔，木刮布刀等文物千余件，为研究西夏社会历史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特别是在武威小西沟岘修行洞遗址出土的珍贵西夏文文书和文物，数量多、内容丰富，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首次发现的大宗西夏文物。其中被认为与现代硬笔有某种亲缘关系的竹笔和木刮布刀是国内外的。亥母洞石窟寺遗址出土的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被专家认为是西夏泥活字版佛经，是我国发现的早的泥活字印刷实物。修行洞遗址和亥母洞石窟寺遗址也因出土大批西夏文献而被学术界誉为“西夏藏经洞”。
20世纪70～90年代，在武威市西郊附近先后发现7座西夏墓，出土文物百余件。其中出土彩色木板画30多幅，是西夏统治阶层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西夏社会等级差别的缩影，画中人物的服饰、器物、兵器等都是极难得的有关西夏社会生活的实物资料。同时出土的诸多木制家具，在国内也极为罕见。葬具木缘塔更是研究西夏葬俗的珍贵实物。
1981～1994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武威市文物部门在武威市古城乡塔儿湾发掘了西夏瓷窑遗址，出土了大批西夏瓷器。这些瓷器种类繁多，釉色复杂，部分瓷器上还墨书汉文和西夏文题记。这是迄今出土西夏瓷器中种类和数量多、釉色繁杂的重大发现，证明古城乡塔儿湾瓷窑是西夏西部重要的官办瓷窑。此外，在武威城区发现十余处西夏窑藏，出土金碗、银锭、铜火炮、铜铤、瓷器、铜器、钱币等文物，以及碑刻造像、石磨等，在国内外西夏文物中独树一帜。武威出土的西夏文物，反映了其作为西夏陪都的重要历史地位。
西夏社会笃信佛教。西夏时期的河西，寺院广布，塔庙林立，是重要的佛教中心和佛经译场。据“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汉文碑文记载：“近自畿甸，远及荒要，山林溪谷，村落坊聚、佛宇遗址，只椽片瓦，但仿佛有存者，无不必葺。”皇家寺院凉州护国寺，规模宏大，僧侣众多，香火旺盛。寺内感通塔多有灵瑞，被称为“护国宝塔”和“凉州金塔”。
已有900多年历史的张掖大佛寺，是西夏修建的众多寺院中至今仅存的一座。寺内的大卧佛，基本上是西夏原塑，是全国现存的室内卧佛。永昌御山圣容寺等也是西夏重要的佛教寺院。西夏中后期，藏传佛教走出青藏高原，传播到河陇地区，为蒙元时期“凉州会盟”的成功举行奠定了坚实的宗教基础。莫高窟在西夏人心目是佛教的“世界众宫”。河西走廊成为西夏京畿之外为重要的佛教中心。西夏景宗和仁宗还亲自到凉州巡察，并在此烧香礼佛。
西夏文化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武威西夏文物遗存不仅数量众多，而且级别高、价值大，是推动西夏学深入研究的珍贵资料，更是甘肃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重要内容，是推动甘肃文化旅游事业大发展、大繁荣的特色资源。
二 武威西夏文物及遗址研究状况
对武威境内西夏遗址和文物的研究，肇始于1804年张澍在大云寺发现西夏碑。国内外对武威西夏遗址的研究状况，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阶段：1804年至20世纪初期
1804年，著名学者武威人张澍在凉州大云寺发现了“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拉开了西夏学研究的序幕。他撰写了《西夏姓氏录》《凉州府志备考》《西夏纪年》。1805年，武威当地发现一坛窖藏货币，金石学者刘青园从中发现了西夏“元德、天盛、乾祐、天庆、皇建、光定诸品”，他根据西夏碑文字，判断出其中的梵字钱，即“西夏文钱”，从此，西夏铸造的钱币正式列入中国钱币书谱。1898年，法国人戴维理亚发表了《凉州西夏碑考与西夏王国的文字》，提出“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的西夏文与汉文不是简单的对译关系。英国人卜士礼通过“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推断出居庸关石刻为西夏文。1923年，罗福成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全文发表了“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的汉文和西夏文碑文，以及西夏文碑文的译文。
第二阶段：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
1953年3月，浙江美术学院教授史岩先生参加中央美术学院敦煌文物考察队，1954年7月对天梯山石窟的13个洞窟进行了调查，1955年发表了《凉州天梯山石窟的现存状况和保存问题》，对窟内西夏时期的遗物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和介绍。1952年，天梯山石窟大佛洞发现了一批西夏文献。1958年，在天梯山石窟搬迁过程中，又发现了一批西夏文献和壁画。陈炳应先生《天梯山石窟西夏文佛经译释》一文对此进行了介绍和研究。1964年，日本学者西田龙雄重新翻译了“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的西夏文碑文，校正了罗氏译文的多处错误。1972年，在武威张义乡小西沟岘修行洞发现了一批西夏佛经、医药方、占卜辞、日历、请假条、竹笔、钱币等，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首次发现大量的西夏文物，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发现一批西夏文物》对此进行了介绍，王静如、史金波、白滨先生先后撰文对其中的文献进行了详细考证研究。1977年，在武威西郊林场发现了两座西夏墓葬，出土了大量西夏文物，宁笃学、钟长发撰写了简报，国内相关学者对其展开了研究。1978年，武威地区文物工作队对永昌县境内后大寺西的一处遗址进行了清理发掘，发现了西夏千佛阁遗址。
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
这一时期，随着武威城乡建设和第二次文物普查工作的开展，武威发现了许多西夏遗址。1980年，在南营乡发现了瓷器窖藏，钟长发撰写了发掘简报；同年，在武威针织厂发现了一批西夏窖藏，出土了铜火炮、瓷器等文物，党寿山发表了相关论文；1984年、1987年、1992年、1993年，武威地市文物部门及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塔儿湾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孙寿龄、党寿山、黎大祥等对其进行了介绍和研究；1984年，史金波先生通过研究“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的碑文，发表了《凉州感应塔碑西夏文校译补正》，对“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的西夏文碑文进行了重新译证，使碑文的译释更准确、更全面；1987年，新华乡缠山村村民在亥母洞发现了一批西夏文献文物，武威市博物馆对其进行了清理发掘，孙寿龄、黎大祥、史金波、陈炳应等对出土的文献文物进行了考证研究；1987年9月，在武威城内署东巷发现了一批西夏窖藏文物，出土银锭、金碗、金钵、金撮、金链、宋代钱币、瓷片、铁器等文物，党寿山、黎大祥对此进行了研究；1981年、1989年、1997年，在武威体校、西郊十字路口、奔马饮料厂、西关武警支队家属院先后发现了五座西夏墓葬，出土了木棺、灵骨瓶、瓷器、买地券、钱币等诸多西夏文物，宁笃学、孙寿龄、朱安、姚永春等发表了清理发掘简报，陈炳应、史金波、黎大祥等专门就出土文物进行了研究。
武威境内出土的西夏文物，在全国西夏文物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为学术界解读西夏历史提供了大量的手资料。西夏学界都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其中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西夏探古》，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西夏文化》《西夏社会》，牛达生《西夏遗迹》，陈育宁、汤晓芳《西夏艺术史》，黎大祥《武威文物研究文集》《武威文物精粹》对武威境内西夏遗址和文物研究着力多。但是，总体而言，目前学界的研究，还没有从整体上全面、系统地把握武威境内的西夏遗址和文物。
三 武威地区西夏遗址调查研究
武威在西夏兴亡中占有重要地位。迄今为止，在武威发现的西夏遗址、文物不仅在数量上全国多，而且独具特色，是研究西夏历史文化的珍贵资料。所以，对西夏西凉府境内的西夏遗址进行一次彻底的调查与研究，有助于全面掌握西夏遗址的概况，有助于学术界进行西夏历史、地理、经济、政区、宗教、葬俗等各个方面的深入研究。201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史金波先生担任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西夏文献文物研究”获准立项。鉴于武威丰富的西夏文化遗存及其在西夏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武威市西夏遗址、文物、文献研究受到项目组关注。后经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院长杜建录教授提议推荐，武威市博物馆黎大祥馆长、武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张振华所长作为项目负责人联合申报的“武威地区西夏遗址调查与研究”，经专家委员会评审，作为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西夏文献文物研究”重点项目子课题予以立项资助。
“武威境内西夏遗址调查与研究”立项后，课题组根据过去武威考古发掘情况、西夏文物的出土情况，并在以往三次文物普查资料的基础上，全面梳理了武威市所辖凉州区、民勤县、古浪县、天祝藏族自治县及武威周边的金昌市永昌县、白银市景泰县境内的西夏文化遗存及考古资料。课题组几经讨论，先后数次修改课题大纲及方案，自2012年5月开始，在相关文博单位的配合下，历时两年多，实地考察了百余处遗址，核实了已经确认的西夏遗址，确认了一批存疑的西夏遗址，同时也新发现了一些西夏遗址，进一步丰富了武威西夏历史和西夏文化遗存，系统地建立起了武威市及周边地区西夏遗址档案，为以后深入研究武威境内的西夏历史文化提供了科学的考察资料。
在考察报告的基础上，本课题按照遗址性质分类，对文化遗存的保存现状、出土西夏文物的基本情况、遗址和文物对于揭示西夏历史文化的重要价值及意义进行了深入的论述。总之，“武威地区西夏遗址调查与研究”既是迄今为止对武威及其周边地区西夏文化遗址为全面而系统的梳理与普查，又是对这一地区西夏文物遗址的科学研究。经过课题组的努力，取得了新的发现和研究成果。
一是发现了一批新的西夏遗址。在本次调查中，课题组对一些疑似西夏时期的遗址进行了详细的实地考察，结合出土文物，确认并新发现了一批以往没有确认的西夏遗址。如在古浪县古丰乡西山堡村寺屲山调查时，发现了一处大型西夏寺院建筑遗址。该处遗址以剔刻花瓷器残件、黑釉或白釉瓷碗残件、绿釉建筑构件等为代表的西夏文化特征明显，规模较大，是近年来武威地区西夏考古研究中的又一重大发现。特别是在文化层中发现的一佛二弟子瓦当，为研究西夏建筑艺术提供了新的材料，填补了西夏建筑艺术的空白。新发现的“敏公讲主江南求法功德碑”，为研究元代武威西夏遗民提供了新资料。通过实地勘察、走访耆老，结合出土遗物，提出由原武威市政府大院搬迁至现武威海藏寺的凉州府衙署大堂，是西夏时期西凉府大堂建筑遗存，为研究西夏官府建筑提供了实物材料。
二是确认了一批西夏遗址。武威地区西夏遗存中，古城遗址以往都没有受到关注。如，在历次的文物普查和研究中，凉州区的高沟堡城址和团庄营儿城址，民勤县的东安城址和红沙堡城址，古浪县的干城古城，以及天祝县的松山古城等，都被定为明清时期的军事营堡。但通过课题组的实地调查，结合古城地表遗存和地方志记载，上述古城应该是西夏时期修建、明清时期再次被利用的。特别是凉州区团庄营儿城址、高沟堡城址，民勤县红沙堡、东安堡的西夏、元代文化遗存较为丰富。这些古城遗址的确认或发现，填补了武威西夏遗址中的空白，为研究西夏时期武威及其周边地区的军事防御和聚落遗址提供了新材料。对永昌县花大门石刻遗址的首次全面调查研究，确认其是一处西夏、元、明时期的藏传佛教石刻塔群遗址，纠正了以往地方文博部门认为其是元代遗址的观点。在梳理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建筑遗存特点，提出现存的武威文庙是在西夏西凉府圣庙的基础上扩建而来。
三是对主要或尚未研究的西夏文物进行了详细考论。如，“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是西夏学研究中的重要碑刻资料，以往的研究都集中在对碑文的考释及其价值上，但碑座独特的天马、麒麟、双狮、莲花浮雕艺术却被忽略。这次的研究，在介绍碑座发现过程与图案的基础上，还进一步讨论了浮雕图案的艺术价值和文化内涵，同时还对“感通塔”的名称源流进行了详细考论，丰富了“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研究的内容。为使学术界全面了解西夏护国寺的全貌，还详细梳理了凉州护国寺的沿革变迁。
总之，“武威地区西夏遗址调查与研究”课题的开展，既是对武威及其周边地区西夏文化遗址迄今为止为全面的普查，也是对该地区西夏历史文化的系统梳理和研究，既有具体的文物研究，又有对同类遗址性质及其价值的探讨论述，为学术界进一步探究西夏历史文化提供了科学的资料，也为以后西夏故地其他地区西夏遗址调查与研究课题的实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西夏是以党项族为主体，于公元11世纪至13世纪初，在我国西北地区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宋宝元元年（1038），元昊称帝，定国号“大夏”，自称“大白高国”“白高大夏国”。因其在宋西边，在汉籍中习惯称为西夏，另有唐古、唐兀、河西、弭药等称。与辽、北宋、金及南宋先后鼎立。传10代，至1227年被蒙古所灭。西夏极盛时，疆域包括今宁夏、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甘肃西部、青海东部和新疆东部。其典章制度多仿唐、宋，创制了西夏文字，以儒学治国，崇信佛教，大量翻译汉文典籍和佛教经典，创造了辉煌而独特的西夏文明。但由于蒙元对西夏的毁灭性打击，文物典籍毁坏殆尽，元朝也没有为西夏修一部专史，使这个显赫一时的王朝显得格外神秘。
一 武威西夏遗存概述
西夏立国近两百年，丝绸之路重镇凉州作为其陪都，是其立国的基础，也是西部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西夏之所以能创造出辉煌而独特的文化，原因就在于立国后没有中断河西文化，而是在突出党项民族文化的基础上，从河西文化中积极吸取养分，发展儒学，弘扬佛教，使儒学和佛学成为强化其统治的两大精神支柱；对河西地区的回鹘、吐蕃等其他民族文化也是兼容并包，终形成了多元独特的西夏文明。可以说，西夏文化不仅是对汉魏、隋唐河西文化的一种继承和创新，还极大地丰富了河西文化的内涵。对河西文化的吸收继承，尤以西凉府——武威地区为。纵观西夏一朝，西凉府在其兴亡的历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境内保存有极为丰富的西夏文化遗存，为揭开西夏神秘的面纱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西夏灭亡后，建立西夏王朝的党项族，以及他们创造的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渐渐消失得无影无踪。首先揭开西夏面纱的是清代著名学者、金石学家武威人张澍。清嘉庆九年（1804），张澍游览凉州大云寺时，在封闭的碑亭中发现了一块石碑，石碑正面的文字“乍视，字皆可识，熟视，则无一字可识”。之后，张澍根据石碑背面的汉文才知道，此碑是西夏天祐民安五年所立的护国寺感通塔碑，正面和汉字相似的方块字正是消失已久的西夏国字——西夏文。张澍也成为个辨识出西夏文字的学者。西夏碑的发现，使西夏王朝的身影再次进入世人的视野，从此拉开了近代西夏学研究的序幕。
就在发现西夏碑的第二年，即1805年，金石学者刘青园在武威发现了几坛钱币，其中有西夏文“大安”“乾祐”“天庆”以及汉文“元德、天盛、乾祐、天庆、皇建、光定诸品”。他根据西夏碑上的文字，判断出其中的梵字钱即“西夏文钱”，这是西夏钱币在考古史上次有明确文献记载的重大发现，使得西夏钱币在钱谱中初具规模，形成系列，成为人们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1909年，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先后三次从黑水城遗址盗掘走了大量西夏文献和文物，仅文献就有数千卷之巨，其中绝大部分是西夏文文献，今仍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和冬宫博物馆。1914年，斯坦因在黑水城遗址也得到了不少西夏遗物，现藏于大英博物馆。随着西夏文献、文物的大批发现，西夏学研究也逐渐兴起。在20世纪以来的近百年间，国内外西夏学研究的资料和成果大大增加，研究领域也逐渐从语言文字扩展到西夏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军事、宗教、风俗等广泛领域。经过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基本上弄清了西夏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面貌，揭开了西夏王国的神秘面纱。
在西夏文物遗址中，甘肃武威是要特别提及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武威境内又发现了多处西夏历史文化遗存，是发现西夏遗址多、出土西夏文物多的地区之一。西夏遗址和大量文物的发现，成为研究西夏历史、揭示西夏文化的珍贵资料。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武威发现了许多西夏遗址，出土了大批的西夏文物，为国内外学者研究西夏历史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1952年、1972年和1989年，在武威天梯山石窟、张义小西沟岘修行洞遗址、新华乡亥母洞石窟寺遗址发现了大批西夏文物文献，出土西夏文、汉文社会文书，西夏文、藏文佛经，西夏文药方，唐卡，造像，印花绢帛，西夏文木牍，竹笔，木刮布刀等文物千余件，为研究西夏社会历史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特别是在武威小西沟岘修行洞遗址出土的珍贵西夏文文书和文物，数量多、内容丰富，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首次发现的大宗西夏文物。其中被认为与现代硬笔有某种亲缘关系的竹笔和木刮布刀是国内外的。亥母洞石窟寺遗址出土的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被专家认为是西夏泥活字版佛经，是我国发现的早的泥活字印刷实物。修行洞遗址和亥母洞石窟寺遗址也因出土大批西夏文献而被学术界誉为“西夏藏经洞”。
20世纪70～90年代，在武威市西郊附近先后发现7座西夏墓，出土文物百余件。其中出土彩色木板画30多幅，是西夏统治阶层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西夏社会等级差别的缩影，画中人物的服饰、器物、兵器等都是极难得的有关西夏社会生活的实物资料。同时出土的诸多木制家具，在国内也极为罕见。葬具木缘塔更是研究西夏葬俗的珍贵实物。
1981～1994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武威市文物部门在武威市古城乡塔儿湾发掘了西夏瓷窑遗址，出土了大批西夏瓷器。这些瓷器种类繁多，釉色复杂，部分瓷器上还墨书汉文和西夏文题记。这是迄今出土西夏瓷器中种类和数量多、釉色繁杂的重大发现，证明古城乡塔儿湾瓷窑是西夏西部重要的官办瓷窑。此外，在武威城区发现十余处西夏窑藏，出土金碗、银锭、铜火炮、铜铤、瓷器、铜器、钱币等文物，以及碑刻造像、石磨等，在国内外西夏文物中独树一帜。武威出土的西夏文物，反映了其作为西夏陪都的重要历史地位。
西夏社会笃信佛教。西夏时期的河西，寺院广布，塔庙林立，是重要的佛教中心和佛经译场。据“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汉文碑文记载：“近自畿甸，远及荒要，山林溪谷，村落坊聚、佛宇遗址，只椽片瓦，但仿佛有存者，无不必葺。”皇家寺院凉州护国寺，规模宏大，僧侣众多，香火旺盛。寺内感通塔多有灵瑞，被称为“护国宝塔”和“凉州金塔”。
已有900多年历史的张掖大佛寺，是西夏修建的众多寺院中至今仅存的一座。寺内的大卧佛，基本上是西夏原塑，是全国现存的室内卧佛。永昌御山圣容寺等也是西夏重要的佛教寺院。西夏中后期，藏传佛教走出青藏高原，传播到河陇地区，为蒙元时期“凉州会盟”的成功举行奠定了坚实的宗教基础。莫高窟在西夏人心目是佛教的“世界众宫”。河西走廊成为西夏京畿之外为重要的佛教中心。西夏景宗和仁宗还亲自到凉州巡察，并在此烧香礼佛。
西夏文化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武威西夏文物遗存不仅数量众多，而且级别高、价值大，是推动西夏学深入研究的珍贵资料，更是甘肃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重要内容，是推动甘肃文化旅游事业大发展、大繁荣的特色资源。
二 武威西夏文物及遗址研究状况
对武威境内西夏遗址和文物的研究，肇始于1804年张澍在大云寺发现西夏碑。国内外对武威西夏遗址的研究状况，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阶段：1804年至20世纪初期
1804年，著名学者武威人张澍在凉州大云寺发现了“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拉开了西夏学研究的序幕。他撰写了《西夏姓氏录》《凉州府志备考》《西夏纪年》。1805年，武威当地发现一坛窖藏货币，金石学者刘青园从中发现了西夏“元德、天盛、乾祐、天庆、皇建、光定诸品”，他根据西夏碑文字，判断出其中的梵字钱，即“西夏文钱”，从此，西夏铸造的钱币正式列入中国钱币书谱。1898年，法国人戴维理亚发表了《凉州西夏碑考与西夏王国的文字》，提出“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的西夏文与汉文不是简单的对译关系。英国人卜士礼通过“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推断出居庸关石刻为西夏文。1923年，罗福成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全文发表了“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的汉文和西夏文碑文，以及西夏文碑文的译文。
第二阶段：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
1953年3月，浙江美术学院教授史岩先生参加中央美术学院敦煌文物考察队，1954年7月对天梯山石窟的13个洞窟进行了调查，1955年发表了《凉州天梯山石窟的现存状况和保存问题》，对窟内西夏时期的遗物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和介绍。1952年，天梯山石窟大佛洞发现了一批西夏文献。1958年，在天梯山石窟搬迁过程中，又发现了一批西夏文献和壁画。陈炳应先生《天梯山石窟西夏文佛经译释》一文对此进行了介绍和研究。1964年，日本学者西田龙雄重新翻译了“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的西夏文碑文，校正了罗氏译文的多处错误。1972年，在武威张义乡小西沟岘修行洞发现了一批西夏佛经、医药方、占卜辞、日历、请假条、竹笔、钱币等，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首次发现大量的西夏文物，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发现一批西夏文物》对此进行了介绍，王静如、史金波、白滨先生先后撰文对其中的文献进行了详细考证研究。1977年，在武威西郊林场发现了两座西夏墓葬，出土了大量西夏文物，宁笃学、钟长发撰写了简报，国内相关学者对其展开了研究。1978年，武威地区文物工作队对永昌县境内后大寺西的一处遗址进行了清理发掘，发现了西夏千佛阁遗址。
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
这一时期，随着武威城乡建设和第二次文物普查工作的开展，武威发现了许多西夏遗址。1980年，在南营乡发现了瓷器窖藏，钟长发撰写了发掘简报；同年，在武威针织厂发现了一批西夏窖藏，出土了铜火炮、瓷器等文物，党寿山发表了相关论文；1984年、1987年、1992年、1993年，武威地市文物部门及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塔儿湾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孙寿龄、党寿山、黎大祥等对其进行了介绍和研究；1984年，史金波先生通过研究“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的碑文，发表了《凉州感应塔碑西夏文校译补正》，对“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的西夏文碑文进行了重新译证，使碑文的译释更准确、更全面；1987年，新华乡缠山村村民在亥母洞发现了一批西夏文献文物，武威市博物馆对其进行了清理发掘，孙寿龄、黎大祥、史金波、陈炳应等对出土的文献文物进行了考证研究；1987年9月，在武威城内署东巷发现了一批西夏窖藏文物，出土银锭、金碗、金钵、金撮、金链、宋代钱币、瓷片、铁器等文物，党寿山、黎大祥对此进行了研究；1981年、1989年、1997年，在武威体校、西郊十字路口、奔马饮料厂、西关武警支队家属院先后发现了五座西夏墓葬，出土了木棺、灵骨瓶、瓷器、买地券、钱币等诸多西夏文物，宁笃学、孙寿龄、朱安、姚永春等发表了清理发掘简报，陈炳应、史金波、黎大祥等专门就出土文物进行了研究。
武威境内出土的西夏文物，在全国西夏文物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为学术界解读西夏历史提供了大量的手资料。西夏学界都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其中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西夏探古》，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西夏文化》《西夏社会》，牛达生《西夏遗迹》，陈育宁、汤晓芳《西夏艺术史》，黎大祥《武威文物研究文集》《武威文物精粹》对武威境内西夏遗址和文物研究着力多。但是，总体而言，目前学界的研究，还没有从整体上全面、系统地把握武威境内的西夏遗址和文物。
三 武威地区西夏遗址调查研究
武威在西夏兴亡中占有重要地位。迄今为止，在武威发现的西夏遗址、文物不仅在数量上全国多，而且独具特色，是研究西夏历史文化的珍贵资料。所以，对西夏西凉府境内的西夏遗址进行一次彻底的调查与研究，有助于全面掌握西夏遗址的概况，有助于学术界进行西夏历史、地理、经济、政区、宗教、葬俗等各个方面的深入研究。201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史金波先生担任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西夏文献文物研究”获准立项。鉴于武威丰富的西夏文化遗存及其在西夏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武威市西夏遗址、文物、文献研究受到项目组关注。后经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院长杜建录教授提议推荐，武威市博物馆黎大祥馆长、武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张振华所长作为项目负责人联合申报的“武威地区西夏遗址调查与研究”，经专家委员会评审，作为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西夏文献文物研究”重点项目子课题予以立项资助。
“武威境内西夏遗址调查与研究”立项后，课题组根据过去武威考古发掘情况、西夏文物的出土情况，并在以往三次文物普查资料的基础上，全面梳理了武威市所辖凉州区、民勤县、古浪县、天祝藏族自治县及武威周边的金昌市永昌县、白银市景泰县境内的西夏文化遗存及考古资料。课题组几经讨论，先后数次修改课题大纲及方案，自2012年5月开始，在相关文博单位的配合下，历时两年多，实地考察了百余处遗址，核实了已经确认的西夏遗址，确认了一批存疑的西夏遗址，同时也新发现了一些西夏遗址，进一步丰富了武威西夏历史和西夏文化遗存，系统地建立起了武威市及周边地区西夏遗址档案，为以后深入研究武威境内的西夏历史文化提供了科学的考察资料。
在考察报告的基础上，本课题按照遗址性质分类，对文化遗存的保存现状、出土西夏文物的基本情况、遗址和文物对于揭示西夏历史文化的重要价值及意义进行了深入的论述。总之，“武威地区西夏遗址调查与研究”既是迄今为止对武威及其周边地区西夏文化遗址为全面而系统的梳理与普查，又是对这一地区西夏文物遗址的科学研究。经过课题组的努力，取得了新的发现和研究成果。
一是发现了一批新的西夏遗址。在本次调查中，课题组对一些疑似西夏时期的遗址进行了详细的实地考察，结合出土文物，确认并新发现了一批以往没有确认的西夏遗址。如在古浪县古丰乡西山堡村寺屲山调查时，发现了一处大型西夏寺院建筑遗址。该处遗址以剔刻花瓷器残件、黑釉或白釉瓷碗残件、绿釉建筑构件等为代表的西夏文化特征明显，规模较大，是近年来武威地区西夏考古研究中的又一重大发现。特别是在文化层中发现的一佛二弟子瓦当，为研究西夏建筑艺术提供了新的材料，填补了西夏建筑艺术的空白。新发现的“敏公讲主江南求法功德碑”，为研究元代武威西夏遗民提供了新资料。通过实地勘察、走访耆老，结合出土遗物，提出由原武威市政府大院搬迁至现武威海藏寺的凉州府衙署大堂，是西夏时期西凉府大堂建筑遗存，为研究西夏官府建筑提供了实物材料。
二是确认了一批西夏遗址。武威地区西夏遗存中，古城遗址以往都没有受到关注。如，在历次的文物普查和研究中，凉州区的高沟堡城址和团庄营儿城址，民勤县的东安城址和红沙堡城址，古浪县的干城古城，以及天祝县的松山古城等，都被定为明清时期的军事营堡。但通过课题组的实地调查，结合古城地表遗存和地方志记载，上述古城应该是西夏时期修建、明清时期再次被利用的。特别是凉州区团庄营儿城址、高沟堡城址，民勤县红沙堡、东安堡的西夏、元代文化遗存较为丰富。这些古城遗址的确认或发现，填补了武威西夏遗址中的空白，为研究西夏时期武威及其周边地区的军事防御和聚落遗址提供了新材料。对永昌县花大门石刻遗址的首次全面调查研究，确认其是一处西夏、元、明时期的藏传佛教石刻塔群遗址，纠正了以往地方文博部门认为其是元代遗址的观点。在梳理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建筑遗存特点，提出现存的武威文庙是在西夏西凉府圣庙的基础上扩建而来。
三是对主要或尚未研究的西夏文物进行了详细考论。如，“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是西夏学研究中的重要碑刻资料，以往的研究都集中在对碑文的考释及其价值上，但碑座独特的天马、麒麟、双狮、莲花浮雕艺术却被忽略。这次的研究，在介绍碑座发现过程与图案的基础上，还进一步讨论了浮雕图案的艺术价值和文化内涵，同时还对“感通塔”的名称源流进行了详细考论，丰富了“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研究的内容。为使学术界全面了解西夏护国寺的全貌，还详细梳理了凉州护国寺的沿革变迁。
总之，“武威地区西夏遗址调查与研究”课题的开展，既是对武威及其周边地区西夏文化遗址迄今为止为全面的普查，也是对该地区西夏历史文化的系统梳理和研究，既有具体的文物研究，又有对同类遗址性质及其价值的探讨论述，为学术界进一步探究西夏历史文化提供了科学的资料，也为以后西夏故地其他地区西夏遗址调查与研究课题的实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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