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208142107
新中国成立后，乡村私人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
爱情还是亲情，自由还是服从，个体如何在转型社会中抉择？
美国亚洲学会中国研究列文森图书大奖获奖作品；
阅读当代中国乡村的情感与道德世界，理解私人生活背后的社会变迁。
《私人生活的变革》是以东北的下岬村为调查对象，分别从纵观下岬村这一本土道德世界的变化、农村青年择偶过程的变化、这一转变过程的各种细节、家庭财产分割过程中三种相互关联的习俗沿革以及在彩礼上体现出来的巨大变化等，讨论了作为独立个体的个人的出现与发展和国家在私人生活的转型以及个人主体性的形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农民的私人生活经历了双重的转型，这一转型的核心在于个人作为独立主体的兴起。基于此，作者反思了中国近现代以来农村情感生活、亲属关系等私人世界的发展与变迁，与国家对于私人生活领域的巨大推力。
中文版自序
前言
导论
中国家庭模式与私人生活的研究
一、“合作社模式”与缺席的个人
二、研究私人生活的新模式
三、本书的结构安排
章 下岬村的经济体制、公众生活与社会关系
一、村干部以及国家角色的变迁
二、公共生活的起落
三、亲缘结构与社会关系
第二章 择偶：独立与浪漫的年轻一代
一、关于择偶的本土定义
二、1946—1962年：年轻一代的独立自主趋向
三、1963—1983年：集体化体制下的浪漫爱情
四、1984年至今：改革开放以后的新发展
五、介绍型婚姻中的爱情
六、从自主到浪漫
第三章 性爱、情感及其语言艺术
一、订婚后的恋爱与婚前性关系
二、爱情的语言和姿态
三、择偶理想的变化
四、爱情的表达问题
五、择偶中的浪漫革命
第四章
两性互动以及夫妻关系重要性的增长
一、家庭结构的变化
二、夫妻间的亲密关系与爱情
三、家庭劳动分工与家庭决策
四、家庭内部性别角色的重新定位
五、大家庭的民主化
六、家庭关系的结构性变化
第五章 私人空间与隐私权
一、老宅子的空间安排
二、80年代以来的装修热
三、内外之别与家庭隐私权
四、个体成员的私人空间
五、空间格局与人际关系
六、下岬村个案与隐私权观念
第六章 家庭财产与个人财产权利
一、提前分家与“从父居”的消亡
二、系列分家方式的影响
三、彩礼与遗产预支
四、彩礼支配的变化
五、新娘在彩礼交换中的角色
六、从礼物到预支的遗产
七、个人权利的上升与父权的衰落
第七章 老人赡养与孝道的衰落
一、老人的生活状况
二、虐待老人与代际冲突
三、关于代际互惠的争论
四、父母防老的措施
五、孝道的衰落
六、无效的法律与自相矛盾的意识形态
七、沉默的公众舆论
八、信仰世界的倒塌
九、经济剥夺与无情的市场逻辑
第八章 人口政策与新型生育文化
一、计划生育20年
二、个人选择与生育模式
三、新型生育观的出现
四、性别因素：妻子地位上升的影响
五、社区因素：村风的作用
六、从人口控制到计划生育
结论 国家、家庭与个人
一、家庭的私人化
二、自主性、情感、欲望与无公德的个人
三、情感、欲望、消费要求
四、社会主义国家与私人生活转型的悖论
五、关于国家作用的争论
六、个人的崛起与国家的关系
参考文献
本书的孕育始于大约15 年前我在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制订的一个研究计划。在1987—1988 年间，我逐步研读了前人有关中国家庭与亲属关系的大量著述，并很快为那些有趣却又复杂的课题所吸引。与此同时，令我感到不解的是，绝大多数的研究注重的都是家庭结构与家庭制度，却很少涉及个人的心理与行为方式。这与我个人的体会存在很大差别。在我看来，自1949年以来，在中国的家庭制度发生巨变的同时，每一个个人的私生活也同样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探讨这些变化，我利用整整一个暑假写了一份研究计划，本书里的一些基本想法即在那时形成。有趣的是，自从我1993 年开始教书，许多学生在读过我给他们开的参考书之后也感觉到了同样的缺陷，并且向我提出了类似的问题。
他们经常问到的是：“为什么中国的家庭总是由经济来决定？为什么家庭成员都那么理性，那么算计？”这里有两种可能的答案。种答案是，中国家庭的确就是个经济实体，其他诸如亲密关系、情感、个人自由等私人生活的内容在家庭里都没有存在的空间。第二种答案是，为了强调中国家庭的特殊性并与美国或西方的家庭相比较，许多研究都忽略了日常生活里那些在西方读者眼中并不重要或者太普通从而不被注意的因素。
在我自己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越来越倾向于第二种解释。
总体来说，关于中国家庭，目前存在着三种理论模式。种是西方社会学者提出的经济家庭模式。这一模式认为中国家庭是一种经济合作组织，家庭成员有共同的收支计划、共同财产、共同的家庭经济。个人收入必须统统归入家庭。第二种也许可以被称作政治家庭模式。女权主义学者通过对中国家庭内部人际关系的研究揭示，家庭内部存在着根深蒂固的不平等以及权力之争。对于家庭国家之间关系的研究也可以归入这一类。第三种主要是由中国学者所提出的文化家庭模式。这一模式强调传统价值特别是儒家伦理对家庭生活的深远影响。无论根据哪种模式，个人都不在关注的中心。有血有肉的普通人的情感生活基本上都被忽略不提。
然而，没有个人以及个人的人生经历，就没有家庭与家庭生活。我的研究显示，当代中国的家庭固然具有重要的经济、政治、文化层面，但同时也充满着个人的与情感的因素。如同美国的家庭一样，中国的家庭生活经验也是家庭成员个人的道德价值体验。家庭成员在关心经济收益时，也同样重视个人隐私、亲密关系、相互情感以及成员权利。因此，本书将研究重点放在个人及其情感生活上。我希望能够通过这项研究来开拓理解中国私人生活的新途径，并以此来弥补以往的研究是过分强调了中国家庭的结构及其集体性之不足。
回顾这些年来的研究，我意识到我的工作极大地得益于对一个村子的追踪调查。20 世纪70 年代里，我在这个村子生活了多年。可事隔多年后，自从1989 年来，我连续不断地在村里进行人类学田野作业时，我对村里人不时会产生一种形同路人的感觉，因此我意识到我必须努力去重新寻找那已被忘却的记忆。这些年里，无论是社会大环境，还是村里的人以及我和他们的关系都在不断变化，其中令人捉摸不透的是村里人观念的变化。在过去10 年里，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对同一件事经常会发表不同的意见，或者对同一件事作出不同的描述。为了能够准确把握村里人特别是愿意赶潮流的年轻人的行为与思想的变化，我一直在对20 多位村民的生活进行追踪记录。当然，如果我没有在70 年代与他们共同生活过的话，这是无法做到的。
不过，我并没有打算将这个村子作为整个中国社会的缩影来研究。相反，我首先关注的是社会主义时代村里人的私人生活，以及他们在一场又一场的社会变化中又是如何参与创造了那地方的历史。不过话又说回来，本书所描述的社会变化趋势，包括家庭私人化、夫妻亲密关系，以及家庭生活中个人情感的重要性不断增加、个人的意识日益强烈，而且越来越自我中心，这些现象在中国的城市以及许多地方的农村都早已出现。这已经为数次大规模的全国性调查和许多经验性研究所证明。我在本书里自始至终都强调的一个基本思想是：自1949 年以来，国家在推动私人生活的转型上扮演基本社会问题和道德困境也都具有共同性。在一个更为抽象的层面上，本书探讨的社会问题与道德困境存在于所有的社会，所以与整个人类都相关。不过，各地方的人在应付外部的变化及其挑战时，总是要根据当地的情况与他们自身的条件来作决定，因而他们的社会行为也就五花八门。因此，我们只有通过对地方的特殊情况以及特殊历史背景的了解，才能够进一步深化对社会变化总趋势以及人类道德体验的理解。就这点而论，我有把握断言，本书的研究所揭示的含义远远超出了一个村子的范围。
自从1987 年我开始从事本项研究以来，众多的朋友和同事都给了我极大的帮助，我也得到了不少单位的经费资助。没有这些，我就无法写成这本书。
我首先要感谢的是James L.（Woody）Watson，
我的导师与挚友。他对我的研究一直给予热情的支持和无私的帮助。在本书的初稿完成之后，他反复地阅读并提出了大量重要的意见与建议。
Woody 一直激励着我的学术研究，同时也是一位热心肠的好友。我无法用三言两语来表达我对他的感谢，所以我愿将这本书献给他。语言也同样无法确切表达我对Arthur Kleinman 和Joan Kleinman夫妇的感激。Arthur 自1986 年来就是我的老师。他们长期以来给我的扶持已经远远超过了老师应该给予学生的帮助。他们阅读了本书的几份初稿，给我提出了难以计数的宝贵意见。特别是在理论方面，Arthur 给我的帮助为关键。我在本书里以个人为主要对象探讨道德经历的研究方法，正是他们夫妇10 多年来一直在推动的人类学研究方向。
我衷心感谢黑龙江省下岬村的村民。他们两次敞开胸怀接受了我。次是在1971 年。当年才17 岁的我作为盲流从山东省千里北上黑龙江寻找活路。我沿路打短工，直到下岬人将我收留了下来。我在村里作为普通社员一直生活到1978 年考入北京大学。在1989 年春天，我作为哈佛大学的博士生回到下岬做次的人类学田野作业。之后我在1991、1993、1994、1997、1998、1999 年又多次回到下岬。每次回去，乡亲们都首先和我高兴地团聚一番，走的时候他们又热情相送。在我逗留期间，村里许多人都尽其所能地回答我关于他们的生活、工作、家庭、社会的各种问题，尽管那些问题似乎无穷无尽。其中，我特别要感激的是我30 多年的老朋友胡延军。他精明干练，知识丰富，说话妙趣横生。他不但帮助我搜集资料，还和我一起讨论调查方法，这样我才得以进一步深化研究，扩展视野。如果没有下岬村民以及当地政府中不少朋友的帮助，我在过去11 年里的追踪调查就会非常困难，甚至没法做到。
许多朋友和同事在百忙中抽出时间阅读了部分甚至全部的书稿，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我在这里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Cameron Campbell、Myron Cohen、Deborah Davis、Stephan Feuchtwang、Maris Gillette、Susan Greenhalgh、Mar jorie Goodwin、Stevan Harrell、Douglas Hollan、William Jankowiak、景军、William Lavely、James Lee、Bonnie McDougall、Jonathan Parry、Isabelle Thireau、Jonathan Unger、王锋、Rubie Watson 和Martin Whyte。
另外，我曾与Joseph Bosco、Karen Brodkin、蔡志祥、Linda Carro、郭于华、Lothar von Falkenhausen、龚小夏、Philip Huang、熊景明、Nancy Levine、廖迪生、Paula Paderni、沈原、孙立平和杨念群等在不同场合讨论本研究课题，并从他们的真知灼见中获益匪浅。我要特别感谢梁晓燕，她对中国社会的敏锐观察和许多独到见解都已融入本书之中。在撰写本书初稿时，我很庆幸能为自己找到一个跨国的学术共同体。承蒙Francoise Sabban 的盛情邀请，我作为法国高等社会科学学院（EHESS）的访问学者在迷人的巴黎度过了2000 年的5 月。
我利用这一难得的良机与法国同行交流，听取他们对书稿的评论，同时还在巴黎北郊一间温馨的公寓里完成了本书的第八章。在接下来的6 月，我访问了伦敦经济学院的人类学系，并在那里讲述了本书的两章；是热情好客的Charles
Stafford 帮助我实现了这一夙愿。
2000 年的欧洲之行还使我有机会访问莱顿大学汉学研究中心、阿姆斯特丹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和牛津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并宣读本书各章的初稿。2001 年，我还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就本书内容听取国内专家学者的评论。我谨向这些研讨会的主人Leo Douw、Stefan Landsberger、罗宏光、马戎、Frank Pieke 和所有参与者表示衷心感谢。他们的问题、建议和批评使本书增色不少，至于依然存在的缺点和错误，当然全部是我本人的责任。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请到两位在家庭研究上享有盛誉的学者为匿名审稿人，他们仔细地审阅了书稿，并提出许多有益的批评和建议。遗憾的是，我只能在此向他们表示谢意，因为我仍然不知道他们的姓名。
从1997
年开始，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的Muriel Bell 女士就为本书的选题立项和编辑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她的鼓励和专业支持伴随我完成本书。我要特别感谢Nancy Hearst 女士，她一如既往地提供了上乘的文字帮助，使得整个写作过程更加愉快。
第三章的一部分曾以“Courtship, Love and Premarital Sex in a North China Village”为题发表在The China Journal 2002 年总第48期。第四章的一部分曾以“The Triumph of Conjugality: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Family
Relations in a Chinese Village”为题发表在Ethnology 1997 年第3 期。第八章是根据我在Etudes Rurales 2002年总第161—162 期上发表的论文改写的；该文的题目是“Planning Birth: Changes in Fertility Culture in a Chinese Village”。我为这些学术期刊允许我在本书中使用上述论文材料表示感谢。
下列基金会提供的研究经费使本项研究得以顺利完成：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the
Wenner-Gren Foundation、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ident’s Office（for its
Research Fellowship in Humanities）、the International
and Overseas Studies Program at UCLA，以及the Academic
Senate of UCLA。洛杉矶加州大学人类学系的同事们共同营造了一个既团结和谐又充满灵气的学术环境；系主任Joan Silk 和社会科学学院的院长Scott Waugh 大力支持我在2000—2001 年集中精力写作。我谨借此机会向他们一并致谢。
后，我特别感谢我的未婚妻梁蓓蒂。在1999 年我们初次相遇时，我刚刚开始撰写章的初稿。此时此刻，在即将完成这篇序言之际，我正在期待着我们8 月份的婚礼。来自蓓蒂的爱情和欢声笑语完全改变了我的私人生活，也使得过去的三年成为我为愉快的写作经历。
这部杰出的乡村民族志探讨了此前从未被讨论过的议题：中国农民家庭生活中的个体性与情感生活。1970年代的中国东北，阎云翔教授曾在当地某村庄做了7年农民，并于1989年以训练有素的人类学家身份回到那里，开始了为期十余年的考察。他以当地人的视角，描绘出普通村民丰富、细腻又微妙多变的精神世界。从社会关系、家庭财产，赡养老人等公共性议题，到风流韵事、计划生育、性等隐私问题，本书都有所展现。
阎教授将一部当代中国农村复杂的、流动的心态史和行为史，呈现在我们面前。
——列文森奖获奖辞（列文森奖推选委员会：裴宜理、胡缨、戴安娜·里拉）
20世纪90年代中国乡村zui好的民族志写作。他花费了数年时间与村民们共同生活，并分析他们的生活状态。他把私人生活研究放在了个体性和家庭联合体重要性的经典讨论之中。他生活过，他做到了，他将深刻的理解和分析带给了我们。
——黛博拉·戴维（耶鲁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当阎云翔首本书，《礼物的流动》于1996年出版后，这清楚地表明一个新的中国研究领军人物开始踏入了该领域。阎教授的第二本书《私人生活的变革》更清晰地表现了他在这本书所展现的才华。事实上，《私人生活的变革》作为《礼物的流动》这一书的同系列著作，它们一起构成了一部关于丰富而独特的村庄民族志。那里同时也是阎教授成为人类学家之前花费了15年观察、生活过的村庄。
——《China Quarterly》
优秀的研究，它清晰地提供了关于中国乡村家庭生活的变化图景，而从中，村民们的内心道德世界和情感生活流露着些许微光。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在这本精心研究和高度原创性的书中，阎教授再一次展现了他作为民族志学家不同寻常的敏感和捕捉农村社会变化背后的多层微观性因素的能力。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介绍型婚姻中的爱情
我在考察了这484个择偶案例后发现，爱情也发生在介绍型婚姻中。这印证了Victor DeMunck在斯里兰卡的研究中应用的“爱情牵线”的说法。
在集体化时期，这种情况更为普遍，因为上一代人如果没有媒妁之言，在情感表达方面要困难得多。在介绍型婚姻的情感发展中，有两个值得注意的情况。
类情况是，在同村人结婚的情况下，绝大部分都是男女双方在媒妁出现之前本来就认识。这时，媒人往往充当两家讲条件的中间人。在一些情况下，媒人不过是请来走过场，因为当事人已经偷偷自己定了婚，有时甚至两家父母都已经讲好了彩礼条件。一位好友告诉我，在他父母找来媒人之前，他和对象已经有了很深的感情。他们都是村里宣传队的活跃分子，女方是演员，男方演奏乐器。在宣传队和大伙混在一起时，他们彼此之间觉得轻松随意，可私下到了一起时却感到紧张。这位朋友说，姑娘太封建，不敢跟他更接近；而后来成了他妻子的姑娘却说，两人在一起时，他傻呼呼的，根本不知道怎么对她说点贴心的话。这两人不在同一个生产队，所以农忙期间就没法见面，而他们在分开期间才意识到他们都相互想念对方。于是，1968年农忙完毕，男方家就请了媒人。在这类情况下，双方在订婚后马上就密切往来，因为他们觉得既然已经有了明媒，就有权利放任一点感情了。
第二类情况是，双方在有人做媒之前并不认识，而是在订婚后才谈起了恋爱。这往往发生在与外村人特别是远地方的人订婚的情况下。比如1975年，某个下岬姑娘和35公里外一个村子里的青年订了婚。双方在初次见面之前完全不认识。那次见面是姑娘的远亲安排的。女方后来告诉我说，次见面时她对对方毫无感觉。这姑娘的父亲几年之前就去世了，她母亲一人拉扯五个孩子，家里境遇困难，希望她赶紧结婚。她在与对方见了三次面之后接受了婚事。在后来的一年里，她到男方家里去过四次，每次都呆了几天，男方也到她家来了三次。他们还一起到哈尔滨照了订婚相。姑娘在村里的好朋友都发现，每次她和未婚夫见过面之后，他们的感情就又进了一步，因为每次她都非常兴奋，在往后几天里总是不断地提起未婚夫。村里人都说，她那么想结婚，在婚礼那天和娘家告别的时候，她甚至都没有像其他新娘一样象征性地掉几滴眼泪。后来她对我说，她根本挤不出眼泪来，往手绢上撒胡椒面也没管用。她告诉朋友，自己是那么想念他，巴不得马上离开。村里传说，她在订婚不久后就和对方有了性关系，于是也就开始了两人的热恋。15年后，当我在1991年做调查当面问她村里人的说法是否有根据时，她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笑了起来。我说你这一笑就算是肯定，她也还是继续笑而不答。我对她说，你可真够浪漫的。她却不以为然，因为当年的同辈人都这么做。这时我才次意识到，订婚青年的婚前性行为原来早在70年代就已存在了（关于这个题目，我在下一章里还要详细讨论）。
订婚后发生恋情的事不仅出在隔村男女之间。事实上，下岬本村不少男女青年也有类似的经历。一对在1976年订婚的人至1998年才告诉我，虽说他们两人一起在试验田里工作，在有朋友牵线之前他们之间从来不多说话。不过在订婚后，他们越走越近，因为他们有每天在一起工作的便利条件。我问他们，这种情况是否因为70年代的年轻人还很害羞，经常避免和异性接触。他们不同意。妻子说，甚至在1998年还有类似情形。有个普通家庭出身的男青年和书记的女儿订了婚。女方是学校的民办教师。男方的母亲觉得与书记结亲非常荣耀，给女方付了高额彩礼。当儿子的开始时并不怎么感兴趣，不过是顺从母亲的安排。不过他和姑娘在订婚之后日益熟悉，结果他成了尽人皆知的痴情汉，心甘情愿地为姑娘做任何事。他经常陪姑娘到学校上班，帮助她清理教室、收作业。有的小学生搞不清楚，对父母说他们班上有两个老师。结果这成了村里的笑话。
后，即使在一些完全由父母作主的婚姻中，双方也有可能在订婚后才发生爱情。有趣的是，在我访问过的青年人中，有3个人甚至觉得自己的父母干预得有道理。90年代中期出过一个典型的例子。有个姑娘很聪明，上了中专，毕业后却面临困境，因为她在班上交了男友，到毕业时两人已经难舍难分。但是，他们毕业后被分回了各自的县。如果她继续这段关系并终和男友结婚，就必须远离父母，搬到他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她的男友不但家里很穷，而且要供养父母，无论是现时的家庭责任还是将来的经济负担都很重。自然，女方的父母强烈反对这桩婚事，父母与女儿之间发生了许多争执。她的父亲后设法帮她在县城附近找了个不错的工作，又通过城里一个有权有势的干部给她介绍对象。经过一段情感反复，她接受家里的劝告，和男友分手并与这个新对象发展了关系，后很高兴地结婚成家。数年以后她对我说，幸好她父母干预，才没让她干出傻事。不过她又说，终还是她自己的选择。如果她决定要和个男友结婚，谁也没法拦住。而她的父母不过是给她提供了宝贵的建议，用他们的人生经验说服了她。
择偶理想的变化
老一辈回忆说，在五六十年代，很少出现婚前性关系，因为新娘必须是黄花闺女，而订婚夫妇除了在父母眼皮底下之外也没有什么接触的机会。另外，那30年里的意识形态也不容许有那种行为。无论是在自由恋爱还是在介绍型婚姻里，婚前性关系都是个很敏感的内容。我自己70年代生活在下岬时，就经常听到已到婚龄的朋友谈论起新娘是否处女对于婚姻的重要性。
在调查这个题目时，有好几个中年人谈起他们年轻时规矩之严。有个男人悄悄和一个姑娘谈恋爱，终在1967年结婚。这人回忆说，他们当时总是在晚上到野地里去呆上很长时间。他碰过她的身体，但是不敢有进一步的举动，因为如果女方怀孕的话，两人的名声就完了。
一般情况下，我在调查时总是先搜集近的资料，之后再沿着发现的各种蛛丝马迹往前追寻。在调查婚前性关系时我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1991年，我在当地的一次婚礼上次触及这个题目。新娘当时已经怀孕4个月，而村里有些人并没有对此表示大惊小怪，这令我印象很深刻。1997年时我仔细研究了下岬村的计划生育报表，从中发现了婚前性关系普遍的程度。不过，直到1998年，我才碰到一个愿意详细讨论这个题目的村民。
在1998年夏天一个炎热的上午，我与50岁的老梁讨论1949年以来夫妻关系的演变。老梁在过去的10年里一直是我的重要消息来源。他说，自从记事以来他就从来没见过自己的父母睡在一起。他爹除了回来吃饭睡觉之外从来不着家。即使在冬天农闲时，他爹也是到外面去呼朋唤友。老梁的姐姐嫁给了个聋哑人，他无法想象姐姐怎么能够一辈子没声没息地和一个人呆在一起。说到今天的年轻人，老梁摇了摇头，感叹说时代也变得太快了一点。
据老梁介绍，现在的年轻人订婚之后，每个姑娘都会在男方家里住上一个星期，之后两人再一起去照订婚相。显然，照相前住一个星期这道手续是80年代才出现的。多数情况下是姑娘住在男方家里，因为男方父母照例将这看作是敲定婚姻的办法。不少未婚夫妻在这期间都有性关系。老梁估计，80年代中期以前有大约1/5的人这么做，80年代末期上升到1/4，90年代后期就已经到了1/3。他还说道：
其实我家也这样。我们大小子订婚那天，他问我老伴是否能让未婚妻在家里呆上两天，因为她打算帮我们干点活。我们都很高兴，觉得姑娘会来事儿。姑娘的确很会干活，她和我老伴、儿子一起下田。一切都很令人满意。可是，第二天清早，我却发现她没有睡在房子里，而是到库房里和大小子睡在一起。我们老两口都感到害臊，不过后来老伴想通了，说这样媳妇就不会把儿子给甩了。我相信老伴的话，因为这方面的事情女人比男人明白。所以到第二天晚上，我们甚至都没有给她在屋里铺床，而她和我儿子吃过饭后就不见了。这些年轻人真有精神！整整辛苦了一天，他们还有玩的功夫！要是在过去，我可没脸告诉你这个，不过现在人人都这样，也就无所谓了。
老梁又说，他的二小子和三小子分别在1987和1991年订婚，发生的事情一模一样，简直成了家庭传统了。他一面开着玩笑，一面却小心地观察着我的反应。我告诉他，有好几个全国性的调查都显示，年轻一代中的婚前性关系在全国各地都大大增加，所以他的例子并不特别。比如，有个调查发现，24%的农村受访者表示可以允许订婚男女之间有性关系，或者并不将婚前性关系当回事（中国农村家庭调查组，1993：53）。80年代末另外一次调查则发现，41%的男性与30%的女性认为婚前性关系并没有什么不好，而且完全是属于私人的事情。尤其是在婚前性关系发生在未婚夫妇之间时，极少有人觉得有什么不道德的地方（Zhao and Geng 1992：10）。 显然，在60年代曾经是禁忌的婚前性生活在90年代已经流行于订婚夫妇之间。听完之后，老梁显得轻松了许多，我们又开始谈起美国60年代的性革命来。
虽然不像老梁一样在这个问题上那么开诚布公，但村里其他人也承认未婚夫妻间的性关系越来越普遍。许多年纪大的人开脱说，这些人反正是要结婚过一辈子的。而一个青年人争辩，如今开彩礼单就是结婚了，所以睡在一起本来就应该。不过，同一时期内解除婚约的案例却不断增加。例如，从1994到1997年的42对订婚男女中，有5对解除了婚约。其中4对是女方解除的，而大家知道这其中至少有一个姑娘和未婚夫有过性关系。
为探究未婚夫妻婚前性关系的普遍程度，我特意分析了下岬村的计划生育报表，对比1979年以来每对新婚夫妻结婚与头生子出生的时间。在1991至1993年结婚的49对夫妻中，有13对在结婚8个月之内生了孩子，其中10对的孩子是在7个月内出生的。所以，即便是按保守的估计，这期间的新婚夫妻中至少有20%婚前有性关系。而且，并不是每个有婚前性关系的妇女都会怀孕，所以实际比例肯定还要更高。
村里人怎么看待这一变化呢？正如老梁说过的那样，多数人都把这当作不得不接受的现实，而且许多当父母的在未婚媳妇上门时也给儿子提供方便。结果，有好几家的父母因为害怕生出“五月鲜”的孙子只好仓促举行婚礼。有个比老梁年纪更大的人回忆说，他和妻子恋爱时什么也不敢做。而他在1990年发现大儿子的未婚妻怀了孕，只好赶紧让他们结婚。按照他的说法，事情虽说是紧急，但终还是有惊无险。说完他自己也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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