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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 16开纸 张: 铜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302332541
走近大师，面对面地感受其喜怒哀乐、慷慨激昂
作者以资深收藏家的亲身经历记录藏画过程的真实点滴，从一个侧面呈现香港亚洲艺术基金会进行“中国早期油画”“更当代”等系列收藏庞大工程的喜乐，让读者了解藏画背后的那些真实的、可读性强的精彩、感怀故事。
走近大师，面对面地感受其喜怒哀乐、慷慨激昂。
向大师学习，除了艺术的收获，更多的是人性品格修养的习得。
找到沙耆啦 1
秦宣夫的家好冷 7
我是客家人！涂克说 15
孙云台的云 19
发现唐蕴玉 何止“捡漏”那么简单 25
吕斯百自杀用的绳子，找不到 31
漫天彩霞张彤云 39
樱花刘荣夫 45
余本姓余 49
认识晁楣是在南京 53
关良真真 57
绿荫下的孙为民 63
雾飞重庆 辣麻辣 67
怀念Kelvin邹 73
李宗津，可惜了 75
雷！平安陈铿 81
蒋振华，走了 85
台湾老师潘元石 89
好好好老蔡 95
郭医生 99
逆光邵伟尧 109
金冶的巴黎饺子 115
杨春棠杨馆长 121
老鹰范康龙 126
广州买画记 130
用金剪刀剪彩 134
圣诞捡大漏，在广州 137
推荐序1
《昔采东西 ——中国前辈艺术家的油画展》
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
2002.10.19—2003.1.19
开心的时候，我们会笑。痛苦的时候，我们会哭。有烦恼，会纳闷，孤立自己。有仇恨，会激动，向人挑衅。有怨气，便板起面孔。有抑郁，就脸色低沉。以上种种反应，都是人之常情，也是人生的经验。
若以上的感情以文字诉说出来，令读者生情，便是文学作品。如果以绘画表现出来，让观者心动，则是艺术作品了。当然，以音乐演绎的话，使听者共鸣，这首艺术作品更易为大众接受。因此，艺术与抒发情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人生苦短，充满太多伤感和悲忧，愉快的时光真的太稀少了。艺术品虽然是抒情工具，但艺术家无须表达太多不如意的事，他们大可以热情地去创作，只将如意的事发表出来，书写、唱奏或绘画出他们心中的理想。因此，很多艺术品都令我们赏心悦目。
余元康先生是画家、收藏家和商家。他当然经历过人生里的悲欢离合、阴晴圆缺。即使他遇到众多的起落无常，但我每次与他一起，他还是笑着说话。他可能是直率地表达心中欢喜，也可能是故意地掩饰心底不安。然而他这种表现好像艺术品给人的印象一样，总令人感到舒服。
他说话诙谐，文字幽默，思考灵活，每每令人惬意，这些已是艺术家的料子。没有这料子，怎引得听者去听他的话，读者去看他的书？
他的文章满载感情，动人情绪，言中有意，意中有景，就是一篇篇立体的文学作品。文章里的人物有各种成就和际遇，由余先生娓娓道来，不但使读者认识到一些趣味性的人物点滴，也让他们感受到这些艺人的点滴情怀。
余先生确实是一位满腔热情的浪漫艺术家。
杨春棠
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 总监
推荐序2
虽然中国古代的美术史写作发轫远早于西方，各种公私著录亦堪称发达，但收藏家们似乎并不愿多谈收藏。所以收藏有“秘藏”一说，并一直延续至今。何以这几乎成为古往今来中国收藏家们的惯例？究其原因，我个人认为大约有二：其一，经验不愿分享。俗语有“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的说法，收藏的境界说到底还是靠个人的视野、财力和修为；但俗语同样有“教出徒弟饿死师傅”的说法——在一个资源极其有限的领域，收藏也是综合储备及心理的竞技场。其二，收藏涉及财富的生成和转移，而且，这利益还有可能在继续。然而，在最商业至上的香港，却有人破此惯例，分享了大量收藏心得和具体事例的细节。这便是香港亚洲艺术基金会董事会主席余元康先生。
早在1980年代，对中国早期油画的研究收藏基本上还一片空白的时候，余元康先生便和他的朋友们以收藏的实践开始了对那一时期油画的梳理。通过实地考察、探访等方式，他们先后收藏了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李宗津、沙耆、秦宣夫等早期油画大家的作品。当时，早期油画收藏可供参考的研究著述并不多，仅限于陶咏白主编的《中国油画1700—1985》（江苏美术出版社，1988年）、朱伯雄和陈瑞林合编的《中国西画五十年（1898—1949）》（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年）、阮荣春和胡光华合编的《中华民国美术史1911—1949》（四川美术出版社，1992年）等，这些著作开筚路蓝缕之功，但同早期油画的珍稀丰富相比，还显得远远不够。为此，余元康先生专门筹备资金，组织专家团队编辑了《中国油画图典》一书，以享同好。此外，他还为吕斯百、李宗津等艺术家出版画集，操办展览，不遗余力地推广中国早期油画。
那个时候的余元康，时值盛年，体力精力俱佳。他一方面穿行于各大美术学院、画院，足迹踏遍大江南北，黑水白山，燕赵古都，一家一家亲往打听，往来奔波，登门造访。不以为苦，深味其乐。有得固佳，无获亦欢——他喜欢收藏，更爱聆听前辈谈艺论人生，每每沉迷于民国文人的独特气场，流连忘返。
在按图索骥，追溯名家的同时，余元康先生还留意于被美术史所埋没的各地“明珠”，如：秦宣夫先生1949年之前享有盛誉，不仅有画名，批评和美术史研究亦是大家。后由于院校改革，远离艺术中心北京而似显沉寂。余元康找到秦宣夫先生，购藏其具有极强时代印记的佳作《扫盲》，并极谦虚地认为这是老先生在给他扫除艺术认知之盲。此外，他还很早便注意到鲁迅美术学院的刘荣夫先生，不仅购其作品，并将艺术家20世纪30年代留日时期的油画作品捐给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至于他和埋没于南京的油画大家吕斯百先生作品的失之交臂，则成为余元康最大的遗憾之一——他为斯百先生悉心筹展，出版了精美画册，得到先生遗孀马光璇女士的高度赞赏，欣允佳构。谁知天不假人日，光璇老人匆匆辞世。今天谈起这段往事，元康先生谈笑风生，如语他人，收藏还不是云烟过眼？
元康先生言语幽默诚恳，常常向晚辈后学请教，而绝无前辈自信定定、暗藏嘲讽调侃之意。他本人实则曾习画艺，对艺术有其切身的感受和独特判断，观画、买画极为具体。在他看来，能够打动人的艺术，即为好艺术。广州美术学院张彤云教授有一幅油画《祖国》，反映1960年前后印尼华侨归国情形。余元康先生观后极为感慨，纵张教授在学术圈和艺术市场上并非明星，也欣然买下——这画触动了他作为华侨的坎坷经历，这上面蕴满他对祖国的真情。而他曾过手而藏的名作《在和平的讲台上》（1956年），我想在靳尚谊煊赫的名声之外，或也同样离不开他的印尼华侨情结——周恩来在这次亚非会议上发展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会议的地点正是在印尼的万隆。
余生也晚，未能亲睹元康先生在艺术市场一片空白的时候为艺事、为收藏，大江南北穿梭奔波的欣喜忧乐。然而，在我踏入职业轨道的初年便有缘得以相识，一来二往，遂成忘年之交。十载将过，他欢乐如昔，谦和胜昨。某日，居然嘱我作文。我自知才拙识短，难当此任，似允实拖，窃希他不日忘却。谁知数载之后元康先生敦促如初，貌谆谆，意恳恳。遂使后学大惭，不得以忝为数语如左。不胜惶惶。
我相信他的文字真实记录了一代收藏家真实的心理历程。这是最慷慨的分享。
李 峰
民生现代美术馆 代理执行馆长
2013年5月28日于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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