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52033786
本书主要关注近年文史研究中非正规渠道发现的实物和文献材料之是非真伪，以及由此引发的科研困顿和学术伦理问题。
全书首先由对民国时期伪造之陶弘景墓志的深入分析展开讨论，继而着重枚举数例来路不明的新见唐代道士墓志，并对其内容分别进行详细探讨，指出这些材料与现有学术认识之间存在一定差异，有可能是今人赝造之产物，尤须审慎对待；*后基于以上讨论，呼吁道教学界在处理新见材料时，须首先辨别真伪，待真伪明晰后方可将此类材料归为有效文献，以避免误用伪造材料，维护文史研究之严肃性。
引 子——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几桩老新闻
第一章 绪论——繁荣中的焦虑
第二章 纸上文章与碑石刻铭
——“陶弘景墓志”的发生学
第三章 伪刻的启示
——《兰陵萧炼师墓方石文》的创作与制作
第四章 《东明观郭玄远墓志》探疑
——兼论《东明观郭超俗墓志》真伪
第五章 新见《咸宜观李洞真墓志》及《三洞观冯太虚墓志》再审
第六章 贵妃之师《田僓墓志》献疑
第七章 结论： 梦幻泡影
——兼论对待新见道教史料之学术伦理174
附 录 华阳有道，勒铭丰碑： 《王洪范碑》与茅山道士王轨详考
参考文献
后 记
序
这篇序到底请人写，还是自己操刀，我踟蹰了好几天。最终决定，既然这本小书可能会引起争议、开罪于人，那么还是不要硬拉太多老师和朋友下水为好。愤然留给后记，背景放在绪论，这里介绍下这部书的缘起和写作过程。实在抱歉的是，缘起也没办法完全避免拉朋友下水。
故事发生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暴发前的那个时代……
2019年夏天的上海，温度和湿度都还能让人接受。许蔚和我迎接远道而来的陶金，在上海社会科学院顺昌路分部附近的小饭馆里吃了顿简陋寒酸、相当符合鄙人风格的工作餐，伴随着吸溜吸溜、充满生活气息的吃面声，撰写这本书的想法得到确定，《泡影集》的名字也第一次浮现世间。席间，三人聊起一年前我临时起意做的一项辨伪研究。于是，时间又要往回倒推至2018年夏秋相交的日子里，那是个既忙碌，又碌碌无为的季节，就像现在一样。
2018年年初，有关唐代高道田僓墓志及相关信息被学术刊物刊布出来，文章一出我就马上拜读，只觉得震惊赞叹，于是立即将田僓收入当时我还担任执行主编的《历代高道传》篇目中。数月之后，当我再次拿起相关文章试图整理“田僓传”时，审读细度的改变使一些问题浮现出来。或许是由于我本人在碑铭志文方面的见识异常浅薄、少见多怪，但不论如何，结果都是越看越觉得这方墓志的语言、记述、体例别扭，最终判定这方墓志有可能出于今人伪造，伪造流程中还可能参考了当下的某些研究成果，于是撰写和发表了相关论文。由于在此之前没有专门干过辨伪的工作，因此在这篇论文撰写和发表的过程中时常与几位老师交流想法，其中便包括许蔚、刘林魁以及不愿透露姓名的几位文史专家。最终这篇论文得以在双盲外审的情况下于《古典文献研究》上刊载。整个过程的所见所闻，令我感到这个判断或许还有一定道理，有类似想法的人不止我一个，只是我的闭口禅功夫修得最差而已。
时间线再拉回到2019年夏天的那个小饭局上。席间几人聊到《田僓墓志》的问题，我说，那次辨伪之后我又复核了几个新见唐代道教碑志，发现或许还有一些新材料也存在疑点，并为我们圈子里对材料辨析的忽视态度感到遗憾。许蔚当即表示，应该赶紧拎出几个疑伪道教碑志做辨伪举例，字不用多，十万即可，足够敲响警钟就行，名字就叫《泡影集》。陶金其人跟我一样，热情诙谐，自然乐见其成。更为巧合的是，就在一年前的那个夏天，我和陶金一同参加上海的一个道教学研讨会，两人挨着坐，彼此慕名，但在现实世界中却是头回接触。彼时我正借会议间隙，在稿纸上罗列《田僓墓志》的疑问，陶金算是第一个见过“手稿”的朋友。在许蔚的支持和陶金的鼓动下，我决定抽点闲散工夫来完成这部著作。于是开始慢慢读一些金石学、辨伪研究的论著，但那时距离正式落笔写书还有很长一段距离。按照原定计划，这本书或许应该在五年或更久以后才会面世。但两个突发事件改变了我的写作节奏。
第一个事件，是吉备真备书丹的《李训墓志》在2019年年底的出世。这方墓志影响重大，但以辛德勇教授为代表的不少学者指出其可能出于赝造，辨伪依据看上去颇有道理。但另有一方学者却依旧极度支持这方墓志的真实性，并以之为中心做出各种“文章”（大略情况，见本书《引子》）。对伪造碑志不断增长的厌恶和对辛德勇教授越来越高的景仰，促使我决定更快地参与到新出道教碑铭的辨析工作中。第二个事件，人所共知，就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暴发。2020年1月底开始的几个月中，相信不少朋友跟我一样被恐慌、焦虑、无措的情绪包裹，虽然不用“复工”，但一点没有闲散的感觉。楼上邻居制造出的噪声，大大加重了我的抑郁感和紧迫感，迫使我决定尽快将一些大概成型的观点付诸纸面。于是，从1月到7月，展开了一段较以往更加焦急阅读、奋笔疾书的生活。期间上课、讲座、校书、撰写其他论文、安排几本书籍的出版等学术事务，一样没有落下。为保障本书撰写工作能顺利进行，我辞去了浦东当代道教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历代高道传》执行主编等职务；同时，完全放弃申请任何项目来支持这项研究的愿望——毕竟申报项目需要时机，即使中标也将大大拖后本书的出版进度。
在书稿撰写过程中，我在Zoom和腾讯会议上举办了几次内部讲座，逐一分析本书中提到的各个道教碑志所存在的疑问，张书彬、管俊伟等贤兄参与讲座，给予支持和更深的探讨。在中古道教金石方面比我精深百倍的孙齐兄，不仅长期关注这部小书的撰写情况，还直接为我提供了两方疑伪道士墓志，对这两方墓志的分析成为本书的重要组成部分。王家葵教授阅读了书中有关《陶弘景墓志》的文章，提出一些指导意见，使我颇为受益。与此同时，在集中写作的这几个月里，我也获悉了一些反对意见，只是或许我“恶汉”的形象已深入人心，大家不便直言相告。在间接地获得质疑后，我又连同几位同领域教授重新参合考量这些新见材料，发现还是无法完全抹去心中的疑虑，因此只得继续推进书稿的撰写计划。知错能改是学者必需的素养，但这一次的坚持或许不应完全归咎于我的固执己见、怙恶不悛。书稿中的部分篇章在本书出版前已单独发表，发表论文自然会接触各位主编，而这些主编不少就是唐史和道教研究的专家，他们对稿件的接受和对文章价值的肯定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的紧张与无助。这些刊物包括《古典文献研究》《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中外论坛》《正一道教研究》等，在此表示感谢。
引子——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几桩老新闻
1971年，故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展出两件据传1959年出土于新疆若羌县米兰古城的手抄汉字文书。抄本内容为白居易的《卖炭翁》和另外带有鲜明“阶级情怀”和“民族情谊”的三首短诗，抄手署名回纥“坎曼尔”。次年，郭沫若撰写的论文《〈坎曼尔诗笺〉试探》发表在权威刊物《文物》上。尽管张政烺一早就怀疑此文书端非真品，但郭沫若的推波助澜和出土如此“革命”的古文书的特殊时代背景，足以使这两件存在疑问的诗笺不受遏制地得到全民追捧。于是，所谓《坎曼尔诗笺》开始入选多种唐诗选集和唐诗补编，并为中小学课本所接纳，甚至一度成为高考题目。随着“文化大革命”结束，张政烺当年的质疑重新得到学界重视。于是，萧之兴、杨镰等人再次展开文本审查工作，其中杨镰在严肃考辨的基础上，甚至找到《坎曼尔诗笺》的伪造人之一，获得其签署的口供材料。令人震惊的是，伪造者并非以营利为目的民间文物商人和制赝行家，而是正经八百的官方人士——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博物馆中的L先生和S先生。在1980年萧之兴正式开启辨伪工作后，依旧有钱伯泉等学者撰文讨论这一材料的历史价值，并以之为据解释西北史地问题。而尽管杨镰1991年的辨伪工作已臻极致，但对这两件抄本的讨论却仍未盖棺定论。同年，新疆当地学者高嵩和郭平梁分别发表论文，反驳杨镰观点。杨镰被迫回应，于1994年又发长文予以驳斥。前有张政烺、萧之兴，后有杨镰的详细辩证，《坎曼尔诗笺》系当代伪品似已铁证如山，至此相关讨论当可尘埃落定。但世事变换，人间之事往往既不遵常理，又不讲道理。2000年，新疆某报社学者竟又撰文反驳杨镰观点，呼吁采用高科技手段重证《坎曼尔诗笺》真伪。然此时学界已有公论，高科技重验的呼声虽高，但石沉大海无人理会的结果却也分外尴尬，《坎曼尔诗笺》系出伪造一案终究没有翻身。
2008年6月4日注定是个不平凡的日子，清华大学的一场宴会也注定要成为载入史册的饭局。据日后回忆称，当日，清华大学校党委书记陈希等校领导，宴请新引进资深学者傅璇琮夫妇，由杨振宁夫妇、李学勤夫妇等著名学者作陪。席间李学勤提及2006年开始便有香港人在出售一批来历不明的竹简，疑为新近盗墓所获之物，“如果是真的，那就是司马迁也没有看过的典籍”。紧接着，在校领导的支持下，李学勤与李均明亲自赴港，与香港当地学者一同确定这批竹简的真伪及价值。接着，在清华大学校友赵伟慷慨出资的帮助下，清华大学最终获得这批竹简。同年7月15日，这批总计2388枚的战国简运至清华大学。8月，清华大学通过决定，成立“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李学勤教授担任中心主任。经过一番准备，10月14日，清华大学召开“清华大学所藏竹简鉴定会”，邀请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国家文物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上海博物馆、荆州博物馆的11位学者对这些竹简的真伪进行鉴定，最终得出持肯定态度的《鉴定意见》。当年12月，清华大学又委托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实验室、第四纪年代测定实验室对无字残简做碳14鉴定，经树轮校正测定这批竹简的时代当在公元前305±30年。清华大学对这批竹简可靠性的考察不可谓不细致用心，随着清华简可靠性的确定，相关研究成果于2009年4月13日、20日、27日在《光明日报·国学版》逐渐刊布，然而随即便迎来一轮质疑风潮。2009年5月5日，《光明日报》刊发姜广辉文章，文中对新刊布的清华简《保训》提出质疑，指出10条可疑之处，怀疑清华简是高手所造之赝品。王连龙等人很快又在《光明日报》发表论文，回应姜广辉的质疑。针对王连龙等人的回应，姜广辉继续撰文，更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除却继续坚持《保训》带有疑点外，还进一步指出《古文尚书》的造伪早已是当今学界人所共知之事，但此伪书竟然能影响千年未被识破，直至阎若璩（1636—1704年）考辨方才定案。今日造伪技术早已十分高超，高科技、高投入、高水平“人才”入伙造伪团队制作高端赝品亦不无可能，因此不论如何都需要对清华简持审慎态度，对之进行反复鉴定，以免重蹈《伪古文尚书》的覆辙。客观地说，各持真伪之说的双方，所发表的意见都有一定道理，尤其姜广辉第二次发声时表达的意见更值得学界普遍关注，因此对清华简真伪的严肃而激烈的讨论有理由再持续一段时间。然而，有关清华简的鉴定问题在此之后很快就在公开层面消失，一些零散出现、不绝如缕的质疑声音也逐渐被当作耳旁风。姜广辉、杜勇、房德邻等人的质疑声音，在公开刊布的清华简“历史”中几乎被彻底抹去。2018年11月，《文汇报》报道的清华大学“纪念清华简入藏暨中心成立十周年纪念活动”，对清华简出世以来10年间的主要历程给以回顾，其中完全不见任何有关这场引起海内外学界广泛关注的争论信息。此后留下的或许只有“清华简安大简绝非伪简”这样的结论性意见。“安大简”指安徽大学收藏之战国竹简，这批竹简来历也成问题，真伪同样引起讨论。引文截取麦笛文章标题，见其《为什么说清华简安大简绝非伪简——浅谈简牍的辨伪》，《中华读书报》2019年12月4日。清华简的真伪并不是这里所需评判的问题，笔者所关注的更在于确定其真伪的整个过程。以围绕清华简的这场争论为例便可发现，非考古所出、来历不明的材料必须要接受反复的质疑和检讨，才可能成为史料而被付诸使用。充满热情、好大喜功的失智行为很可能落入有心人精心布置的陷阱。从这个角度而言，姜广辉等学者的质疑是清华简“成立”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不论他们提出的疑点是否都确凿无疑，但其严肃的学术态度和敢为人先的精神都值得敬佩。即使最终所有人都接受清华简确属真品无疑，曾经的质疑意见从另外方向所作出的贡献也不容随意抹杀与遗忘。
与清华简从最开始的一片高歌，到受到质疑，再到反复论证，最终获得国内学界及官方普遍认可相比，浙大简的情况便没有那么幸运了。紧接着清华简的购入，2009年浙江大学也从境外购买了一批总计124枚（拼合后数字）的楚简，但这批以《左传》为主的楚简却引起不少质疑声音。2012年4月24日，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曹锦炎先生推出大作《浙江大学藏战国楚简》，举办首发仪式，刊布图版及整理成果，书中指出这批竹简已经历专家鉴定和碳14检测，时代当在公元前340年左右。然而，邢文接踵而至的质疑立即就将浙大简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光明日报》在5月28日和6月4日，连续刊发邢文《浙大藏简辨伪》上、下两篇文章，文章分别从形制、内容、书法等多个方面质疑浙大简为今人制造的赝品，同时指出浙大简的碳14检测存在未公布树轮校正等问题。随后曹锦炎发表论文予以回击，号称“浙大楚简，毋庸置疑”！仅就文章来看，曹锦炎的言论似乎未能抚平邢文论文掀起的波澜，而邢文随之而来的又一番质疑使浙大简陷入更加不利的境地，以至曹锦炎和刘绍刚等人只得再次撰文，强硬宣称浙大简真实可靠。自此之后，有关浙大简真伪的风波逐渐平息，但这并不代表浙大简已被接受为真品。2014年，西南大学张显成指导的陈燕硕士论文，便详细指出浙大楚简文字字形与既有楚简不符的问题。于是天平再次向伪造一端倾侧。查“知网”等学术引擎可知，时至今日依旧罕闻有学者使用浙大简来论述先秦文化和古典传统。因此，尽管浙大简到底是真是假仍没有一个官方的定论，但在文史圈子里似乎也已经不再是扑朔迷离的问题了。
时间跳跃到眼前，2019年12月25日，文物出版社与深圳望野博物馆举办新书发布会，刊布出一方引发学界热议的唐代墓志，即“朝臣备”（日本遣唐使吉备真备）书丹《李训墓志》。(图4)据澎湃新闻报道，此方墓志原流散于古董市场，后为某“书法爱好者”私人收藏，2013年由望野博物馆征集入藏。该博物馆馆长阎焱耗时数年对此墓志进行考索，完成《日本国朝臣备书丹褚思光撰鸿胪寺承李训墓志考》一书。（图5）此方墓志一经刊布，便引起国内学界震动，对日本方面也产生一些影响，据传荣新江、气贺泽保规、拜根兴等著名唐史专家对这一发现及研究成果表示肯定。然而，随着这方墓志及相关信息为人所知，一些其他意见也迅速在各类平台上出现。这些意见最早开始围绕“朝臣备”是不是“吉备真备”的问题进行讨论，而后立即便过渡到这方墓志是真是赝这一根本问题的辨析。《李训墓志》真伪之争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在“一带一路”倡议之下，对海上丝绸之路、中外交流的学术研究突然间迎来一个高潮，而在高潮中恰巧出现这么“应景”的文物既令人感动、震惊，又不免令人怀疑其中是否有什么猫儿腻——尤其是考虑到《李训墓志》来源不详，而中州一带制造唐代墓志早已是非常成熟的产业。在这次还未画上句号的讨论中，望野博物馆方面自然坚定宣称、反复维护《李训墓志》的真实性，而其他不少学者则表达了相反的意见，其中辛德勇教授的直言不讳引起了较大的轰动效应。自2019年12月底至2020年1月，辛德勇本人除在其个人微信公众号“辛德勇自述”中多次表达意见，更是于2020年1月11日在三联韬奋书店举办专题讲座《由“打虎武松”看“日本国朝臣备”的真假》。辛德勇在讲座中非常全面地对《李训墓志》的各种疑点和由此可能引发的问题做出讨论，详细介绍其坚持《李训墓志》端为赝品的依据。讲座之后，辛德勇在公众号“辛德勇自述”又发表了几次意见，延续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风格，前前后后提出多条辨伪线索，颇能引人深思。辛德勇的一系列辨伪工作之所以能引起轰动效应，在于其本人是极其著名的版本学、古文献学、历史学专家，此前也做过不少文献辨伪工作，具有很高的权威性。而其文章和讲座，又以理服人，条理清晰，并不自恃权威身份而呼喝左右。在辛德勇发表意见前后，其他一些学者也在各种平台表达观点，其中既有支持辛德勇的文章，又有逐条反驳辛德勇辨伪论据的新论。太史政（胡耀飞）在2020年1月24日整理出的《己亥腊月〈李训墓志〉讨论汇编》集中汇总了这些材料，并按照时间顺序编排，欲知详情，可着重参考。或许是危及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夺走了太多的关注——毕竟生死之外都是小事，自2020年1月底开始，有关《李训墓志》的争论较此前平静了不少。然而，讨论声音的逐渐平息，不代表有关这方具备极高历史价值、符合当代需要的墓志的真假问题，已经得出具备公信度的定论。然而，就在国内疫情防治情况刚刚稳定的6月中旬，深圳望野博物馆与松山湖望野博物馆以《李训墓志》为中心，联合西北大学博物馆、陕西华夏古代艺术博物馆、洛阳华夏文房文化博物馆等，推出特展“踏波东来——遣唐使的回忆，朝臣备的大唐世界”（图6）。但在《李训墓志》本身真假都还有疑问的情况下，举办这样的展览恐怕多少有点操之过急。倘若《李训墓志》确属真品倒还无妨，若将来某一天有确凿证据显示此墓志着实存在问题，这影响恐怕就真不好说了……
类似的事件，在近几十年间时常出现。根据简帛、碑刻、书籍、卷子等各个专业领域的情况来看，新见材料中混有赝品的情况实在不算罕见，对新见材料表示质疑应是文献和历史研究的起手步骤和题中之义。以上几个远远近近的“新闻”，均涉及新见材料的辨伪和证真工作。从这些例子中不难发现，对待非考古发现、传承不明、来历不详的材料理所当然地要经历一番质疑。在逐步验证和解答质疑的过程中，一些新见材料的可靠性得到确认，其学术价值、细节意义由此得以凸显，而另一些材料的伪造特征却变得越来越明显，继而为学术研究所排斥。因此，质疑和验证本来应该作为新见材料成立的必要环节，这一点已在很多领域中达成共识，但在另外一些与历史、文献多少还有点隔阂的交叉领域里却仍未形成自觉，比如有待进一步充实的道教学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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