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讲疏两种

總目

整理前言

中庸大義

中庸鄭注講疏

附録：

中庸篇大義

中庸天命章五辨

宗子思子法

宗子思子法述録

整理前言

編者近年來因致力于編輯整理民國時期學者陳柱的遺著，逐步接觸并了解到無錫國學專修學校(以下簡稱“無錫國專”)這一民國時期的學術團體，并且意識到這一學術團體的治學傳統與學術成果都值得我們注意。無錫國專由唐文治先生在1920年創建，辦學宗旨立爲“正人心，救民命”。據無錫國專畢業生馮其庸先生回憶，國專的辦學特點主要有二：一、主要繼承了傳統書院制的方式；二、教學以原典爲主，不用概論或者選本，强調吟誦。無錫國專能够培養出一大批文史人才，與它的宗旨和教學方式都有關係，我們現在重新研究無錫國專這段歷史及其學術成果，對於我們思考如何推進當前的中國古典教育具有借鑒意義。特别是在各大高校言必稱“國際化”的情况下，研究傳統治學特點以及書院制的組織方式，仍然是艱難推進中國思想道路的必由之路。

無錫國專教育成功的另一原因就是主持者唐文治的學術思想格局。他“常欲造就領袖人才”，認爲“辦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蘇軾語)。造就能够任天下之重的人才，是唐文治教育的首要目標。這個目標最爲集中體現在他對於儒家根本經典的解釋之中。本書編輯的即爲無錫國專時期唐文治與顧實的《中庸》講疏。另一國專學人陳柱也有《中庸注參》《中庸通義》行世，但因已收入《陳柱集》，此編故不收入。

唐文治，生於1865年，卒於1954年，字穎侯，號蔚芝，晚號茹經。年少時從理學家王祖畬治學，二十一歲入江陰南菁書院，師從黄以周、王先謙，一生治學、事功皆有功業。著作除了收入本集的《中庸大義》外，還有《十三經提綱》《茹經堂文集》《性理學大義》《孟子大義》《大學大義》《尚書大義》等行世。唐文治認爲《大學》《中庸》兩書互爲表裏，爲曾子、子思一脉相傳之學，“二書不獨爲道德之指歸，且皆爲政治之要領也”。他主張讀二書當“事事返諸實踐，不可徒托空言。倘侈談鳶飛魚躍之靈機、德性問學之宗派，甚至縋幽絶險，好大喜功，不誠不明，乃生心而害政，則是《中庸》之罪人也。”(《十三經提綱·中庸》)可見，以他的治學路數絶不認爲空談性理爲正宗，這個傳統跟他的老師黄以周有共同之處。黄以周以禮學見長，并重漢宋，而落脚在實學上。唐文治對於儒家經典的解讀也往往有這個特點，特别是在對於《中庸》的解讀上，他認爲徹上、徹下必須同時强調，不能只强調一點忽略另外一點。這個特點使得唐文治的《中庸》解讀具有不失古人大體的特點，同時也生動活潑，在他的讀法裏，《中庸》絶不是已經失去生命力的經典。唐注以朱熹的章句爲主，但是也不迷信朱子，同時參考了黄以周以及孫奇峰、李顒、陸世儀等人的注，解讀的路子不偏離他經世致用的關切。《中庸大義》按照《茹經先生自訂年譜》記載，應作于丁巳年(1917)唐文治五十三歲之時，我們整理依據的底本是民國十三年(1924)吴江施肇曾醒園刻《十三經讀本》本。我們依照這個底本作了標點整理，并在文末附上《茹經堂文集》中關於《中庸》的四篇短文，這樣，唐文治關於《中庸》的文章就基本收録進來了。

顧實，生於1878年，卒於1956年，字惕生，江蘇武進人。曾任教於東南大學、無錫國專，主要著作有《莊子天下篇講疏》《論語講疏》《大學鄭注講疏》《漢書藝文志講疏》《穆天子傳西征講疏》《楊朱哲學》《中國文字學》。顧實的《中庸鄭注講疏》與唐文治不同，主要依照漢人鄭玄注，分章也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分爲十六章，每章之前各加章名。顧實宗主漢學的立場非常鮮明，在講疏中對于朱熹的注有不少否定之處。與唐文治一樣，顧實强調《中庸》與《易》的聯繫。這也是清儒長期討論的問題，從惠棟到魏源都有專文論及。但是，顧實更加强調的是《中庸》由隱至顯的徹下之路：“‘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此實形上、形下之關鍵，亦即徹上、徹下之工夫。”顧實强調這一説法根源自司馬遷：“《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以之顯。”也就是《中庸》與《大學》不同，乃主要爲徹下之學。顧實所論另一個特點是以“中”“庸”二字來自於《周禮·大司樂》中的“中和、祗庸、孝友”，認爲中庸實際上是“樂德”。顧實的解釋除了强調形而上的隱微部分，更加强調“教”的部分，而這一部分就是唐文治也未曾忽視的“人道即政治”的部分。從這個意義上來講，顧實的解讀方法讓我們更覺得他接近于荀子之學或者齊學的路子。這一點與唐文治不盡相同。顧實《中庸鄭注講疏》的本子有兩個： 其一是登載於1935年《國專月刊》第二卷一到三號的本子；其二是題爲“至誠山人叢書”的本子，這個本子的出版方爲中央政治學校，1937年出版。兩個本子文字略有出入，我們主要依據較爲晚出的“至誠山人叢書”本。值得説明的是，顧實的本子無論分章還是標點，都主要由他自己裁定。有一些標點也不同於通行本，我們在校點的時候，除了將民國時期的標點符號改爲現代通行的標點，對於顧實的斷句，儘量依照他的理解作了保留。

《中庸》是儒家的根本經典，如何解讀，關涉重大。説得嚴重一點，塑造何等的士風是直接由對經典的不同解讀造成的。之所以將唐文治與顧實的講疏放在一起，首先即在於兩位先生不失大體的治學眼光。這一點在專業化的今天并不容易做到。當然，兩位注者因爲時代的局限，對於西學的了解不如今天，造成了面對自然科學的時候比較忸怩的態度，也不能過分苛求。中西之變尚未完成，即便我們今天想看清也未必容易。

最後，原稿中的異體字、舊字形均作了符合今天規範的處理。因爲整理者功力淺薄，不免有錯漏之處，希望讀者不吝賜教，使得整理工作能够不斷改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