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研究

叙事人称是叙事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人称复数“我们”是小说叙事中较为少见的一种叙事人称，具有非自然性、非常见性、非可靠性等特征。近十年来，西方叙事学界基于西方小说中的*人称复数“我们”叙事展开了积极的探讨，其中尤里·马格林、苏珊?S.兰瑟、布赖恩?理查森、阿米特?马库斯等人的研究成果尤为突出。中国现当代小说中同样也存在着这种叙事人称。梳理中国近百年来文学场域中的人称使用情况可以发现：诗歌与文学论文中的*人称复数“我们”更大程度上受到了政治因素的影响，而小说领域中的“我们”则是在文学创新中衍生出的一种特定区域或空间中的集体主义表达，它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王美红，女，1980年出生，山西文水人,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中国人民大学文艺学博士，山西传媒学院电影与电视学院教师。2005年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毕业后，一直在高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研究领域主要涉及文学理论与批评、影视批评等，曾参与并完成教育部科研项目1项，主持山西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项目1项，参与并完成市级文化产业研究项目1项，主持并完成校级教改项目1项，发表相关论文10余篇。

绪论 研究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的必要性
第一节 选题确定
第二节 文献综述
一 国内的相关文学批评与理论阐述
二 国外的相关文学批评与理论阐述
第三节 研究创新点
第四节 研究思路及方法
第五节 基本框架与内容

第一章 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研究的兴起
第一节 人称理论的发展流变
一 人称的内涵
二 经典叙事学的人称理论
三 后经典叙事学的人称理论
第二节 认知叙事学的变奏曲：从自然叙事学到非自然叙事学
一 “自然的”与自然叙事学
二 “非自然的”与非自然（的）叙事学
三 自然叙事学与非自然叙事学的关系
第三节 西方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文本的被发现
一 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小说的零散研究
二 布莱恩·理查森的历史性梳理
三 其他的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小说

第二章 非自然的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
第一节 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的界定
一 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的特殊性
二 “我们”的基本特征
三 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在人称理论中的定位
四 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中的视角或聚焦
第二节 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的不同类型
一 布莱恩-理查森的类别划分
二 阿米特·马库斯的类别划分
三 “我们”作为主人公与旁观者的差异性研究
第三节 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的特殊性
一 非自然的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
二 不可靠的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
三 不常见的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

第三章 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何以可能
第一节 “我们”的哲学内涵
一 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理论中的“我们”
二 C．谢·弗兰克论“我们”主体的存在
第二节 我们一意图与集体意向性
一 “集体意向性”研究的缘起
二 约翰·R．塞尔论“集体意向性”
第三节 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的文化成因
一 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的历史性生成
二 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得以产生的政治因素
三 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小说家的创新意识
……

第四章 “我们”主体在中国百年文学场域中的变迁
第五章 我国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的批评实践

小结
附录 中国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小说
参考文献
后记

《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研究》：
　　同样的，也是因为这样的社会环境，女性作家虽然可以在小说中虚构出女性共同体，但是这一共同体却无法自己言说及为自己言说。在《千年圣殿》中的女性群落里，女性间的共同生活只能由一个带着窥淫癖式眼光的“绅士”向公众来言说。她们不愿向别人讲述自己的经历，所以这位绅士所获得的信息来自女性群落中的一员麦纳德夫人。男性叙事与麦纳德夫人的叙事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男性的权威意识形态与女性对男性意识形态权威的颠覆互相抵牾，为女性声音的表达提供了一些可能。而《女人之冤，玛利亚》中的叙事声音具有阶段性的不同表现：即从作者型的叙事声音向个人化的叙事声音转化，独立的私人化的叙事声音又转化为公开的、集体的叙事声音。作者运用集体型叙事声音的目的是为女性的“我们”意识呐喊，企图创建一种女性集体的叙事权威，但是小说中的集体型叙事声音最终被男性统治者压抑了，现实生活中这部小说也很不受欢迎，由此表明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企图最终失败了。
　　19世纪出现的女性小说的叙事特点是不同于18世纪女性小说的。伊丽莎白·克莱格霍恩·盖斯凯尔（Elizabeth Cleghom Gaskell）的《克兰福德镇》同样营造了一个女性乌托邦，作者创造了一个自称为“我”的女性叙述者，让这个“我”充当了沟通女性乌托邦与外在男性社会之间的桥梁。与《千年圣殿》不同的是，女性叙述者摒弃了男性叙述者的有色眼光，“不仅为这个女性社群说话，而且代表这个社群本身在说话”，但是这个“我”必须身处在克兰福德镇中时才能成为可能。当叙述者进入克兰福德镇内部时，其话语的主语代词从“她们”变成了“我们”。朱伊特的《尖冷杉之邦》所营造的生存空间是一个相对封闭、与世隔绝的地方，叙述者“我”并不是站在一个旁观者的立场上来向读者介绍这个社会群落的生活，而是积极地融入其中，成为其中的一员。在叙事的过程中，叙述者常常采用一种集体的视点来进行观察，并讲述“我们”的集体行动与集体感知。在这两部小说中，为了避免被误认为是个人性的自我叙事，叙述者对自己的生活经历避而不谈，把叙事的重心放到女性集体群落的生活描写上，集体型叙事由此而形成。
　　与之相比，在玛格丽特·奥多斯（M.Audoux）的《玛丽亚·克莱尔工厂》中，叙述者虽然也极力抵制自身故事的叙事声音，但是个人与集体之间的矛盾则始终在文中缠绕。这部小说所营造的不是相对隔绝的女性群落，而是一个在资本主义父权制包围下的女性社群。小说中的人物玛丽·克莱尔在个人性的恋爱结婚与集体性的工厂劳作这两种生活之间犹豫不决，叙述者的叙事也同样在个人型叙事与集体型叙事之间摇摆，最后克莱尔重新回到工厂，意味着对个人化叙事的拒绝。在这三部小说中，作者都试图运用第一人称“我”的叙事形式来讲述集体故事，而不是自我故事。在这里，作为叙述者的单数的“我”表达了一个集体的主体性，“这些‘单数的’集体叙述者从同故事叙事的实践中离开，这一离开是微妙而重要的，因为当叙述者保持了‘第一人称叙事’的句法时，他们的文本消除了以个人型声音为特征的个人性的标记，从而抗拒将叙述者等同于主人公。甚至，叙述者的身份变成了集体的”。兰瑟将这种矛盾性的叙事形式称为“单数的集体型叙事声音”或者“集体型的‘我’”。
　　朱伊特的《深港村》与莫里森的《最蓝的眼睛》中的叙述者是由“我”建构出来的“我们”。前者中的叙述者严格来讲是海伦，但是在叙事中海伦却企图将自己建构成一个复数的叙事声音，海伦在讲述她和凯特度假的那个夏季时，将二人的思想情感、欲望与恐惧当作单一的意识整体来加以讲述，以此来形成一种集体型的叙事声音。后者中的叙述者是克劳迪娅，她建构出了“我”和姐姐弗利达构成的“我们”，“我们”具有同样的经历、同样的记忆、同样的情感、同样的思想，“我们”被作为一个共同体来加以叙事。甚至，这个“我们”超出了两姐妹的范围，而暗示着所有受白人欺压的黑人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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