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101122787
《法国汉学（第十七辑）》分为三个部分： 西欧王国与中华帝国的城市与宫廷社会（12—18世纪）、 古希腊与古代中国的占卜和知识的生成以及葛乐耐（Frantz Grenet）教授在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的就职演讲：《重新瞩目中亚》。
导言 …………………………………………………………张 巍 陆 康（1）
西欧王国与中华帝国的城市与宫廷社会，12—18世纪
中世纪西欧社会中的宫廷 …………………………………… 皮埃尔•莫奈（3）
巴黎与法国历代国王：
首都以及君主政体的建立（11—15世纪）………………………… 艾尔诺（38）
十六世纪瓦卢瓦王朝治下的法国宫廷 ……………………… 芬尼•科桑代（51）
科学、艺术与宗教之间
—康熙时代宫廷画家焦秉贞史事考释………………………… 韩 琦（70）
全面依赖与掌控
—清宫书籍事业视域内朝廷与地方的互动 …………………… 朱赛虹（83）
“谁在利用谁？”
—清代北京的欧洲人、追求逸乐和政治性馈赠 ……………… 梅欧金（117）
清代北京旗人寺庙碑刻考述 ……………………………………… 关笑晶（140）
古希腊与古代中国的占卜和知识的生成
试论《伊利亚特》里的征兆和预言 ………皮埃尔•朱代•德•拉•孔波（169）
诗言如神谕
—赫西奥德《神谱》序诗诗论新诠 ……………………………张 巍（200）
由巫史到孔子：《周易》文本的经典化
— 一种基于经学进路的探讨 …………………………………邓秉元（227）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卜书》研究 ………………………………… 林志鹏（249）
隋唐之际阴阳学说与占卜实践 ……………………………………余 欣（270）
臓卜初探 ：一项图像学研究… … 让- 路易• 迪朗、弗朗索瓦• 利萨拉格（296）
重新瞩目中亚…………………………………………………… 葛乐耐（314）
导言
本辑《法国汉学》 (第十七辑 )的专辑名是“权力与占卜”。乍一看来，这一名称似乎有些令人费解。如果说，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权力”与“占卜”一直是人类历史上一对如影随形、密不可分的概念的话，那么，这两个词汇在这里的出现则是因为本专辑收录的两个主题正好与此不谋而合。在本辑的两组论文中，一组是研究中国和西欧城市中皇宫、王室乃至诸侯宫廷一类的权力机构与城市中不同市民群体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组是研究占卜活动在知识构建过程中的作用问题。具体而言，组论文属于《法国汉学》的常设专题，是2013年秋季至2015年春季举办的“历史、考古与社会”系列讲座中部分论文的结集。本期系列讲座的主题是“12—18世纪中国和欧洲的王室城市与王室文化”，由法国远东学院北京中心主办，并得到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和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的大力协助。第二组论文是由复旦大学历史系张巍教授与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康蕾欧（Cléo Carastro）副教授共同主持的中法合作项目“古希腊与古代中国的占卜和知识的生成”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本辑《法国汉学》展现给读者的，不仅是该专辑的两组专题论文，同时也是对中法学者在社会与人文科学领域多样化、富有成效的合作的见证。
权力的形式：12—18 世纪西欧王国与中华帝国的城市与宫廷
历史上，特别是公元一千纪以后的历史上，欧洲城市在政治、制度及法律等方面的史学研究中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自11、12 世纪开始，由于商业交换的扩张及社会关系的商品化过程，西欧各国重新开启了各自的城市化进程。这一主题也成为数代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学者的研究重心，而马克斯• 韦伯则是其中名震遐迩的大师。这些学者大都认为，旧大陆在12 至16 世纪历史演进过程中发生的重大现象之一，就是城市中的不同社会群体都经历了渐进的独立化进程，而这些群体能够提出并获得政治独立的形式本身，也就表明，他们业已从一直束缚于其中的封建单元中解放了出来，这正是预示政治现代化的种形式。
在上述研究者看来，该时期欧洲城市的独立化进程几乎都会因城市、国家的不同而形式各异。至于这一进程的特征，在几乎所有的情况下，都被视为城市中两大势力之间的对立或冲突的结果，一是主要由商人或其他“新生力量”之间的大规模合作所构成的新兴的有产阶级，一是代表诸侯、王室及皇室封建利益的原有的权贵阶层。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历史阐释学的学说主要产生于欧洲19 世纪中叶至20 世纪中期，亦即欧洲各国强化国家史观伟大传统的时期。在这一理论框架中，城市和近代城市社会均被视为“城邦从封建制、王侯统治与宫廷支配剥离过程的一种产物”。
近几十年来，在6 至18 世纪的欧洲中世纪与现代城市史的研究方面，新生代的西方学者开始部分地重新界定自己的研究方向。其所强调的，是利用新材料来阐释宫廷社会及其他重要社会群体与其生活于其中的城市之间的关系。而对权力问题的研究，则主要是从政治文化史这一角度切入的。与前辈学者的研究范式不同，当代研究者所强调的是不同市民阶层与宫廷诸阶层之间的相互渗透关系以及宫廷及其成员对城市化进程及城市发展的影响，同时也强调对城市中多种社会及其文化的交错特征的研究，当然也包括对权力问题的研究。所有这些因素，在都市这样的政治、制度与经济活动的舞台，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正是基于上述对相关历史问题的重新审视和研究，使我们今天能够对都城—宫廷这对相互依存的复杂体系进行更为精准的界定。
在中国，由于城市的形成有着极为深厚的历史渊源，因而对城市的历史学研究也更多地是通过其他途径展开的。比如，对于早期城市的研究，就主要是通过考古发掘提供的资料，对城市的定居功能、城市形态及城市化进程等问题进行研究。就我们所说的中国帝制史的现代阶段—即大致从宋代到清代公元11 世纪至19 世纪—而言，日本、中国的相关学者业已从经济、贸易的角度对当时的中国城市史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通过对人口增长、社会的商品化进程以及对由纺织业带动的早期工业化过程等的研究，阐明了城市在该时期经济高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另外，“现代帝制时期”城市高速发展中的社会维度问题同样是研究者关注的对象，而近期的研究又把视野扩展到了城市文化要素的构造方面。不过，由于帝国体制的特殊性，也由于历史学家拥有资料的局限，城市现象的政治维度及其在现代阶段的发展还没有成为详尽的研究课题。
本辑收录的组论文旨在展示当代学者对中国与欧洲城市的历史学研究的进展，内容主要是对能代表行使权力之地的宫廷及其与城市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收录的中、欧学者的论文是并列编排的。在编者看来，通过这种并列式的比照研究，中、欧新生代历史学家或许可以从中获得某些新的、有益的启发与思考。同时，编者也希望这里出现的不同观点及不同的研究方法能够使我们在以下两方面有所认识，一是在中、欧城市史的领域内揭示造成两者不同城市化进程的本质区别，二是揭示二者的相近性，以使我们能够把二者特有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进行研究，而不是简单的对比研究。
前三篇论文主要是研究发生在欧洲中世纪末期几个世纪至现代早期这一时段内的城市与宫廷的关系。在《中世纪西欧社会中的宫廷》一文中，作者皮埃尔• 莫奈勾勒出西欧中世纪早期至文艺复兴早期的城市与宫廷关系的大致轮廓。作者首先介绍了该领域近期取得的研究成果，而后对法兰克福市进行了个案研究。作者指出，法兰克福曾是神圣罗马帝国时期的主要城市之一，但其主要特征却是不接受在城里设立宫廷。该文之后，艾尔诺在其《巴黎与法国历代国王：首都以及君主政体的建立（11—15 世纪）》一文中对王城巴黎进行了详尽的研究。作者指出，巴黎地区在地形上具有向中心汇聚的特征，地理位置极为重要，人们很早就认识并利用这一特征，把巴黎地区发展成一个城市聚落，而历代的王室又采取措施，确保了巴黎城的经济发展，同时也为后世把巴黎发展成政治、文化中心奠定了基础。后，芬尼• 科桑代在其《十六世纪瓦卢瓦王朝治下的法国宫廷》一文中，把对巴黎的研究拓展到了宗教战争时代。作者指出，当时特定的社会背景促使王室开始更多地关注君主公众形象的塑造，而后，从下一个世纪开始，逐步确立并完成了向君主制的转变。
接下来的四篇论文都与清代(1644—1911) 的宫廷活动有关。韩琦在其《科学、艺术与宗教之间—康熙时代宫廷画家焦秉贞史事考释》一文中，首先介绍了活跃于17 世纪末至18 世纪前几十年的著名宫廷画师焦秉贞的主要活动与影响。焦氏是当时已皈依天主教，能熟练运用西洋油画技法，特别是透视技法。在罗马教廷和在华耶稣会士之间发生的“中国礼仪之争”中，焦氏的作用亦不容小觑，而这场争论也导致了清廷与罗马教廷关系的进一步恶化。正是通过焦氏这一人物，作者带我们走进了当时处于冲突中心的北京城与皇宫之中，使我们有身临其境之感。朱赛虹在其《全面依赖与掌控—清宫书籍事业视域内朝廷与地方的互动》一文中，从文化的视域出发，对十八世纪清代宫廷与北京的文人阶层乃至与江南主要城市的文人阶层的关系进行了饶有兴味的考察。作者指出，该时期的清代帝王特别是乾隆皇帝曾首开风气之先，支持这些文化重镇的书籍事业。不过，帝王们的这一清趣，与其说是与文人们同享文墨之趣，毋宁说是藉此掌控宇内的文化事业。作者同时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皇室与文人之间，也逐渐建立起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
后两篇论文的内容也与十八世纪的京师有关。梅欧金的论文题为《“谁在利用谁？”—清代北京的欧洲人、追求逸乐和政治性馈赠》。作者利用现藏梵蒂冈的未发表档案，对跣足奥思定会传教士席澄源（Sigismondo Meinardi）在北京的生活与活动进行仔细的梳理。席澄元身怀“奇技”，被延召入宫，为清宫制造了自鸣钟、自行人等自动娱乐器物，深受乾隆皇帝器重。作者以引人入胜的笔触，把读者带进了生活在京城及皇宫里的欧洲传教士的隐秘世界，同时也展示了宫廷与城市社会生活的交叉及融汇。另一篇论文是关笑晶对清代北京旗人宗教生活的研究，名为《清代北京旗人寺庙碑刻考述》。作者借助于大量碑刻文献，以令人信服的方式揭示了生活在帝都的旗人表达自己宗教情愫的不同方式，同时还揭示了旗人与其他社会阶层、特别是与宫廷的关系，进而探讨了这些关系随时代变迁而发生的变化。
古希腊与古代中国的占卜和知识的生成
第二组的六篇论文是2012 年9 月复旦大学与法国社会科学高研院（EHESS）合作举办的工作坊的论文结集。该工作坊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张巍教授与法国社会科学高研院“古代世界的历史学与人类学研究中心”（ANHIMA）的康蕾欧（Cléo Carastro）副教授组织，论题为“古希腊与古代中国的占卜和知识的生成”，参与者从经典文本、思想观念、社会制度等多种角度考察占卜对古希腊或古代中国的思维方式与知识系统的形成所产生的作用。
工作坊的出发点是，在古代中国与古希腊这两大文明当中，宗教传统实为后起的其他各类思想的根基，而占卜在这两种文明的宗教传统里占据了显著的位置。那么，“占卜”如何塑造了古希腊与古代中国思想的某些根本特征？具体而言，占卜作为一种知识模式对其他的知识模式在形成过程中产生了何种影响，并如何与之交互影响？这样的提问，从古代占卜的研究史来看，属于对“占卜的知识论”研究。近年来，西方古典学界多从两个层面来研究古代占卜，即“占卜的社会史”与“占卜的知识论”。这种“双重进路”的研究框架系法国古典学家让- 比埃尔• 韦尔南（Jean-Pierre Vernant，1914—2007）在1974 年主编出版的论文集《占卜与理性》（巴黎：色伊出版社）所确立。占卜被当作是一整套思维方式与社会制度构成的知识模式。就前者而言，在占卜的象征性操作背后有一套自成体系的知识与信仰在支撑，从中可以窥见一种文明的本源性思想的运作。
工作坊的主旨设定以后，参与者被给予的自由度，在各自所从事的领域里以擅长的方法进行研究。组织者为了避免比较研究中用一种文化迁就另一种文化会出现的均质化现象，没有预先设定一套统一的比较框架。这样，中法学者在研究取径、方法、学术传统与当下关怀之间的差异得到尊重和凸显。如此呈现出来的研究成果，或仍可归为广义而言的主题对应研究，但又不囿于预设的一一对应。有判断力的读者自会以这里的几篇论文为比较的材料，以对方为参照，对自己研究的主题进行更深入的思考。以下是编者就这六篇论文的内容给出的一些提示。
在古风希腊，初是诗人对占卜的认知方式予以回应。由于古风希腊尚属口传文化，“话语”在其中占据了支配性的地位。各种占卜方式中，尤以“话语”来操作的方式，即预言（神谕）为突出，而预言极早便与另一种“话语”—诗发生关联。从形式上看，两者皆以诗体创作，预言甚至使用了庄严的诗歌格律即六音步长短短格的史诗体，不可避免地挪用了部分史诗的语汇和表达方式。预言在此种意义上便是诗，预言者在对语言的使用上与诗人相类。故而，同样作为“话语”的掌握者，诗人首先从语言的层面来回应预言的知识模式。
组的两篇论文便分别以古希腊早的诗歌作品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与赫西奥德的《神谱》为主题，探考占卜与诗的交互影响。皮埃尔• 朱代•6 权力与占卜德• 拉• 孔波教授的论文逐一检视《伊利亚特》里与占卜相关的方方面面，包括不依赖占卜的神与人的直接交流、占卜师的各种操作方式、作为神谕问询处的多多那神庙和德尔菲神庙、两位主要的占卜师（希腊一方的卡尔卡斯和特洛伊一方的赫勒诺斯）、经过占卜师或者相关专业人士诠释的神的征兆以及非占卜人士给出的自发性占卜。基于对《伊利亚特》相关篇章的细致释析，作者提出，在这部史诗当中，占卜的有效性并非确定无疑。史诗叙事给出了自身对占卜以及占卜技艺的理解与构想，使占卜具有一定的知识形式，但也说明了占卜的局限性。占卜的征兆形成一幅浓缩的图像，将过去、现在与将来的时间维度混合起来，凝结成一个可感知的事件，而诗的语言则是在吟诵之流当中渐次展开的话语，诗人在叙述铺展开的线性时间之内来展现其所知。两种有效性因此被提出讨论，史诗的叙事理性与占卜技艺特有的实践理性互相交锋。
荷马史诗作为包罗万象的叙事诗，将占卜纳入其宏阔的视域，促使诗的语言与占卜的征兆在对真理的认知上形成张力。这种张力如何化解，如何作用于诗的语言，我们需要转向早期希腊的另一个传统。从赫西奥德到品达，希腊古风诗人呈现自我的主要方式，乃是以“神灵感应的预言”为原型，来凸显诗的语言与预言、诗的真理与预言的真理之间诸多的重叠之处。张巍教授的论文便以古希腊现存早的神话诗论，即赫西奥德《神谱》的序诗诗论为线索，对诗的真理与预言的真理之交涉浑融这一古希腊文化的根本特征进行推源溯始的考察。作者认为，赫西奥德一类的诗人成为继先知而起的神灵附体、参通神人的特殊群体，他们以先知的转世之身出现，力图在相同的语言领域内超越并取代之。诗的真理从预言的真理转化而来，被提升到了更高的思想层次，成为通达宇宙大全的终极真理。
古风希腊的占卜强调神与人之间的沟通，特别是施之“话语”的直接沟通。与此相较，早期中国的占卜更依赖对征兆的释读，从早的龟甲或兽骨上的兆纹以及蓍草的排列变换产生的卦象开始便是如此。于是，占卜对知识形成的影响循着另一条路径，走向天人感应的宇宙论。这一特点深刻地体现于卜筮思想的哲理化过程，尤其是卜筮之书如《周易》的经典化过程。如所周知，在汉代不同学派共同承认通行本《周易》以前，直到战国时代，《周易》文本仍然处于纷繁复杂的局面之中。《周易》如何从一部卜筮著作转化为对生命宇宙深层次的思考？对此，邓秉元教授的论文提出一种基于经学进路的探讨。作者认为，以往历史学家多从政治与学术传播等外在原因叙述《周易》的经典化过程，缺乏的是发自于经学内部问题意识的“经学维度”的观照。针对这种“经学的缺位”，邓教授的论文基于对《周易》文本的系统化、《周易》经传一体性等经学问题的重新探讨，重新诠释了易学史上“世历三古，人更三圣”这一表述的经学义蕴，还原了伏羲、文王、孔子与巫史易、经学易的对应关系。文中提出，这一道统谱系的设定，在义理上与《周易》所谓两仪、四象、八卦的衍生关系相呼应，代表了大《易》之道的自我理解，同时也成为通行本《周易》终取代其他《周易》文本，从而被经典化的根本原因。
林志鹏教授的论文则以新出土的文献《卜书》为基础，探究战国时代龟卜方法的变化。《卜书》发表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九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存简十枚。据整理者李零先生所言：这篇卜书是目前中国发现早的卜书，可与褚少孙为《史记》所补的《龟策列传》相比较，对于研究早期的卜法是不可多得的史料。林教授的论文即在李零先生的整理基础上，参酌时贤意见，对全篇竹书重新校释，分析《卜书》的结构及性质，考辩该书占卜术语的涵义，并据此尝试将此篇文献放在先秦数术史的脉络中考察。作者指出，战国中期龟卜及筮占同样经历了向日者之术靠拢、转化的过程，而此一占卜格局的变化，适与《易传》的出现同步。把握住这条演变线索，对于我们了解《周易》哲理化的过程当有所助益。
占卜与其他知识模式的交互影响，尤其作用于占卜的实践当中，体现在日常生活里对占卜的具体运用。因此，除却诗人与哲人对占卜的知识模式的反思与转化，此一日用的维度亦不容忽视，后一组的两篇论文便分别使用敦煌民间文书和古希腊陶器上的图像材料对此加以稽考。余欣教授的论文从知识社会史的进路，将阴阳五行观念与占卜实践置入中古中国的知识—信仰—制度结构的“生态过程”来考察。文章以隋萧吉所著《五行大义》里的《论七政》篇为基盘史料，对其内容做出较为详尽的解读，同时利用敦煌所出P.2675bis《七星人命属法》、P.3398《推十二时人命相属法》等禄命文书，论析中古时代干支、星占与禄命的理论在相关占验技艺中的实际运用，揭示阴阳五行学说与见诸敦煌民间文献的“术”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自汉至唐，中古时代的星占学虽在传统本土的星占中融合了外来星命术，但阴阳五行学说仍为其底色与根柢。余教授多年来“致力于重绘阴阳五行学说在中古时代的学术发展脉络及其技艺进化与场域扩张的生成方式”，此篇论文当可视为他“深入把握阴阳观念与占卜实践如何交织成力量纽带这一核心命题”的力作。
同样，由让- 路易• 迪朗与弗朗索瓦• 利萨拉格两位教授合著的论文堪称结构主义图像学研究的典范之作。他们以一组公元前530 年到前490 年绘制的双耳瓮为材料，其中包含十个黑像陶与两个红像陶，全都描绘了相似的场景：重装步兵在出征前进行脏卜，一位少年手持供占卜之用的牺牲的内脏，呈现给重装步兵和其他在场人物。在这组陶器画上，相同的元素不断出现，并总是根据同样的关系构成图像意群。两位作者通过对不同元素间所维系的空间关联以及人物的位置及其类型进行结构上的分析，得出如下的结论：图像元素虽然多种多样但却精确，从来没有两个图像是相同的，也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偶然增补；并非某一元素的出现或缺失，而是图像上元素之间的相互关联性生成了涵义。由此我们领悟到，图像绝非在客观地呈现占卜的仪式实践，而是对之进行了一种操作，图像上的臟卜场面确切而言并不是一种指向未来的预言性占卜活动，而是对某一行动所蕴含之机运的提问。
编者对上述三组论文所做的提示，希望有助于读者自己去形成比较性的对话。我们相信，来自于其他文明—尤其是古希腊与古代中国这两个相互之间全无影响的文明—的比较材料，虽不能用作证明存在于一种文明里的某种现象的证据，但能够促成比较性的对话，激发我们从新的视角看待本土材料，进而针对各自研究的文明提出新的问题、找寻新的答案。
在本辑的后，我们荣幸地收录了法兰西学院“前穆斯林时期的中亚历史与文化”讲席教授葛乐耐(Franz Grenet) 先生的就职演讲论文《重新瞩目中亚》。文中首先概要介绍了近代以来的中亚研究史。作者指出，中亚地区位于欧亚大陆中部这一接壤地带，其古代文明也受到中国、印度、蒙古、波斯及俄罗斯等文化圈的交互影响。因此，自19 世纪中期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对中亚文明的研究，无论是语言学、文化学或是历史学的研究，多是从周边的外部文明的视域展开的。在就职演讲中，葛教授肯定了中亚研究中俄国、法国和中国学派的贡献，但同时指出，在自己对中亚古文明的思考和研究中，更侧重于把中亚地区本身，即包括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及吉尔吉斯斯坦等五个国家构成的中心地区，作为基本、重要的地理单元进行考察。作者通过中亚地区新近出土的大量考古资料，揭示了本地区文化所具有的重大价值与贡献，从而至少部分地把中亚文化从其周边邻国的强势文化中抽离出来，并回归到对中亚文化自身特质的定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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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法国汉学》成为发表中法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合作研究成果的重要窗口，同时也得到了中国学界的肯定和欢迎。作为该刊的主办单位，法国远东学院北京中心为此感到欣慰。
在本辑《法国汉学》付梓之际，我们谨向长期支持本刊的人士和机构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首先感谢法国外交部和法国驻华大使馆文化教育合作处，正是得益于他们近二十年来对法国远东学院北京中心的不懈支持，我们才得以在中国展开各项有效的研究和科学活动。我们也要向中华书局表示真诚的感谢，感谢他们多年来对本刊不遗余力的支持，一直把本刊纳入他们的出版计划，使本刊得以跻身于中华书局出版的厚重的学术之林。另外，本专辑的出版，也得到了众多个人或机构的帮助，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感谢复旦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历史系及高毅教授与彭小瑜教授，以及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及康蕾欧（Cléo Carastro）教授和蓝克利（Christian Lamouroux）教授。同时，我们也真诚地感谢关笑晶、李国强、庆昭蓉、王名南、吴旻、徐小薇、周之桓等本期论文的翻译者，正是得益于他们的迻译之力，本刊才能够把这些专业性强、难度很高的研究论文呈现给中文读者。我们还要特别感谢匿名审阅者对本期论文的专业评审，以及远东学院北京中心的秘书杜蕊女士仔细入微的工作。后，我们谨向本专辑的各位作者表示真切的感谢。
2016年1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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