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晃的天目山——天目钱塘抗战八年纪实

《摇晃的天目山》是作者张白怀以亲身经历和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视角，对浙江杭州地区八年抗战历史的回忆和记述。作者多年来收集到浙西各地的文史资料，书中对天目山和杭嘉湖敌后有许多翔实的记载。他希望可以借此文字让读者，特别是年轻人，了解抗日战争的历史，了解当年苏、浙、皖新四军的艰苦斗争。 

张白怀的长篇纪实文学《摇晃的天目山》，记述了1937—1945年间，浙江天目山南北及杭嘉湖地区抗日斗争的真实状况。该书在抗战胜利70周年出版，为东南前哨的抗日战争史填补了一大空白，弥足珍贵。

张白怀，1924年正月十五日出生于广东新会县(现江门市)。从小随父母到上海读书。1941年(17岁)11月(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前夕)离开上海“孤岛”到天目山抗日地区，因从事写作被吸收进入《民族日报》任副刊编辑多年。1945年1月响应重庆“十万青年十万军”号召投笔从戎正式入伍，抗战胜利后复员重返上海读书。1947年夏在上海中国新闻专科学校毕业。在校参加中国共产党。1948年初到杭州，任《当代晚报》总编辑。在中共杭州市委(地下)直接领导下，进行隐蔽战线的宣传和对敌策反工作，密切配合迎接解放大军渡江。1949年5月杭州解放后，任《浙江日报》编辑部组长、特派记者等职。1985年离休。
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2011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双叶集——文学之梦与人生笔记》。
2015年获得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老兵纪念章。

上部：不屈的杭嘉湖
下部：摇晃的天目山

拨开天目烽烟的迷障
——《摇晃的天目山》读后
2015年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全民奋起、救亡图存的伟大壮举。中国作为二战东方主战场、中美英苏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巨大的牺牲牵制并消灭了大批日本侵略者，赢得了世界热爱和平的人民的敬意。
长篇纪实文学《摇晃的天目山》，记述了1937—1945年间，浙江天目山南北及杭嘉湖地区抗日斗争的真实状况。该书在抗战胜利70周年出版，为东南前哨的抗日战争史填补了一大空白，弥足珍贵。
作者张白怀是一位92岁的高龄老报人，浙西抗战的亲历者，是我的父亲。他年轻时在天目山《民族日报》工作，作为特派记者往来于游击区实地采访，结识了一些抗日游击队的著名人物，如书中所写的郎玉麟、李泉生、朱希、鲍自兴、黄八妹等，曾在报上连载了《水乡吟》《海北敌后来去》等长篇通讯。
天目山的云雾、杭嘉湖的硝烟与血腥，是我父亲一生中*难忘的岁月。
光阴荏苒，大半个世纪过去，我父亲仍然无法忘记当年亲历亲闻亲见的一切。父母离休以后，20世纪90年代我曾陪同他们重访西天目。2010年，父亲以87岁高龄编选出版了他与我母亲几十年的作品合集《双叶集：文学之梦与人生笔记》之后，书写编著这部天目山抗战史，就成为父亲晚年*后一件未了的夙愿。
一位九旬老人心心念念想写的东西，一定是他生命中*重要的事情了。
一位九旬老人要完成自己的心愿，需要付出比常人艰难数倍的努力。
父亲常年腰椎疼痛无法直坐，他只能把稿子铺在一块小木板上，木板置于膝盖，抵靠在沙发上写作。一日里断断续续写下几百字，一字一字每日不息，写满了一摞摞厚厚的稿纸。他在年轻时就注重笔记和史料搜集。如今，岁月清除了浮面的表象，从记忆深处凸显出珍藏的往事。天目山因东、西峰顶各有一池清泓，宛若双眸仰望苍穹，故而得名。有时觉得，天目亦如父亲年轻时那双黑亮的眼睛，穿透大半个世纪的历史烽烟迷雾，在晚年依然闪烁着清澈的光译。
作者将该书定名为《摇晃的天目山》，蕴有深意。
天目山位于浙江临安境内，浙、皖毗邻地区，古名浮玉山。1956年被国家林业局划为森林禁伐区，成为***自然保护区，1996年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保护区(MAB)网络，成为***自然保护区。天目山地貌独特，地形复杂，峭壁突兀，怪石林立，峡谷众多，自然景观优美，堪称“江南奇山”，亦被称为“华东地区古冰川遗址之典型”。特殊的地形和悠久的佛教文化，名闻遐迩的“天目山大树王”和古老丰沛的森林植被，使其成为世界的一大奇迹，是我国亚热带林区高等植物资源*丰富的区域之一。天目山呈西南一东北走向，是太湖水系和钱塘江水系的分水岭，山地呈中心一深谷景观，海拔1500米以上的山峰有10余座，山地两侧多低山丘陵宽谷景观。
1937年抗战初期淞沪大血战80天后，日寇在杭州湾北岸的金山卫等地登陆。国军向天目山地区移动。但由长兴窜犯泗安、广德的日军一个旅团，竞尾随向天目山追击。告岭为天目山一部分山峰的名称，顶界线称为羊角岭。告岭南面下坡途中有百丈坑、一线天等险峻地段。如果告岭、羊角岭天险不守，日军即可越过天目山，直下於潜、分水、桐庐，浙赣线将可能沦于敌手。告岭之得失，对整个战局的影响重大。国军当机立断回头强烈反击，迫使日军反追为退，受阻于天目山屏障。这是天目山在抗日烽烟与战火震荡中，**次“摇晃”。
第二次“摇晃”发生于1943年10月，日军以一个联队加山地装备特种部队，对天目山地区发起进攻，满以为天目山唾手可得，结果又一次被国军击败溃逃。1944年秋，日军为防止美军在浙江、福建方向登陆，确保南京、上海、杭州三角地带“安全”，先后占领温州、福州等要地，控制了浙闽两省沿海地区，国民党军纷纷西撤。中国共产党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开展东南沿海抗日斗争，准备实行战略反攻的指示，新四军粟裕司令员率**师渡江，在浙江长兴建立苏浙军区，确定了向天目山敌后进军的部署。而国民党顽固派连续调集重兵企图聚歼，新四军部队被迫进行了三次反顽战役，巩固并扩大了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巍巍天目山，在战火硝烟中又一次成为历史风云的见证——“摇晃”一词，实际上隐喻多种政治力量此消彼长。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根据国共重庆谈判的《双十协定》，八路军新四军根据地奉命北撤。天目山经历了第三次“摇晃’’之后，国民党政权实际上也开始“摇晃”，终至四年后倾覆……《摇晃的天目山》有一段“尾声”：我们看到新四军北撤后的“留守处”，如何受到国民党的残酷反扑和镇压，国共全面内战的前景令人触目惊心。但是，一场向光明、向自由、向胜利，为不同的政治理念而进行的斗争，继续着、继续着……据此不难理解，所谓天目山的“第三次摇晃”，明确隐喻了国民党政权的“摇晃”，这是作者历经了大半个世纪浓缩、沉淀的特殊历史记忆。
《摇晃的天目山》一书的显著特点是：以客观真实而复杂的人物、事件，揭示出浙西地区八年抗战的历史事实。该书结构分为上、中、下三部——上部“不屈的杭嘉湖”，记述杭嘉湖地区民间抗日武装的成长壮大；中部“东南前哨”，描述了中共地下组织领导天目山地区军民抗日武装的战斗历史；下部“摇晃的天目山”，重点讲述了国共斗争中浙西国民党政权溃败的结局。全书故事密集、史料翔实、人物生动，思想性与可读性相得益彰。
抗战时期的杭嘉湖游击区，地方势力割据、土匪地痞各霸一方，曾是一个鱼龙混杂的混沌世界。该书以民间抗日爱国志士为主线，写出了不同阶层的人物，在救亡的时代背景下，勇于献身、不惜牺牲的精神气象。中共浙西地下组织，根据中共中央“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方针全面展开活动，这是贯穿全书的副线。特别是省、县“政工队”实行统一战线政策，发动群众、聚拢各方力量参加抗日斗争，创下了克敌制胜的种种奇迹。书中细致描述了一批进步青年，在抗战的腥风血雨中，从浑噩到清醒，追求真理、历练成长的心路历程。该书还用了相当篇幅，记述了国民党正规军在天目山**次、第二次保卫战中立下的赫赫功勋。在杭嘉湖游击战中，国军参与了反扫荡、反流窜、反清乡活动，国民党第三战区曾派遣挺进纵队，统一整编良莠不齐的“游击队”，对敌伪据点构成了相当威胁。书中对当年号称“天目王”的国民党省政府委员、浙西行署主任、反共老手贺扬灵的记述，是全面而客观的。可以说，《摇晃的天目山》是目前已经出版的历史读物中，比较重要的一部记录了东南抗日前哨国共两党从合作到斗争的珍贵文献。
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对20世纪上半叶那种复杂对峙、进退反复的时代背景，已是知之甚少或漠不关心。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对于抗战历史的了解，大多来自于“文革”前的教科书及小说、电影作品。有关抗战，我们曾被灌输了太多的宏大叙事和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观，对战争真相的了解，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战争关系到每一个人的生死存亡，在摧毁性的炮火与屠杀面前，卑微渺小的生命，可因贪生而成为汉奸，也可因奋起抵抗而流血牺牲。重要的并不是记忆或遗忘，而是什么样的记忆和遗忘。
历史记录的真相被屏蔽，残缺或是曲解，比记忆的丧失更为可怕。
《摇晃的天目山》有其独特的史料文献价值。我们不再需要重复同一种模式的记忆，而应当开掘更多个人化的历史记忆——有如天目山被誉为“活化石”的野生**；有如高达56米被称为“冲天树”的天目山金钱松；有如被称为“地球独生子”、全球仅天目山遗存的5株稀有****；有如天目香果树、领春木、连香树、银鹊树等均为珍稀植物，被后人精心呵护。
今日的天目山，已是著名的风景胜地，当年被日军飞机炸毁的禅源寺早已修缮一新。然而，中国的每一寸土地，都烙刻着日本侵略者当年犯下的滔天罪行。在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让我们记住日军侵华时期，中国民众生命财产蒙受的巨大损失，记住丰饶的杭嘉湖地区的人民曾经遭受的痛苦与摧残，并永远记住所有那些为抗击侵略者而英勇献身的人们。
2015年6月8日北京

我如释重负地放下笔，终于把自己心中的天目山之梦，编织成文字了。一个历经劫难，垂垂老矣的人，能在历史的烽烟中摸索前行，这是生命的恩赐，命运的奖赏。我终生是一个不成器的新闻从业者，年轻时在“东南前哨”天目山，亲见亲闻浙西敌后抗战的残酷现实，写过《水乡吟》《海北敌后去来》这样的长篇通讯。抗战胜利前一年，新四军南下建立苏浙军区，三次反顽战役的胜利，打开了我的思想眼界。原来思想简单幼稚，业余学习文学创作，希望将来做一个作家。从国民党反动派滥捕滥杀共产党人，我的一些文友被关入集中营，我开始思考。抗战胜利后我回到上海，全面内战爆发，我作为一个城市贫民的儿子，对人生社会有所思考，在《文汇报·笔会》发表散文《背道》——同反动派背道而驰，这反映了我的政治选择，我终于成为解放斗争队伍中隐蔽战线的一名战士。
我在《摇晃的天目山》写的大部分人物都是我所认识的人，其中的郎玉麟、李泉生、朱希、鲍自兴、沈瑛等，都有访问笔记，被捕入狱的高流、关非蒙、李益中等都是好友，那时我年轻无知，正是他们的行动实践，引导我走向光明，走向进步，我感谢他们。30年前，我曾希望以他们为主要人物写一部天目山的长篇小说，终究是青年荒废，才力不逮，只能是一个失落的幻想。多年来，我收集到浙西各地的文史资料，对天目山和杭嘉湖敌后有许多翔实的记载。心想抗战胜利70周年即将到来，我可以利用手头的这些史料和个人的访问笔记，编写一部纪实文字。有了这个想法，我就在2014年初不自量力开始动笔。对抗日战争的历史不能淡忘，对苏、浙、皖新四军的艰苦斗争，年轻人知道得更少，我的纪实文字也许能解答一些人的疑问。
我是一个患有腰椎病的老人，不能坐书桌写作，只能背靠沙发，手持一块木板，每天利用一点一滴的时间，尽力而为，成败在所不计。我的决心也是够大的了。
我参照的文史资料有：葛伟先生的《喋血杭嘉湖》，温永之先生的《浙西抗战初期史话》，吴克刚、项雷、戈天择编的《潜龙入海》，中共浙江省委党史办、省档案馆、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湖州市委党史办合编的《浙西抗日根据地》，浙江省政协多种抗战文史资料选辑，各县文史资料，临安王国林先生的《东南抗日前哨》，杭州文史资料《杭州抗战纪实》，等等。我在此一并表达深深的谢意!
2014年10月15日于杭州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前夕——1937年3月1日，杭州《东南日报》和吴兴县《湖州日报》，同一天在社会新闻版刊登一则引人注目的新闻，标题是：“郎玉麟监守自盗疑案省高等法院终审宣告无罪”。就在这天下午两点多钟，湖州轮船码头上人流涌动，聚集着众多的欢迎人群，大多是来自西乡、东乡的蚕桑合作社、蚕桑指导站，还有众多的乡村教师和学生，人人都在向靠岸的小轮船仰望，鞭炮噼里啪啦响起来了，眼看码头甲板上走来一对青年男女，男的穿一身中山装，女的身材苗条。男的是吴兴蚕桑合作联社带头人、吴兴潘店模范小学校长郎玉麟，女的是他的妻子小学教师陈文霞。郎玉麟27岁年纪，小个子，文绉绉的，满面笑容，不时向欢迎者挥手致意，与前面的人一一握手，周围掌声一片。郎玉麟平日为人谦和，乐于助人，各方面人际关系都不错。今天他清清白白归来，人们对他的口碑就更好了。有几位地方头面人物把郎玉麟夫妇接到一个安静处所，安排晚上宴会为他压惊，留他在湖州城里宿一宵，明天再送他坐航班回西乡潘店家。而郎玉麟自己心里却很惭愧，悔恨自己怎么会糊涂到那种地步，俗话“羊肉没吃到，惹得一身膻”，使自己翻了一个大筋斗，太愚蠢了!
郎玉麟这个人和他的这番官司是怎么一回事呢?郎玉麟家有7个兄弟。父亲手里有20多亩田，旧时算得上是富农之家，但兄弟分家后就成为自耕农了。郎玉麟排行老六，七兄弟中数他*聪明，高小毕业时得到老师赏识，老师敦促他父亲让儿子继续升学，他果然顺利考上了著名乡村教育家陶行知创立的南京晓庄师范，三年考试成绩均为**名，按规定留母校任教一年后提升为母校农村部主任。郎玉麟心怀故乡，21岁时将农村部从外地搬到吴兴潘店，由此这个晓庄师范的农村部成为一所省办的重点小学，经费也由省里拨款，省里要求把潘店模范小学办成湖属6个县的辅导中心。此前郎玉麟已读到陶行知先生在《申报》副刊上连载的《古庙敲钟录》，故事讲一个小学教师怎样利用学校来改造农村改造社会，跟他在师范学校时认知的“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的陶行知新教育思想是一致的，这更坚定了他的信仰。从1931年开始，他办的学校从儿童教育到成人教育，逐步发展为农村互助。
吴兴农村主要副业是蚕桑，过去的蚕种都是当地的土种，产量、质量都不高。郎玉麟欲帮助农民增加收入，找到县里的蚕桑指导所，请蚕桑技术人员下乡，将养蚕技术与成人教育结合起来，推广改良蚕种，用新法养蚕。过去只有春蚕、夏蚕，不养秋蚕，其实秋天的桑叶**。通过宣传推广，农民一年养蚕五六次，其中秋蚕就有二三次。开始时要农民改变养蚕习惯不容易，每张蚕种1元钱，郎玉麟向县里借500元买500张改良蚕种，农民怕养不好不愿买，郎玉麟决定把蚕种送到养蚕户手里，对他们说养好了给钱，养不好不收钱，同时在蚕桑指导所支持下，派技术员到养改良蚕种的农户家，帮助他们搞好蚕具消毒，又帮助他们办幼蚕共育，用这种方法，各户试养获得成功，蚕茧质量好，价格提升，农户得到实惠。经过宣传指导，农民养秋蚕后收入成倍增加，群众高兴了，养蚕新法得到全面推广。第二年成立蚕桑合作社，第三年潘店村周围蚕桑合作社发展到40多个，又组成了蚕桑合作联社，郎玉麟既是模范中心小学校长，又被推选为蚕桑联社的负责人。那时农村的高利贷很厉害，所谓“借五还六”，就是青黄不接时借5元，几个月或半年后就要还6元；有一种叫“青稻债”，稻子收割前挨饿者借债，借了一担要还一担五或两担，这个剥削是很厉害的。郎玉麟为了减轻贫苦农民所受的剥削，找到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农贷部，认识了农贷部主任严敬恒。严敬恒也是农村出身，对郎玉麟的工作能力很欣赏，潘店搞蚕桑合作社、办粮食储押仓库、发放低息贷款都是靠他的鼎力支持。当时银行办理贷款要有保人，这个保人难找，湖州中学校长周翔表示愿意担保，但当时有规定公职人员不能做担保人，后来通过一位亲戚总算找到一个店主出面，担保问题才算解决。
郎玉麟根据晓庄师范农村部的办学要求，办儿童教育的同时，大办成人教育，大办蚕桑合作社，得到吴兴县长陈公侠的支持和帮助。这位县长很注重乡村教育，在省教育厅视察官员前对郎玉麟的成绩和工作能力大加赞赏，郎玉麟因此得到省教育厅的嘉奖，潘店模范中心小学得到一笔奖金，随后又增设戚家村、塘口村两个分部。1936年暑假，省教育厅举办全省暑假小学教师集训班，邀请郎玉麟去讲“农村学校兼办社会教育”这么一个专题。那时浙江11个学府，杭、嘉、湖下3府，温、台、宁、绍、金、衢、严、处上8府，每个学府都开办暑假训练班，请郎玉麟到每个学府讲4小时课，还发给他讲课费。这时的郎玉麟既是农村部主任、校长，又是蚕桑合作联社社长、小学教师联谊会会长，变成一个社会红人了。
自从20岁兄弟分家，他就没有什么家庭负担。每月工资30元，后增加到50元，一个月的伙食费包月只要五六元。24岁结婚，妻子陈文霞是个25岁的小学教师，育有一个孩子，家庭开支绰绰有余。
俗语云：“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信或不信，悉听尊便。不幸的是，这句俗谚在郎玉麟身上得到了应验。
事出有因。在事业顺利发展的情况下，郎玉麟意气风发，摊子越铺越大，经济管理上也失去控制，到1936年夏秋间，他发现自己陷入一个极其窘迫的境地!怎么回事?他办了40多个蚕桑合作社，又组织了联合社，造了四五十间合作烘茧房，蚕种推广10万张，粮食储押贷款有七八万，结果是他手上掌管的财政收支失去控制，初步核算，亏损达8000多元之巨。亏损原因不是合作联社经营本身，而是没有一套完善的管理制度，收支管理混乱。什么理事、监事、会计都有名无实。此时，郎玉麟事业顺利，要风得风，要雨得雨，重名轻财，不计利害，认为只要不图私利，各部门几乎有求必应，因此办公费用大量超支，有的甚至有借无还，图章放在社长办公室不锁的抽屉里，哪个部门要钱就随意盖章。发现账面负债后，开始是拆东墙补西缺，还可以勉强度过，到*后这个债务集中到农民的蚕种预订金上。什么叫蚕种预订金?就是农民向合作社预付蚕种费八成，蚕种到时发给农民再收二成，合作联社必须用现金去县里买改良蚕种，但是一旦出现亏空就拿不出买蚕种的现金，无法向县里蚕种场买到蚕种，就无法向农民交代。在这种情况下，郎玉麟急得昏了头，竟然想出了一个“绝法”：他想合作联社向保险公司买了财产保险，可以谎报土匪抢劫，谎称多少多少现金放在家里被抢走，让保险公司赔偿。*终，他用的是“掩耳盗铃”法：声称一个夜里，土匪破窗而人，室内的现金8000余元全部被抢走，他持枪追出去向土匪射击，土匪还击，他的肩部中弹受伤，土匪逃走了!报案后，县警察局侦缉队开始侦查，从他肩上的伤口看出破绽：伤口是近距离射击造成的。侦察员同他对质，肯定是他本人自己开的枪。这个结论，使郎玉麟不但骗不到保险公司的赔偿，反而被警察局侦辑队判定为“监守自盗”，因为他平日廉洁奉公，为人正派，从来没有嫖赌吃喝之事，蚕桑合作联社聘请律师为他辩护，派几位理监事代表到法庭证明合作联社亏损是经营管理不善的结果，郎玉麟**没有中饱私囊，要求否定对他“监守自盗”的指控，他是无罪的。与此同时，40多个蚕桑合作社负责人共同筹款，填补了亏损的8000多元蚕农预付款。省高等法院根据调查结果，终于认定郎玉麟制造土匪抢劫案是一时糊涂，否定对他“监守自盗”的指控，法庭上正式宣告郎玉麟无罪。
遗憾的是，在四个月的候审期间，原来的“乡村教育派”吴兴县县长陈公侠已经调离，时任领导不知出于何种心态，县教育局已宣布解除郎玉麟的潘店模范中心小学校长职务。这样，当他回到潘店村家中，一个名噪一时的陶行知先生“活教育”思想的践行者，已经变成一个乡村失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