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52015188
书稿收文30篇，外加*在几年中国人民抗战胜利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讲话1篇。作者均为标准的嫡系“红二代”，他们选取亲人长辈革命生涯中抗日这一段，从亲见亲闻的角度，对革命先辈抗日战争中的艰苦卓绝、对他们的誓死卫国、对他们的不朽功勋，做了特别亲切感人的记述。
本书出版，对弘扬中共革命精神，歌颂中共历史伟业，阐发社会主义真能量，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均有重要意义。
序
书写时代史诗谱写人民赞歌 胡劲军
远去的岁 月难忘的记忆———回忆父亲习仲勋在陕甘宁抗日根据地 *
跨太岳 战太行 日夜兼程奔赴豫西前线———回忆父亲王树声的抗战往事 王四毛
慷慨赴国 难热血沃中华———纪念父亲左权的抗战岁月 左太北
勇迈绝伦 忠贞不屈———回忆父亲叶挺的抗战往事 叶正大
为百姓谋 为战争谋 为国家谋———回忆父亲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艰难岁月 叶向真
从前线发出 抗日持久战的强音———缅怀我的爸爸任弼时 任远芳
跃马太行山发动游击战———回忆外公朱德的抗战往事 刘建
立马太行的一代儒将———回忆父亲刘伯承的抗战往事 刘蒙
八路军南下新四军北上扩大根据地形成战斗力———回忆父亲刘少奇的抗战岁月 刘爱琴
破袭正太“大动脉”“百团大战”显神威———回忆外公彭德怀抗战往事 张晨
打破封锁：造枪造雷造炮弹生产自给：开荒种地产烟卷———回忆父亲张云逸的抗战岁月 张光东
一片丹心照汉旗———重读父亲陈毅抗日战争诗作的感悟 陈昊苏
身经百战惊世界歼灭日本侵略军———回忆父亲陈赓的抗战岁月 陈知建
手书“我们的伟大事业”赞赏抗大———回忆父亲罗瑞卿的抗战岁月 罗箭
敌人越蚕食根据地越扩大———回忆父亲罗荣桓在山东抗日根据地 罗东进
击敌软肋发明“梅花桩战术”———回忆父亲罗炳辉的抗战往事 罗新安
叶挺希望他参与创建新四军———回忆父亲周子昆的抗战岁月 周民
临危受命处惊不变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回忆伯父周恩来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 周秉德
让敌人头痛的八路军一二〇师———回忆父亲贺龙艰难的抗战之路 贺晓明
战斗在“没有硝烟”的战场———回忆父亲袁国平的抗战岁月 袁振威
依靠人民比山靠得住———回忆父亲聂荣臻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聂力
转战晋冀鲁游击三千里———追忆父亲徐向前的抗战岁月 徐小岩
担架上行进的“虎将军”———回忆父亲徐海东的抗战往事 徐文惠
前线调研发现问题建议中央恢复政委制度———回忆父亲黄克诚的抗战往事 黄晴
挫败侵略者智斗反动派———回忆我的父亲萧华在山东抗日根据地 萧雨
留守陕甘宁保卫党中央———回忆父亲萧劲光的抗战岁月 萧凯
分散兵力发动群众集中兵力消灭敌人———追忆父亲萧克的抗战岁月 萧星华
为国谋团结奔波大后方———回忆父亲董必武的抗战岁月 董良羽
在危险的地方建立稳固的根据地———追忆父亲粟裕的抗战生涯 粟寒生
强化政治保障力激发部队战斗力———回忆父亲谭政的抗战岁月 谭竞先
后记今人感悟先辈历史告诉未来 张黎明
远去的岁月 难忘的记忆
—回忆父亲习仲勋在陕甘宁抗日根据地
*
永远的国歌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危险的时候……”无论何时何地，每当国歌的旋律响起，我的心中就会浮现出这些铿锵有力的歌词。70 年前那场战争虽然已经远去，但关于那场战争的记忆从来不曾消失。我们的国歌，就直接诞生在那个血与火的岁月，象征着中华民族宁死不屈的伟大精神。
我的父亲母亲，是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从抗日战争岁月走过来的一代人，对于《义勇军进行曲》比我们有着更多刻骨铭心的记忆。1949 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届一次会议通过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十年动乱，国歌歌词也几经沉浮，1978 年还为国歌进行重新填词，并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通过了新的国歌。但修改后的歌词终归不能获得大多数中国人的认同，不断有全国人大代表提案反对新填写的歌词，他们提案建议恢复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我父亲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同时还是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从一开始就十分支持恢复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
在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上，由我父亲主持大会表决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中就有废除重新填词的国歌，恢复将田汉作词的《义通军进行曲》作为国歌。从此，这首诞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抗日救亡歌曲，重新响彻五湖四海、神州大地。
为什么要在今天重提这件往事呢？因为父亲参与了1954 年新中国部宪法的制订，1980 年当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法制委员会主任后，又参与了彭真委员长主持的宪法修订工作，并由他在1982 年12 月4 日，主持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后来曾听我父亲谈到，主持表决通过这部宪法，特别是恢复《义勇军进行曲》原歌词作为国歌这件事情，让他感到特别欣慰。因为《义勇军进行曲》永远不会过时，这首歌的词作者田汉和谱曲者聂耳都是共产党员，这是历史给予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只要国歌响起，中国人民就会永远记住抗日战争这段伟大的历史，会更加珍惜今天的和平时代。更重要的是，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将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自强不息，奋勇前进。
“落脚点”与“出发点”
70 年前，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在望的时刻，同志在七大预备会上发表谈话指出：“历史的教训就是要我们谦虚谨慎。过去有的同志很急躁，希望革命明天就胜利。但是可惜没有胜利，一拖拖了10 年。有了30 万党员、几十万军队，头大了，急躁起来了，结果只剩了一个陕北。有人说，陕北这地方不好，地瘠民贫。但是我说，没有陕北那就不得下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七大在陕北开会，这是陕北人的光荣。陕北已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试验区，我们的一切工作在这里先行试验，在这里开七大，在这里解决历史问题。”
这段谈话，让我父亲和他那些曾经参与创建陕甘根据地的战友们感慨万千。充分肯定了陕甘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性和特殊性。说它特殊，是因为这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十几块根据地中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说它重要，是因为它不仅是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也是中国工农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
中央和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一直在寻找新的落脚点。从现在已经披露的文献看，这个落脚点至少改变过七八次。俄界会议时，中央还不了解陕甘根据地情况，对前途作了并不乐观的预测。翻过岷山到达甘南的哈达铺，等中央领导同志从《大公报》上看到陕北红军的消息，喜出望外，这才确定“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一路上看到不少由陕甘边苏维埃军委主席刘志丹和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签发的布告和标语，对此留下很深印象。据我父亲说，那时候陕甘红军已经知道了《八一宣言》的内容，张贴了许多抗日救亡标语。后来在保安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见到我父亲时，还是有些惊讶，他没想到我父亲原来这么年轻。
这是我父亲次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这次会议对他影响很深。会议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华侵略，民族矛盾进一步加剧的情况下召开的。日本侵略军的不断挑衅，严重威胁着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统治地位，国民党当局在这种形势下不得不考虑调整对日政策；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蒋介石也作了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的方针转变。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主题是讨论目前形势和统一战线问题。抗战初期负责关中地区的中共关中特委领导同志合影，右三为特委书记习仲勋，在会上作了三次发言，着重阐明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和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问题。分析了客观形势的变化，强调指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只有共产党有力量来领导，但是这样的领导还是要争取”。张闻天所作的《目前政治形势与一年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周恩来作的关于联蒋抗日的发言，都给我父亲留下深刻印象，并促使他思考许多重大的政治问题。
会议结束后，张闻天找我父亲谈话，让他重返关中担任关中特委书记。因为就在我父亲随军西征期间，关中根据地损失殆尽。这种局面对于中央在陕北立足是很不利的。我父亲重回关中后，仅用几个月时间就将关中苏区完全恢复，根据地的范围也扩大了许多。西安事变后，红军为了支持张学良、杨虎城的行动，主力大部开赴关中，红军的前敌总指挥部就设在关中的泾阳县云阳镇，当时的后勤保障工作由关中特委领导的各级地方党组织负责。担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邓小平伯伯，在淳化县的桃渠园村与我父亲在一个院子里住了好几个月。西安事变的成功解决，让我父亲对中央在保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中央在重大历史关头的应变能力和解决危机的能力充满信心。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在日本侵略军加紧进攻华北，威胁南京的形势下，国共第二次合作局面正式形成。在西北的红军主力在关中的泾阳县云阳镇举行誓师大会，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以后又改为第十八集团军），下辖115 师、120 师、129 师。与此同时，陕甘宁边区政府也得到国民政府承认，成为抗战时国民政府下辖的一个特别行政区。所以，几十年后，当我父亲主政广东时向小平伯伯汇报想在深圳、珠海创办出口加工区的想法，对起什么名字表示为难时，小平伯伯几乎是脱口而出：就叫特区吧，当年那个陕甘宁边区不就是特区嘛！
1937 年7 月初，红军前线总指挥部在云阳发布命令，要求关中特委选派干部战士加入红二方面军。我父亲接到命令后，立即紧急动员，从关中各部队和游击队中挑选了五百多名优秀的干部战士，组成一个补充团，由我父亲的老部下、老战友，关中分区司令员郭炳坤叔叔亲自带队，将这些优秀的关中子弟兵编入贺龙伯伯的部队，这时候红军总指挥部已经发布命令，西北的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这个补充团因此成为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后补充的批兵员，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伯伯接到报告后表扬了关中特委。
值得一提的是，八路军的三个师，都是从关中地区开赴抗日前线的。其中129 师从三原县出发，120 师、115 师从我的家乡富平县庄里镇出发。在解放战争时期，我父亲与彭德怀伯伯、贺龙伯伯这两位他尊敬的师长和战友共同驰骋在西北战场，他们对八路军刚成立时在关中的岁月记忆深刻，许多年后，贺龙伯伯还对富平的锅盔和石子馍赞不绝口。
为延安把守南北大门
翻开中国革命史地图，可以看到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地图上，中共关中地委和分区所领导的区域，位于陕甘宁边区南端。从地图上看，是一个深入国统区的囊形地带，它的前端与西安已经很近。曾经有人写文章说“关中根据地像一把尖刀插入国民党统治区”，这是不确切的，那时是国共合作时期，只能说是共产党领导的关中地区处于国统区三面包围之中，形势错综复杂。我父亲在这一时期一方面坚决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方针，以抗战大局为重，努力与友军和国统区各阶层人士搞好关系；另一方面，又加强党的领导，紧密依靠群众，与破坏抗战、制造磨擦的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坚决斗争。
抗战初期，许多沦陷区和国统区的热血青年，都十分向往他们心中的革命圣地延安。关中地区是他们从西安往延安的重要通道之一。我父亲对经过关中前往延安的进步青年十分关照，在沿途布置各级党组织和地方政府提供各种便利，为他们解决食宿困难。对那些从各个根据地去延安路过关中的同志们更是关心备至。前几年遇到一些叔叔伯伯还时常提起他们当年路过关中见到我父亲的情形。我父亲是那种特别能和群众打成一片，总是热情似火的人，无论对下级还是对上级，他都能以诚相待。连一向严肃的刘少奇伯伯当年路过关中，与我父亲见面时也是谈笑风生，对关中的各项工作十分满意。
国民党顽固派当时在关中地区制造的磨擦事件不断，特别是“旬邑事件”曾经震惊全国。当时八路军数百名伤残军人组成的“荣校”驻扎在旬邑县城，因荣校的一名军人被国民党当局无端杀害，荣校30 余名代表向国民党当局请愿，反有9 名代表遭国民党当局开枪杀害，从而引发武装冲突。为避免事态扩大，上级指示“荣校”伤残军人和关中分区的部队撤出旬邑县城。当时，关中各部队情绪激动，纷纷要求参战攻打旬邑县城。我父亲本来在延安开会，旬邑事件发生后迅速赶回关中，一方面向上级报告真实情况，按中央的指示精神维护抗日大局，争取和平解决这一事件；另一方面耐心做部队和群众的工作，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我父亲还致信国民党保九团团长尤奉山，要求他以民族利益和团结抗日为重。指出少数顽固分子无端造谣，祸起萧墙，只能让日寇高兴，汉奸窃喜，奉劝他明察实情，悬崖勒马。尤奉山看信后深有感悟，回信给我父亲说：作为中国军人在民族存亡之际，不能去打日本鬼子，实在惭愧。但我可以保证，在我的防区，绝不再向贵区前进一步。
八路军留守兵团萧劲光司令根据我父亲的报告，经中央同意，向陕西省主席蒋鼎文和蒋介石致电抗议，国统区的报刊也报道了这一事件，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派人解决。父亲在中央领导下妥善解决旬邑事件引发的危机，受到中央的表扬。
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建设时期，重要的就是人才，即使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下，我父亲也十分注重教育。抗战时期，依托关中地区办学的有陕北公学、鲁迅师范学校等。他们缺钱缺粮时，常来找我父亲帮助解决，而我父亲对他们也总是有求必应，为这两所学校解决了许多实际困难。关中第二师范创办于抗日战争艰苦的岁月，我父亲兼任校长达两年多时间，与该校师生结下深厚感情。半个世纪后，我父亲曾经回忆起当年关中第二师范艰苦办学的经历：“二师有不少时间游居在山村群众的土窑洞里，有时在旷野、林间以至行军途中仍坚持教学和上课。”
在我父亲和关中地委领导下，这所学校将教育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培养了数以千计的毕业生，成为陕甘宁边区各行各业的骨干，堪称抗战时期办学的典范之一。
1942 年，我父亲参加延安整风和西北高干会议期间，亲笔为我父亲和一批陕甘宁边区受奖的干部题词，给我父亲的题词是:“党的利益在位”。会后，亲自找他谈话，让他到绥德去工作。我父亲随即被中央任命为绥德地委书记兼警备司令部政委，又担负起为延安把守北大门的重任。绥德当时是陕甘宁边区人口多，经济也为发达的地区，因扼守着黄河晋陕峡谷重要地段，是榆林和山西柳林等地通往延安的必经之路，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我父亲到绥德时，当时整风审干工作还在进行，康生借机发起的“抢救失足者运动”搞得机关、部队、学校到处风声鹤唳。据我母亲回忆，当时绥德师范几百名师生，不被怀疑是特务的师生所剩无几，弄得人人自危。我父亲到绥德师范了解这一情况后，心情十分沉重。他一方面向上级报告，另一方面深入调查研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抢救运动进行了抵制，后来又及时给许多在抢救运动中受冤屈的同志甄别平反。
2000 年，受我父亲之托，母亲带着我们姐弟几人重访陕甘宁革命老区，专程看望了绥德师范的师生，也重访了当年在大生产运动中远近闻名的绥德郝家桥村。这个村庄是我母亲当年工作过的地方，也是我父亲在大生产运动中树立的一个典型。
曾任绥德行署专员的杨和亭伯伯曾经回忆说，我父亲领导绥德大生产运动时，不仅层层动员，而且身体力行，有时一边找干部谈话，一边还亲自动手纺线。一个大老爷们坐在纺车前纺线，这情景在今天看来似乎有点滑稽，可在当年陕甘宁边区，从朱老总到周恩来伯伯、任弼时伯伯，人人参加大生产运动，大家都动手纺过线。杨和亭伯伯还说，我父亲领导绥德地区农村率先在陕北实现了“耕一余一”（即打一年的粮余一年的口粮），而绥德郝家桥甚至实现了耕一余二，也就是打下一年粮够两年吃的。我父亲在全区培养了许多劳动英雄，其中著名的就是郝家桥村的党支部书记刘玉厚。刘玉厚在延安受到和朱老总的接见，还作为翻身农民的代表，到北京参加了新政协筹备会。
统战工作的楷模
无论在关中还是在绥德，我父亲都把统战工作放在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关中地区的三三制民主政权建设在陕甘宁边区是十分突出的。在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过程中，父亲十分注意安排地方知名人士、社会贤达在政府中任职，关中地区赤水县的士绅景田玉被安排担任县政府财政科科长，新正县的老中医张志平、旬邑县的开明士绅萧芝葆被聘为关中分区参议员，在当时都被传为美谈。
关中地区有一位叫蒋德宽的地主，积极参加抗日活动，但有的同志就是不信任他。我父亲开导他们说：“事物是发展的，人的思想也是变化的。我们要具体人具体分析，不同的事不同对待。蒋德宽虽然是地主，但他支持儿子当红军，又在物质上积极帮助我们抗日，像这样的地主就应当团结争取他们。”
关中地区的许多党外人士对我父亲的信任非常感激，在抗战期间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在绥德，父亲仍然与党外人士保持着密切的交往。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李鼎铭先生是米脂人，“精兵简政”的建议就是他提出来的。我父亲多次去米脂看望李鼎铭先生，与他无话不谈。多年后一些人执行极“左”的土改政策，将李鼎铭先生打成地主，还要开他的斗争会，被我父亲及时制止，并向反映了这个问题。
绥德的开明士绅安文钦，是晚清秀才，曾两度赴日本考察，积极参加地方政治革新，也是抗日时期民主选举出来的绥德县参议会参议长。我父亲一到绥德就主动去拜会他，认真听取他对边区政府和绥德各方面事务的意见，两人成为忘年交。新中国成立前夕，我父亲不仅推荐他参加了新政协筹备会和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还举荐他参加了新中国开国大典。
邓宝珊将军，抗战时被蒋介石任命为晋陕绥边区总司令，率部驻守榆林，与延安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两次去延安路经绥德，都亲自向我父亲布置任务，要他隆重接待。我父亲也因此与邓宝珊将军结下了终生不渝的友谊。后来在解放战争和平解放北平的进程中，邓宝珊将军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促使傅作义将军下定了起义的后决心。投身抗战的革命之家早在抗战前，我父亲就把自己的亲弟弟习仲恺和表弟柴国栋等带到红军队伍里。抗战爆发后，叔叔习仲恺和表叔柴国栋等多名亲属，又在我父亲引导下参加了八路军。仲恺叔叔后来还成为中共关中地委所在地马栏区区委书记。我的母亲齐心，在抗日烽火中与我父亲从相识到相知，终结成革命伴侣，她的革命经历充满传奇色彩。我的外祖父齐厚之是河北高阳人，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是蔡元培先生很看重的学生，毕业后曾留校任教，后加入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后，先后出任河北阜平县和山西黎城县、长治县县长，解放战争中随傅作义将军在北平起义。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我母亲在她的姐姐齐云姨姨带领下逃出日军占领的北平，辗转来到山西，在大姐齐云姨姨的鼓励下投身抗战的洪流。看见两位姐姐都参加了革命，我的舅舅齐锐新也不愿继续求学，与我的外祖母邓耀珍一起投奔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外祖母是一位大家闺秀，缠过足，她老人家是骑着毛驴走进抗战队伍的。母子四人参加抗战，在当时的太行山抗日根据地被传为佳话。外祖母为抗战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1974 年冬，当她老人家去世时，有不少当年在根据地共同战斗的老同志、老战友前来为这位革命的老妈妈送行。
我母亲对引导她参加革命的齐云姨姨一直十分崇敬。早在抗战前，姨姨齐云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组织安排下加入“民先”（民族解放先锋队）和牺盟会（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抗战期间，齐云姨姨与姨夫魏震武在山西晋东南工作，为建立抗日政权和抗日武装出生入死，与日伪军进行过殊死的战斗。
1939 年，我母亲15 岁进入当时在山西屯留的抗大一分校学习，校长是参加过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的何长工伯伯。入学不久，就遭遇了日军残酷的七月大“扫荡”。母亲也背起一支沉重的步枪参加了艰苦的反“扫荡”战斗，经历了枪林弹雨的考验，当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又被选派到抗大总校学习和工作，1941 年进入延安的中央党校学习。曾经担任黑龙江省副省长的王军阿姨，还有罗瑞卿伯伯的夫人郝治平阿姨，是她在抗大的同学。对那些一起从抗战烽火中走来的老战友，母亲一直十分惦念。2014 年11 月，王军阿姨因病去世，母亲特意让我连夜赶到黑龙江代她致祭，并向亲属表示慰问。
*，习仲勋同志之子。1956 年11 月生于北京，少年就读于北京八一小学，“文革”开始后随母亲下放到河南西华黄泛区农场“五七干校”，中学在那里度过。16岁回到北京，在北京服务机械厂当过工人，年年被厂里评为先进生产者。1977 年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毕业后曾在军队、外贸及政府单位工作过。国际节能环保协会创始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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