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47709801
内容简介
受史料和实体资源的限定，从事晋商研究的专家学者重点聚焦晋中地域，清代前中期有旅蒙商的崛起，晚清则是享誉海内外的票号业。他们的学术成果相当程度上影响到一般民众的认知和判断。固化民众印象的还有当地政府对实体资源的充分开发和借助现代传媒的强势推介，尤其是“晋商故里”的文化定位，种种因素作用下，晋中商人的形象被人为地拔高。本书旨在扭转世俗的误解，即一般民众不明就里简单将晋中商人等同于晋商的错误趋向，同时为山西别地商帮正名，尤其要厘清清代中后期他们各自的发展现状，以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当然，还有矫正学术趋向的良苦用心。而所有这一切皆服务于新晋商的发展战略。
目 录
章 晋商概览
一、山西行政区划衍变
二、晋商源头在河东
三、山西雄厚的商业底蕴
四、商帮时代与晋商名号
第二章 “雾里看花”真晋商
一、晋中与晋中市
二、误读晋商原因面面观
第三章 成就晋商的天时观——屡次享受政策的阳光普照
一、散商时代的天时观
二、商帮时代的多重政策红利
第四章 成就晋商的地利观——长期占据异质文明交汇区的孔
一、散商时代的地利观
一、山西行政区划衍变
二、晋商源头在河东
三、山西雄厚的商业底蕴
四、商帮时代与晋商名号
第二章 “雾里看花”真晋商
一、晋中与晋中市
二、误读晋商原因面面观
第三章 成就晋商的天时观——屡次享受政策的阳光普照
一、散商时代的天时观
二、商帮时代的多重政策红利
第四章 成就晋商的地利观——长期占据异质文明交汇区的孔
一、散商时代的地利观
二、商帮时代的“地邻极边”与蒙古内附
第五章 成就晋商的人和观——人口压力和商业示范效应的导引
第六章 新晋商发展战略——基于老晋商的启示
参考文献目录
后记
前 言
一时代有一时代主旋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政策的不断调整，发展经济得到应有重视。导向指挥棒作用之下，梳理相关历史资源，以便能够为当代社会借鉴成为学术界的一种潮流，对晋商的研究工作正是在如此背景下展开的。
一般的概念，明清两代，晋商曾驰骋商界五百余年，并与徽商并列为中国旧式商帮之首。尤其在清代中后期，由于经营银两异地汇兑业务票号业的横空出世，更提升了创办并长期垄断此业晋商的地位。客观评价，到目前为止，有关晋商的学术专著、论文、课题可谓汗牛充栋，但由于各种原因，却留下了些许误会，用学术术语讲，可称之为“误读”。
误读之一为将晋中商人想当然为晋商，尤其对外地人而言，在他们的思维定势中几乎形成为“共识”。之所以有此误会，依笔者之见，首在于晋商大多数实体资源主要集中在晋中地域，其中以祁县的乔家大院、渠家大院，太谷的三多堂，榆次的常家庄园，灵石的王家大院等为明显标识，民间受此影响颇深。
其次，晋中市各级政府比较注重历史资源的保护与开发，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常家庄园，去过常家庄园的游客不难看出，该庄园其实是一复古式建筑群，即在原址上恢复原有的规模和面貌，而如此做法，既需要一定的胆识，同时投入亦不菲，由此带来的直接后果，相当程度上丰富了当地的晋商实体资源。
再次，当地各级政府比较注重品牌营销。起初是乔家大院不经意间被选为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拍摄的主要外景场地，受益之后，进一步培育资源，在央视一台黄金时段热播的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无疑为成功的案例，此后在同台同时段上映的电视连续剧《走西口》，虽说在艺术表现手法和历史背景上有瑕疵（仅为个人观点），但观众在潜移默化间强化了对晋中商人的认知，流风所及以至于在相关影视作品中出现了晋中方言占据晋商话语权的现象。
后一点，专业性资料片也有弱化山西别地商帮的趋向。由山西省委宣传部组织海内外研究晋商专家拍摄的20集人文纪录片《晋商》，在总框架中，清代以前的篇幅占比极少，反映清以后历史的介绍中，鲜见山西别地商帮的影子，几乎是晋中商人在唱独角戏，而如此编排尤其与史实不符，相当程度上固化了观众对晋商的判断。也正是以上诸因素的叠加作用，才造成一般民众将晋中商人等同于晋商的误解。
不惟如此，在更高层面上，即专业之外的知识分子群体中，多数人对晋商源头何在、晋商发展脉络等基本常识同样存在误读现象，将晋商想当然为仅仅在明清两代的表现。以上判断并非危言耸听，实在是笔者的亲身经历，前年笔者有幸为省委组织部组织的干部学习班做过一期讲座，题目为“近代视野下的晋商”，受众为处级干部，其中包括部分双肩挑的专家学者。在休息间隙的交流中得知，有相当一部分人并不知晋商源头何在，对晋商发展脉络更没有明晰的头绪，要知道他们大多是山西籍知识精英，他们的见解如此，更遑论外省人及海外华人对晋商的认知。
时下多数学者在他们的学术成果中重点罗列晋商的辉煌业绩，对成就晋商的主客观因素虽也有评述，但侧重于晋人的主观努力，而对客观条件总体分析不够，难免受到外省籍学者的诟病，如此效果只能称之为“墙里开花墙里香”。笔者的观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中华文明圈内各地民众的智商并无所谓的高低优劣之分，他们在商业上的差异完全受制于天时、地利、人和等因素的限定。
天时方面，笔者简单概括为“屡次享受政策的阳光哺育”。明初，晋人受益于“开中制”，北方九边镇中，山西占据了两家，即大同和太原（即围绕神池诸堡的布防，重点镇守晋西北地区），况且该政策是以两镇为试点单位。明代中期，朝廷改行“开中折色”，即商人缴纳现银就可以获得政府特批的盐引，有实力的晋商逐步占据各大盐场，其身份也衍变为“内商”。当然，还有“隆庆议和”的强力推动，北方边境难得的休战期，不仅极大降低了明朝的军费支出，而且开启了与北元蒙古族的常态化经济交流，晋商受益颇多。整个明代，中国商业领域势力为显赫的当数盐商，而晋商在其中占据了相当的比重。
按说清初祖籍晋中的“八大皇商”并非晋商主流，但他们的得势同样来自清廷的特许政策，无论是深入“龙兴之地”——东北的皮货等特产贸易，还是与日本的洋铜买卖，拟或与蒙人的商品交流，如若缺失了朝廷的许可是难以想象的。况且他们在各大盐场也占有一定的份额，而如此地位依然源自清廷的授权。
清代中后期朝廷对蒙古地区有限度的开放，使得占据地利之便的山西再次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直接的后果是促成了这一时段晋商的主流——旅蒙商的兴起与繁荣。而让晋人为自负与自豪的票号业，至少在政策层面上，几乎没有税费的负担，极大地降低了经营成本；再加之部分省关的官款在清廷的默许下改由民营的票号业汇兑，进一步拓展了营业范畴，其盈利能力和所获得的崇高地位，直至今日还让新晋商艳羡和顶礼膜拜。需要说明的是，其时山西别地商帮并没有衰败，他们仍延续原有商业网络稳步经营，且取得不错业绩。
地利因素与天时因素密切相关，历史上不同的政策导向会对地理环境产生迥异的利用价值。山西地处华北平原，南枕河南，西界陕西，东与河北接壤，这些地域皆是农耕文明，与山西的经济基础基本类同。山西的北部是广袤的蒙古大草原，游牧经济的主导地位与农耕文明存在强烈互补性，有鉴于此，笔者将山西的地利概总为“占据异质文明交汇区的孔道”。
在司马迁笔下，山西的空间概念为“表里山河”，冷兵器时代，与周边地域山河相间的地理特征往往成为动荡时局的凭借，而历朝历代沿中北部地域逐次扩展的民族融合进程印证了山西地利的价值所在。
明代大多数时段对蒙古的政策为经济封锁，为此在北部边防沿线设置九关，常驻80多万、多时达120余万戍边将士的生活用度，以及几十万匹军马的粮草供应，对临近地域的商民而言无疑存在巨大商机。山西有幸开设两个边镇，且距离别的边镇亦不远，“开中制”所涉及的主要交换筹码食盐和粮草，山西也不缺乏，河东盐场为其一，而河东地域（主要包括今运城和临汾两市所辖县、市、区）自古号称山西粮仓，一定程度上支撑了该政策在山西所具有的地利优势，其中经营成本相对较低发挥了重要作用。
明代中后期的“开中折色”，只不过是将商人缴纳的粮草布帛改为实银，北方戍边将士的生活需求与战马的粮草供应依然如故，是故商机并没有失去，况且因官方在北方边镇开设的时断时续的“茶马互市”和民间“私市”的刺激，相较于以前，还增添了商品种类和增加了供给量，地利因素再次发酵，即晋商在经营相关贸易时，可以就近获得相关商品，而空间距离比较接近的优势，带来的是运营成本的相对下降，进而提升了晋商的竞争力。
有清一代，晋商有两大标识，前为旅蒙商，后为票号商。由于实现了民族融合，至少在康熙完成统一大业（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台湾、多伦会盟为三大标志）之后，以前被视为禁地的蒙古草原逐步对民间开放，明代“官市”与“私市”存续期间的磨合经历，以及清代开放之后的进一步了解，使得占据地利之便的晋商又一次站在制高点上，先是了解蒙民的生活所需，然后组织货源，而其所取得的辉煌业绩一直令后人敬仰。
部分当代学者将旅蒙商的兴盛归结为人为努力，诚然在克服自然因素，尤其是交通、气候等条件的制约方面，晋商确实表现出相当的忍耐力和克服能力，但地利因素依然要考虑进来，如若没有前期的熟悉商情，不可能有以后的大发展，这一点是中南地域的商帮所不具备的。代表的例子就是祁县乔家的发家史，先是始祖乔贵发在口外做粮油米面生意，到三代乔致庸时，重点经营茶叶贸易，当然还开办了两家著名票号，如此局面根基于长期的商业实践，而距离蒙古地域较远的商帮运作起来困难要大得多。
人和因素集中在两点，一为土狭人稠的生存压力，二为商业示范效应所带来的价值观转向。如若细细探究，其实两者是互为作用的，当然也与“表里山河”的地理环境有一定的关系。
传统时代，完全开发地域的人口总量与其土地承载力互为制约。明清两代，山西几乎没有可供开垦的荒地，解决人口压力的途径只有前去尚未开发地区谋生，明代中后期的“走西口”之所以充满艰辛，一者，沿途自然条件十分恶劣；二者，因为当时的蒙古地域还是与明朝对峙的政权，所以拓荒者还受制于冒险犯难的政策瓶颈。清初政权稳定之后，山西再次重复明朝“人口迁移故事”，这一次增加了以张家口为基地的“走东口”，包括晚清的“闯关东”也不乏晋人的身影。
为之铺垫的是明清两代山西人口规模变化不大，明初以洪洞大槐树为集结点的人口大迁移，旨在弥补元末农民战争造成的河南、河北、山东等地的人口大量损失。明代中后期，当山西人口规模超过土地的承载力，晋人不得已选择了外出，以寻求生存空间，这一次是民间自发行为。
清廷基本没有主导过全国范围的人口迁移，但在休养生息之后，山西人口一直保持在千万级规模。该数据虽与明代和清初有较大出入，但对历史稍有了解者不难窥见其中的原因，即康熙年间推行的“摊丁入亩”政策所带来的统计数据真实性，“人头税”的取消使得一般民众没有必要再隐瞒“丁口”的确切数据。
与时下流行的观点不同，笔者以为，明清两代山西人去口外谋生，大多选择了开垦荒地，仅有部分人从事商业。明代晋商唱主角的是盐商，清代山西在蒙古地区的首批商业拓荒者大多出身草根，祁县乔家的乔贵发、榆次常家的常威是其主要代表。因商业成功而带来的超预期回报，晋商商号员工所享受的令人羡慕的高待遇，以及科举考试“由士入仕”的低概率和官场潜在的风险，综合考量下的价值趋向，颠覆了山西固有的民风，有相当部分家庭将俊秀子弟选送到商业领域发展，而这些人的成功又会昭示后来者，此所谓示范效应的直接体现。
“以史为鉴”是历史学的基本功用，笔者“另眼看晋商”的目的旨在为新晋商服务，以便能够从前辈的成功经验中汲取有益成分，进而结合时代和山西的区位特征，为新晋商规划出科学发展战略。以上思路和框架完全服务于笔者申报的山西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新晋商发展战略研究——基于旧晋商经验的启示》，因在正文中要展开评述，在此不做赘言。有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寄望于笔者的建言能够有助于新晋商的科学发展。
一般的概念，明清两代，晋商曾驰骋商界五百余年，并与徽商并列为中国旧式商帮之首。尤其在清代中后期，由于经营银两异地汇兑业务票号业的横空出世，更提升了创办并长期垄断此业晋商的地位。客观评价，到目前为止，有关晋商的学术专著、论文、课题可谓汗牛充栋，但由于各种原因，却留下了些许误会，用学术术语讲，可称之为“误读”。
误读之一为将晋中商人想当然为晋商，尤其对外地人而言，在他们的思维定势中几乎形成为“共识”。之所以有此误会，依笔者之见，首在于晋商大多数实体资源主要集中在晋中地域，其中以祁县的乔家大院、渠家大院，太谷的三多堂，榆次的常家庄园，灵石的王家大院等为明显标识，民间受此影响颇深。
其次，晋中市各级政府比较注重历史资源的保护与开发，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常家庄园，去过常家庄园的游客不难看出，该庄园其实是一复古式建筑群，即在原址上恢复原有的规模和面貌，而如此做法，既需要一定的胆识，同时投入亦不菲，由此带来的直接后果，相当程度上丰富了当地的晋商实体资源。
再次，当地各级政府比较注重品牌营销。起初是乔家大院不经意间被选为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拍摄的主要外景场地，受益之后，进一步培育资源，在央视一台黄金时段热播的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无疑为成功的案例，此后在同台同时段上映的电视连续剧《走西口》，虽说在艺术表现手法和历史背景上有瑕疵（仅为个人观点），但观众在潜移默化间强化了对晋中商人的认知，流风所及以至于在相关影视作品中出现了晋中方言占据晋商话语权的现象。
后一点，专业性资料片也有弱化山西别地商帮的趋向。由山西省委宣传部组织海内外研究晋商专家拍摄的20集人文纪录片《晋商》，在总框架中，清代以前的篇幅占比极少，反映清以后历史的介绍中，鲜见山西别地商帮的影子，几乎是晋中商人在唱独角戏，而如此编排尤其与史实不符，相当程度上固化了观众对晋商的判断。也正是以上诸因素的叠加作用，才造成一般民众将晋中商人等同于晋商的误解。
不惟如此，在更高层面上，即专业之外的知识分子群体中，多数人对晋商源头何在、晋商发展脉络等基本常识同样存在误读现象，将晋商想当然为仅仅在明清两代的表现。以上判断并非危言耸听，实在是笔者的亲身经历，前年笔者有幸为省委组织部组织的干部学习班做过一期讲座，题目为“近代视野下的晋商”，受众为处级干部，其中包括部分双肩挑的专家学者。在休息间隙的交流中得知，有相当一部分人并不知晋商源头何在，对晋商发展脉络更没有明晰的头绪，要知道他们大多是山西籍知识精英，他们的见解如此，更遑论外省人及海外华人对晋商的认知。
时下多数学者在他们的学术成果中重点罗列晋商的辉煌业绩，对成就晋商的主客观因素虽也有评述，但侧重于晋人的主观努力，而对客观条件总体分析不够，难免受到外省籍学者的诟病，如此效果只能称之为“墙里开花墙里香”。笔者的观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中华文明圈内各地民众的智商并无所谓的高低优劣之分，他们在商业上的差异完全受制于天时、地利、人和等因素的限定。
天时方面，笔者简单概括为“屡次享受政策的阳光哺育”。明初，晋人受益于“开中制”，北方九边镇中，山西占据了两家，即大同和太原（即围绕神池诸堡的布防，重点镇守晋西北地区），况且该政策是以两镇为试点单位。明代中期，朝廷改行“开中折色”，即商人缴纳现银就可以获得政府特批的盐引，有实力的晋商逐步占据各大盐场，其身份也衍变为“内商”。当然，还有“隆庆议和”的强力推动，北方边境难得的休战期，不仅极大降低了明朝的军费支出，而且开启了与北元蒙古族的常态化经济交流，晋商受益颇多。整个明代，中国商业领域势力为显赫的当数盐商，而晋商在其中占据了相当的比重。
按说清初祖籍晋中的“八大皇商”并非晋商主流，但他们的得势同样来自清廷的特许政策，无论是深入“龙兴之地”——东北的皮货等特产贸易，还是与日本的洋铜买卖，拟或与蒙人的商品交流，如若缺失了朝廷的许可是难以想象的。况且他们在各大盐场也占有一定的份额，而如此地位依然源自清廷的授权。
清代中后期朝廷对蒙古地区有限度的开放，使得占据地利之便的山西再次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直接的后果是促成了这一时段晋商的主流——旅蒙商的兴起与繁荣。而让晋人为自负与自豪的票号业，至少在政策层面上，几乎没有税费的负担，极大地降低了经营成本；再加之部分省关的官款在清廷的默许下改由民营的票号业汇兑，进一步拓展了营业范畴，其盈利能力和所获得的崇高地位，直至今日还让新晋商艳羡和顶礼膜拜。需要说明的是，其时山西别地商帮并没有衰败，他们仍延续原有商业网络稳步经营，且取得不错业绩。
地利因素与天时因素密切相关，历史上不同的政策导向会对地理环境产生迥异的利用价值。山西地处华北平原，南枕河南，西界陕西，东与河北接壤，这些地域皆是农耕文明，与山西的经济基础基本类同。山西的北部是广袤的蒙古大草原，游牧经济的主导地位与农耕文明存在强烈互补性，有鉴于此，笔者将山西的地利概总为“占据异质文明交汇区的孔道”。
在司马迁笔下，山西的空间概念为“表里山河”，冷兵器时代，与周边地域山河相间的地理特征往往成为动荡时局的凭借，而历朝历代沿中北部地域逐次扩展的民族融合进程印证了山西地利的价值所在。
明代大多数时段对蒙古的政策为经济封锁，为此在北部边防沿线设置九关，常驻80多万、多时达120余万戍边将士的生活用度，以及几十万匹军马的粮草供应，对临近地域的商民而言无疑存在巨大商机。山西有幸开设两个边镇，且距离别的边镇亦不远，“开中制”所涉及的主要交换筹码食盐和粮草，山西也不缺乏，河东盐场为其一，而河东地域（主要包括今运城和临汾两市所辖县、市、区）自古号称山西粮仓，一定程度上支撑了该政策在山西所具有的地利优势，其中经营成本相对较低发挥了重要作用。
明代中后期的“开中折色”，只不过是将商人缴纳的粮草布帛改为实银，北方戍边将士的生活需求与战马的粮草供应依然如故，是故商机并没有失去，况且因官方在北方边镇开设的时断时续的“茶马互市”和民间“私市”的刺激，相较于以前，还增添了商品种类和增加了供给量，地利因素再次发酵，即晋商在经营相关贸易时，可以就近获得相关商品，而空间距离比较接近的优势，带来的是运营成本的相对下降，进而提升了晋商的竞争力。
有清一代，晋商有两大标识，前为旅蒙商，后为票号商。由于实现了民族融合，至少在康熙完成统一大业（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台湾、多伦会盟为三大标志）之后，以前被视为禁地的蒙古草原逐步对民间开放，明代“官市”与“私市”存续期间的磨合经历，以及清代开放之后的进一步了解，使得占据地利之便的晋商又一次站在制高点上，先是了解蒙民的生活所需，然后组织货源，而其所取得的辉煌业绩一直令后人敬仰。
部分当代学者将旅蒙商的兴盛归结为人为努力，诚然在克服自然因素，尤其是交通、气候等条件的制约方面，晋商确实表现出相当的忍耐力和克服能力，但地利因素依然要考虑进来，如若没有前期的熟悉商情，不可能有以后的大发展，这一点是中南地域的商帮所不具备的。代表的例子就是祁县乔家的发家史，先是始祖乔贵发在口外做粮油米面生意，到三代乔致庸时，重点经营茶叶贸易，当然还开办了两家著名票号，如此局面根基于长期的商业实践，而距离蒙古地域较远的商帮运作起来困难要大得多。
人和因素集中在两点，一为土狭人稠的生存压力，二为商业示范效应所带来的价值观转向。如若细细探究，其实两者是互为作用的，当然也与“表里山河”的地理环境有一定的关系。
传统时代，完全开发地域的人口总量与其土地承载力互为制约。明清两代，山西几乎没有可供开垦的荒地，解决人口压力的途径只有前去尚未开发地区谋生，明代中后期的“走西口”之所以充满艰辛，一者，沿途自然条件十分恶劣；二者，因为当时的蒙古地域还是与明朝对峙的政权，所以拓荒者还受制于冒险犯难的政策瓶颈。清初政权稳定之后，山西再次重复明朝“人口迁移故事”，这一次增加了以张家口为基地的“走东口”，包括晚清的“闯关东”也不乏晋人的身影。
为之铺垫的是明清两代山西人口规模变化不大，明初以洪洞大槐树为集结点的人口大迁移，旨在弥补元末农民战争造成的河南、河北、山东等地的人口大量损失。明代中后期，当山西人口规模超过土地的承载力，晋人不得已选择了外出，以寻求生存空间，这一次是民间自发行为。
清廷基本没有主导过全国范围的人口迁移，但在休养生息之后，山西人口一直保持在千万级规模。该数据虽与明代和清初有较大出入，但对历史稍有了解者不难窥见其中的原因，即康熙年间推行的“摊丁入亩”政策所带来的统计数据真实性，“人头税”的取消使得一般民众没有必要再隐瞒“丁口”的确切数据。
与时下流行的观点不同，笔者以为，明清两代山西人去口外谋生，大多选择了开垦荒地，仅有部分人从事商业。明代晋商唱主角的是盐商，清代山西在蒙古地区的首批商业拓荒者大多出身草根，祁县乔家的乔贵发、榆次常家的常威是其主要代表。因商业成功而带来的超预期回报，晋商商号员工所享受的令人羡慕的高待遇，以及科举考试“由士入仕”的低概率和官场潜在的风险，综合考量下的价值趋向，颠覆了山西固有的民风，有相当部分家庭将俊秀子弟选送到商业领域发展，而这些人的成功又会昭示后来者，此所谓示范效应的直接体现。
“以史为鉴”是历史学的基本功用，笔者“另眼看晋商”的目的旨在为新晋商服务，以便能够从前辈的成功经验中汲取有益成分，进而结合时代和山西的区位特征，为新晋商规划出科学发展战略。以上思路和框架完全服务于笔者申报的山西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新晋商发展战略研究——基于旧晋商经验的启示》，因在正文中要展开评述，在此不做赘言。有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寄望于笔者的建言能够有助于新晋商的科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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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代有一时代主旋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政策的不断调整，发展经济得到应有重视。导向指挥棒作用之下，梳理相关历史资源，以便能够为当代社会借鉴成为学术界的一种潮流，对晋商的研究工作正是在如此背景下展开的。
一般的概念，明清两代，晋商曾驰骋商界五百余年，并与徽商并列为中国旧式商帮之首。尤其在清代中后期，由于经营银两异地汇兑业务票号业的横空出世，更提升了创办并长期垄断此业晋商的地位。客观评价，到目前为止，有关晋商的学术专著、论文、课题可谓汗牛充栋，但由于各种原因，却留下了些许误会，用学术术语讲，可称之为“误读”。
误读之一为将晋中商人想当然为晋商，尤其对外地人而言，在他们的思维定势中几乎形成为“共识”。之所以有此误会，依笔者之见，首在于晋商大多数实体资源主要集中在晋中地域，其中以祁县的乔家大院、渠家大院，太谷的三多堂，榆次的常家庄园，灵石的王家大院等为明显标识，民间受此影响颇深。
其次，晋中市各级政府比较注重历史资源的保护与开发，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常家庄园，去过常家庄园的游客不难看出，该庄园其实是一复古式建筑群，即在原址上恢复原有的规模和面貌，而如此做法，既需要一定的胆识，同时投入亦不菲，由此带来的直接后果，相当程度上丰富了当地的晋商实体资源。
再次，当地各级政府比较注重品牌营销。起初是乔家大院不经意间被选为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拍摄的主要外景场地，受益之后，进一步培育资源，在央视一台黄金时段热播的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无疑为成功的案例，此后在同台同时段上映的电视连续剧《走西口》，虽说在艺术表现手法和历史背景上有瑕疵（仅为个人观点），但观众在潜移默化间强化了对晋中商人的认知，流风所及以至于在相关影视作品中出现了晋中方言占据晋商话语权的现象。
后一点，专业性资料片也有弱化山西别地商帮的趋向。由山西省委宣传部组织海内外研究晋商专家拍摄的20集人文纪录片《晋商》，在总框架中，清代以前的篇幅占比极少，反映清以后历史的介绍中，鲜见山西别地商帮的影子，几乎是晋中商人在唱独角戏，而如此编排尤其与史实不符，相当程度上固化了观众对晋商的判断。也正是以上诸因素的叠加作用，才造成一般民众将晋中商人等同于晋商的误解。
不惟如此，在更高层面上，即专业之外的知识分子群体中，多数人对晋商源头何在、晋商发展脉络等基本常识同样存在误读现象，将晋商想当然为仅仅在明清两代的表现。以上判断并非危言耸听，实在是笔者的亲身经历，前年笔者有幸为省委组织部组织的干部学习班做过一期讲座，题目为“近代视野下的晋商”，受众为处级干部，其中包括部分双肩挑的专家学者。在休息间隙的交流中得知，有相当一部分人并不知晋商源头何在，对晋商发展脉络更没有明晰的头绪，要知道他们大多是山西籍知识精英，他们的见解如此，更遑论外省人及海外华人对晋商的认知。
时下多数学者在他们的学术成果中重点罗列晋商的辉煌业绩，对成就晋商的主客观因素虽也有评述，但侧重于晋人的主观努力，而对客观条件总体分析不够，难免受到外省籍学者的诟病，如此效果只能称之为“墙里开花墙里香”。笔者的观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中华文明圈内各地民众的智商并无所谓的高低优劣之分，他们在商业上的差异完全受制于天时、地利、人和等因素的限定。
天时方面，笔者简单概括为“屡次享受政策的阳光哺育”。明初，晋人受益于“开中制”，北方九边镇中，山西占据了两家，即大同和太原（即围绕神池诸堡的布防，重点镇守晋西北地区），况且该政策是以两镇为试点单位。明代中期，朝廷改行“开中折色”，即商人缴纳现银就可以获得政府特批的盐引，有实力的晋商逐步占据各大盐场，其身份也衍变为“内商”。当然，还有“隆庆议和”的强力推动，北方边境难得的休战期，不仅极大降低了明朝的军费支出，而且开启了与北元蒙古族的常态化经济交流，晋商受益颇多。整个明代，中国商业领域势力为显赫的当数盐商，而晋商在其中占据了相当的比重。
按说清初祖籍晋中的“八大皇商”并非晋商主流，但他们的得势同样来自清廷的特许政策，无论是深入“龙兴之地”——东北的皮货等特产贸易，还是与日本的洋铜买卖，拟或与蒙人的商品交流，如若缺失了朝廷的许可是难以想象的。况且他们在各大盐场也占有一定的份额，而如此地位依然源自清廷的授权。
清代中后期朝廷对蒙古地区有限度的开放，使得占据地利之便的山西再次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直接的后果是促成了这一时段晋商的主流——旅蒙商的兴起与繁荣。而让晋人为自负与自豪的票号业，至少在政策层面上，几乎没有税费的负担，极大地降低了经营成本；再加之部分省关的官款在清廷的默许下改由民营的票号业汇兑，进一步拓展了营业范畴，其盈利能力和所获得的崇高地位，直至今日还让新晋商艳羡和顶礼膜拜。需要说明的是，其时山西别地商帮并没有衰败，他们仍延续原有商业网络稳步经营，且取得不错业绩。
地利因素与天时因素密切相关，历史上不同的政策导向会对地理环境产生迥异的利用价值。山西地处华北平原，南枕河南，西界陕西，东与河北接壤，这些地域皆是农耕文明，与山西的经济基础基本类同。山西的北部是广袤的蒙古大草原，游牧经济的主导地位与农耕文明存在强烈互补性，有鉴于此，笔者将山西的地利概总为“占据异质文明交汇区的孔道”。
在司马迁笔下，山西的空间概念为“表里山河”，冷兵器时代，与周边地域山河相间的地理特征往往成为动荡时局的凭借，而历朝历代沿中北部地域逐次扩展的民族融合进程印证了山西地利的价值所在。
明代大多数时段对蒙古的政策为经济封锁，为此在北部边防沿线设置九关，常驻80多万、多时达120余万戍边将士的生活用度，以及几十万匹军马的粮草供应，对临近地域的商民而言无疑存在巨大商机。山西有幸开设两个边镇，且距离别的边镇亦不远，“开中制”所涉及的主要交换筹码食盐和粮草，山西也不缺乏，河东盐场为其一，而河东地域（主要包括今运城和临汾两市所辖县、市、区）自古号称山西粮仓，一定程度上支撑了该政策在山西所具有的地利优势，其中经营成本相对较低发挥了重要作用。
明代中后期的“开中折色”，只不过是将商人缴纳的粮草布帛改为实银，北方戍边将士的生活需求与战马的粮草供应依然如故，是故商机并没有失去，况且因官方在北方边镇开设的时断时续的“茶马互市”和民间“私市”的刺激，相较于以前，还增添了商品种类和增加了供给量，地利因素再次发酵，即晋商在经营相关贸易时，可以就近获得相关商品，而空间距离比较接近的优势，带来的是运营成本的相对下降，进而提升了晋商的竞争力。
有清一代，晋商有两大标识，前为旅蒙商，后为票号商。由于实现了民族融合，至少在康熙完成统一大业（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台湾、多伦会盟为三大标志）之后，以前被视为禁地的蒙古草原逐步对民间开放，明代“官市”与“私市”存续期间的磨合经历，以及清代开放之后的进一步了解，使得占据地利之便的晋商又一次站在制高点上，先是了解蒙民的生活所需，然后组织货源，而其所取得的辉煌业绩一直令后人敬仰。
部分当代学者将旅蒙商的兴盛归结为人为努力，诚然在克服自然因素，尤其是交通、气候等条件的制约方面，晋商确实表现出相当的忍耐力和克服能力，但地利因素依然要考虑进来，如若没有前期的熟悉商情，不可能有以后的大发展，这一点是中南地域的商帮所不具备的。代表的例子就是祁县乔家的发家史，先是始祖乔贵发在口外做粮油米面生意，到三代乔致庸时，重点经营茶叶贸易，当然还开办了两家著名票号，如此局面根基于长期的商业实践，而距离蒙古地域较远的商帮运作起来困难要大得多。
人和因素集中在两点，一为土狭人稠的生存压力，二为商业示范效应所带来的价值观转向。如若细细探究，其实两者是互为作用的，当然也与“表里山河”的地理环境有一定的关系。
传统时代，完全开发地域的人口总量与其土地承载力互为制约。明清两代，山西几乎没有可供开垦的荒地，解决人口压力的途径只有前去尚未开发地区谋生，明代中后期的“走西口”之所以充满艰辛，一者，沿途自然条件十分恶劣；二者，因为当时的蒙古地域还是与明朝对峙的政权，所以拓荒者还受制于冒险犯难的政策瓶颈。清初政权稳定之后，山西再次重复明朝“人口迁移故事”，这一次增加了以张家口为基地的“走东口”，包括晚清的“闯关东”也不乏晋人的身影。
为之铺垫的是明清两代山西人口规模变化不大，明初以洪洞大槐树为集结点的人口大迁移，旨在弥补元末农民战争造成的河南、河北、山东等地的人口大量损失。明代中后期，当山西人口规模超过土地的承载力，晋人不得已选择了外出，以寻求生存空间，这一次是民间自发行为。
清廷基本没有主导过全国范围的人口迁移，但在休养生息之后，山西人口一直保持在千万级规模。该数据虽与明代和清初有较大出入，但对历史稍有了解者不难窥见其中的原因，即康熙年间推行的“摊丁入亩”政策所带来的统计数据真实性，“人头税”的取消使得一般民众没有必要再隐瞒“丁口”的确切数据。
与时下流行的观点不同，笔者以为，明清两代山西人去口外谋生，大多选择了开垦荒地，仅有部分人从事商业。明代晋商唱主角的是盐商，清代山西在蒙古地区的首批商业拓荒者大多出身草根，祁县乔家的乔贵发、榆次常家的常威是其主要代表。因商业成功而带来的超预期回报，晋商商号员工所享受的令人羡慕的高待遇，以及科举考试“由士入仕”的低概率和官场潜在的风险，综合考量下的价值趋向，颠覆了山西固有的民风，有相当部分家庭将俊秀子弟选送到商业领域发展，而这些人的成功又会昭示后来者，此所谓示范效应的直接体现。
“以史为鉴”是历史学的基本功用，笔者“另眼看晋商”的目的旨在为新晋商服务，以便能够从前辈的成功经验中汲取有益成分，进而结合时代和山西的区位特征，为新晋商规划出科学发展战略。以上思路和框架完全服务于笔者申报的山西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新晋商发展战略研究——基于旧晋商经验的启示》，因在正文中要展开评述，在此不做赘言。有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寄望于笔者的建言能够有助于新晋商的科学发展。
一般的概念，明清两代，晋商曾驰骋商界五百余年，并与徽商并列为中国旧式商帮之首。尤其在清代中后期，由于经营银两异地汇兑业务票号业的横空出世，更提升了创办并长期垄断此业晋商的地位。客观评价，到目前为止，有关晋商的学术专著、论文、课题可谓汗牛充栋，但由于各种原因，却留下了些许误会，用学术术语讲，可称之为“误读”。
误读之一为将晋中商人想当然为晋商，尤其对外地人而言，在他们的思维定势中几乎形成为“共识”。之所以有此误会，依笔者之见，首在于晋商大多数实体资源主要集中在晋中地域，其中以祁县的乔家大院、渠家大院，太谷的三多堂，榆次的常家庄园，灵石的王家大院等为明显标识，民间受此影响颇深。
其次，晋中市各级政府比较注重历史资源的保护与开发，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常家庄园，去过常家庄园的游客不难看出，该庄园其实是一复古式建筑群，即在原址上恢复原有的规模和面貌，而如此做法，既需要一定的胆识，同时投入亦不菲，由此带来的直接后果，相当程度上丰富了当地的晋商实体资源。
再次，当地各级政府比较注重品牌营销。起初是乔家大院不经意间被选为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拍摄的主要外景场地，受益之后，进一步培育资源，在央视一台黄金时段热播的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无疑为成功的案例，此后在同台同时段上映的电视连续剧《走西口》，虽说在艺术表现手法和历史背景上有瑕疵（仅为个人观点），但观众在潜移默化间强化了对晋中商人的认知，流风所及以至于在相关影视作品中出现了晋中方言占据晋商话语权的现象。
后一点，专业性资料片也有弱化山西别地商帮的趋向。由山西省委宣传部组织海内外研究晋商专家拍摄的20集人文纪录片《晋商》，在总框架中，清代以前的篇幅占比极少，反映清以后历史的介绍中，鲜见山西别地商帮的影子，几乎是晋中商人在唱独角戏，而如此编排尤其与史实不符，相当程度上固化了观众对晋商的判断。也正是以上诸因素的叠加作用，才造成一般民众将晋中商人等同于晋商的误解。
不惟如此，在更高层面上，即专业之外的知识分子群体中，多数人对晋商源头何在、晋商发展脉络等基本常识同样存在误读现象，将晋商想当然为仅仅在明清两代的表现。以上判断并非危言耸听，实在是笔者的亲身经历，前年笔者有幸为省委组织部组织的干部学习班做过一期讲座，题目为“近代视野下的晋商”，受众为处级干部，其中包括部分双肩挑的专家学者。在休息间隙的交流中得知，有相当一部分人并不知晋商源头何在，对晋商发展脉络更没有明晰的头绪，要知道他们大多是山西籍知识精英，他们的见解如此，更遑论外省人及海外华人对晋商的认知。
时下多数学者在他们的学术成果中重点罗列晋商的辉煌业绩，对成就晋商的主客观因素虽也有评述，但侧重于晋人的主观努力，而对客观条件总体分析不够，难免受到外省籍学者的诟病，如此效果只能称之为“墙里开花墙里香”。笔者的观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中华文明圈内各地民众的智商并无所谓的高低优劣之分，他们在商业上的差异完全受制于天时、地利、人和等因素的限定。
天时方面，笔者简单概括为“屡次享受政策的阳光哺育”。明初，晋人受益于“开中制”，北方九边镇中，山西占据了两家，即大同和太原（即围绕神池诸堡的布防，重点镇守晋西北地区），况且该政策是以两镇为试点单位。明代中期，朝廷改行“开中折色”，即商人缴纳现银就可以获得政府特批的盐引，有实力的晋商逐步占据各大盐场，其身份也衍变为“内商”。当然，还有“隆庆议和”的强力推动，北方边境难得的休战期，不仅极大降低了明朝的军费支出，而且开启了与北元蒙古族的常态化经济交流，晋商受益颇多。整个明代，中国商业领域势力为显赫的当数盐商，而晋商在其中占据了相当的比重。
按说清初祖籍晋中的“八大皇商”并非晋商主流，但他们的得势同样来自清廷的特许政策，无论是深入“龙兴之地”——东北的皮货等特产贸易，还是与日本的洋铜买卖，拟或与蒙人的商品交流，如若缺失了朝廷的许可是难以想象的。况且他们在各大盐场也占有一定的份额，而如此地位依然源自清廷的授权。
清代中后期朝廷对蒙古地区有限度的开放，使得占据地利之便的山西再次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直接的后果是促成了这一时段晋商的主流——旅蒙商的兴起与繁荣。而让晋人为自负与自豪的票号业，至少在政策层面上，几乎没有税费的负担，极大地降低了经营成本；再加之部分省关的官款在清廷的默许下改由民营的票号业汇兑，进一步拓展了营业范畴，其盈利能力和所获得的崇高地位，直至今日还让新晋商艳羡和顶礼膜拜。需要说明的是，其时山西别地商帮并没有衰败，他们仍延续原有商业网络稳步经营，且取得不错业绩。
地利因素与天时因素密切相关，历史上不同的政策导向会对地理环境产生迥异的利用价值。山西地处华北平原，南枕河南，西界陕西，东与河北接壤，这些地域皆是农耕文明，与山西的经济基础基本类同。山西的北部是广袤的蒙古大草原，游牧经济的主导地位与农耕文明存在强烈互补性，有鉴于此，笔者将山西的地利概总为“占据异质文明交汇区的孔道”。
在司马迁笔下，山西的空间概念为“表里山河”，冷兵器时代，与周边地域山河相间的地理特征往往成为动荡时局的凭借，而历朝历代沿中北部地域逐次扩展的民族融合进程印证了山西地利的价值所在。
明代大多数时段对蒙古的政策为经济封锁，为此在北部边防沿线设置九关，常驻80多万、多时达120余万戍边将士的生活用度，以及几十万匹军马的粮草供应，对临近地域的商民而言无疑存在巨大商机。山西有幸开设两个边镇，且距离别的边镇亦不远，“开中制”所涉及的主要交换筹码食盐和粮草，山西也不缺乏，河东盐场为其一，而河东地域（主要包括今运城和临汾两市所辖县、市、区）自古号称山西粮仓，一定程度上支撑了该政策在山西所具有的地利优势，其中经营成本相对较低发挥了重要作用。
明代中后期的“开中折色”，只不过是将商人缴纳的粮草布帛改为实银，北方戍边将士的生活需求与战马的粮草供应依然如故，是故商机并没有失去，况且因官方在北方边镇开设的时断时续的“茶马互市”和民间“私市”的刺激，相较于以前，还增添了商品种类和增加了供给量，地利因素再次发酵，即晋商在经营相关贸易时，可以就近获得相关商品，而空间距离比较接近的优势，带来的是运营成本的相对下降，进而提升了晋商的竞争力。
有清一代，晋商有两大标识，前为旅蒙商，后为票号商。由于实现了民族融合，至少在康熙完成统一大业（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台湾、多伦会盟为三大标志）之后，以前被视为禁地的蒙古草原逐步对民间开放，明代“官市”与“私市”存续期间的磨合经历，以及清代开放之后的进一步了解，使得占据地利之便的晋商又一次站在制高点上，先是了解蒙民的生活所需，然后组织货源，而其所取得的辉煌业绩一直令后人敬仰。
部分当代学者将旅蒙商的兴盛归结为人为努力，诚然在克服自然因素，尤其是交通、气候等条件的制约方面，晋商确实表现出相当的忍耐力和克服能力，但地利因素依然要考虑进来，如若没有前期的熟悉商情，不可能有以后的大发展，这一点是中南地域的商帮所不具备的。代表的例子就是祁县乔家的发家史，先是始祖乔贵发在口外做粮油米面生意，到三代乔致庸时，重点经营茶叶贸易，当然还开办了两家著名票号，如此局面根基于长期的商业实践，而距离蒙古地域较远的商帮运作起来困难要大得多。
人和因素集中在两点，一为土狭人稠的生存压力，二为商业示范效应所带来的价值观转向。如若细细探究，其实两者是互为作用的，当然也与“表里山河”的地理环境有一定的关系。
传统时代，完全开发地域的人口总量与其土地承载力互为制约。明清两代，山西几乎没有可供开垦的荒地，解决人口压力的途径只有前去尚未开发地区谋生，明代中后期的“走西口”之所以充满艰辛，一者，沿途自然条件十分恶劣；二者，因为当时的蒙古地域还是与明朝对峙的政权，所以拓荒者还受制于冒险犯难的政策瓶颈。清初政权稳定之后，山西再次重复明朝“人口迁移故事”，这一次增加了以张家口为基地的“走东口”，包括晚清的“闯关东”也不乏晋人的身影。
为之铺垫的是明清两代山西人口规模变化不大，明初以洪洞大槐树为集结点的人口大迁移，旨在弥补元末农民战争造成的河南、河北、山东等地的人口大量损失。明代中后期，当山西人口规模超过土地的承载力，晋人不得已选择了外出，以寻求生存空间，这一次是民间自发行为。
清廷基本没有主导过全国范围的人口迁移，但在休养生息之后，山西人口一直保持在千万级规模。该数据虽与明代和清初有较大出入，但对历史稍有了解者不难窥见其中的原因，即康熙年间推行的“摊丁入亩”政策所带来的统计数据真实性，“人头税”的取消使得一般民众没有必要再隐瞒“丁口”的确切数据。
与时下流行的观点不同，笔者以为，明清两代山西人去口外谋生，大多选择了开垦荒地，仅有部分人从事商业。明代晋商唱主角的是盐商，清代山西在蒙古地区的首批商业拓荒者大多出身草根，祁县乔家的乔贵发、榆次常家的常威是其主要代表。因商业成功而带来的超预期回报，晋商商号员工所享受的令人羡慕的高待遇，以及科举考试“由士入仕”的低概率和官场潜在的风险，综合考量下的价值趋向，颠覆了山西固有的民风，有相当部分家庭将俊秀子弟选送到商业领域发展，而这些人的成功又会昭示后来者，此所谓示范效应的直接体现。
“以史为鉴”是历史学的基本功用，笔者“另眼看晋商”的目的旨在为新晋商服务，以便能够从前辈的成功经验中汲取有益成分，进而结合时代和山西的区位特征，为新晋商规划出科学发展战略。以上思路和框架完全服务于笔者申报的山西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新晋商发展战略研究——基于旧晋商经验的启示》，因在正文中要展开评述，在此不做赘言。有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寄望于笔者的建言能够有助于新晋商的科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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