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以史为鉴，看朝代兴替，知历代得失，为时代改革借鉴。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由三联书店出版，是钱穆先生的专题演讲合集，分别就中国汉、唐、宋、明、清五代的政府组织、百官职权、考试监察、财经赋税、兵役义务等种种政治制度作了提要勾玄的概观与比照，叙述因革演变，指陈利害得失。既高屋建瓴地总括了中国历史与政治的精要大义，又点明了近现代国人对传统文化和精神的种种误解。言简意赅，语重心长，实不失为一部简明的”中国政治制度史”。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为作者的专题演讲合集，分别就中国汉、唐、宋、明、清五代的政府组织、百官职权、考试监察、财经赋税、兵役义务等种种政治制度作了提要勾玄的概观与比照，叙述因革演变，指陈利害得失。既高屋建瓴地总括了中国历史与政治的精要大义，又点明了近现代国人对传统文化和精神的种种误解。言简意赅，语重心长，实不失为一部简明的“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作者是钱穆。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 )，江苏无锡人，吴越国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 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 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 ，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 ，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江南大学教授。 1949年南赴香港，创办新亚书院(香港中文大学前身)。 1967年迁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 )史学教授。 1990年在台北逝世，1992年归葬苏州太湖之滨。

    钱穆著述颇丰，专著多达80种以上 。他毕生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高举现代新儒家的旗帜，在大陆、香港、台湾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文化学大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中国学术通义》等。 此外还有结集出版论文集多种，如《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中国文化丛谈》等。

  这段时间有幸读了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虽说题目是中国历代政治的得失，实际则以主要讲了汉代、唐代、宋朝、明朝和清朝五个朝代。这主要是因为钱穆先生的讲期只有五次，每次只限两个小时。所以钱穆先生就择这五个朝代，也因为这五个朝代是中国历*重要的五个，比较有代表性。书中大致以这五个朝代的政府的组织、考试和选举、赋税制度以及国防与兵役制度四个方面来讲，并且分析了这四个方面的得与失。下面就来说说这本书中的一些特点和书中一些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观点。
　　由于这本书是钱穆先生的讲稿，所以本书有很多与现在普通书籍不同的特点。首先是本书的语言特点比较口语化，通俗易懂，阅读时不费力，就好像在听钱先生讲课一般。其次，本书更加“朴实”。现在的书籍普遍都是为了说明自己的一些观点，而旁征博引，会引用很多资料，并标明资料出处。这样的书虽然更加具有学术性和规范性，但却也多了一种“功利性”。而《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通读下来，就像是一位老先生从容地给学生讲述着过去发生的事。但是，老先生的想要教授给学生的要点却在学生脑海中渐渐清晰起来。这可能就是大家的魅力吧。*后本书书名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但是，钱穆先生并不旨在书中非要说哪个朝代，哪项制度的好坏，而旨在让读者真真正正地了解这项制度，继而，得失自然就明了了。我认为此书的重点应在历代政治而不在得失。
　　当然，作为讲稿录成的书也有它的不足之处，如不够系统，文章的结构略显凌乱。
　　此外，钱穆先生在本书中在讲授知识要点时也颇为生动，往往能把难懂的知识转化为简单的例子。政治制度其实比较深奥，各个方面的关系错综复杂，不易明白。尤其是古代的政治制度，其名称也不为我们所熟悉。钱穆先生用了很多生动形象的比方，把深奥难懂的知识点转化成浅显易懂的比喻，让人一看就明白。看懂了比方，再回过去看古代的政治制度，便豁然开朗了。如讲到唐代政治中的观察使和地方官之间的关系时，钱穆先生用了现代的督学和大学校长之间的关系来打比方。若督学的地位高于校长就会降低校长的地位，不利于大学的管理。从而说明唐代政治中监察史的权利高于地方官，把地方官压抑在观察使之下，不利于地方行政。再如讲九品中正制不适用于晋代时，钱穆先生用“某药治某病，病愈即不宜再服。否则药以治病，亦以起病”比喻九品中正制只适用于魏，这个地方与中央失却联系的特殊时期，不适用与晋这个统一天下的时刻。若继续沿用这一制度就只会带来一系列的弊端。就如九品中正制在晋代被沿用下来，*终发展成为门阀制度。
　　细细读来，钱穆先生所提出的很多观点都让我感到很受用。首先书中所说的“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让我获益匪浅。我们该如何看待和评价历史上的制度，或是事件和人物，以前我所牢记的是要分析其两面性，现在看来仅仅这样是不够的，需要在更高的层次上看待过去的事物。而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时代背景，当时的制度自是为适应那个时代而创立的。譬如我们现代人一说到王位世袭制，便立即觉得这是不可取的，这种制度是腐朽的、落后的，尤其是相对于西方的民主制度而言。而现在看来王位世袭是很有必要的。西方历史上的希腊、罗马是小国寡民，他们选举领袖只要城市居民集合到以旷场上，便可以表现人民的公意。而中国在秦汉时代，疆土广阔，户口至少在几千万以上，并且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几千万个农村，散布全国各地，在当时的中国不可能推行民选制度。同样，我们现代人也不能用现代的民主制度来批评当时的王位世袭制。
　　但是，这并不是说时代意见完全没有意义，而是说相对于历史意见而言，时代意见的地位便相对较低。这其实是要求我们在评价历史上出现的政策、人物或事件时，要充分地了解其所处的时代背景。
　　正因为一个朝代的制度需要结合其时代背景来分析，所以时代背景就显得尤为重要。而钱穆先生在介绍某一制度时，也尽可能地将当时的时代背景详细地描述出来，让读者进入到当时的环境中去。再去看这项制度，就会发现这些制度在当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如在讲述宋代兵役制度时，首先介绍了宋建国后严峻的形势，分析了宋在北方面临着强大的辽，而宋的都城又在开封，易攻难守。一旦与辽开战，万一吃了败仗，就会危及国基。所以不敢轻易开战。因为在这种环境下，宋代的兵役出现了“养兵而不能打仗，明知不能打仗而又不得不养兵”的奇怪的现象。
　　第二，从多方面看待事物。虽然本书的书名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但是书中所涉及的内容却比较广泛，并不局限于政治。钱穆先生说的“任何一项制度绝不是孤立存在的。各项制度间，必然是互相配合，形成一整套。否则那些制度各各分裂，绝不会存在，也不能推行”。所以书中并不仅仅讲到政治制度，还有包括军事、经济制度等。因为这些制度在同一时期必定会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经济是政治得以存在的基础，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经济决定政治。军事又是政治的保证，因为军事不给力，而被推翻的朝代也不在少数。由此可见我们在分析一个朝代的某项制度时，务必要适时的结合其他方面的制度，这有利于我们做出客观的评价。在我们生活中也一样，在看待意见事情时，要联系与这件事相关的其他方面，才能将这件事情看得更透彻。比如当被传得沸沸扬扬的“切糕”，我们应当看到这不仅是因为市场经济的混乱造成，也有政治方面的原因，民族融合过程中还存在着的问题。
　　第三，流变的制度，只有认识到制度是在流变的，才能把握各项制度的真相。每项制度都会受到先前存在的制度的影响，也会影响后来出现的制度。而我们只有看到这一点才能真正明白这项制度的真实影响。这在考试与选举制度中体现的较为明显，唐朝的科举制有着汉代察举制的影子，由考试和选举发展到真正意义上的考试，就形成了科举制。从这里可以看到察举制流变的过程，以及它的深远影响。同时也可以看到唐代的科举制的*终形成是由历史的积淀而来。
　　*后来说说，我在读本书的*后一讲时的感受。在*后一讲清代的制度时，觉得钱先生在这一讲中对清代的制度肯定极少，多半是批评。说清代一切由满洲部族的私心出发，所以全只有法术，更不见制度。又说“总之，清代制度上，实在也没有几项值得我们今天之再称道。”钱穆先生一直称清朝的统治为“满族政权”，他们的一切政策都只是拿满洲部族来控制中国人。似乎是不承认满清是中国，还把满洲人和中国人区分开来，隐透露出一种“大汉族主义”或者说是民族主义，在现在中国五十六个民族团结的今天，这种偏见确实不可有。
　　总体而言，本书还是值得一读的，书中很多关于史学的观念，以及看待历史的方法值得借鉴。（摘自豆瓣读书网友）

第一讲 汉代

一、汉代政府组织

甲、皇室与政府

严格说来，要到秦汉才是中国历史上正式有统一政府。秦以前的中国，只可说是一种封建的统一。只要到秦汉，中央方面才有一个更像样的统一政府，而其所辖的各地方，也已经不是封建性的诸侯列国并存，而是紧密隶属于中央的郡县制度的行政区分了。因此讲中国传统政治，可以径从秦汉讲起，以前暂略不论。秦代只是汉代之开始，汉代大体是秦代之延续。所以秦代暂亦不讲，而只讲汉代。现在专说汉代政府究是怎样组织的？我们要看政府的组织，最重要的是看政府的职权分配。在此方面，我亦只想提出两点来加以申说。第一是皇室与政府之职权划分，第二是中央与地方的职权划分。我们知道：秦以后，中国就开始有一个统一政府，在一个统一政府里，便不能没有一个领袖。中国历史上这一个政治领袖，就是皇帝。这皇帝又是怎样产生的呢？在中国传统政治里，皇位是世袭的——父亲传给儿子。若用现代政治眼光来衡量，大家会怀疑，皇帝为什么要世袭呢？但我们要知道，中国的立国体制和西方历史上的希腊、罗马不同。他们国土小，人口寡。如希腊，在一个小小半岛上，已包有一百几十个国。他们所谓的国，仅是一个城市。每一个城市的人口，也不过几万。他们的领袖，自可由市民选举。只要城市居民集合到一旷场上，那里便可表现所谓人民的公意。罗马开始，也只是一城市。后来向外征服，形成帝国。但其中央核心，还是希腊城邦型的。中国到秦、汉时代，国家疆土，早和现在差不多。户口亦至少在几千万以上。而且中国的立国规模，并不是向外征服，而是向心凝结。汉代的国家体制，显与罗马帝国不同。何况中国又是一个农业国，几千万个农村，散布全国，我们要责望当时的中国人，早就来推行近代的所谓民选制度，这是不是可能呢？我们若非专凭自己时代判断，来吞灭历史判断，我们应该承认皇位世袭，是中国已往政治条件上一种不得已或说是一种自然的办法。况且世界各国，在历史上有皇帝的，实在也不在少数。我们不能说，中国从前不用民主 选举制，而有一个世袭的皇帝，便够证明中国传统政治之黑暗与无理性。在封建时代，本来有很多家庭有他们世袭的特权，这些皆所谓贵族。但从秦汉以后，封建制度早已推翻。单只皇室一家是世袭的，除却皇帝可以把皇位传给他儿子以外，政府里便没有第二个职位，第二个家庭，可以照样承袭。郡太守不能把郡太守的职位传给他儿子，县令不能把县令的职位传给他儿子。这已是政治制度上一项绝大的进步。从前封建时代，政府和家庭，有分不开的关系，现在则不然了。组织政府的是一个一个人，不再是一个一个家。不过在那时，还留下一个很大的问题：便是皇室和政府的关系。皇室是不是即算政府？若把皇室和政府划开，这两边的职权又怎样分？这是秦汉时代首先遇到的一个大问题，也是此下中国政治史上一向要碰到的一个大问题。拿历史大趋势来看，可说中国人一向意见，皇室和政府是应该分开的，而且也确实在依照此原则而演进。皇帝是国家的唯一领袖，而实际政权则不在皇室而在政府。代表政府的是宰相。皇帝是国家的元首，象征此国家之统一；宰相是政府的领袖，负政治上一切实际的责任。皇权和相权之划分，这常是中国政治史上的大题目。我们这几十年来，一般人认为中国从秦汉以来，都是封建政治，或说是皇帝专制，那是和历史事实不相符合的。

要讲汉代皇权和相权之划分，让我先举一实例：当时皇帝宰相，各有一个“秘书处”，而两边的组织，大小不同。汉代皇帝有六尚，尚是掌管意。六尚是尚衣、尚食、尚冠、尚席、尚浴与尚书。五尚都只管皇帝私人的衣服饮食起居。只有尚书是管文书的，这真是皇宫里的“秘书”了。汉代开始的尚书，其职权地位本不高，后来才愈弄愈大。最先尚书只是六尚之一，这是皇帝的秘书处。若说到宰相的秘书处呢？共有十三个部门，即是当时所谓的十三曹，一个曹等于现在一个司。我们且列举此十三曹的名称，便可看出当时宰相秘书处组织之庞大，与其职权之广泛。一西曹，主府史署用。二东曹，主二千石长吏迁除，并包军吏在内。二千石是当时最大的官，以年俸有两千石谷得名。可见朝廷一切官吏任免升降，都要经宰相的秘书处。三户曹，主祭祀农桑。四奏曹，管理政府一切章奏，略如唐代的枢密院，明代的通政司。五词曹，主词讼，此属法律民事部分。六法曹，掌邮驿科程，这像现在的交 通部，科程是指一切交 通方面之时限及量限等。七尉曹，主卒曹转运，是管运输的，略如清代之有漕运总督。八贼曹，管盗贼。九决曹，主罪法。此两曹所管属于法律之刑事方面。十兵曹，管兵役。十一金曹，管货币盐铁。十二仓曹，管仓谷。十三黄阁，主簿录众事，这是宰相府秘书处的总务主任。这十三个机关，合成一个宰相直辖的办公厅。我们只根据这十三曹名称，便可想见当时政务都要汇集到宰相，而并不归属于皇帝。因为皇帝只有一个笼统的尚书处，只有一个书房。最先的尚书也仅有四人，而宰相府下就有十三个机关。这相府十三曹，此诸皇室尚书的范围大得多，而且此十三曹的权位也很重，也竟俨如后代之专部大臣。可见汉代一切实际事权，照法理，该在相府，不在皇室，宰相才是政府的真领袖。以上单据一例来讲皇室和政府的区别。从中国传统政治的大趋势看，一般意见一向是看重这区别的。

乙、中央政府的组织

现在说到汉代中央政府的组织。当时有所谓三公、九卿，这是政府里的最高官。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称三公，丞相管行政，是文官首长；太尉管军事，是武官首长；御史大夫管监察，辅助丞相来监察一切政治设施。它是副丞相。按照汉代习惯，用现代语说，这里有一种不成文法的规定，须做了御史大夫，才得升任为丞相。太尉虽与丞相尊位相等，实际除却军事外，不预闻其他政事。因此当时最高行政长官实在是丞相。依照文字学原义，丞是副贰之意。所谓相，也是副。就如现俗称嫔相，这是新郎新娘的副，新郎新娘不能做的事，由嫔相代理来做。所以丞是副，相也是副，正名定义，丞相就是一个副官。是什么人的副官呢？他该就是皇帝的副官。皇帝实际上不能管理一切事，所以由宰相来代理，皇帝可以不负责任。为什么又叫宰相呢？在封建时代，贵族家庭最重要事在祭祀。祭祀是最重要事在宰杀牲牛。象征这一意义，当时替天子诸侯乃及一切贵族公卿管家的都称宰。到了秦、汉统一，由封建转为郡县，古人称“化家为国”，一切贵族家庭都倒下了，只有一个家却变成了国家。于是他家里的家宰，也就变成了国家的政治领袖。本来封建时代，在内管家称宰，出外作副官称相，所以照历史传统讲，宰相本来只是封建时代贵族私官之遗蜕。但正因如此，所以秦汉时代的宰相，他不但要管国家政务，还要管及皇帝的家务。这在周官书里的天官冢宰的职权，便是如此的。但现在的宰相，他既要掌管国家政府的一切事情，他再没有工夫管皇帝的家事，于是在御史大夫，即副丞相之下，设有一个御史中丞，他便是御史大夫的副，这个人就住在皇宫里。那时凡具中字的官，都是指是住在皇宫的。皇室的一切事，照例都归御史中丞管。御史中丞属于御史大夫，御史大夫隶属于宰相，如实则皇室一切事仍得由宰相管。从另一方面讲，宰相的来历，本只是皇帝的私臣，是皇帝的管家，自该管皇宫里的事。那是封建旧制遗蜕未尽。但从另一方面看，只好说，皇帝也不过市政府下面的一部分。所以宫廷事，也归宰相来统治。那时，皇帝有什么事，交 待御史中丞，御史中丞报告御史大夫，御史大夫再转报宰相。宰相有什么事，也照这个手续，由御史大夫转中丞，再转入内廷，这是当时皇帝与政府关系之大概。

再说汉代的九卿，那是：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他们的官位都是二千石，又称中二千石。因他们都是中央政府里的二千石，以示别于郡太守地方行政首长之亦是二千石而名。若讲到这些九卿职名的来历，却很有趣味：太常在秦代叫泰常，这个常字，本当作尝。他是管祭祀祖先鬼神的。依四时奉献时物，让祖先鬼神时时尝新，故称泰尝。在古代，宗教意味犹在政治意味之上。古代的住宅，东偏是祠堂，即庙，西偏是家屋，即寝。生宅死宅，连在一起。后代民间此制虽废，皇宫仍沿旧轨。直到清代，太庙不是紧贴在皇宫的东边吗？古代的家庭，最重要的，可说不是活人而是死人，祭祖自属大事。宰就是掌管杀牛祭祖的。所以汉廷九卿的第一卿，也是管祭祀的。这个官，正名定义，该属于皇家，管皇家的庙，管皇家祭祖的一个家务官。不好算是朝廷公职。其次是光禄勋。这个官名，直到清代还有，但这三字的原义，却早就忘失了。依文义讲，勋该就是阍，古音相同，这是皇家的门房。光是大义，光禄该即是大麓，禄麓音同相借。为什么门房称大麓呢？此因古时代的皇帝，多半靠山住家，好像宋江 在梁山泊，朱贵在山脚下开设酒店，好通报消息。所以皇帝居山，房门就设在山麓。尚书上说舜管尧的大麓，那便是舜做了尧的宰相。换言之，乃是当了尧的门房。因此光禄与勋是古今语，都指门房言。卫尉是一个武职，掌门卫屯兵，这是皇宫的卫兵司令。当时凡属军事方面的官都称尉。太仆犹之是皇帝的车夫，《论语》：“子适卫，冉有仆”，仆是赶车的。皇帝出去，太仆就替他赶车。那是皇帝的汽车司机。廷尉是掌法的，犯了皇帝的法，都归他管。如此看来，太常管皇家太庙，光禄卫尉，一是门房头儿，一是卫兵头儿。这都是在里面的。皇帝出门，随带的是太仆，在外面有人犯法，就是廷尉的事。大鸿胪，一直相沿到清代，就等于外交 部。也如现在之礼宾司，是管交 际的。胪是传呼义。古礼主宾交 接，由主传到主身边的相，再由主身边的相传到宾边的相，由是而再传达到宾之自身。鸿即大义。大胪是传达官。宗正是管皇帝的家族，其同姓本家及异姓亲戚的。以上七个卿，照名义，都管的皇家私事，不是政府的公务。由这七卿，我们可以看出汉代政治，还有很多是古代封建制度下遗留的陈迹，然而那时已是化家为国了，原来管皇帝家务的，现在也管到国家大事了。譬如太常就兼管教育，因为古代学术都是在宗庙的。西方也一样，直到现在，在他们，教育和宗教还是分不开。光禄勋原是皇帝的总门房，现在皇宫里一切侍卫都要他管。那时皇宫里的侍从，还不完全是太监，而且太监很少，大部分还是普通人。当时一般要跑入政府做官的人，第一步就得现进入皇宫里，充侍卫，奉侍皇帝，让皇帝认识，然后得机会再派出去当官。这些在皇宫里服务的，多半是年轻人，当时称作郎官，都归光禄勋管。孔子十二世孙孔安国，也就做过郎官。太仆呢？因管车马，所以国家一切武装，好像“坦克车、飞机”之类，他也连带管了。廷尉就变成司法，大鸿胪就变成外交 。这是历史演变。我们推寻出这一演变，却并不是说汉代的中央政府还是一个封建政府，而当时的九卿还是皇帝之私臣。因此等卿都隶属于宰相，而所管亦全是国家公事。此外还有两个卿，就是大司农和少府，都是管财政经济的。大司农管的是政府经济，少府管的是皇室经济。大司农的收入支销国家公费，少府收入充当皇室私用。皇室不能用大司农的钱。所以我们说当时皇室和政府在法理上是鲜明划分的。当时全国田赋收入是大宗，由大司农管。工商业的税收，譬如海边的盐，山里的矿，原来收入很少，由少府管。这九卿，全都隶属于宰相。我们上面讲九卿，照名义来历，都是皇帝的家务官，是宫职，而系统属于宰相，岂不是宰相本是皇帝的总管家吗？但换句话说，便是当时政府的首长，宰相，可以管到皇宫里的一切。举例来说，少府掌管皇室经费，而少府属于宰相，宰相可以支配少府，即是皇室经济也由宰相支配。这样一讲，岂不是皇室反而在政府之下了吗？本来封建时代的宰相，就是皇帝的管家，但到了郡县时代，化家为国，宰相管的，已经是国家了，不是私家了，所以他成了政府正式的首长。从前私家家庭中的各部门，也就变成公家政府的各部门。封建时代，以家为国，周天子是一个家，齐国也是一个家，鲁国又是一个家，这样的贵族家庭很多，天下为此许多家庭所分割。那时在大体上说，则只有家务，没有政务。现在中国已经只剩了一家，就是当时的皇室。这一家为天下共同所戴，于是家务转变成政务了。这个大家庭也转变成了政府。原先宰相是这个家庭的管家，现在则是这个政府的领袖。

以上对汉代的三公九卿，已经讲了一个大概。这是当时中央政府的组织情形。

丙、汉代地方政府

汉代的地方政府，共分两级：即郡与县。中国历史上的地方政府以县为单位，直到现在还没有变。汉时县的上面是郡，郡县数当然也随时有变动。大体说，汉代有一百多个郡，一个郡管辖十个到二十个县。大概汉代县数，总在一千一百到一千四百之间。中国历史上讲到地方行政，一向推崇汉朝，所谓两汉吏治，永为后世称美，这一点值得我们的注意。若以近代相比，今天的地方行政区域，最高为省。一省之大，等于一国，或者还大过一国。一省所辖县，有六七十个以至一二百个，实在太多了。但就行政区域之划分而论，汉制是值得称道的。汉代郡长官叫太守，地位和九卿平等，也是二千石。不过九卿称为中二千石，郡太守是地方上的二千石。郡太守调到中央可以做九卿，再进一级就可当三公，九卿放出来也做郡太守。汉代官级分得少，升转极灵活，这又是汉制和后来极大的不同。九卿放出来当太守，并不是降级。地方二千石来做中二千石，也不是升级，名义上还是差不多。当时全国一百多个郡，太守的名位，都和九卿差不多，因此虽是中央政府大一统的局面，虽是地方行政区域划分得比较小，却不感觉得这个中央政府高高在上。

丁、中央与地方之关系

说到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每郡每年要向中央上计簿，计簿就是各项统计表册，也就是地方的行政成绩。一切财政、经济、教育、刑事、民事、盗贼、灾荒，每年有一个簿子，分项分类，在九十月间呈报到中央，这叫做上计。中央特派专员到地方来调查的叫刺史。全国分为十三个调查区，每一区派一个刺史，平均每一刺史的调查区域，不会超过九个郡。他的调查项目也有限制，政府规定根据六条考察，六条以外，也就不多管。地方实际行政责任，是由太守负责的。政府派刺史来调查，不过当一个耳目。所以太守官俸二千石，而刺史原始只是俸给六百石的小官。根据政府规定项目调查，纵是小官也能称任。而且惟其官小。所以敢说敢讲，无所避忌。这些刺史，上属于御史丞。皇宫里还有十五个侍御史，专事劾奏中央乃及皇宫里的一切事情的。部刺史和侍御史的意见，都报告到副宰相御史大夫，副宰相再报告到宰相。副宰相所辅助宰相的，便是这一个监察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