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301316221
1本书为著名乡村研究学者贺雪峰教授系统总结华中乡土学派的集大成之作。
2 是对中国学术方法上的深刻反思，振聋发聩。
本书为著名乡村研究学者贺雪峰教授系统总结华中乡土学派的研究方法，并进而更上层楼，扩展到对中国目前整个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总体反思。
其核心观点就是通过“饱和经验”，来培养研究者的“经验质感”，从而建立真正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主体性，而不再把中国作为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试验场。
本书从乡村问题入手，对目前中国社会科学的整体定位与具体方法提出了有力的挑战。作者认为目前中国社会科学很大程度上从属于以西方为中心的学术体系，既不立足于中国社会本身的问题，也无法为中国社会提出真正的解决方案；在方法上则属于从学术到实践又回到学术的“小循环”。
作者主张建立中国社会科学的主体性，回应中国社会自身的发展和挑战；在方法上采用从实践到学术再回到实践的“大循环”。
同时作者还主张改变中国社会科学人才的培养模式，提出了以经典阅读和饱和经验为核心、以学生为教学主体的新模式。只有形成具有新理念的学术研究群体，中国社会科学才能真正建立自己的主体性。
“目 录
序言 知识在于解放思维…………………………………………… ００１
第一篇 饱和经验…………………………………………………… ００１
饱和经验法
———华中乡土派对经验研究方法的认识 …………………… ００３
论经验质感 ………………………………………………… ０２１
社会科学研究与饱和经验训练……………………………… ０３６
华中村治研究中的机制研究………………………………… ０５１
大循环: 经验的本体性与中国社会科学的主体性 ………… ０６０
第二篇 学术立场…………………………………………………… ０６７
经验研究与社会科学的主体性……………………………… ０６９
社会学研究的本土化与主体性
———评谢宇教授 ?走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讨论的误区? … ０７３
经验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 ………………………… ０９２
关于中国经验研究的几个问题……………………………… １１２
中国研究中的学风与文风问题……………………………… １２２
为什么要强调中文发表 …………………………………… １３１
村治研究的共识与策略 …………………………………… １３４
村治研究的路径与主体
———兼答应星先生的批评 ………………………………… １４７
第三篇 学生培养…………………………………………………… １７０
大学文科教育的关键在于解放学生 ………………………… １７２
关于社会学研究生培养的几点思考 ………………………… １８９
社会科学研究生培养中的两个不等式 ……………………… ２０５
研究生培养中的集体读书与集体调研 ……………………… ２２４
饱和经验与正向学习法 …………………………………… ２３７
如何才能写出一篇好的社会科学博士论文 ………………… ２４９
本科社会实践课是一门硬课………………………………… ２６３
社会科学研究生要读经典…………………………………… ２６８
附录 我与 《新乡土中国》 …………………………………… ２８０
后 记 ………………………………………………………………… ２９１”
序言：知识在于解放思维
一
社会科学研究是要获得对纷繁复杂社会现象简化而深刻的认识。各种社会科学概念、理论和命题，都是认识社会现象的工具。研究社会现象，一要实现简化，要做到“由表及里”，在千变万化的现象中找到影响事物变化的关键因素，抓住事物变化的规律。然后，用概念和理论将它们概括出来，形成新知识。二要追求深刻，通过深入研究去发现过去没有认识到的方面，打开认识事物的新角度，形成知识增量。倘若脱离这两点，提出的概念和理论不能增加认识，反而构成思维的负担，就成了繁琐哲学。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存在很大区别。社会科学知识存在很强的主观建构特征，自然科学寻求客观知识。自然科学的认识一般能够被证实或证伪。而社会科学的知识重在给人启发，社会科学不研究终极真理。这就决定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与自然科学有所不同。
库恩提出“范式”的说法。科学的发展往往伴随着“范式”革命。比如，“日心说”对“地心说”的替代，代表人类对宇宙认识的进步。“范式”以及“范式”革命用于描述自然科学的发展比较恰当。社会科学一般不存在一个“范式”对另外一个“范式”的替代。尽管一些社会科学理论大师会建立一套关于社会事物和历史演变的全新概念、命题和解释体系，推动学科发展，为人类贡献智慧，但是这些理论大师往往很难完全摆脱前人的认识。社会科学理论大师所做的工作，更多是在补充、推进和丰富已有的知识。如果说自然科学的进步是靠一次一次“颠覆”前人的认识实现的，则社会科学更多的是靠批判、继承和积累来推动认识深化和知识丰富。
社会科学不存在自然科学那样的“范式”革命。这并不是说社会科学缺乏解释上的差异。对于同一个社会事物，不同的人完全可提出不同的理论解释。不同的人在学科训练、知识储备、思维方式甚至是价值偏好上的差别，都影响了他对社会事物的认识。个人之间存在差异，学科之间的差异就更大，还有不同学派的差异。社会科学不存终极真理，因此，这些差异就不构成自然科学那样的“范式”替代。社会科学研究不仅允许这些差异，并且鼓励差异化的研究。包容差异化的认识既是社会科学自身特征，也是推动社会科学认识进步的手段。
社会科学研究不是用一种认识去替代和压制另外一种认识，而是鼓励不同的认识相互批判，通过辩论让认识走向更加深刻。每一种研究都希望得到更多的认可。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结论就能够替代另外一个结论。社会科学剖析世界，就像盲人摸象。谁也不知道大象的样子。因此，每个人都去摸一摸，获得对大象的不同认知，拼凑起来，就有点接近大象的本来面目。
所有的深刻理论都会带给人类知识财富，因为这些理论打开人们认识世界的窗户，让杂乱无序的社会事物变得有规律可循。例如，马克思提出了阶级这个概念，让我们对于人类社会的演变规律有了清晰而深刻的认识。后来，社会学家韦伯又提出了阶层概念来分析社会群体之间的互动，并且还用文化因素来解释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对马克思的观点构成挑战。韦伯是想驳倒马克思吗？也许是。韦伯驳倒了马克思吗？当然没有。两位理论大师提出关于社会规律的两种不同解释。马克思并未被驳倒，他的理论在韦伯以及其他后来人那里获得了新生命。反过来说，韦伯的问题意识并不是凭空而来。试想一下，倘若没有马克思对物质因素的“片面”强调，大概就不会有韦伯后来对文化因素的“片面”强调。旧的知识在新的分析中焕发生命，这就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继承、批判和积累。
社会科学研究不怕“片面”，怕的是不深刻。深刻的社会科学研究先从“片面”开始，允许多元，鼓励差异化，在研究假设、问题意识、分析逻辑、材料数据等方方面面上，不断地进行批评、修正、吸收、借鉴、改进，推动认识深化和知识积累。社会科学的发展源于解释力的竞争。
二
知识在于解放思维。如果将它当做真理信仰，知识就变成了思维束缚。社会科学的研究都是建立在一定的起点和逻辑假设的基础上，这些构成理论和概念的前提。若是忽视这些前提，将有前提的认识绝对化，知识就变成了束缚思维的信仰。打破迷信的办法是回到理论的前提假设，在其不假思索的前提中提出问题。
社会科学的一个最根本前提是它具有时空条件。以社会学为例，它诞生于18、19世纪以来的西方社会，社会学的基本主题是分析西方世界的现代化化过程。中国属于后发国家，中国的社会科学也是后发的。建立和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需要处理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中国社会实践的关系。显然，在抓住“社会事实”、追求“价值中立”、运用定性和定量方法、重视概念提炼、综合归纳与演绎、掌握逻辑思维等基本方法论层面，可借鉴西方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没有必要重新搞一套。建立具有中国主体性的社会科学，关键是要将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拿来分析中国社会实践，提出具有解释力的理论。
如何做到这一点？存在着理论与经验的“大循环”与“小循环”两条道路。所谓“大循环”是指，用西方社会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的问题，从中国的实践出发，分析中国的经验事实，认识中国经济社会文化变化发展规律，从中提出概念、理论和命题。“大循环”是将认识中国社会当做目标，将包括西方理论在内的所有理论资源和方法都当做手段，通过从实践出发的研究，建立中国社会科学理论体系。所谓“小循环”是指，将成熟理论当做研究起点，在既有的理论体系中社会问题，研究社会现实的目的是为了回答理论命题。“小循环”认为社会科学理论具有普遍性，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中国研究要做的是查漏补缺的工作。
与哲学不同，社会科学不能靠逻辑演绎和概念辨析产生新知识，社会科学理论一般要与经验结合起来形成。新生的社会经验是促进社会科学知识发展的推力。相对于基本成熟的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具有14亿人口的中国社会建设活动和社会变迁过程，构成全新的经验。在“大循环”与“小循环”两种研究道路下，中国的这一全新经验具有完全不同的价值。
按照“大循环”的思路，研究者带着“中国是什么”以及“为什么是”等一类朴素问题去观察现实、去思考、去提炼总结概括，然后获得关于中国社会现象的一个个局部认识。再将这些局部认识汇聚起来，逐渐接近关于中国社会的完整拼图。这就是盲人摸象。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要简化认识，就要想办法对获得的认识就行提炼总结抽象，就形成了一些概念和命题。当这些概念和命题被讨论、修正，最后被大众接受，变成共识，就产生立足于中国实践的社会科学理论。在“大循环”中，不仅西方理论是认识问题的工具，其他古今中外的知识都是促进人们认识问题的工具。“大循环”将获得新的认识当做目标，研究方法与概念理论都是达成目标的手段。
“小循环”从对话理论开始，将完善已有概念和理论当做目的。当然，经过几代理论家创造并流传至今的经典理论，一般都能够帮助人们简化对世界的认识而充满魅力。问题是历史在进步，认识也需要进步。尤其对于中国这样的全新经验来说，更是需要理论上的突破。中国社会科学理论总体落后于西方，“小循环”从对话中提问题，出发点是修补既有知识，离开“大循环”后，中国的社会经验就会变成西方理论的注脚。
“小循环”这种认识方法，在思维上经过否定之否定，回到其对话甚至批评的理论所预设的原初起点上。正如马克思与韦伯都不会被驳倒一样，用中国的全新经验去对话某个西方社会学理论，最终依然要么是扩大这个理论的解释范围，要么是在相反相成的意义上复活这个被修正的理论。站在认识中国“是什么”的角度看，通过“小循环”所获得的知识是零碎的。从理论开始经过经验再回答理论问题的“小循环”，作为具体研究手段中是需要的。但是，一定要将其放到从经验开始通过理论抽象再回到实践的“大循环”中，才能真正获得从实践出发的理论创新。
关于中国社会科学主体建设道路，便是毛主席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问题。毛主席提出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实践中提出问题，再将认识带回到实践中去，形成指导中国革命成功的理论，走的是“大循环”道路。还有的人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当做结论直接拿来用，就变成了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
三
“大循环”与“小循环”这两种研究方式是贺雪峰教授概括总结的。建立具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需要用“大循环”统摄“小循环”。具体如何做呢？他还提出了饱和经验的研究方法。“饱和”在化学上是指，一定条件下溶质不能继续溶解于溶剂的状态，达到饱和之后溶质会自动析出。贺雪峰教授用这个形态来形容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状态。
“饱和经验法”是指，研究者通过充分地观察经验现象，自然获得关于经验现象背后一般规律的认识。认识活动都是从接触感性现象开始的，科学研究的弥补是要抓住事物背后的一般规律。怎么做到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去伪存真呢？通常存在归纳和演绎两种认识方法。归纳法从经验事实入手，通过比较、计算、寻找相关性等，找到特殊现象中的共性部分。演绎的方法一般是从道理、原理和理论假设入手来分析问题。“饱和经验法”是与一般归纳与演绎都有所不同的认识方法。
“饱和经验法”是在研究者广泛接触经验事实的过程中，形成经验质感，然后反过来获得关于事物认识的方法。“饱和经验法”强调研究者的能动性。当然，所有的认识都依靠研究者的主动分析。不同的地方在于，“饱和经验法”以研究者获得“经验质感”为基础。“经验质感”是一种与理论辨析、概念演绎和定量定性方法都有所不同的基础性分析能力。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经验质感”不能通过理论阅读和课堂学习获得，“经验质感”是一种实践型知识和经由实践获得的研究技艺。
毛主席在《实践论》中说，“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获得经验质感最简单的办法是走进经验无限丰富的田野中去。以农村调查为例。有人说，中国农村那么大，光靠调查是穷尽不了的，村庄调查有什么意义呢？实际上，调查的目的不仅仅在于认识村庄本身，还在于通过调查来养成“经验质感”。调查的第一步是去认识客观世界，比认识客观世界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个过程来改造主观世界。
做农村调查与课堂学习和理论阅读一样，目的都是形成分析问题的能力。不经过学习和阅读的大脑是“朴素”的，一个人通过课堂学习而掌握学科知识和基本方法后，就初步具备了社会科学研究思维。这还不够。这些课题学习所得的概念、理论和方法都是死的，还要通过田野调查将这些死的概念、理论和方法激活。培养学生，第一步是让他们经历严格的理论学习，尤其是进行经典理论阅读。完成这一步之后，再到田野中去，将这些死的知识变成研究者灵活运用的主体能力。
大学教育是要解放学生。第一步是鼓励学生自主阅读经典理论，实现从“知识灌输”向理论思维训练的解放。第二步是鼓励学生走向田野调查，实现从理论阅读向分析经验事实的解放。
对于从事农村研究而言，村庄调查当然重要。不做调查，怎么提出好的问题呢？对于不从事农村研究的人来说，做一些村庄调查也是一种很好的训练社会科学思维办法。“饱和经验法”可运用于农村研究，也可运用于对其他社会问题的研究。这就像经过长期训练的篮球运动员，让他们改练足球或是排球，一般也比常人进步的快。这是因为他们的小脑已经被充分地开发，运动细胞被激活了，平衡感和控制能力比普通人好。在农村调查中形成的“经验质感”，属于对经验事物的敏感把握能力，对未知问题的直觉能力，对复杂因素的分析能力，是认识社会现象的一般能力，因此很容易迁移到其他学科和其他研究领域。一个人的“经验质感”不会随着他的研究对象变化而失去。
“饱和”通过量变引起质变。从片面具体的认识走向整体全局认识，肯定不是一次就能完成。认识的深入要通过量的积累。刚开始对事物的认识抓不住重点，把握不了方向，接触的次数多了，就形成抓住事物主要矛盾以及矛盾主要方面的能力，感性认识就会向理性认识迈进。经验研究最重要的一点是熟能生巧。第一次下乡的人分不清庄稼与杂草。没有关系。通过两次三次和更多次调查，就积累了经验，逐渐形成了关于农村的整体判断能力，即“经验质感”。
村庄调查除了认识这个被调查村庄本身的特点之外，还会与其他村庄联系起来。“饱和经验法”是指，前面调查过的所有村庄的丰富知识都在后面的调查中被唤醒。也就是说，对第一千零一个村庄的调查认识，包含了前面一千个村庄的丰富性。过去十多年以来，我们完成了超过全国一千个村庄的田野调查，积累起我们关于中国农村的整体“经验质感”。
对于个体来说，经过十次以上，每次20天左右的村庄调查，大体就可以形成个人从事农村研究的“经验质感”。
四
社会科学具有普世的一面，如分析问题要符合逻辑，避免层次谬误，重视社会事实，对事物的分析保持开放性，等等。社会科学研究还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和地域性。中国社会科学要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实践紧密联系，要探索中国的前途命运，要为14亿中国人过上幸福生活寻找出路。西方社会科学可带给我们启发和借鉴，但是无法提供现成答案。建设具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是一项艰巨的事业。
显然，中国的社会科学不可能在反对西方理论中进步。反对和排斥的做法，本身已经是在别人设置的议题中讨论问题。研究中国问题，需要心态开放地借鉴古今中外的理论资源，尤其是西方社会科学理论资源。在这之外，更重要的是保持主体性。建立中国主体性的社会科学，是在认识中国是什么的过程，提炼认识中国的概念和理论工具，在深化对中国认识的过程中，提高理论水平，实现认识手段与认识目的的统一。
建立具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是一项巨大的工程，需要多个方向、多种方法、多个层面的共同努力。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年以来，西方优秀的社会科学理论基本都被介绍到国内，一般研究人员都有机会接触最经典和最前沿的西方理论。中国正在经历千年巨变，相对于理论学习，我们对日新月异的中国社会实践的认识还不够。社会科学研究需要走向田野。
“饱和经验法”认为认识的深化源于量变基础上的质变。也就说，理论提升源于对经验现实充分认识之后的自然而然结果。蓦然回首，恍然大悟。社会科学理论创新要靠长期积累。历史上的一些理论大师，一般是将前人和同时代的研究在较高层次上抽象而建立起理论体系。社会科学理论创新就像高原上长出的山峰，珠峰的高度取决于青藏高原的高海拔。社会科学的理论高度取决于研究者所处的时代，以及那个时代所有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中国正处在大时代，为社会科学理论创新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如何回应这个大时代呢？以社会学为例。第一是出现天才式人物，如费孝通。这样的话，社会学就可以获得很快的进步。第二是积累式发展。不同的研究者从一个个具体的问题入手，如城市研究、乡村研究、治理研究、文化研究等，深挖井，遍地开花，将社会学科从平原建成高原，实现总体水平提高。天才式人物可遇不可期，积累式发展更可取。有了方向正确、方法正确和持续努力的积累式发展，自然会出现理论突破。在高原上更容易长出高峰。
“饱和经验法”不仅是分析问题的方法，还是实现积累式发展的策略。
五
社会科学理论的意义在于打开认识世界的新角度。研究现实问题的目的不只是要去证明先贤理论的正确性。“生命之树长青”。理论是手段，人是目的，学习理论是为了让思维锐利，然后用被解放的大脑去剖析这个复杂世界。
贺雪峰教授曾评价费孝通说，三个“半通”成就了费孝通。这里的“半通”是褒义。说的是费孝通对西方理论、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社会经验都有一定理解，但是又不拘泥任何一方面，最后就实现了高水平的贯通。“饱和经验法”便是要实现理论与经验的通透。封闭和迷信都不是社会科学。经过理论学习且具备经验质感的人，身体和大脑都是轻松的。
《在野之学》是贺雪峰教授关于如何做研究、如何学习、如何教育学生等方面的思考汇编。这些思考源于他的亲身体验，成文于不同时间，文字不一定严整，但很多想法是一贯的。在野之学，也可称为实践的学问。
桂华 2020.5.26
关于中国经验研究的几个问题
总结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中的经验教训，最为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相结合。中国是一个有13亿人口，有960万平方公里领土，有5000年文明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革命与实践的逻辑，与欧美国家有着巨大的差异。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引过，中国已经从西方译介了大量社会科学成果。与相对较高的译介水平相比较，中国社会科学经验研究的水平较低，成果也少，西方社会科学与中国经验之间的结合，没有产生多少值得称道的成果。如何以经验研究为基础，结合引进的西方社会科学，发育出中国本土的社会科学，有力地揭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特殊规律，从而服务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是当前中国社会科研究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
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是指中国社会科学必须能够有助于理解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中国是特殊的，因为中国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从而有着由悠久历史所形成的内在历史逻辑，而且有着极其庞大的地域和人口规模，从而有着不可能同于一般国家发展的逻辑，及有着探索自主发展道路的可能。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有社会主义的新传统，中国有着不同于（有时可能正好相反于）欧美发达国家现代化的逻辑。
正因为中国是特殊的，中国现代化实践的逻辑前提和开展过程都可能不同于欧美现代化，中国社会科学要能理解中国现代化并服务于中国现代化的实践，就必须真正深入到中国的特殊性中，并在中国现代化预设及开展过程各个层面展开讨论，中国社会科学就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社会科学的结论，而必须本土化。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前提是对中国经验进行深入研究，理解中国经验本身的逻辑，从而为中国现代化实践提供理论支持。
从中国经验研究和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之间的关系来说，经验研究显然不是要排斥西方社会科学理论，而是以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作为研究中国经验的准备。所谓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是指中国社会科学要以理解中国经验为目的，中国经验本身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系统，有其内在逻辑，在具体的对中国经验的研究中，关键之处在于要探索中国经验本身的逻辑，要沿着中国经验本身的逻辑往向前。中国经验是一个整体，就不能以既有的西方社会科学（尤其是已经学科化了的技术化的西方社会科学）切割中国经验。
而从当前中国经验研究的状况来看，中国经验研究不仅存在数量少水平低的问题，而且存在过早学科化、技术化，缺少整体反思，热衷于用中国经验与西方社会科学抽象对话等等问题。具体可以列举以下四端。
一是对话式的中国经验研究。这方面的问题十分严重且普遍，尤其在当前国内大学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写作中十分普遍。所谓对话式的中国经验研究，就是试图以中国经验来验证西方社会科学的一般理论，中国经验的价值在于证实或证伪西方社会科学的某一个具体命题。这种对话式经验研究是有意义的，特别是西方社会科学本身就是以普世逻辑来展开的情况下，通过中国经验来验证西方社会科学的命题，有助于加深对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解，甚至可能修正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当前中国对话式经验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对话，而是在对话中表现出来的教条和僵硬。具体来说，这些对话式经验研究，往往是在学习和研究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产生问题意识，形成理论预设，然后再到经验中寻找相关经验材料来验证这些问题。在进入经验寻找材料的过程中，因为对已经产生问题的关注，而对经验本身的逻辑不重视，对兴趣点以外的经验不重视，对调查中的意外不重视。在进入经验现场后，却又很难找到预设所需要的经验材料。其结果便是将从经验现场搜集到的材料，硬性地套用到理论预设中，用搜集到的经验材料“委曲求全”地与西方理论命题对话，由此产生理论与经验两张皮的弊病。
其实，对话式研究不是不可以做，但不能太过僵硬，不能两张皮，而需要融汇起来，要让经验本身说话。具体地说，进入经验现场时，应该允许经验本身的逻辑说话，允许发生经验的意外，这个时候，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是一种准备，是随时可以提取出来进行对话的基础知识。由经验本身提出问题，尤其允许发生经验的意外，由此提出要与理论对话的话题，就可能从真正的中国经验中产生出与西方对话的中国经验研究，从而可能完善和发展“普世”的社会科学，而非目前国内经验研究中存在的理论与材料两张皮。
二是盲目崇拜以模型和统计数据、问卷调查资料为基础的定量研究。这个问题尤在经济学界较为严重。经济学界喜欢从西方引进一些数理模型，在缺少对中国经验整体理解的情况下作定量研究。中国经验复杂而庞大，所有现象都是多因多果，且这些多因多果往往未得到充分的定性研究。在没有对中国经验进行充分的整体研究的情况下，贸然进入技术性问题的研究，尤其是进入定量研究，往往会由于对经验本身的把握不够而得出错误的结论。这些错误的结论因为有数理模型和大量数据，貌似科学，容易骗人。
三是以个案经验与西方理论直接对话，完全不顾及中国地域广大、情况复杂的实际。这方面在人类学研究中表现得较为明显。当个案经验可以找到西方理论的说明之后，个案经验便被夸大成为中国经验，缺少对中国区域非均衡和历史复杂性的足够考量。没有足够的国内比较研究，个案本身的细微之处就不能表现出来，因此就会在与西方社会科学的对话时迷失于其中。
四是缺乏整体性思考，以常识来应对经验，并从抽象的西方理论里为常识寻找意识形态依据，导致西方社会科学主张的原教旨主义化。这一点尤其存在于中国政策研究和一般人的思维中。典型是所谓小岗村一分田就致富的神话。
一般来说，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生活体验，这些生活体验构成了个人理解世界的基础。当一个人的生活体验与某种抽象理论结合起来之后，这种生活体验便会获得意识形态的力量。人民公社时期存在的“磨洋工”，及每个人对于“剩余索取权”和个人劳动积极性关系的体验，就使小岗村一分田就致富的逻辑成为理所当然。产权越明晰，个人积极性越高，并以此来解释分田到户的效率和企业责任制改革，以此论证私有制永恒。当人民公社解体，农村推行承包责任制后，一些人感叹“真理是简单的，原来一分就灵啊”。这些人忽视了，如果没有人民公社几十年在水利工程、农田改造等方面的投入，没有化肥、农药、种籽方面的投入，中国数千年小农经济不得温饱的命运不会改变。之所以承包制一分就灵，正是人民公社时期积累下了大量未转化为个人利益形态的“红利”。农村承包制因为将土地分到农户，缩小了生产单位，减少了生产监督成本，调动了农民的内在生产积极性。承办制也因为农户的生产单位太小而难以合作起来办成大事。合作需要组织，人民公社的监督成本高，人民公社是组织起来“磨洋工”，分田到户后是分散开来打麻将。其实，分田到户与人民公社各有利弊，在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新，国家需要从农村提取工业化建设的资源，农民需要组织起来改善数千年未能组织改善的基本生产条件（尤其是水利，但不止是水利），人民公社显然较承包责任制有优势。国家已经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工业有能力反哺农业时，分田到户、休养生息，不失为明智选择。这样来看，真理其实是复杂的，不能将小道理抽离大道理，单独来讲。中国的大道理来自中国的现代化目标及中国现代化本身的逻辑，而不是来自哈耶克的哲学或斯密的经济学，不是来自原教旨的只强调一点不考虑其他的意识形态力量。
在当前中国正在展开的经验研究中，除在处理西方社会科学与中国经验的关系中存在的以上问题外，中国经验研究的自主性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前已述，中国开展经验研究的必要性及重要意义，在于将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中国经验结合起来，从而发展出本土化的中国社会科学，以理解中国革命与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为中国现代化事业服务。但当前中国经验研究话题选择的自主性却明显存在问题，可以举两例说明之。
一是在现实与历史研究中，经验研究很奇怪地偏向历史，相对忽视现实。显然，中国的经验研究，包括以现实为重点的研究和以历史为重点的研究。无论是现实还是历史，均是有着内在逻辑，是可以用经验资料来验证的领域，不同于单纯的理论研究。中国的现实来自于中国的历史，中国经验逻辑中，往往是历史与现实一脉相承，理清历史的逻辑，有助于理解现实的原因。也就是说，历史不仅构成了现实产生的基础，而且历史与现实还往往共享一套逻辑。只有对历史有了清醒的理解，现实中才会更具智慧，避免出现低级错误。
但是，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仍然是有着重大差异的经验研究。第一，现实研究更为急迫且重要，历史研究正是在有助于理解现实上才显示出其价值。在当前中国处于现代化的关键时期，理解现实，对于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成功转型，十分地重要。第二，现实资料比历史资料更容易获得，从而使以现实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理论更容易得到验证。经验研究的一个关键是按照经验本身的逻辑来展开，历史资料因其是过去了的资料，资料往往不完整，有若干处的断裂，断裂的地方就要借助推测，一旦推测，就会为各种意识形态的、想当然的或自以为是的东西留下空间。由于资料限制，对历史的解释正好为不同意识形态争论不休提供了理由。以历史资料为基础建立基于中国经验的社会科学，较以现实经验为基础更加困难。第三，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是说历史总是为当代的事情服务的，不然就不会有人关心历史。同时，也正是因为现实中获得的体验，才为重新阅读历史，发现历史智慧，提供了视角。没有一个时代不是以自己时代的视角来看待历史并重新解读历史智慧的，不关心现实的历史研究远比不关心历史的现实研究荒诞。第四，也是因为现实经验的易获得性及理解现实的重要性，使不同学科不同关怀的人们可以在中国现实经验中找到各自感兴趣的素材，可以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可以共享丰富的往往是交叉着的经验平台。正是这种共享的经验平台，使不同学科的对话可以产生出对经验现实的不同解释的共同基础，产生出对中国经验的中层理论，产生出基于中国经验的、概念化的社会科学理论。第五，历史资料往往是死的，现实资料则是活的，活的资料可以形成交互式具有穿透力的对话研究，可以让研究者深入到历史资料中不可能存在的各个方面。因此，现实研究不只是资料的丰富完整，而且深度也完全不同。丰富且有深度的可方便被研究者获取的现实资料，就为研究者提供了灵感的源泉，为研究者实现研究中的顿悟，建构中层理论，提供了极好的滋养。
但是，当前中国学术界普遍存在的是对历史经验的研究甚于对现实经验的研究，很多优秀学者热衷于一个小段的专门史，或为发现一段特殊史料而兴奋不已。对历史的研究，要么是化大力气复原史料（在现实研究中这些资料随手可得），要么是精心去寻找史料（如考古学一般），要么是为现实的目的利用史料（而不是真正要从史料中生长出一个理论，以解释历史的逻辑），反过来，在现实经验研究中，因为资料易得，就容易建立理论从而容易建构出关于经验运转的逻辑的中层理论。这个时候再将发现的逻辑或建构的理论验之于历史资料，就会大有收获。将历史验之于在现实经验中发现的（或从现实经验中生长出来的）理论，与将现实的意识形态及未验证的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验之于中国历史资料，其境界差异殊大。（当然，纯史料的史学也是要的，但这不同于这里要讲的经验研究。）
中国学界进入历史研究还关心两种奇怪的争论，一是关于历史本来面目的争论，二是出于意识形态目的进行的争论。这两种争论也是有意义的，但在历史资料脆弱的情况下，强大的理论体系及意识形态体系会将经验本身的逻辑吞噬，经验本身没有能力展开说话，这时候，历史研究在形成本土化的基于中国经验的社会科学方面，没有作用。
此外还有一个争论，就是要回应抽象的理论问题及西方汉学研究问题而起的争论。如中国农民战争的争论和所谓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争论。
当前中国学界的经验研究中，对历史研究的热度高于现实研究的原因，正是与西方汉学的引进有关。在20世纪下半叶，尤其是毛泽东时代，西方汉学因为进入不了中国经验研究的现场，要理解中国就不得不依靠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和依靠二手资料（包括报刊）进行研究，因为当时中国的田野不向欧美学者开放。换句话说，西方汉学研究中，历史研究的水平较高，原因是西方汉学难以进入中国田野的现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重新引入西方社会学科，包括西方汉学，中国学界发现西方汉学水平很高，而致出现了新的以西方汉学为榜样的中国经验的历史研究，其热度竟然超过了对中国经验的现实研究。在19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钻进故纸堆的人数竟然大大超过了走向田野的人数。中国学界在历史经验研究方面的水平竟然高过对现实经验的研究水平，而如前述，事实上搜集历史资料远较搜集现实资料困难。这真是一个讽刺。
西方汉学因不能而不为的中国田野研究，中国学者却糊里糊涂地在能为处不为，在难为处要有为。
要做经验研究并建构本土化的社会科学理论，就需要有丰富易得的经验资料。历史资料因其难得性，不完整性，而不容易建构真正基于经验的本土化社会科学，而易于陷入意识形态和西方社会科学的陷阱之中。
当前关于现实的经验研究也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弊病，其主要弊病一是过于关注热点，缺少对经验一般的研究，缺少对经验常规逻辑的研究。这种对热点的关注，使社会科学研究与报刊新闻之间没有了区别。二是过于愿意与意识形态大词联系起来，如与民主、人权、弱势群体、自由等等大词联系起来，而不能够深入到大词背后的经验逻辑中去，从而使社会科学研究与社会工作之间的界限消失。当前中国关于现实经验研究中存在的以上两弊，说明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缺乏相对的自主性，不能独立自主地选择有益于建立中国本土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领域，从而难以真正实现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突破。热点关怀和大词关注，因其经验的表面性、断裂性，而难以产生出独立的经验发现，容易陷入西方社会科学的强势话语，甚至陷入意识形态的迷雾之中。
热点问题和大词关注可以成为现实经验研究的起点，但也只是起点而已。有了起点，就需要赶快地沿着经验本身的逻辑往前走，要容纳新经验，要有意外的产生，要不断地理解更多的、更复杂的、却往往是相互联结多因多果的经验，在这种沿着经验往前走的研究中，经验本身的主体性逐步显露出来。这样以沿经验逻辑向前走的发现，抽象、提炼及概括，都为中国本土社会科学的生长提供了有力的滋养。这方面有些类似费孝通对梁漱溟的评价。费孝通认为：梁先生用“好用心思”和“误打误撞”概括自己的治学，“正道出了一条做学问的正确道路。做学问其实就是对生活中发生的问题，问个为什么，然后抓住问题不放，追根究底，不断用心思。用心思就是思想。……，宇宙无边，世海无边，越用心思追根，便越问越深，不断深入，没有止境”。
如何开展经验研究才最有益于建立本土化的服务于中国现代化的中国社会科学呢？简短展开以下五点。
一是理论与方法的准备。西方社会科学已经建立约200年，在理论和方法各方面都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也已经形成了十分细密的分科。中国经验研究不可能离开西方社会科学，因此，在作经验研究之前、之中，都需要大量阅读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以为经验研究作准备。
要再次强调的是，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只是经验研究的准备，而非对话的对象，也非唯一的方法武器，更不是教条。每个人都不可能掌握所有的理论与方法，因此，每个人的研究都应该允许他人的质问，都允许对经验资料的再解释。理论与方法的针对点是经验，而非西方理论。
二是要让经验本身的逻辑展开，而不是因为学科的限制，人为将经验分割在不同的技术化的学科领域内。要沿着经验的逻辑往前走，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及其他知识都是理解经验的武器。在这个沿着经验往前走的过程中，理解本身的局限可能会显现出来，这就为尝试提出新的解释框架留下了机会。这样的机会一多，就可能累积出众多发现，社会科学本土化就有希望。
三是在经验研究中，要保护机敏，注重枝节，关心细小琐碎的发现，要善于从新的发现中重新解释过去的经验，并比较确定发现的可靠性、可迁移性乃至普遍性。
四是要强调顿悟。所谓顿悟，就是有了中国经验的积累和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关注，有了对西方社会科学的大量阅读，有了经验研究之间的对话及其他各种看似偶然的机会，就可能突然间提出以前不曾关心的问题，得到以前不曾有过的视角，想到以前不曾提出的框架或概括，这些突然间的得到，可以重新组织概念，并且往往是可以更好更有效地重新组织经验，并因此可以重新从经验中有所发现，这就完成了经验研究的第一个突破。大量学者在经验研究中有了顿悟的突破，这些顿悟汇集起来，形成新的更大的顿悟，就可能有了更适合中国国情从而真正本土化了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中国社会科学生长出来。
五是以在经验研究中细小琐碎的发现为基础，做进一步的概括、抽象、提炼工作，做进一步的形式化的工作，允许批评和重新回到经验，允许与西方社会科学对话，讨论。为时不久，就可能产生具有对中国经验本身逻辑强有力概括能力的，具有中国学术自主性，有益于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形式化程度较高的本土化的中国社会科学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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