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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 16开纸 张: 纯质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是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218094724
以历史*深邃的眼光，对历史地理*精深的研究，对时政*犀利的评论，对老师*深情的追忆，对人类秘境*独特的探索，对人类未来*深切的关怀。
不仅是读破万卷书的书斋学者，更是行走万里路的时空旅人。
且看葛剑雄教授为您展现他的学术与思想，魅力无穷。
《葛剑雄文集》是广东人民出版社“学人文库”之一，七卷精装本，囊括葛剑雄先生迄今*重要的研究成果及作品，是我国历史地理学、人口史领域的研究丰碑。文集由葛剑雄重新编订，其中有很多为市面上已经绝版的书目，如第三卷《悠悠长水：谭其骧传》修订版增补了不少人物史料，第四卷《南北西东》首次发表了《北极日记》等。
《葛剑雄文集 ① ：普天之下》
普天之下：统一分裂与中国政治
一、统一观的回顾与思考
（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二）中国地图的联想
（三）长城的价值
（四）炎黄子孙与中国人
二、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一）历史中国的范围
（二）历史中国的分合大势
（三）统一的含义
（四）分裂、分治、自治
三、统一与分裂的根源
（一）地理环境
（二）人口迁徙
（三）生产方式与经济水平
（四）文化与制度
（五）个人与阶级、阶层的作用
四、统一与分裂的比较
（一）社会财富的投向与作用
（二）行政效率与政治制度
（三）分裂政权对地区开发的贡献
（四）农牧对抗中分裂的作用
（五）分裂时期与百家争鸣
（六）历史经验呼唤政治改革
后记
滔滔黄河
一、黄河——中国的母亲
(一)鸟瞰黄河
(二)无可争辩的地位：中国古人类的发祥地
(三)农业文明的曙光
(四)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二、黄河儿女遍中华
(一)黄帝与夏的传说
(二)商周时期：早期的外迁
(三)秦汉的开拓和移民
(四)南迁的序幕
(五)永嘉南渡和向边疆的迁移
(六)怛罗斯的战俘和安史之乱后的南迁浪潮
(七)靖康南迁和金元时的外迁
(八)移民东北和南迁的余波
(九)各族人民的大熔炉
(十)黄河儿女的贡献
三、黄河之水天上来
(一)导河积石
(二)重源伏流
(三)亲历河源
(四)探寻河源
(五)测定正源
四、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一)大庆关沧桑和洛水、汾水入河之谜
(二)变化莫测的下游河道
(三)分流湖沼何处觅
五、俟河之清，人寿几何
(一)世界的黄土高原：黄河泥沙的来源
(二)下游悬河：泥沙堆积的杰作
(三)中游来沙，暴雨助虐
(四)干支流的下切和侧蚀
(五)沟壑的发育和原的缩小
(六)从统万城的兴废看沙地的扩展
(七)平原飞沙何处来
(八)森林的消失
(九)八百年安流谁创造
六、大禹的后人
(一)大禹治水
(二)战国筑堤，河道固定
(三)瓠子堵口
(四)贾让的“治河三策”
(五)王景治河
(六)高超合龙
(七)贾鲁河的来历
(八)潘季驯“束水攻沙”
(九)靳辅和陈潢的贡献
(十)近代水利学家的代表——李仪祉
七、黄河万古流
(一)黄河能长期安流吗
(二)黄河能变清吗
(三)黄河流域能保持繁荣吗
(四)黄河文明能复兴吗
未来生存空间
一、不是预言：让历史昭示未来
(一)世界末日：预言的谬误
(二)世纪之交：过分的期待和忧虑
(三)让历史昭示未来
二、人间几度寒暑：未来的气候变迁
(一)人间几度寒暑
(二)人类活动是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吗
(三)地球正越变越暖吗
(四)人类是能够适应未来气候变化的
三、天灾？人祸？——水旱灾害的未来
(一)洪水滔天，赤地千里：历史上的水旱灾害
(二)水旱灾害的形成和防治
(三)水旱随人：梦想还是现实
四、沧海桑田：水土流失、海陆变迁和物种存亡
(一)沧海桑田的神话和事实
(二)从黄河流域的兴衰看水土流失
(三)从恐龙时代的结束看物种的兴亡
五、人类能奈地震何？
(一)地震——亘古巨灾
(二)候风地动仪的成功与地震预测的失败
(三)并非无能为力
(四)来自地震之国的信心
六、天外来客——来自地球外的威胁
(一)以往的天外来客
(二)小行星与地球：会不会有“世纪之吻”
(三)外星人：企盼还是担忧
(四)走出地球：新的生存空间
七、中国人能养活自己吗：持续发展与资源
(一)“地大物博”的事实
(二)人均资源的危机
(三)中国人能养活自己吗
(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理想与梦想之间
八、面向未来：不能无忧，不必过虑
(一)自然灾害是越来越多吗
(二)人类活动增加了自然灾害吗
(三)生态平衡的基础：以人为本
(四)靠什么与自然相处
(五)不能无忧，不必过虑
中国古代的地图测绘
一、引子：马王堆汉墓和放马滩秦墓中的惊人发现
二、原始地图和早期地图
(一)原始地图的出现
(二)九鼎的传说
(三)早期的测量技术
(四)早期的地图
(五)放马滩地图
(六)《兆域图》
三、汉至南北朝时期的地图
(一)形形色色的地图
(二)马王堆汉墓地图
(三)早的地图学理论——裴秀的制图六体
(四)早的历史地图集——裴秀的《禹贡地域图》
(五)京相璠、杜预、谢庄的成就
四、隋唐至宋时期的地图
(一)隋唐的图经和地图
(二)贾耽及其《海内华夷图》
(三)《五岳真形图》与等高线的运用
(四)宋代的地图
(五)宋代的石刻地图
(六)沈括的地图学成就
五、元明时期的地图
(一)郭守敬与元代的纬度测量
(二)朱思本的《舆地图》、罗洪先的《广舆图》和杨子器跋《舆地图》
(三)测定和绘制黄河源地图
(四)海图的发展
(五)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地图测绘的贡献
六、清时期的地图
(一)黄河正源的测定
(二)康熙时期的经纬度测量和地图测绘
(三)乾隆时期的经纬度测定和地图测绘
(四)康熙《皇舆全览图》和《乾隆内府舆图》
(五)登上后的急剧衰落
(六)中国历史地图集大成之作——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
(七)《申报地图》的出版
七、结束语：中国古代地图测绘史告诉了我们什么
(一)从世界看中国
(二)过去为什么辉煌
(三)历史给我们的教训
《葛剑雄文集 ② ：亿兆斯民》
西汉人口地理
序(谭其骧)
绪论
节 研究历史人口地理学的意义
第二节 研究中国历史人口地理的有利因素
第三节 本文以西汉时期为研究阶段的原因
篇 各阶段的人口数量与人口增长率
章 现有研究成果及史料的评价
节 关于西汉初人口数的研究状况
第二节 《汉书·地理志》户口数的意义
第二章 从文献记载考察各地区、各阶段的人口变化
节 从部分侯国推测阶段的人口增长
第二节 部分地区一、二、三阶段的人口增长
第三节 部分地区二、三阶段的人口增长
第四节 部分地区第三阶段的人口增长
第三章 从人口变化规律考察西汉期间的人口增长率
节 人口政策
第二节 婚姻状况
第三节 生育状况(总生育率及繁殖率)
第四节 净繁殖率
第五节 家庭规模
第四章 从农业生产及粮食产量考察人口的增长
节 粮食产量与人口的关系
第二节 主要农业区与垦田面积
第三节 农具、耕作制度、水利设施
第四节 粮食亩产的估计
第五节 从三辅地区的粮食产量增长率推测全国水平
第五章 关于武帝、宣帝时期的人口变化
节 武帝时“户口减半”的文献记载
第二节 武帝时影响人口变化诸因素的分析
第三节武帝末年至宣帝时户口数的特殊现象
第四节几种误解的剖析
本篇结论
第二篇 人口的地理分布及其形成原因
第六章 人口的地理分布
节 研究现状的评价
第二节 利用《中国历史地图集》和《汉志》测定人口密度的几个问题
第三节 人口分布图和人口密度表及其说明
第四节 人口分布概述
第七章 人口分布的形成原因
节 自然条件
第二节 经济条件
第三节 政治条件
第四节 历史条件：秦代人口迁移及其影响
第五节 社会条件
第六节 上述诸因素的相互关系与影响
第三篇 人口迁移
第八章 关中的人口迁移
节 汉初的“实关中”政策
第二节 陵县的设置与徙陵县
第三节 其他徙关中类型
第四节 自关中迁出的类型
第五节 人口迁移数的推测
第六节 人口迁移的特点和影响
第九章 西北地区的人口迁移
节 内地人口徙边
第二节 匈奴人的内徙
第三节 汉人徙入匈奴
第四节 羌人、氐人的迁徙
第五节 汉朝内地与西域间的人口流动
第十章 东南地区的人口迁移
节 汉初人口的基本状况
第二节 越人内徙
第三节 武帝时徙民会稽辨正
第十一章 其他地区的人口迁移
节 西南地区
第二节 南部地区
第三节 东北地区
第四节 特殊迁徙地——房陵、上庸
结束语
后记
附图
中国人口发展史
前言
绪论
节 中国人口发展史的空间范围
第二节 中国人口发展史的时间范围
第三节 中国人口发展史的具体内容
第四节 研究和了解中国人口发展史的意义
上编 历史人口调查制度与现存资料
章 人口调查制度的起源
节 大禹时的人口记录不可信
第二节 《周礼》的记载并非实际制度
第三节 《国语》所载为早的人口调查制度
第四节 首次全国性人口调查完成于秦代
第五节 公元2年西汉户口数是现存早的全国性人口数
第二章 人口调查制度的演变和发展
节 战国、秦、汉的上计
第二节 唐代的记账和户籍
第三节 多头统计的混杂——宋代的户口统计制度
第四节 金代的猛安谋克制和户籍登记
第五节 明代的户帖与黄册制度
第六节 清代：由户口登记向人口普查的过渡
第七节 1911—1949年：有名无实的人口调查
第三章 历史人口资料的评价
节 历代户口统计数
第二节 方志记载的户口数
第三节 家谱：官方户口数以外的数据库
中编 历代人口数量的发展和变化特点
第四章 秦、汉时期
节 先秦人口数的估计
第二节 秦时期
第三节 西汉时期
第四节 东汉时期
第五章 三国至隋时期
节 三国、西晋时期
第二节 东晋、南朝
第三节 十六国、北朝
第四节 隋时期
第六章 唐时期
节 户口数字分析
第二节 人口峰值推算
第三节 隋唐之际人口谷底推算
第四节 唐后期的人口变化
第五节 唐朝统计范围外的人口估计
第七章 宋、辽、金时期
节 五代时期的人口耗减
第二节 宋代户口数的真实含义
第三节 宋代实际人口数的推算
第四节 辽朝人口数估计
第五节 金朝人口数量的变化
第六节 其他政权、地区的人口估计
第八章 元时期
节 史籍所载元代户口数
第二节 金、南宋末年人口谷底的推测
第三节 元朝人口数的推测
第四节 西藏人口的调查
第九章 明时期
节 明代人口数量研究概况
第二节 明代初期人口总数的确定
第三节 元明之际的人口谷底
第四节 明代人口峰值估计
第五节 明朝统计范围外的人口估计
第十章 清时期、近代
节 清代人口数量研究的评价
第二节 清代人口峰值
第三节 明清间人口谷底数的推算
第四节 清朝后期的人口耗减
第五节 怎样认识清朝的“人口奇迹”
第六节 1912—1953年的人口变化
第十一章 人口数量变化的特点
节 增长缓慢
第二节 “大起大落”和发展的阶段性
第三节 人口增长的阶级不平衡性
第四节 人口增长的民族不平衡性
第十二章 人口数量变化的原因
节 地理条件
第二节 农业生产
第三节 战争
第四节 政治制度
第五节 传统思想和习惯影响
下编 人口构成 再生产 分布 迁移
第十三章 人口的构成与再生产
节 性别构成
第二节 婚姻状况
第三节 家庭规模
第四节 出生率
第五节 死亡率
第六节 民族构成
第十四章 人口的分布
节 阶段：商、周至东汉末年
第二节 第二阶段：三国至五代时期
第三节 第三阶段：宋至近代
第四节 人口分布重心的转移
第五节 人口分布形成和变化的原因
第十五 章人口的迁移
节 人口迁移的类型、特点和规律
第二节 人口迁移的意义
余论
后记
人口与中国的现代化（一八五○年以来）（节选）
前言
第六章 人口分布的变迁
一、瑷珲——腾冲线的由来
二、瑷珲——腾冲线是如何形成的
三、瑷珲——腾冲线是固定不变的吗?
四、如何看待东西部之间人口分布的差距
五、未来的展望
结语：告别马尔萨斯
一、告别马尔萨斯
二、并非只是人口多的问题
三、人口素质——更严峻的课题
四、忧虑和希望
附录
千年人口
人口国策的坚持与调整
《葛剑雄文集 ③ 悠悠长水：谭其骧传》
引言
卷首
章 家世和童年
盛极而衰的家庭
发蒙海盐 求学秀州
第二章 短暂的革命和大学生活
革命大学中的革命生涯
暨南三年
第三章 “应列”的燕大研究院毕业生
师生之争：步入学术之始
邓之诚——–另一位恩师
篇论文——–《湖南人由来考》
丰收的两年
第四章 “值得怀念的岁月”
登上大学讲台
编纂馆藏方志目录：北图三年
故都风物宜人
第五章 编《禹贡》始末
学会发轫 《禹贡》出版
和而不同：顾谭之争
南下广州 告别《禹贡》
第六章 失望的婚姻
第七章 重回北平
第八章 遵义六年
奔向大后方
流亡大学乐育英才
替杨保立传 为霞客正名
正义结成师生情
第九章 复员杭州
东归途中
两校教授：谭其骧与谭季龙
艰难岁月 锲而不舍
迎接新中国
第十章 参加土地改革运动
五河县乔集村土改
灵璧县西叶村土改
次政治运动
第十一章 从思想发行到肃反运动
反贪污轰轰烈烈
刘大杰事件 运动降温
第二阶段运动：思想改造
反胡风和肃反运动
第十二章 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上）
一个千年的梦想
“杨图委员会”成立 应召进京
八年辛劳 功亏一篑
第十三章 从反右到文化大革命前夜
整风反右 有惊无险
跃进再跃进
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 自愿作典型
与郭沫若商榷
乍寒还暖时节
知识分子“神仙会”
不速之客 叶群就教
山雨欲来
第十四章 史无前例的遭遇
在劫难逃
“一批二用”
“政治任务”——接待外宾和出访
为注释“大字本”
“当选”四届人大代表
第十五章 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下）
“批”字当头 恢复编绘
忍辱负重
主客易位：上海市革会成了主办单位
“为政治服务”
北京审图
西北边界 波澜又起
《中国历史地图集》修订出版
“政治错误”种种 出版阻力重重
艰难的胜利
第十六章 从沿革地理到历史地理学
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疆域的界定
创立“七大古都”说
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的硕果
让古代瑰宝重现光彩
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
“守旧”和创新
第十七章 荣誉和烦恼
加入中共
从匡谬到正误：对《李白与杜甫》的批评
会见美国总统里根
《历史时期渤海湾西岸大海侵》“剽窃”事件
“老师”成了“白字先生”——与何光岳的关系
流产的“路线斗争”
“诸葛亮躬耕地”风波
名人的另一面
第十八章 后的奉献
“我不会死，我还要好起来继续工作”
“你们应该超过我”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编绘《国家历史地图集》
“我还是要说真话”
超越死亡
后记
重版后记
年谱
《葛剑雄文集 ④ 南北西东》
走近太阳：阿里考察记
阿里：不可抗拒的魅力(代前言)
飞越川藏
高山反应：从二千年前的“大头痛山”到我的体验
古老而年轻的拉萨
踏上旅途
高原之夜
苦寒中的炽热
夜陷沙海
屋脊奇观
森格藏布
狮泉河印象
翻越阿伊拉日居
造化神工：土林
大而小的县：札达
千年古刹托林寺
卡兹探胜
玛那寺怀古
消逝的古格
废墟下的“希望”
废都之巅
神秘的干尸洞
荒村瑰宝：东嘎、皮央的壁画
古格人神秘地消失了吗？
冈仁波齐：神山的召唤
尝试转山，难见神山
告别神山，再见神山
赶在洪水前面
沙害中的仲巴县
萨嘎之忧
喜马拉雅山南北
归程：不是句号,没有终点
剑桥札记
邂逅霍金
有人则名——访格兰切斯特果园茶座
人道还是“狗道”
更应为人类着想
处处有芳草
消夏琐话
先“小同”如何？
愿剑桥不受爆炸威胁
还是公私分明
人的力量
寻访李约瑟
英国人的拿来主义——布雷顿皇家行宫随感
感受时空——格林尼治天文台随想
青井阁中好读书
伊利教堂与外国月亮
大笨钟下
从西欧看到的希望
名城乐水
莎翁故乡所见所思
签证琐记
不方便的“方便”
世风
威尼斯，我没有失望
永远的庞贝
“高桌”与师道
海峡来去
后记
千年之交在天地之极：南极日记
我到过的南极(代自序)
一 期待和准备
2000年6月5日—12月6日
二 飞向乔治王岛
2002年12月7日—12月12日
三 体验长城站
2000年12月13日—12月30日
四 新千年在南极
2000年12月31日—2001年1月10日
五 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
2001年1月11日—2月7日
六 归程
2001年2月8日—2月13日
走非洲
我的非洲情(代序)
踏上非洲大地
北非谍影今何在
西海有仙山——哈桑二世清真寺
火一般的马拉喀什
享受咕斯咕斯
翻越阿特拉斯山
天方夜谭中的古村差一点错过——途经阿伊·本·哈杜堡村
太阳从撒哈拉沙漠升起
非斯散记
在伊本·白图泰的故乡
咫尺天涯——摄制队摩阿边境受阻
你好,阿尔及利亚
享受国宾待遇
君士坦丁的桥
一天走进三个世界文化遗产
徜徉在绿洲
托泽尔旧城的魅力
“世界第八大奇迹” ：利比亚人工河
马泉,古达米斯生命之源
拍摄卡扎菲被炸住宅
卡扎菲的利比亚
访开罗会议旧址
金字塔不仅在开罗
亚非来去
纸草纸的兴衰
椰枣,另一个生命源泉
千年奇迹的奥秘——访圣凯瑟琳修道院
窥视红海
御风卢克索
溯尼罗河之旅——从阿斯旺到喀土穆
喀土穆印象
在青尼罗河的源头
非洲奇迹：拉里贝拉岩石教堂
野生动物的乐土：马赛马拉国家公园
走近马赛人
拉穆岛一日
附：利比亚日记（2003年3月29日—4月10日）
北的地方就没有北了：北极日记
《葛剑雄文集 5：追寻时空》
选编小记
葛剑雄自选集
自序
人口与中国疆域的变迁——兼论中国人口对外部世界的影响
关于秦代人口数量的新估计
汉武帝时“户口减半”考实
对明代人口总数的新估计
《中国移民史》前言
研究中国移民史的基本方法和手段
古都与移民
移民与秦文化
永嘉乱后汉人对河西的迁移及其文化意义
福建早期移民史实辨正
宋以前的洛阳与移民
历史的启示：中央集权下的中央与地方
论秦汉统一的地理基础
关于西南早期文化和交通的几个问题
历史人才分布研究二题
家谱：作为历史文献的价值和局限
中国传统的民族主义与开放观
我看东西方文化
就事论事与不就事论事——我看《怀柔远人》之争
行路集
永在路上（《行路集》代自序)
五十述学
真实的历史：永恒的追求——我的史学观
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和主人意识
纳税人的义务和权利：社会公正的基础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开创我国历史地理研究的新阶段
全面正确地认识地理环境对历史和文化的影响
关于环境保护的几点思考
移民与中国的现代化
民族主义是救中国的灵丹妙药吗？
我们应有的反思——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
开放观念与世界新文明
世纪杂感
略论我国封建社会各阶级人口增长的不平衡性
论中国史上之户口——兼论准确使用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
秦汉时期的人口迁移与文化传播
永嘉之乱后的人口南迁
宋代人口新证
论中国的大古都的等级及其量化分析——兼答安阳能否列为“七大古都”
葛剑雄自选集续编
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
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基础和前景
尊重历史,立足现实
从历史地理看徽商的兴衰
从历史地理看西北城市化之路
从历史地理看长时段环境变迁
调节人口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是改善西部自然环境的关键
“天人合一”——建设美丽中国之道
中国历史地图：从传统到数字化
《苹果里的五角星——〈系列世界地图〉诞生纪实》序
移民与都市文化
移民与文化传播——以绍兴为例
中国古代为什么有重视历史的传统
地图上的中国和历史上的中国——读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前言》和《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
世界史中的中国——中国与世界
河流孕育了人类文明，人类应该延续河流的生命
城市品性
城?市?城市——从中国的城市体制看旧城破坏
利用、改造、普及代替不了保护
纪录片能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吗
从历史地理认识郑和航海的意义
评《1421：中国发现世界》——兼论真实史料的重要性
中国的传统生存智慧与生态观
《葛剑雄文集⑥史迹记踪》
六九私乘
故乡小学杂忆
与书无缘———故乡童年的回忆
南浔的魅力
我在市北的不幸与大幸
偶涉经典亦受益无穷
时代性的人性扭曲———“文化大革命”中的双重人格现象
当年“样板”
我所经历的抄家
我经历过的“学生政审”
殉葬品和掘墓人：“文革”期间的中学教师
青春无奈（二则）
病室忆旧
我当市人大代表
读这本书是我人生的转折
我是“不拘一格”的受益者———首批获博士学位二十周年感言
１９８２ 年的记忆：搬家
我的书和书房
我的新书房
我与游泳
财富断想
愿银行有温馨服务
与鸭同“巢”
告别夔门
顺化散记
活着的与逝去的：会安古城与美山圣坛
似曾相识燕归来———河内随感
荒冢断碑———加拿大早期移民的一份凄惨记录
硅谷静悄悄
重走青藏路
我的人口史梦———《中国人口发展史》的自我介绍
我对人文与科学的若干想法
我写《邂逅霍金》
忆康桥风雪时
超越死亡
真正的学者———悼石泉先生
记忆中的筱苏（史念海）先生
怀念侯仁之先生
汪老远行感言
我所知的俞大缜
二八年华正当时———庆贺周有光先生一百零八岁寿辰
雁归来兮寻根
被高估的民国学术
我看陈寅恪现象
不要滥用“国学”
先应有事实 才能作评论———从钱钟书“拒赴国宴”一事谈起
村山富士印象
我们应该怎样纪念“七·七”
建议以５ 月１９ 日为全国哀悼日
会海一勺
臭虫与蚊子
觅食经验看排队
在台湾看“水荒”
安检种种
史迹记踪
从服装开始的改革———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
巴和蜀
鹿死谁手
儒冠不误身———秦汉之际的儒生与刘邦
“约法三章”的误读
从分封到“推恩”———西汉初的诸侯王国
货殖何罪———商人和商业的地位
不教胡马度阴山———汉匈之间：从争斗到融合
汉人多娶胡妇
“轮台罪己”：汉武帝的晚年
夏侯胜与汉武帝的“庙乐”之争
傅介子勇刺楼兰王
陈汤建功绝域
天涯何处罗马城
两千多年前的沙尘暴纪录
阴险的篡夺者还是失败的改革家？———我看王莽
天下神器，不可力争？———光武帝刘秀的统一
理想与现实之间———东汉党人的两难选择
一千八百多年前的一项分郡建议
汉魏故事———禅让的真相
盖世英雄，还是千古罪人？———元（拓跋）宏及其迁都和汉化
江陵焚书一千四百四十周年祭
天可汗的心病———玄武门之变真相
乱世的两难选择———冯道其人其事
同是盛世亡国君：李煜与钱?
杯酒释兵权之后
天书封禅———道君皇帝的悲剧
“香花楼子”的神话和北宋的覆灭
天堑何曾限南北
重庆的来历
千古钓鱼城
重读《明史·海瑞传》
世界历史上死亡人数多的一次地震
《永乐大典》谜依旧
不可理解的赋税额度
得天下与治天下
如何评价施琅的历史贡献
天朝大国的另一面
清乾隆年间尹壮图上疏事件始末
要是世界上只有中文
世界上不止有中文
古来北京知多少
“上海道台”不等于上海市长
科举制度：存废皆有理
光绪死因的确定：历史介于科学与人文之间
历史上的劳工输出
从“年”到“春节”
《葛剑雄文集 ⑦：冷眼热言》
选编小记
冷眼热言
原版自序
13亿中国人的意义
13亿中国人会对外界造成压力吗
21世纪的中国能养活多少人
答某教授
历史上的劳工输出
菲佣和“米脂婆姨”的启示
开放与进步
自尊才能自强
温州商人打赢国际官司与粮食涨价——加入WTO两年的变化
我们怎样纪念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
为中国人登上南极冰盖之巅欢呼
欣闻“世界屋脊”变通途
“万象更新”的理由
隆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中华民族伟大的历史起点
抗战胜利告诉我们什么
为什么亚洲没有奥斯维辛
胜利者也应该反思
恐怖爆炸何时休
“汉城”改“首尔”：尊重韩国决定
如何看待用外国名称命名地名
中国需要怎样的“大学城”
公办高校必须严格控制规模
但愿只是偶然的——有感于山东若干高校因无钱付取暖费而延长寒假
“大学生必须住校”的办校模式应该改变
如果是真的,求之不得
全日制私塾“孟母堂”的设置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为什么这些教师钟情于私塾
应该怎样“宽容”“孟母堂”
不能向高考中的迷信让步
为了孩子,也为了自己
请尊重教师和课堂的尊严
“陪嫁老保姆”信口开河“抛弃危机教育”危言耸听
不要滥用“隐私”
“博士”只是一种学位
“博士后”不是学位或永久身份
何必夸张
滥用“国学”
请不要为难刘翔
刘翔说研究生论文要自己写
还是应从制度改革入手——如何纠正博士硕士论文答辩中的弊病
惊闻博士论文答辩让学生花费过万
各司其职——经济学家能否当企业代言人
采访费该不该收：因事而异,收付有道
画家未必需博士
由北大校园的开闭之争想到的
流动人口子女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也应确保
禁止择校的前提是学校普遍达标
重点大学如何做到招生公正
提高研究生门槛不等于只讲“门第”“出身”
有感于英国威廉王子的毕业成绩
筑高“门槛”应该部分标准欠妥
学校的职责不仅是不违法
李斌能否当大学教授
桥归桥路归路
何必圆此“剑桥梦”
剑桥与剑桥大学
向“数字禁忌”让步忽视了保护少数
中小学课本循环使用：还要解决三个难题
有感于克林顿“拉链门”写入教科书
英语四、六级考试改革以外的忧虑
“汉语首次成英国中学必修课”——这样的标题误导读者
老专家请自重
知识分子早逝的另一面
谁造成了高价“润笔”
黄禹锡事件给我们的教训
要是黄禹锡事件发生在中国
假作真时真亦假
对胡兴荣的辞职不应高估
教授、副教授必定是人才吗
教授的底线
由北大的考题想到作文与真话
有感于“原副省长主动回校执教”
旧话重提——有感于原四川省副省长李达昌被捕
古月和郑家栋：演员的成功与否
关键在于制度的完善
“人大代表也是人”,但更是代表
谁有资格当选人民代表
人大常委应对选民负责
“跑部钱进”,根源何在
是女秘书惹的祸吗
贪官猛于虎
区别何在：可行性研究和不可行性研究
航天为什么
为什么让航天英雄住总统套间
处级干部都需要出国培训吗
户籍管理应与社会保障福利脱钩
专家门诊与普通门诊的矛盾如何解决
细大不捐,雅俗无论——如何促进慈善捐赠
该由谁捐赠
要不要给富豪排“道德榜”
直接求助于富豪的做法不可取
官员政绩与百姓“宜居”
免费早餐与城市形象
人必自尊而后使人尊之
商家促销行为怎样才能有诚信保证
新客站地下停车场收费及取消的思考
意料之中的事为什么还是发生了——有感于新客运总站面临“出口”难题
上海离国际大都市还有多远
感动之余还应自省
愿惨剧不致重演
城市使生活更美好：梦想与现实
愿上海成为真正的园林
文明的高度
冷眼看“天价”
善待“天价”
对月饼的批评文不对题
谁需要过度包装
不能各说各的——对老人翻栏杆进公园晨练应积极解决
不能放任，不必过分——如何解决日渐增多的乞丐
这样的住房标准未免太高
车站码头不能有人露宿
盗心未必饥寒起
对艾滋病小偷真的没有办法吗
应该追究深圳警方的违宪责任
拙劣的辩解
出租车载客可以有多种方式
“拼车”应积极推广
公交卡为什么就不能与国际接轨
沪嘉高速公路也该停止收费了
乘火车购票难,难道解决不了吗
“铁老大”的霸王条款养活了票贩子
东京的连锁浴室值得上海学习
愿民工们不再强颜欢笑
珍惜矿工生命,才能确保安全
吁请为罹难矿工下半旗志哀
艺术品是艺术品商品就是商品
关键在于适度
茅盾题名的电影院是乌镇的“文化遗产”吗
为什么要突出“金瓶梅学会”
景点门票价格应如何确定
布达拉宫门票涨价毫无道理
为了井冈山的“红”与“绿”：请勿推广吃野味
新年撞钟：问题不在是否收费
信口开河文不对题——关于宾馆取消“六小件”的一些说法
白云空港世界之家？
航班延误补偿：谁来确定,谁来执行
博物馆的免费与收费
谁的权？谁的钱？
请慢为安德鲁打保票
安德鲁的荒谬逻辑
道义的尺度
寓言本来就是编造的——何必为叶公“平反”
帝王宫闱影视为何长盛不衰
金书可卖,混凝土块也能卖
拆除就够了吗
不值得报道的“壮举”
何必得陇望蜀
中国不需要这样的奖牌
打“中华”牌就能做烟草广告吗
质疑“”公祭黄帝
为什么“太空能见到长城”的谬说会长期重复
“孝道”的底线
不要混淆不同的概念
能这样算账吗——兼谈一次性筷子的出路
“三北”防护林,我们还要交多少学费
长江航运的障碍究竟是什么
公布自然灾害死亡人数才能区别天灾和人祸
慎言“暖冬”
专用天气预报不能缺席
欢庆中的杂音——何必在珠峰大本营放鞭炮
原江湾机场是“纯天然湿地”吗
人造海滩,有必要吗
江南发展史的启示
冷眼热言续编
中国的教育问题还是教育的中国问题
大学现状之我见
我有关教育的提案
树立优良学风,研究生阶段是关键
怀疑和想象是创新的前提
“嫦娥”探月与科学普及
有感于杨振宁在扬州大学报告的报道
内地与香港的大学不能简单比较
消除学术腐败和不良学风的外部条件
“教育腐败”的根源在哪里
大学专业设置应从实际出发
教材不仅需要政治正确
过度关注高考事与愿违
范进中举与高考状元
大学评估有违初衷
“锦上添花”还是“拔苗助长”
少数民族考生的分应该如何加
我对“开学课”的忧虑
教育缺失的恶果
谁代表90后
大学的“大气”与必要的管理并行不悖
大学该不该有这些“围墙”
700大学生竞争高速公路收费员说明什么
冷眼看排名冷静找差距
科技部与张涛都应该公布调查材料
中国的教授为什么“申请科研基金很勇敢”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解决不了问题——科研经费管理必须进行根本性改革
必须警惕学术的权力化与商品化——不能听任学术腐败蔓延
刑可上“大夫”
专家应摆正自己的位置
奉劝李院士反躬自问
为什么不成新闻的事成了新闻
如此“正规刊物”
如获诺奖提名,亦勿过于激动
评选结果不必夸张,“全球华人”不应滥用
此书何必出线装本
博客既要遵守公德,也要尊重私德
地图应有更广泛的应用
戈尔获诺贝尔和平奖之我见
对陆克文当选的意义不要作过度解读
卢武铉自杀能告诉我们什么
患难之交不可无
中国人在非洲可以干得更出色
惟有人文足千秋
历史记录真实了吗
“炎黄始祖”还是“中华始祖”
汉字是一个整体
是什么导致传统文化断裂
孔子标准像：可能？必要？
“魏武子孙”与“曹瞒遗种”
软实力的竞争也要靠自强——关键在于如何办好孔子学院
对民间的文化寻根不妨宽容些
积极探索慎言“改写”
都搞“山寨”,谁来创新？
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
南北分界标志：意义和现实
从历史地理看地域歧视
想起了王温舒
高山反应与汉藏交往历史
信仰缺失风水盛行
“真风水”就有权评定吗
“文化遗产”是什么
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是为了保护
申遗究竟为什么
遗产应保护“恢复”须慎重
传统节日的基础是信仰
春节,保卫什么,如何保卫？
今日中国该如何纪年
上海年景的变迁
清明节传统的变与不变
对先人坟墓应保持尊重
中秋节
上海人说上海话
还是听其自然
学国学可以“娱乐化”,但不能什么都娱乐化
学唱“样板戏”是“传承民族优秀文化”吗
五岳不必重评名山无妨新定
解决同姓名之难——传统与现代,文化与管理
如何在农村重建“孝道”
中国文化：从“天下”到世界
对“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几点思考
对不同文化的了解和理解
了解是理解的前提
礼失求诸野——中国传统文化延续的蹊径
冷静对“韩流”
为什么中医不能在“韩医”前申遗
中国迁都：历史和现实,需要与可能
中国的城市在哪里
什么样的城市能使居民的生活更美好
城市文脉能延续吗
善待外来的城市建设者
城市的历史与未来：守旧与更新
《清明上河图》——中国古代城市智慧的结晶
世博会应该展示中国,更要学习世界
世博会与文化交流
为什么世博会没能产生在中国
撤市(县)建区的另一面
财政省管县质疑
“强县扩权”的终目标应该是省直接管县
“地级市”能取消吗？
县官升厅级应慎重
异地当官古已有之
自古长安不易居
王小帅们户口进京的麻烦说明什么
让户籍管理回归本位
“在南极，即使是在暴风雪持续肆虐，我不得不整天在房间里望着窗外惊涛骇浪的时候，我也以一名历史地理学者的本能，纵览古今，思考着：为什么发达而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培育不出杰出的科学家和探险家？为什么中国直到16世纪才出了一位地理学家和考察家徐霞客？为什么200多年前的中国对南极的发现一无所知？……为什么南极地图上遍布西方人命名的地名？中国人将怎样面对未来的海洋和未来的南极？
这些问题我并没有完全找到满意的答案，但更加坚定了一个信念：历史不能重演，未来可以选择。”
一般民众对中国人口史的无知或误解虽然也不是好事，但毕竟还不会造成直接的后果；学者们的疏漏或错误就可能影响社会舆论和政府决策。……我认为，就像国民应该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一样，中国公民——无论是高级官员，还是普通民众——都应该了解中国人口发展的历史。要逐步做到这一点，专门研究人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无论如何，我都会恪守自己的信念，但对具体现象的分析和评判时，我总是希望能就事论事，实事求是。即使有时会显得自相矛盾，或者会招致“调和”“折中”的批评，但我至今不以为非，今后也不愿改变这样的态度。
——葛剑雄
《葛剑雄文集 ③ 悠悠长水：谭其骧传》
……
1956年谭其骧就开始拿302.5元的月薪,但他在经济上一直并不宽裕。在这份高薪中, 他要拿出相当大一部分,先后用于奉养母亲,资助曾经供养他读书的姑妈、经济困难的三哥和内弟、其他有急难的亲友。“文革”中他得知老友谢兴尧每月只领得生活费60元,“岁云暮矣,天寒地冻,煤米维艰”,立即寄去20元,“区区仅表心意”,因为这钱“乃私房钱所积,小金库无多也”。
谭其骧的“小金库”确实很小,因为家里的财权由李永藩掌管,在固定的资助之外,要她再同意额外支出就很不容易,并且往往是她与谭其骧发生龃龉的根源。“小金库”的来源是一些零星稿费和有限的工资外收入,但一旦被李永藩发现,就会被全部没收。1980年李永藩中风后,谭其骧发现家中竟然毫无积蓄,问李永藩,也讲不出个所以然。以后李永藩患了老年性痴呆,记忆更不清。她本来随身带着一把抽屉钥匙,有一天突然说要交我保管。我只能阳奉阴违,接受后再交给谭其骧,但打开抽屉,里面空空如也。1985年春李永藩临终前一个月,把我叫到床前,说：“我有钱,我要告诉你。”可是等了老半天,她又哭着说：“我忘了放在什么地方,我实在想不起来了。”我安慰她,劝她不要急,什么时候想起了就让家里人打电话叫我来。过了几天我去看她,她又拉着我的手说了同样的话,但依然说不出具体情况。李永藩去世后,复旦家属宿舍里有人传言,说她的腰带里发现有不少存折,实际根本没有此事。我曾为她开了学校证明到附近几家银行查找,也没有任何发现。
1978年我师从谭其骧时,他还是大家眼中的高薪阶层,因为我们一般仅50多元工资。但当了他的助手后,我逐渐发现他的收入与他应有的地位越来越不相称,他的开支也越来越紧。这位誉满海内外的学者、复旦大学的名教授不仅在社会上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就是在本校也往往遇到不愉快的事。
1983年夏天,为了集中时间修订《中国历史地图集》,我陪谭其骧住在学校外宾招待所工作。开始几天,正好校长在招待所开会,就与她一起用餐。几天后会议结束,在小餐厅用餐的就剩下谭其骧与我,伙食明显差了,很少有适合他口味的菜。一次他忍不住问管事的：“怎么现在伙食怎么差了？”此人反问道：“差吗？你们的伙食标准本来就是这样的,前几天是校长在这里,又不是为你们做的,总不能一直这样。”在以后的一个月间,这位管事和服务员那种不冷不热的态度,连我也觉得难以忍受。我怕影响谭其骧的情绪,总是尽量淡化他们的态度,内心却有说不出的滋味。
1987年7月31日,日本和歌山大学滝野邦雄副教授来访,上年谭其骧访日时曾得到他的帮助,谭其骧请他吃饭。考虑到滝野是研究中国史的,又懂中文,谭其骧特意请他到城隍庙老饭店就餐,品尝一下有上海特色的菜肴。可是拿起菜单却大失所望,于是就问服务员：“没有你们的特色菜吗？”那位小姐打量了他一下,回答倒也爽快：“怎么没有？你吃得起吗？”说罢就报了几个菜名和价格,在谭其骧听来即使不是天文数字,也是完全出乎意料的,的确吃不起。结果,这顿五菜一汤的饭不仅“味平平”(日记),而且菜中的肉丝已变味,宾主的兴致自然高不起来了。
有一次,谭其骧说起螃蟹太贵,想吃也吃不起。我说：“你都吃不起,还有谁吃得起？螃蟹再贵,你想吃总可以买两个吧!”原来他家里一起吃饭的人大小九口,家人要单独给他准备什么吃的,他总是不愿意,说要吃就大家一起吃,但要九个人一起吃一次螃蟹,他的确花不起这个钱了
谭其骧从1956年起住四大一小五间房间、厨房和卫生间独用的一套住房,“文革”中被挤占了两间。1974年底给他“落实政策”,让他搬到同一宿舍一套二大一小的独用房内。1980年初,上海市拨出一批新建住宅,以应高级知识分子落实政策的燃眉之急,谭其骧迁至淮海中路1753号102室。这套住房的三个房间合计59平方米,没有厅,住着一家三代及李永藩一位已退休的弟弟、保姆共七口,逢到过年、暑假儿孙来时人更多。谭其骧将的一间用书橱一分为二,里面约十平方米作他的书房兼卧室,外面14平方米作会客室和放书橱,晚上还要供家人睡觉,而在另外两个房间中也放着他的书橱或书架。尽管学校及有关领导曾多次向上级报告反映,市政府领导也曾作出批示给他子女另配了一间房子,但根据上海和学校的具体规定,他作为一位教授,不可能分到更大的住房了。
他的书在书房中放不下,只能放在其他房间,他习惯工作到深夜,有时要用其他房间的书,但儿媳已经睡了,不便进去,只能等明天再说。由于没有放书的地方,他的书架只能往高处发展,书籍也重重叠叠,拿起来很不方便。晚上拿书时,他不止一次摔倒在地。有一次深夜拿书时倒在地上,家里人都睡了,他不愿意叫他们,但怎么也爬不起来,后来挪到沙发边上,才慢慢站了起来,足足花了20多分钟。罗竹风教授看到他家的情况,听他讲了深夜工作的不便,曾专门写了一篇杂文,发表在《新民晚报》上。
他的书房兼卧室只能放下一张小书桌,桌上总是堆得满满的。他的头绪多,加上记忆力渐渐衰退,经常找不到东西,有时为了寻找一篇稿子、一封信花费很多时间,有几次专门让我帮他找。1982年10月我随他去昆明开会,住在园通饭店,房间里有一张很大的办公桌。他感叹说：“什么时候我家里能放得下这样一张大书桌,我的东西一定不会找不到了！可惜不在这里做事,这样大一张桌子派不了用场。”1980年后我作为他的助手,经常要到他家去,但他一开始就对我说：“实在没有办法给你放一张书桌。”实际上的确没有任何放书桌的地方,所以我只能将他要我办的事全部带回家去做。有几次因急于要抄写文稿或拟信件,只能等他午睡时用他的书桌。1982年春,我随谭其骧到四川大学历史系拜访徐中舒教授,看到徐先生的工作室旁有一大间助手的办公室,他不胜艳羡,说：“要是我也有这样大的房子,你就可以一直在我身边了。”
眼看扩大住房无望,书又在不断增加,他家不得已在阳台与围墙间小院内搭了一间小屋,放了十个书架。这间小屋自然是违章建筑,又挡住了邻居园内的阳光,引起邻居不满,要求房管所下令拆除。谭其骧无奈,除亲自上门向邻居道歉外,又将屋面拆至围墙以下,才把此事拖延下来。他逝世后,我和他家人清理他的藏书,发现小屋阴暗潮湿,闷热难当,书架间挤得难以转身,一些书籍发霉生虫,很难想象他在世时是如何使用这些书籍的。
谭其骧迁居淮海中路的原因之一,是因为那里离他日常看病的华东医院较近。但他没有想到中风以后始终未能恢复正常,出门仍离不开车。他当选为学部委员以后,学校就明确规定他随时可以向车队要车,费用由校长办公室结算。但他要车时却经常遇到麻烦,有时说派不出车,有时要他自己叫出租车报销。那时出租车还很少,开始他的“特约乘车证”还管用,不久就不大灵了,常常叫不到出租车。有时去医院时叫到了,等看完病后却叫不到,只能坐在医院等候。眼看有专车的人走了一批又一批,他只能让陪同的人不停地打电话找车。我得知后,曾请校长办公室出面要车队派车,果然有效,但总不能每次都找校办呀!家中觉得长此以往实在不便,就从郊县购买了一辆三轮坐车,由家人踩了送他就医或外出。可是由于车不是在市区买的,领不到牌照,随时有被交警拦下罚款的可能。车辆的质量也大有问题,有一次去医院途中,车轴断开,车座倾倒,将他翻在地上。所幸他没有受伤,但只得慢慢步行回家,那天天气闷热,到家时他已气喘吁吁,大汗淋漓。
1981年秋,我随谭其骧去陕西师大参加学术会议,有一次史念海先生对我说：“你知道谭先生以前出门要带什么东西吧？光抽烟的就得有好几件：香烟、烟盒、烟斗、板烟、雪茄、火柴、打火机,要不你这个助手更难当了。”我听了觉得很奇怪,因为从1978年夏研究生入学口试在龙华医院的病房中见到他起,我从来没有看他抽过烟。以后才知道,原来他的确曾以烟瘾大出名。
谭其骧说他年轻时就开始抽烟,以后读研究生时养成了夜里写文章的习惯,烟也越抽越多了。不过他说自己并不能算烟瘾,“我至少不会像林语堂那样在课堂上抽烟。”至于戒烟的过程,他说非常简单：六十岁那年支气管炎越来越严重,冬天气喘得晚上不能躺下,只能坐在床上过夜。医生问他是要命还是要抽烟？说只有戒烟才能治好病。他就此把烟戒了,以后再也没有抽过。我问他：“听人说戒烟很难,你用了什么方法？”他说：“什么方法也没有,说戒就戒掉了。”
谭其骧也曾以酒量闻名,年轻时有过好几个醉酒的故事。1946年复员离开遵义时,他曾创下一次喝一瓶陈年茅台的纪录。他后一次醉酒是在1963年,苏州大学的柴德赓教授来上海,他在文化俱乐部宴请。由于喝多了,又喝了两种酒,与柴德赓分手时他已酩酊大醉,从3路有轨电车上下来就再也支持不住,就地坐在站台上。当时耳听得一批批上下车的人在说“这人醉了”,却一点力气也没有,过了好久才半醒着回家。但快到家门口时又来了醉意,在门口坐到半夜才进屋。从此他决心戒绝烈酒,三十年间一直只饮啤酒,偶尔喝些绍酒,数量也很节制。
虽然谭其骧从50年代起就与高层人士时有工作上的来往,也参加过不少重要会议和重大活动,但他注意的只是自己应该说什么、做什么,所以对学术以外的知识往往还不如我们这些人。1982年10月,他去昆明参加《肇域志》整理工作会议。由于这是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项重点任务,会前又曾由国务院办公厅通知云南省政府,省府对这次会议相当重视,在开幕的15日晚上由省长出面安排了一次电影招待会。当天下午的会议结束后,谭其骧到云南大学宿舍访问了李埏和方国瑜,五点多又到了暨南大学的同学江应樑家,由江与方国瑜做东宴请,作陪的还有他的老友周咏先。故人聚首,分外热烈,我虽知已过预定时间,也不便催促,饭后到达小影院时已近八时,场内陪看的观众已恭候良久。等他在排沙发上坐定,电铃就响了,电影随即开映,他对我说：“还好没有迟到。”我听了暗笑,就对他说：“今天你到得再晚也不会迟到,你不来,电影是不会放的。”他还觉得奇怪,问：“有这样的事吗？”
谭其骧在上海这个大城市生活了几十年,但对现代物质文明却相当陌生,到了80年代,他依然保持着自己长期延续的生活方式。他爱看昆剧、京剧和一切地方戏,但合他胃口的戏越来越少。中风以后出门更不方便,坐公共车不仅上下不便,而且上车后难有人让坐；叫出租车又嫌太贵,所以看戏的次数日益减少。年轻时他也看电影,但晚年基本不看,一般只是外出开会时才偶然看看。电视节目中他看的主要是戏剧,但还是愿意“听”,而不是“看”,他一直说戏是听的,不是看故事,不必有情节,而新的电影和电视片节奏太快,看不懂。有时他也看电视连续剧,看了总说“没有意思”,有时看着就在椅子上睡着了。但也有例外,他看了日本动画片《聪明的一休》就觉得很有意思。他每天看几种报,所以常常抱怨看报花的时间太多,但第二天还是看,出差回家还要补看。我建议他听新闻广播或看电视新闻,他说不行,听的总不如看的清楚。
1983年上半年,他有几次睡得很迟,有时保姆早上起来准备出门买菜,发现他还没有睡。我问他为什么要干得那么晚,他说并不是想睡得那么晚,常常是手表停了不知道,还以为不太晚。因为他中风后手指不灵活,没有劲,拧不紧发条,手表经常停。我建议他买一个电子表,他说他看惯了指针,看不惯数字,我说电子表也有指针的,他说从来没有听说过。6月17日,我替他在淮海路陕西路口的钟表店里买了一块68元的电子表,他感到很满意,从此再没有换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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