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229129354
本书系著名历史学家杨天石先生解读蒋介石日记的论文汇集。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国民党史研究专家，在其专业领域内，长期享有国际声誉。
在书中，杨天石先生采取从蒋介石的日记入手的独特角度，经二十年广泛搜求，根据海内外档案、资料馆所存的蒋介石日记的多种版本，重新梳理、严格互参考订，在此基础上深入发掘蒋介石的生平经历、思想演变和真实心理，揭示他在历史事件中诸多决策和行为的根源，有助于给与蒋介石这一特殊人物正确客观的历史评价；并厘清了一些中国近、现代史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领域中的谜团，纠正以往的误解和偏差，从而帮助读者更准确了解中国近百来的复杂历史。作品以史料为出发点，言必有据，说理清晰，比较客观、比较真实地揭示出蒋介石的生平经历、思想性格和内心世界，多有新意，反映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史学界贯彻实事求是精神，在民国时期历史研究方面的新水平和新发展。
全书史料翔实、论证严谨，对历史人物评价客观，有很强的可读性，是一部学术性及通俗性、趣味性兼具的著作。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2》是著名学者杨天石研究蒋介石生平及思想的专著。
本书由一系列关于蒋介石的论文构成，内容包括国共合作、抗日战争中的对日策略，抗日战争中对英、美、德等国的外交，对二二八事件中的应对，败走台湾后的反省以及蒋介石的家庭，等等。在体例上，分为国内政治、国际外交、对日策略、婚姻家庭等几辑，每一辑按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排列。所收文章皆为曾经出版的旧作。附录有三篇，根据作者于2015年6月所作的专题学术报告的现场速记稿整理而成。
此次再版，针对书中涉及的人物和事件配上大量历史图片和老照片，并配以补充说明性的图注，排版更美观、更便于阅读。
作者自序/1
辑国内政治
论次国共合作的破裂/2
一、两党的思想、理论与策略分歧/2
二、促成两党破裂的国内外因素/14
三、两党关系从合作向破裂的演进/18
四、两党破裂与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22
蒋介石与北伐时期的江西战场/30
一、孙传芳出师援赣/30
二、孙蒋谈判与孙张结盟/34
三、蒋介石决策进军江西与程潜首攻南昌/38
四、蒋介石入赣与再攻南昌/43
五、三攻南昌与江西战场的胜利/46
蒋介石建议两党合并/52
一、蒋介石向中共提出“废除苏维埃政府”等四项要求，日记中破天荒地出现“开放党禁”等内容/52
二、两党谈判加速，蒋介石改“剿共”为“编共”/54
三、中共提出四项保证，蒋介石提出“彼此要检讨过去”，要求中共“与他永远合作”/55
四、中共提议建立“民族统一联盟”，蒋介石提议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58
五、中共同意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蒋介石既想利用共产党，又害怕共产党/61
六、两党第二次合作形成，蒋介石决定“对中共应放宽，使之尽其所能”/64
七、同题异旨，蒋介石想“合并融化”，共产党想“独立自主”/66
八、表示，国民党有“光荣的历史”，有孙中山、蒋介石“两个伟大的领袖”/69
九、蒋介石反对“跨党”，坚持“合成一个组织”，拟约面谈/70
十、周恩来明确答复：两党合并“不可能”，谈判终破局/72
十一、国民党制定《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两党关系转入多事之秋/73
十二、两次合作与分裂，历史何其惊人地相似/74
第二辑对日策略
汪精卫出逃与蒋介石的应对/78
一、汪蒋之间的和战分歧/78
二、汪精卫出逃与蒋介石的反应/86
三、从劝汪赴欧到开除汪的党籍/89
四、刺汪未中，汪精卫发表《举一个例》/91
五、争取龙云站到抗战一边来/94
“桐工作”辨析/97
——真真假假的中日特务战
一、谈判过程与日中两方记载的异同/97
二、军统局对张治平的审查与“桐工作”的结束/112
三、张季鸾企图借机拆穿日方“把戏”与中日秘密谈判的延续/120
四、 “宋子良”是冒牌货，蒋介石的亲笔“委任状”等是伪件/131
五、日方急于求和，军统借机玩弄日方/139
第三辑国际外交
跟德国还是跟英、美站在一起？/142
——抗战时期中国外交的一次重要选择
一、英国对日妥协，孙科、白崇禧等主张“联德、绝英、疏美”/142
二、蒋介石坚持中国外交政策不变/146
三、中国避免了二战后沦为战败国的噩运/150
拒绝德国拉拢，阻挠德日会师印度洋/154
——抗战期间中德关系探秘之一
一、德国继续调停中日战争，蒋介石一再拒绝/155
二、德方多次与桂永清会谈，要求秘密缔结《中德军事密约》，合攻印度/158
三、德、日的“会师”计划与蒋介石拒绝德国拉拢的意义/162
四、纳粹已经到了穷途末路/164
蒋介石与德国内部推翻希特勒的地下运动/167
——抗战期间中德关系探秘之二
一、德国内部反纳粹力量求助于蒋介石/167
二、蒋介石决定派齐焌赴欧，联络德国反纳粹力量/175
三、齐焌赴欧，转报反纳粹力量的举事时间和条件/178
四、德国军队中的反对希特勒运动与1944年的未遂政变/183
宋美龄与丘吉尔/187
一、反对丘吉尔的“先欧后亚”论，批评其战后排挤中国的图谋/187
二、不访问英国，不和丘吉尔见面/195
蒋介石与尼赫鲁/203
一、尼赫鲁访华，会见蒋介石，确定中印两党合作原则/203
二、蒋介石亲自策划戴传贤访印/210
三、蒋介石夫妇访印，渴望会见甘地与尼赫鲁，英印政府多方设限/214
四、蒋介石与尼赫鲁的三次谈话/217
五、蒋介石向英方进言，英印谈判失败/223
六、蒋介石要求罗斯福出面调停，罗斯福劝蒋不采取行动/225
七、蒋介石为甘地、尼赫鲁的被捕呼吁，不理睬丘吉尔的访华示意/228
八、为印度独立尽力，叮嘱尼赫鲁不可继承英国的西藏政策/231
第四辑迁台前后
二二八事件与蒋介石的对策/236
一、事件的两重性：抗暴与骚乱/236
二、三驾马车，三种政治诉求/241
三、蒋介石的“怀柔”决策与措施/248
四、派兵始末及其评议/253
蒋介石反对用原子弹袭击中国大陆/260
一、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杜鲁门考虑使用原子弹/260
二、蒋介石计划反攻大陆，美国空军方面向蒋介石表示，可以出借原子弹/262
三、使用“战术核武器”？/266
国民党迁台与蒋介石的反省/268
一、蒋介石与台湾的因缘/268
二、蒋介石在内战中频频失败，目光转向台湾/271
三、蒋介石进驻台湾，成立总裁办公室/273
四、西南梦碎，国民党完全撤出大陆/277
五、蒋介石的反省/281
六、正确或不正确的反省都深刻影响了台湾历史的发展进程/290
张学良及其西安事变回忆录/292
一、张学良奉命回忆/292
二、蒋经国要求写出西安事变的全过程/295
三、蒋介石要求驳斥“成交”说/296
四、张学良要求“受训”/298
五、蒋经国为张学良的回忆定稿/299
六、《忏悔录》风波/301
七、回归本真/302
第五辑婚姻家庭
蒋经国怎样从苏联归来/306
一、经国留苏不归/306
二、蒋介石拒绝宋蔼龄以承认《伯力协定》换取蒋经国回国的建议/309
三、再次拒绝宋庆龄以牛兰夫妇交换蒋经国的建议/312
四、共产国际决定派蒋经国回国，蒋经国向季米特洛夫保证：“您的全部指示都将完成”/317
五、蒋介石与蒋经国父子相会/319
附录
中国抗战与美英苏三大国的关系/324
中国抗战的三个艰危时刻/332
一、面对日本侵略，中国政府为什么没有立即反击？/332
二、中国抗战的艰危时刻/334
三、如何评价抗战时期的蒋介石/338
珍珠港事变前的中美交涉/341
作者自序
本书是拙著《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的第二辑。
人的正确的历史观念从哪里来？答曰：从史实研究中来。客观存在的历史实际是检验一切历史观念的标准。符合史实的观念是正确的，反之则为谬误。既往的一切历史观念都要经受客观存在的历史实际的检验。正确者坚持，不正确者修正。这是历史学不断发展、更新的基础，也是必由之路。
不研究史实，不可能获致正确的历史观念，这是常识。但是，有时人们面对史实，却也未必就能得到正确的观念和判断。这是因为，人的思维，包括人的历史研究活动，都常常受到许多主客观条件，如立场、利益、环境、经历、经验和知识结构等因素的制约。这些因素，有时有助于人们的认识，有时则反之。生活中常见的情况是，史实明明摆在那里，有的人就是看不到，看不全，或是看到了也不承认，甚至做出超越常情的另类解释。历史学家的责任和可贵之处，就在于能摆脱各种不利于其研究活动的制约因素，尽可能还原历史真相，使人的历史观念符合客观存在的历史实际。
众所周知，在近代中国史上，国民党和共产党有过两次合作，两次分裂，并有过多年对峙。合作的时候，双方并肩对敌，同生共死；分裂的时候，刀兵相见，不共戴天。这种合作和分裂自然会对人们的认识活动造成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1945年4月25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曾经特别提到一种负面的影响——“内战时期的情绪”。他说：
我们党内有一种情绪，不喜欢孙中山，这种情绪在相当广大的党员中存在着。认真说，这种情绪是不大健全的，是还没有真正觉悟的表现。这是反映了内战时期的情绪。
那时候，因为环境不同，连孙中山也不要了。那个时期为什么我们不大讲孙中山？因为我们被国民党一下子打倒在地，爬起来也红眼了。蒋介石手里打着孙中山的招牌到处乱杀人。这时候，群众对孙中山也就不喜欢。在十年内战中不要孙中山，这也很难怪，因为我们的力量小得很。
所指的“内战时期”，说的是中国现代史上1927年至1937年那一段。那时候，国共两党彼此互斥为“赤匪”与“白匪”，你杀我，我杀你，彼此都杀红了眼，自然，作为国民党的创建人的孙中山在部分共产党人的眼中会变形，觉得不值得尊崇，可以“不要”了。在另外的场合还说过：“那时我们被打倒在地上，不把孙中山丢开自己就站不起来，如同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一样。”的这段话讲明了另外一个影响人们认识的因素，这就是人们在不同时期的利益需要。
孙中山作为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的地位，今天已经得到举世公认。为什么在1927年至1937年的内战时期不受许多共产党人的欢迎，讲得很清楚，那是“内战时期的情绪”。提出：“现在不同了。对党内一些人存在不尊重孙中山的情绪，应该克服。”人们从这一段话里，完全应该得到启示：在历史研究中，要注意克服、摆脱各种不利于获致正确认识的制约因素。
国民党和共产党打过多年仗，人们有“内战时期的情绪”是必然的，这种“情绪”影响人们的观念以至历史研究也是必然的。不妨举两个比较突出的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消灭欧洲的德国法西斯和亚洲的日本法西斯的先后次序中，有所谓“先欧后亚”，或“先亚后欧”的分歧。蒋介石是主张“先亚后欧”的，多年来，中华民族深受日本侵略之苦，蒋介石持这一主张完全可以理解，然而，蒋的这一主张却曾经被批判为企图借以延长法西斯德国和一切法西斯，包括蒋自己对于中国人民的法西斯统治的寿命。这大概可以算作“内战时期的情绪”了吧？
抗日战争是国共两党联合进行的民族战争，两党都各自作出了自己的贡献。2005年9月，胡锦涛同志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说：“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应该承认，这段话不仅完全没有“内战时期的情绪”，而且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上，对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作了科学的、符合实际的评价。
说过：“孙中山这位先生，要把他讲完全，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讲历史辩证法的。孙中山的确做过些好事，说过些好话，我在报告里尽量把这些好东西抓出来了，这是我们应该抓住死也不放的，还要交给我们的儿子、孙子。”蒋介石不是孙中山，蒋介石做的好事也不能和孙中山相提并论，但是，他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后来和共产党两次合作，领导过北伐和抗战，晚年迁台后，又反对台独，坚持“一个中国”，建设台湾，总还是做过若干好事的。在促进和发展海峡两岸和平关系的今天，人们自然应该按照“历史辩证法”的要求，将他“讲完全”。鉴于“内战”时期，特别是1946年至1949年的第二次“内战”时期，人们高喊“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自然集中于讲他的“过”，其中有些讲得对，有些可能讲得不对，或者讲过头了。这就需要依据实事求是的原则，充分掌握一切有价值的史料，首先厘清史实，尊重史实，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讨论，真正地展开“百家争鸣”。蒋介石研究如是，国共关系史的研究也应当如是。
对于蒋介石的评价，历来的看法不外分三种：一是有功无过，一是有过无功，一是有功有过。本书作者持第三说。至于何者是功，何者是过，何者是主流，何者是支流，当然可以讨论，也需要讨论，然而，历史是实证科学，无征不信，没有充分、可靠的史实作支撑，人们难以提出任何经得起颠扑摔打，可以取信于天下万世的结论。蒋介石一生经历的大事很多，必须一件件、一项项，逐件逐项地加以研究，只有在这种研究做得比较深入之后，才有可能进行全面的分析和综合，得出的结论才有可能比较科学、比较准确。倘若不充分掌握资料，不研究史实，拘守某些既往的观念，局限于“内战时期的情绪”和在这种情绪支配下做出的某些结论，排斥任何有理有据的新探索，恐怕无助于揭示历史真相，无助于两岸和平关系与政治互信的建立，当然更无助于中华民族的和解与和谐。
研究和评价历史人物，主要的依据当然是人物的言与行。蒋介石日记由于主要供个人使用，生前并未公布，其中有比较多的政坛秘密和个人内心世界的记述，因此，值得治史者重视。但是，仅仅依靠日记是不够的，必须根据大量的档案、文献，钩沉索隐，稽查考核，才可能揭示奥秘，有所发现。本书中的若干文章，所依据的蒋氏日记不过几句话，但所依据的档案和文献，却是著者多年奔走于太平洋两岸的结果。
本书和辑一样，仍然是一件件、一项项的专题研究。全书共收文21篇。其中16篇是新作，另几篇原据大陆及台湾收藏的蒋介石日记的摘抄本写成，此次收入，根据近年开放的蒋介石日记原稿本作了修改和校订。其中有两篇，只采用了原作中的片段，全文几近重新写过。此书出版之后，笔者将继续写作第三辑。
本书写作中，东方历史学会蒋介石项目组给予支持，蒋方智怡女士惠允引用蒋介石日记，美国胡佛研究院郭岱君、曹琍璇，斯坦福大学乔志健，台北“国史馆”吴淑凤，政治大学刘维开，北京大学杨奎松、臧运祜，《南方都市报》刘炜铭，复旦大学王丽，中国人民大学杨雨青，本所闻黎明、黄道炫、张俊义、罗敏、贾亚娟等教授、女士、先生给予各种帮助，谨此致谢。
杨天石
2010年1月19日，北京
论次国共合作的破裂
1922年8月末，陈独秀、李大钊等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协助孙中山对国民党进行改组，可以视为国共两党次合作的起点。至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清党”，延至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分共”，次国共合作终结。这五年不到的历史给了中国社会以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一直到今天，海峡两岸都还处在这种影响之下。研究并正确地阐释这一段历史，是历史学家无可推卸的责任。但是，这是一件很难做的事情。国共两党对这一段历史的解释几乎完全不同，海内外史学家对它的认知也多有差异。我们必须超越长期以来两党对峙的政治架构，拨开烟雾，剥离由于敌意而涂附于历史的层层油彩，在百家争鸣中攻难切磋，才有可能揭示历史本相。
一 两党的思想、理论与策略分歧
中国近代社会的特点是“穷”“弱”“落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所以能进行合作，首先在于两党都渴望改变这种状态，拯救祖国，振兴中华，并且都不仅以一般的“政治革命”为满足，而要同时进行“社会革命”。孙中山声称：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好朋友，甚至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这应视为由衷之言，而不是基于一时的策略。但是，无可否认，两党的思想、理论也存在相当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后来发展为两党分裂的思想因素。
其一是对资本主义的态度。孙中山认为，资本公有、土地公有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中国的问题是“大贫”和“小贫”，资本主义还没有出世。这样，他就在力图预防资本主义祸害的同时，又为资本主义的发展留下余地。《实业计划》宣称，国家只经营对国计民生有重大意义的大工业，至于此外的事业，则不妨任由老百姓去经营，国家以法律保护并奖励之。20世纪20年代，苏联从军事共产主义改行新经济政策，这更加强了孙中山的一种认识，连苏联这样的国家都没有资格建设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更何况中国！当时，西方某些有识之士已经在探求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出现了若干为当年马克思所不曾见到的情况，例如工时缩短，工人的工资、福利有较大增长等。孙中山据此判断，资本主义还有强大的活力，从而对是否必须彻底消灭资本主义产生疑问。他说：“马克思研究社会问题，用功几十年，所知道的都是以往的事实。至于后来的事实，他一点都没有料到。所以他的信徒，要变更他的学说，再推到马克思社会主义的目的，根本上主张要推倒资本家。究竟资本家应该不应该推倒，还要后来详细研究才能更清楚。”
孙中山的战友廖仲恺、朱执信、胡汉民、戴季陶等都曾不同程度地受过西方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五四运动之后，蒋介石阅读过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和日本坊间出版的社会主义著作，也接受过日本具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作家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的影响，认为有进行“社会改革”的必要。从蒋介石早年的日记看，他对中国的地主和资本家均无好感，但是，他所设想的“社会改造”仍然限于“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改良和提高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水平。1923年11月，蒋介石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季诺维耶夫在报告中认为三民主义只是“革命初期的政治口号”，警告中国国民党“不应用中国资本家阶级的统治去取代外国帝国主义的统治”。这些话蒋介石听起来自然很不舒服，答辩说：“我们不是为资产阶级而进行革命工作的。”几天后，共产国际主席团作出决议，要求国民党人“不仅要消灭外国资本的残酷剥削，而且也要消灭本国资本的残酷剥削”，蒋介石在日记中批评其为“浮泛不切”。在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关系上，蒋介石早期的认识可以概括为四点：，三民主义范围广大，包括一切社会主义，所谓共产主义、集产主义，“都是三民主义之一部分”；第二，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同为革命主义，利害完全相同，但在方法和时期上“有分别”，可以“互相为用而不相悖”；第三，三民主义适用于现在，共产主义适用于将来。“民生主义到后一步，就是共产主义”；第四，中国人大多数属于小农阶级、小资产阶级，“使用共产主义口号将使他们加入反对派阵营”，因此，根据“现在的国情”，“无论如何只能够实行三民主义，不能实行共产主义”。基于上述认识，他一方面表示，“必能包括共产主义始为真正之三民主义”，同时又表示，“实行三民主义，则共产主义即在其中”。透过这些两面兼顾而表述并不很清楚的话语，可以发现，蒋介石推崇和强调的重点始终是三民主义。1925年9月，他发表演说称，“三民主义是我们中国革命的中心”，“的主义”。12月，在《为西山会议告同志书》中称，三民主义可以“垂之百世，推之世界”。次年1月，又发表演说称，三民主义是“救国救民的根本主义”，“苏俄同志，不但是不要我们施行共产主义，而且崇信三民主义”，“苏俄目下所行的政策，就是我们总理的三民主义”。“清党”时，他用以反共的理由就是这种三民主义“”说和“根本”说。和国民党人不同，中国共产党在对资本主义的态度上始终是坚决而明确的。中共认为，由于中国落后，资本主义在中国虽有进步意义，可以在适当时期适当范围内容许其发展，但是，资本主义是万恶之源，有朝一日，必须坚决、彻底地消灭资本主义、消灭剥削。在比较两党的革命目标后认为，国共两党的“纲领”大致相同，但是，共产党在“纲领”之外，还有“纲领”，而国民党则只有“纲领”没有纲领。所说的“纲领”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长远目标。共产党担心的是，“国民革命”之后，中国会出现一个资产阶级政权，向资本主义道路发展。1922年7月，中共“二大”决定和国民党建立“民主联合战线”时就提醒自己，这种联合只是“暂时”的，“民主派打倒封建以后，他们为自己阶级的利害计，必然要用他们从封建夺得（的）政权来压迫无产阶级”。因此，中共在参加“国民革命”的过程中，总是力图确保这一革命要向“共产革命”转化。
为了解决中国革命的前途与中国革命的现实两者之间的矛盾，国共两党都曾有人作过“两步走”的设想。中共“二大”提出：“我们无产阶级有自己阶级的利益，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和权利，还是不能完全解放。”因此，无产阶级还须“对付资产阶级，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步奋斗”。一年之后，蒋介石作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访问苏联，也在向苏方提交的备忘录中说：中国革命的阶段是实行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第二阶段才是宣传共产主义，实行“经济革命”“社会革命”。但是，两党对“步”所需时间的长短却大有差异。1927年3月，国民党的吴稚晖和共产党的陈独秀在上海有过一次谈话。吴稚晖认为，在中国实行共产需要200年以上时间，陈独秀认为，建成共产主义只需要20年，吴稚晖坚决表示不可能，声称即使建成了，也一定是“赝品”。他说，按照20年建成共产主义的说法，国民党的生命不是只有19年了吗？陈独秀的说法当然只是他个人的一时估计，未必经过深思熟虑，但急于消灭资本主义，急于建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却是中国共产党人长时期内的普遍愿望。
孙中山在进行“国民革命”时主张采取暴力形式，用武装斗争推翻旧政权，但是，在进行“社会革命”时，却坚决反对暴力。他说：“社会之所以有进化，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不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冲突。”因此，他重视“调和”的作用，主张调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种促成人类进化的“经济能力”。早年，孙中山曾经明确主张“不稼者不得有尺寸土”，但是，在设计“平均地权”理论时，孙中山却主张由地主自报地价，当地价提高时，原价为地主所有，增价则由国家征收，为全民造福。这一理论剥夺了地主阶级对土地的垄断，但是，也照顾到了地主对土地的所有权，是一个比较温和的改革方案。国民党“一大”前后，孙中山提出“耕者有其田”的方案，显示出他准备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但是，即使这一时期，孙中山所考虑的，也还是“和平解决”，即使农民得益，而又使地主“不受损失”的方案。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人继承了孙中山的“调和”思想，以全民利益的代表者自居。蒋介石明确声称：国民党是代表“各阶级利益的党”。1925年11月，蒋介石读《泰戈尔传》，赞许泰戈尔“以爱与快乐为宇宙活动之意义”，批评列宁“以权力与斗争为世界革命之手段”。后来，又进一步批评马克思“以恨人为其思想出发点”。显然，他也是阶级“调和”论者。
前期，蒋介石和共产党合作时虽然说过，“有了阶级便免不了争斗”，“共产党主张阶级斗争，国民党也不必反对它”，但是，他主张，这种斗争，“总以不妨碍国民革命为限”，而且要“在革命统一指挥的范围以内”，“使农工运动得收实益而又不破坏联合的战线”。到了“清党”之后，蒋介石就完全反对阶级斗争，宣称“要各个阶级合作，不是要一个阶级的专政”了。台湾时期，国民党人进行土地改革，兼顾地主与农民的利益，就是“调和”“合作”思想的体现。
共产党人高度重视“阶级斗争”，视“阶级斗争”为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中共“二大”宣布中共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1924年，陈独秀在广东演讲，明确宣称：共产主义者“立脚于阶级斗争的原则上面”，“每个步骤都必须用革命的方法，不能采用改良的方法”。自然，中共坚决反对“阶级调和”。“二大”宣称“资本家与工人中间没有相同的点，他们中间利益的冲突，是不能调和的”。1925年1月，中共“四大”批评国民党“在群众中有造成阶级调和观念之危险”，要求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的工作中，“对于各种运动，须努力保存阶级斗争的成分”。中共指示：即使“遇着那种民族主义的官吏、军阀、企业家”时，也应该“指导工人对他们进行决不让步地斗争，只能使他们让步以求工人的赞助，决不能使工人受他们的影响而灭杀自己阶级斗争的攻势；并且我们应当利用民族主义者对工人的联络，而得步进步地向资本进攻”。中共所提倡的这种“阶级斗争”不仅体现于以暴力夺取政权，而且体现于以疾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在社会和经济领域进行革命。的名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所指并非战争暴力，而是湖南农民对“土豪劣绅”的各种各样的斗争。
还在《民报》时期，孙中山等人就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提出“不平等条约”这一概念，可以说是孙中山等人的一项贡献。但是，在策略上，孙中山由于孤立无助，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能不尽量争取资本主义列强的援助。因此，《民报》六大主张中有一条，就是要求世界列国赞助中国之革新事业。武昌起义后，孙中山风尘仆仆，奔走于美、英、法诸国，目的是争取他们的经济援助和政治中立。只是在晚年，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共的影响下，才逐渐对列强强硬起来。国民党“二大”前后，国民党日渐左倾，反帝的态度愈益鲜明强烈，蒋介石也多次表态，要坚决“打倒帝国主义”，但北伐进行中，他逐渐倾向于“首先单独对付一国”，避免帝国主义组成联合战线，使中国“处处受敌”。1926年8月，他在长沙发表对外宣言称：“其有赞助吾国之国民革命者，皆以亲爱之友邦视之；其有妨害吾国之国民革命者，皆与四万万人民共弃之。”同年11月，蒋介石派邵力子出使共产国际，目的之一是争取共产国际赞成国民党对列强的态度：利用矛盾，区别对待。同一时期，国民党中央决定派戴季陶访日，目的即在于安抚日本，使之与中国友好相处，“冀其朝野贤达，知武力侵略乃自害害人，终归失败”。1927年初，汉口发生群众集体冲击英租界事件，汉口和九江租界相继收回，英、美、日担心上海租界的命运，协议增兵来华。此后，蒋介石多次向列强传递讯息，说明自己奉行的外交方针是：尊重历来的条约，不采取非常手段和直接行动加以废除，一定负责偿还外债，充分保护外国企业。他私下对他旧日的日本老师小室静透露，上海租界自应收回，但“若各国对于此合理的要求不予采纳，则更讲求他种手段”。
与国民党相反，中国共产党则始终主张坚决地不妥协地打倒帝国主义。1922年6月，中共“二大”明确提出，中国的反帝运动要并入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潮流，“迅速打倒共同的压迫者——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为此，中共批评国民党在列强面前表现软弱，“有亲近一派帝国主义的倾向”，“反对帝国主义的英国或美国，却与日本亲善，或反对帝国主义的日本，却与英美亲善”。陈独秀将这种情况称为“半国民运动”，是“不彻底的国民运动”。中共尤其激烈地批评国民党寄希望于列强援助中国革命，称之为“求救于敌”。
孙中山在长期争取世界列强援助中国无效后，转向苏联，确定联俄政策，但是，国民党内有一部分人始终怀疑苏俄援助中国革命的目的，不满意于苏联对蒙古的控制。蒋介石1923年访苏，要求在库仑建立军事基地，并自蒙古向北京进军，推翻直系政权。这一要求遭到苏俄的坚决拒绝。此后不久，蒋介石即在致廖仲恺函中尖锐地批评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对中国怀有祸心。蒋的这一态度被孙中山批评为“顾虑过甚”。此后，蒋一度高唱联俄，否认苏俄有侵略中国的意图，甚至表示：“对于俄国同志，只怕他对于世界革命不肯负责任，而不要怕他来揽权窃柄。”但是，蒋介石是一个要求“独立自主”的人，北伐开始后，蒋介石即逐渐表现出摆脱苏俄顾问控制的企图。1927年初，鲍罗廷在武汉一次宴会上借批评张静江为名，当众、当面批评蒋介石，使蒋感到“奇耻大辱”。“清党”时，他就公开喊出：“中国民族当有处分自己之权”，“东交民巷的太上政府断不能代之以鲍罗廷的太上政府”。
中共则在长时期内相信和依靠苏联。1922年，中共“二大”在《关于“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的议决案》中提出：“苏维埃俄罗斯是世界上个工人和农人的国家，是无产阶级的祖国，是劳苦群众的祖国，也是全世界工人和农人与世界帝国主义的国家对抗的壁垒。”《议决案》号召中国工人加入世界工人的联合战线，“保卫无产阶级的祖国”。在国家关系上，中共则要求“中俄亲善”，经济、政治合作。
“扶助农工”，这是两党一致同意的政策，分歧主要表现在对以农工为主体的群众运动的态度上。蒋介石在北伐开始时，即斩钉截铁地宣布：“在本党和政府之下，罢工就算是反革命的行动。”北伐进程中，在中共的领导或影响下，广东、湖南、湖北地区的工人运动风起云涌，有“三日一小罢，十日一大罢”之势。运动中，工人的社会地位、工资水平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也出现了若干“左”的倾向，例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到每日四小时以下”，以及捕捉店主，捆绑游街，等等。对此，蒋介石曾主张双方“调和”。他向商人呼吁：不要拒绝工人的“急迫的要求”，保证“本党与国民政府断乎不会蔑视商人”；又向工人呼吁：“急须受本党指挥”，“非但不该仇视商人，并且须在可能范围内急谋谅解”。但是，此后的工人运动并没有按蒋介石所允许的轨道发展，蒋介石对工人运动的不满和敌视日渐强烈。1927年3月，新编师党代表倪弼枪杀赣州工人领袖陈赞贤，左派要求严惩，而蒋则对倪持明显的袒护态度。
1924年孙中山于北上前夕，签署过一项命令，减少佃农田租百分之二十五。1926年7月，中共中央将之纳入《对于广东农民运动决议案》。同年10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中央及各省区联席会议，将之纳入《左派政纲》，成为两党一致同意的纲领。北伐军进入湖南后，减租减息斗争掀起。这时，社会尚无明显反对意见。不仅如此，由于湖南等地的农民、农会欢迎北伐军，积极为北伐军带路、担架、侦探，因此，国民党将领对农民运动颇有好感。蒋介石曾在日记中写道：“各村人民与农会有迎于十里之外者，殊甚可感。农民协会组织尤为发达，将来革命成功，当是湖南为有成绩。”关于“耕者有其田”，国民党人，包括蒋介石在内，理论上都是接受的。1926年8月，蒋介石曾从湖南前线致电在广州的张静江和谭延闿，要他们和鲍罗廷商量，在国民党中央设立土地制度委员会，研拟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分歧主要在于实行时机、办法、手段和对两湖农民以各种方式斗争土豪劣绅，自行插标分田的态度上。自1927年2月起，多次为湖南农民运动喊好，称颂农民完成了“四十年乃至数千年来未曾成就过的奇勋”。毛当然也看出了运动中存在“左稚之病”，如：有五十亩地，即为“土豪”，穿长衫，即为“劣绅”，以至提出“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口号，以及农民斗地主的手段“出于法律之外”，当时的乡村已“陷于无政府状态”，等等。但他认为，“矫枉必须过正”，这一切都是“革命斗争中所必取的手段”，“过分一点也是对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怎能不严厉一点”。蒋介石、汪精卫等人则与的态度完全不同，他们声称湖南农民运动是“无条理暴动”，视为对社会基础的“大破坏”。武汉国民党中央于1927年5月发布《保护公正绅耆训令》，指责农民“扰乱破坏公共秩序”，“无异于反革命，应由各地党部随时制裁”。一个赞誉为“奇勋”，一个愤而要“制裁”，两者的距离真是不可以道里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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