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208160293
作者着力探究帝国主义扩张的动机，扩张的多种形式，欧洲扩张的不同阶段，世界大战与欧洲扩张之间的关系，这本书的篇幅不算大，但信息量很大。
《帝国之道：欧洲扩张400年》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拉姆齐•缪尔初版于1917年的重要著作，20余年多次再版，本书根据1939年第六版译出。
全书以理性、平衡的视界描述了欧洲在全球的扩张过程，扩张过程的参与者英国、法国、荷兰、西班牙、葡萄牙、德国、俄国等列强的群雄逐鹿以及殖民地和宗主国的关系。其中，拉姆齐•缪尔着力探究帝国主义扩张的动机、扩张的多种形式、欧洲扩张的不同阶段以及*次世界大战与欧洲扩张之间的关系。
无论从认识欧洲扩张历史的学术意义而言，还是从理解当今世界格局、欧洲各国关系、大国博弈等的现实意义而言，《帝国之道：欧洲扩张400年》都具备较高的参考价值。
前言
第一章帝国主义的含义与扩张动机
第二章伊比利亚的霸业
第三章荷兰、法国和英国的对抗（1588—1763年）
一、 开拓阶段（1588—1660年）
二、 殖民政策系统推进时期（1660—1713年）
三、 法英冲突（1713—1763年）
第四章变革的时代（1763—1825年）
一、 美国独立战争
二、 加拿大和澳大利亚
三、 大英帝国在印度
四、 全新的大英帝国
第五章欧洲与欧洲以外的世界（1815—1878年）
一、 新兴法兰西帝国的诞生
二、 俄国的扩张
三、 打开中国和日本之门
四、 中美和南美
五、美国的发展
第六章大英帝国的变革（1815—1878年）
一、 大英帝国持续壮大的原因
二、 帝国的新理论
三、 南非摩擦
四、 印度的新原则
五、 殖民地自治的发展
六、 相依而存的帝国
七、 印度政府
第七章世界国家时代（1878—1900年）
一、 欧洲征服世界
二、 欧洲列国之争
三、 瓜分非洲
四、 其他地区的争霸
五、 新世界强国
六、 争端之源
第八章群雄环伺中的大英帝国（1878—1914年）
一、 帝国的成长
二、 英国挺进埃及
三、 南非和布尔战争
四、 帝国主义情绪的滋生
第九章步入劫难（1900—1914年）
一、 战争的深层次原因
二、 一战前夕的世界强国
三、 德国的野心
四、 势均力敌
五、 摩洛哥问题
六、 巴尔干问题
七、 避免战争的努力
第十章世界大战及其与欧洲扩张之间的关系
一、 谁为大战负责？
二、 大战的全球性
三、 战争对帝国的影响
四、 威胁欧洲霸权的反抗活动
五、 印度的反应
六、 战争带来的问题
第十一章战后
一、 新的世界秩序？
二、 伊斯兰世界的民族主义
三、 东方的激变
四、 印度的巨变
五、 战后的大英帝国
前言
本书的最后一章，原为第五版（1935年）增加的部分。在这一章里，我试图总结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国家与世界其他民族之间关系的变化。这种增写其实并不是必需的，没有人能保证这种类型的书籍始终跟上时代的发展。但是最近这些年发生的事件使得世界范围内非欧洲地区出现的问题实质更清楚地展现在我们眼前，因此某些相关观点在新版本里可能并不那么切合实际。
自从一战爆发以来，大部分欧洲以外的国家似乎很顺从地接受了西方的统治，尽管反抗的迹象时刻存在；欧洲各国似乎接受了大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政治权力分布。无论是古老文明的国家，还是原始或落后国家，都对西方大国强大的军事、科学和经济实力大为赞叹，同时对这些国家在道义和政治上发挥的领导作用和因此而受到的助益印象深刻。
一战带来了观念的革新。它似乎展现了西方文明中道德的沦丧，而战后的协议则反映了胜利者一直宣称的目标和他们实际在胜利中的谋求之间强烈的对比。在古老文明的土地上开始逐渐兴起反抗西方统治的运动，在中国、印度、阿拉伯世界，在土耳其、埃及、波斯，甚至在马来半岛都是如此。
这些反抗采取的形式深受西方世界负面特点的影响，充斥着越发强烈的仇外民族主义，追求物质上的自给自足，加剧世界经济体系的分离。对于文明的国家而言，西方世界一味的统治与剥削显然已经再也无法忍受了。这些国家有着古老文明，它们试着表达对臣服他者的厌恶之情，努力找回自尊，在它们和西方统治民族之间必须达成新的妥协，这是战后世界面临的首要问题。
第二大问题同样棘手。尽管各个战胜国表面上粉饰得相当成功，但是对战败国家进行瓜分的行径难以掩盖。它们将对落后国家的统治仅仅视为强权政治的问题。事实上，它们还垄断了热带地区的资源，而这些资源对现代工业的发展已然变得至关重要。
对于有着古老文明的国家而言，它们仍然需要西方的引领；而对原始落后的国家而言，这种需要就更强烈了。那么应该秉承什么样的态度来发挥引领作用呢？如果用强权政治的态度，一定会给为首的西方强权国家带来激烈的对抗和接二连三的战争，无论是经济上还是军事上都是如此。而这种对抗可能会阻碍落后国家的发展，因为伴随着苦难，它们会和有着古老文明的国家一样憎恨西方统治。
再者，如果落后国家的领土主权完全由管理它们的国家独霸，而这些国家将领土上的资源完全划归自己所用，那么西方很多其他国家就会发现自己无法与这些地区开展贸易，各个国家的贸易商和生产商之间的平等机会就得不到保障，这势必会带来仇视和战争威胁。
有没有途径回避这些难题呢？西方国家之间能否以某种方式联合起来，用委任统治的方式而非独占霸权的方式来实现对落后地区的统治呢？这是我们这个时代西方扩大对欧洲以外地区的统治提出的第二大难题。
这一时期，国际局势紧张，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威胁就足以让我们忧心忡忡，而涉及“殖民问题”主要是因为它影响着这种战争威胁。很多人认为可以通过将殖民地的绝对主权交给这些心怀不满的国家来安抚它们，他们主张当今的殖民地主权分配是不公平的，事实确实如此，尤其是仅仅从强权政治的观点来看待殖民地政府的问题。如此这般并非对待这一问题的正确方法。
这两个棘手的难题从一战后开始显现，一个是西方强国和民族主义盛行的古老文明地区之间关系的问题，另一个是西方强国和需要它们引领的落后民族之间关系的问题。这些问题本身就至关重要，而并不是因为它们对欧洲内部的抗衡产生了影响。
为了在西方国家和古老文明国家之间、西方国家和落后国家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西方各国之间的统一一致就显得非常重要了。正如为了防止战争的爆发，保障所有国家都能享有地球的丰富资源，西方国家需要共同行动一样。
基于相似的强烈认同，白里安和其他人士主张建立欧洲联邦，尽管并没有提出明确的组建方法；许多人支持克拉伦斯•斯特莱特先生提出的民主国家联邦的构想，即根据人口比例，由所有民主国家的人民来选举组成一个统一的议会，由议会来管理联邦。
如果想要顺利实现一直以来既定的伟大目标，那么设想某种程度的结盟，并由此开展有序的统一行动，似乎是必要的。但是整个世界，尤其是欧洲并没有准备好建立任何类似白里安或斯特莱特先生倡导的组织。如果要建立任何联邦组织，只能是德国人口中的“邦联”（Staatenbund），即不同国家的联盟，而非“联邦”（Bundesstaat），即联邦制的国家。
就其本质而言，这正是国际联盟努力的方向。但其创立者坚持国联不能限制或损害成员国的主权，这让整个构想成为一纸空文。对于那些不负责任的国家，理应控制或部分限制它们的主权，这正是当今局势提出的要求。除非这一国家间组织可以由其作为一个整体的意志自行作出决定，并由此限制任何一个成员国可能对别国的战争，否则和平毫无保障。除非它们利用关税战来对付他国并认为因此获得的权力不会无限膨胀，否则世界就永远无法享有可以达到的物质发展程度，而物质福祉恰恰是和平的最佳保证。此外，除非对待臣服国家的方式，无论是对待文明的还是落后的臣服国家的方式，都能在国际范围内受到某种程度的制约，否则就我们讨论的这些难题而言，想要找到公正理性的解决方案，希望渺茫。
国际联盟建立之时，设计者们似乎已经隐约看到这一问题，这一点在《协约托管条款》（the Mandatory Clauses of the Covenant）中得到了说明。这些条款区分了两种被委任统治的国家，一种是（因为历史问题）之前被认为可以实行自治的，还有一种是过于落后在可预见的任何时期无法实行自治的。
就第一种情况而言，受委任国必须让新臣民享有现代国家的制度，引导他们管理自身事务。当它们具备不再被托管的条件后，自然成为国联的成员。第二种情况中，受委任国必须保护被托管国家的各项权利，引导人民逐渐过上文明的生活，除了当地警方需要，严禁动用军事物资，同时保障所有国家的贸易商平等的贸易机会。
以上便是这两个问题的第一个大致解决方案。不幸的是，所有这些条款仅限于从德国和土耳其收回的领土，因此其有效范围受到了严重限制：现存的殖民国家不可能考虑将自己占有的领土也置于这一条款之下。再者，所有这些领土都由法国、英国和英属自治领统治。这些统治国没有指望可以邀请诸如瑞典等其他强国参与义务共担；在委托统治的托管制度下，它们也未曾想到德国的民主政府其实完全可以继续履行其之前所占殖民地的政府职能，这样的处置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轻德国一直以来耿耿于怀的怨愤，而这种忿其不公的情绪必将导致其民主制度的衰落。
简而言之，受委任的统治国原本手握重塑世界秩序的机会，却因强权政治而错失良机，反而加剧了世界领土和物质资源占有上的不公。
本书第三版（1921年）明确指出，唯一理想的制度，也就是能为和平奠定坚实基础的制度，是委任托管条款能够拓宽到所有非自治的领土，应该将现存殖民国家所有这种类型的殖民地纳入委托统治的范围之内。这一点我甚至早在第一版（1917年）中就已经坚决地提出过，虽然措辞可能较为宽泛。如果能够实现这一构想，那么西方各国家和前文提到的附庸关系就会以托管的形式成为文明世界的有机整体；同时，国际联盟的影响力和权威性就能得到扩大和加深。
不幸的是，受委任的统治国受到强权政治的影响，拒绝考虑这一提议。托管制度不仅没有提高国际联盟的影响力，实际上削弱了它的影响力，因为托管的施行使得国联被视作为霸权撑腰的工具。在某种程度上，国联确实被当作了延续凡尔赛不公正条约的手段；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心存不满的强国得以成功让自己的人民相信如果要一雪之前的冤屈就必须否定国联的合法性。
这就是战后的政治家们没能在西方国家和觉醒的古老文明以及落后国家之间建立维系关系的公正体制的根本原因。同时，这也是为什么战后曾经燃起热切希望的用以维护和平的体制会瓦解，也解释了整个自由体制为何会掀起强烈的反抗。责任就在战争结束时处于优势地位的那些大国，它们当时面临两个选择：其一，建立世界新秩序；其二，沿用将世界置于毁灭边缘的强权政治。它们嘴上承诺建立世界新秩序，实际却仍然受强权政治思想的掌控。
如果西方文明世界想要在可能的范围内建立稳定、永久和平和物质福祉，那么它就必须延续对欧洲以外的世界的领导，同时为建立未来的国际社会铺设道路。显然这就需要西方各国之间的有组织的合作，正如构建国际联盟时设想的那样。
然而，这个组织必须在一个根本问题上与国际联盟有所区别。它绝不应容忍其中的任何个体国家拥有永久的无限制主权。基于此，无论如何，它必须在初始阶段，摒弃将世界上所有国家都纳入其中的尝试。
要将所有国家都纳入其中，其中一个条件便是必须在某些方面接受对其主权的限制。首先，加入类似组织的国家必须放弃评断自身发展的权利和相应的发动战争的决定权；它们必须履行一旦受到攻击，彼此无条件提供防卫的义务。其次，它们应该放弃无底线操控他国贸易的权利，普遍施行开放的贸易政策，以便所有的国家都能在丰富的地球资源中获得平等的机会。再次，它们绝不能对臣服的国家行使绝对的主权，而应当就统治这些国家的原则达成一致的约束，无论是文明还是落后的国家。
所有这些条件都对主权存在明确限制。如果能被接受，那么就意味着所有接受这些条件的国家都是这个联盟的成员；但是这种结盟意味着联盟组织内的各个强国都受到明确限制——这是“邦联”，而非“联邦”。
除非能够建立相应的制度，否则西方文明的衰落就会和希腊文明一样不可避免。就希腊文明而言，先是雅典人，然后是斯巴达人、底比斯人，最后是亚历山大大帝的继承者们，无一例外都没有找到避免毁灭性战争的方法，因此阻碍了希腊文明在地中海世界的全面传播。
如今，有很多国家，主要是欧洲极权主义的国家，会反对限制其主权的构想。在这种情况下，这一方案就必须从那些愿意接受这些条件的国家开始，虽然成员国身份应该对所有准备好接受这些条件的国家开放。在当今的形势下，或许可以从那些已经加入“和平阵线”的国家开始。如果存在不愿意接受这些明确义务的国家（譬如，那些欧洲的中立国），那么它们可以构成一个外部小集团，在涉及世界政策的问题上可以考虑它们的意见，但在它们拒绝履行义务期间，它们的意见没有任何实质的决定权。
对于这种类型的组织，成员国身份的获得无须经过观点原则或“意识形态”考验：每个国家采取的政府形式或者社会制度必须由它们自己来决定。成员国身份唯一的衡量标准必须是：（1）认可为抵制侵略建立防卫的必要性，解决国际争端采用和平而非战争手段的重要性，以及为此接受明确的义务条款；（2）认可世界范围内的财富应为世界各个民族共有；此外，（3）认可所有的欧洲国家共担公正对待欧洲以外国家并引领它们逐渐直至完全进入文明世界的责任。
所有这些或许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即西方文明世界，中世纪被称为“基督教共同体”（the Respublica Christiana）的世界，是一个道德统一体，无论其中有着多么复杂的多样性，同时，其发展依靠的应该是和平和公正的制度；这个庞大组织的最高责任便是保证世界其他民族也能与之建立伙伴关系，而且不以牺牲它们自己独有的特色为代价。
就以上对这个问题的专门探讨，似乎已经与本书的主题，即欧洲殖民主义的命运相去甚远。但是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我们无法解决世界组织的这些难题，那么欧洲的世界领导地位就会前途堪忧。不受限的国家主权，无论涉及帝国世界还是其他国家，在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都会带来无尽的毁灭。
因此从这样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出发，有关西方国家和落后国家的关系，以及西方国家如何对待古老文明的国家渐盛的民族主义，我们还需要简要考虑一些细节问题。
如今，有关落后国家问题的解决办法比数年前简单，这主要有两个因素。
首先，欧洲对其中大部分地区的统治始于最近，因此，现存的殖民地划分尚不具有稳固的基础。1880年以前，英国、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在非洲海岸建立了不算大的殖民地，英法控制了太平洋上的一些岛屿，但直到1880—1900年这20年间，整个非洲以及太平洋群岛才被欧洲各强国占据。这种占据不是战争的结果，而是欧洲各国的大臣和部长们协定的结果，并由此在地图上画上了或多或少有些随意的分割线。因此，只要决心坚定，对这些边界进行重新界定绝非难事；在多数情况下，这些地区的国家还没来得及对它们的统治者强加的现行秩序产生共鸣。
第二个因素就是，自从战后的权力重新分配以来，所有落后地区如今都处于民主国家的统治之下，如果它们有意为之，完全可以通过内部协商创建一个更自由的新制度。完全不必等到极权国家改变态度或者放弃不切实际的目标。再者，在战争威胁下，民主国家的统治阶层从根本上改变了自己的观点。他们必将断然拒绝向极权国家交出领土，以防这些领土沦为侵略扩张的据点；但同时他们也意识到必须根据所有国家对热带资源的需求做出一定的让步。哈利法克斯勋爵经过深思熟虑，于1939年6月29日所做的重要声明中指出，英国政府无论如何都会考虑殖民地某种程度的国际化。这是朝着接受国际或联邦的解决方案迈出的一步。
这样的方案不能推迟至激进的极权国家都同意参与建构新的和平制度；因为还有很多其他国家一直深受帝国主义强国的绝对霸权迫害。只要这些领土的实际统治者们达成一致，就应该立即推行这种新制度。
创立这一新制度的第一步，应该是所有拥有殖民地的强国达成一致，遵守与其殖民地相关的国际联盟或其他国际机构的托管条例。这些托管条例应包括：（1）国际联盟的所有成员都应平等地享有与相关地区的贸易机会，受委任国家的公民不应享有任何贸易特权和特惠；（2）受委任国应该遵守所有国联可能做出的关乎殖民地本地民族福祉的条款；（3）除了当地警力必需，不应在殖民地臣民中招募军队。这些就是现存的托管体系中所规定的条款，而这些条款的制定正是建立在英国的殖民体系实践的基础之上。
而新制度远不应仅此而已。同时它还应该规定承包契约、煤炭开采和其他特许权对国联所有成员国的公民平等开放。最后，国联应该有权重新调整被托管领土的边界，和国联范围内的托管国变更。一直以来时而有人倡议所有殖民地应统一交由国联管理。但这个建议过于极端；如果现有的殖民地所有国希望保留其殖民地的全部或部分管理权，那么它们就更容易接受失去绝对主权这一现实；国际政府能否保证政策执行的持续性，能否加强政府的国家传统，这一点值得怀疑。
未来这种制度的建立有赖于伟大的民主强国，通过国际联盟或前文中提到的热爱和平的国家的邦联来实现。可以明确的是，这种制度提供的各种优势，如贸易自由，落后地区在普适政策制定上的话语权，分享托管领土管理权的可能性，只能由改组后的国联或邦联成员享有，同时它们应当履行全部义务。
古老文明地区的问题性质完全不同。它们需要的是根据现代社会发展需要而进行制度调整的自由，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所需的指导与帮助，以及保护其免受外部干涉的力量。类似的例子如日本对中国的所作所为。它们统统希望能够摆脱西方强国的统治，而在中国这种统治是通过治外法权和欧洲“租界”来实现的。
在国际联盟建立之初，其中的国家都被允许全面参与其间事务。或许应当要求它们都建立稳定的政府体系，愿意并能够承担正式成员国的义务，方可成为重组后的国联或其他替代邦联组织的成员。但是它们可以先成为合作成员，以获得对抗外部侵略的必要保护和援助，以及政治和经济重组方面的帮助。它们自然痛恨被托管在某个西方强国之下，但它们会欢迎国联作为一个整体给予的援助，正如其中几个国家那样，因为有了这些帮助，它们可以自我调整，发展壮大成为强国，做好成为正式成员国的准备。其中一些国家，譬如土耳其，已经基本达到了这一条件。
其中还有一些国家会是例外，譬如印度，它已经在完全自治政府的道路上走了很远，两个世纪以来，它的命运已经和英国完全联系在了一起，以至于在获得全面自治之前，任何制度上的改变都将是致命的灾难。因其巨大的面积和人口，以及民族、语言、宗教和文明程度空前的多样性，印度自治政府问题的棘手程度独一无二。因为和英国之间的联系，印度已经具备了获得自由的基本条件——政治统一、内部稳定、公正法律，而之前在它漫长的历史中这些都是空白。英国自愿放弃其主权，将其变为属国，就已经为它确立了自治政府的目标，唯一要考虑的是捍卫自由的各种要素。英国对印度复杂问题的考量超过了任何其他国家或邦联组织。这似乎明确展示了印度作为英联邦平等成员的未来，而英联邦或许正是未来世界邦联的核心。
英国在帝国主义发展中还面临着其他一些棘手的难题，譬如埃及。现在的埃及名义上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它清楚自己需要保护以免受侵略。而它的独立是由英国现存的联邦各国赋予的，它们保卫着苏伊士运河，保护着埃及领土上的欧洲人。重组的国联或者邦联或许可以承担保卫作为重要河道的苏伊士运河以及保护欧洲人的责任：这与单一国家的统治相比，可能引起的怨愤要少得多。无论是国联还是邦联的正式成员国或合作成员国身份，都能保证埃及的安全，同时不会让它心生从属之感。
但是现在我们并不需要详细地讨论细节。在当今的形势下，我们关心的不是制定未来世界的管理方案，而是描绘我们努力方向的概要蓝图。本书中提及的欧洲文明经过长期发展获得的世界范围内的支配地位对欧洲和世界来说都只能以毁灭而告终，除非它不再受到强权政治这根错误指挥棒的指挥。西方强国之间必须用合作来代替冲突，针对这些国家所占地区的各国家的领导权，应该本着托管而非统治的精神来处理。
只要西方国家保持完全国家主权这一准则，而其他国家如它们的臣民或被征服的民族也就此借鉴，那么以上的构想都是不可能的。国家主权原则是当代的理论，由16世纪的博丹首次清楚地阐明。从这以后，它就成了摧毁文明的各种冲突的根源。但在16世纪以前，西方文明倡导的是另一个更高层次的理想，即文明世界的团结。
罗马帝国是首先体现了这一理想的国家，驱动它的是哲学家的理想和建立霸主地位的野心。但是这种大一统的统治不能也并没有维持多久，因为它遏制了自由，这种统治无论是谁来施行，都必将导致同样的结果。在这之后，中世纪模糊不清而相互冲突的思想中也体现了人类团结的理想，但最终因为中世纪孕育的民族主义的国家和自治机构的兴起而作罢。这一切都使得国家主权的原则进一步得以加强，从而刺激了欧洲国家汹涌澎湃的野心，促使它们在对抗和冲突中实现了对整个世界的统治。
世界如今被纳入单一的政治体系和单一经济体系中，完全国家主权已经变得不合时宜。在不损害个体国家的发展活力的同时，它完全可以受到限制，而限制的方法只有一种，那就是建立某种形式的邦联，该邦联的目的有三个方面：第一，结束战争（战争也已然被历史淘汰）；第二，使得世界各国同时享有世界财富；第三，保证欧洲统治下的非欧洲国家得到公正的对待。
国际联盟是第一个认清这种需要的组织，也是第一个试图满足这种需要的组织。它的失败主要因为以下两个方面：一、它没有努力应对国家主权的问题，而是宣称不会侵害任何成员国的绝对主权；二、它试图一视同仁地对待所有的国家，而不是将成员国身份仅限于承诺履行相关责任的国家，尤其是准备放弃三个主要方面主权的国家。
只有通过某种形式的邦联——各个国家之间的邦联而非单一的巨型联邦，才能解决当今世界的诸多问题，保证和平繁荣的未来世界。但想要建立这样一个国家联合体，并维持其有效运转，就必须实事求是地从有着明确目的的邦联开始，其成员身份只能向满足下列条件的国家开放：能够保证履行邦联责任，并且团结一致，反对侵略；坚决放弃国际事务中自己单方决断的权利；能够与他国合作来面对经济困境；能保护需要保护的其他国家；能共同发挥引领世界落后国家的作用。
这样的邦联一旦建立，就应该欢迎所有接受这些强制义务的国家加入。联盟应该制定明确的制度，规定邦联的成员国在三个主要方面共同行使主权，除此之外，对它们的完全自主权没有任何干涉。
否认或者贬低类似方案的倡议者肯定会遇到的困难，是愚蠢的行为。他们需要极大的耐心；他们必须按部就班推进方案的实施；最近数年里笼罩整个世界的梦魇会降低他们任务的难度。还有其他方法阻止这种梦魇无休止地重复出现吗？除非处于领导地位的西方国家自己能放弃三个主要方面的绝对和完全国家主权，除非能找到共同行使主权的方法来实现这些目标，否则本书中总结的欧洲的扩张最终只能以衰落和毁灭而告终，不仅是欧洲的衰落和毁灭，而是整个文明世界的衰落和毁灭。这一点难道还不够一目了然？
拉姆齐•缪尔1939年7月
从航海家亨利的时代到*次世界大战的时代，不管是谁处理这段欧洲扩张的历史，都需要卓越的历史判断和抓住显著事实的才能（几乎是本能），以及不让事实成为先入为主之见的工具。在所有这些方面，本书都成功了。——《历史》（History）
总的来说，本书是一部极其出色的政治史著作，作者将观察、反思的才能与实际政治中长期的亲身体验结合在了一起。——《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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