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照片 第五十八辑

照片能更多地留住历史的真实，全赖于它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不容篡改的独立话语。令人遗憾的是，在叙述历史的时候，照片的独立话语常常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即使在一些大量使用照片的书籍里，它也不过是某种历史结论的旁证，或某个历史的概念的图解。《老照片》试图在这方面有所改变，把照片置于观照的中心，让照片自己来诉说。有时候，照片蕴含的话语、传播的意味，远不是几条简单的历史结论所能涵盖的，而历史却只有正视和倾听照片的话语，才能鲜活生动起来。

杭州“荣誉公民”司徒雷登
一位生于杭州的美国政治家的中国情结
1959年：与领袖一起读书
再说伍连德
一张历史照片的来历
1929年的井冈山
《大美画报》上的八路军新四军人物一向被以“共匪”称之的红军将领们，首度以正面形象在国统区面世
在大连公安战线的日子
我曾是“四清”工作队队员
“五反”时的照片
两个朝鲜姑娘
母亲保存的老照片
1947年：交大的护校斗争
关于“水牢”
一个杜撰的“水牢”提醒人们，历史曾经
怎样地被任由打扮
1952年：商州的儿童节大会
儿时趣事
我的小学记忆
我的初中时光
亲历“长征”
一张老剧照
第一次打工生涯
二哥的故事
我的母亲
表哥惹的大祸
郎静山镜头里的名人往事(一)
毁灭之城的回忆
吉林古渡口
成都老街的昔日景象
街头压恰恪的小贩
挥之不去的司徒雷登

杭州“荣誉公民”司徒雷登 沈建中
　　1946年7月，司徒雷登以马歇尔提名并经美国国务院任命为美国新任驻华大使，接替自1945年11月即已辞职的前任大使赫尔利。此前，他是北平燕京大学的校务长，在这个岗位上已经工作了二十七年。
　　司徒雷登是美国基督教南长老会传教士的后代。父亲约翰•林顿•斯图尔特（John Linton Stuart，中文姓名叫司徒尔、司徒约翰）与母亲玛丽•露易斯•霍顿（Mary Louise Horton）于1874年来中国杭州传教与兴学，1876年在杭州生下了他们的长子司徒雷登（英文名字是John Leighton Stuart，司徒雷登是他的中文名字），后又在此地生下了次子、三子、四子。
　　司徒雷登在杭州生活了十四年，从少年时代到做传教士，他都是在杭州度过的。他的乳母是一位杭州女性，因此“呀呀学语，即操杭音”。（刘廷芳、谢景升：《司徒雷登年谱》）成年以后，他甚至对杭州方言充满了一种偏爱心理，认为这种方言“具有其他方言所没有的轻快悦耳的音韵和丰富的表现力”。同时，他也喜爱杭州，认为它是“中国历史最悠久，风景最美丽的城市之一”。晚年的他，回忆起儿时在西湖坐彩船游湖、在北高峰避暑、在雷峰塔游玩等情景，仍是那样的津津乐道。
　　司徒雷登的父亲、母亲、大弟、三弟，死后均葬在西湖九里松外国传教士公墓。
　　上述种种，说明了司徒雷登与杭州存在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所以，他说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更多于是一个美国人”，是“籍贯浙江，生长杭州，祖墓在西湖”。
　　作为美利坚合众国驻中华民国的新任全权大使，司徒雷登上任后的主要工作是参与国共停战谈判。我们从《司徒雷登日记》（陈礼颂译，傅泾波校订，香港文史出版社1982年版）中可以看出他周旋于马歇尔、蒋介石、周恩来、宋子文、董必武、吴铁城、吴鼎昌、邵力子、张厉生、王炳南等国共人物之间的记录，用“马不停蹄”来形容，似不为过。
　　忙里偷闲，1946年10月18日至20日，司徒雷登应杭州市市长周象贤的邀请，回到阔别多年的第二故乡参访。
　　故乡的省市政府及民众对司徒雷登的到来表示了热忱的欢迎，新成立的杭州市路名审定委员会还审议决定将司徒雷登出生地所在的耶稣堂弄易名为司徒街。
　　10月18日上午，在杭州笕桥机场，浙江省政府主席沈鸿烈、省政府秘书长雷法章、杭州市市长周象贤以及设于笕桥的中央空军军官学校校长胡伟克等军政官员与二百多位各界代表一同前往接机。沈鸿烈（1882-1986），字成章，湖北天门人。早年由湖广总督张之洞保荐赴日本学习海军，在留学期间加入了中国同盟会。民国成立后，在张作霖手下担任东北舰队司令，为东北海军的创始人。
　　国民政府时期，主持山东青岛市政，政绩颇著，青岛第一代城市框架就是他在任时搭建的。其中尤以对崂山山区道路及学校建设有重要贡献，颇受市民称赞，市民为之建斐然亭，立斐然碑，由浙江奉化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首任华人总干事王正廷撰写碑文。1946年3月，以南开大学创办人张伯苓之举荐，来杭州担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继黄绍蛇）。时任浙江省政府民政厅厅长的浙人阮毅成论沈氏：“生活俭朴，操守廉洁，用人必信，不耻下问，到任甫及半载，即已足迹遍全省。”著有《收回东北航权始末记》、《浙政两年》等。周象贤（1890—1961），字企虞，浙江定海人，生于上海，为基督教徒。能饮酒、擅猜拳，是西湖楼外楼菜馆的常客。他肄业于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前身）中学部，旋考取清华学堂第二批留美学生，与赵元任、胡适、竺可桢等同期赴美（与宋子文、宋美龄兄妹亦是留美的同学，一说与宋家尚有亲戚关系），就读麻省理工学院及加州大学，学的专业是水力及卫生工程。回国以后，他曾三任杭州市市长，前后达二十年左右，历经张静江、鲁涤平、黄绍站、朱家骅、沈鸿烈、陈仪六任省政府主席。这在历任杭州市市长之中，可谓是独一无二。前两任任期，周象贤在市政建设上有贡献：将白、苏二堤和湖滨至灵隐路改建为柏油马路，将里西湖至岳坟的公路延长到龙井，将涌金门至清波门路延长到万松岭至江干，开拓岳坟至灵隐马路林荫道，补筑东浣纱路。浙江省档案馆内藏有其所撰写的《半年来之杭州市政》。其间，办理杭州市自来水工程，举办西湖博览会及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均不遗余力。第三任从抗战胜利后开始，首要之务是做了清除垃圾的工作，也就是所谓的“替西子除不洁”；其次是成立民意机构市参议会，遣返日侨，收回大塔儿头（石函路）日本领事馆，改作外宾招待所（今浙江省旅游局所在地），完成西湖环湖马路及杭州环城马路的建设，等等。
　　雷法章（1902-l988），湖北汉川人。时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兼杭州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会长。他自幼在武昌教会学校工读，受洗为基督徒。武昌文华大学毕业后，北上天津，受张伯苓赏识，邀任南开学校训导主任，兼教英文。1932年，沈鸿烈至天津访张伯苓，遂看中这位湖北老乡，乃经张伯苓首肯，揽其出任青岛市教育局局长，在任有政绩。以后，一直跟随沈鸿烈。雷法章在1945年10日以国民政府内政部（部长张厉生）政务次长的身份，派赴外蒙古库伦（今乌兰巴托）观察外蒙古就所谓“独立”问题举行的公民投票。在斯大林的坚持下，外蒙古终从中国的版图上分离出去。雷法章亲历其境，他晚年曾在台北《中外杂志》上发表了回忆录《故国河山话外蒙一一民国三十四年库伦视察记》，对这段史实的来龙去脉作了交代。
　　胡伟克（1910-1973），江西萍乡人。为生于英国伦敦的中英混AJL，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风度翩翩。黄埔军校第六期炮科毕业后，续人中央航空学校第一期。毕业后留学英国皇家空军研究院，研习航空教育。1946年8月到杭州笕桥主持中央空军军官学校校政。他的教育宗旨是：“严肃时绝对严肃，活泼时绝对活泼。”与
周至柔、刘牧群并称为“空军三杰”。1949年后，胡伟克到了台湾，一度成了蒋经国的股肱（时蒋经国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胡为副主任），又任小蒋系的“国防部”政工干部学校校长，以空军中将衔退役。
　　航校大门前的一条英文标语Welcome the Peace Laver Dr J.L. Stuart（欢迎和平使者司徒雷登博士）似乎说明了人们对司徒雷登作为美国驻华大使对调停国共关系所起作用的期待。
　　10月18日下午，司徒雷登首先来到了西湖九里松，为他父母及早卒的弟弟扫墓。
　　1889年，司徒雷登年仅七岁的幼弟罗伯特早卒，葬于西湖九里松外国传教士公墓，是为家族葬于西湖之滨的第一人。
　　1909年，司徒雷登的大弟戴维狩猎时因猎枪走火，卒于苏州，归葬西湖九里松外国传教士墓园。
　　1913年，司徒雷登的父亲司徒尔牧师在杭州去世。司徒雷登由南京回杭州理丧，葬父于西湖九里松大弟戴维墓侧。
　　1925年，司徒雷登的母亲去世于北京，时任北京燕京大学校长的司徒雷登扶母柩经天津海路至上海转杭州，葬母于西湖九里松父亲墓旁。
　　在墓地，司徒雷登表情严肃，徘徊在亲人的墓周，流传至今的一张照片记录了那一刻：司徒雷登注视着花圈上的文字，若有所思。从照片上看，双亲的墓穴因年代久远，已呈陷落之状。
　　杭州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与司徒雷登有着密切的关系，青年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s）是基督教性质的社会服务团体，l844年创始于英国，1851年传到美国。司徒雷登年轻时曾在美国担任汉普顿-悉尼学院的青年会会长。
　　杭州青年会是1914年成立的，筹备期间，青年会得到老司徒牧师的热心帮助，首任总干事为司徒尔的忘年之交、美国人鲍乃德（Eugene Epperson Barnett）。青年会的钟楼当时是杭州的标志建筑。
　　抗战期间，杭州青年会会所被占，被迫停止活动。战后，经各方努力，于1946年7月收回会所。会长由雷法章兼，总干事为王揆生。王系燕京大学毕业生，而且其时他就居住在司徒雷登出生的杭州耶稣堂弄故居内，学生立即致电老师，请莅杭参加青年会的复会典礼，司徒雷登愉快地答应了。
　　于是，1946年10月19日下午，在杭州青年会复会的典礼上，就出现了杭州历史上的这样一幕：司徒雷登被授予了“杭州市荣誉公民”的称号，得到了一件荣誉公民证书，一具金钥匙。这件荣誉公民证书装在一个咖啡色的木盒内，其内容为：“兹由杭州市参议会公推司徒雷登先生为杭州市荣誉公民，此证。”下方由杭州市市长周象贤和杭州市参议会议长张衡具名，钤“周象贤印”和“张衡”印，加盖正方形“杭州市政府印”和长方形“浙江省杭州市参议会关防”印。日期为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月十九日。
　　金钥匙表示“杭州之门，将由此钥而启”之意，正面用中文镌刻“杭州市钥”四字，背景是西湖三潭印月的图案，背面镌刻中文“杭州市荣誉公民司徒雷登先生”和“市长周象贤赠。，下方镌“民国三十五年十月十九日”。
　　抗战胜利以后，国民政府开展了“行宪”的热潮，杭州市在1946年元月成立了民意机构市临时参议会，同年4月，临时参议会结束，民选的市参议会正式成立，议员共四十三人，议长是毕业于私立浙江法政专科学校并执律师业的杭州人张衡。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留美出身的杭州市长周象贤以司徒雷登出生在杭州，父母是在杭州的传教士，死后葬于西湖，目前又是“和平使者”为由，向杭州市参议会推荐授予司徒雷登为杭州市“荣誉公民”。
　　荣誉公民的授予形式来自西方，即国家或城市对某些外来卓著人士的褒奖，一般来说，“荣誉公民”的授予主体是国家，而城市所授予的称号应是“荣誉市民”。而周象贤和杭州市参议会议决定授予司徒雷登为杭州市的“荣誉公民”似更具法律概念。可能也是该市在尝试进行“公民社会”教育的一种实践。
　　司徒雷登在会场用中文发表了即席演讲，他说，先父母本着基督爱人的精神，从美国来到杭州传教，最后葬于西子湖滨。而他本人生于杭州，杭州是他的故乡，“我爱中国，不亚于中国人。中国要完整，必须统一；要强大，必须建国；要统一建国，必须民主”。
　　司徒雷登是国民党执政时期杭州市授予的第一位荣誉公民，对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后的1947年和1948年，杭州市又先后授予与杭州有缘的白崇禧（时任国防部长）、李宗仁（时任副总统）、黄绍蛇（时任立法委员）、张群（时任总统府资政）四位国人为杭州市荣誉市民。
　　别了，司徒雷登。从此，司徒雷登再也没有机会来到杭州。1962年9月19日，他卒于美国首都华盛顿。
　　欢迎，司徒雷登。2007年12月3日，在杭州司徒雷登故居（已辟为纪念馆对外开放）前，举行了“司徒雷登遗物捐赠仪式”，已故司徒雷登私人秘书傅泾波的子女们，在现场向故居捐赠了当年司徒雷登获得的杭州市荣誉公民证书，而一年多前的2006年11月9日，那把金钥匙也已“落户”于杭州故居。
　　一个“别了”，一个“欢迎”，前者来自毛泽东的那篇著名文章，后者则是捐赠仪式次日媒体报道时的标题。它折射出了现代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
　　1959年：与领袖一起读书　曾自
　　我保存着一张当年毛泽东和读书小组成员在杭州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的照片。这个读书小组里有我的父亲田家英。新近，我的朋友、《老照片》编辑张杰来京，在家里看到这张照片，他要我把与照片相关的往事讲一讲。
　　1990年代，我母亲董边多次探望过胡绳同志，胡老同我母亲讲述他所知道的与我父亲相关的历史，其中也谈到他亲身经历的这次和毛泽东一起的读书生活。
　　从1959年12月10日到1960年2月9日，毛泽东组织了一个五人读书小组，逐章逐节、边读边议地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个小组先杭州后上海又广州，读书历时整整两个月。
　　那么，1959年冬毛泽东为什么要搞这次读书活动呢？
　　这要追溯到1958年。那一年，中国进入多事之秋。一度意气风发的“大跃进”，很快难以为继，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受到破坏，废弃的小高炉随处可见，大炼钢铁失去了往日的热火朝天。作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充满希望的尝试——人民公社化运动，也因搞一平二调，损伤了劳动群众的积极性，公共食堂，炊烟散尽。
　　毛泽东很快察觉出弊端。1958年11月，中央在郑州召开会议，开始纠正工作中出现的“左”的思潮。就在这次会上，毛泽东给中央、省、地、县的领导同志一信，建议大家认真阅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首先解决思想认识问题。他在信中说：“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信中还说：“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就是如此。他们在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临到目前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了。”
　　毛泽东建议读这两本书的同时，还说：“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随后，在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上，他一再重申了这一要求。1959年庙山会议前期，毛泽东拟定的会议讨论的十九个问题，头一个问额“读书”，就是指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
　　胡老回忆说：可以看出，毛主席要求大家读书，是因为当时在“大跃进”中出现了许多问题，他在考虑这些问题，想解决这些问题，急于要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看一看苏联的经验。
　　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央各部门党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由第一书记挂帅，纷纷组织了读书小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也先后组织了自己的读书小组。
　　毛泽东的读书小组，有陈伯达、胡绳、邓力群和我的父亲田家英参加。陈伯达和田家英当时是毛泽东的秘书；胡绳当时是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红旗》杂志副主编；邓力群当时是《红旗》杂志常务编委。四个人都是党内的秀才。
　　谈到这，我母亲和胡老回顾起在这次读书活动之前刚刚开过的庐山会议。母亲说：会议前期，家英、乔木、陈伯达、吴冷西等人因起草《会议纪要》时议论了许多“大跃进”出现问题的要害所在，话说得很尖锐，又因彭德怀上书后他们同情支持了彭德怀，会议后期，被主席批评为“动摇派”，划进“离右派只有三十里远”的人里去了。当时他们几个压力很大，尤其是乔木和陈伯达。家英除了压力还有激愤，认为会议从纠“左”转舵批右，是李井泉、柯庆施等几个思想“极左”的人在主席那捣的乱。最终还是主席出面，对秀才们下了免战牌，保护和原谅了他们。但经过这次庐山会议，政治的复杂性和阴暗面，使家英内心蒙上了深深的阴影。他和我说，搞政治太危险了，他为自己的力不从心感到悲哀，为全党失去了一次纠“左”的机会感到失望。“一饭膏梁颇不薄，惭愧万家百姓心”。就是他当时心情的写照。但就在这年年底，主席又叫家英参加读书活动了，他是高兴和兴奋的，感到主席还是信任他的，又可以发挥作用干些事情了。
　　胡老说，毛主席在庐山会议时就说过“秀才是我们的人”的话。杭州读书，主席又找了家英和陈伯达，更说明主席原谅了他们。乔木同志庐山会议之后因病休养了，不然他一定会参加这次读书的。
　　顺便说一下，毛主席在1958年11月9日信中提到的“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恐怕指的就是陈伯达，因为陈伯达在1958年“大跃进”中主张废止商品流通，人民公社全部立即废止集体所有制，实行全民所有制，遭到毛主席严厉的批评。但这时候，主席还是把他找来一起读书了。
　　那次毛主席住在杭州汪庄別墅，每天下午乘车去南屏参加读书会。读书活动大部分都是在杭州南屏的丁家山。丁家山是一很小的山，山上有屋数间，据说康有为曾经住过。毛主席好像颇喜欢在此处盘桓，很喜欢丁家山的房子，有时候就在那读。有时候在山上大家看他稍微休息一下，坐一坐就下山，到游泳池读。读书一般都是从下午4点钟读到8点多钟，8点半吃饭。吃饭大都在游泳池，主席准备了简单的晚饭，和大家一起吃。只有l2月30日，下午6点钟起，读到l0点钟，读了四个钟头，共读了二十页，是读得最多的一天。
　　12月26日是主席的生日，读书会没有因此停止，下午照旧。这天晚饭不是平日简单的饭了，浙江省委江华书记特意为主席准备了两桌菜。那天吃饭的除四个秀才外，还有主席的秘书林克、江华和夫人吴仲廉。晚宴将开始时，毛主席拿出新近写的两首诗，诗已印成小册子，分别赠给大家作纪念。
　　两首诗是：
　　七律《读报》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托洛茨基到远东，不和不战逞英雄。
　　列宁竟撇头颅后，叶督该拘大鹫峰。
　　敢向邻居试螳臂，只缘自己是狂蜂。
　　人人尽说西方好，独惜神州出蠢虫。
　　七律《改鲁迅诗》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曾惊秋肃临天下，竟遣春温上舌端。
　　尘海苍茫沉百感，金风萧瑟走高官．
　　喜攀飞翼通身暖，苦坠空云半截寒。
　　悚听自吹皆圣绩，起看敌焰正阑干。
　　附鲁迅诗
　　亥年残秋偶作
　　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
　　尘海苍茫沉百感，金风萧瑟走千官。
　　老妇人泽菰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
　　悚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
　　这里说明一下，毛泽东1959年11月至12月写了四首“读报诗”，都是七律，属近体诗，内容都是批判修正主义的。几首“读报诗”均没有公开发表。毛泽东是诗人，面对中苏论战和国际上的分歧，借诗言志，读报后随兴偶成，并不是都愿意发表或都真正把它当诗来写的。
　　生日晚宴的饭肴不很丰盛，但味道精美．席间，主席不时地站起来请大家吃东西，喝酒，讲笑话，说天南海北的故事。当大家给主席敬酒时，他总是举着酒杯亲切地说：“谢谢，谢谢！祝大家身体健康。”这真是一次愉快的晚宴。
　　那么读书小组是怎样读书的呢。
　　胡老回忆说，我们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采用了主席提议的“三人五人为一组，逐章逐节加以讨论”的办法，大家边读边议，逐章逐节地学习讨论。那时真是一章一节地读，大家坐在一起，由一个人读原书，一般是由田家英读，有时也由我来读。读一段，大家就议论一下，主要是毛主席发议论，但是他要求大家都要讲讲话。一般读得不多，每天大概读十几页。
　　读书时，秀才们当然都很愿意听主席发表意见，而且都很愿意想法记下来。但是大家也知道，毛主席在跟人谈话时，非常不高兴人家当面记他的话。胡老说，如果我们几个人在一起，他谈话，大家都埋头记，那非给他骂不可。有一次就是这样，主席看我们在记，说怎么你们都不跟我谈话，都在记我的讲话。于是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邓力群坐在边上一个人记，我们大家读，当然主要是毛主席讲，有时我们也插点话。当时没有录音设备，毛主席讲了很多，也不可能全部记下来。后来留下来的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要点，就是根据邓力群当时的记录整理出来的。
　　1960年1月初，读书小组的人都随毛主席到上海去了，因为要开上海会议。在上海主席就住在火车上。大家都在火车上，读过一两次，因为开会就没再读。最后几十页是在广州读完的。
　　我母亲告诉胡老，她看到中央文献研究室办的刊物《党的文献》将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连载了六期，有五万字之多。谈话所及，有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有关于民主革命，有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流通、积累和消费问题，有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还有对一些历史人物和著作的评价，方方面面，内容丰富。但因都是主席在读书时的插话，毕竟不系统。胡老作为这次读书活动的亲历者，现在看，毛泽东当年是怎样看待苏联这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那次读书活动给人留下最深的印象又是什么呢？
　　胡老感慨地说，“大跃进”的挫折使毛主席忧心忡忡啊。他深感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和社会主义发展规律认识不足。当时我们是把这本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看作是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的总结。建设社会主义收到一定成绩的当时只有苏联一个国家，所以十分重视他们的经验。但给我们参加读书会的同志印象很深的是，主席对待苏联的经验，采取了分析研究的态度。
　　毛主席一开始就说，“我们要破除各种各样的迷信，其中包括对苏联经验的迷信。”读书时，常常听主席讲，苏联运点是对的，这点不大对，这点是错误的。
　　毛主席特别注意根据中国的情况、中国的实践，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来读书。1958年的“大跃进”，可以说是我们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个初步的试验。主席一边读书，一边不断地考虑研究已经得到的经验，思索一些问题。现在来看，当时他提出的许多问题有不少是正确的。比如要重视农业，重视轻工业。
　　他说，苏联不重视农业，所以农业没搞好；苏联的轻工业、消费品工业没搞好，这是很大的缺点，是不对的。这些意见显然是正确的。他还认为，社会主义还有商品交换，不应该也不可能废除商品交换，还应该重视价值规律。这些意见现在看来也是完全正确的。
　　当然，我们现在不能把毛主席当时的意见看作是已作出的最后的结论，只能说是他根据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进行的一种思考，是他在进行探索过程中的思想的浪花。
　　跟随主席读书，给人印象深的还有一点，就是他反复强调：“只看见胜利，没有看见失败，要认识规律是不行的”，是不大可能的。他反复强调：“认识规律，必须经过实践。取得成绩，发生问题，遇到失败，在这样的过程中，才能使认识逐步推进。”“必须经过胜利和失败的比较，……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认识合乎规律。”这大概是“大跃进”的挫折和庐山会议之后给毛泽东带来的沉痛和反思吧。
　　读书中，毛主席还谈了许多涉及哲学领域的话题。记得家英读到哲学部分，主席说：“哲学是为政治服务的，无产阶级哲学的发展是这样，资产阶级哲学的发展也是这样。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还说：“意识是实际的反映，又对实际起反作用。”“任何东西都不能看成永恒的。”
　　有关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的相关记忆完成了，可以给老友交账了。然而，望着眼前的这张老照片，我的心绪却久久不能释然。时光流逝，照片上的人们大都已先后离去了，那里有我亲爱的父亲，有我们年轻的那个年代人们信仰崇拜的领袖，有我小的时候叫伯伯的几位熟悉的面孔。
　　斗转星移。新的世纪，揭开了新的一页。
　　当年人们的许多做法，今天来看似乎有些不太现实，亦或受到许多局限。但我还是想说，曾经在那个年代，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敢于挑战苦难，敢于打破迷信，敢于承担责任，为了寻找中国的富强之路，不屈不挠地苦苦求索，他们的精神，永远是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