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百年祭（五四运动的另一面）（论衡系列）

2019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可“五四”究竟是一场什么样的运动？如果“反传统”与“西化”是“五四”的基调，那么，它可以说是一场与父辈分道扬镳、公开决裂的“新青年”运动。而在提倡“新文化”的另一面，传统的“旧文化”真的被打倒了吗？章太炎、梁启超……这些在晚清激烈“反传统”的斗士，又为何在“新文化运动”中倡导“旧文化”？ 

2019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除了学生爱国运动，更以“新文化运动”揭开了现代中国思想变革的序幕。在五四百年之际，重新思考新文化运动以及同一时期“旧文化”的跌宕起伏，便成为我们重建当前思想文化认同的重要资源。本书以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了中国传统学术在新文化运动冲击下的际遇，揭示了所谓“旧文化”暨传统经学在近代的转折过程，呈现出不同于西式“新文化”叙事的另一种声音，揭示了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的若干面相和传统士人的精神传统，为传统文化如何焕发生机提供了深刻的思考。

邓秉元，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著有《王学与晚明的师道复兴运动》《周易义疏》《孟子章句讲疏》，主编《新经学》。

新文化运动百年祭——兼论周予同与20世纪的经学史研究 / 1章太炎与近代经学一瞥 / 95唐文治与经学在近代的回潮 / 113梁启超的修身三书 / 139纪念马一浮先生 / 159潘雨廷《诗说》漫谈 / 177
王安石与北宋时期的政治共识 / 187王阳明与他的时代 / 207

序言2015年初，由于承乏为复旦校庆编辑周予同先生文集之便，重新阅读了清末民初不少相关史事。适值《新青年》创刊100周年，遂撰写了《新文化运动百年祭》一文，作为该书导言。哪知竟然一发不可收，接下来的两三年内，因为书评、演讲等各种机缘，陆陆续续写就六七篇评论文字。文章长短不一，但大体以人物为重心，关注的话题也颇有衔接之处。首先是晚清以来传统学术转型的若干面相，其次是宋元明清以来士大夫的精神传统，再次则是传统社会后期政治结构的变迁。由于所涉及的人事只是吉光片羽，即便有整体性关怀，也只能作为一个大而化之的叙述背景，供历史评论作蜻蜓点水之用。在某种意义上，20世纪的许多变化，尽管在形式上因为西方文明大量涌入，而表现出与元明时代迥然相异的面貌，但在精神结构方面依然是一脉相承。作为个体，每个人似乎都可以选择自己的立场，但作为历史观察，我们却不得不在既定的情境下，去努力辨析时势的各种变化。人类自有历史意识，便应该有了史论吧。《尚书》已经包含不少对过往时代的评论。《左传》的“君子曰”，百家诸子的杂议，正史野史的论赞，汉晋以下的文章，都是历代史论的渊薮所在。有些或许只是对历史事件的兴趣，有些则涉及大势的总结，有些则毋宁说只是为了表达对现状的理解。所以史论中既有传统的政治理论，也不乏历史哲学，有的甚至如陈守实先生所言，“史论即政论”了。历史就像一个万花筒，而史论便是在对历史观象。到底所观之象如何，还要看观象者自身的视野所及。当然，对历史发言固然容易，发人深省的史论其实却绝少。“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或许只是告诉后人，昔时昔地，曾有昔人，发此一段闲议论而已。晚清以来的中国，时势变化常常匪夷所思，出人意表，似乎总在分水岭处打转，但格局却与晚明清初并无根本不同。闲议论又有何用呢？只不过历史家与哲人的意义，总是如太史公所言，“述往事，思来者”，让人类对自己的生存处境有所晓然。文字既已问世，便拟置诸天壤。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张钰翰副编审的好意，愿意把几篇小文都为一集，惠予出版。考虑到今年特殊而又平常的意义，以及这几篇文字的前后背景，于是直接以《新文化运动百年祭》为题。书中倘有任何不当之处，敬祈读者方家指正。是为序。
邓秉元2019年2月16日于沪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