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030416889
编辑推荐
《齐鲁文物（第3辑）》适合文物考古、博物馆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参考研究
内容简介
《齐得文物.第3辑》是山东博物馆主编的具有齐鲁地域特色的文博专业学术文集，研究内容涵盖历史与文物、宣传教育、文物保护、展览陈列等博物馆学及古生物学领域，共收录文章37篇，其中“宣传教育”为山东博物馆宜教会议成果，另外，“汉画研究”和“佛教艺术与考古”为2011年度佛教造像学术研讨会、2012年度汉砷学术研时会提交的部分论文；其他兼顾博物馆学其他领域，其中既有古生物学研究，也有文物保护的科研成果，尤其是信息化方面，为博物馆数字化进行了探索。
目 录
历史与文物
济南地区北辛一大汶口文化浅析 王秀伟何德亮(1)
王权与族权的博弈——以商周时期宫殿宗庙建筑为中心 李栋（10)
从馆藏洛庄汉墓青铜器看西汉初年山东诸侯王国与地方经济 布明虎（24)
北宋李祈墓志及相关问题初考 赵金（32)
山东梁山明代木船出土韩瓶功用之探析 汤铭（39)
山东昌邑明代邢妻孙氏墓志铭考 刘洪波(47)
《槎河山庄图》考证及私塾别墅对朝政影响的探析 鲍艳囡（52 )
山东章丘清代木刻印刷雕板的整理 曲世广李芳宁述鹏（71)
王献唐与聊城海源阁遗物 徐战（104)
探析胶东抗战报刊《群力报》 李娉李林翰（115)
宣传教育
论我国博物馆教育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热点 丁福利(129)
试论博物馆如何有效开展中小学生国学教育 林声哲吴镝(135)
浅议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品牌 高震(142)
高校博物馆志愿者队伍建设与大学生素质教育 钱益汇袁广阔史明文(147)
开拓创新和谐发展——新形势下博物馆讲解的管理模式与观众服务 王平(154)
通史类展览讲解工作的新探索——以“山东历史文化展”为例 蒋彬(159)
博物馆观众留言量化研究——以山东博物馆为例 席丽(164)
麵馆展策略与实臟索以“斯文在兹——孔府旧藏服饰特展”为例 练洁(173)
汉画研究
汉代辟邪驱疫画像探讨 黄剑华(183)
四川新津出土汉画像研究综述 颜斌（207)
嘉祥安国祠堂题记识读 张广存(221)
试论胶东地区汉代墓葬形制 闫勇许盟刚刁鹏阎虹（232)
山东邹城汉代石椁画像墓初探 郑建芳(250)
山东济阳县杨栏口村汉画石像墓 熊建平(255 )
山东东平石马汉画像石墓 杨浩（262)
山东青州邵庄镇猫山工业园工地发现一座汉代石椁墓 李宝垒（268 )
佛教艺术与考古
济宁市博物馆藏五尊佛教造像 胡冰李梦（274)
徂徕山光化寺及其周围的佛教遗存 毕玉梅马建飞梁青（278)
唐宋罗汉造像世俗相原因探析 胡秋莉(286)
X才深化中国佛教人文考古观的初步思考 李明（295 )
浅议中国画线描在考古绘图中的运用 朱华（302)
自然生物
安徽巢湖二叠系一种似海胆化石的泥质结核成因及其地质意义 刘立群孙强李守军姜星（309)
长江口大型底栖动物次级生产力的研究 刘勇（313 )
文物保护
垦利县博物馆馆藏书画修复及相关问题探讨 张兴（325 )
青铜器锈蚀调查分析及其保护研究 崔丽娟(331)
信息化
数字博物馆与信息化服务研究 卢民（340)
陈列展览
“玉润东方——大汶口一龙山.良渚玉器文化展”策展札记 周浩然(347)
济南地区北辛一大汶口文化浅析 王秀伟何德亮(1)
王权与族权的博弈——以商周时期宫殿宗庙建筑为中心 李栋（10)
从馆藏洛庄汉墓青铜器看西汉初年山东诸侯王国与地方经济 布明虎（24)
北宋李祈墓志及相关问题初考 赵金（32)
山东梁山明代木船出土韩瓶功用之探析 汤铭（39)
山东昌邑明代邢妻孙氏墓志铭考 刘洪波(47)
《槎河山庄图》考证及私塾别墅对朝政影响的探析 鲍艳囡（52 )
山东章丘清代木刻印刷雕板的整理 曲世广李芳宁述鹏（71)
王献唐与聊城海源阁遗物 徐战（104)
探析胶东抗战报刊《群力报》 李娉李林翰（115)
宣传教育
论我国博物馆教育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热点 丁福利(129)
试论博物馆如何有效开展中小学生国学教育 林声哲吴镝(135)
浅议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品牌 高震(142)
高校博物馆志愿者队伍建设与大学生素质教育 钱益汇袁广阔史明文(147)
开拓创新和谐发展——新形势下博物馆讲解的管理模式与观众服务 王平(154)
通史类展览讲解工作的新探索——以“山东历史文化展”为例 蒋彬(159)
博物馆观众留言量化研究——以山东博物馆为例 席丽(164)
麵馆展策略与实臟索以“斯文在兹——孔府旧藏服饰特展”为例 练洁(173)
汉画研究
汉代辟邪驱疫画像探讨 黄剑华(183)
四川新津出土汉画像研究综述 颜斌（207)
嘉祥安国祠堂题记识读 张广存(221)
试论胶东地区汉代墓葬形制 闫勇许盟刚刁鹏阎虹（232)
山东邹城汉代石椁画像墓初探 郑建芳(250)
山东济阳县杨栏口村汉画石像墓 熊建平(255 )
山东东平石马汉画像石墓 杨浩（262)
山东青州邵庄镇猫山工业园工地发现一座汉代石椁墓 李宝垒（268 )
佛教艺术与考古
济宁市博物馆藏五尊佛教造像 胡冰李梦（274)
徂徕山光化寺及其周围的佛教遗存 毕玉梅马建飞梁青（278)
唐宋罗汉造像世俗相原因探析 胡秋莉(286)
X才深化中国佛教人文考古观的初步思考 李明（295 )
浅议中国画线描在考古绘图中的运用 朱华（302)
自然生物
安徽巢湖二叠系一种似海胆化石的泥质结核成因及其地质意义 刘立群孙强李守军姜星（309)
长江口大型底栖动物次级生产力的研究 刘勇（313 )
文物保护
垦利县博物馆馆藏书画修复及相关问题探讨 张兴（325 )
青铜器锈蚀调查分析及其保护研究 崔丽娟(331)
信息化
数字博物馆与信息化服务研究 卢民（340)
陈列展览
“玉润东方——大汶口一龙山.良渚玉器文化展”策展札记 周浩然(347)
前 言
媒体评论
在线试读
济南地区北辛—大汶口文化浅析
王秀伟 何德亮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摘要：济南位于山东省中西部，地势南高北低，地形复杂多样，兼有山地丘陵与平原低地。境内河流较多，河流两岸的台地和高地上分布着众多的古文化遗址。这些古文化遗址时代编年序列清楚，发展谱系一脉相承，已经初步建立起了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的发展序列。本文主要就该地区北辛文化与大汶口文化谈点初步认识。
关键词：济南地区 北辛文化 大汶口文化
一
北辛文化是由后李文化发展而来的，因首先发现在滕县（现滕州市）北辛遗址而得名［1］。该文化的发现和确立，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大收获之一，它不仅为大汶口文化找到了源头，而且将山东新石器文化提前了一个大的发展阶段，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20世纪 60年代，北辛文化遗存就曾在济南西郊田家庄遗址有所发现［2］。目前，这类文化遗址发现较多，主要有济南田家庄、长清张官、章丘王官、董东村等遗址。经过正式田野考古发掘的主要是张官遗址［3］。该遗址的发掘，对于深入研究北辛文化的面貌特征以及与周围地区同时期文化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
张官遗址位于归德镇张官村北侧，南大沙河由东南向西北流经东北侧。遗址南北宽150米，东西长 200米，面积约 3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厚 1.5米左右。 1999年10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济南市文物管理处、长清区文化局联合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 125平方米。文化堆积共分为 7层，其中 5～7层为北辛文化遗存，年代距今 7500年～ 7000年。发掘中共清理北辛文化时期的灰坑 6个，获得一批陶制品、石块以及少量兽骨、炭化植物果实等遗物。完整或基本复原的陶器 20余件。主要器类有釜、鼎、小口双耳罐、盆、碗、钵等。
陶器质地可分为有掺和料和无掺和料两类。掺和料有以石英岩为主的砂粒、云母片和植物茎秆三类组成，后二者数量极少。夹砂陶又分为两种，一种分选较好，粒径大小均匀；另一种粒径大小不一，显然没有进一步的分选。有掺和料的陶器外表多为素面，烧成颜色以褐色为基调，往往一件器物呈多种颜色，同一件陶器上面常见红色、黄褐色、红褐色、灰褐色、黑褐色和灰色等多种色泽。这种现象，有些系烧制过程中氧化不够充分造成的，有些则是因充作饮煮器，经过多次火烧后而出现的。其内壁尤其口沿部位，可能经过渗碳处理，往往呈黑色或灰黑色。器壁内外多涂抹一层陶衣。表面光滑，部分经过磨光处理。腹部多有简单的纹饰，主要纹饰有附加堆纹、点状堆纹、指甲纹、乳丁纹、刻划纹、剔刺纹、戳印圆圈纹等，其中以点状堆纹特色。附加堆纹均较细窄，可分短条堆纹、长条堆纹，其上部按压成锯齿状。器型种类较少，仅有釜、鼎和盆，及与釜、鼎配合使用的器盖。釜型类别比较复杂，但多系卷沿；鼎类较多，可分为钵形鼎、釜形鼎、罐形鼎、盂形鼎几种。釜口沿下多饰成组的剔刺指甲纹、短泥条长条堆纹。鼎口沿下多饰长条堆纹与点堆纹相结合的条带状装饰，鼎足上端与口沿下纹饰多红点状堆纹相结合，较为美观。
陶器中无掺和料的陶土均经过淘洗，因而陶质比较细腻。烧成颜色多数不纯正，主要分为红色、红褐色、黑色、灰黑色和灰色等，器表一般为素面。器型种类有碗、钵、带耳壶等；钵和碗多呈黑色和灰黑色，部分器物表面经过磨光。底部多见假矮圈足。带耳壶表面呈红色、红黄色和黄褐色等。
制作工艺均为手制，除鼎足制作特殊外，全部采用泥条盘筑法制成。部分釜、鼎、带耳壶的陶片断茬处，可见泥条首尾相接的痕迹，内壁有明显的泥条，泥条之间未经涂抹，空隙明显。大型鼎、釜、壶等先做上、下两部分，然后再进行拼接。带耳壶底部与腹壁系套接而成，由于粘接不牢固，往往断开。器物修整一是拍打成形，器壁内部有清晰的垫窝与指印痕。另外一种做法就是所谓的“刮抹法”，个别器物内壁和外表均残留“篦纹”，这种篦纹，应是刮抹后留下的痕迹。器壁厚薄不均匀，同一件器物的部位厚度相差较大。有的部位厚达 2厘米，有的部位仅 0.3厘米。鼎足的制作是先把泥团搓成短柱状，待干硬以后，再以其为芯，外包泥片。由于粘接不好，芯柱往往从鼎足上分离出来。
张官遗址陶器和石器的制作工艺水平，反映了北辛文化时期当时手工业生产的一种普遍规律，陶器的制作技术工艺比较原始，生产水平也不高；而且多为手工制作，一般采用泥条盘筑法，器类较少，器形简单，生产制作技术还处在早期阶段。石器制作多使用打制和琢制，磨制技术开始使用，并在不断向前发展。
这一时期的农业生产工具，从砍伐用的石斧到松土翻地的石铲，从收割用的石镰、石刀到粮食加工用的石磨盘、石磨棒等，应有尽有，反映出当时先民的日常生活还是丰富多彩的。由于耕地面积的不断扩大，人们就得利用石斧来砍伐树木，取得可耕的土地。不论新开辟的或原有的耕地，都用石铲来翻松土地。从石铲上留下的使用痕迹观察，石铲入土的深度有 7厘米左右。能翻 7厘米深的土地，证明北辛文化遗址的居民已脱离了刀耕火种的农业生产阶段，进入锄耕农业阶段。锄耕农业的出现，把原始农业生产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水平［4］。尽管如此，渔猎、采集和捕捞仍然是当地先民们经济生活的一个重要来源。
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还不富裕，除满足日常生活之外所剩余的产品也不多，因而这一时期还没有出现贫富分化现象，其社会关系人人都是平等、自由的，人们过着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原始共产主义生活，其社会形态属于繁荣的母系氏族社会发展阶段。
考古资料证实：北辛文化是在后李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两者的分布范围重叠，年代前后相继，文化内涵上又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5］。
首先，在分布范围上，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规律性，就目前的考古发现而言，后李文化和北辛文化遗址，重叠分布于泰山北侧的山前平原地带。有的两种文化发现在同一遗址，上、下层互相叠压，多数则是相互交错分布，其规律是，后李文化的遗址位置偏南，居于近山一侧，而北辛文化遗址则偏北，呈现出向平原地带拓展的趋势。如邹平孙家遗址和苑城西南遗址，章丘小荆山遗址和王官遗址，西河遗址和董东遗址等，距离近者只有几千米，远者也不过一二十千米。这种现象当非巧合，应与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不断提高和自然环境的变迁有一定关系。
其次，在文化面貌上，两者也有许多相似之处，石器种类和器物组合接近，大都有大型石铲和无足石磨盘等；骨器都相当发达；陶器多为各种不纯正的褐色陶，制作技术均为手制，器表装饰都比较流行附加堆纹以及乳足器，支脚数量较多等。在制陶工艺上，后李文化时期尚未掌握陶土淘洗技术，故不见泥质陶器的出现，但北辛文化时期已经掌握陶土淘洗技术，因而开始使用泥质陶器，但泥质陶器的数量明显少于夹砂陶器。
陶器制作工艺方面，后李文化时期的制陶技术，主要采用模制和泥圈套接工艺，而北辛文化时期制陶则以泥条盘筑为主。在器物组合方面，北辛文化与后李文化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承袭关系。如石器中的磨盘、陶器中的釜形鼎、筒形圜底釜、盆形圜底釜、圜底罐、乳足器、牛角形支脚等，都反映出两支文化之间所具有的传承关系。
经过对比可以发现，位于泰山北侧济南地区的后李文化，应是鲁北地区北辛文化的主要来源，因而北辛文化中来自后李文化的因素比较多，而泗河流域一带的北辛文化，则与河南地区裴李岗文化的关系更密切一些。这种现象或许是泰山南北两侧地区，北辛文化出现较大差异的原因所在。
综上所述，位于泰山北侧济南地区的后李文化，是一种较北辛文化更早、更为原始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应是鲁北地区北辛文化的来源之一。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应视为同一文化谱系中、不同发展阶段上的两支考古学文化的联系和区别。具体而言，北辛文化应是承接后李文化或后李文化的某些因素而发展起来的［6］。
二
大汶口文化是在北辛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考古学文化。因 1959年首次发掘泰安大汶口遗址而得名［7］。该文化的分布范围比较广泛，主要位于黄河下游的山东地区，东自胶东半岛，西到河南中部，北到辽东半岛南端，南达江苏北部和安徽省的北部地区。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山东地区就发现大汶口文化遗址 500余处。经 14C进行年代测定，大汶口文化的相对年代大多数落在距今 6100年～ 4600年，学术界一般将其划分为早、中、晚三个大的发展阶段。早期阶段与北辛文化晚期相连接，距今为 6100年～ 5500年，中期阶段距今为 5500年～ 5000年，晚期阶段与山东龙山文化早期衔接，年代距今为 5000年～ 4600年。
在济南地区，大汶口文化遗址的数量与北辛文化时期比较，有了明显增加，主要有章丘焦家、董东村、王官、季官庄、邢亭山、乐盘和西河等遗址［8］。这些遗址面积大，文化堆积厚，延续时间长，文化内涵丰富。除季官庄遗址外，其他 6处遗址都进行了小规模的试掘。
焦家遗址位于章丘市区西北约 20千米的焦家村西北约 800米处。遗址南北长 600米，东西宽约 400米，总面积可达 24万平方米。遗址中心部位较高，四周略为平坦， 20世纪 90年代被山东省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世纪 90年代初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遗址进行了小规模试掘［9］，发现大汶口文化墓葬 6座。这批墓葬均为土坑竖穴，有生土二层台，方向在 110°左右，死者头向朝东，面向上，仰身直肢。有 2座墓葬发现棺灰的痕迹。 4座墓葬放置有随葬品，其部位均放置在二层台之上，其中 1座墓葬放在死者头部， 3座墓葬置其脚端；随葬品种类以陶器为主，蚌器次之，未见石器，仅 1座墓葬发现随葬有玉环。
陶器以泥质和夹砂红陶或褐陶为主，黑陶次之，少量泥质灰陶和细泥磨光黑陶。制作工艺多为轮制。器表装饰主要为素面，压窝环带纹较多见，此种纹饰多见于折腹鼎或罐的折线处。器物组合有折腹鼎、折腹罐、喇叭形圈足深盘豆、直口筒形杯、直腹罐形鼎、空心浅盘豆、圆腹壶、黑陶高柄杯以及折腹鼎和折腹罐等。其中鼎、豆、罐是其主要器物组合。生产工具发现数量较少，主要是刀和镰等。
近年来，当地文物主管部门多次组织业务人员对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和清理工作［10］。收集到大汶口文化遗物 500多件，其中陶器 260多件，器物组合主要有鬶、鼎、罐、壶、背壶、尊、钵、单耳杯、器盖、高柄杯、豆、背壶、纺轮以及陶猪、陶狗等。鼎多为夹砂红陶，侈口，卷沿，折腹或鼓腹，小平底，凿形足。鬶均为夹砂陶，分为红陶和白陶两种，长流上翘，束颈，扁圆腹，下腹分裆，乳状袋足，索状鎜。罐多为夹砂陶，也有一定数量的泥质陶，陶色有灰、红褐、灰褐和黑几种；器形侈口、束颈、鼓腹、小平底，有的颈部安有对称小耳。背壶多为泥质陶，陶色有红、灰和灰褐等；器形圆唇，侈口，高领，腹一侧圆鼓，另一侧较平，腹一侧按鸟喙形突纽，肩部安两个环形耳。引人注目的是 2件陶猪，均为泥质红褐陶，其中 1件嘴巴微张，翘鼻，无眼，耳朵下垂，胖体，下有 2行6只乳，腹、臀尾残缺；另 1件嘴巴紧闭，鼻子上翘，无眼，耳朵向后摆，细颈，高脊，圆腹，尖臀，腿和尾巴残缺。陶狗为泥质黑陶，口微张开，大眼睛，耳朵下垂，翘尾残缺，腹底阳物裸出。猪、狗等动物陶塑艺术品的发现，为我国陶塑艺术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玉器 48件，多为白玉、淡绿玉和墨绿玉。主要是一些生产工具、装饰品以及部分礼仪用品，其中有铲、斧、锛、璧、环、管、璜、璇玑、坠、龙形玉饰和指环等。
玉铲多扁平长方形或梯形，平顶、刃部微弧，通体磨光，上面穿单孔或二孔，的通长 24、宽 10厘米。玉斧呈梯形，上窄下宽，平顶，形体扁平，体中上部对钻一孔，刃部有使用痕迹，制作规整。璇玑呈圆环形，周边向外凸出五个角形，中间一孔。旧说此器为观测天文的，有人认为是一种特殊用途的礼仪用器，也有的认为是玉环的变种，属于崇拜自然神灵的礼器。实际上璇玑是一种片状璧形器，是一种异形璧。龙形玉饰质呈白色。整体弧形，口部及下颌部、颈部有 3个透雕孔，须、鳞为浅浮雕，造型和雕工均很精致。这件龙形玉饰在山东史前文化中为首次发现，是研究中国龙起源的重要实物资料，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石器多达 220余件，器型主要有铲、斧、锛、镰、璧、钏、镯、指环、环、坠、纺轮、球等。质料多为花岗岩，也有少量砂岩和石英岩。按用途可分为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加工工具和装饰品等类。其中铲、斧、锛等与
王秀伟 何德亮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摘要：济南位于山东省中西部，地势南高北低，地形复杂多样，兼有山地丘陵与平原低地。境内河流较多，河流两岸的台地和高地上分布着众多的古文化遗址。这些古文化遗址时代编年序列清楚，发展谱系一脉相承，已经初步建立起了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的发展序列。本文主要就该地区北辛文化与大汶口文化谈点初步认识。
关键词：济南地区 北辛文化 大汶口文化
一
北辛文化是由后李文化发展而来的，因首先发现在滕县（现滕州市）北辛遗址而得名［1］。该文化的发现和确立，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大收获之一，它不仅为大汶口文化找到了源头，而且将山东新石器文化提前了一个大的发展阶段，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20世纪 60年代，北辛文化遗存就曾在济南西郊田家庄遗址有所发现［2］。目前，这类文化遗址发现较多，主要有济南田家庄、长清张官、章丘王官、董东村等遗址。经过正式田野考古发掘的主要是张官遗址［3］。该遗址的发掘，对于深入研究北辛文化的面貌特征以及与周围地区同时期文化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
张官遗址位于归德镇张官村北侧，南大沙河由东南向西北流经东北侧。遗址南北宽150米，东西长 200米，面积约 3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厚 1.5米左右。 1999年10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济南市文物管理处、长清区文化局联合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 125平方米。文化堆积共分为 7层，其中 5～7层为北辛文化遗存，年代距今 7500年～ 7000年。发掘中共清理北辛文化时期的灰坑 6个，获得一批陶制品、石块以及少量兽骨、炭化植物果实等遗物。完整或基本复原的陶器 20余件。主要器类有釜、鼎、小口双耳罐、盆、碗、钵等。
陶器质地可分为有掺和料和无掺和料两类。掺和料有以石英岩为主的砂粒、云母片和植物茎秆三类组成，后二者数量极少。夹砂陶又分为两种，一种分选较好，粒径大小均匀；另一种粒径大小不一，显然没有进一步的分选。有掺和料的陶器外表多为素面，烧成颜色以褐色为基调，往往一件器物呈多种颜色，同一件陶器上面常见红色、黄褐色、红褐色、灰褐色、黑褐色和灰色等多种色泽。这种现象，有些系烧制过程中氧化不够充分造成的，有些则是因充作饮煮器，经过多次火烧后而出现的。其内壁尤其口沿部位，可能经过渗碳处理，往往呈黑色或灰黑色。器壁内外多涂抹一层陶衣。表面光滑，部分经过磨光处理。腹部多有简单的纹饰，主要纹饰有附加堆纹、点状堆纹、指甲纹、乳丁纹、刻划纹、剔刺纹、戳印圆圈纹等，其中以点状堆纹特色。附加堆纹均较细窄，可分短条堆纹、长条堆纹，其上部按压成锯齿状。器型种类较少，仅有釜、鼎和盆，及与釜、鼎配合使用的器盖。釜型类别比较复杂，但多系卷沿；鼎类较多，可分为钵形鼎、釜形鼎、罐形鼎、盂形鼎几种。釜口沿下多饰成组的剔刺指甲纹、短泥条长条堆纹。鼎口沿下多饰长条堆纹与点堆纹相结合的条带状装饰，鼎足上端与口沿下纹饰多红点状堆纹相结合，较为美观。
陶器中无掺和料的陶土均经过淘洗，因而陶质比较细腻。烧成颜色多数不纯正，主要分为红色、红褐色、黑色、灰黑色和灰色等，器表一般为素面。器型种类有碗、钵、带耳壶等；钵和碗多呈黑色和灰黑色，部分器物表面经过磨光。底部多见假矮圈足。带耳壶表面呈红色、红黄色和黄褐色等。
制作工艺均为手制，除鼎足制作特殊外，全部采用泥条盘筑法制成。部分釜、鼎、带耳壶的陶片断茬处，可见泥条首尾相接的痕迹，内壁有明显的泥条，泥条之间未经涂抹，空隙明显。大型鼎、釜、壶等先做上、下两部分，然后再进行拼接。带耳壶底部与腹壁系套接而成，由于粘接不牢固，往往断开。器物修整一是拍打成形，器壁内部有清晰的垫窝与指印痕。另外一种做法就是所谓的“刮抹法”，个别器物内壁和外表均残留“篦纹”，这种篦纹，应是刮抹后留下的痕迹。器壁厚薄不均匀，同一件器物的部位厚度相差较大。有的部位厚达 2厘米，有的部位仅 0.3厘米。鼎足的制作是先把泥团搓成短柱状，待干硬以后，再以其为芯，外包泥片。由于粘接不好，芯柱往往从鼎足上分离出来。
张官遗址陶器和石器的制作工艺水平，反映了北辛文化时期当时手工业生产的一种普遍规律，陶器的制作技术工艺比较原始，生产水平也不高；而且多为手工制作，一般采用泥条盘筑法，器类较少，器形简单，生产制作技术还处在早期阶段。石器制作多使用打制和琢制，磨制技术开始使用，并在不断向前发展。
这一时期的农业生产工具，从砍伐用的石斧到松土翻地的石铲，从收割用的石镰、石刀到粮食加工用的石磨盘、石磨棒等，应有尽有，反映出当时先民的日常生活还是丰富多彩的。由于耕地面积的不断扩大，人们就得利用石斧来砍伐树木，取得可耕的土地。不论新开辟的或原有的耕地，都用石铲来翻松土地。从石铲上留下的使用痕迹观察，石铲入土的深度有 7厘米左右。能翻 7厘米深的土地，证明北辛文化遗址的居民已脱离了刀耕火种的农业生产阶段，进入锄耕农业阶段。锄耕农业的出现，把原始农业生产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水平［4］。尽管如此，渔猎、采集和捕捞仍然是当地先民们经济生活的一个重要来源。
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还不富裕，除满足日常生活之外所剩余的产品也不多，因而这一时期还没有出现贫富分化现象，其社会关系人人都是平等、自由的，人们过着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原始共产主义生活，其社会形态属于繁荣的母系氏族社会发展阶段。
考古资料证实：北辛文化是在后李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两者的分布范围重叠，年代前后相继，文化内涵上又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5］。
首先，在分布范围上，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规律性，就目前的考古发现而言，后李文化和北辛文化遗址，重叠分布于泰山北侧的山前平原地带。有的两种文化发现在同一遗址，上、下层互相叠压，多数则是相互交错分布，其规律是，后李文化的遗址位置偏南，居于近山一侧，而北辛文化遗址则偏北，呈现出向平原地带拓展的趋势。如邹平孙家遗址和苑城西南遗址，章丘小荆山遗址和王官遗址，西河遗址和董东遗址等，距离近者只有几千米，远者也不过一二十千米。这种现象当非巧合，应与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不断提高和自然环境的变迁有一定关系。
其次，在文化面貌上，两者也有许多相似之处，石器种类和器物组合接近，大都有大型石铲和无足石磨盘等；骨器都相当发达；陶器多为各种不纯正的褐色陶，制作技术均为手制，器表装饰都比较流行附加堆纹以及乳足器，支脚数量较多等。在制陶工艺上，后李文化时期尚未掌握陶土淘洗技术，故不见泥质陶器的出现，但北辛文化时期已经掌握陶土淘洗技术，因而开始使用泥质陶器，但泥质陶器的数量明显少于夹砂陶器。
陶器制作工艺方面，后李文化时期的制陶技术，主要采用模制和泥圈套接工艺，而北辛文化时期制陶则以泥条盘筑为主。在器物组合方面，北辛文化与后李文化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承袭关系。如石器中的磨盘、陶器中的釜形鼎、筒形圜底釜、盆形圜底釜、圜底罐、乳足器、牛角形支脚等，都反映出两支文化之间所具有的传承关系。
经过对比可以发现，位于泰山北侧济南地区的后李文化，应是鲁北地区北辛文化的主要来源，因而北辛文化中来自后李文化的因素比较多，而泗河流域一带的北辛文化，则与河南地区裴李岗文化的关系更密切一些。这种现象或许是泰山南北两侧地区，北辛文化出现较大差异的原因所在。
综上所述，位于泰山北侧济南地区的后李文化，是一种较北辛文化更早、更为原始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应是鲁北地区北辛文化的来源之一。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应视为同一文化谱系中、不同发展阶段上的两支考古学文化的联系和区别。具体而言，北辛文化应是承接后李文化或后李文化的某些因素而发展起来的［6］。
二
大汶口文化是在北辛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考古学文化。因 1959年首次发掘泰安大汶口遗址而得名［7］。该文化的分布范围比较广泛，主要位于黄河下游的山东地区，东自胶东半岛，西到河南中部，北到辽东半岛南端，南达江苏北部和安徽省的北部地区。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山东地区就发现大汶口文化遗址 500余处。经 14C进行年代测定，大汶口文化的相对年代大多数落在距今 6100年～ 4600年，学术界一般将其划分为早、中、晚三个大的发展阶段。早期阶段与北辛文化晚期相连接，距今为 6100年～ 5500年，中期阶段距今为 5500年～ 5000年，晚期阶段与山东龙山文化早期衔接，年代距今为 5000年～ 4600年。
在济南地区，大汶口文化遗址的数量与北辛文化时期比较，有了明显增加，主要有章丘焦家、董东村、王官、季官庄、邢亭山、乐盘和西河等遗址［8］。这些遗址面积大，文化堆积厚，延续时间长，文化内涵丰富。除季官庄遗址外，其他 6处遗址都进行了小规模的试掘。
焦家遗址位于章丘市区西北约 20千米的焦家村西北约 800米处。遗址南北长 600米，东西宽约 400米，总面积可达 24万平方米。遗址中心部位较高，四周略为平坦， 20世纪 90年代被山东省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世纪 90年代初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遗址进行了小规模试掘［9］，发现大汶口文化墓葬 6座。这批墓葬均为土坑竖穴，有生土二层台，方向在 110°左右，死者头向朝东，面向上，仰身直肢。有 2座墓葬发现棺灰的痕迹。 4座墓葬放置有随葬品，其部位均放置在二层台之上，其中 1座墓葬放在死者头部， 3座墓葬置其脚端；随葬品种类以陶器为主，蚌器次之，未见石器，仅 1座墓葬发现随葬有玉环。
陶器以泥质和夹砂红陶或褐陶为主，黑陶次之，少量泥质灰陶和细泥磨光黑陶。制作工艺多为轮制。器表装饰主要为素面，压窝环带纹较多见，此种纹饰多见于折腹鼎或罐的折线处。器物组合有折腹鼎、折腹罐、喇叭形圈足深盘豆、直口筒形杯、直腹罐形鼎、空心浅盘豆、圆腹壶、黑陶高柄杯以及折腹鼎和折腹罐等。其中鼎、豆、罐是其主要器物组合。生产工具发现数量较少，主要是刀和镰等。
近年来，当地文物主管部门多次组织业务人员对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和清理工作［10］。收集到大汶口文化遗物 500多件，其中陶器 260多件，器物组合主要有鬶、鼎、罐、壶、背壶、尊、钵、单耳杯、器盖、高柄杯、豆、背壶、纺轮以及陶猪、陶狗等。鼎多为夹砂红陶，侈口，卷沿，折腹或鼓腹，小平底，凿形足。鬶均为夹砂陶，分为红陶和白陶两种，长流上翘，束颈，扁圆腹，下腹分裆，乳状袋足，索状鎜。罐多为夹砂陶，也有一定数量的泥质陶，陶色有灰、红褐、灰褐和黑几种；器形侈口、束颈、鼓腹、小平底，有的颈部安有对称小耳。背壶多为泥质陶，陶色有红、灰和灰褐等；器形圆唇，侈口，高领，腹一侧圆鼓，另一侧较平，腹一侧按鸟喙形突纽，肩部安两个环形耳。引人注目的是 2件陶猪，均为泥质红褐陶，其中 1件嘴巴微张，翘鼻，无眼，耳朵下垂，胖体，下有 2行6只乳，腹、臀尾残缺；另 1件嘴巴紧闭，鼻子上翘，无眼，耳朵向后摆，细颈，高脊，圆腹，尖臀，腿和尾巴残缺。陶狗为泥质黑陶，口微张开，大眼睛，耳朵下垂，翘尾残缺，腹底阳物裸出。猪、狗等动物陶塑艺术品的发现，为我国陶塑艺术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玉器 48件，多为白玉、淡绿玉和墨绿玉。主要是一些生产工具、装饰品以及部分礼仪用品，其中有铲、斧、锛、璧、环、管、璜、璇玑、坠、龙形玉饰和指环等。
玉铲多扁平长方形或梯形，平顶、刃部微弧，通体磨光，上面穿单孔或二孔，的通长 24、宽 10厘米。玉斧呈梯形，上窄下宽，平顶，形体扁平，体中上部对钻一孔，刃部有使用痕迹，制作规整。璇玑呈圆环形，周边向外凸出五个角形，中间一孔。旧说此器为观测天文的，有人认为是一种特殊用途的礼仪用器，也有的认为是玉环的变种，属于崇拜自然神灵的礼器。实际上璇玑是一种片状璧形器，是一种异形璧。龙形玉饰质呈白色。整体弧形，口部及下颌部、颈部有 3个透雕孔，须、鳞为浅浮雕，造型和雕工均很精致。这件龙形玉饰在山东史前文化中为首次发现，是研究中国龙起源的重要实物资料，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石器多达 220余件，器型主要有铲、斧、锛、镰、璧、钏、镯、指环、环、坠、纺轮、球等。质料多为花岗岩，也有少量砂岩和石英岩。按用途可分为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加工工具和装饰品等类。其中铲、斧、锛等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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