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纯质纸包 装: 盒装是否套装: 是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8662350
吴敬琏完整讲述中国改革故事
写作跨越20年，论述跨越60年
* 一部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史
* 全景展现中国改革的理念、历程和方向
* 洞察中国真问题，照亮前行的道路
吴敬琏，1930 年生，1954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得主。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宝钢经济学教席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导师。2011 年，国际经济学会（IEA）授予他荣誉会长的称号，以表彰他对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以及中外学术交流的杰出贡献。
他力主市场经济改革，被人们称作“吴市场”。他是中国比较制度分析研究学科的开创者之一，也是“整体改革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引介传播了众多对中国改革有助益的现代经济理论和国际经验。他在不同时期的理论主张和政策建议（如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建立现代公司制度、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反对权贵资本主义、推动增长模式转型等），推动了中国改革事业的前进。
主要研究领域为理论经济学、比较制度分析、中国社会转型的理论和政策。
总序
Ⅰ
论竞争性市场体制
第一讲
除了改革，我们别无选择
第二讲
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
第三讲
中国不能没有生机蓬勃的企业
第四讲
竞争性市场的形成
第五讲
宏观调控体系
第六讲
改革的战略选择
第七讲
行政性分权，此路不通
第八讲
跨越企业承包制
第九讲
利益关系的调整和新利益格局的建立
第十讲
经济改革、政治民主与观念更新
第十一讲
农村社会的变革
第十二讲
改革时期的发展方针
附录
经济体制中期(1988-1995年)改革规划纲要
Ⅱ
当代中国经济改革
第一篇 总论
第1章 计划经济的建立与改革问题的提出
1.1 社会主义者的经济体制构想
1.2 苏联式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1.3 对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经济学分析
1.4 苏联、东欧的经济改革
1.5 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改革问题的提出
第2章 中国改革战略的演变
2.1 行政性分权（1958~1978）
2.2 增量改革（1979~1993）
2.3 “整体推进”（1994年至今）
第二篇 部门专论
第3章 农村改革
3.1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及其对经营制度的特殊要求
3.2 承包制改革以前的农业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
3.3 农业承包经营（“包产到户”）的推行和效果
3.4 后家庭承包制的农村改革前景
第4章 企业改革
4.1 企业制度和现代公司
4.2 传统国有企业制度和以放权让利为主线的改革
4.3 国有企业的公司化
4.4 改善大型企业的公司治理
第5章 民营经济的发展
5.1 国有制崇拜及其突破
5.2 国有经济布局的调整和私有部门的成长
5.3 民营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及其克服
第6章 金融改革
6.1 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下的货币与金融
6.2 金融市场的建立和发展
6.3 金融机构的改革发展和金融监管制度的建立
6.4 中国金融进一步改革的议题
第7章 财政税收体制改革
7.1 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下的财政
7.2
1980~1993年：
以财政承包制为中心的财税改革
7.3
1994年的财税体制全面改革
7.4 新世纪完善财政体系的课题
第8章 对外开放
8.1 中国从内向型经济到外向型经济的转变
8.2 进出口贸易的发展
8.3 经济特区的构建和开放地区的扩展
8.4 外商直接投资
8.5 中国对外开放前景
第三篇 宏观经济和社会层面的问题
第9章 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系
9.1 社会保障体系的功能及其分类
9.2 改革前的社会保障体制和1993年的改革计划
9.3
1995年以后的改革实施
第10章 转型时期的宏观经济政策
10.1
宏观经济的短期分析与长期分析
10.2
1979~1996年间的四次经济波动
10.3
1997~2008年：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宏观经济
波动
10.4
中国宏观经济的长期问题：
经济增长模式转型
第11章 转型时期的社会关系和政治改革
11.1
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互动关系
11.2
中国政府的政治改革规划及其进程
11.3
中国转型期中的社会矛盾
11.4
积极而慎重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第四篇 简短的结论
第12章 结束语
12.1
市场经济的初步建立和它的发展前景
12.2
全面推进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Ⅲ
中国增长模式抉择
第1章 导论
1.1 写作缘起
1.2 若干基本概念的界定
1.3 本书的结构
第2章 从早期经济增长到现代经济增长
2.1 早期经济增长和相关的理论
2.2 现代经济增长和相关的理论发展
2.3 早期增长模式和旧型工业化道路的陷阱
第3章 现代经济增长中效率提高的源泉
3.1 “与科学相关的技术”的广泛应用
3.2 服务业的发展提高了经济的整体效率
3.3 现代信息通信技术（ICT）渗入和改造各产业部门
第4章 我国工业化的曲折道路和粗放增长模式存在的问题
4.1 改革开放前的经济增长模式
4.2 改革开放以来调整经济结构和改善增长方式
的探索
4.3 工业化道路和增长模式偏差的消极后果
第5章 粗放增长模式的延续： 出口导向战略
5.1 出口导向战略及其实施效果
5.2 出口导向政策导致的问题
第6章 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6.1 采取实际措施提高经济效率
6.2 必须建立充满活力的新体制
6.3 改革攻坚，建立健全集约增长的制度基础
6.4 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最终取决于政府自身改革的成效
附录1 全面提升整体竞争力是浙江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浙江经济发展考察报告（2004）
附录2 “十一五”时期必须认真解决工业化道路和增长模式的问题（2005）
附录3 广东发展转型的机遇与挑战（2008）
总序
吴敬琏
当前，在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仍然在世界范围内名列前茅的同时，不少人对未来经济增长的前景感到迷惘。
从供给侧观察，经济增长由三个基本驱动力量，即劳动、资本和效率推动。从21世纪初期开始，中国经济增长原先所依靠的驱动力量开始消退；粗放增长方式，即主要依靠投资驱动造成的经济结构扭曲和资源错配却愈演愈烈。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从21世纪第一个十年开始下降，出现了经济下行的趋势性变化。
国内和国际环境常常有不确定性，具体矛盾千变万化、层出不穷，许多问题需要解决。经济学家能做的事情，首先是对这些具体问题背后的基本问题作出分析和说明。这也是我将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关于改革的三部专著《论竞争性市场体制》《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和《中国增长模式抉择》，集结为《中国改革三部曲》重新出版的原因。
这三部专著，系统地反映了我对中国改革问题的思考。从本质上说，中国的改革就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改善生产关系，并在变化了的经济基础上，对上层建筑进行相应的调整。《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回顾了中国改革的整个历程，体制变革与增长转型是贯穿其中的两条主线，它们也分别是《论竞争性市场体制》和《中国增长模式抉择》讨论的主题。
三部专著，主线一以贯之，所论的问题承前启后，并伴随着改革的进程层次递进，均产生过较大的影响，获得过一些奖励。《当代中国经济改革》还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海外出版，成为国外了解中国经济的参考书。究其原因，一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海内外人士需要了解和研究中国经济，一是由于中国改革的基本问题始终存在，书中提出的问题及对问题的分析总能因为与当前问题的关照引起读者的共鸣。
这三部专著初版的时间跨度为14年，讨论的内容从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进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起，到当下改革的走向，跨度六十多年。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将它们按照成书时间顺序结集为《中国改革三部曲》。
一、
简要说一下这三本书
第一部《论竞争性市场体制》为我与刘吉瑞君的对话，成书于1991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前夕，它全面讨论了如何建立竞争性市场体制的问题。在今天看来，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当前，中国面对的经济结构问题越来越突出，需要通过“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来纠正资源的误配、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要实现这一任务，必须依靠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市场有两个主要的功能：
一是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二是能够建立起激发创新创业积极性的激励机制。说到底，“三去一降一补”，就是要靠这两种最重要的机制才能实现。比如，要压缩钢铁业的过剩产能，老办法是由行政机关规定计划指标，再层层分解下达到各个部门、各个地区和各个企业。压缩任务通常只能按企业的大小、设备的新旧等“硬指标”“一刀切”，可是，根据这样的标准，被切掉的往往并不是效率最差的设备和企业。某些主管部门还有可能为保护自己的产业纵容企业保持和增加落后产能。再如，“补短板”，是加快效率较高、供不应求的产业的发展。如果用行政手段，主要是靠政治动员和运用政府的财政、信贷、补贴等政策，扶植一些政府认定应该发展的产业和应当做强做大的企业，而依靠市场机制，可以实现奖优罚劣，两者效果是迥异的。经济结构的调整也如此。一种方法是由政府框定哪些产业和企业应该上，哪些产业和企业应该下，然后实施选择性的、或称纵向的产业政策，运用多种手段、甚至直接下达指标来进行调整。另一种办法是通过市场，借助反映稀缺程度的价格机制来引导资源的配置，使资源从效率低的地方流出，转到效率高的地方去。两相比较，前一种看起来简单易行、直接有效，但是，如果政府不知道什么样的结构才是好的结构，只是按照长官意志、用行政手段“调结构”，就会出现诸多不良后果。历史经验表明，弱化行政手段，通过市场的不断试错把资源引导到最合适的地方去，从中长期看是最有效的。政府的产业政策也应当有利于强化竞争，而不是削弱和压制竞争。当然，这个过程会有波动，有曲折。
理论分析和实践经验都表明，要完成经济结构调整和结构优化的目标，必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然而在当前的中国，能够发挥这种作用的市场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所以，唯一的出路就是尽快通过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制度基础，即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和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所说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及其法治基础建立和完善起来。这也是重印《论竞争性市场体制》的意义所在。
第二部《当代中国经济改革》，首版于1999年1月问世，此后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和发展了的认知，分别于2003年、2008年进行了两次大幅修订，并于2004年和2010年出版。由于最初是课程讲义，在2010年出版时更名为《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并增加了一些教学的辅助性内容，此次收入《中国改革三部曲》恢复了其学术专著的原貌。
这本书，从当代人类社会演化变迁的两个基础性的问题出发，对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经济进行了描述，特别是对其间某些改革尝试进行了讨论。这两个基础性问题是：
（1）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追求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社会理想，怎样一步步地具体化为国家主义主导的集权的中央计划经济制度？（2）为什么在这个被许诺为理想王国的经济制度建立起来之后，各社会主义国家又不约而同要求对它进行改革？中国经济改革是在之前三十年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上进行的。不了解这个历史背景，就不能深刻理解改革的困难所在和改革策略的选取。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这一点尤为重要。
改革是涉及亿万人的利益格局的大调整，它所要建立的现代市场经济是一个复杂而精巧的巨型系统，对专业水平和操作艺术有很高的要求，并且很容易由于这两方面的不足而产生困难。《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以比较制度分析为框架，较详细地分析了总体改革战略与农业、企业、价格、金融、财政、国际经济以及有关的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制度变化，是相对完整的改革叙事，读者可以从中发现各领域制度演进的一般性规律，并更准确地认识中国的特殊性。应该说，中国经济在过去30多年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最为本质的变化是制度的变化，是经济运营机制和资源配置机制的变化。正是这个制度变化导致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从某种程度上说，当代中国历史就是一部经济改革和国家体制演变的历史。因此，该书被一些大学用作讲授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的教科书，并被引介到国外，出版了英文、日文、韩文、繁体中文等多种版本。作为学术专著，这本书的脚注比较充分，可以为前述《论竞争性市场体制》提供必要的补充。尽管近年来改革又出现了一些新情况，但基本问题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第三部《中国增长模式抉择》成书于2005年11月，后来陆续增补修订，到2013年9月，又出了第4版。
第十个五年计划（2001—2005年）期间，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出现了反复，经济结构出现恶化的趋势，引发了2005年到2006年制定“十一五”（2006—2010年）规划期间的一场“要不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怎样才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大讨论。这本书就是我参加这次大讨论的成果。
提高供给质量、优化经济结构、实现发展方式转型，并不是21世纪初才提出来的新要求。这一要求实际上已经提出几十年了，它涉及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从靠资源投入驱动的增长到靠效率驱动的增长转型。只不过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以致在长达几十年的时期中用不同语言反复地提出。
早在198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批准了国务院提出的“今后经济建设的十大方针”。“十大方针”包括多项优化产业结构和改革经济体制的要求，希望能够通过它们的贯彻，“围绕着提高经济效益，走出一条经济建设的新路子”。1995年制定的“九五”（1996—2000年）计划又正式提出了实现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根本转变”的要求。其中“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即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变，意味着经济增长从主要靠资本等资源投入驱动转变到主要靠效率提高驱动。到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2005年，在反思本世纪初“经济重型化”和海量投资的教训的基础上，2005年制定的“十一五”（2006—2010）规划重提“必须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努力实现从过度依赖资源投入的增长到以效率提高获取经济增长的转变。后来2007年十七大讲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2011年“十二五”（2011—2015）规划讲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针对的其实都是同一个问题，就是优化经济结构和提高效率，但由于成效不大，而矛盾变得愈来愈突出，2014年和2015年相继提出“引领新常态”和“着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
《中国增长模式抉择》是制定“十一五”规划前大讨论的产物。我在书里介绍了当时讨论的情况，并深入探讨为什么增长模式要转型、转型不能取得预期成效的原因。具体的原因很多，归结起来，就是存在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所指出的“体制性障碍”，或者如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说：
政府仍然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抑制甚至排斥了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这也是这场讨论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
二、 说说“结构性改革”
结集再版这三本书，常常让我在历史和现实中穿梭，促使我进一步思考当下及今后一段时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际上包含两个含义不同的“结构”。第一层含义的“结构”，是指经济结构，也就是资源配置的结构。在从供给侧探究中国经济减速的原因时，我们发现，最主要的问题是，由于资源错配，经济结构发生了扭曲，导致效率下降。第二层意义上的“结构”，是体制机制的结构。这两种“结构”之间的逻辑关系是这样的：
经济结构的优劣，最终取决于资源配置的体制机制；只有体制机制结构的优化，才能纠正资源配置结构的扭曲，提高供给质量。“结构性改革”讲的正是这后一种结构的改革。这两种“结构”不可混淆。如果把它们混为一谈，就会用经济结构的调整去取代体制结构的改革。历史经验表明，这样做会造成最终经济结构也不能得到优化的消极后果。
人们常常以为“结构性改革”是一个中国特有的提法，其实，这是一个在市场经济国家文献里常见的说法，即structural reform。当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但其中的某些制度架构仍然存在问题，还需要对这些不够完善、存在缺陷的制度架构进行改革时，这种改革就被称为“结构性改革”。我们习惯于把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改革叫作“体制改革”。当这个短语被译成英语的时候，也常常用structural reform，即“结构性改革”来表达。因此，它是市场经济国家常用来指称局部体制架构改革的概念。2004年，时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席经济学家和研究中心主任的拉詹（Raghuram Rajan）教授曾经在一篇短文中对结构性改革做了言简意赅的界定。他指出：“许多经济问题是由市场运行中的问题造成的，而不是因为资源短缺或者总需求过剩或不足。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眼中，此时显然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即改变支配市场行为的制度架构和监管架构。”问题在于，推进结构性改革的阻力往往大于助力，因为“结构性改革取得的成果、带来的益处是长时期的，但是从短期来说，有一部分人的利益会受损，所以很难被人们所接受。”这跟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何其相似！
因此，需要明确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讲的是对体制机制架构进行的改革，通过这种改革，把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立起来，并且通过市场奖优罚劣、优胜劣汰作用的发挥，来纠正资源错配，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和供给质量的提高。
在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后，我国按照建立竞争性市场体系的方向进行了一些试验性的改革，比如企业注册登记的便利化、营业税改增值税等等。这些改革取得的一个明显成效，就是营商环境的改善和服务业发展的加快。服务业在2013年已超越第二产业成为我国最大的产业，吸纳就业能力较之第二产业更强，这使我国就业情况在GDP增速下行的情况下得以保持较好的状态。不过这种良性效果，只是结构性改革的牛刀小试。
从2016年1月以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历次会议都着重讨论了如何切实推进改革的问题。6月27日的第25次会议特别指出：
“改革是一场革命，改的是体制机制，动的是既得利益，不真刀真枪干是不行的。”
那么，怎样才能防止改革空转、真刀真枪地推进改革呢？我认为，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取得突破。
首要的问题，是要形成对改革的共识。以国企改革为例，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人都觉得国企改革似乎进展得太慢。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由直接管企业（即管人、管事、管资产）转向管资本为主，通过若干资本经营公司作为投资主体掌握原有的国有企业的股权。但是从传媒发布的意见看，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很不相同的认识，比如有些在国资部门工作的朋友就认为，他们还必须继续管人、管事，直接管企业。在这种情况下，认识上求得统一，恐怕是国企改革能够迈步往前走的一个前提条件。
第二，要抓实改革的机制保障，把执行各项改革决定的主体责任落实到位。以公平竞争审查为例，国务院发布的《意见》是十分重要和及时的，要求从2016年7月1日开始对新制定的政策预先进行审查。然后还要对原有的各种制度和政策进行审查，逐步清理、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规定和做法。但是仔细读这个文件，仍然觉得它在抓实机制保障上有不足的地方。比如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要求在公平竞争审查中“把自我审查和外部监督结合起来，加强社会监督”，但具体的工作部署只提出各个制定政策的机构进行自我审查，而没有明确外部监督和社会监督由谁负责和怎样进行。比如说民众投诉某一个政策规定不符合公平竞争原则，由谁来接受投诉，谁来做出处理，必须有明确的责任主体，否则审查就容易落空。
第三，加强督察工作，落实主体责任。要按照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要求，“理清责任链条，拧紧责任螺丝”，抓紧完善对负有责任的机构和人员的督办协调、督察落实和责任追究等工作机制。督查工作还要落实到人员的任免上，做到像习近平总书记在第25次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上所说的那样，“形成改革者上、不改革者下的用人导向”。
进入近代以来，中国为了实现民族复兴，进行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改革的诸多试验和探索，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也是其中之一。近40年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在进入21世纪后，一跃成为举世瞩目的经济大国，这一点毋庸置疑。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真刀真枪地进行改革，这是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人的希望。改革的进程从来不会一帆风顺，曲折起伏是必然的。但建立市场化、法治化的社会是大势所趋，除此之外，中国别无出路。在此关键时刻，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出努力。
我集结之前的专著并以《中国改革三部曲》的形式再版，就是想尽自己的一份力，并希望它能有助于全社会凝聚共识，坚定地走市场化、法治化改革道路，为中华民族争取更加美好的未来。
2017年3月
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从没听说不靠竞争机制就能使经济繁荣、就能实现现代化的。《论竞争性市场体制》的关键含义，我个人认为就在这里。
——薛暮桥
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得主
《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性和影响远远超出了新一代的经济学学生以及教师、学者、政府官员、商界人士和中国一般读者的范围。这本书可以为真正对中国有兴趣的外国读者提供一幅全面的、有见地的、有学术价值的当代中国经济之图画。据我所知，如此重要的经济学著作是前所未有的。
——青木昌彦 斯坦福大学教授
吴敬琏教授所写的《中国增长模式抉择》是一部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著作。这本书以著名经济学家敏锐的专业眼光和丰富的经济学、历史、哲学和现代技术的专业知识，从广阔的国际视野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经济增长模式的选择和转换问题，将对中国未来发展起到重要的导向作用，也将是一部在中国经济学宝库中留下重要位置的书。
——刘鹤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吴敬琏先生是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重要参与者与推动者。他关于改革目标、改革总体方案的原创性研究，影响了中国整个改革开放进程。通读他的著作与文章，不仅帮助我们深入认识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艰辛历程，而且对于凝聚改革共识，重启改革议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
《当代中国经济改革》
第12章
结束语
经过30年的市场化改革，中国已经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前面的11章除了第1章是对这一转型的起点，即集中计划经济的考察外，其余的10章对各个方面的转型过程进行了分析。现在，我们对前面章节的讨论作一个简短的总结。
12.1 市场经济的初步建立和它的发展前景
中国在20世纪末期初步建立起来的新经济体制，有着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在政府和国有经济主导下市场经济和命令经济“双轨并存”：
一方面，商品买卖和货币交换已经成为社会通行的交易方式，市场价格引导相当大部分资源的流向，这意味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已经广泛地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各级政府仍然掌握着土地等最重要的资源，一些重要行业也保持着国有企业的行政垄断，这就意味着各级政府及其官员在经济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依然举足轻重，甚至处于关键地位。
在一个按照“增量改革”原则渐次成长起来的新经济体制，存在旧体制的遗产是一种完全正常的现象。问题在于它向哪一个方向继续发展：
是逐渐消除旧体制的遗产，向规范的市场经济过渡，还是巩固乃至扩大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形成一种扭曲的经济体制。
在第2章中我们曾经讲到过，在改革初期，对经济改革的目标有过不同的设想。其中最重要的是两种：
一种属意于“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东亚模式”）；另一种属意于“自由市场经济”（“欧美模式”）。大致说来，“东亚模式”往往为官员们所钟爱，“欧美模式”则为具有现代经济学知识的学者们所向往。不过，在改革初期命令经济仍然占统治地位、市场体系的发育程度很低，政府不能不肩负很大的协调责任的情况下，两者之间的差异并不十分显著。而在命令经济已经被全面突破、市场的规则又还有待建立的情况下，它们之间的分歧就日益突出了。对于持前一种观点的人们来说，改革的目的已经达到。特别是对于其中一些要求维护从寻租活动获得的既得利益的人们来说，最合意的做法乃是进一步增强各级政府官员不受约束的权力，以便扩大寻租的可能性。但是，对于持后一种观点的人们来说，改革的目标还远未达到。他们要求坚持改革，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符合社会上绝大多数人，而不是极少数寻租者利益的法治的市场经济。
于是就像第2章所说，从双轨制确立之日起，中国社会就一直存在一个“向何处去”的问题。两种可能的前途严峻地摆在面前：
一条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另一条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重商主义的道路前行，走向权贵资本主义（或称官僚资本主义、官家资本主义）的穷途。
这样，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成为一场改革和腐败谁能跑得更快的竞赛。
当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后，经济改革的大潮重新被掀起，大幅度削减政府对市场的控制、放开大部分商品和服务价格，或者1997年中共十五大决定按照“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支持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使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在全国许多地区迅速形成时，迎来了人民收入水平普遍提高、社会各主要阶层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得到发扬、满意的声音充盈于神州大地的大好局面。
反之，当官商一体、“权力搅买卖”的寻租和设租行为得到加强，“官商”、“官工”、“官文”、“官学”等五花八门的“红顶商人”和贪官污吏犯下了种种罪孽，贫富差别因而扩大时，社会上不满的情绪则会变得强烈起来。
正如我们在第2～11章分析过的，目前社会上存在的种种丑恶现象，从根本上说都是缘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严重滞后，行政权力变本加厉地压制和干预民间正当经济活动，造成广泛寻租活动的结果。大众对这些丑恶现象的正当不满，正可以成为推动改革继续前行、填平陷阱、扫除腐败的重要动力。然而，如果听任改革开放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捍卫者利用这种情势蒙蔽和迷惑大众，也可以把人们引向歧途。
近年来，在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社会腐败蔓延加剧、贫富分化加剧等社会问题的讨论中，改革前的旧路线和旧体制支持者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扩张政府的权力，加强行政机关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工商业实行“国进民退”，实现再国有化；农业重新“归大堆”，实现再集体化。既然中国社会中目前存在的种种权贵资本主义现象，究其根源，就在于不受约束的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对经济资源的支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要求用强化政府和官员的“专政”权力与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的办法来扼制腐败和缩小贫富差别，显然只能适得其反。
如果把观察的镜头推向更远的历史深处，我们也可以从人类在20世纪进行的将近100年改良社会的历史大试验中看得很清楚：
如同先贤顾准所说，不管立意多么真诚美好，沿着1789—1871—1917的道路，能够获得的决不会是人们曾经许诺过的地上天国，而只能是大灾难和大倒退，娜拉出走以后又回到了原处。
总之，对于中国来说，克服社会弊病的正道，在于全面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这就是说，要排除特殊利益的干扰，推进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民主法治化的政治改革，铲除权贵资本主义的基础，并使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宪法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12.2 全面推进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为了全面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坚持不懈地推进以下几方面的改革：
（1） 虽然在全国许多地区，特别是沿海地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规定的基本经济制度已见雏形，但所有制结构的完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业控制着过多的经济资源，特别是土地和资本资源。这是权力寻租活动日益蔓延和腐败难于制止的主要原因。因此，除了政府要坚决摈弃作为裁判员入场踢球和与民争利的错位行为外，还应当继续推进国有经济有进有退的布局调整。国家应当采取一切手段防止一些人利用行政权力在改革过程中蚕食和鲸吞公共财产，避免出现财产初始占有的两极分化。
（2） 应当积极探索，大胆试验，及时总结，开拓出各种适应于社会化生产的公有制实现形式。除极少数属于特殊行业的企业可以作为特别法人由国家垄断经营外，绝大多数企业都应当改造为股权多元化的公司。它们作为企业，不应享有任何垄断权力和得到政府的特殊政策优惠。
（3） 要认真落实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发展的方针，取消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性规定，落实中共十七大“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的要求。在这方面需要注意的是：
对在行政权力仍然多方面干预市场交易的环境中成长的私营企业家而言，特别要教育和支持这一群体抵制个别人结交官府、权力寻租的不良行为。
（4） 政府还必须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基础上，尽快把惠及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起来。同时，要充分运用自己掌握的多种政策工具来帮助社会弱势群体，防止贫富的两极分化，保证共同富裕目标的逐步实现。
（5） 厉行法治，建设民主政治。要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无上权威，不允许有任何不受约束的权力主体存在。要划定政府的权限范围，防止政府滥用权力和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要在公众的广泛参与下，建立符合公认基本正义的法律体系。法律要具有透明性，为公众所周知，使每个人对自己的行为后果有确定的预期。要保证司法的独立性和公正性。
（6） 为了建设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场经济，政府要做的事情首先是规范自身的行为。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职能是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而不能对企业和居民的微观事务横加干涉。政府必须实现自己对人民的庄严承诺：“坚决不管那些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情，努力管好那些应该管而没有管或者没有管好的事情。”
以上这些为建设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中国而进行的改革和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所承诺的社会主义目标是完全一致的。正如邓小平再三再四地说过的，社会主义的原则、社会主义的特点、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在改革进程中坚持社会主义的大方向，也就意味着每一项具体的改革措施都要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共同富裕目标的逐步实现。
应当承认，作为一个邓小平所说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的国家，中国建立实行宪政、民主和法治的市场经济，是一项十分伟大然而极其艰巨的任务。但是，为了中国能够在这个不断进步的时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乃是关键的一步。因此，在继续完成市场经济改革任务的同时，积极而慎重地推进政治改革，将是未来中国改革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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