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轻型纸包 装: 平装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224096033
认识日本、了解日本历史的经典版本
还日本历史本来面目，不粉饰不篡改
是一本日本的通史，从古代一直到二战结束，特别喜欢书中的“日本史时代划分一览表”，表中列示了在不同时间，我国、日本、朝鲜等国的横向对比，还加入了对日本按社会经济结构的划分，对于学习历史的时候，可以清晰知道在相同的时间，人家的发展去到哪个程度，这是很有益处的。
——东东书友
序 井上清
日本史时代划分一览表
前言:日本历史的发展与时代划分
1.原始日本——人类的共性与日本的个性
2.大王国家与部民——奴隶制与国家形成的特征
3.大化革新——从虚拟的氏族制到法制齐备之国
4.古代天皇制——仿中国唐朝与“现人神”
5.庄园与农民——律令体制的崩溃与武士的形成
6.贵族政治及其文化——从国家主义到贵族主义
7.武家的“草创天下”——六波罗政权与镰仓幕府
8.封建社会初期的特征——农奴制的发展与民族文化的形成
9.镰仓幕府的灭亡——在乡武士与农民显示力量；蒙古来犯
10.古代遗制的清算——“惣”的发展与室町幕府的矛盾
11.“下剋上”与战国时代的战乱——“土一揆”与“国一揆”和战国大名
12.自由城市的萌芽——产业、商业、贸易的发展与城市
13.国民的活力与文化——文化的群众化和日本与西方文明的交往
14.秩序与权威的改组——织田信长与丰臣秀吉统一全国
15.士农工商、秽多、非人——严密的封建统治网
16.锁国与封建制——被窒息的国民活力
17.农民与町人力量的增长——封建社会的后阶段
18.平民文化的发展——民族文化的创新
19.封建制度内部矛盾的激化——享保与天明时期的政治与社会
20.促成变革的各种因素的发展——革命与改革的预言、近代的前提
21.对外开放——封建制度危机与民族危机
22.推翻幕府——摆脱危机
23.明治维新（一）——革命与反革命
24.明治维新（二）——自上而下的近代化
25.自由民权的斗争——民主革命与东亚团结的联系
26.自由民权运动的挫折——起义、统一战线、失败
27.完成天皇制——古代与近代的结合及其矛盾
28.初期国会与政党——从民权到国权
29.修订条约与中日甲午战争——从被压迫国到压迫国
30.资本主义的发展——官僚、资本家、地主、群众
31.走向帝国主义之路——日俄战争与吞并朝鲜
32.日俄战争后日本国内外形势——帝国主义日本政治的基本结构
33.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与日本
34.民本主义、米骚动、原内阁——向波拿巴主义靠拢/344
35.日本帝国主义危机——四大矛盾之展开
36.侵略中国——大日本帝国的崩溃（一）
37.太平洋战争——大日本帝国的崩溃（二）
38.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与世界——日本复兴的两条道路
结束语：日本历史的总结与展望
译者附记
序
人，不论是谁，都是由历史所造就，在历史中生存，并以某种方式创造着历史。但并非所有的人都能意识到这一点。当我们意识到造就着我们自身而我们自身又在其中生存的历史之时，我们就能有意识地、合乎目的地参与创造历史。
现代日本，国民对历史是极其关注的。这或许就是生活在历史大变革时期的国民要有意识地参与创造历史而表现出的姿态。历史学家必须对国民的这种关注作出回答。为此，在方法论上和历史观上都不尽相同的日本史书汗牛充栋也是理所当然的了。我之所以决然将本书公之于世，也是基于我本人的奢望与考虑的。
，阐述创造与推动日本历史由原始荒蛮发展到现代文明的动力，并具体地探究影响日本历史的各种条件(与周围世界的关系，地理和自然条件以及各种偶发事件等）。
第二，划定日本历史各个不同发展阶段，把每个时代的面貌及其承前启后的情况等作为整个历史潮流纳入视野。
第三，把日本历史与其他各民族历史所共同的人类史上普遍性及日本历史独具的特殊性统一起来观察。
第四，在明确上述问题的基础上，综合阐述我国历史上的经济、政治、文化及其他各个侧面，从史的角度正确理解现代，同时为我们的未来，为实现有科学根据的远景作出贡献。
我在学术上的奢望，就是想通过这本书阐明上述各项。
日本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治上、社会上和思想上的变动，表面上万象升平，而底流却在激荡。因而，在国民之间，对日本的历史面貌在看法上有着很大的分歧，甚至是对立的。在老一代与新一代、统治阶级与觉醒了的民众之间，对历史面貌的观点也各有不同。我自然是站在新一代与觉醒了的民众所持有的新的对历史面貌的看法这一边。
可是，随着近日本帝国主义的东山再起，旧大日本帝国时代的历史面貌，经若干修正与新的粉饰，又在加紧复活。文部省对历史教科书的审定就是突出的事例，它竟然只许把近代日本的帝国主义扩张讲成“国际地位的提高”。对此，我们对破除旧历史面貌的批判如仅止于“对那些东西不屑一顾”，那是不能发展科学的与民众的新历史面貌的。由于旧帝国主义的历史面貌仍残存于群众之中，即使是对形成这一历史面貌的各种事件与人物，也只有把他们置于新历史面貌中赋予他们以科学的和正确的地位，使人信服地感到“果然，这件事原来如此”之时，旧的历史面貌才能被扬弃，作为国民的历史才能确立起来。即使一步也好，我也愿本书能接近这样的国民历史。
也许有人会说，“你这样的人能胜任吗？”我虽是历史学界的平庸之辈，但却毅然倾注全力于这个目标，我岂不是也会感到愉快的吗？
虽然参考了大量的书籍与论文，但我不外是就教于各名家的研究成果，我所做的只不过是把已经明确了的事实，以我的世界观加以解释和编纂而已。
在本书编写中曾得到岩波书店“新书”编辑部的各位多方面的关照。尤其是对堀江铃子和田村义也先生致以敬意。在此特志以表感谢。
井上清
1963年8月15日
——从被压迫国到压迫国
“主权线”与“利益线”[译者注：公元1890年首届国会开会时，山县有朋首相在众议院以“主权线与利益线”为题发表演说。]
这一时期，政府已经以统治朝鲜为目标，着实地具体准备着对中国的战争。第四届国会时，其所以宣诏说，为了“兼六合，掩八纮”不得削减造舰费，并不是句简单的形容词藻。
《天津条约》签订以后，中国清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在朝鲜的政治势力，公然将朝鲜当成“属邦”，并清洗了朝鲜统治阶层内的亲日派。另外，俄国为在朝鲜沿海寻求不冻港，也向朝鲜政府施加压力。借口与此相对抗，英国海军在中日《天津条约》签字前夕(公元1885年4月)，非法占领巨文岛，并一直盘踞到公元1887年2月。英军撤走后，英国仍强有力地从背后支持中国清政府变朝鲜为附属国的政策。
这种形势进一步刺激了日本统治阶层从征韩论以来的对朝鲜的政治与军事野心。在公元1890年首届国会上，山县有朋首相就提出，今后日本的军备，不仅要保卫“主权线”(日本领土)，而且，对接近“主权线”的地区，具体说，就是不能不确保朝鲜作为“利益线”，并要求为此而扩充力量，这不外乎是要准备与中国进行一战了。
日本统治阶层侵略朝鲜的政策，不单是为国际形势所驱使，也是为经济要求所逼迫。因为，朝鲜的大米与黄金，对日本来说是有着重大意义的。以公元1889年稻谷歉收为转折，日本从大米出口国变为进口国，但由于为重要的进口对象国朝鲜，在公元1889年秋，也与日本同样歉收，所以平安道与咸镜道的长官，为对抗日本商人压价收购朝鲜大米，而发布禁止出口大米法令——《防谷令》。由于日本立即威胁朝鲜政府，因之，公元1890年春，朝鲜就解除了禁令。但不知朝鲜何时又将会发布《防谷令》这件事本身，就成了日本统治阶层不安的种子，因此，就强烈要求确保朝鲜作为稳定的粮食资源地。
另外，朝鲜也是日本获得黄金的重要来源。从明治初年到公元1893年，日本自外国进口的金锭总额的68即835万日元是得自朝鲜的。这笔进口金锭并不是作为出口一般商品贷款得到的，而是根据《江华条约》附件条款，迫使朝鲜承认日元(银)与日本银行券可在朝鲜国内流通，利用这一条件，以各种欺骗的办法，自朝鲜的采金业者与农民那里收“买”的，或是以开采金矿权作为贷款的抵押而取得的。这样，必然就加强了朝鲜官民公开或隐蔽的抵抗。日本为要发展成资本主义国家，为充实其所必需的国际通货即黄金，省钱的办法就是在朝鲜扶植政治势力，以期确保该处的黄金。
较之期望朝鲜成为谷物与黄金供应地来说，将朝鲜作为日本商品出口市场的意义是微不足道的。公元1890年前后，日本对朝鲜出口尚不及日本出口总额的2。就是这仅有的出口商品，还不是日本机械工业制品，而是家庭手工业以及工场手工业生产的杂货，棉纺织品则大部分是从英国转口去的。尽管这样，随着中国清政府在朝鲜政治势力的增强，在朝鲜总的进口当中，自中国的进口还是增加了。这样，以前日本在朝鲜的垄断地位一丧失，像改进党的经济学者田口卯吉等就叫嚷，“为国家，这实属非同小可的事件”。大概政府与经济界也有这样感觉，即较之贸易金额的大小以及市场有无希望，日本毗邻国家的贸易为外国所垄断这件事本身是更难以容忍的。
“东洋危机”论与“人口过剩”论
不仅政府方面，就是在政党与民间的政论家之间，叫嚷“东洋危机”，议论“东方政略”的，从公元1891年起就突然喧嚣起来。其所以如此，是因为该年3月，俄国公布建设西伯利亚铁路计划，5月举行了从海参崴动工的开工典礼。由于预见到俄国进入侵略东亚的新阶段，因而也刺激了日本朝野。副岛种臣、近卫笃麿与陆羯南等国权主义者就是在这一年成立了“东方协会”，并开始宣传“东方政策”的。
曾经策划“朝鲜改革”的大井宪太郎，在这一年成立了“东洋俱乐部”，还演讲说“要把中国的傲慢与盛气凌人之势打下去”、“日本应掌握东洋的霸权”。樽井藤吉在立宪自由党机关杂志《自由平等经纶》上还连载“大东合邦论”。该文鼓吹日本与朝鲜经真诚协商后，并为一国，建立新的“大东国”，并与中国结盟以抵抗西方列强对东亚的侵略。还说，“征韩”是以战争掠取朝鲜，而协商合邦则是“不用兵而取朝鲜”。大井宪太郎与樽井藤吉在公元1892年组建“东洋自由党”，它虽标榜“保护工人”“制定佃耕条例”以及普选等民主政策，但较之这些，仍将“确定国家的对外策略，制定对外经济的长远规划，军事策略与商业策略并行以资进取”以及“制定扩充海军的规划”作为当务之急。根据大井的说法，只喊叫“休养民力”、“节约财政开支”，而不知处理“东洋危机”者，就没有当现今政治家的资格。他们在与专制政府斗争之际，竟然也发展到搜索枯肠以鼓噪凌驾于政府之上的军国主义了。
在这种气氛下，公元1891年5月，发生了到日本旅游的俄国皇太子在大津市被警卫的警察刺伤的事件。凶犯津田三藏相信，俄国皇太子是怀着进攻日本的动机前来视察地理形势的。因此，就对他行凶了。
在这前后，日本的“人口过剩”论也出现了。公元1891年4月30日，政府系统的《东京日日新闻》就说：“近，首都的怪现象是女工与日俱增……这不外乎是由于较之土地，我国人口过剩的结果。所以，当前，或是扩充殖民机构，或是限制人口，总之，如不救其急，则社会党与共产党之流势将接踵而至。”自由党总裁坂垣退助在公元1892年也写了《殖民论》，喧嚷说，日本行将人口过剩，宜现在即应力行殖民活动，即使不是人口过剩，因世界各国皆积极从事殖民，日本也不应落后。我国为独立于东洋，并与各富强国家争势力，就必须掌握海洋权与贸易权。公元1893年，以子爵榎本武扬为会长的“殖民协会”成立，很多资本家都加入其中。显然，这些“殖民”论是与公元1890年以来出现的“社会问题”相适应的。
准备对华战争与“硬六派”[译者注：指公元1894年第六届国会时的改进党、大日本协会、国民协会、立宪革新党、东北组及中国进步党六个“对外强硬”的党派。]
自由党在第四届国会上失败后，就降格成为伊藤博文内阁的准执政党。改进党虽仍为在野党，但已经不再主张休养民力，而专在要求对朝鲜与中国采取强硬政策以及对欧美实现完全对等条约方面与政府相争。政府从公元1890年以后，因朝鲜的《防谷令》使日商蒙受了损失，一直在交涉并要求赔偿。公元1893年3月，政府暗示，如朝鲜旷日持久地不支付“赔款”，即将诉诸战争。另外，前自由党员大石正巳，自行贿买驻朝鲜公使之职赴汉城，以各种完全不顾外交礼节的“强硬策略”，终于攫取了11万日元的“赔款”(5月)。这时，田口卯吉等在其主办的《东京经济杂志》上还煽惑说，如果朝鲜延宕不付《防谷令》的赔款，就断然进行战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定会援助朝鲜，这样，“就只有往天津投炸弹了”(5月10日)。
军部方面，公元1893年4月成立“出师战备物资管理委员会”，调集武器与军需物资。5月又制定《战时大本营条例》，同时，又使海军军令部从参谋本部独立出来。另外，还进行了对华战争的具体与细节上的准备。诸如参谋次长川上操六中将亲赴朝鲜与中国旅行、规划进攻作战的战略以及组织军事侦察网等。川上操六参谋次长与外相陆奥宗光还暗中串通一气，以期使军事战略与外交战略配合一致。
“对外强硬”，虽然程度上有所不同，但不论政府与国会、官僚与民间都把它当成了共同的口号。反政府各派还以远超过政府的“强硬外交”攻击政府。其急先锋就是与品川弥二郎等国权主义官僚勾结至深的安部井磐根、神鞭知常等一派和大井宪太郎等东洋自由党一派联合起来在第五届国会前夕即公元1893年10月组成的“大日本协会”。大日本协会基本的主张是，将不平等条约立即修订为完全对等的条约，而且还不许对外开放日本本土；对现行条约要限度地作出有利于日本的解释并严格执行，直到实现对等条约为止。例如，对一般外国人在法定区域外的旅行应严予控制；对外国人也要征税；外国人也须严格遵守日本的行政规章制度等。这一派的众议院议员虽约为20人，但却受到贵族院近卫笃麿等强有力的一派的支持，《日本》报起着这一派事实上的机关报的作用。
其次是以萨摩海军系统巨头西乡从道为会长的“国民协会”。此协会是第二届大选中，借助于品川弥二郎内相的干涉而当选的议员约70人在公元1892年6月组建的，幕后的首领就是山县有朋。他们直到第四届国会以前，不论是对松方正义内阁，还是伊藤博文内阁，都是忠心耿耿的。其后，从山县有朋与伊藤博文发生矛盾就任枢密院议长后，才成为反伊藤内阁派。
在国民协会与大日本协会的疏通下，改进党与另外的众议院三个小派联合起来形成“硬六派”，在国会内外不停地攻击政府的“软弱外交”。
国民运动威胁着政府
《日本》报主笔陆羯南曾保证说，他们所攻击的“政府”是专指伊藤内阁，“并不包括陆海军”。只要一瞥“硬六派”首脑成员，就可确知他们是不会与陆海军对立的。何况参谋次长与外相还在幕后配合着呢。但不久，当“硬六派”的运动将国会外的群众也掌握了以后，事态就不止于是统治阶层内部的即席表演了。
在第五届国会上，强硬主张严格执行现行条约的在野党与政府发生正面冲突。政府在国内外将“励行论”宣传成幕府末期攘夷主义的重演。政府想借此给英国一个印象，即日本国民是如何强烈地期望着修订条约，同时，政府本身又是反对攘夷主义式强硬派，以期博得外国政府的好感。为此，政府在第五届国会开会期间曾两度休会。公元1893年12月30日，终于查禁了大日本协会，并坚决解散了国会。
在此后的公元1894年3月的大选中，在野党不仅仍占优势，而且，反政府运动还超出山县有朋等反伊藤博文运动的框框，发展成国民反对官僚专制政府的总运动。山县有朋也因叶公好龙而慌了手脚，并与伊藤结了盟。但事态却超出了他们的驾驭力。伊藤博文首相认为，照此下去，就“以井伊直弼的强硬主义打倒反对派”，并且还考虑到再运用公元1887年未用过的《保安条例》。另外，陆奥宗光外相3月27日给驻伦敦的青木周藏公使还写了下述内容的信：“国内形势日益紧迫，政府如不明确表示能做何种令人瞠目的事业，且不论其成败如何，将不足以挽回思乱之人心。而要做出令人瞠目之事业，又不能无故发动战争，因此，可为的只有修订条约一事。”
陆奥宗光在这里虽然写的是，或是发动战争，或是实现修订条约。但实际上，这时陆奥的政府是将对华战争与对英修订条约两项无法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了。这是因为对英修订条约是作为对华开战时为取得英国的支持所必需的外交招数，从公元1893年7月起即瞒着国民在保密的情况下进行了。
西伯利亚铁路动工与日英条约的谈判
在这之前，否决了大隈重信的修订条约草案以后，青木周藏出任山县有朋内阁的外相。公元1891年2月就以这些条件，即只以开放日本本土换取六年后日本完全收回治外法权与关税权；不再先期承诺编纂新法典；也不再任用外籍法官与英国开始了预备性谈判。承认联合审判与先期承诺编纂法典的草案，已不可能再为任何一届政府与外相提出了。驻日英国公使对这次谈判初是一口拒绝的，但意外的是，英国政府却极为惠及日本，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动工，因而促使英国对日政策发生了变化。
在这之前，由于英国一直控制着从欧洲到东亚的重要通路的地中海、苏伊士运河与印度洋，因而就严重妨碍着俄国对远东的扩张。现铺设西伯利亚铁路，就意味着俄国建成了向远东扩张的大动脉。因英国的传统政策(参阅本书第21章《封建制度危机与民族危机》及第24章《强行订立日朝友好协约》)是以日本充当其在东亚的对俄前哨基地，所以，还是适当评估在远东作为新兴国家发展起来的日本的国力，不旷日持久地以治外法权与关税制度压迫日本，相反，在某种程度上满足日本的热切希望，将日本更紧地拉向英国一侧是为上策。
由于这一原因，青木周藏外相对英谈判本来是很有希望的，可是不久，松方内阁却代替了山县内阁。这一政变再加上大津事件[译者注：指上述行刺俄国皇太子事件。]，青木外相辞职。榎本武扬出任外相后，基本上继承了青木的方案，但未及正式开始对英谈判，松方内阁又总辞职而组成了以伊藤博文首相与陆奥宗光外相的内阁(公元1892年8月)。
明治政府危机与朝鲜农民战争
伊藤与陆奥内阁在第四届国会期间，对抗着民党，加强了官僚专制，并倾全力从事以不久将来的日中战争为目标的扩充军备以及贯彻执行对朝鲜的强硬政策。直到第四届国会胜利后，公元1893年7月才着手解决修订条约。这时，陆奥外相却抛弃了青木周藏与榎本武扬两届外相奋力争取到的恢复法权与关税权作为谈判基础的方案，只是以撤销治外法权与提高若干关税为目标的方案开始与英谈判。政府当然也想恢复关税自主权，但想一举解决所有问题，谈判就要拖长，而且会增加失败的可能性，与其如此，就不如尽早实现国民关心的撤销治外法权对政府来说是更为迫切的。陆奥宗光企图借此获得英国对日本的青睐，对各国特别是中国清政府与俄国示威，并笼络国内民心。
在这项秘密谈判过程中，如前所述，国会与国民掀起了要求对外强硬主要是对欧美强硬以及立即签订完全对等条约的斗争，这一斗争还朝着反对官僚专制政府的方向发展。陆奥宗光等为分散人民的注意力，急切地进行了对英谈判，陆续作出让步，在外籍人租地权以及关税税率方面，几乎都同意了英方要求。
公元1894年5月15日，第六届国会开幕。不仅“对外强硬”，就连“迅速建立责任内阁”这时也成了保守派的要求。5月31日，众议院以153票对139票通过了弹劾与不信任政府的奏折提案，政府陷入行将倒台的绝境。如解散国会，发展下去，反政府派恐怕只会进一步强大起来。这是远超过第四届国会的明治政府开启以来的危机。
恰在这时，朝鲜爆发了一次大农民起义。日本史书一般都称之为“东学党之乱”，其实正确的应称为甲午农民战争，甲午是该年的干支。所谓东学是相对称之为西学的天主教而言的，是19世纪中叶(相当于日本幕府末期)发起于朝鲜的民族宗教的一派，信徒多为农民。正如日本中世[译者注：按著者时代划分方法，是指11世纪日本封建社会初期。]“一向一揆”那样，为反抗封建统治与掠夺，农民起义是屡屡与东学教义结合起来发动的。东学的领导人与农民在公元1893年还发动过斗争。
公元1894年2月，在东学传教人之一的全瑧准等领导下，在全罗道掀起了反对官吏压迫与勒索的大农民起义，暂时平息后，4月下旬又再度起义，并立即席卷了全罗道，5月31日还攻占了全罗道的中心全州城。起义农民中虽多为东学信徒，但起义并非在东学影响或领导下发动的。他们的口号是“斥倭斥洋”(打退日本与西方的侵略)，还有“保国安民”这一民族主义的要求。
日华交战
农民军攻占全州的5月31日，朝鲜政府要求中国清政府出兵镇压。这一天又正是日本第六届国会通过对内阁不信任的奏折草案的明治政府危机的一天。伊藤博文首相与山县有朋枢密院议长接到来自汉城的朝鲜要求中国清政府出兵的急电后，欣喜地认为这又是天佑。中国清政府如果出兵，按天津条约的解释，日本就可以出兵。这样，岂不是不仅有了大好时机以发动经年准备的统治朝鲜的战争，而且，还可以转移国会与国民对官僚专制政府的攻击，使其云消雾散吗？
伊藤首相与山县枢密院议长反复协商后，根据山县有朋的坚决态度，6月2日解散了国会。同时，就在这一天决定对朝鲜出兵(未正式发表),5日就已设置了大本营即战争指挥部并向第五师团下达动员令。12日，在中国军队于汉城以南牙山登陆的同一天，日本混成旅团的先遣部队也于仁川登陆，紧接着，整个约有七千人的部队于16日完成登陆。速度之快犹如迅雷不及掩耳，实际上，参谋本部在朝鲜要求中国清政府出兵以前的5月下旬，就已在进行出兵准备，6月1日就以“陆军大演习之用”的名义，快速地征集了日本邮船公司的轮船。剩下的只是等待公开的出兵宣言而已。
全瑧准等得悉中国与日本出兵后，6月11日就与朝鲜政府停战，并撤出全州城。因此，日本与中国两军抵达之时，已不复存在“镇压民乱”的借口。这时，接到川上操六参谋次长密令的内田良平等，组织起“天佑侠”这一特务队，声称要援助“东学党”，以扰乱朝鲜治安，但朝鲜农民却未中他的圈套。这就是内田良平们所说的“解放东亚”与“日朝团结”的真相。另外，日本与中国交战后，日军与朝军还一起镇压了全瑧准等农民军。
另外，仁川的日军还在牙山向中国军队挑衅，但因中国军队也未上当，因而，交战的安排未获预期效果。于是，6月1日政府又向中国清政府提议，共同致力于朝鲜的“内政改革”，但却为中国清政府所拒。这也是陆奥宗光等所预谋的。其后，日本政府就单独向朝鲜政府提出“改革”纲要，并逼其付诸实施。一当遭到朝鲜坚决拒绝后，驻汉城的大鸟圭介公使，7月20日就向朝鲜政府发出后通牒，要求朝鲜声明断绝与中国的宗属关系，23日，日军占领王宫，将当权的王妃闵氏一族赶走而以大院君为执政，建立起亲日内阁。
陆奥宗光外相在他的回忆录《蹇蹇录》中直言不讳地说，对朝鲜“改革”的提议，原本就不过是个为制造日本与中国交战的借口而已。在这两天后的7月25日，日本海军未经宣战，就在丰岛湾突然袭击中国舰队，并将其运输舰击沉。29日，日本陆军在牙山与成欢先行攻击中国军队，三天后的8月1日，才开始对中国宣战。
评论
还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