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020108923
每张照片的背后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
照片中的有些母亲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家，有些甚至过着原始生活，忍受疾病、饥饿和自然灾害的侵袭。这些照片有的是她们人生中的**张，有的或许也是*后一张……
十几年来，我为1000多位贫困母亲拍过照片，可从来没有为自己的母亲拍过一张像样的照片。如今她走了，我难以原谅自己。
———于全兴
临行前，母亲给我包了饺子
最该有点什么的时候，偏偏什么都没有
时间慢得像吃饱的蜗牛
一场雪，足够埋掉一个孩子幸福的童年
“哪有钱嘛。”母亲用手抹着眼睛
巴青才仁，让吉祥幸福永远伴随着你
又见巴青才仁
感冒
新房是地震后政府盖的
迷路
丢了骡子，是塌天的大事
安尔存脱贫以后
在甘肃
回家
雨路
大骨节病
偷土
一碗面片
儿子偷了母亲的猪
水煮开了，可依旧是黄的
小型相机彻底摔坏了
我再苦也要让娃念书
儿子得了败血病
第一头牛
妈妈跟我一样可怜
在宁夏
一段采访录音
草帘
西海固
沙尘暴
讨饭讨到乡书记的父亲家
窑里贴了一墙的奖状
能出去打工总比在家强
好媳妇
回来时丢了一个小手指
帮丈夫实现梦想
烤馍房
双层循环养猪法
在贵州
车钥匙被偷
吊角楼
没把日子过好，真不好意思
山顶洞人
没有服装不能参加儿童节
上学靠土豆和煤
母亲病了，她只能辍学
挖煤是最好找最来钱的工作
办不起身份证
孩子死了，丈夫走了
回访水箐村
褚仁敏的豆腐坊
你是天使，你该微笑
16年来第一次不再被当怪物看
我们这里没有雾霾，但总有孩子要戴着口罩
在重庆
女人修出来的路
筛4吨河沙，只能获得9块钱
我只有这一双手
再回大巴山
我的眼泪那一年流完了
没有最难的事情，因为一切都很难
林友芳家的宅基
儿子没了
脱得了贫，生不得病
从5公斤米到三层小楼
在四川
交不起40元学费
被夹在塌方与泥石流之间
方从蓉的幸福工程
大凉山深处
彝族年
全乡第一个考上本科的孩子
一组数字
体验生活，懂得感恩
大凉山的孩子11月还穿着夏衣
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钱，不知道该怎么数
在西藏
勤劳能干的罗布又回来了
这个项目给我带来了好运
阳光之行
在陕西
石碾子
下了雨才能洗头
放学后去逮蝎子
饼干和电视机
想飞起来的云鸽
只要能给她们一点帮助
在内蒙古
巴林右旗之行
幸福井
暖棚
天灾
这孩子大了怎么办啊
锅连炕
在广西
打蕨粑
一个月中死了两家的父亲
姐妹俩得了银屑病
养鱼
农家乐
菜牛之乡赶次圩要走8个小时
屋漏偏逢连阴雨
彩礼是3斤肉两只鸡两瓶酒和4斤面条
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马秀花
余顺琼
张美丽
李晓红
郭艳红
许翠玲
侯银花
守望国境线
在云南
六六新寨
编织中的梦
拍进照片里的笑容
西畴行
歌中姻缘
大山包
另一组数字
有电，但点不起灯
啥时候能轮到这儿
一家人就睡在地上
伤
我知道，我以后不用再来了
我亲爱的母亲走了
后记
大事记
为了母亲的微笑
孙京涛（大众日报社图片总监）
于全兴是揣着一颗赤子之心西行的。
于全兴西行的目标，是那些他从未谋面、却牵肠挂肚日久的贫困母亲们。他希望他的照片能够帮助“幸福工程”组委会，为那些承担了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成本的母亲们筹措到更多的资金。行前，自己的母亲细细地捏出的那些送行的饺子，让这条一米八几的长大汉子心灵中最柔软的部位一阵阵抽搐。他愈加感到此行目标的崇高与责任的重大。
西部迥异于东部的大城市——那里山峦纵横，那里朔风长啸，那里贫瘠苍茫……于全兴早就估计到了西行的凶险——在其后的采访中，他也确实遇到了他想象得出的和想象不出的凶险。可是他还是铁定了心要走，他强烈感觉到自己该用这次采访来报答母亲——现实中的母亲以及他胸中虚拟的那个精神上的母亲。
如果不是亲身经历，你很难体味于全兴的这种情感。对于一个很小就失去了父亲的孩子来说，母亲那双瘦削的肩膀是他唯一的依靠。在那些并不从容的岁月里，活着的艰辛经常让他们母子凄然而无助，他们甚至不知道生活的风帆最终会飘向哪里。全兴说，在父亲刚刚去世的那几年里，没有文化的母亲只能靠糊纸盒、加工外活来养活她的几个儿女。十几岁的全兴聪慧而敏感，为了能帮母亲一把，他去学刻剪纸，在春节来临之际挨家挨户地卖。在凛冽的寒风中，当人们满怀同情地将几分、几毛钱塞进他那红肿的小手中的时候，他真实地感觉到了能帮助母亲分担生活重负的欢欣。
他想重新体味这种欢欣。
对过去艰辛生活的咀嚼、对日渐老迈的母亲的依恋、对为人夫、为人父苦辣酸甜的品味，在他的心底下层层积奠，并发酵成为一种强烈的、要为女性做点什么的冲动。而大都市那种灯红酒绿却不免虚假、物质丰富却不免矫枉的生活更加促使他要为自己的情感找一个真正有意义的出口。我想，除了幸福工程国家组委会的委托，于全兴的这种情感冲动和心理动机，是他有勇气在放弃摄影六七年之后又重新拿起相机最强大的驱动力，也是他义无反顾地奔向西部真切地面对那些不幸母亲最充分的理由。从这个角度上说，《母亲》这组照片，是于全兴理解“母亲”这个字眼的形象化体现，是他对母亲特殊情感的一次集中释放。
于全兴急切地开始了他的第一次采访，就像一直困在笼中日久的鸟儿冲向神圣的天空一样冲了出去。所不同的是，他没有那种重获自由的快感，他将要面对的，是母亲岣嵝的腰身、孩子们菜色的小脸、恶劣的生活环境以及路上可能遇见的危险、无奈以及心灵上的刺痛。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一个几年前就有过的愿望，开始有了实现的可能。但忽然间，我的心底却有了一种说不清楚的茫然。就像一个渴望远行的人，打点行囊即将出发，却不知道前方等待他的是什么样的路途”。在这种心境下出发的于全兴，很快就被他面前的景象搞得方寸大乱。他不敢相信这样恶劣的地方还会有人，更不相信她们活得那么艰难。他忘了此行最重要的目的，只顾把口袋里的钱掏出来送给那些被他的眼泪弄得手足无措的母亲们。他甚至把相机搁置一边，颠簸上百公里带一个生病的小姑娘去看病……
临行前，我曾特意嘱咐他：不要给那些母亲钱物。这种近乎冷酷的告诫基于两个原因：第一，纪实摄影真正的价值，在于用充分有效的图像告知人们真相，召唤全社会的力量从根本上解决一个社会问题，个人的怜悯行为微不足道；第二，一旦摄影师和被摄对象之间发生了金钱关系，摄影师往往要面对不期然而来的“以钱买照”的指责。况且，在一种贫困的环境中，金钱足以改变摄影者和被摄者之间的权力秩序，最后出来的照片，往往让人将信将疑。
但是我知道这种劝告根本无效——仗义豪侠、从心而动才是全兴的本我。当他结束了近一个月的采访返回来的时候，除了满脸的疲惫，就是些思绪散乱、肤浅表面、拍摄手法不一、甚至连曝光都不准确的照片。无论作为一个摄影师、还是图片编辑，我都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但是，从于全兴真切的眼神、滔滔不绝的诉说和时常哽咽的语调中，我分明感受到，他送给母亲的钱物不是施舍，他也没有想用金钱开路来达到某些不可告人的目的。他的真诚，准会为他的图像铺就一层温暖厚实的底色，这种底色很快就会在他以后的照片中显影出来。
第一次不算成功的采访令人沮丧，但于全兴在整个采访中的行为却再一次提示了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心性冷漠的人，永远都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纪实摄影师。19世纪末，尤金·阿切特因为对老巴黎深情的依恋，用相机忠诚描摹了那些被风霜雪雨、和煦的阳光触摸了几百年的老房子、老门廊、老雕塑、老街道；奥古斯特·桑德不畏纳粹的淫威，不屈不挠的拍摄德国人的面孔，是因为他对同胞深沉的爱；戴安·阿勃斯迷恋于那些社会边缘人，是因为她认定他们是经受了生活特殊考验的“贵族”；尤金·史密斯是含着眼泪、颤抖着双手拍下“母亲为智子洗浴”这张不朽名作，是为了替水俣的村民们讨还一个公道；即使那个浪子一般的罗伯特·弗兰克，在解释他拍摄尖刻辛辣的《美国人》的动机时也认为“批评可以出自爱”……
可是，要成为一个优秀的纪实摄影师，要拿出真正可以彪炳于世的伟大作品，仅有自发的、朴素的爱以及发自个人的感情冲动是远远不够的。正如苏珊·桑塔格所言，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是从不接受表面现象开始的。
在众多朋友们的帮助下，于全兴随即进行了细致的案头工作和深刻的反省。而促使他变感情为理性、变躁动为沉稳、变貌似客观的事件记录为带有象征性的静态肖像的因素，可能有以下几点：
一、重新审视作为幸福工程国家组委会聘用摄影师的责任与价值。
历史上，由国际机构和社会团体聘用摄影师进行的纪实摄影工程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刘易斯·海因担任美国国家童工委员会专职摄影师期间，他所拍摄的那些在棉纺厂、煤矿、农田中劳作的孩子们的照片促使美国立法宣布使用童工为非法；FSA的摄影家们在罗伊·斯特莱克的组织下为美国广大农村所做的纪实，有效地帮助了政府应对大萧条对农民造成的沉重打击；解海龙在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支持下拍摄的“希望工程”，解决了成千上万失学儿童的受教育问题……对纪实摄影师而言，类似这样的成就每个人都梦寐以求，于全兴也不例外。而最为重要的是，前辈摄影师在采访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强烈责任感也提示于全兴必须把他摄影的目标，与聘用他的组织的目标统一起来。因为正是有了这种责任感,摄影师对被摄对象的情感流注，才不是那种排山倒海式的，而是如冰山溶雪一般细流涓涓而又连绵不绝；才不是剑拔弩张式的，却如绵里裹针沉实有力——这才是真正有生命力、有社会影响力的照片。
于全兴这次摄影计划源起于他1996年4月参加的幸福工程天津组委会策划的一场大型公益活动。这个挂靠在国家计生委下的公益组织成立的初衷，就是帮助那些因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而缺乏男性劳动力的家庭尽可能富裕起来，救助的对象主要是生活窘迫的母亲，救助方式是提供小额贷款、提高母亲的自救能力。如刘树勇所言，这种发乎日常人伦的行为让人看到了“久违了的国人的慈悲和歉意”。而于全兴个人的体悟与幸福工程组委会的情感取向产生了强烈共鸣。作为《家庭报》（中国计划生育协会的会报）的记者，于全兴有条件加入到这项富有人情味的工作中。而这个组织成立的价值观以及七年来所秉承的不事张扬、扎实而富有建设性的工作态度，同样启发于全兴要把他的个人情感和情绪，蜕转为与“幸福工程”的价值取向相一致的摄影行为和表述方法。
二、如何评价“贫困母亲”这组人群。
在我们的视觉记忆中，大凡与母亲有关的摄影形象，都洋溢着浓郁的悲剧色彩——多萝西亚·兰格的《季节工母亲》、大卫·伯内特的《柬埔寨难民》、沃纳·比肖夫的《印度干旱》、罗伯特·卡帕的《沙尔街上示众的卖国贼，法国，1944》、德米特里·巴特曼茨的《悲伤》、亚历山大·罗钦可的《我的母亲》……在我们这个口口声声仁义道德的世界上，对女性的不公是由来日久的，我们的艺术也抒发了太多的对女性不辨真假的怜悯与同情。而作为以奉献为“高尚美德”的母亲，她们的弱势地位似乎理所当然而又不可动摇。在任何的时局动荡中——哪怕只是一丁点的风吹草动，她们都是首当其冲的替罪羊，“悲剧”自然也就成了“母亲”这个字眼天然的孪生姐妹。
然而太多的悲剧会让人丧失希望、看不到光亮。
站在于全兴面前的这些挣扎在贫困中的女人、这些被疾病困扰的女人、这些因为没有文化而在心灵深处没有一点星光的女人、这些在苍凉的天地间单薄而渺小的女人，真的需要摄影师以一种怜悯的目光看待他们吗？这些承担了国家改革的成本、这些不温不火却坚强地承担着命运的苦难的女人、这些仍然秉承着相夫教子古训的女人、这些天然而美丽的女人不值得我们去尊敬、去爱吗？这样的思考可能又落入了滥情的、概念化的人文主义圈套之中，但是，当思考是以真诚的个人体验为出发点的时候，它的可信度也就明显增加了。所以，在于全兴随后用方画幅拍摄的照片中，每一个女性的可敬与可爱，很自然、很单纯地流淌出来。当人们与那一双双温文尔雅的眼神相遇时，你会真实地感觉到，你向她们伸出的援手，是双向的帮助，而不是单向的施与——在同一个苍穹下，人不仅仅是一个物质存在——这些女人在精神上和人生体验上可能比我们富足得多。
三，该如何为这个人群“造相”？
摄影的目的在于保留事实和揭示真相。但是，摄影的特征却决定了它对事实的掩盖多于揭示。就“贫困母亲”这个现象而言，它背后牵扯的政治的、历史的、经济的、自然地理的、观念的因素太多、太复杂。以摄影先天不足的叙事功能，要揭示这些纠扯不清的问题显然力不从心。通常的情况是，当你很认真地述说了一个母亲的生活故事时，其他人的状况与这个母亲却没有太多的相似之处。当你很完整地记录了一个母亲当下的生存状况时，你却不可能记录她的过去或未来及其背后的动因。实际上这样两难的问题是对纪实摄影师持久的困扰，而如何解决这样的困扰正是摄影师创作能力的考验。
于全兴很聪明地选择了拍摄现场肖像，而把叙述和揭示的位置让给了长于此道的文字。这些肖像虽然名姓齐全，但是它却超越了个体而成为“贫困母亲”群体的一部分、超越了具体形象而成为一种抽象的象征。这种超越最后的结果是，它提醒了人们有这样一些人存在、有这样一种现象存在——由于不是个别的、个体的存在，它的社会性就显现了出来。它的画外音就是，我们整个社会应该携起手来，群策群力解决这个问题。这也正是纪实摄影“以一个社会学目的为目的”的真正价值。
全兴差不多想清楚了，他又走了。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他带回了这样一些照片。这些照片让我们想起玛丽琳·科菲的一句话：有激情的思想才有力量。
“于全兴，把镜头对准贫困母亲，相机拍下的不仅仅是贫穷，照片引起的也不仅仅是关注。”
临行前，母亲给我包了饺子
2001年的第二天，经历了新世纪到来的兴奋，人们的生活又归于常态。
我站在空旷的首都国际机场，一阵阵的寒风从我的耳边掠过，心里陡然有了一种孤独。这次远行，我拒绝了所有人的送行，包括家人和朋友。
半个月前，我当时供职的报社领导仪宏伟先生通知我：受幸福工程全国组委会的委托，报社派我前往中国西部地区，用一年的时间，对当地贫困母亲的生活状况和“幸福工程”的实施成果进行采访。
我没有想到，这个采访后来竟持续了15年。
我对于“幸福工程”的了解始于1996年，那年4月，幸福工程天津组委会成立，我策划并组织了相关的募捐活动。当时，有一种朦胧的愿望萦绕着我，希望有一天，能用自己的镜头纪录下中国贫困母亲们的生存状态。
搞了几年的新闻摄影，镜头仿佛自己的眼睛。世界被框在取景器里时，熟悉、平凡的生活便一下子集中、凝炼起来。我从定影液里取出一张张照片，一个个定格的瞬间活动起来，生命从黑白的底片上跳出，还原成动人的真实。
那天，一个几年的愿望，有了实现的可能。可是忽然间，我的心里有了一种说不清的茫然，像一个渴望远行的人，已经打点好了行囊，即将出发踏上路途时，抬起头，却不知自己要走向何方，更不知前方是怎样的路途。
临行前，仪宏伟先生和我与一些新闻界的朋友喝酒，说起了我此次远行的事。我不记得喝了多少，只记得自己有些醉了。
“于全兴，我只要求你活着回来。”仪宏伟先生叮嘱道。
这句话我一直记着。
即将远行，我去看望母亲。小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姐弟六个都是母亲拉扯大的。母亲对于我的重要，那些父母双全的孩子是难以体会的。
我把这次采访的危险性说得很含糊，不想让她为我担心，毕竟母亲的年岁大了。她只是影影绰绰地知道我要去很远的地方，给我包了饺子。她一个一个慢慢地捏着，捏得很仔细，仿佛她包得越久，我的旅程就会越加顺利。我有很多话想对她说，可吃饭的时候，我们娘儿俩却很少出声，默默地。
吃过饭，在我出门要离开的时候，母亲忽然大声说：“兴儿，路上小心。”
我回头，母亲倚在门口，仍是那一脸慈祥的微笑。
“多加小心。”她又加了一句。
我也笑笑，转身走了。
我很高兴，我去采访母亲时，得到了母亲的祝福。
在北京机场，我背着沉重的摄影包踏上舷梯。
我的面前，一个小姑娘蹦蹦跳跳，头上红色的蝴蝶结随着脚步一起跳动。孩子的笑容很灿烂，像五月和煦的阳光，她和我女儿的年龄相仿，想到此，我的心紧紧缩了一下。那时，我决定，只要条件允许，在以后的采访中，每天晚上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与家人联系。我想，只有听到女儿的声音，晚上我才会睡得踏实。
飞机起飞的时候，我一直望着窗外。熟悉的城市离我越来越远，就在这一瞬间，一种机缘将我拉进了另一个世界，变换了空间与时间的距离。生活给了我这次机会，能如此近距离地与贫困接触。机上的乘客都渐渐地进入了梦乡，而我却全无睡意。做摄影记者也有十几年了，但面对即将开始的西部采访，我却想不出确实的计划，这在我是从未有过的。
该有点什么的时候，偏偏什么都没有
1月3日，我到了西宁。天冷得像铁砧上的霜。
我的采访之所以从青海开始，一来是因为青海远，采访青海后，到甘肃、宁夏反而近便；二来是听说可以跟随当地的一个考核工作组一起行动，人多保险，交通工具也有保障。只是1月气候很差，加上高原缺氧，青海省计生协会的靳培德秘书长怕我受不了。
我对自己的体质还是有信心的，何况我也不是第一次去青海。我和靳秘书长约定，就合考核组的时间，1月份到青海下到基层。
后来，我才明白我信心的基础是多么脆弱，自己又是多么幼稚。这次采访经历的地方，迥异于我去过的旅游地区。这是另一个青海，粗糙、质朴的青海。自然显出了她本来的面貌，神圣而不可侵犯。她像一位母亲，用双手捧着人的脸颊，把他们的灵魂引向看不见的山巅。她的手触过的地方，留下了胭脂样的高原红。
就是在这样的天地里，我第一次体味到了“贫困”这两个字的分量，也正是在这样的天地里，我看到了和我母亲一样伟大的人。
4日清晨，我们前往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
车顺着山路爬，车里装着我们五个：司机、两位考核组的工作人员、我和陪我采访的靳培德秘书长，他还特别给我准备了红景天、安乃近这些抗高原反应的药物，还带上了氧气。
下午3点多，上了海拔4300米的鄂拉山，傍晚，停在兴海县一个叫温泉的小镇。走遍了镇上不到500米的小街，我们找了一家条件最好的旅店。
“掌柜的，房间里有暖气吗？”
“有，有着哩。”
“有电吗？”
“有，有着哩。”
我们于是住下来。
晚上出去吃饭。开饭馆的是一对四川广元的夫妇。他们在这里一年多，连开饭馆带租房，一年有一万多块的进项。他们的大儿子在兴海县县城读书，因为路远，给孩子在县城租了间房。那时正是寒假，孩子也回到温泉，帮着父母料理生意。
饭食一般，高原，气压低，水不到100℃就开，米饭总有些夹生。
回到旅店，一片漆黑。
“掌柜的，不是说有电吗？”
“白天有，晚上没有。”
旅店用温泉水自己发电，只能撑到晚上10点。
“暖气怎么也没啦？”
“白天有，晚上没有。”
暖气靠的是水泵泵上来的温泉水。电停了，泵就停了，暖气也就没了。
最该有点什么的时候，偏偏什么都没有。
一钻进被窝，就有股寒气钻进骨髓：从脚跟往上，沿着脊柱，直窜到脖颈，像指甲划过一样，我一个激灵。于是找出所有的衣服，跟棉被一起堆在身上，防寒服的帽子捂着头脸，只露出眼睛和鼻子，冬眠的蛇一样蜷着，可还是没有一点热气。高原反应已经出现，寒冷加上头疼，久久不能入睡。一看温度计：-20℃。
半夜里听见司机师傅发动汽车。他说过，如果这时候不着一次车，就再也打不着了。
迷迷糊糊的，不知是睡了还是醒着，也不知自己睡着过没有，也许是高原反应吧，反正躺这一宿比白天还累。可这确实是条件最好的旅店，比我日后住过的很多地方要好得多。我不知当地的居民是怎样适应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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