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包 装: 精装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229103569丛书名: 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
一、作为学者，他们的观点是客观的，虽然情绪上有时候不免义愤填膺，但是在作出评价的时候，依然会尽可能还原事情的真相。重要的是，他们敢说。
二、他们引用的资料和数据是真实的，是一手的，甚至为访问当事人做了大量的工作，跑了很多地方，都有可靠的来源。
三、作者关心的重点不是战争对一个国家的伤害，也不是关注战争破坏了多少钱财，而是把重点放在战争中主题——每一个军人本身。对军人个体的伤害，包括身体的，心理的，家庭的影响，后遗症等，这是作者关注的重点。
四、他们很注重对绝境下真实人性的分析。比如作者写有的年轻的战俘做梦中会哭着喊妈妈；饿极了时候，切开同伴的喉咙，靠喝同伴的血维持生命；战俘船沉没，盟军的潜艇救援时因承载的人数有限，只能把部分同伴留在茫茫大海，这是怎样的绝望和撕心裂肺？还有，今天，日本是美国的盟友，当美国人读到日军残酷对待美国战俘的这些往事的时候，会作何感想？有些人可以口述、写作自己的战争经历，另一些人却守口如瓶，到底发生了什么？在*近数十年里，那些曾经的战俘为什么又终于敞开心扉? 这些问题，我们中国的学者都很少涉及。我们更对的是写日军的残暴，写我们对日军的恨，写我们抗日的英勇，对深层次的分析很少见。我觉得这是大家应该读读这套书的原因之一。
这套书值得关注的地方还有：我们在了解日本这个民族的时候，是不是也要站在全球的角度？我们不仅要看日军怎样对待同为黄皮肤的中国人，还要看看战争中他们如何对待美国人、英国人。日本在世人的印象中是懂礼貌、守纪律、勤奋、干净，小小国家有那么多世界**公司，怎么*后成了法西斯？即使日本是“恶人”，我们能不能把他们教化成“好人”？这都是我们需要思考的，在这方面，作者是做了有益的分析的。
*后，也是我重点想说的，西方战俘体现了很多优点，在**困难的情况下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对自己的人格和身份的肯定、认同，以及他们对待生命的态度；当今，美国和日本成了朋友，而日本与我们的关系却还是有很大的隔阂，这是为什么？德国人对自己历史进行了诚挚的道歉和反悔，而日本人为什么说不？为什么敢说不？这都是值得我们去反思的。
在这几本书中，希望读者能得到一点点的启示。
作者着重研究了来自得克萨斯第131野战炮兵团第2营的战士们在成为日军战俘后的悲惨遭遇。这个群体从参军、作战、被俘、经地狱航船到樟宜战俘营、被迫修建缅泰死亡铁路，直到*终获得解放，无一不得到充分的描述。来自得克萨斯的这些战俘们，要与饥饿、疾病作斗争，要与日本看守加诸在他们身上的不平等作斗争，要与日本看守对他们的漠不关心作斗争，要与日本看守随时随地的残酷虐待和肆意杀戮作斗争。他们有一部分长眠在战俘营中以及缅泰死亡铁路的工地上，但他们以相互扶持、相互鼓励、相互照顾、永不放弃的精神与行动，创造了84%的存活率。他们——无论是死难者还是幸存者，都是当之无愧的勇士。
英文版序 1
**章 成为战士 1
第二章 横跨太平洋 19
第三章 爪哇岛保卫战及其惨败 31
第四章 成为战俘：学习阶段 43
第五章 “地狱船”和樟宜 67
第六章 深入雨林 83
第七章 “加速运动” 113
第八章 走出丛林，走向解放 139
第九章 阴晴圆缺 163
注释 178
参考文献 232
译后记 242
丛书总序一
从全球视角揭露日本战争罪行的典范之作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日本军国主义的失败而告终。
战争已经过去了70年，但是，日本政府并没有进行真正的反省和道歉，尤其是近30年来，日本的右翼势力甚嚣尘上，右翼政客屡屡在参拜靖国神社、教科书问题和南京大屠杀问题上挑起事端。当前，安倍政府正在一步一步地动摇日本“和平宪法”的根基，重新武装日本，走军国主义的老路。只要右翼政客当政，他们修改“和平宪法”，让日本重新拥有战争权力是不可遏制的趋势。对此亚洲各国政府和人民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
史学界深入研究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战争罪行是义不容辞的使命和责任。为了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史学界推出了许多纪念抗战的著作。然而对于日本在二战期间中国以外地区制造的战争暴行却研究不够。
2015年7月30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回顾和思考进行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同志在主持学习时指出：“抗战研究要深入，就要更多通过档案、资料、事实、当事人证词等各种人证、物证来说话。要加强资料收集和整理这一基础性工作，全面整理我国各地抗战档案、照片、资料、实物等，同时要面向全球征集影像资料、图书报刊、日记信件、实物等。要做好战争亲历者头脑中活资料的收集工作，抓紧组织开展实地考察和寻访，尽量掌握**手资料。”
习近平同志的讲话为中国抗战史的研究指明了方向，指出在加大力度整理我国抗战史料的同时，要加强面向全球的抗战史料征集工作。二战期间，日本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广大占领区曾经制造了众多的战争暴行，并且对俘虏的美、英、荷、澳、新等西方国家的战俘和平民也犯下了严重罪行。对于这些战争暴行，中国史学界、东南亚史学界、国际史学界都应该加以关注。
我个人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可以说见证了新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前进的步伐。我深感国内对于抗战史学的研究还比较局限于中国视角，对日本侵华战争暴行已经有了深入的研究，对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慰安妇、细菌战、毒气战等日本侵华罪行的研究都有了丰硕成果，然而对于中国以外地区的战争暴行，中国学界关注得不够。仅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明确提到的日军远东三大战争暴行——南京大屠杀、缅泰死亡铁路、巴丹死亡行军来说，其中后两者在中国几乎找不到相关的研究专著，发表的论文也非常少。除此以外，对于马尼拉大屠杀、新马华人检证大屠杀、山打根死亡行军等日军在西太平洋地区制造的战争暴行，国内更是鲜有学者关注。
基于以上认识，可以理解重庆出版社出版《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的学术意义和社会意义。这套丛书可以说是响应习总书记的号召，从全球视角揭露日本战争罪行的重要著作，而且它还是由季我努学社这一民间学术团体翻译出版的，是这一民间学术团体做出的有益贡献。
季我努学社在社长范国平先生的带领下，近几年一直从全球视角来加强抗战史料的整理工作，除了重庆出版社的《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之外，他们还整理翻译了《美国国家档案馆馆藏抗战影像丛书》。这是精选美国国家档案馆馆藏抗战照片，翻译出版的30卷大型画册，收录照片1万多张，绝大多数在中国尚未发表。三年来，季我努学社翻译出版和即将出版的海外抗战史料已经超过了400万字。我一直鼓励国平等年轻朋友利用自身外语优势翻译整理出版国外抗战史料。季我努学社将日本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战争暴行作为未来几年的主攻方向，对此我非常支持。重庆出版集团北京公司一直重视抗战史料的整理和出版，此次《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顺利出版，与他们的辛勤努力分不开。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对《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也高度重视，该丛书已入选“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
此次出版的《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共四册，是季我努学社与重庆出版集团北京公司规划的《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的**阶段成果。重庆出版集团在整理日本战争罪行领域有着更长远的规划，他们要从全球视角来整理出版抗战史料和研究成果，从中国以外国家和地区的视角来整理和研究日本战争罪行。目前本丛书第二阶段的工作已在规划，并开始付诸实施。作为丛书的总顾问，我与国平及重庆出版集团计划全面汇集国内知名学者关于日本战争暴行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并且力图对日本侵略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代表性战争暴行和对平民的摧残的战争暴行史著进行翻译、整理和出版。
季我努学社还邀请了步平、汤重南、关捷、王斯德、王晓秋、荣维木、苏智良等二十多位著名学者撰写了分卷序言和推荐语等。我作为《日本远东战争罪行丛书》的总顾问，对于他们的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批出版的四本书是研究日本战争暴行的代表性成果，都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意义。
其中，《太阳旗下的地狱》一书通过对参加修筑缅泰死亡铁路的美国战俘的档案和口述史料的研究，还原了美国陆军36师131野战炮兵团第2营和美国海军休斯顿号被俘官兵修建惨无人道的缅泰死亡铁路的全过程。日军动用了61000名盟军战俘及20万名东南亚国家的劳工修筑这一铁路。战俘和劳工的死亡率极高。战俘的死亡率在20%左右，劳工的死亡率更达50%，这是一条用白骨铺成的铁路，每公里死亡人数超过250人。
《樟宜战俘营》一书主要研究了樟宜战俘营在日军整个战俘管理体系中的作用。该战俘营充当了日军大规模战俘劳动力的中转站。虽然樟宜战俘营中的死亡率不是很高，但是通过此地辗转到缅泰死亡铁路及日本工矿企业的战俘死亡人数非常惊人。樟宜战俘营的日军看守人员多次将战俘斩首，并且逼迫战俘签署不逃跑的协议。这本书除了叙述史实外，还对战俘的心理过程进行了探究。作者作为英国军事史专家，得出的结论是，樟宜战俘营的战俘们虽然“倒下了，但是并没有屈服”。他们虽然向日军投降，但是一直在与日军抗争以维护国家的尊严。
《地狱航船》一书主要研究日本大量通过货船、商船和军舰转运战俘和平民劳工到日本本土、朝鲜和中国东北、台湾（朝鲜从1910年起，台湾地区从1895年起，直到1945年８月15日，一直处于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编者注）充当奴隶劳工的战争暴行，其聚焦的焦点在于转运途中。由于运输条件非常恶劣，战俘们将这些船只称为“地狱航船”，或者“死亡航船”。本书作者是美国著名海军史专家，他按照年份阐述了日本地狱航船转运战俘的规模和极高的死亡率，并对此进行了合理的分析。日军是随着战局的需要不断调整转运规模，但是恶劣的条件和极高的死亡率是从来都不变的。
《不义之财》一书主要研究日军在本土、朝鲜和中国东北、台湾等地大量使用白人战俘和平民充当奴隶劳工的战争罪行。作者是被誉为“当代约翰?托兰”的美国著名女记者格特兹?赫尔姆斯。赫尔姆斯女士大量查阅了美国和日本档案，采访了众多美国战俘老兵，写成了这部不朽的力作。本书不仅对日本使用白人战俘的规模和死亡率进行了概括和分析，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能够精确到具体的日本公司。她用专章分别对三井、三菱等日本财阀进行揭露。她的结论是日本公司利用白人战俘和平民积累了大量“不义之财”。
以上四本书都是严谨的学术著作，它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日军罪行证据链。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已经过去，然而从全球视角整理、研究日本战争罪行的工作才刚刚开始，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中国学者关注日本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战争暴行，以及对战俘和平民的暴行，使日本侵略罪行史的研究更加深化。
南京大学荣誉资深教授
中国现代史学会名誉会长
张宪文
2015年9月11日
丛书总序二
日军虐待、虐杀战俘是直接的战争犯罪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对德国和日本的战争犯罪分别进行了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审判对建立战后新的国际关系格局产生了重要作用。在2015年隆重纪念中国的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后，很快将迎来战后审判的70周年。
关于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争犯罪的审判的正义性，国际社会早有定论。而日本的主流学界也承认审判否定了战前在日本的历史研究领域占统治地位的皇国史观，推动了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责任的社会性反省，颠覆了此前基于“大东亚战争”历史观的关于战争性质的判断。而日本社会之所以形成肯定东京审判正义性的主流意识，多数日本媒体也受到东京审判结论的影响开始揭示“历史真相”，批判充斥皇国史观内容的教科书，其重要原因在于，在东京审判过程中，揭露出了大量此前不为人知的日本军队的残虐暴行。
早在1942年1月，被德国占领了国土的欧洲9个国家（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希腊、卢森堡、荷兰、挪威、波兰、南斯拉夫）流亡政府代表就在伦敦讨论了对轴心国战争犯罪的制裁问题，发表了处罚战争犯罪宣言，即《圣詹姆斯宣言》。宣言提出：“文明诸国认为对被占领国一般市民的暴行属于政治犯罪，应将在有组织的审判手续下进行的对战争犯罪者的处罚作为主要目的，对战争罪犯进行审判。”这一宣言的意义在于表明了对战争犯罪进行审判的态度。作为观察员参加宣言签字仪式的中国代表金问泗当时曾表示：“届时将计划将这一原则应用于占领中国的日本。”到了1943年，战场的发展变化也迫使英美等国开始关注日本在亚洲战场上的战争犯罪。美国连续发表了抗议日本虐待美国俘虏和平民的声明，也针对日本使用化学武器发出了严厉的警告。
1944年5月，中国提议在重庆设立战争犯罪委员会远东太平洋分会，美国提议分会应将在日本策划与推行战争的战争罪犯的资料整理后送给在伦敦的总委员会。分会的**次会议于11月29日在重庆召开，有17个国家的代表参加。委员会每隔两三周召开会议，从1945年开始，就对处罚日本的战争犯罪问题进行了证据资料的搜集和法律问题的讨论。委员会分会在重庆共召开23次会议，1946年6月，委员会转移到南京，又召开了15次会议。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法庭成立后，也派检察官到中国参加会议。所以，进行日本罪行调查的莫罗上校曾参加过第32次会议。也就是说，对日本战争犯罪的证据的调查，其实是在审判前，就有许多国家在进行了。
本丛书中涉及的日本在战争中的犯罪，主要是针对战俘的强迫使用、虐待、迫害甚至杀害的暴行，即《波茨坦宣言》中明确提出的“虐待吾人俘虏者”的直接战争犯罪，亦即规定在1899年《陆战法规惯例公约》中的“通例的战争犯罪”。根据此公约，战俘“必须得到人道的待遇”而不得虐待的原则，对已经放下武器或丧失自卫能力并已无条件投降的战俘不得杀、伤。但正如这些资料所证明的，日军完全违背了公约的原则。
需要说明的是，日军在战争中对中国战俘的迫害行为与本书中介绍的对西方战俘的迫害毫不逊色，甚至更加严重。但是在东京审判中却没有作为主要问题提出。所以，才出现了中国遭受迫害的中国劳工向日本政府和企业提出的诉讼。而读者通过这四本书，可以对日本在战争中的罪行有更加全面的了解。
中国抗战史学会会长
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委员会中方首席代表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步平
2015年9月10日
中文版序
1942年，日军为了减轻商船运力不足的压力，同时为了避免遭受盟军的海上突袭，也为了促进在缅甸及印度的作战计划，日本大本营决定将缅甸从毛淡棉起的铁路与泰国从曼谷起的铁路连接起来。缅泰铁路就此开始修建。这条铁路与西北部奎内河平行，横跨泰国平原，翻越泰国西边山脉，经由缅甸边境的三塔山口，沿山脉蜿蜒向下，直到与毛淡棉南部缅甸铁路线上的丹彪扎亚相接，需要连接的距离，大约为250英里（400公里）。铁路沿线是茂密的热带丛林，泰国西部和缅甸东部有众多的山脉，还将穿过一带布满湍急河流、溪水的区域，尤其有长达6个月之久的雨季，水势则更是汹涌。修筑缅泰铁路的俘虏们在施工前和施工时期中不断被虐待、拷问，高强度劳作，身患溃疡和痢疾等热带疾病，在18个月里面，46000名俘虏中死亡了16000名。缅泰死亡铁路是日军在二战期间制造的*著名的战争罪行之一，也是东京审判判决书中提到的三个具体到名称的战争罪行之一。（缅泰铁路事件与巴丹“死亡行军”和南京大屠杀被并称为二战远东战场的三大屠杀事件。）
《太阳旗下的地狱》一书主要讲述的就是缅泰死亡铁路的修建，该书再次揭露了日军的暴行。修建死亡铁路的主力是被日军强征的马来半岛的当地居民和英国、澳大利亚、荷兰战俘，也有美国得克萨斯州国民警卫队改编的美国陆军第36师第131野战炮兵团第2营的官兵和美国海军休斯顿号驱逐舰上的被俘官兵。他们成了日军暴行的牺牲品。
**，高强度劳作造成俘虏高比例的死亡。日军此举明显缺乏人道主义，违背国际法，将俘虏视为牲畜，作为帝国奴役的工具。战俘们的工作大多都在“开凿”—“劈山”—“填补”，在修建铁路的过程中没有使用任何机械。后期为加速完成修筑进度，日军不断加大战俘们的工作量，每人每天要运2.5立方米的土，达不到工作量，就不允许回营。战俘们黎明前离开营地，晚上10点至凌晨2点间回营，两个小时后又要到工作地点去，是很正常的事。有些俘虏甚至连续工作了133天，经常在丛林里一干就是24小时。
第二，饮食满足不了基本生存需求。水果和肉类俘虏们不敢奢求，*基本的口粮都得不到保障。俘虏们常常饿着肚子工作，甚至米饭和炖煮的食物里充满了蠕虫和象鼻虫，忍受不了饥饿的俘虏不得不去偷抢日军的食物，一旦被抓到就是一顿暴打。口粮成了俘虏的奢望。
第三，医疗卫生没有任何保障。热带疾病和缺乏维生素使战俘们身体摧垮，几乎所有的美国战俘在丛林中都曾得过疟疾。蚊子还传播登革热，这种病的特征是发高烧、肌肉和关节剧痛。由于缺乏硫胺素，脚气病也很盛行。这种疾病导致神经系统损坏，并且造成心脏肿大。痢疾在丛林中也很寻常，成了导致战俘死亡的常见杀手。但相比于脚气病和痢疾之类的病，热带溃疡才是*厉害的杀手。它给美国战俘造成的恐惧无以替代。开始是小小的擦伤，然后就发展成溃疡，将活肉吞噬掉，如果不治疗，溃疡就会扩展到整个被感染的区域直至腿被截肢。然而，就是那些在原始营地医院中接受截肢的患者也没有多少存活的机会。如果战俘没能成功对付溃疡，并且拒绝截肢，死亡将无法避免。
第四，虐待战俘，暴行不断。日本人对囚犯的惩罚是相当有创造力的，有一种类型的惩罚是强迫囚犯几个小时跪地着，并用竹竿嵌在膝盖之间，这是特别令人痛苦的惩罚。也会在炉子里拿一块木头，拆分为大约直径三到四英寸那么大。它有四个或五个边缘碎片。他们会把它放在战俘的膝盖后面，让他蹲下去直到昏迷。日本人还强迫战俘喝大量的水，然后人跳到他们的肚子上。
第五，对战俘心理造成巨大创伤。在战俘营的恐怖经历成了士兵们的阴影，很多士兵被解救回国后迟迟难以回归到正常生活。对这些幸存者来说，除了遗留的身体疾病继续折磨着他们之外，讨论他们当战俘时的时光对他们来说也是精神上的折磨。有的幸存者谈论到在集中营做战俘的经历时会异常的痛苦，而有的人说即使是三十年四十年乃至五十年以后，也不愿谈论他们被囚禁的日子。精神健康专家证实战俘们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所导致的后果，如诸多案例所示，创伤会导致情绪低落、萎靡，*后导致早死。1954年的一项调查表明，那些日本俘虏都经历了“超额死亡率”，主要都是因为意外，也有的是因为酗酒——为了解决这种低迷情绪，出现了很多酗酒死亡的案例。当然，也有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宁可选择自杀也不要再受一天这种抑郁的折磨。
远东战场三大暴行中，南京大屠杀的研究资料十分丰富，各种人证、物证、资料集等，使得国内外对南京大屠杀的了解相对详细。关于巴丹死亡行军，范国平先生曾经翻译过相关著作并在国内发行，引起了巨大反响。而关于缅泰死亡铁路的情况，国人甚至很多知识分子都知之甚少。缅泰死亡铁路战争暴行，西方学界已经有了很多研究。克拉格博士的《太阳旗下的地狱》一书，引用了大量档案和文献材料，采访了很多参与修建缅泰死亡铁路并幸存下来的老兵，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此书在美国出版之后，弥补了美国历史的空白，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本书的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填补国内关于缅泰铁路事件资料的空白，具有较高的参考和研究价值。
该书充分揭露出日本在二战中缺乏国际人道主义精神。日军对于从事有关铁路建筑工作的俘虏，既没有提供适当的住处又缺乏对病人的医疗，这种非人道的待遇，正是日本虐待俘虏的典型。日本政府对于因日本人和朝鲜监视员的不断地殴打、拷问、杀害所引起的盟军俘虏的疾病、负伤、死亡，日本政府对于俘虏必须在其中生活与工作的不卫生状况，日本政府对于没有给予**限度的生活必需品和医疗等状况毫不关心的事实，无不令人震惊和愤怒。俘虏没有得到*基本的尊重和生存保障，这显然违背国际人道主义原则，更充分暴露了日军的野蛮本性。
2015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本书的出版让更多的读者反思和感悟，当前日本安倍政府不断拒绝反省战争罪行，否认日军侵华中的暴行，这些言论深深伤害了所有被日军侵略国家人民的感情。本书的出版不仅是再度揭露日本侵略罪行，同时是对任何否认侵略罪行言论的有力回击。
本书翻译工作的提出、筹备和整理都是由我的学生范国平完成的，该书的翻译和校对工作主要由我的另外一个学生程世利负责。两人态度严谨、工作认真负责，为该书的翻译做出了很大贡献。范国平又是季我努学社社长，该社主要是整理出版外版近代史书籍，以抗战为主，兼涉朝鲜战争，基本上是填补国内空白或者具有重大价值的重点图书。《太阳旗下的地狱》一书是季我努学社的又一重要贡献，该书推出的出发点是为了使读者更全面的了解日军的战争罪行，让读者意识到不止中国，其他被日军蹂躏侵略的国家一样遭受日军的暴行。当然，本书仅仅是冰山一角，有更多反映日军暴行的外文资料需要挖掘、翻译和整理，但本书再次提醒了国内学者，研究抗战史可以进一步放大眼光，抛开国界、种族、语言等差异，全面、深入地搜集整理资料，只有这样才能更好、更全面地研究好一个历史事件。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
张连红
2015年10月
英文版序
1942年3月，美军第36步兵师（其前身是得克萨斯州国民警卫队）第131野战炮兵团的第2营，在荷属东印度群岛中的爪哇岛向日军投降。在他们投降后不久，该营官兵就与日军俘获的美军重型巡洋舰休斯顿号上的幸存官兵一起，被送进了战俘营，而休斯顿号则被日军击沉。
从1942年3月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些战俘在日军的多个战俘营不断辗转，从荷属东印度群岛被日军转移到东南亚，后来又转移到日本本土。他们被日军强迫充当奴隶劳工，为日本的战争经济“输血”。他们在日本的工矿企业中工作，承担的都是非常繁重的任务，*惨无人道的是，日军强迫他们修建臭名昭著的缅泰死亡铁路。
在他们被俘生涯的三年半的时间里，这些战俘经受了日本看守的暴虐对待，而且这种暴虐对待一如既往，从未改变。他们忍受着长期营养不良和超越身体极限的繁重工作带来的巨大痛苦，他们遭受到了难以计数的热带疾病和消化道疾病的折磨。他们根本没有获得任何医疗护理。日复一日，他们满怀着恐惧，因为他们要提防日军看守毫无来由的、随时随地的殴打和虐待，每个月他们都能亲眼看到他们的朋友和同乡被日军虐待致死。尽管面临着如此艰难残酷的生存环境，但是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还是坚持到了战争结束的那一刻，活着回到了美国。
本书不是关于缅泰死亡铁路本身的历史。无数的澳大利亚、英国、荷兰和日本的作者已经就这个课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对笔者而言，再去研究缅泰死亡铁路的历史就显得班门弄斧了。如果读者朋友对于缅泰死亡铁路的历史比较感兴趣的话，比如缅泰死亡铁路是怎么修建的？日本人是怎样调配奴隶劳工的？有哪些亚洲国家的人民被日本强征为奴隶劳工？抑或是其他与这个课题有关的选题，现在已经有了一系列的有价值的书籍和文章可供阅读。本书的目的旨在探究参与修建这条用白骨铺成的铁路的美国人的命运。事实上，在很多方面，这批美军战俘的经历与亚洲其他国家被日本俘虏的那些战俘并无明显不同：他们都受到疾病的困扰，他们都短缺食物、缺医少药，他们都受到了日军看守同样非人的虐待。但是作为被日军征调参与修建缅泰死亡铁路的数目庞大的战俘当中的极小一部分人群，这一小批美国战俘没有得到研究者们的关照。这些美国战俘怎样看待日本看守？怎样看待其他国家的战俘？他们之间怎样看待彼此？或者说他们怎样看待自己的那段战俘生涯？参与修建死亡铁路对他们一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几个问题是本书作者试图去发掘的。本书的研究重点在于这批美军战俘从1940年参战前夕到1945年日本投降期间的经历，并试图向读者朋友们讲述他们是怎样艰难地在日军的残酷虐待之下得以幸存的惨痛经历。
本书的写作基础是我对这些幸存的战俘所做的口述史采访。1942年3月，美军第36步兵师第131野战炮兵团第2营向日军投降。在学界，这一极小的事件在二战史的宏大背景之下，关注者极少；这一事件在整个美国知道的人数也是极少的。日本人不允许战俘在被俘期间保留任何个人记录，所以依靠传统的研究方法，很难获得这些战俘在1942—1945年被俘期间的文献材料，该营在当时没有办法保留完整的部队历史记录以及作战详报等。甚至美国官方所保留的历史资料也不足以恰如其分地反映这些前日军战俘关于这段经历的想法和感情。所以，口述访谈就为我完成这项工作提供了基本的框架。我是一个档案馆员，我的工作之一就是向美国政府提供档案方面的证据——实事求是地讲，美国政府对于二战档案和文献资料的搜集是非常重视的，这项工作他们在二战刚刚结束时就已经开始了，我的工作从个人史的角度向美国政府提供了一系列切实可靠的证据，这些证据来源于很多口述者的讲述，这些口述者的讲述相互印证，形成了可靠的揭露日本战争罪行的证据链。
由于从事这项研究，我对很多当时的国家和地名，比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现在的名字还要熟悉。比如，我对缅甸当时的名称“Burma”的亲切程度超过现在缅甸使用的“Myanmar”，我对印度尼西亚当时使用的名称“Dutch East Indies”（荷属东印度）的亲切程度要超过印度尼西亚现在的名称“Indonesia”。此外，整个访谈中，我坚持不做诱导性的提问，处理访谈记录的时候，也不做任何衍生性的推测，哪怕这种推测是十分合理的。也就是说，本书所依据的材料，都有经得起推敲的证据价值。这些口述者们讲述的经历为我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增加了很多“佐料”，但是我的研究不能简单地复制这些材料。不可否认的是，口述者的材料为我提供了很好的情感体验，这种情感体验可以让我更好地体验他们的经历。我的研究也不是对他们的口述材料进行精心编辑之后形成的平铺直叙的著作。绝大多数幸存者来自得克萨斯，在访谈中，他们带有浓重的口音，他们的语法和表达也并不一定规范，有些时候由于虚拟语气的原因，他们可能在表达相反的意思。如果我不深入地研究他们的表达方式，去粗取精，我就没有办法很好地把握他们要表达的意思，就无法完全地理解他们的故事，我的文本就只能是“部分正确”。经过了多番努力，我现在呈献给读者的文本——这些证据中有些幸存者们当时习惯使用的词汇，对于21世纪的读者而言，可能会觉得费解，因为当时这些幸存者就是那样表达他们思想的，他们说的话就是那样的。
在研究及写作的过程中，我得到了很多朋友的支持，他们让我满怀感激。首先，我必须谢谢北得克萨斯大学的罗纳德?马塞洛先生，他不辞辛劳地对参与修建缅泰死亡铁路的幸存战俘进行了价值非凡的口述史访问，他的这些工作，为我写作本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也必须感谢迈克?坎贝尔先生，他也是北得克萨斯大学的，多年以来，他一直对我进行非常专业的指导。美国国家档案馆的埃里克?梵?史兰德先生在档案文献方面对我进行了成效明显的“援助”，令我感动。我还要感谢为数众多的“失落的第2营老兵协会”和“休斯顿号老兵协会”的幸存战俘的支持，他们给予我的支持，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美国军事历史研究中心的克里斯托弗?库纳兹先生对我的帮助也是非常巨大。
*后，我要向我的家人表示衷心的感谢。我的两个孩子，贝卡和本，经常提醒我，不管我多么沉浸在我的工作中，也要花点时间陪陪他们。我的妻子珍妮佛，一直非常温柔、能干，无微不至地关心我，她把家里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并且不放过任何能够给予我帮助的机会。如果没有她对家庭的照顾，我不可能如此彻底和高效地完成我的课题。谢谢你，珍妮。我要再次感谢所有支持我的人，没有你们的鼎力支持，我是不可能完成这项艰巨的工作的。本书中出现的任何讹误都是我的责任，与他人无关。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历史教学问题》主编王斯德
缅泰死亡铁路的修建过程，是日军在二次大战中犯下的所有重要罪行中*有计划的一项，也是*能反映战时日军暴虐性格的案例。回顾这一重大暴行，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军国主义的危害，也可以激发我们阻止历史重演的决心。
——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程兆奇
作者忠实地记录了美国陆军36师131野战炮兵团第2营和美国海军休斯顿号重巡洋舰上的幸存官兵参与修建缅泰死亡铁路的全过程，用“还历史以真实、还生命以过程”来评价本书，恰如其分。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教授 张生
本书以崭新视角对缅泰死亡铁路的日军暴行进行了全方位、实景式的纪录和再现。记住这段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永葆和平，不是为了沉湎于悲愤，而是为了更加觉醒。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教授孟祥青
翔实再现美国“失落营”官兵在被俘期间遭受日军残忍摧残的著作，读来令人义愤填膺。中国的抗战史学界、世界史学界、国际关系史学界应该关注诸如缅泰死亡铁路这样的日军远东战争暴行，中国的传媒界也应该加大对日本远东战争罪行的发掘。
——著名日本问题专家、世界知识杂志社社长罗洁
“季风雨来临时就像得克萨斯州一场惊心动魄、雷电交加的大暴雨一样。”丹?布索回忆说：“5个月时间，我们都没见过太阳。”9
大雨来时，潺潺小溪变成了波涛汹涌的大河，河流淹没了堤岸，将沿途的一切都冲刷殆尽。尽管雨势强劲，战俘们仍然得继续在丛林中干活。大雨冲垮了铁路周边的摇摇欲坠的木桥，日军强迫他们在狂风暴雨中重新建起来。
那些进行挖方和填方的人在大雨中搬运的是淤泥而不是散土。他们把箩筐填满后，在“哟嗬”声中将其抬起，步履艰难地在没膝的淤泥里跋涉，运到公共的倾置场，并爬上泥泞的土丘把“土”倒出来，可等他们刚回到土丘脚下，大雨已经把他们刚刚倒在土丘顶上的泥土给冲刷得无影无踪。
美国人对日本人在这种天气状况下修建铁路的方式大惑不解。据服务组的加思?斯莱特回忆说：“有时候当你把泥土倒去填充时，由于土里边有那么多水，所以就不停地被冲掉。”乔治?伯恩斯补充说：“当你从倒置场下来时，泥浆会随着你一起被雨水冲下来，根本没法子有任何进展。”
战俘们每天要这样往返成千上万次，他们不断地和大雨及淤泥斗争，却仍旧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努力被季风雨无情地冲蚀。“有时候我会祈祷雨停，”卢瑟?普兰迪说，“无穷无尽的雨！就是下雨、下雨、下雨！几乎要把人赶到深渊绝境。”托马斯?瑞特海德说：“这对日本人来说没什么区别。他们得继续下去，而且他们确实继续这么干了。而我们要像外面有阳光照耀一般出去在雨里干活。”
季风雨还进一步恶化了营地的条件。泥浆溢满地面，疲惫不堪的战俘们要艰难地蹚过泥泞才能到达他们原始住宅般的棚屋。聂帕棕榈屋顶根本不适合季风雨，雨水肆无忌惮地把战俘们睡觉的地方淋湿、浸泡透。斯利姆?钱伯斯说：“早上起床，你睡觉的一侧会湿到皮肤皱缩。”西德尼?马特洛克说：“我躺在那儿晚上浑身发抖。空气太潮湿了，当温度降到5℃左右的时候，湿气就渗入到身体里来。”
在100公里集中营，雨水在茅屋下汇集成河，深度没过了脚面，在战俘们睡觉的台子下面流过。美国战俘们还能回忆起，由于雨水泛滥，鱼游到集中营里，他们从台子上伸手抓鱼、吃鱼的情景。丛林腐蚀了衬衫、短裤，还有他们鞋子上所剩无几的皮革，暴雨则让衣服坏得更快。
负责铁路修筑的日本军官和工程师们面临着准时完工的巨大压力，因此他们转而对非现役军官和看守们施压，来加快日常进度。看守们本来就有虐待战俘的倾向，在这样的环境中战俘们自然受到了更残酷的待遇。由于日本看守和朝鲜看守想要通过打人增进效率，所以在“加速运动”中，“虐俘”行为愈演愈烈。艾迪?冯把这种演变叫作“恐怖统治”。
为了保证每天早晨都有足够的战俘来增补，保证施工进度，看守们不停地在医疗棚屋周围溜达，对生病的战俘进行令人恐怖的“闪电战”。完全没有受过医疗培训，也没有医学知识的看守唤起病重的战俘，强迫差不多都快死了的他们到铁路工地上干活。本?邓恩描述了在医疗棚屋发生的一次“闪电战”：“那些看守*残酷的手法是把病人从医院里赶出来，让他们在前面跑，然后用棍子击打他们溃疡的伤口。除了剧痛之外，看守的做法会使溃疡烂得更快。这个时候，我们无能为力，只能在无眠的晚上，躺在床上希望并计划着有朝一日进行报复。”
如果看不出来有明显的疾病，生病的战俘就要干满一个整班，即使是疟疾患者也要像健康人一样干活。“如果日本看守看不出什么问题，他不明白为什么你不能干活。即使是他们自己的军队，病人也对他们没好处。他们只会尽快走开，让病人躺在沟渠里自生自灭。所以说，如果他们没有足够的战俘组成工作组，他们就会把病人找出来，逼迫他们去干活。”加思?斯莱特回忆道。那些分派到轻活的人一般坐在地上，用榔头和大锤击碎石头，作为铁路的道砟材料。飞起的碎石片会在战俘们裸露的腿上割开小口，而在缺医少药又无比潮湿的战俘营，这些小伤口几乎总是会变成溃疡，进而可能要了他们的命。
考虑到“加速运动”本身的恐怖规划，战俘们的健康持续恶化也就不足以令人奇怪了。五个月时间里，所有的战俘都感染了至少一种疾病，大部分是同时得了好几种不同的病，即便日军给生病的战俘提供某些药品，也是杯水车薪。而且就算是日军有意提供，雨季的恶劣天气也阻碍了药品的补给。医院里通常只有很少量的奎宁，用来治疗营地里经常出现的疟疾，但是药的数量从来都无法满足需求。
日军显然极其害怕霍乱，他们有时给战俘打预防针来防止霍乱的爆发。一个叫亨利?赫金的荷兰医生为了设法增加药品数量，偷偷地替日本和朝鲜看守治疗性病来交换药品。
热带疾病和缺乏维生素摧毁了生活在丛林中的战俘的健康。接连不断的季风雨使得到处都潮湿不已，这给携带疟疾病菌的蚊子提供了避风港，而且蚊群很自然地聚集在战俘们居住的相对来说干燥一点儿的棚屋中，折磨着战俘。他们无从躲避。
有些战俘得了脑型疟，这种病通常会使他们在临死前发疯。几乎所有的美国战俘在丛林中都曾得过疟疾。22蚊子还传播登革热，这种病的特征是发高烧、肌肉和关节剧痛。哈德?瑞特在“加速运动”中被传染上了“登革热”，他将其称之为“断骨热”，因为“你每动一下，就会感到骨头像断了一样”。23
由于缺乏硫胺素，脚气病也很盛行。这种疾病导致神经系统损坏，并且造成心脏肿大。两类脚气病折磨着战俘们：湿脚气和干脚气。干脚气病造成四肢极其疼痛和丧失肌肉控制能力。托马斯?瑞特海德患了干脚气病，他说：“我无法控制右腿。我想晃动我的腿，但我没法控制它。我的脚没有力气，走路的样子就像人们说的‘拍脚’走路。”
湿脚气病的影响方式虽不同，痛苦却丝毫不少。得这种病的人，体液在身体的不同部位聚集。体液在皮肤和肌肉层之间汇集起来，急剧肿胀。船员詹姆斯?霍夫曼解释道，得了湿脚气病皮肤就失去了所有的弹性，手指按在肿胀的组织上，压痕要好几分钟才退。25睾丸尤其脆弱，斯勒格?瑞特患过湿脚气病，他声称自己的睾丸肿得像柚子那么大。本?邓恩描述了这种病的影响：“晚期的湿脚气病让那些受其折磨的病人看起来已经没有人形了，我们能听到他们临死时被聚集在肺里的体液呛住的声音。”26
痢疾在丛林中实在是太过寻常了，成了导致战俘死亡的第二大常见杀手。“加速”期内死去的166名士兵、船员和水兵中，48名死于痢疾。患上痢疾的原因很简单，营地里卫生条件不好，尤其是露天坑厕在雨季会漫溢出来，坑厕里爬满了蛆。
患了痢疾的人一天肚子疼得多达30次，拉出来的是血和黏液。如果幸运的话，他们能来得及跑到坑厕，但他们大多数情况是还在路上就拉到自己身上，其状惨不忍睹。患上痢疾，体液流失，患者开始脱水，体重下降，手足无力。詹姆斯?霍夫曼是这么描述这一状况的：“你的身体完全干涸，好像直肠都要翻了过来。身上没有脂肪，你就只是一副骨架。肠子里流出来的全是黏液，甚至几天都不停止，就那么不断地淌出来。”
麦克斯?欧菲勒的腿患了溃疡，他在100公里集中营待了几个星期。他站在小溪里，通过让鱼吃腿上的腐肉来治疗自己的溃疡，又从一个荷兰医生那儿得到了一种疗效微弱的磺胺粉末和碾碎米的混合物来治腿。由于欧菲勒在他的睡台上躺了几个星期，没有移动那条受伤的腿，这导致了肌肉萎缩和腿部肌腱的拉紧。他无法伸直自己的腿，丹?布索帮他整整按摩了一天的肌肉和膝盖，直到他重新能活动。欧菲勒继续说道：“让我吃惊的是，之后好几天我的腿只能直着，没法弯曲它。因此，布索把整个程序又从头到尾重新做了一遍。你发现这时你才真正了解了一个人，有些人就像手足。”77欧菲勒继续讲述连里的一个伙伴基思?内勒在他身患严重的痢疾时对他的帮助：“我得热带溃疡时还患有痢疾，去坑厕我得用膝盖和手向后爬。有一天，我正要干活，突然痢疾发作，弄了一裤子。我觉得很恶心，很讨厌自己，同时替自己感到难过。我坐在那儿大哭。老内勒放下工作跑进来：‘年轻人，你到底怎么了？’我说：‘我把裤子弄脏了！’他说：‘把那该死的东西脱了，我会帮你洗的。’我想这是一个人能为你做得*体贴的事之一了，我没齿难忘。”
克拉克?泰勒在105公里集中营的医院里待了一段时间，他患上了疟疾，痢疾一阵阵发作，几乎致命。莱斯特?阿斯伯理和赫歇尔?科布是他在总部连的小圈子的成员，为他在睡觉的竹台上砍了个洞当厕所，这样他就不用走到坑厕那儿去了，节省了很多体力。埃尔登?施密德中尉和他的弟弟埃利斯?施密德中士给了泰勒一罐加糖的浓缩牛奶帮助他从痢疾中恢复过来，这是施密德兄弟从他们被关押在爪哇岛开始就一直节省下来的珍品。后来，杰克?赛轮给了他一罐从日军那儿偷来的三文鱼。日本人发现赛轮从他们那儿偷东西，让他在营地的禁闭室前立正，用竹竿抽打他几个小时。泰勒在采访时流着眼泪说：“他们让他在那儿站了至少12个小时，每次他们打他，我都向上帝祈祷。”79
在如此糟糕危险的条件下一起工作，患上难以想象的各种疾病，每天目睹同伴的死亡……“加速运动”中共同的经历使这些战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团结。
可怕的“死亡之营”
如果说80公里集中营是“死亡营”，那么100公里集中营也可以如此称呼。这个营地坐落于低矮的山谷中，在整个雨季期间，营地很多地方都浸泡在一两英尺深的水中。战俘们蹚过没膝深的泥浆，刮伤、瘀伤、擦伤不断，从而导致了数不胜数的热带溃疡。整个营地的水长期不退，蚊虫和疟疾的困扰也从来没有减轻过。普莱尔将其描述为自己碰到过的*差的营地。“它几乎建在沼泽地里，泥浆似乎是没有尽头的。”
“加速运动”中，47名美国人死在80公里集中营，另外52名美国人死在建在100公里处的河湾。死亡每天都光顾这些营地，有时候每天就要带走12名战俘的生命，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那些病了、但还能走动的战俘每天组成小分队来埋葬死者。参与埋葬是战俘们要执行的*困难的任务之一。他们病得很厉害，却要进行挖坟墓这样繁重的劳动，但他们明白埋葬阵亡同伴的重要性。战俘们只挖浅浅的坟墓，这里地下水位高，如果坟墓挖得太深，尸体就会被冲掉。放进坟墓前，死者身上曾穿着的衣服或戴着的饰品都被剥掉，然后被裹在一张薄薄的竹席上。活着的人则把死者的东西瓜分掉，多出来的毯子或短裤能帮助那些还活着的人。另外一个理由是，当地人会把尸体掘出来，搜走尸体上所有的东西。
身体还行的人就去参加葬礼，由军官们做悼词，来自休斯顿号的喇叭手乔治?葛莲吹丧葬号。坟墓用柚木板立标，军官们则在上面记录死亡的日期、地点、死因，还有坟墓位置。每次有人死去，存活者就更多了一份无助。本?邓恩记得：“虽然我们几乎每天都听到丧葬号音，但还是无法适应，因为我们知道又一个朋友会永远留在丛林中——直到现在，每当听到这段音乐，我还是经常想起这些人，每一次眼中都充满了泪水……”
每当乔治?葛莲吹响丧葬号时，整个棚屋都死一般寂静，之后几分钟内，没有人会说一句话。有些人可能会流点泪，但是几乎没有人会崩溃地号啕大哭。死亡非常真实，而且离得如此近，每个人心里都问着同一个问题：下一个会是谁？
很多战俘在这样悲惨的环境中丧失了希望。继续当一名铁路上的战俘意味着更多的痛苦、更多的折磨，要每天看着朋友们死去。有人选择结束受难，他们失去了活下去的动力。据凯利?鲍勃?布拉姆利特说：“你一般能看出来……我觉得很多人就是因为放弃才死掉的。他们如果能坚持下去，也许可以活下来。但是当时对他们来说，的确没有什么能让他们再继续坚持。”
放弃希望、选择死亡是有迹象可循的。当他们在肉体上、情感上都被击垮了，他们就不再照料自己。比如，他们对个人卫生失去了兴趣（虽然这样意义也不大），也不再关心公共卫生。不愿活下去的人会停止进食，直到自己*终垮掉。他们不带任何情绪，眼神空洞，直视前方，静候死神。
幸存者们认为来自海军的哈利?哈罗德?杜普莱中士当时就失去了活下去的愿望。伊洛?哈德把杜普莱描述成“一个活泼的海军一等中士，一个个子高高体格健壮、受到下属尊敬的人。”日本人在丹彪扎亚因为他一次无足轻重的冒犯，当着他下属的面毫不留情地把他揍了一顿，从此他在情绪上再也没有恢复过来。丛林生活才开始，杜普莱就染上了痢疾。疾病和绝望混合在一起，他确信自己已经不可能成功活下来。虽然他的朋友们尽了**努力把食物分给他，他还是拒绝进食，变得非常虚弱。在医疗棚屋里待了几个星期后，他状况进一步恶化，*终死掉了。
战俘们用他们想到的一切办法来帮助同伴们活下去。如果有人看起来要放弃生命，他们就谈论他的家庭及在美国时的生活，用美好的往事说服他尽力坚持下去。他们尽量把食物分给垂死的人，帮助清洗身子、护理溃疡，给他们讲笑话，期望如果能让他们笑几声，哪怕是微笑，也许他们又会有活下去的愿望了。如果善意的做法不起作用（经常是不起作用），他们就会侮辱他，激怒生病的战俘。他们推断，要是一个人还能愤怒，想要争执或者打架的话，那他就有足够的力量活下去。雷?里德说：“你得尝试任何方法，你得取笑他们，侮辱他们，给他们讲笑话，尽量让他们笑起来——任何能让他们从恍惚或是精神衰颓的状态中走出来的方法。”朱利叶斯?海涅补充说：“如果他不发怒，他就活不了；如果你没法引起他情绪上的任何反应，他必死无疑。”
丹?布索感激另一个战俘埃文?L. 斯卡伯勒以这种方式帮助自己存活了下来。布索得了溃疡、疟疾、肺炎、脚气病和痢疾，病得很严重，不愿吃自己那份饭。斯卡伯勒就威胁他说自己要把这份饭吃了，而不是白白浪费，因为他想活下去而布索不想。布索气得对斯卡伯勒大声吼叫，大口吃掉米饭故意惹怒后者。几天这样下来，布索恢复了气力，从医院里活了下来。
不过，有些战俘对垂死的人不那么有同情心，对他们那时的处境表现得相当无情。寻死似乎是摆脱困境的轻松方式，所以他们憎恨那些选择走这条路的人。夸脱?戈登承认当时他认为他们是逃兵：“见鬼了，他一死了之，更多的活儿就落在别人身上。有时候你会觉得死对一个人来说是一种‘出路’，因为死是没什么问题的。你死了，一切就终结了。”艾迪?冯说：“我知道这话听起来很铁石心肠，但是我的看法是，如果一个人不想活了，我没办法鼓舞他活下去。如果他想活下去，那我会尽我的能力来帮助他。但是如果他给我造成他不在乎的印象或者他向我流露出这种态度，我想我没有足够的精力耗费在他身上。”
在这样的环境里，任何人想要延长他在丛林中面临的苦难都会让人不解，但是除此以外的选择就是死亡。这些年轻的美国人还想活着看到自己的家乡和爱人们。于是他们不再去想战争的结束，而是集中精力对付当下。要在铁路上存活下来，这些人就得调整自己的想法，让自己去度过每一天。他们明白自己不能控制战争的进程，或是日本人对待自己的方式，但是他们能控制自己，尽量让自己每天晚上安全地走出丛林。对他们来说，集中精力完成每天的事，尽可能平静地度过每一天，要比眼巴巴地等着解放更现实些。要活到明天，就得先度过今天。
斯莫尔伍德在对自己的麻痹中坚持着：“我可以毫无保留地告诉你，我每次只想一天的生活，真的是这样。晚上去睡觉时想，明天就是另外一天，会是我们在那的*后一天。我无法想象再在那儿待上一个月。”
韦德?韦伯同样日复一日地过着，“我（会）做任何必要的事情来熬过这一天”。
伊洛?哈德则把这种日子视为一场较量：“每天晚上我都会做一个木签，看是我赢还是日本人赢。如果我觉得过得比头天晚上要好一点儿，就会在我这边做个标记；如果我觉得比头天晚上过得差一点儿，就在日本人那边做个标记……我做点儿记录来看那一天我是赢了还是输了。但是，我每时每刻都会想家。”62
总部连的查尔斯?盖茨上尉并不期望盟军会救他们，他说：“事实上，一开始我没指望能存活下来。后来，我发现自己只要能在当天生存下来，不去烦心想任何事，就会有信心面对第二天。我只为今朝而活。”63活过每一天意味着他们能活着看到第二天，而第二天是他们所能去想的一切。
一旦想法端正了之后，战俘们就马上将之应用到日常生活中去。白天在铁路上，晚上在营房里，他们每天都去做些事情来帮助自己生存下去并为下一天点燃一个希望。通常来说，他们在铁路上干活时，尽可能干得慢些，每天干到刚好不挨打就行。但是，在“加速运动”中，他们意识到，只有修完铁路他们才会离开丛林。“出去的**办法就是把活儿干完。”水兵吉米?吉说：“很多人决定，‘那么，干活吧，修完铁路，走出这该死的丛林。’我们就这么干了。”
艾迪?冯回忆道：“（日本人）下决心要修这条铁路，那就让我们把这该死的路给修好吧！我们没有去想这会帮助他们维持战争。他们想要修完它，因为修到铁路的另一端才是我们**的希望。就是这么简单。”
一天的劳动结束回到营房后，他们仔细而耐心地照料自己，确保自己的状态还能应付第二天。患了热带溃疡的人用热水洗澡，患了痢疾的人找到木炭和烧焦的饭来吃。他们经常烧几大锅热水给自己的炊事用具消毒，洗快烂掉的衣物，并用雨水尽可能彻底地清洗自己，努力把一天的泥冲洗掉。为了防止牙齿腐烂，有些人折下小树枝的末端嚼成牙刷的形状，做成临时牙刷。丛林的生活状况使他们必须要把头和脸都刮干净。保罗?莱塞伍德是菲茨西蒙斯那组的理发师，日常劳动之后，他总得要花几个小时给战俘们理发、刮脸，以交换一把糖、盐或者花生，还偶尔会得到一小笔战俘工资。
食物的问题在“加速运动”期间变得更加严重。季风雨冲掉了那条穿过丛林和铁路的泥路，军需物资难以运达营地。为了维持食物供应，日本人减少了战俘的粮食份额，每天只给吃两顿半的饭。那些病得太严重没法在铁路上干活的人得到的更少，每天只能吃一顿到一顿半的饭。缅甸当地人在大雨期间很少到施工现场，这就减少了战俘与外界交换食物的机会。大雨使得战俘们吃午饭更加困难，必须得赶在大雨把饭团冲散之前赶快囫囵吞枣地吃完。雷蒙德?里德说：“你所有的东西总是湿的，从来都不干。在工作小组吃中午饭时，你得尽可能快地大口吞下去。否则的话，还没吃到饭，餐具里就全灌满了水。”
美国人采取各种方法来填肚子。战俘们在丛林中找辣椒、可食用的叶子和草来给自己补充急需的维生素。有些人在营地里抓到了蛇和蜥蜴。乔治?伯恩斯和其他一些人在100公里集中营时杀了一条狗吃。69伊洛?哈德用他设法一直保存的美军军用包和一个日本看守换了一包25磅、爬满蛆虫的鱼干，然后和其他人把这一大包东西给分了，他认为这可能救了自己和其他人的生命。70夸脱?戈登记得他们曾把一头死水牛的牛肚给吃了。
每当看到即将到嘴的“美味”时，他们是如此的激动。戈登描述他们当时的状态说：“伙计，我们那时就是他妈的一群秃鹫啊。”
当然，获取额外的食物和获得其他任何让人活下去的东西一样重要。本?邓恩一直设法保留着自己的拳击手套——这比克莱?布伦博和他的枕头要贵两倍——紧要关头，他用这个和路过的当地人换了鸭蛋和一些糖。72艾迪?冯想自己在丛林里找到动物吃，但猴子们跑得太快了，根本抓不到，他在丛林中找到的其他动物只有有毒的蜈蚣和蝎子。幸运的是，他所在的小组有一天早上遇到一条吃得过饱的巨蟒，战俘们不顾一切地抓到它，杀死，煮熟，贪婪地吃着肉。
他们还从日本军那里偷吃的东西。艾迪?冯说：“**能得到食物的地方就是日本兵的驻地。我*喜爱的目标就是日军厨房。斯勒格?瑞特是在日本人厨房干活的美国战俘之一。他告诉我日本人在厨房里开始埋地雷了，因为偷窃太多了。后来我观察日本人是怎么进去的，那肯定是条安全进出的路。地雷并没让我们的行动迟缓下来，我们只是更加小心。”
和为了生存下去必须去做各种事情一样重要的是战俘之间的互帮互助，否则他们是不可能生存下来的。早期战俘间所形成的紧密联系在丛林生活中显得更加重要。病情严重的战俘无法独自照料自己，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于朋友来帮助他们度过绝望的时刻。据水手乔治?德特雷说：“你得形成一个小圈子来生存下去。这不是一件卑鄙的事或是用来骗人的方式，或者任何类似的东西，而是依靠互相照料而获得活下来的机会。如果一个人生病了，那么你要给他送食物、照顾他，也许会让他重新复原。我们都是这么做的。”
一天工作结束了，回营的战俘们一般都先到医疗棚屋里看望朋友，分享他们那天弄到的额外食物或药品。丹?布索当时已经病得快不行了，他甚至准备放弃生命，他的朋友们——服务连的杰西?韦伯和莱斯特?法西奥给他拿来了两个鸭蛋。鸭蛋在修铁路这段时期是个无价之宝，几乎是买不着的。他的朋友们有一天晚上从营房里偷偷溜出去买鸭蛋，结果被一个朝鲜看守给发现之后揍了一顿。但是，他们还是设法把鸭蛋安全地藏了起来，给布索做了“单面煎蛋”，布索坚持和两个患难之交一起享用了这场“盛宴”。
1943年9月，凯尔?汤普森在80公里集中营躺着，已经快没气了。但是他坚决要离开这所“医院”，*终，他战胜了痢疾、疟疾还有腿上的溃疡。当一个卡车司机把一车病情严重的战俘送到那个营地时，汤普森让司机告诉他那个连的主要指挥官文迪?罗杰斯自己需要帮助。几天后，这个司机回来了，给了汤普森十美元用来买食物。汤普森回忆说：“*后我买到了几块红糖，这些红糖支撑住我的身体。我永远感激文迪?罗杰斯让我化险为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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