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留给现代中国人文学术的重要历史遗产中，有关汉民族语言、文学以及文献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大陆和港澳台中文学界需要共同面对的学术资源和研究对象。尽管在这一领域展开的研究，在基本的研究理念和学术指归上并无太大差别，但是由于各自现当代学术文化语境和学术队伍知识结构形成的差异，必然带来在研究重心、趣味、方法以及范式诸方面的不同，打量研究对象的眼光也不尽一样，他们之间往往具有某种洞见和遮蔽交替互补的感觉，具有相互映照和叠加澄明的效果，从而呈现出所谓“视域融合”的丰富局面。 

本书是第二届两岸四校中文学术营交流活动的集中成果展示，收录了两岸四校优秀学子的21篇论文，内容涵盖文献源流与思想史考辨、古典作品的文学文本阐释、现代语境下的文学传统、翻译与异域之眼、语言与文化等方面，显示出四校学子在上述领域内的专业性和开拓性，可谓琳琅满目，开人眼界。

编者简介：陈跃红，北京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2012－2016）。现任南方科技大学讲座教授，人文中心主任，树礼书院院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出版有《文学研究的现代性与跨文化比较宿命》《同异之间》《比较诗学导论》《欧洲田野笔记》等论著。

 

序一

中文学术共同体的梦想,实践与期许

陈跃红

 

关于四校中文合作平台的建立以及研究生学术研习营的缘起,在首届研习营最初的论文结集《论汉语文学与文化》的序言中,已经有大致勾勒。此次将要出版第二届研习营的文字,寿桐和隆献二位教授,当年各自中文系的当家人,作为当事人又有进一步详尽的叙述,读者尽可参阅,我这里就不必赘述了。可惜没有来得及约到另一位当事人,香港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原主任施仲谋教授的文字,要不然,似可谓完美！

此刻,我坐在深圳南方科技大学寓所的桌前写这段文字,这所新兴的国际化学校于地理位置上处于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心地带,离香港、澳门很近,去台湾也不算太远。我的北大中文系同人宋亚云副系主任告诉我,也就在几天前,第三届四校研习营刚刚在台大举办,虽然主事者已不再是我们今天写序的几位,但是想想共同的事业能够在接棒同人的操持下得以延续和发展,内心无比欣慰！

说不上是巧合吧,不过这第二辑论文集在此时能够付梓出版,至少也算是给咱们这个梯队的工作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2016年的7月末,第二届四校研究生研习营定期在北大举办。此时,北大中文系本届班子任期已满,换届顺利完成,工作已经陆续交接,新班子等行文下来就可走马上任,本人新的工作去向也已确定,即将一路南“漂”,奔向创新之城深圳。在这样一个特殊时刻,要顺利操办好这届学术营,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好在有老朋友寿桐教授和隆献教授的鼎力支持,本系候任的陈晓明系主任也赶来助阵。有我的得力博士生边明江、龚世琳的全力担当,以及靳成诚、胡根法的认真助力,有来自台大、澳大和北大众多研究生营员的积极参与,学术交流的系列活动得以成功举办。期间老天爷也似乎很给面子,适逢雨季竟连续几日蓝天白云,正当炎夏却不时清风徐来,就连一段时间以来不断肆虐京城的霾神,也渺无踪影。整个学术营地的学术对话次第展开,学术火花不时碰撞,师生课余交流亲密无间,众同学湖边散步,燕园览胜,结下殷殷情谊。记得告别联欢,真可谓节目纷呈,礼物贴心,欢声笑语,难分难舍。李派同学炉火纯青的古筝独奏,一时倾倒众人,至今萦绕于心。

此后这两年,我来到深圳,开始着手筹建南方科技大学的人文学科,其间的繁忙和艰难自不待言,然而,第二届四校学术营论文集子的编选出版事宜,始终是萦绕于心,时时记挂。此时明江已赴东京大学游学,喜得有世琳竭力承担,在明江的配合下,学习之余,不辞劳苦,联系各校学友,写稿,催稿,改稿,结集订正。寿桐和隆献两位教授也在暑期诸事繁多之际,挤时间动笔,欣然赐稿,于是集子终于大功告成。四川人民出版社黄立新社长和张春晓主任来南科大访问后,承诺全力帮助出版,内心不胜感激！

即将住笔的此刻,抬眼窗外,校园层峦叠翠的荔枝山野之间,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的楼宇正在拔地而起。深圳、北京、台北、香港、澳门,所有的连接,所有的努力,都开始走进一个新的阶段。该做的,我们已经尽力,更多的,则尽可相信不断接力的后续众人。而我们,就如寿桐教授是在加拿大写就他提交的序言一样,也许,该出门散散心了！

 

2018年7月22日于南山西丽校园公寓

“科学”与“人情”的纠葛

——论鲁迅早期科学小说翻译

孙尧天  北京大学博士生

 

【摘要】鲁迅早年翻译科学小说时,曾提出“经以科学,纬以人情”的观点,本文对此进行考察。由于鲁迅的翻译以日译本为根据,文本经历了跨国别的旅行,本文首先追溯在这一过程中文本表层的变形与内在精神的转化,科学小说即是这种文本旅行所创生的文类;其次,相比于同时期日本与晚清学者对于科学小说的定位,鲁迅独具一格地重视小说所表现的“人情”;以此出发,对于人的主体性的强调使得鲁迅翻译的文本体现出了尚武的英雄主义和反乌托邦的色彩,这与他在留日后期推崇反抗主义的浪漫派文学是相通的。

 

【关键词】翻译；科学小说；人情；尚武；反乌托邦

 

鲁迅初到日本的第二年(1903)就开始了翻译活动。相比于后来专门从事文艺活动时的《域外小说集》,鲁迅最初的几部译著表现出了不同的精神旨趣,最主要的区别就是对于科学小说的热衷。在这些译作中,如今可见的有《月界旅行》《地底旅行》以及鲁迅在仙台期间翻译的《造人术》另有译稿未发现的《世界史》《北极探险记》《物理新诠》等科学小说。。鲁迅在三十年代曾回忆,早年翻译科学小说是因为“向学科学,所以喜欢科学小说”鲁迅:《340515致杨霁云》,《鲁迅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99页。,但考察他的翻译,却明显有不少地方逸出了科学的范畴。鲁迅曾在《月界旅行·辨言》中提出,科学小说旨在“经以科学,纬以人情”,然而“科学”与“人情”的关系却并非像他表述的这么分明。普及“科学”知识毫无疑问是翻译科学小说的最初动机,但对于“人情”的强调却更能显示出鲁迅本人主观意图对文本的侵入,尤其是鲁迅提倡“人情”使得他在晚清科学小说翻译潮流中展现出了极具特色的风采。

一、文本的旅行与文类的诞生

凡尔纳的科幻小说风靡晚清译界,鲁迅亦对之十分热衷,他所翻译的《月界旅行》《地底旅行》与《北极探险记》(译稿未发现)就同出自这一法国科幻小说作家。经过多重译本的漫长旅行,再加上各个译本之间文化背景的差异：我们已无法将忠实作为衡量译本的尺度,相比之下,更值得分析的是这些文本内部的转换以及体现译者主观能动性的部分。

卜立德曾从艺术旨趣的角度描述凡尔纳文本自西向东的旅行经过。他以《月界旅行》为例——这部小说经历了从法文、英文、日文到中文的多重转译,推测从英美译者开始,文本就已经和原作发生了背离。卜立德强调这一文本的旅行过程中东、西方文化背景的差异：“英美译者的文化背景和法国作者大同小异,情趣约莫一致,因而艺术上的鉴赏大概也差不多;原著里写的特别巧妙或幽默的地方,译者会尽量保留。东方译者则不同,审美标准另有根据;西方读者觉得很精彩或有趣的文段他可能无动于衷,觉得没意思,把它删掉或改写。”［英］卜立德:《鲁迅的两篇早期翻译》,《鲁迅研究月刊》1993年第1期。但在东、西方译者之间的文化差异却不仅仅表现在卜立德所侧重的“幽默”和“审美”方面,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文本的旅行和删改背后更为复杂的历史语境,尤其需要考虑到西方作为军事、政治与经济的强者,东方在与其对抗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这一事实。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鼓动着西方资本主义向全世界的征服欲望,尽管充满了对于殖民和征服的讽刺,但凡尔纳的科幻小说还是在客观上代表了西方资本、强权扩张的形式。他在小说中所设置的探险模式,其中对于月界、地心、海底以及环游地球的想象,这些非同寻常的故事背景暗示着一场同时展开的资本主义的空间革命——由空间的扩展所缔造的新的世界秩序。在这个意义上,科幻小说的意义超越了纯粹的文学形式,而成为新的政治、经济秩序形态的历史象征。德国法学家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曾将人类社会的基本秩序理解为空间的秩序,他认为,“真正的、源初意义上的基本秩序本质上建立在某种明确的空间界限的基础之上,建立在某种标准和土地分配的基础上。因此,在任何一个伟大时代的开始阶段,都会发生大规模的土地掠夺事件。尤其是,每一次地球图景的重要改变都是与国际政治的变化、新的领土分割以及新的土地掠夺联系在一起的”。科幻小说中常见的探险模式,其最初成因即在于十五、十六世纪地理大发现和航海时代的到来。正是探险家的航行故事创造了这种新的文学形式。［德］卡尔·施密特:《陆地与海洋》,林国基、周敏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1页。科学小说中所内含的探险故事,包含了西方资本主义对于新的空间和时间的欲求,想象力边界的延伸与政治控制、经济掠夺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大化实质上是一个同步的过程。到了十九世纪中后期,无论月界、地底还是海底,科幻小说所展现的对于新的空间的探索渴望,都不断挑动了读者传统的世界观和认知范围。

明治时期日本的凡尔纳热潮生动地说明了科幻小说与空间扩张之间的关系。科幻小说为日本带来了如施密特所指出的新的“地球图景”。它刺激起日本读者对于外在世界的好奇心和占有欲,长山靖生用“进步与世界的扩张”这样的关键词来总结明治初期科幻作品的特点,随后出现的“民权乌托邦”“国权小说”,到二十世纪初期,则进一步发展出“未来战争”与“世界的灭亡”这样的主题。［日］长山靖生:《日本科幻小说史话》,王宝田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8页。人们能从一部科幻小说史中看到日本近代以来改革维新与对外扩张战争的历史进程。这种翻译、创作和阅读科幻小说的精神背景与明治时期日本的改革与西化潮流紧密配合在一起,工藤贵正由此认为,“如果说,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1885)是指明近代日本方向的理论的话,那么,我认为唤起和加强普通百姓现代意识的,正是凡尔纳的‘科学的’冒险小说”［日］工藤贵正:《鲁迅早期三部译作的翻译意图》,《鲁迅研究月刊》1995年第1期。。作为后发资本主义国家的日本,为了加入西方中心的世界体系而进行观念革新,科幻小说在此间居功甚伟。在二十世纪初,梁启超最先推动了科幻小说在中国的翻译。对于梁氏而言,科幻小说意味着一种振奋起中华民族,建造现代民族国家以加入新的世界体系的契机。他在日本创办的《新民丛报》和《新小说》,均为晚清科幻小说的翻译提供了最重要的舞台。鲁迅青年时期所喜爱的《十五小豪杰》(梁启超译)、《海底旅行》(南海卢籍东译、东越红溪生润文)即分别发表在这两个刊物上。梁启超推动科幻小说翻译的动机显然来自于他的启蒙主义热情。鲁迅对于凡尔纳的接受与翻译也受到了这一潮流的影响,他在《月界旅行·辨言》开篇即指出开启民智的重要性,科学小说更是被视作人类未来的希望,将人类从蒙昧中解放出来的形式。凡尔纳一向追求小说中的科学因素的准确性,他习惯在写作之前事先就准备好丰富的资料。［法］奥利维埃·迪马:《凡尔纳带着我们旅行——凡尔纳评传》,蔡锦秀、章晖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94页。这使得他的文本总是铺陈了大量有关科学的介绍性内容,以刻意制造某种科学的真实性,而这种过于谨慎的写作方法同时限制了想象力的发挥。这一从科幻小说虚构性的角度看来并不是优点的地方却极大地吸引了包括日本、中国在内的东方译者,凡尔纳也因此成为他们心目中理想的科学知识的普及者和启蒙者。

他们更喜欢的只是“科学小说”。科幻小说文本在旅行中完成了蜕变,它为晚清文坛带来了被称作“科学小说”的新的文类——这是不可能从中国传统说部中自发创造出来的文类。“科学小说”是梁启超从日语中借用来的词,尾崎行雄在明治十九年(1886)最早使用了“科学小说”一词。对于晚清文坛而言,科学小说作为开启民智的文学形式,显然呼应了晚清科学主义思潮与小说界革命两种潮流。“科学小说”与“科幻小说”之间的差别在于,这一类文本归根结底是为了知识启蒙的需要,以传播科学知识为主要目的,小说只是作为促进科学知识传播的形式而被关注。在启蒙话语的强势之下,科学知识事实上成为这一文类的中心。

简言之,“科学小说”是为了应对现实世界的困境而被引介进入晚清文坛,有着以启蒙为目的的强烈功利主义特点。也许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解释为什么晚清科学小说的译者会对凡尔纳“缺乏科幻成分”的小说表示出更高兴趣。在西方现代科幻小说批评界,凡尔纳作为“科幻小说之父”的地位十分尴尬。在达科·苏恩文(Darko Suvin)看来,凡尔纳的小说充其量只是“科学的通俗化”和“科技的预测学”［加］达科·苏恩文:《科幻小说面面观》,郝琳等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40页。,勉强地处在科幻小说中较为低级的阶段。凡尔纳的小说仅仅被视作“科学传奇小说”(roman scientifique),他是这样定义“科幻小说”的——“科幻小说是一种文学类型,其必要充分条件是间离和认知的在场及其相互作用”,其中,“间离”是指与“所述社会的主流标准是完全相左的”,而“认知”指的是“在认知性上却又是符合唯物主义因果律的”。［加］达科·苏恩文:《科幻小说面面观》,郝琳等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39页。相比之下,作为晚清小说界革命的内在组成部分,科学小说恰恰被要求取消间离感,追求“入而与之俱化”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第一号,1902年。的效果,科幻小说的根本动力乃是“依赖于一些可能与现实经验严重脱节的创意”［美］罗伯特·斯科尔斯等:《科幻文学的批评与建构》,王逢振等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42页。。对于包括鲁迅在内的晚清的译者而言,不是首先追求文本对读者的陌生化以及由此带来的震撼效果,而是从一开始就尽可能想尽办法拉近与读者的距离。这样,擅长讲述冒险故事、营造真实感的凡尔纳无疑更加契合。

二、“人情”

在《月界旅行·辨言》中,鲁迅最先针对传统小说提出了“人情”说。它指向这样的革新性的内容——“至小说家积习,多借女性之魔力,以增读者之美感,此书独借三雄,自成组织,绝无一女子厕足其间,而仍光怪陆离,不感寂寞,尤为超俗”鲁迅:《月界旅行·辨言》,第5页。。他用登月旅行的三位“英雄”取代了传统小说中的“女子”形象,“人情”即叙写英雄的伟大事迹,并希图以此来吸引、增进读者的美感。换言之,除了科学知识,鲁迅还试图通过科学小说唤起读者心底崇高的英雄主义情感,其目的在于制造出一种迥异于传统小说的新的阅读感受。

鲁迅对于科学小说“人情”的强调在某种程度上追随了梁氏的小说界革命。譬如,梁启超认为“小说之道感人深矣”新小说报社(梁启超):《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新民丛报》第十四号,1902年。,他主张借助小说感人的力量,发挥科学小说的启蒙宣传的作用。但不同之处在于,对于科学小说的定位,梁氏却常常将“科学”与“哲理”关联在一起,这与鲁迅将“科学”与“人情”对举的方式形成了有趣的对话。在“科学”作为思考中心的前提下,梁氏侧重科学小说另一方面的“哲理”或者“思想”,与鲁迅强调科学小说中的“情感”——“人情”构成了鲜明差异。首先,梁启超认为科学小说应当“以科学上最精确之学理,与哲学上最高尚之思想,组织以成文”饮冰(梁启超):《〈世界末日记〉译后语》,《新小说》第一号,1902年。,海天独啸子在为《空中飞艇》作的序言中与梁启超的思路如出一辙,他将押川春浪的这部著作描述为“以高尚之理想,科学之观察,二者合而成之”海天独啸子:《〈空中飞艇〉弁言》,明权社版,1903年。,相比之下,鲁迅对科学小说“纬以人情”定位的独特性显而易见。其次,除了“哲理科学小说”,在“新小说”的范畴内,梁启超还分出了“军事小说”“冒险小说”“写情小说”等文学类型,分别用于养成国民“尚武精神”“冒险远游精神”以及培养国民性。而通过对《月界旅行》的把握,鲁迅的“人情”说完全可以包括梁启超所谓的尚武、冒险、培养国民性这些内容。

凡尔纳的科幻小说被引入日本之后,也同样引发了文学界对于科幻小说文类的讨论,其中,为鲁迅所关注的凡尔纳小说中的“人情”要素得到了直接的讨论。比如,坪内逍遥在《属于未来记的小说》中,曾有过这样的评价,“凡尔纳作品的主要目的是彰显学术进步,描述有形社会的变化,故不必像小说那样奇思妙想,只需把外部的现象记录下来即可。打个比方说,不规范的小说如同常说的哲学的同胞,只不过是理学的解释例证而已。换言之,想象理学的未来,描写到进步的极点,想象有形物的进步,不写无形的妙想,不写人情的进化,两者结构是各不相同的”转引自［日］长山靖生:《日本科幻小说史话》,第48、49页。。一方面,坪内逍遥将凡尔纳的作品区别于“不规范的小说”,并尽量将其与“哲学”“理学”区别开来,这与梁启超和海天独啸子将科学与“哲学”和“高尚之理想”联系起来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另一方面,坪内逍遥侧重于十九世纪写实主义小说,对于幻想未来的科幻小说并不看好,但他对于凡尔纳定位的特殊之处,是认为凡尔纳描写的几乎都是“有形社会的变化”,恰恰缺乏“无形的妙想”与“人情的进化”这些部分,这与鲁迅从凡尔纳的小说中发现的“默揣世界将来之进步,独抒奇想”鲁迅:《月界旅行·辨言》,第5页。的内容几乎南辕北辙。另外,杉山藤次郎对于科幻小说与“人情”的关系意见也值得关注,他也确实希望靠文章的幽默有趣吸引读者,但他明确对“人情”嗤之以鼻,并提出“抛开普通社会的人情世故,特意写些有趣可笑的科学小说即武勇奇妙的军事小说,可以让读者快乐无限”转引自［日］长山靖生:《日本科幻文学史话》,第53页。。鲁迅虽然也赞同科学小说应当通过趣味性吸引读者,但他认为这部分内容本就应当包括在“人情”的范畴内,而不像杉山藤次郎区分得这样分明,并且因为选择了幽默有趣而抛弃“人情”。

鲁迅对于“人情”的界定有着更为强烈的主体突入的精神,比如对于冒险、英雄的讴歌。伊藤虎丸认为,鲁迅翻译的科幻小说呈现出了他在自然科学向文明批评与文化批评之间的“过渡形态”［日］伊藤虎丸:《鲁迅与日本人——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李冬木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9页。。在这个意义上,早年翻译的几部科学小说显示出了在鲁迅精神历程中的重要性。相比于晚清文坛科学小说的提倡者以及日本近代以来对于科学小说文类的理解,鲁迅刻意强调科学小说的“人情”特点体现出了他的独特性。科学小说对于鲁迅而言,其中的“科学”话语与其说是中心,倒不如说更类似于一种宏观的视野或者基本的时代精神背景。“人情”则包含了鲁迅自己的意图,从而应当获得研究者更为突出的重视。鲁迅对于“人情”的强调,使得他“经以科学,纬以人情”的定位并不平衡。表现在翻译的具体实践层面上,在《月界旅行》《地底旅行》以及《造人术》中,通过他的“豪杰译”——在翻译中的独特发挥与对文本的选择上,可以清晰见到,鲁迅对于“人情”重要性的提升僭越了此前理论上的基本定位,而渐渐地与他弃医从文之后呼唤“立人”与浪漫主义的文学理想有密切关联。

鲁迅翻译科学小说的意图无疑在于传播科学知识,但值得思考的是,他恰恰大幅度删减了小说中有关科学知识的部分,使得每一部译作中宣传科学的分量大为减轻。这只能是有意为之的结果。凡尔纳原作《月界旅行》共28回,日本译者井上勤的译本与之对等,而鲁迅则“截长补短”,仅“得十四回”;《地底旅行》原作45回,日本译者三木爱华、高须墨浦将其缩短为17回,鲁迅又在这一个基础上进一步将其减至12回。在《月界旅行》中,鲁迅大量删减了有关科学计算的章节,比如在第三、第四回之间,凡尔纳本来在两章之间分作两回,细致铺陈了许多为晚清知识界所期待的科普知识——包括介绍月球和太阳系的相关知识,以及澄清传统对月球迷信等内容,对于志在破除“迷信”的鲁迅而言,这一部分本应当是非常有力的;另外,在《地底旅行》中,日文译者保留了小说后半部分有关科学知识解说的《地球的诞生及沿革》与《说创世时代的动物》,而鲁迅则将这部分尽数删去——这部小说因此更接近缺乏科学内容的纯粹探险旅行的传奇故事。无论是《月界旅行》还是《地底旅行》,鲁迅的译文都只是截取了大致的框架,保证了情节的基本完整,仅仅做到了以旅行、冒险故事吸引读者的要求。从这个角度,鲁迅的译文果真如卜立德所说的那样,“只不过偶尔加以整理、修饰、夸张”吗？尽管如此,卜立德也承认鲁迅省略了大量的科学讲述,“更加侧重于演义”［英］卜立德:《鲁迅的两篇早期翻译》,《鲁迅研究月刊》1993年第1期。,然而,什么是鲁迅的“演义”呢？他又想借此表达什么意图呢？

鲁迅的删减和增饰应当不仅出自形式上的考虑,他的主观意图对译文的侵入非常明显。这表现在鲁迅对人的主体性地位的强调方面。而他翻译的意图,除了科学知识传播之外,“人情”的一面表现得更为突出,这在他的译文中也几乎是统摄性的。同晚清的许多译者一样,鲁迅在翻译《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时,采用了传统章回体小说的结构模式。这并不算奇特的事情,日文译者井上勤也采用了这种形式。真正值得注意的是,这两部小说中每一回的回目——包括《月界旅行》每一回的散场诗都是鲁迅本人所亲自添加,这些地方透露了作为“译者”同样也是“读者”的鲁迅在面对文本时的心态,以及他从文本中所捕捉到的关键含义。因此,对于这些回目的解读或许能够从另一个侧面把握鲁迅当时的思想倾向。总体来看,这些回目和散场诗最大的特点是对于人的主体性进行高度赞扬,即,科学知识并不是最终的目的,而是如何使人变得勇敢,如何从自然的限制中脱身而出,成为真正的“侠士”、“壮士”和“英雄”——科学小说有向传奇故事和冒险旅行倾斜的趋势。这样的字眼产生了一种弥散性的精神气氛。例如,《月界旅行》中随处可以见到这样的回目和散场诗,“壮士不甘空岁月,秋鸿何事下庭除”(第一回散场诗)、“天人决战,人定胜天。人鉴不远,天将何言”(第二回散场诗)、“侠男儿演坛奏凯,老社长人海逢仇”(第九回回目)、“侠士热心炉宇宙,明君折节礼英雄”(第十一回回目)、“新实验勇士服气,大创造巨鉴窥天”(第十二回回目)、“咄尔旁观,仓皇遍野;而彼三侠,泠然善也”。《地底旅行》虽然没有散场诗,但篇目也同样尽力呼应了这一主题,“割爱情挥手上征途,教冒险登高吓游子”(第二回回目)、“拼生命分身入火口,择中道联步向地心”(第四回回目)、“掷磁针碛间呵造化,拾匕首碣上识英雄”(第九回回目)、“乘热潮入火出火,堕乐土舍生得生”(第十一回回目)。

“尚武”和“尚侠”的风气曾在晚清革命界风行一时,是可谓鲁迅对一时代精神思潮的回应。在这些情感激扬的回目和散场诗的提示下,科学小说读者的视线很容易从“科学”知识的层面移开而专注于其中具体的“人情”。鲁迅有意引导读者的注意力发生从知识到“情感”的转移。在为《月界旅行》所写的《辨言》中,他清楚地表达了作为译者的精神旨趣。他将人类从自然中分离出来,“人类者,有希望进步之生物也,故其一部分,略得光明,犹不知魇,发大希望,思斥吸力,胜空气,泠然神行,无有障碍”鲁迅:《月界旅行·辨言》,《鲁迅译文全集》第一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5页。。所谓人类进步,就是要作为放大的主体从自然规律中解放出来。在这个逻辑主导之下,通过科学小说传播科学知识就很可能只是次要的或者背景性的,鲁迅在《月界旅行》每一章的回目和散场诗中,都不断强化着这一信念。而在《地底旅行》的第九回,他更是创造性地加入了一段“胜天说”——“天地五行,共设奸谋,宁能伤我！我惟鼓我的勇,何难克天！从此照直线进行,怕它作甚！天人决战,就在此时了！”鲁迅:《地底旅行》,《鲁迅译文全集》第一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91页。在《地底旅行》中,鲁迅不仅删除了凡尔纳以及日文译者所附录的科学知识解说,而且这种在译文中途强烈突入,所添加的“天人决战”激扬澎湃的宣言,也进一步使得翻译科学小说的主旨发生了从“科学”到“人情”的偏移。鲁迅到日本之后翻译的第一篇小说《哀尘》,就显露了他将人类视为独立的主体的意图。这篇小说从雨果《悲惨世界》中所使用的素材《随见录——芳梯的来历》翻译而来,记述了流落街头的芳梯被一恶少年欺侮,雨果为之寻求公理的故事。日文译者森田思轩在序言中感慨“宗教、社会、天物者,人之三敌也”。工藤贵正认为,鲁迅看重这篇小说的原因在于《哀尘》显示出了人类为社会所苦,这与《月界旅行》中鲁迅希望人类超越天物造化的意图相同。人类要想要获得主体性,就需要反抗与人类为敌的宗教、社会和自然。

三、现代性的反乌托邦叙事

鲁迅对科学小说有着持续关注,他在仙台学医期间(1904—1906),仍然在坚持翻译科学小说的工作。除了凡尔纳的几部科学小说,鲁迅早年还翻译过斯特朗(Louise J.Strong)的《造人术》英文原名《An Unscientific Story》应译作《一个并非科学的故事》,日文译者原抱一庵主人将其翻译成《造人术》,鲁迅接受了这一译名。,这篇小说记述了化学家伊尼他人工制造生命的过程。日文译者原抱一庵主人仅仅截取了英文原作的开头部分,讲述人工生命制造出来之后的喜悦。日文译者删除了小说此后所描述的人工生命增殖和急速发育为人类带来的恐惧——这种对于科学的担忧很容易令人想起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鲁迅并没读过斯特朗的原作,他的翻译严格根据日文译本。神田一三认为这部小说无论中文和日文的译本都是荒唐无稽、枯燥无味的,将人类塑造为造物主的形象对于非神统治的东方世界毫无意义。神田一三:《鲁迅〈造人术〉的原作》,《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9期。但如上所述,鲁迅在他的翻译中寄托了对人类主体性的强调,因而并非如神田一三所理解的这样。《造人术》显然延续了《月界旅行》《地底旅行》中“天人相战”的主题,在追求天人合一的思想语境中所引起的冲击同样不可低估。在中国传统的思想中,“天人合一”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基调。从殷商时代开始,古人就用占卜、巫术等方式来寻求和上天的统一,“天”逐渐成为古代中国统治合法性的最高来源,自周代以降,“天人合一”的理念被包容在制度性的礼乐传统中,而宋明理学则更进一步将“天人合一”视作正心诚意、齐家治国的伦理道德根据。在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上,虽然也有如荀子、王充、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等思想家秉持“天人不相预”或“天人交相胜”等观点,但无一例外都处于相当边缘的位置。详参余英时:《论天人之际》,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53页。《月界旅行》《地底旅行》与《造人术》分别解构了“天”“地”和“人”的定义,颇有重新开辟天地的雄心和意味。在《造人术》中,作为造物主的“人”受到了鲁迅的热烈颂扬,所谓“天上天下,造化之主,舍我其谁。吾人之人之人也,吾王之王之王也。人生而为造物主,快哉！”《鲁迅最早的两篇译文——〈哀尘〉、〈造人术〉》,《文学评论》1963年第3期。这种强调人的创造性与主体性,将人从自然界中分离开来的观念,与鲁迅后来在《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中所推崇的“新神思宗”和“摩罗派”诗人可谓一脉相通。

在《月界旅行》《地底旅行》中,鲁迅所谓的“人情”是一种尚武的英雄主义精神。在《月界旅行·辨言》中,鲁迅指出凡尔纳在小说中“以其尚武之精神,写此希望之进化者也”。鲁迅对于“科学”和“人情”的定位体现出了他强烈的历史感和现实针对性。将“尚武”视作科学小说的精神,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鲁迅与《月界旅行》《地底旅行》同时期翻译的《斯巴达之魂》,在这篇小说中,鲁迅意在通过斯巴达将士和波斯军队拼死一战的英勇事迹,鼓动起民族的“尚武”精神,表示出对于近代以来中国积弱形势的强烈反弹。这篇小说的译作背景是为了响应和鼓舞1903年抗议俄国在中国东北屯兵的“拒俄义勇军”——而我们知道,导致鲁迅发生弃医从文转折的“幻灯片”恰恰是记录了日俄争夺中国东北的图像。事实上,无论提倡科学,还是鼓吹人情,鲁迅都处在一种深刻的民族危机的焦虑之中。《月界旅行》《地底旅行》所记述的科学探险故事,与《斯巴达之魂》中号召民族反抗侵略的理念应当关联起来解读。科学小说和英雄史诗之间的距离并不明显,也只有在这个层面才可以理解,鲁迅将探险月球、旅行地底的科学家和探险家视作“英雄”和“侠士”的本意,这些名词总是与不惧危险和反抗压制等精神特点联系在一起。

王德威在研究晚清小说时认为科学小说这个文类“可谓最能代表一代中国人的乌托邦欲求与现实焦虑”［美］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宋伟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4页。。诚然,科学的乐观主义与乌托邦叙事不谋而合。如生物学家勒内·杜布斯(Rene Dubos)指出,“在以往的三个世纪中,科学奋斗的方向,所以也是现代生活的总体倾向,已经明显地被乌托邦的创立者们的鼓动所制约着”R.杜布斯:《理性的梦想》,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2年,第57页。转引自［加］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岳长龄、李建华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12页。。晚清知识分子对科学崇拜有加,使得对于未来乌托邦的想象成为潮流。鲁迅翻译科学小说,虽然初始目的也在于传播科学知识,然而,在具体的实践层面上,却显示出他和乌托邦的设想背道而驰。

鲁迅并没有期待依靠科学的进化创造出未来的乌托邦世界。在《月界旅行·辨言》中追溯了人类与自然对抗的历史之后,他旋即发出这样深沉的感叹:“如是,则虽地球之大同可期,而星球之战祸又起。呜呼！琼孙之‘福地’,弥尔之‘乐园’,遍觅尘球,竟成幻想;冥冥黄族,可以兴矣。”鲁迅:《月界旅行·辨言》。其中,“琼孙”即塞缪尔·约翰逊,“福地”出自其小说《拉塞拉斯——一个阿比西尼亚王子的故事》中天堂般的“幸福幽谷”；弥尔即弥尔顿,“乐园”出自其长诗《失乐园》，指人类最初生活的完美无缺的“伊甸园”。鲁迅在这里把战争视作必然,认为即使人类通过科学技术的力量实现了地球上的大同,但星际之间的战争却不可避免。那么所谓的“希望之进化”又是什么意思呢？从星际之间的战争到“冥冥黄族”的陡然急转,恰恰显示出鲁迅真正的关怀和焦虑所在,鲁迅否认了琼孙即Dr Samuel Johnson,今通译塞缪尔·约翰逊。所描绘的“幸福幽谷”与基督教中“伊甸园”这类乌托邦的可能性,也显示出他本人并不期待通过翻译科学小说鼓励读者的“幻想”,人类和民族的生存都将在战争中才能展开,也只有不回避“战争”，进行勇猛反抗才可能有所“希望”。

鲁迅选择翻译科幻小说与幼年时期喜欢杂书和幻想文学有关,尤其是对于《山海经》的喜爱,多年以后,他仍能在《阿长与〈山海经〉》中清晰回忆最初得到这部书时的心情。但当他真正把《山海经》穿插进科学小说翻译中时,却不是为了使科学知识变得轻松容易,而是为了凸显另外一个关于“人情”的主题。在《月界旅行》第一回中,枪炮会社的会员在战争结束之后仍然壮志不已,鲁迅忽然在行文中插叙了一首东晋诗人陶潜的诗作对之赞颂:“精卫衔微木,将以填苍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这首诗最恰当不过地表明了鲁迅翻译《月界旅行》的意图。他对“精卫”“刑天”历来非常钟爱,这与他在翻译中对英雄的崇拜是一致的。鲁迅早在南京求学时就表现出了强烈的尚武和侠义精神。鲁迅早年有三方分别刻着“戎马书生”“文章误我”和“戛剑生”的印章;在1901年离家之际,在给诸弟的信中更是以“英雄未必忘家”而自许。在这种精神气场中,必然很难产生出对乌托邦的幻想,而更多的是呼唤英雄主义的反抗和奋进。

鲁迅在《地底旅行》第六回结尾所添加的一段歌词同样值得重视。这段歌词描述列曼、亚篱士等探险者在地底海洋中航行时的激动心情,其中,“天人决战”的反抗精神被放大到了极致:“进兮,进兮,伟丈夫！日局月诸浩迁徂！曷弗大啸上征途,努力不为天所奴！沥血奋斗红模糊,迅雷震首,我心惊栗乎？迷阳棘足,我行却曲乎？战天而败神不痛,意气须学撒旦粗！吁嗟乎！尔曹胡为彷徨而踟蹰！呜呼！”鲁迅:《地底旅行》,《鲁迅译文全集》第一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83页。这段歌词与鲁迅在《月界旅行》中引用的陶潜的诗歌精神相通,都旨在鼓动起读者的勇猛之心,在与自然环境的斗争中彰显出人类的主体性地位。歌词里的“不为天所奴”,其中的“天”不仅仅指外在的自然环境,他通过填写这段歌词的方式表露出按捺不住的激动心情。撒旦这种敢于反抗上帝,将人类从伊甸园中诱骗出来的恶魔,成为鲁迅歌颂的对象,表现出了鲁迅思想中极为明显的反乌托邦的特征。鲁迅还特意在这段歌词后面的括号中为撒旦与天为战的典故做出了说明,“撒但与天帝战,不胜,遁于九地,说见弥尔顿《失乐园》”鲁迅:《地底旅行》,《鲁迅译文全集》第一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83页。。鲁迅没有宗教的顾虑,他所重视的是撒旦在反抗上帝中所表现出的恶魔精神,即乌托邦式的“乐园”是不存在的。

这也是一种现实性的革命精神,晚清革命党人正需要这种无所畏惧的抗争意志,这呼应了他在《月界旅行·辨言》中的主张,科学无法带来理想中的大同世界。鲁迅对于尚武精神的推崇,其精神底色似乎是悲观主义的,虽然他认为科学小说体现出了“希望之进化”,但却强调,只有在否定了乌托邦叙事的现实世界中顽强战斗下去,民族才可以振兴:这是另外一种更为复杂曲折的“希望”观。科学小说之于鲁迅的意义,并不在于它能够展现出未来世界的美好,而是科学的实验和冒险体现出了不折不挠与无畏无惧的英雄主义精神,而这些已经与他在《科学史教篇》中对于科学发展离不开“圣觉”与“爱国”等理想的想法非常接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