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020113934
永生的忠实
23年前，长篇小说《白鹿原》连载于《当代》杂志1992年第6期和1993年第1期（审稿编辑依次为洪清波、常振家、何启治、朱盛昌），其单行本于1993年6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责任编辑为：刘会军、高贤均、何启治）。首印14850册。如今，其作者陈忠实同志却永远离开了我们，离开了这个热闹、喧嚣的世界，让我们想起来就感到无比的难过和忧伤。
我约请陈忠实写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始于1973年的冬天。那时我刚从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回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在现代文学编辑室的小说北组当编辑，分工管西北片，西安自然是工作的重点。我在1973年的隆冬去找陈忠实约稿，既因为省作协向我推荐了他，也因为我刚看到了他刊发在《陕西文艺》上的两万字的短篇小说《接班以后》，还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可供发表中短篇小说的《当代》杂志（《当代》创刊于1979年）。在西安郊区工委所在地小寨的街角上，我拦住了推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出来的陈忠实，就在寒风中向他约稿。在陈忠实听起来，这几乎就像老虎吃天一样不可思议。而我却强调《接班以后》已经具备了可以扩展为长篇的基础，依陈忠实在农村摸爬滚打十几年的阅历完全可以做成，又以韦君宜亲自选定的两位北京知青（沈小艺、马慧）已经写成知青题材小说《延河在召唤》作为佐证。总之，陈忠实还是记住了我这个从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个“高门楼”来向他约稿的编辑。以后，我们时断时续地联系，他也始终信守着和我的约定。
到了八十年代，陈忠实的代表作之一的中篇小说《初夏》几经修改，终于经我之手刊发于《当代》1984年第4期。陈忠实的《初夏》，可以视为他创作长篇小说之前必要的过渡。他的创作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终于，他可以向我谈及自己的长篇创作了。在1990年10月24日，忠实在给我的回信中谈道：“关于长篇的内容……作品未成之前，我不想泄露太多，以免松劲。……这个作品，我是倾其生活储备的全部以及艺术的全部能力而为之的。究竟怎样，尚无把握，只能等写完后交您评阅。”又说，“此书稿87年酝酿，88年拉出初稿，89年计划修改完成，不料学潮之后清查搞了几个月，搁置到今春，修改了一部分，又因登记党员再搁置。……我争取今冬再拼一下。”后表示：“待成稿后我即与您联系。您不要惦记，我已给朱（盛昌）应诺过，不会见异变卦的。也不要催，我承受不了催迫，需要平和的心绪作此事。”
我们当然对这未披露书名但倾注全力的长篇充满期待。后来的实际情况就是：1992年2月下旬，我接到忠实的来信，询问是由他送稿到北京还是由我们派人去取稿。我们决定派当代文学一编室的负责人高贤均和《当代》杂志的洪清波到西安去取稿。忠实说，大约3月25日，“在作家协会的客房里，我只是把书稿从兜里取出来交给他们，竟然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那时突然涌到嘴边一句话，我连生命都交给你们了，后关头还是压到喉咙以下而没有说出，却憋得几乎涌出泪来”。而“出乎意料的是，在高、洪拿着书稿离开西安之后的二十天，我接到了高贤均的来信。我匆匆读完信后噢噢叫了三声就跌倒在沙发上，把在他面前交稿时没有流出的眼泪倾溅出来了。这是一封足以使我癫狂的信。信中说了他和洪清波从西安到成都再回北京的旅程中相继读完了书稿，回到北京的当天就给我写信。他俩阅读的兴奋使我感到了期待的效果，他俩共同的评价使我颤栗”。（引自《我与人民文学出版社·何谓益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3月北京第1版）
就这样，陈忠实著长篇小说《白鹿原》经过人民文学出版社六位编辑的阅读和编发稿件的劳动，终于横空出世，与读者见面了。
《白鹿原》面世迄今，累计印数已达二百多万册（主要是人文社出版的1993年原版本、修订本、精装本、手稿本、茅盾文学奖获奖书系、“百年百种中国优秀文学图书”书系以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和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陈忠实集”、宣纸本、点评本等）。盗印本已接近三十种，其印数也与正版相近。可见，说《白鹿原》的实际总印数已达四百多万册，当不为过。
《白鹿原》一出世，评论界欢呼，新闻界惊叹，读者争相购阅，一时“洛阳纸贵”。
前辈评论家朱寨指出：“《白鹿原》给人突出的印象是：凝重。全书写得深沉而凝练，酣畅而严谨。就作品生活内容的厚重和思想力度来说，可谓扛鼎之作，其艺术杼轴针黹的细密，又如织锦。”（引自《〈白鹿原〉评论集》第4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
张锲说：“《白鹿原》给了我多年来未曾有过的阅读快感和享受。”有“初读《静静的顿河》《战争与和平》《红楼梦》时那种感觉。”（见1993年7月16日《白鹿原》北京讨论会纪要）
范曾读《白鹿原》后即赋七律一首：“白鹿灵辞渭水陂，荒原陌上隳宗祠。旌旗五色凫成隼，史倒千秋智变痴。仰首青天人去后，镇身危塔娥飞时。奇书一卷非春梦，浩叹化为酒漏卮。”并附言：“陈忠实先生所著《白鹿原》，一代奇书也。方之欧西，虽巴尔扎克、斯汤达尔，未肯轻让。甲戌秋，余于巴黎读之，感极悲生，不能自已，夜半披衣吟成七绝一首，所谓天涯知己，斯足证矣。”（据范曾赠《白鹿原》作者手迹）
海外评论者梁亮指出：“由作品的深度与小说的技巧来看，《白鹿原》肯定是大陆当代好的小说之一，比之那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并不逊色。”（《从〈白鹿原〉和〈废都〉看大陆文学》，载《交流》1994年第14期）
不必再征引了。仅此数例，可见海内外读者对《白鹿原》评价之高和反响之热烈。
据陈忠实介绍，国内至今已出版了十三部《白鹿原》的评论研究专著，单篇评论三百多篇。《白鹿原》在香港出了天地图书版，在台湾先后有两家出版社出版，韩国出了韩文版，日本出了日文版，越南没有跟作者打招呼出了越文版。不久前出版了法文版，英文版正在翻译中。
我们当然还可以从小说的基本要素来考察《白鹿原》。例如说，它有精心的结构，有诸如白嘉轩、鹿三、田小娥、朱先生等独一无二的艺术形象，有好看的堪称经典的故事，有个性鲜明的、有张力的语言，等等。
但是，推崇、肯定《白鹿原》的重要的依据，我认为还是要从它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开拓性、突破性来寻找。从这个角度来看，《白鹿原》对历史的反思是有空前深度的。《白鹿原》真实准确地描写了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生活，描写了中国人在二十世纪前半页的生存状态和心路历程，波澜壮阔、惊心动魄。它通过对我们这个民族“秘史”的书写，让读者陷入深深的思索：我们为什么几十年来都在风风雨雨、恩怨情仇中厮杀与折腾？中华民族如何才能走向真正的繁荣昌盛与达致现代文明社会？
社会历史在进步演变的过程中，会使人们对一些事物或一部重要作品有新的认识。关于《白鹿原》也同样有这种现象。1997年12月，茅盾文学奖的部分评委坚持要陈忠实对《白鹿原》作修订的两点意见，大约十年以后都有了不同的反响。
其一，是车宝仁在《〈白鹿原〉修订版与原版删改比较研究》一文中指出，修订版删改原版2260多个文字符号，修订版比原版少了1900多个文字符号。对朱先生指国共斗争翻鏊子折腾老百姓的说法的修改，“显得生硬不自然”，“这里的修改很难说修改得很好”。对这种删改的合理性显然是存疑的。至于对性描写的删改，则认为“随着社会和时代向前推进，社会观念的变化，将来人们会更多地看重原版的价值。此书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期出版时一些人批评其性描写，而新世纪以来已未见此类批评，也能说明读者评论家观念的推进。”（参见《说不尽的〈白鹿原〉》第712页—729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
其二，是陈忠实自己明白无误的表述。关于《白鹿原》中朱先生的“鏊子说”，他指出“这里有一个常识性的界限，作品人物对某个事件的看法和表态，是这个人物以他的是非标准和价值判断做出的表述，不是作者我的是非标准和价值判断的表述。……这些人物对同一事件大相径庭的判断和看法，只属于他们自己，而不属于作者。……读者和批评家可以严格挑剔朱先生等人物刻画过程里的准确性和合理性，包括他的‘鏊子说’，是否于他是准确的合理的，而不应该把他的‘鏊子说’误认为是作者我的观点”。面对有人认为“鏊子说”表明作者缺乏智慧的批评，陈忠实的回答是：“把智慧耗费到机巧上，且不说合算不合算，恐怕创作都难以为继了，如果还有作家的道德和良知的话。”引自《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写作手记》，载《小说评论》2008年第1期）陈忠实毫不含糊的反批评的态度再鲜明不过了。
我不可能就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排序做正式的调查，但近我在相熟的评论家、编辑和作家中提出这样的问题：当代中国长篇小说中，如果要排个座次，你们认为谁该坐这把交椅呢？有意思的是，他们不约而同地认为，《白鹿原》当之无愧地该坐这把交椅。如果再按二三四五排座次，那意见分歧可就大了。
2012年5月，我又从到延安参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纪念活动的评论家朋友白烨那里，听到关于《白鹿原》在当代中国长篇小说中地位的信息。其一，据说在深圳某报举办的包括网络、电话等形式的评选活动中，在“改革开放30年对中国影响*的30部书”的评选中，入选的长篇小说只有两部，即拉美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陈忠实的《白鹿原》；其二，是南京的某大型文学刊物邀约一批有影响的中青年评论家评选当代中国的*长篇小说，陈忠实的《白鹿原》毫无争议地当选。
这些信息，可以说起码没有出乎我的意料。高大全式的人物和没有缺点的作品是没有的，优秀乃至伟大的作品却肯定是有的。
自1988年4月起笔写《白鹿原》，陈忠实几乎耗尽了他的全部心血。每周，他回城一趟，从家里带吃的馍回到白鹿原下的祖屋里，靠着冬天一盆火、夏天一盆凉水写作。屋门前十米手植的一棵梧桐树，从大拇指粗长到胳膊粗，有了可以给主人遮挡阳光的绿荫。梧桐树见证了陈忠实写《白鹿原》付出的一切艰辛。为了完成《白鹿原》的创作，陈忠实不知经受过怎样的心灵的煎熬，付出多少心血与牺牲。石家庄的一位医生或护士在给陈忠实的信里说：“我想写出这本书的人不累死也得吐血……不知你是否活着，还能看到我的信么？”
所以，作为《白鹿原》的组稿人、终审人和责任编辑之一，我和我的同事们说过，一个编辑，一生中能遇到陈忠实和他的《白鹿原》，是我的幸运。关键在于你遇到这样厚重的文学经典（在文学史上不管有多少争议都是无法回避、绕不过去的作品）时，不管有多大的压力，都要敢于为它拍胸脯、做保证，甚至立下“军令状”，愿与这样优秀的作品共荣辱，与它的作者同进退。
陈忠实当然是重友情、讲信义的作家。对我，对咱们《当代》杂志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从相识、相交以来，一直如此。
2012年5月，我和辽宁省作协主席刘兆林、江西省作协主席陈世旭，应陈忠实之邀访问白鹿原。我们参观陈忠实文学馆，在思源学院白鹿讲堂讲课，在白鹿书院座谈、题辞，到原上采摘樱桃……老朋友聚在一起度过了几天愉快的时光。
其间，陈忠实和我商讨了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设置“白鹿当代文学编辑奖”的事。我们在一起商量了初步的方案，如章程草案之类。我曾建议就以“陈忠实”冠名，他却以“白鹿”取代了自己的名字。
我回到社里便向当时的社长潘凯雄和总编辑管士光报告了。他们俩都表示积极支持。其后，潘凯雄调任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白鹿奖”的事便由新社长管士光主持。
2013年1月7日，由社长管士光主持召开“白鹿当代文学编辑奖”评委会。评委还有付如初、赵萍、杨柳和我，参与其事的还有当时的社长助理——我们戏称之为“秘书长”的周绚隆。会议确定了具体的奖项、获奖者名单和有关事项的安排。
3月20日，因健康原因极少外出的陈忠实亲自来到了北京，和管士光一起向荣获“白鹿当代文学编辑奖”的编辑颁奖。颁奖会由新到任的主持当代文学编辑工作的副总编应红主持。何启治荣获“《白鹿原》出版纪念奖·特别奖”；刘会军、洪清波、常振家、朱盛昌荣获“《白鹿原》出版纪念奖·荣誉奖”；于砚章、王建国、刘会军、刘海虹、刘炜、刘稚、包兰英、王鸿谟、许显卿、杨柳、脚印、周达宝、周昌义、胡玉萍、彭沁阳、赵水金、何启治等十七人荣获“白鹿当代文学编辑奖·特殊贡献奖”；杨柳、孔令燕荣获首届“白鹿当代文学编辑奖”。前三项其实就是奖励二十年前组织、编辑、出版《白鹿原》的有功人员，以及奖励《白鹿原》面世二十年来人文社在出版当代优秀文学作品方面有突出贡献的人。“白鹿当代文学编辑奖”则从现在起两年评选一次，奖金由陈忠实提供，新闻发布会等活动经费则由人文社负责，奖励人文社在当代文学编辑工作中有突出贡献的人，借以激励当代文学编辑的工作热情，不断提高人文社当代文学原创作品的品质和社会影响力。
我清楚，陈忠实是一位忠厚实诚的、对当代文学的繁荣发展有使命感的大作家，是对咱们人民文学出版社有真感情的大作家。新闻界、文学界对此也是认同的。“白鹿当代文学编辑奖”颁奖会后，经媒体广为报道，文坛一时传为佳话。
列夫·托尔斯泰在他的文学札记中说：“人一生的幸福，是能为人类写一部书。”这里的“一”当然只是泛指的数量词。他自己的传世之作就有《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和《战争与和平》等。同样，法国的伟大作家雨果，也因为他的《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和《九三年》而彪炳史册。那么，我想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陈忠实的《白鹿原》当然也属于“为人类写（的）一部书”。
去年10月23日，我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周绚隆、刘稚到西安去看望病中的陈忠实，给他带去散发着油墨清香的10卷本《陈忠实文集》（包含他的所有文学作品，共380多万字）。不久，又看到了邢小利著《陈忠实传》（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11月第1版）正式面世。我想，这些对病中的忠实都是一种安慰吧。
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于上海。10月24日郁达夫在《怀鲁迅》一文中十分沉痛地说：“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我们当然不会简单地把忠实与鲁迅相比，但就应该懂得拥护、爱戴、崇仰我们这个民族、国家出类拔萃的杰出、伟大的人物来说，其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好在我们已经跨过了那个不幸的时代，我们已经知道爱戴、崇仰我们的大作家陈忠实。
书比人长寿。精神的影响比物质的东西更深远。
有陈忠实的作品在，有《白鹿原》在，陈忠实就是永生的。我们真挚的朋友、我们敬爱的大作家陈忠实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里，永远活在千千万万读者之间。
是的，我们一定会记住永生的陈忠实。
啊，白鹿远行，呦呦鹿鸣。精魂犹在，长留人境。
2016年5月1日
写于寓所北窗下，其时我的视力已下降至0.1。
目录
目 录
美丽的选择（代自序）… 1
辑 作家·评论家·编辑出版家
三访文坛“老祖母”冰心… 3
永生的秦牧… 11
圣者王火… 25
范若丁：刚毅执著的作家和编辑出版家… 67
俞天白：谱写大上海乐章的高手
——从俞天白著《大上海沉没》说起… 89
熔金铸史写春秋
——苏叔阳的思考和追求…
95
姚蜀平：“为人类写一部书”… 106
冯立三素描… 123
陈忠实与永远的《白鹿原》… 150
附：忠实永生… 184
竹林：从球友到文友… 191
张炜与说不尽的《古船》… 208
宋晓黎杨：黑土地的歌者，“荒原杜拉斯”… 218
《突出重围》和柳建伟的文学梦… 237
惠芬，你会成为新时代的萧红吧… 247
赵凯：从阴霾满天到阳光灿烂… 262
第二辑 领导·同事·同窗
严文井：教我们玩七巧板的智者… 273
夕阳风采话君宜… 280
可敬可爱的牛大哥… 294
附：天堂已传来迎宾的歌声
——敬悼诗人牛汉…
320
屠岸是“独一无二”的… 326
苍茫冬日忆林辰… 330
思忆王仰… 333
王笠在我心中… 338
孟伟哉印象… 342
胸中海岳君心知
——为赵克勤学长祝寿记…
366
缪俊杰：老骥望八犹奋蹄… 370
赤子丹心无冕王
——悼朝垠… 387
贤均，如果人真的还有来生……… 392
附录：
何谓益友… 陈忠实 401
何谓良师… 柳建伟 410
世纪书话
——我和当代优秀长篇小说的遇合机缘… 415
一、《铜墙铁壁》：再版时，要查一查有没有为彭德怀“招魂”的问题… 416
二、《古船》：部用新的历史观写土改和反思当代历史的长篇小说险些遭到禁止出版的厄运（存目）… 422
三、《大国之魂》：对文学新人不必求全责备，一个文学编辑，永远应该把发现、支持文学新人作为自己的基本职责之一… 422
四、备受瞩目的《九月寓言》终于和《当代》失之交臂… 428
五、《白鹿原》：拔地而起的艺术高峰。它在1997年底终于荣获“茅盾文学奖”，但同年5月，在“八五（1991—1995年）优秀长篇小说出版奖”评奖时，却连候选的资格都被粗暴地勾销了（存目）… 440
六、《尘埃落定》《英雄时代》《狂欢的季节》：三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书之前内部有不同看法的优秀长篇小说… 440
后记（一）… 447
后记（二）… 450
美丽的选择
——回眸文学编辑四十秋（代自序）
广受注目的“卖饭记”
从1992年到1995年，中国大陆的《深圳特区报》《新闻出版报》《光明日报》《大连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媒体，《漓江》《芳草》《芙蓉》《新华文摘》等杂志，以及海峡对岸台北的《中央日报》等近二十家新闻出版单位分别以《卖饭生涯——大陆教授在纽约》《唐人街的唐教授》《中国教授在纽约》等大同小异的题目，或选载或连载，或全文刊登一部讲述大陆教授在纽约唐人街华人餐馆打工故事的纪实文学作品，而深圳的海天出版社则主动向作者组稿，将它结集出版。
《中国教授闯纽约》，这部从大江南北到海峡对岸持续数年颇受关注的纪实文学作品，就是我1989年6月至1990年6月到美国探亲并一度到纽约唐人街华人餐馆打工的文字收获。作品中的“唐教授”就是我，故事中写到的一切，都是我的亲身经历，我的见闻和思考。
知道我要去美国探亲，作家柯云路对我说：“老何，你去美国探亲，机会难得，我不想劝你写什么东西，倒是希望你留心观察那里的生活——任何新鲜的生活对作家来说，都应该是一笔财富。”而另一位在1989年6月14日亲自送我到首都机场的好朋友、颇具声望的中年评论家冯立三却对我说：“启治，你自费去一趟美国不容易。我劝你不必急急忙忙地赶回来，而要利用这个机会好好地观察、了解美国，回来认真地写一本真正的书。”
一个劝我不一定写，一个劝我认真地写一本真正的书。但他们的意见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都让我借赴美探亲的机会，好好地观察、了解一下这个号称世界上强大、富有的超级大国。
这也符合我的心愿——有人说美国的月亮亮圆，当然也有人说我们自己的月亮才又亮又圆；那么我们何妨改变一下思考问题的角度：从彼此月亮的阴晴圆缺中，取长补短而不断地完善自己呢？我想，作为还有点文化知识的人，到一个全新的社会环境去观察体验生活，应该用自己的眼睛来看，用自己的头脑来想，从而获得属于自己的、决非人云亦云的印象。
也许，正是这些主客观原因，使得《中国教授闯纽约》不但具有题材的新鲜感，而且能够“真实地、丰富地（既有中心场景又有其辐射圈），有吸引力地展示了纽约华人社会经济与文化生活情景……”（冯立三）较之许多浮泛的写海外华人生活的作品，它也“更具有个性……纪实，达到了逼真的程度；叙述，达到了生动形象的文学层面”（李炳银）。
除了这部给作者带来相当可观的“双效益”的《中国教授闯纽约》，十多年前，我还曾以传记文学《少年鲁迅的故事》（新蕾出版社1981年版）获得全国优秀少儿读物一等奖；以报告文学《播鲁迅精神之火——记新版〈鲁迅全集〉的诞生》（合作，载《当代》1981年第5期）获得1981年—1982年中国作协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人到中年，又经历过十年浩劫，能有如此创作成果，似可聊以自慰了吧。但在我看来，在我回眸往昔的时候，我想说，就创作而论，我只是一个在碰到机会时不敢偷懒的业余作者罢了；如果要说自豪，那我只能因为我终身的职业编辑生涯感到自豪，它使我同一大批当代优秀作家和优秀作品不期而遇。
《古船》《大国之魂》《白鹿原》
我是广东龙川县人，1936年9月生于香港。关于我的文学编辑生涯，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1959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旋即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直到1999年退休，又同时返聘到2003年，才完全离开工作岗位。
择要而言，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当过校对、编辑及《当代》杂志编辑部副主任、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常务副主编；1992年起为主管人文社当代文学编辑工作的副总编辑，其间，先后担任过《中华文学选刊》创刊主编、《当代》杂志主编、中国作协中直工作委员会委员。1982年参加中国作协，1989年被评为编审。退休后仍任《当代》杂志顾问、人文社专家委员会委员，系终身职业编辑。
四十多年来，我除了本职的编辑工作，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甚至有点奇特的经历可以一提：先后下放河北丰润县农村锻炼（1960年），参加组织的文化工作队到山西文水县刘胡兰的故乡搞文化调查（1964年），到上海原荣氏某申新纱厂粗纱车间当“临时工”（1964年），为中国作协赴大庆慰问团年轻的团员（1965年），是王杰生前所在部队的“战士”（1966年）；1974年至1976年，作为当时中央出版系统派出的的援藏教师，我在青海格尔木和拉萨等地工作过，还曾不甘寂寞地筹办并主编过西藏格尔木中学的文学性校刊《红柳》；1976年10月至1980年底，参加新版《鲁迅全集》的注释、编辑工作，又一次接受鲁迅精神的熏陶，感受鲁迅的博大精深；1989年6月至1990年6月到美国探亲，在纽约的华人餐馆和华人衣厂有过一段意想不到的打工生涯，等等。然而，几十年来，我的青春和生命主要还是耗费在中国当代文学方面。我曾经和自己的同事们不止一次地说过，我们一般地说都是普普通通的人才，但由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当代》杂志在当代文坛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们理所当然地被视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巨人”之一。伺候好这个“文学巨人”就是我们光荣的责任。
我这么想，也是尽心尽力地这么做的。
1986年五六月间，年轻的张炜带着他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古船》到北京来找《当代》。这时，我刚刚担任《当代》杂志的副主编，次受主编的委托负责终审长篇小说。
《古船》描述的故事是从改革开放的80年代回溯到40年代的胶东土改乃至后来的“大跃进”、大饥荒和“文革”年代。这深沉厚重悲壮动人的故事让人读来回肠荡气，感慨良多。其中关于土改，更不乏惊心动魄的场景。我读后认定这是一部真实感很强、塑造了一些内涵丰富、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具有开拓意义和史诗品格的大作品。当即决定在《当代》1986年第5期全文刊发经张炜略加修订的《古船》。
《古船》在当时还有二十多万发行量的《当代》发表后，果然引起强烈的反响。
然而不久，在1987年“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的背景下，《古船》受到了严厉的、来自当时某些意识形态领导人的口头而未见诸文字的批评（连电话记录都没有），以致当时的社长、主编竟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指示不要出版《古船》的单行本。而我也不得不据理力争，坚持自己对《古船》的基本评价，强调要维护党的文艺政策的严肃性和稳定性，并以个人名义向社长、主编写了书面保证，立下“军令状”，愿意为《古船》单行本的出版承担责任。这样，才使《古船》得以在1987年8月由人文社正式出版。
在我看来，当对一部作品有不同的意见，特别是有来自领导的批评意见时，对自己经手的稿件能够排除私心杂念，采取实事求是、敢于负责的态度，
应该是一个编辑良好的职业道德重要、集中的表现。
《大国之魂》，是我1990年6月从美国探亲回来后面对的部比较复杂的书稿。
其时，我刚刚成为主持《当代》日常编务的常务副主编。经过调查研究，我首先排除了题材重复、美化美国等似是而非的问题。我强调要冷静地、不带偏见地看待四川青年作家邓贤辛苦经营数年、反复修改多次的这部《大国之魂》。我通过具体的分析后指出：在滇缅印战场与日寇周旋的确实是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军队，而作品着意通过二战中滇缅印战区的故事来透视中日英美等大国的民族之魂，无论对中国军队、中华民族的优劣，或西方盟友和日本侵略者的长短，都作了严肃冷峻的剖析和充满激情又真实准确的表现，角度独特，发人深省，无疑是同类题材中独树一帜、有分量有魅力的好作品。
针对作品的现状，我提出删去一些枝蔓，特别是全部删去作者家世（其父是当年中国远征军的运输兵，其母是蒋纬国的妻侄女）这些部分，但一定要保留次在我国战争历史文学中披露的日本军队组织随军慰安妇的内容（约两万字），从而可以在全稿31万字中选用精彩也是相对完整的部分（约二十万字）刊发于《当代》1990年第6期。后来香港、台湾出版的《大国之魂》，所用的便是精粹凝练的“《当代》版”。31万字的全稿则于1990年10月由人文社出版。
《大国之魂》一鸣惊人，邓贤也一跃成为四川较有影响的、备受海内外瞩目的青年作家。
1992年早春，我收到了陈忠实的来信，说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心血之作——长篇小说《白鹿原》。
我和我的同事们在读完陈忠实这部长篇小说之后，虽然有一些具体的修改意见，但总体上一致肯定《白鹿原》是一部既有历史深度和新鲜感，又有可读性，既有突破旧观念的认识价值，又有雅俗共赏的审美价值的现实主义长篇巨著。
我先签署了分两期（1992年第6期和1993年第1期）在《当代》连载《白鹿原》的终审意见，又在1992年9月调任人文社主管当代文学的副总编后，签署了作为重点书出版这部长篇小说的终审意见：“这是一部显示作者走向成熟的现实主义巨著。作品恢弘的规模，严谨的结构，深邃的思想，真实的力量和精细的人物刻画（白嘉轩等可视为典型），使它在当代小说之林中成为大气（磅礴）的作品，有永久艺术魅力的作品，应作重点书处理。”这样，这部描写渭河平原50年变迁的雄奇史诗，一轴中国农村色彩斑斓、触目惊心的长幅画卷便展现在读者的面前。我就这样成了《白鹿原》的组稿人、终审人，也是它的责任编辑之一。
《白鹿原》一出世，评论界欢呼，新闻界惊叹，读者争相购阅，一时洛阳纸贵。《白鹿原》自1993年6月由人文社出版单行本以来，总印数早已超过百万册（含初版本、修订本、“茅盾文学奖”获奖书系、“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书系和精装本等），而其盗印本不下十种，其印数与正版接近。如此看来，说《白鹿原》的总印数在两百万册以上，当不为过。
然而，如此为读者酷爱的《白鹿原》面世以后，在好评如潮之外，确实还有另一种声音。除了学术争鸣之类的意见尚属正常以外，《白鹿原》确实受到了很不公平的待遇：一方面是没有正式的批评意见，连电话通知我也没有接到，书照样印，可就是不让宣传，好像允许出书就是天大的恩赐似的。这就如同被晾在无物之阵里，让人深感压抑而又无奈；另一方面是，虽然《白鹿原》诞生以来，先后获得陕西省作协组织的第二届“双五”文学奖和“炎黄杯”人民文学奖，但它在具有官方色彩的各类评奖（如“国家图书奖”）活动中均告落选，而在新闻出版署组织的“八五”（1991—1995年）优秀长篇小说出版奖的评奖活动中，它连候选的资格都被主持会议的临时负责人粗暴地勾销了。
我对《白鹿原》所受的不公平对待深感不满。
1996年11月，我写了《从〈古船〉到〈白鹿原〉》（载《漓江》1997年第1期）一文，在《永远的〈白鹿原〉》这一专节中，我理直气壮地肯定：“《白鹿原》是堪与优秀的世界文学作品媲美的、厚重而有魅力的大书。”评论家蔡葵、何镇邦看到文章后主动打电话来表示赞赏。老蔡说，现在这样满怀激情、充满自信地为好作品呐喊的文章太少了。
后来，《白鹿原》几经周折终于在1997年底揭晓的第四届“茅盾文学奖”中榜上有名。我备受鼓舞，立即撰写《欣喜·理解·企盼》一文，表示由衷的祝贺，对《白鹿原》并非伤筋动骨的修订也表示了相当的理解。1998年7月，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节目组在无锡组织了一次活动，其中一个内容是请与会嘉宾举出20年来自己看重的一部书并略述理由，作为对新时期以来优秀出版物的肯定与回顾。当主持人李潘把话筒交到我手里时，我很自信地说：“作为一个文学编辑，20年来我看重的一部书就是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理由就在于它所具有的惊人的真实感，厚重的历史感，典型的人物塑造和雅俗共赏的艺术特色。”
除了《永远的〈白鹿原〉》，关于这部长篇小说和它的作者，我还写了《〈白鹿原〉档案》《陈忠实和他的〈白鹿原〉》等近十篇文章，累计有近10万字，都是毫不犹豫、理直气壮的肯定与赞美。这在我四十多年的编辑生涯中，可以说是的，也完全是自觉自愿去做的。
在《古船》《大国之魂》和《白鹿原》这三部重要作品的编辑经历之外，还有两件往事值得一提。
其一，是阿来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开头并没有被《当代》某些看过此作的编辑所看好。我后来意外看到这部小说之后，作为主编立即决定选载此作的一部分于《当代》1998年第2期，并为此撰写了对《尘埃落定》备加赞赏的“编者按”。
其二，是由于我的支持和而在《当代》和人文社连续发表、出版作品的柳建伟，于1998年至2001年2月终于又完成了一部规模宏大、以西部某省会为中心舞台，在经济建设的矛盾纠葛中抒写人物命运的长篇小说《英雄时代》。这部长篇由于高唱主旋律又被某些同事所不认同。但我认为只要坚守文学的本分，唱响主旋律不一定就不好。何况此作歌颂了各种各样的时代英雄，包括来自底层的平民英雄，而且又是柳建伟心血之作《时代三部曲》的后一部，（前两部是写当代农村生活的《北方城郭》和我军现代化建设的《突出重围》，都获得较高的评价）。我们应该将《三部曲》完整地推出。虽然当时我已退休，但我的意见还是说服了其他同仁。《英雄时代》于2001年3月出版后，我应约撰写了《谱写时代的英雄乐章》一文，发表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而柳建伟则在送给我的样书上热情地题写了这样的话：“恩师何启治先生存念 经您培育的《时代三部曲》出齐，愿与您共享这一阶段性成果……”下署：“学生柳建伟敬呈2001年4月成都”。
2005年4月11日，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终于评出，《英雄时代》榜上有名。这时候，一位同事回忆说，当年何老师就说过，《英雄时代》不但该出，说不定还会得个茅盾文学奖呢！可见，一个有眼光、有主见的编辑，该坚持时就得坚持，可不能人云亦云啊！
此外，在新时期、在当代文学的编辑岗位上，我还为一些重要作品或文学新人有艺术个性作品的发表和出版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们是：《衰与荣》（柯云路），《大上海沉没》（俞天白），《女巫》（竹林），《南京的陷落》（周而复），《商界》（钱石昌、欧伟雄），《秦牧全集》（秦牧），《陈国凯选集》（陈国凯），《赤彤丹珠》（张抗抗），《文学评论家丛书》（陈荒煤、冯牧主编，共十六种），《惑之年》（母碧芳），《趟过男人河的女人》（张雅文），《人间正道》《天下财富》（周梅森），《缱绻与决绝》（赵德发），《我是太阳》（邓一光），《霹雳三年》（王火），《牵手》（王海鸰），《歇马山庄》（孙惠芬），《狂欢的季节》（王蒙），《似水流年》（姚蜀平）等等。当了几十年文学编辑，成果不过如此，但毕竟是尽心尽力地为作家服务过，还是可以聊以自慰吧。
美丽的人生缘于美丽的选择
回顾几十年的文学编辑生涯，难忘在人生的长途中有过两次面临重要的抉择。
头一次，是在“五七”干校的后期（1972年），广西一些大学到湖北咸宁去挑选老师。我可以选择去大学教书，却终于还是选择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73年夏天回到人文社的小说北组当编辑。这是从教还是从文的选择。
第二次，是如前所说的自费到美国去探亲。1990年在纽约，我可以留下来，肯定会衣食无忧，家人、子女将来跟着我移民也当不成问题。但这一来，我将面对终生的精神痛苦和灵魂的拷问。我终还是在一年探亲假满之前选择了回国重操旧业——依然做我喜欢做的文学编辑工作。这样，我在物质上只能求个温饱，至今也不过住在一套不到70平方米的老式楼房里，但在精神上却一直感到相当愉快而富足。这可是去国还是回来继续报效祖国的选择。
柳青说过，人生的成败在于关键的两三步要走好。（大意）我庆幸自己在人生的关键时刻作了正确的选择。
美丽的人生缘于美丽的选择。考虑到这几十年来的政治、社会环境，如果我们对人对事都不苛求的话，我在即将进入古稀之年的时候，会从心底里感到快乐而欣慰。
无怨无悔，愧则有之
人活到五六十岁的时候，慢慢就会对自己的大半生作一些回顾。这时，我往往会问一些朋友和一些知名人士：迄今为止，你此生感到比较得意或比较满意的事情是什么？用同样的问题来问自己，我这个离开学校就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终身职业编辑会毫不犹豫地说，此生比较满意的就是做了自己比较有兴趣，又是比较有意义的文学编辑工作。
然而，哪里有十全十美的人生呢！
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的时候，我还只是一个刚上初中二年级的13岁的少年。和许多人一样，我也有迎接新生活的热情和狂喜。我很快就考入名校中山大学附中（当时的校址就在鲁迅生活过的大钟楼——如今的鲁迅博物馆），进入高中后又合并到华南师院（师大）附中。我先入团（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入队（少先队），当团干部，当学生会主席。1954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以后，还是当校团委宣传部长之类的学生干部，并在1956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我拥有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心里充满阳光，哪里会想到厄运会降临到自己的身上呢？！
首先遭遇的是1958年的所谓超英赶美的“大炼钢铁运动”。美丽的珞珈山立即成了烟熏火燎的炼铁厂，大操场上似乎在一夜之间冒出了一大片土高炉。学生宿舍的铁门都拆了化为铁渣，不管哪个专业的师生都轮班上线去炼铁，中文系有半年没上过一堂课……学生们发牢骚了，团干部们有意见了。这一切汇集到我这个中文系团总支书记这里，我便以团干部代言人的姿态向上反映。结果是被判定为走资本主义白专道路的“白旗”，平生头一遭招来了满墙大字报的批判。我的典型言论“难道大学生是廉价劳动力吗？”被画到一张漫画上，从一只线条轮廓相当柔媚的狐狸的口中吐出。我只好在批判大会上检讨自己的“个人主义”和“白专道路”思想。我是经历过1957年“反右”斗争的人，为什么不会吸取经验教训呢？恐怕还是性格使然吧——我不是张牙舞爪、剑拔弩张的人，但总以为有话就要说出来。何况，又是那样自信呢！
第二回，是在“文革”之中，略经犹豫，便依然响应号召，起来“造反闹革命”。那结果可想而知，是在1970年寒冷的冬天，遭到了几个月的隔离审查，是有十几年党龄的青年编辑成了“‘五一六’现行反革命分子”，又是平生头一遭迎来了“车轮战”式的反复批斗和“逼供信”的折磨。连续几天几夜除了吃饭排泄和“老实交代”的权利，竟不许有一分钟的睡眠！满耳是“交代！交代！交代！”和“抵赖！抵赖！抵赖！”之类的连珠炮。到末了便出现了幻视和幻听——把一根小小的火柴棍看成面目狰狞的大棒，把围攻者的厉声质问听成了梦幻似的天方夜谭……于是，我又被迫在全连（社）大会上作了子虚乌有的“交代”。到第二年，在“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之后，在主持运动的军宣队不闻不问的情况下，我能做的就是自己贴大字报公开为自己平反。
今天回想起这些事情，作为终身为人民文学出版社服务的工作人员，我依然无怨无悔，虽然愧则有之。
所谓愧，一则指40年来的编辑工作本来可以少一些失误，还可以做得更好、更出色一些。马失前蹄的突出例子是，1991年六七月间，由于终没能说服老主编，《当代》与张炜的长篇小说力作《九月寓言》失之交臂（详见我的《是是非非说“寓言”》（载《上海文学》2005年第7期）。二是想起自己在拔“白旗”、揪“五一六”和历次以“左”为特征的政治运动中，为自己的软弱而感到羞愧和汗颜。但我又想，情况这么复杂，谁又能面对人生的每一个关口都能作出美丽的选择呢？！
岁月无穷，人生有限。一个人一辈子能做成一两件有价值的事情就不错了。就此而论，我的确为自己终身职业编辑的选择而感到欣慰。
正是从这样的认识出发，2004年12月，我借给赵克勤学长祝贺70华诞为他写贺联的机会，也情不自禁地为自己写了一副回顾大半生编辑生涯的对联：
白旗红旗五一六覆雨翻云谁论定
长稿短稿三六九为人作嫁我甘心
落款处自书：六十八岁启治自嘲。多少年来，面对长长短短的各种稿件，把它们分成三六九等，分别作出留用、退改或不用处理这种几十年如一日的编辑生涯，我真是乐此不疲，甘之如饴呵！
在祝贺我70华诞的美好日子里，我的兄长似的好朋友、以长篇小说《战争和人》（三部曲）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王火赠贺联一副：“南山峨峨生者百岁，天风浪浪饮之太和。”而另一位好朋友、著名评论家何西来则赠诗曰：“亦有文章传海内（指我有《文学编辑四十年》等九种著作面世），平生豪壮二编书（指推出长篇小说《古船》和《白鹿原》）。为人作嫁岂言苦，端的乾坤一腐儒。”王火和西来兄的真挚友情让我感动。
人生易老天难老。就算“人生百年”，比起漫长的人类史来也实在是微乎其微。今天，我们并不是，而且以后也不可能生活在至善至美、完美无憾的社会中。下一个千年的人类在审视今天人类生活的时候，一定会发现我们还有太多的愚昧和落后。那么，我们又何必苛求自己短暂的一生完美无缺呢？本着这样的信念，在我已年过古稀的时候，虽然早已是白发稀疏，近视眼也已深达1450度，却依然快乐地读书、看稿、写作，每天还坚持到社区花园里漫步，每周坚持游泳锻炼……
正是：夕阳无限好，何须叹黄昏！
后记（一）
自2012年7月起，我在《海燕》杂志开辟了“文坛师友录”专栏，首篇便是《陈忠实与永远的〈白鹿原〉》。其后，陆续有关于冰心、严文井、韦君宜、秦牧、牛汉等名家的回忆文章刊出，而以《圣者王火》作为压轴的一篇，结束我在《海燕》开的这一专栏。
还有一些我所熟悉并有相当交往的作家没有出现在这个专栏里，如张炜、柳建伟、苏叔阳、俞天白等，那是因为我早已写过他们，将来编集子出书时补上就是。
我在“文坛师友录”的回忆文章里所追求的，无非是披露真相，表达真情和探求真理。
先说披露真相。风风雨雨几十年，文坛并不平静。一部重要作品的诞生及面世后的种种争论，一个作家的成长和成长过程的千锤百炼，都应该把真相告诉读者。我将尽力而为。一件事如果有不止一种说法，我无法判定的，便保留不同的说法，容许由后人去探寻、研究。有些事，现在还不能说透的，我个人能力有限，也就只能有待将来了。
再说表达真情。既然是关于文坛师友的回忆录，则所写均为我的师长辈，领导，同事，同学或朋友。他们有的已经仙逝，我怀着真挚之情纪念他们；对于还健在的师友，我在表达真挚的师友情，忠实记录他们的文学业绩之余，也力求述及（起码是点到）他们的缺陷和不足。然而，我们今天并不是，而且以后也不可能生活在至善至美、完美无憾的时代。再过一千年的人类在审视今天人类生活的时候，一定会发现我们有太多的愚昧和落后。那么，我们又何必苛求别人和自己短暂的一生完美无缺呢？所以，如果涉及某些文坛上有争议的人和事，请读者不必苛求我，好还是以宽容之心去理解吧。
三说探求真理。有人说，文学就是文学，文学和政治无关。作为一家之言，无可厚非。然而，就我所经历的几十年的文坛风雨来说，我可不敢把文学说得那么纯粹。君不闻，当年的文坛“沙皇”周扬，就曾在第四次作代会上，从反思的角度公开说过，作家以为文学干预生活、干预政治的时候很痛快，到政治干预文学的时候可就难受了。（大意）今天时代进步了，作家们的日子好过多了。但就我的经验而言，我不想说周扬的话就是真理，但我可以肯定他的话在相当长的当代中国文坛上曾经是事实。所以，我只能说我会尽我所能去探求真理；但如果今天还做不到，那就请相信时间——许多历史上的大事或文坛上的重大争论，如果今天说不清楚，那就要相信将来总会随着材料的解密和时代的进步而是非分明，真相大白。
开这个专栏的时候，《海燕》的编者在按语中引用了我给他的信中的一句话：“相信真爱文学的人会有兴趣看下去的。”并表示“我们坚信”。这话所表达的，是我对这些纪实散文的艺术魅力和思想力量的期待。现在，是检验的时候了，愿神灵保佑我，愿读者和作家们体谅我。
感谢李皓主编，感谢王玉琴、董晓奎这些编辑同行，感谢为把我的手稿转换成电子版出力的朋友，没有你们的信赖和支持，我这个七十望八的老人是不可能完成这件有意义的工作的。
哦，终于做成这件事真好。真的感激不尽。
2014年4月6日下午6时
草于北中街寓所北窗下
后记（二）
收在这个集子里的正文共27篇，分两辑。辑为“作家·评论家·编辑出版家”，写了冰心、秦牧、王火、范若丁、冯立三、陈忠实、张炜等15人；第二辑为“领导·同事·同窗”，写了严文井、韦君宜、牛汉、屠岸、孟伟哉、缪俊杰等12人。此外还有附录涉及若干篇、若干人。在目录和正文上的排列以年龄的长幼为序。当然，严韦牛屠等都是文坛上备受瞩目的作家、诗人、评论家，这正说明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阵容之强大（尚未涉及古典和外文），而且也因为我此类文章的特点是侧重写自己和当事人的交往，是一个剪影，一幅速写，并非为他们立传，为了分类的方便，就这么做了。
计划中还想写的一些人，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如愿，只好留下遗憾——人生本来就难免遗憾啊！
这部书，原想以“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为名。这是李煜《相见欢》的头一句。之所以想以此为书名，一则有文学味，感叹人生太匆促的意味也与全书主旨相符，可惜太长了点。责编小杨建议用“朝内166：我亲历的当代文学”作书名。我同意了。
为什么这么定名？
“朝内166”指北京朝内大街166号，是从1958年启用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所在的一幢五层灰色办公大楼。人文社诞生于1951年，至今已出版涵盖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一万多种，十亿多册。六十多年来，在这幢灰色大楼进进出出，生生死死的编辑出版人员和诗人、作家又何止成千上万！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来的文学重镇，这座灰色的出版大楼里确实有许多人物和故事值得书写。岁月无穷，人生有限。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生不过百年。作为来去匆匆的过客，我用笔留下他们中一些人的身影和精神还是有意义的吧。
“朝内166”作为一个文学的品牌，是我的朋友和同事王培元兄首创的。
他用他的妙笔写下了一篇篇美文华章，我只是步他的后尘做一些补充和呐喊助威的工作罢了。集子中的文章，本意在于披露真相，表达真情。众所周知，这几十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经历了许多磨难。我在有的篇章中写到了这些痛苦和磨难，其基调自然是喜悦和忧伤参半，而意在抨击极左的危害，吸取教训，祈盼悲剧不再发生。《当代》杂志在创刊35周年的纪念活动中，提出以文学忠实记录中国的旨意。我在本集所写，也算是为此略尽绵薄吧。
有了人文社和《当代》这个舞台，才会有我的文学人生和这个集子中的文章。我愿借此对我终身服务的人文社和《当代》杂志表达我由衷的感恩之情。
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一个有战斗力的团队才能创造优异的业绩。我愿借此向人文社和《当代》的领导、同仁表达由衷的谢忱。
构成当代文学史基石的，是优秀作家及其作品。他们的支持和关照，谱写、成就了我编辑生涯中的华彩乐章。我要借此对支持我做好编辑工作的作家们表达由衷的敬意和感谢。
我还要借此感谢《海燕》的主编李皓和王玉琴、董晓奎女士，在他们的支持下，本集的大部分文章以“文坛师友录”专栏的名义刊发于2013年至2015年的《海燕》杂志。
我当然还要真诚地感谢人文社的现任社长管士光，以及本书的责编杨新岚、美编和责任印制。他们使这部书得以相当完美地和读者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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