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20109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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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研究对象是1918-1936年的天津银行公会，研究目的是探讨天津银行公会诞生、存在与发展的规律及其外部联系，以为我们今天所面对的问题提供一些历史的借鉴。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主要聚焦于天津银行公会本身，详细探讨了天津银行公会诞生的社会与行业历史背景，其日常决策、财务管理和经费分担制度演进的过程，以及在便利会员营业、维护市场秩序、沟通银行与政府方面的业务活动。下篇考察天津银行公会的外部联系情况，通过对政府借贷市场、检查准备金案和维持直隶省钞案等历史事实的考察，深入分析了天津银行公会与政府和其他商人组织之间的关系，揭示了天津银行公会在稳定金融市场、构建市场运行基础和塑造金融制度等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本书的研究不仅丰富了近代中国行会史的研究成果，而且深化了我们对近代中国政府、商人组织与商人三者关系的认识，对于我国当前规范发展行业协会、商会，使其在现代市场体系中发挥积极作用，具有一定的历史借鉴意义。
内容简介
本书详细探讨了天津银行公会诞生的社会与行业历史背景，其日常决策、财务管理和经费分担制度演进的过程，以及在便利会员营业、维护市场秩序、沟通银行与政府方面的业务活动；考察天津银行公会的外部联系情况，通过对政府借贷市场、检查准备金案和维持直隶省钞案等历史事实的考察，深入分析了天津银行公会与政府和其他商人组织之间的关系，揭示了天津银行公会在稳定金融市场、构建市场运行基础和塑造金融制度等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目 录
导 论
上 篇
章 天津银行公会诞生的历史背景
节 社会转型背景
第二节 行业发展背景
第三节 天津银行公会的创设及其主要会员
第二章 天津银行公会制度的制度演进
节 日常决策制度
第二节 财务管理制度
第三节 经费分担制度
第四节 制度演进的内在逻辑
第三章 天津银行公会的业务活动
节 便利会员营业
第二节 维护市场秩序
第三节 沟通银行与政府
下 篇
第四章 天津银行公会与政府借贷市场
节 直隶省地方政府信用与政府借贷市场
第二节 商人组织在解决政府承诺问题中的作用
第三节 直隶省地方政府借贷市场中的银行公会
第五章 天津银行公会与金融制度塑造：检查准备金案
节 弱政府背景下的政策执行
第二节 检查准备金案的经过
第三节 天津银行公会行为的内在机理
第六章 天津银行公会与货币信用维护：维持直隶省钞案
节 20世纪20年代直隶省银行挤兑风潮
第二节 政府与商人组织共同维持省钞
第三节 维持省钞失败的原因
结 语
附 录Ⅰ 天津银行公会存在与发展的内在逻辑探析（1918-1936）
附 录Ⅱ
参考文献
后 记
前 言
序言一
中国的商人组织有着悠久的历史，至迟在唐宋时期就已经有了“行”“团”组织，明清时期更出现了众多地域性和行业性的会馆、公所。它们既有与西欧行会（基尔特）类似的行业自律的一面，又显著区别于基尔特相对政府的独立性，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政府与商人之间发挥了重要的沟通职能。迄至近代，伴随着中国经济近代化进程的开启，特别是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商人组织也在西方商会、行会的示范效应和晚清、民国政府的积极引导下，与其他经济组织和制度一起发生了变迁与重构，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在近代中国的经济社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近代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商人组织一直多有研究。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章开沅、徐鼎新等前辈的倡导下，虞和平、马敏、朱英等学者相继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近代中国行会与商会的高水平论文和专著，相关的档案资料也不断得以整理出版，促使近代中国行会与商会研究发展成为经济史学界的一个重要领域，产生了大量优秀的研究成果。
天津银行公会是近代中国成立早的银行公会之一，自1918年2月创立，持续了34年，在近代天津金融市场以及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本书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立足于天津市档案馆所藏丰富的天津银行公会档案资料，详细梳理1918～1936年天津银行公会的历史演进过程，揭示了天津银行公会诞生、存在与发展的内在规律，并以案例研究的方式分析探讨了其在近代天津金融市场运行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一研究不仅丰富了近代中国行会史的研究成果，而且深化了我们对近代中国政府、商人组织与商人三者关系的认识，对于我国当前规范发展行业协会、商会，使其在现代市场体系中发挥积极作用，具有一定的历史借鉴意义。
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主要聚焦于天津银行公会本身，详细探讨了天津银行公会诞生的社会与行业历史背景，其日常决策、财务管理和经费分担制度演进的过程，及其在便利会员营业、维护市场秩序、沟通银行与政府方面的业务活动。下篇考察了天津银行公会的外部联系情况，通过协助政府举债、检查准备金案和维持直隶省钞案等案例的研究，深入分析了天津银行公会与政府和其他商人组织之间的关系，揭示了天津银行公会在稳定金融市场、构建市场运行基础和塑造金融制度等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本书的特点在于史料扎实。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我们从事科研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经济学理论作为我们从事经济研究的方法和工具，虽然可以为研究框架的设计提供有益的参考，但理论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本质上根源于社会存在，其表现形式也会随着历史和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因此，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一门具有历史性质的科学，其研究对象是变动不居的历史本身，经济学理论的推陈出新和不断发展，归根到底也还是依赖于对史料的挖掘、整理和分析、解读。作者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不辞劳苦，整理和运用了大量的原始档案资料，其中，主要的是天津市档案馆藏天津银行公会（1918-1936）案卷级档案共计540余卷，文件级档案340余件；各会员行藏档案200余卷。这些档案内容涉及会议记录、各种信函、账目等，可以很好地体现历史的原貌。除此之外，本书还运用《天津商会档案汇编》《卞白眉日记》等资料中关于天津银行公会活动的文献线索，与档案资料相互对照、印证，增强了论断的可靠性。
在充分挖掘和利用档案史料的基础上，本书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制度供求理论和博弈分析框架，认为从制度需求的角度看，天津银行公会的诞生不仅根植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深厚背景，更是在近代天津银行业发展到一定程度，行业共同利益日益凸显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是一种集体行动的制度建构；从制度供给的角度看，则可将天津银行公会看作一种向会员提供公共品或服务的有机系统或装置，而具体业务活动无非是天津银行公会向其会员提供的公共品或公共服务的具体表现；而天津银行公会的存在确实有利于缓解政府承诺问题，正是政府与商人组织为各自所代表利益进行的不断博弈，导致了直隶省地方政府借贷市场的持续存在。本书还借鉴政治学的“国家—社会”关系模式，进行了有益的尝试，通过检查准备金案，探讨了“强制力”和“权利域”在制度塑造中的重要作用；通过维持省钞案，强调了政府与天津银行公会在货币信用维持中的不同作用，以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一根本问题。
当然，作为作者的本专著，由于学术视野和资料等各方面的限制，本书还存在一些不够完善之处，对于新制度经济学博弈分析的模型设计还略显简单，运用西方政治学“国家—社会”的研究框架来探讨近代中国政府、行会与商人的关系，其解释力也有所不足，还有一些问题尚未涉及。希望作者能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继续深入学习和思考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西欧行会及相关问题的阐释，结合近代中国的具体国情、世情和特点，参考学术界关于近代上海银行公会等同类机构的研究成果，通过对近代天津银行公会更深入的研究，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在本科和硕士研究生阶段学习的都是经济学专业，具有较好的经济学理论素养。自2012年考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从我攻读经济史专业博士学位以来，一直以积极热情和扎实认真的态度，努力学习经济史理论方法和前辈的研究成果，以甘坐冷板凳的精神长期爬梳档案史料，从不适应到适应，逐渐地形成了对经济史学科的挚爱。本书正是以他的博士论文为基础，经过不断修改而成，是作者近几年来在经济史领域不断学习和思考的一个总结，我亦借此希望作者始终保持对学术事业的一份热爱，坚持正确的学术方向和治学理念，勇于创新，取得更大的学术成就。
是为序。
张东刚
2017年6月
序言二
《天津银行公会研究（1918-1936）》是根据张百顺的博士学位论文修改而成的。本书以近代天津市银行公会为研究对象，以天津档案馆藏的天津银行公会档案资料为基础，构建起基本框架，从“天津银行公会是什么”入手，对天津银行公会的成立背景与成立的过程、制度演进、业务活动等内部的运作进行分析；然后通过案例研究的方式探讨天津银行公会的外部联系，阐述银行公会的市场作用以及与政府的关系。
近代中国的同业公会不仅是一种商人团体和行业组织，而且是一种具有行业管理和治理机制，介于政府和行业之间的中间组织。在以农为本的传统中国，行会组织对于位列“四民之末”的工商业者来说有着特殊的保障意义。清末民初，随着中国经济近代化进程的推进,传统行会逐步向同业公会转化。新兴的工商业同业公会作为商人团体和行业组织存在的同时,也兼具行业治理机制,是制约政府与企业、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的变量。在近代中国，同业公会与商会共生互连,对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政治与社会运行均很有影响力。
天津作为近代中国的工商业城市，是华北的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随着新式金融业的发展，银行业逐渐取代传统金融机构成为重要行业。天津银行业行业内部的行为规范，以及业外交往中维护行业的利益要求，使天津银行业公会的产生成为必然。天津的商会研究成果很多，但是同业公会的研究成果还很少。张百顺的《天津银行公会研究（1918-1936）》具有天津同业公会研究的先驱之作的意义。
本书的主要特点和看点如下。
，资料翔实可靠。作者从对天津市档案馆尘封多年的天津银行公会档案资料整理入手进行研究，其中案卷级档案540余卷，文件级档案340余卷，包含会议记录、各种信函、账目等。这些档案资料大多是首次公开使用的手资料。在使用手档案资料的同时还对《天津商会档案汇编》《卞白眉日记》文献资料中有关天津银行公会的资料进行梳理，与未刊档案资料进行对照、互相印证，以增强分析和阐述的可靠性。
第二，从研究对象出发，选择和运用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经济史虽然是隶属于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的一个二级学科，但是其学科特性还是史，正如熊彼特所说：“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本书根据研究对象的特点，在至三章主要采用了历史学和制度经济学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在梳理档案资料的基础上，从制度的需求与供给的角度，通过对天津银行公会产生和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会员的组成、基本职能和主要业务活动等的阐述，回答了天津银行公会“是什么”的问题。而在第四至六章则综合运用金融学、财政学、公共政策理论、博弈论等理论和方法对天津银行公会的市场功能、社会角色及其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第三，史为今用，本书研究结论对现实的启示。本书将天津银行公会的产生与发展置于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以及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进行研究，分析其在近代中国北方经济和金融中心天津产生的必然性，以及由于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先天不足造成对其发展和作用发挥的限制。本书研究得出的银行同业公会行业共同体的角色、社会公共品提供的决策机制、行业共同体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等结论，对仍然在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和完善进程中的现代中国依然具有借鉴的作用。
第四，本书的研究是天津同业公会研究的一项填补空白之作，丰富了中国同业公会的研究。本书对天津银行公会档案的挖掘和整理，为中国经济史研究资料建设做出了贡献。
近年来经济学和经济史研究中过度追求理论方法、范式化的研究倾向有碍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深入，回归经济史研究的本源，重视史料发掘，是经济史研究应该提倡的。张百顺是一个踏踏实实的年轻人，进入南开大学经济史专业攻读博士学位的几年，他具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在刻苦读书听课中一步步逐渐找到研究经济史所需的历史感，在论文选题确定后，踏实肯干的性格使他从面对浩繁的档案不知如何入手，到每天在档案馆享受阅卷中探寻犹如在矿山中探宝，很快进入了角色。
诚然，如作者在本书《后记》中所言，这是他对天津同业公会研究的开始，还有一些缺欠有待进一步完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作为一个经济史研究的新人我们期待着他在同业公会研究领域取得更多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同时也期待着新一代中国经济史学人，从扎实的史料功夫做起，回归经济史研究的本源，推动经济研究的深入和健康发展，让经济史研究发挥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作用。
王玉茹
2017年6月
中国的商人组织有着悠久的历史，至迟在唐宋时期就已经有了“行”“团”组织，明清时期更出现了众多地域性和行业性的会馆、公所。它们既有与西欧行会（基尔特）类似的行业自律的一面，又显著区别于基尔特相对政府的独立性，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政府与商人之间发挥了重要的沟通职能。迄至近代，伴随着中国经济近代化进程的开启，特别是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商人组织也在西方商会、行会的示范效应和晚清、民国政府的积极引导下，与其他经济组织和制度一起发生了变迁与重构，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在近代中国的经济社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近代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商人组织一直多有研究。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章开沅、徐鼎新等前辈的倡导下，虞和平、马敏、朱英等学者相继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近代中国行会与商会的高水平论文和专著，相关的档案资料也不断得以整理出版，促使近代中国行会与商会研究发展成为经济史学界的一个重要领域，产生了大量优秀的研究成果。
天津银行公会是近代中国成立早的银行公会之一，自1918年2月创立，持续了34年，在近代天津金融市场以及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本书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立足于天津市档案馆所藏丰富的天津银行公会档案资料，详细梳理1918～1936年天津银行公会的历史演进过程，揭示了天津银行公会诞生、存在与发展的内在规律，并以案例研究的方式分析探讨了其在近代天津金融市场运行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一研究不仅丰富了近代中国行会史的研究成果，而且深化了我们对近代中国政府、商人组织与商人三者关系的认识，对于我国当前规范发展行业协会、商会，使其在现代市场体系中发挥积极作用，具有一定的历史借鉴意义。
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主要聚焦于天津银行公会本身，详细探讨了天津银行公会诞生的社会与行业历史背景，其日常决策、财务管理和经费分担制度演进的过程，及其在便利会员营业、维护市场秩序、沟通银行与政府方面的业务活动。下篇考察了天津银行公会的外部联系情况，通过协助政府举债、检查准备金案和维持直隶省钞案等案例的研究，深入分析了天津银行公会与政府和其他商人组织之间的关系，揭示了天津银行公会在稳定金融市场、构建市场运行基础和塑造金融制度等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本书的特点在于史料扎实。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我们从事科研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经济学理论作为我们从事经济研究的方法和工具，虽然可以为研究框架的设计提供有益的参考，但理论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本质上根源于社会存在，其表现形式也会随着历史和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因此，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一门具有历史性质的科学，其研究对象是变动不居的历史本身，经济学理论的推陈出新和不断发展，归根到底也还是依赖于对史料的挖掘、整理和分析、解读。作者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不辞劳苦，整理和运用了大量的原始档案资料，其中，主要的是天津市档案馆藏天津银行公会（1918-1936）案卷级档案共计540余卷，文件级档案340余件；各会员行藏档案200余卷。这些档案内容涉及会议记录、各种信函、账目等，可以很好地体现历史的原貌。除此之外，本书还运用《天津商会档案汇编》《卞白眉日记》等资料中关于天津银行公会活动的文献线索，与档案资料相互对照、印证，增强了论断的可靠性。
在充分挖掘和利用档案史料的基础上，本书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制度供求理论和博弈分析框架，认为从制度需求的角度看，天津银行公会的诞生不仅根植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深厚背景，更是在近代天津银行业发展到一定程度，行业共同利益日益凸显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是一种集体行动的制度建构；从制度供给的角度看，则可将天津银行公会看作一种向会员提供公共品或服务的有机系统或装置，而具体业务活动无非是天津银行公会向其会员提供的公共品或公共服务的具体表现；而天津银行公会的存在确实有利于缓解政府承诺问题，正是政府与商人组织为各自所代表利益进行的不断博弈，导致了直隶省地方政府借贷市场的持续存在。本书还借鉴政治学的“国家—社会”关系模式，进行了有益的尝试，通过检查准备金案，探讨了“强制力”和“权利域”在制度塑造中的重要作用；通过维持省钞案，强调了政府与天津银行公会在货币信用维持中的不同作用，以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一根本问题。
当然，作为作者的本专著，由于学术视野和资料等各方面的限制，本书还存在一些不够完善之处，对于新制度经济学博弈分析的模型设计还略显简单，运用西方政治学“国家—社会”的研究框架来探讨近代中国政府、行会与商人的关系，其解释力也有所不足，还有一些问题尚未涉及。希望作者能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继续深入学习和思考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西欧行会及相关问题的阐释，结合近代中国的具体国情、世情和特点，参考学术界关于近代上海银行公会等同类机构的研究成果，通过对近代天津银行公会更深入的研究，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在本科和硕士研究生阶段学习的都是经济学专业，具有较好的经济学理论素养。自2012年考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从我攻读经济史专业博士学位以来，一直以积极热情和扎实认真的态度，努力学习经济史理论方法和前辈的研究成果，以甘坐冷板凳的精神长期爬梳档案史料，从不适应到适应，逐渐地形成了对经济史学科的挚爱。本书正是以他的博士论文为基础，经过不断修改而成，是作者近几年来在经济史领域不断学习和思考的一个总结，我亦借此希望作者始终保持对学术事业的一份热爱，坚持正确的学术方向和治学理念，勇于创新，取得更大的学术成就。
是为序。
张东刚
2017年6月
序言二
《天津银行公会研究（1918-1936）》是根据张百顺的博士学位论文修改而成的。本书以近代天津市银行公会为研究对象，以天津档案馆藏的天津银行公会档案资料为基础，构建起基本框架，从“天津银行公会是什么”入手，对天津银行公会的成立背景与成立的过程、制度演进、业务活动等内部的运作进行分析；然后通过案例研究的方式探讨天津银行公会的外部联系，阐述银行公会的市场作用以及与政府的关系。
近代中国的同业公会不仅是一种商人团体和行业组织，而且是一种具有行业管理和治理机制，介于政府和行业之间的中间组织。在以农为本的传统中国，行会组织对于位列“四民之末”的工商业者来说有着特殊的保障意义。清末民初，随着中国经济近代化进程的推进,传统行会逐步向同业公会转化。新兴的工商业同业公会作为商人团体和行业组织存在的同时,也兼具行业治理机制,是制约政府与企业、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的变量。在近代中国，同业公会与商会共生互连,对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政治与社会运行均很有影响力。
天津作为近代中国的工商业城市，是华北的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随着新式金融业的发展，银行业逐渐取代传统金融机构成为重要行业。天津银行业行业内部的行为规范，以及业外交往中维护行业的利益要求，使天津银行业公会的产生成为必然。天津的商会研究成果很多，但是同业公会的研究成果还很少。张百顺的《天津银行公会研究（1918-1936）》具有天津同业公会研究的先驱之作的意义。
本书的主要特点和看点如下。
，资料翔实可靠。作者从对天津市档案馆尘封多年的天津银行公会档案资料整理入手进行研究，其中案卷级档案540余卷，文件级档案340余卷，包含会议记录、各种信函、账目等。这些档案资料大多是首次公开使用的手资料。在使用手档案资料的同时还对《天津商会档案汇编》《卞白眉日记》文献资料中有关天津银行公会的资料进行梳理，与未刊档案资料进行对照、互相印证，以增强分析和阐述的可靠性。
第二，从研究对象出发，选择和运用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经济史虽然是隶属于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的一个二级学科，但是其学科特性还是史，正如熊彼特所说：“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本书根据研究对象的特点，在至三章主要采用了历史学和制度经济学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在梳理档案资料的基础上，从制度的需求与供给的角度，通过对天津银行公会产生和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会员的组成、基本职能和主要业务活动等的阐述，回答了天津银行公会“是什么”的问题。而在第四至六章则综合运用金融学、财政学、公共政策理论、博弈论等理论和方法对天津银行公会的市场功能、社会角色及其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第三，史为今用，本书研究结论对现实的启示。本书将天津银行公会的产生与发展置于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以及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进行研究，分析其在近代中国北方经济和金融中心天津产生的必然性，以及由于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先天不足造成对其发展和作用发挥的限制。本书研究得出的银行同业公会行业共同体的角色、社会公共品提供的决策机制、行业共同体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等结论，对仍然在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和完善进程中的现代中国依然具有借鉴的作用。
第四，本书的研究是天津同业公会研究的一项填补空白之作，丰富了中国同业公会的研究。本书对天津银行公会档案的挖掘和整理，为中国经济史研究资料建设做出了贡献。
近年来经济学和经济史研究中过度追求理论方法、范式化的研究倾向有碍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深入，回归经济史研究的本源，重视史料发掘，是经济史研究应该提倡的。张百顺是一个踏踏实实的年轻人，进入南开大学经济史专业攻读博士学位的几年，他具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在刻苦读书听课中一步步逐渐找到研究经济史所需的历史感，在论文选题确定后，踏实肯干的性格使他从面对浩繁的档案不知如何入手，到每天在档案馆享受阅卷中探寻犹如在矿山中探宝，很快进入了角色。
诚然，如作者在本书《后记》中所言，这是他对天津同业公会研究的开始，还有一些缺欠有待进一步完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作为一个经济史研究的新人我们期待着他在同业公会研究领域取得更多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同时也期待着新一代中国经济史学人，从扎实的史料功夫做起，回归经济史研究的本源，推动经济研究的深入和健康发展，让经济史研究发挥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作用。
王玉茹
201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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