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10456145
章国家干预的时间和方式
第二章干预的定义及解释
第三章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
第四章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
第五章林登·贝恩斯·约翰逊
第六章前冷战时期及后冷战时期
第七章领导人的角色：结论以及启示
致谢
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
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就任总统期间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干预。肯尼迪进行的干预（包括一次为镇压越南叛乱的公开的军事干预）都和其他冷战时期领导人有明显不同。肯尼迪的干预行动都带有转换型的色彩：从拉丁美洲到东南亚，肯尼迪一直在试图大规模影响第三世界国家的内部制度。肯尼迪的这种特征不是受到国际压力、政治经历或理想主义影响而形成的。在就任总统之前，肯尼迪已经有了自己的一套认知方式；在整个政治生涯中，他也一直关注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内部事务。
和艾森豪威尔以及林登·约翰逊截然不同，肯尼迪认为威胁的来源是其他国家的内部制度，并且一直坚守着这种想法。他在国会任职期间的书面材料和演讲记录都可以很明显地反映出他的这种倾向。甚至在任职总统之前，肯尼迪就已经认为，共产主义制度以及反共独裁者的高压统治是非常具有威胁性的。任职总统后，肯尼迪立刻着手对转换型策略进行政策性投资。
和其他总统一样，肯尼迪的认知方式转化为实际干预决定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很多评论家指出，肯尼迪有明显的实用主义、甚至是现实主义倾向。他的转化型计划并不是只从理想主义中发展出来的：肯尼迪相信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内部状况休戚相关。此外，尽管肯尼迪比艾森豪威尔更加能容忍中立主义和国际体系的“多样性”，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肯尼迪却并没有做出那一时期常见的反共主义行动。肯尼迪在做干预决定时，一定会仔细衡量各方环境、美国的能力、可信度以及政治情况，不过，他的注意力重心始终在其他国家的内部情况上。
在本章中，我将首先讨论肯尼迪关于威胁来源的认知，然后讨论他就任总统之后做出的政策性投资。肯尼迪在转换型策略方面做了很多政策性投资，其中包括一个对外援助项目。肯尼迪的这个对外援助项目比艾森豪威尔的项目更注重目标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情况。在肯尼迪众多的政策性投资中，值得注意的是他个人十分推崇的反叛乱投资。在做反叛乱计划时，他希望发叛乱行动能带有转换型特征，即深入地干涉目标国的内部制度。
接下来，本章将讨论肯尼迪主要的几个干预决定。首先，我将简要讨论肯尼迪在拉丁美洲的政策，其中包括几次反共行动以及肯尼迪政府对当地的政治改革和经济发展。肯尼迪在拉丁美洲的转换型策略和约翰逊对拉丁美洲的策略有着巨大的差异。之后，我将讨论肯尼迪在老挝和越南的干预决定。肯尼迪对目标国内部特征的关注让他成为了一个很具有识别性的干预者。他接受了在老挝的中立主义解决方式，但是却在越南发起了反叛乱战争。他对越南内部改革和对战争的政治本质认知终导致他默许了反对南越南总统吴廷琰的政变。
肯尼迪和艾森豪威尔、约翰逊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肯尼迪和约翰逊都是民主党参议员，他们都瞄准了总统的职位，而且他们对于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外交政策和决定都有目共睹。约翰逊曾担任肯尼迪的副总统，在肯尼迪被暗杀以后，他继承了肯尼迪的外交政策，同时延续了他的国家安全项目，并且继续任用肯尼迪在任时的智囊团。通常情况下，我们会把约翰逊和肯尼迪的威胁认知和外交国防政策放在一起讨论，因为毕竟约翰逊继承了肯尼迪的大部分外交政策，但我要强调的是，除了继承的政策以外，肯尼迪与约翰逊在看待第三世界威胁这一问题上，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
对于肯尼迪时期可以采用集中替代性阐释来分析评估。以结构和物质条件假说为例，肯尼迪任职总统期间的国际压力和军事实力都不能充分解释他所作的决定。肯尼迪就任总统期间的实例可以证明威胁认知会影响投资。谈到国内竞争假说，肯尼迪的干预决定也证明了行政部门的因果认知相比其他国内因素具有更显著的影响作用。和艾森豪威尔一样，肯尼迪一直是领导者他的智囊团，而不是被智囊团绕得团团转。尽管有很多学者都曾提到，肯尼迪智囊团里的发展经济学家和现代理论学家对于决定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但是肯尼迪对于威胁来源的因果认知在他和智囊团合作之前就已经形成了。而且，作为总统，肯尼迪招募了一支精英团队，这支团队更是加强了他原有的认知。就任总统之后，肯尼迪经常驳回一些军事和民事意见，他比较看重推动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并且比那些进谏者们还要推崇现代化建设。肯尼迪被暗杀意味着我们无法验证他的认知方式是否会随着不断的学习而发生变化。不过，肯尼迪短暂任期内所做的决定还是足够我们分析领导人的认识是如何影响军事干预的。
肯尼迪的认知
评论家们通常认为肯尼迪在就总统之前就已经形成了一套外交政策策略。根据资料显示，肯尼迪在就任之前在国会工作多年，在此期间形成的认知观点极大地帮助他坐上了总统之位。他一直关注苏联外部侵略的问题，并且积极准备采取传统方法来应对这类威胁。但肯尼迪突出的特点就是他对于第三世界国家内部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肯尼迪不仅关注这些国家内部制度的稳定，还看重这些内部制度的内容以及制度活力，因为他认为这些都是有可能导致共产主义接管的危险因素。肯尼迪就任总统之前的这段时期也反映出他对于早期对于游击战的持续关注。肯尼迪就任总统之前就开始建立外交政策，这对于一个即将成为新一任美国总统的候选人来说固然是有好处的，但肯尼迪的认知类型对于他的政治事业并没有发挥很大有利的作用。在干预朝鲜之后，美国又开始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进行干预，尽管肯尼迪认为美国的干预对于保护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但民众仍然不愿意接受这一做法。1951年秋，肯尼迪与他的哥哥罗伯特还有其他随行人员一同踏上访问中东和亚种国家的道路，这次访问长达七周，正是这次访问让肯尼迪加强了他对于威胁本质的认知。但肯尼迪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注并不是那么受欢迎：正如罗伯特·达莱科（Robert Dallek）所言，肯尼迪“对于第三世界国家内部制度的热切关注大部分都是基于自身的认识形成的；肯尼迪对第三世界国家的访问激起了海内外民众，尤其是当地民众对他的漠视和敌意。”然而，肯尼迪的外交政策里有很大一部分都是针对第三世界国家内部制度的干预。
对威胁本质的认知
肯尼迪一直认为其他国家的内部制度就是威胁来源，他认为无论是苏联还是第三世界国家，其内部制度都是威胁的源头。例如，和艾森豪威尔相比，肯尼迪谈论苏联多的就是关于其内部制度问题。肯尼迪在1946年次国会竞选时发表了一系列要和苏联划清界限的演说，其中还详细讲述了苏联内部的高压统治制度。正如达莱克所说，肯尼迪的演说吸引了他的选民，但我们并不能从他的演说中判断出他如何就即将到来的冷战做准备。肯尼迪明确将自己和国务卿詹姆斯·F·伯恩斯（James
F.Byrnes）等人划为一类，因为他们都认为苏联是一个极具侵略性的威胁，而且他们一致同意要采取措施牵制苏联；肯尼迪这些人跟前副总统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的观点则不一样，因为后者认为美苏合作还是有很大可能性的。根据肯尼迪的观点来看，华莱士把苏联的行为看作是多年以来应对安全威胁的“自然”反应，所以华莱士认为，俄罗斯竭力控制本国周边国家仅仅是为了建立缓冲区以防东部和西部发动外部侵略。伯恩斯认为，肯尼迪的观点是“苏联怀疑当今世界是否足以容纳西方的民主和共产主义两大阵营，”他还提出“俄罗斯的政策似乎是基于这样的假设：苏联认为安全就意味着完全的共产主义世界，一旦有资本主义国家那俄罗斯就无安全可言。”肯尼迪提到，“俄罗斯就是一个残暴的独裁统治政府，从外部看俄罗斯正在不断向外扩张。”同月，艾森豪威尔公开发表演说，“我们的世界是允许两种不同的政府体制同时存在的，”肯尼迪向马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的民众表示，“要争取和平时很困难的，对于世界上两个的国家——美国和俄罗斯而言，根本不存在共同的哲学价值观和道德观。”
尽管肯尼迪早期显示了对于欧洲的关注，但截至1951年中期，肯尼迪一直在谈论第三世界国家才是威胁所在，他的这种担心导致他时刻关注着第三世界国家的一举一动，生怕这些国家从内部演变成共产主义制度。在肯尼迪开始对中东和亚洲国家的访问之前，1951年4月，肯尼迪向马萨诸塞州联邦纳税人发表了演说，“西欧和远东对于美国安全构成的威胁主要是军事威胁，近几个月以来，在其他重要地区的发生的政治斗争也非常激烈，而且对于美国的安全有很大影响。”在讨论伊朗危机（伊朗没收英国攫取的石油利益）时可以看出，肯尼迪将这场由国际原因导致的危机及其产生的威胁归咎于其他国家的内部问题，肯尼迪争论道，“伊朗危机的本质原因不单单在于石油…外国对于伊朗石油资源利益的攫取、人力资源落后、文盲率过高、人民生活疾苦、民众忍饥挨饿、贪污腐败现象严重、官僚体系过于庞大且工作效率低下、一群有自我意识的无产阶级等等，这些复杂的社会问题导致国家危机动荡不断，人民不满情绪高涨。”肯尼迪坚称，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有必要采取和军事行动有同样效果的发展策略，动荡局势可能会对中东的安全造成威胁，并且会导致伊朗石油国有化。。我们必须意识到，苏联可以通过间接手段来接管某些地区，而不用采取武力。”肯尼迪的解决办法和艾森豪威尔截然不同，艾森豪威尔宣称干预的目的“只是”为了保证伊朗的石油能够顺利流通到西方。
肯尼迪曾向纳税人保证过会以实用主义为出发点，强烈要求他们“不要怀疑美国会控制这些国家的内部事务”，并承认“美国的经济已经非常紧张。”但是，他仍然激励促使美国推行更为活跃的政策：“我们一直都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但我们一直没有明显地“赞成”某事……我们过去曾和其他国家内部的腐败和反动势力联合，但这些腐败和反动势力的政策引发不满的情绪却反而被苏联利用了起来……简单来说，只要一个国家的现任政府是反共产主义的，不管该政权有多腐败和专制，我们都支持甚至维护那个政权。但是现在，我们必须做出改变了。”在肯尼迪看来，稳定不是终目的，稳定甚至可能会在未来引发威胁。这些肯尼迪早期的想法让他将倾向于共产主义革命的高压独裁统治视为潜在的威胁来源。
肯尼迪在1951年在中东和亚洲国家进行访问时写的日记就反映了他这种内部聚焦型的特征。他在日记里频繁提到了当地的经济和政治情况。虽然在访问过程中，肯尼迪大部分时间都是和当地的政府官员打交道，但是他也在努力探究民族主义、殖民主义和贫困对国际局势的影响。例如，在马来亚的时候，肯尼迪的日记里就曾写道，“共产主义传播的原因就是它向人们传达了不同的理念……它用一种简单易懂的方式告诉人们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而且还让这种提高生活质量的效果非常明显。”在德黑兰（Tehran）的时候，肯尼迪的日记里多次谈到了伊朗石油危机。他表示，在德黑兰，“共产党党员已经有两万五千多人，而这都是因为当地的贫困和财富分布不均造成的。”
肯尼迪在国会期间，一直强调苏联对第三世界的威胁从根本上是来自苏联的内部政体的。当然，肯尼迪也从国际上整体看待共产主义的发展。但是和当时的很多政客一样，他认为苏联是怀有阴谋的。很多人只是担心苏联会进行全盘的共产主义侵略或者通过小规模的精英团体进行共产主义颠覆，但是肯尼迪认为，第三世界国家之所以会成为苏联的目标，是因为这些国家内部制度的脆弱性所致。在1955年的一份演讲稿中，肯尼迪曾提到，他担心苏联会将和平本身当作武器。“斯大林时期对共产主义的限制是十分困难的，”肯尼迪沉痛地表示，“但是至少他向世界展示出了一个正在快速形成的难以对付的敌人。现在他下台了，新一任政府的策略变成了用和平去征服，虽然外部压力减轻了，但是我们的任务实际上更重了。”苏联的新一任领导人克劳斯威茨（Clausewitz）让和平“变成了战争继续的另一种方式……和平从来没有被这样有效地利用成为一种战术来征服世界。我们现在的核心任务就是想办法挫败这种策略。”1958年，肯尼迪向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表示，民主党“放大了苏联对美国的军事挑战，以致于忽视了同样重要的合法的经济和政治项目。”
在讨论美国应如何回应这种源自内部的威胁时，肯尼迪在1951年访问后做的报告中表示，“仅仅通过武力的方式是无法有效应对共产主义的威胁的。其实要抵抗共产主义的威胁，人民是核心的因素。我们的政策必须针对人民。”但是在1951年的一次演讲中，肯尼迪也表示出了他的谨慎和小心。“我们不能改革整个世界。我们不能向东方世界强加我们的价值观、政体或习俗。的确，所有的人都渴望从欲望、疾病和专制中被解放出来。但是，不论我们认为自己的选举权、福利水平，甚至像浴缸这种生活用具有多么优越，东方国家都有可能对此不屑一顾。”因此，对于改革，肯尼迪的态度是十分谨慎的，这在他后来的政策中也有所体现。但是不论如何，肯尼迪仍旧将其他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内部制度视为对美国安全的重要威胁。
结盟选择以及美国的影响范围
在寻求和建立美国的结盟体系问题和美国的影响范围问题时，肯尼迪同样也将重心放在了其他国家的内部情况上，即便结盟和伙伴关系只是短期内的。肯尼迪一以贯之的指导理念是：承认民族主义是难以抗拒的趋势，必须要抓住民族主义提供的机会；即便民族主义会使我们在短期内失去同盟，或者会在美国已有的盟国中造成分歧。例如，在结束了对中东的访问后，肯尼迪在电台谈话中告诉美国民众：“要制衡共产主义的发展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不能只依靠武力。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些国家激发强烈的反共产主义情绪，我们要将这种情绪作为防御的武器……忽视民族主义就意味着我们一定会失败。随着民族主义不断兴起，我们很不幸地成为了它敌人的朋友，因此也成为了它的敌人，而不是朋友。”在发展中国家，民族主义已经成为了表达大众情绪的方式，压制这种情绪就意味着支持腐败、虚弱或专制政权，而肯尼迪认为这种政权会阻碍美国实现冷战目标。
肯尼迪对于民族主义的观点并不局限于此，他还认为美国应该支持民族独立运动，同时反对第三世界国家被外部力量控制，即使这种做法可能导致美国和现有盟国之间发生冲突，美国也要坚持这样的做法。肯尼迪曾公开指责美国支持法国和英国的殖民统治。肯尼迪和艾森豪威尔一样，他们是很不情愿地支持法国在印度支那的统治地位，但肯尼迪比艾森豪威尔或者约翰逊更突出的特征是，他侧重于从内部层面看待危机。1957年，肯尼迪在国会发表了一场很有说服力的演说，他认为美国应该支持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演讲中他说道，“现在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的考验就是我们如何应对帝国主义的挑战，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实现人类实现自由的目标…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应对苏联或是其他西方帝国主义的挑战，那么即使再多的外国援助、再大规模的军备扩张、再多的新协议、再多的类似艾森豪威尔主义的条条框框、再多的高级会议也不能让我们成功应对外部威胁。”
艾森豪威尔对于新兴独立国家的观点还体现在他愿意接受中立主义，而不是要求这些新兴国家在两大阵营里选择一方来支持。1951年肯尼迪访问第三世界国家的时候，他与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和他的智囊团就不结盟政策和新兴独立国家的诸多问题展开了讨论。对于这些新兴独立国家选择不结盟的中立做法，他表达了支持的态度。尽管内心还是有诸多疑虑，但肯尼迪看到“印度内部仍然存在很多问题，这个新兴独立国家要花费多少时间和精力来解决这些问题。”为了充分利用东部阵营内部的分歧，肯尼迪引入法律修改《巴特尔法案》(Battle
Act)，允许美国对从莫斯科独立出来的东部阵营国家进行援助。在引入法律的演讲中，肯尼迪抱怨《巴特尔法案》(Battle
Act)将世界分割成了两部分：苏联控制阵营和友好国家阵营。肯尼迪就波兰的内部形势变化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在我们着眼于外部的法律形式时，也一定不要忽视了波兰的内部现实状况。”肯尼迪意识到，除了两大阵营以外，还存在“灰色地带”，对于“在灰色地带”这些国家，虽然他们的外交政策或内部政策对于美国而言并不是有利的，但是只要这些国家表现出了要进行改革的倾向，那么肯尼迪是愿意忍受的。如果只是简单地要求这些国家选择苏联阵营或是美国阵营，可能会适得其反。如果这些国家开始有效地管理他们的政治经济秩序，而且外交政策也能紧跟其上的话，美国还是愿意牺牲短期有利的外交政策，转而耐心等待长远的有利结果。然而，肯尼迪这种对于不同形式内部政治制度的忍耐似乎和他认为美国应该时刻准备防御共产主义的外部侵略的观点是矛盾的，因为选择支持这些新兴独立国家的中立外交政策意味着肯尼迪不再是一味地强调一切有可能倒向共产主义的威胁，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中立，他选择接受。但是在国会，肯尼迪却可以任意评判这些国家的中立态度，而不去管他的某些观点和做法是不是互相矛盾。
在谈到中东问题的时候，雅各布曾提到，民主党派对于1957年艾森豪威尔主义基本上都是盲目支持的态度。根据肯尼迪加入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材料记载，肯尼迪对于中东问题的看法突显了他的内部聚焦型观点。在谈到中东的“实际问题”时，肯尼迪认为提议立法是远远不够的，但他也表示，出于总统在全世界的可信任度问题，他会支持这种做法。肯尼迪在一次演说中承认美国有阻止苏联控制中东地区的“合法目标”，但是他强调道，“共产主义侵略威胁是我们对该地区政治问题评估和反应的一部分；解决这些政治难题的途径和改善这些地区落后经济的方法也是相互联系的。”肯尼迪在另一份演讲稿中提到，政府想要一下子解决这个地区的所有问题是不可能的，因为“现在，在这个区域，没有任何两个国家要解决的问题是一样的。以色列的犹太国家问题、埃及强烈的民族主义、约旦的不断衰败、伊拉克的政权颠覆危机、叙利亚的共产主义渗透、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的联盟破裂，这些都是具体到每个国家要考虑的不同问题，所以我们很难针对该地区想出一个万全之策来解决所有国家的所有问题，这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当艾森豪威尔政府忽视伊拉克内部问题的时候，肯尼迪已经意识到伊拉克发生政变的可能性。
肯尼迪还指责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在第三世界国家建立军事联盟的做法，其实他并不赞成《巴格达条约》。1958年黎巴嫩和伊拉克爆发危机，在危机爆发前的几个月，肯尼迪写信给亚利桑那州（Arizona）的选民，信中写道，杜勒斯的“北层国家”概念并不准确，而且肯尼迪还提到，“外部侵略危险并不是中东当前的主要问题。”肯尼迪还在信中提到，“除非我们能研究出一套让中东地区国家接受的经济计划，而且要能够促进该区域的多边援助才行，”除此之外他还提到，“《巴格达条约》几乎不会产生很大效果。”肯尼迪在给选民写的信中提到，“人们对于《巴格达条约》的期望根本就是妄想，有人认为《巴格达条约》能够在中东地区促成军事联盟进而维持当地局势稳定，并且能够通过强调‘北层国家’这一概念来防止阿拉伯国家内部分裂，这一切都是错觉，《巴格达条约》根本达不到这样的效果。”肯尼迪的这些言论和他一直以来的认知观点是一致的，肯尼迪一直强调仅从军事层面和国际层面考虑第三世界国家的问题是远远不够的，而且这样的做法很有可能导致区域内部冲突或国家冲突，《巴格达条约》在伊拉克造成的冲突就是典型案例。肯尼迪在1958年的一次演讲中将“对中东地区和亚洲的冲突危机发起的纯军事干预行动”称之为“虚假的防波堤”，因为“军事协议和军火运输…这些行为本身就是导致国家或区域内部分裂不和的关键因素，国家内部或区域之间历来就没有明确的界线，仅仅采取军事行动势必容易引起纷争。”在肯尼迪看来，如果联盟和协议不能解决这些国家的内部问题，同时满足成员国的需求，那么联盟和协议就是远远不够的。
外国援助
另一个衡量肯尼迪认知的方法就是研究他对于外国援助的看法。在看待外国援助这一问题上，肯尼迪与艾森豪威尔和约翰逊有着不同的观点，肯尼迪一直注重的是外国援助的形式；强调政治因素之间的联系、经济援助以及军事援助；强调美国有必要回应这些国家的需求。尽管肯尼迪的某些邮件的确体现出他对于援助的厌恶，但他还是坚持把外国援助作为重要的外交工具：不仅要借此联合军事同盟，还要“防止一些限制性战争”，同时“防止民主党在某些不发达地区的干预失败”，除此以外还要防止其他国家“接受实行俄罗斯的经济现代化。”1959年，肯尼迪发表题为“经济差距”的著名演说，肯尼迪将这种“严重威胁美国安全的威胁”称之为“导弹差距。”所以我们可以看出，肯尼迪对于外国援助的观点不是简单的理想主义观点；肯尼迪认为外国援助是保护美国利益的重要工具。
肯尼迪访问第三世界国家的经历也影响了他对于外国援助的观点。1951年，在访问中东和远东之前，肯尼迪提议美国减少对非洲和中东的援助，肯尼迪表示，“全世界有很多贫困国家的人民生活水平低下，这些国家很容易受到共产主义的诱惑而倒向苏联阵营，而美国根本没有能力提高所有这些国家的人民生活水平。”一年以后，肯尼迪承认他的观点发生了变化，他说就在对这些国家的访问结束之后，他觉得切断对这些国家的非军事援助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与此同时，肯尼迪也批评了美国政府对这些国家所发起的某些援助项目——只向受援国运输军事援助装备而不考虑受援国的真正需要或者能力。1957年，肯尼迪就艾森豪威尔主义发表了演说，演讲稿中肯尼迪针对艾森豪威尔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的军事援助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这些军事援助已经远远超出了“为受援国提供能够维护其内部安全的军队的目的。如果为受援国建造部队已经超出了保护其免受外部侵略的目的，那么很有可能会造成多方面的影响，这些影响对于长期保持受援国内部稳定或是促进其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毫无益处。”肯尼迪还说道，第三世界国家的士兵只知道“享受这些大众根本不了解的生活设施……我们以军事援助的方式获取的所谓的内部安全有可能在一夜之间被颠覆，过度强调军事准备可能引发民众的强烈不满，而正是这种不满情绪会颠覆我们取得的‘内部稳定’成果。”在肯尼迪看来，偶尔采用军事援助也是允许的，但是“越来越多的军队投入并不能有效地保证这些国家的安全，而且还有可能产生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影响。”有文件资料（大概是关于公众消费主题的）突出强调了肯尼迪的外交政策活动。文件内容显示，肯尼迪“非常看重美国的对外经济和军事援助项目之间的平衡协调，而且要确保我们对于受援国大规模的军事援助……一定是用于建设目的的，而不是仅仅为了某种政治目的或是国家名誉建设。”艾森豪威尔一直强调建设一支传统武装力量以应对外部威胁，而肯尼迪认为要解决这些国家的威胁仅仅靠这些是远远不够的，而且单一的军队力量建设有可能增加内部威胁。除此之外，肯尼迪还提倡将军事援助转变成对当地经济和社会的援助项目，其中就包含“农村发展建设。”肯尼迪认为，“像东南亚这样的地方将来一定会发生冲突战争，而且当地一定会以游击战的形式进行反抗”，而在“这类战争中我们制胜的关键就在于当地农民的士气以及态度倾向，”肯尼迪还指出，如果军队能够融入当地的发展建设中，“那么我们的军事援助就能取得长期稳定的社会效果。”
肯尼迪也强调美国一定要在这些国家积极主动地、耐心地进行长期投资，而不是对于苏联每一次的外部侵略行动都采取一种应急措施。肯尼迪在1958年的一次发展会议演讲中强调援助的“质量”，他认为短期借贷与长期的种子资本效率太低。在1958年3月，肯尼迪和肯塔基州（Kentucky）的共和党参议员约翰·席尔曼·库珀（John Sherman Cooper）一致提议让美国加入对印度经济发展项目的多边援助中，这样做也是为后来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做好准备工作。肯尼迪还就美国对印度的援助发表了重要演说。肯尼迪的这种做法虽然帮助他赢得了自由党的支持，然而他对印度的援助并不是那么受欢迎（肯尼迪和库珀的提议得到了参议院的同意，但众议院否决了这项提议）。肯尼迪在印度演讲时表示，只有通过“真正的经济发展项目”才能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建立政治平衡以及社会稳定，而只有实现了政治和经济的稳定，第三世界国家才真正有能力抵御共产主义的渗透。”肯尼迪在演讲中也提到了第三世界国家的中立问题，他认为，“我们之间的友谊并不等同于军事联盟或者强迫你们‘选择支持西方’。这样做只会导致这些国家走向极权主义，或者将世界两极化。”所以，综上所述，潜在受援国的内部状况影响了肯尼迪选择适合美国援助的目标国。肯尼迪终选择了印度作为美国的受援国，因为印度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自由程度符合美国援助的基本条件，而且印度能够充分利用美国的援助。
肯尼迪在提出对印度援助提议的过程中联系到了智囊团中的发展经济学家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并且听取了他的建议。1958年2月，在罗斯托出席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作证之前，肯尼迪与罗斯托共进午餐。罗斯托的观点无疑影响了肯尼迪，而肯尼迪也的确是做好准备采纳罗斯托的意见和想法的。
肯尼迪在考虑对其他地区的援助时同样表现出了实用主义的倾向。肯尼迪认识到了要让美国民众接受政府援助印度的观点在政治上存在很大的困难。即使在1951年，肯尼迪也强调一定要谨慎。肯尼迪曾警示道，“全世界几百万人民都处于贫困状态，这些国家很容易受到共产主义的威胁，但我们哪里有那么多钱来缓解这几百万人的贫困现状。”之后又补充道，“给那么多人提供资金支持就像是要我们扮演夏洛克一样危险。”肯尼迪对于外国援助的观点反映出了他的认知：其他国家有利的内部制度能够保障美国的安全利益。
干预策略以及政策性投资：就任总统前的实例
我们还可以研究肯尼迪就任总统之前对于干预策略、武力使用以及美国国防政策的观点。从这些观点可以看出肯尼迪对于威胁来源的认知如何转变成他的政策决定，而且这些观点也可以证明，肯尼迪就任总统初期的政策性投资不仅仅是对于外部压力或者潜在危机的一种回应。
肯尼迪就任总统之前在策略方面有一个十分显著的特征：他十分重视游击战以及反叛乱行动。反叛乱行动不一定要带有转换型的色彩，例如，不涉及制度建设的残酷的焦土政策就不属于转换型政策。但是肯尼迪感兴趣的正是强调转换色彩的反叛乱策略，例如现代化建设和制度建设。在第二章中也提到了，这种反叛乱策略本身就带有政治目标，会对目标国的内部制度造成很深的影响。参与这种反叛乱行动的游击队员打的是一场政治战争，目的是控制当地民众，同时也依靠当地群众（寻求食物补给、情报信息、在当地征兵）。反叛乱理论学家罗伯特·汤普森（Robert Thompson）曾指导过英国镇压马来亚叛乱的行动，他强调，在反叛乱行动中，法治和有效的民众服务是十分重要的。此外，政治和军事的配合对于反叛乱行动的成功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肯尼迪在1951年的访问中看到了英国镇压马来亚叛乱的策略，即“布里兹计划”（Briggs Plan）。肯尼迪在日记里曾评论过这个计划，称其是大规模的转移计划，目的是将群众转移到反叛乱势力更能控制的地方，将群众和叛乱势力分离开来，使叛乱势力失去群众基础。这种转移策略需要修建新的村落，将群众转移到这些村落中去。且不论这个计划的终效果如何，它都带有明显的转换型特征和政治目的。在“布里兹计划”的影响下，超过四十万村寨居民（主要是中国人）被转移到了所谓的“新村落”中去，将人民和叛乱势力（主要是中国的少数民族叛乱势力）分离开来。虽然肯尼迪到访马来亚的时候，在日记里称“布里兹计划并不成功”，并且表示实际实施起来这个计划是落后于预计时间的，但是这个计划似乎让他懂得了面对冲突时要根据不同地方的特点来进行分析。他观察发现，很多中国人都喜欢“保持中立态度，因为他们不想站错了阵营，”此外，中国人很害怕游击队的“威胁和恐吓。”作为总统，肯尼迪可能会忽视马来亚和越南冲突的很多重要不同之处，但是实际上，正如他在1951年的日记中说的那样，他认为马来亚和印度支那的游击队战争在本质上是有很大区别的，例如，在马来亚的很多叛乱势力其实并没有“民族主义分子的支持。”
在1951年的访问完毕之后，肯尼迪已经形成了“反叛乱战争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战争”的认知，并把这种认知带回了美国。1954年，在争论是否在奠边府战役中帮助法国时，肯尼迪表示，“我们必须弄清楚，印度支那的情况和韩国的不同。”他反复指责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新面貌”策略，认为不应该依靠核武器进行打击报复。早在1954年2月份的时候，肯尼迪就已经表示过“我们必须好好想想，新的杜勒斯政策和对核武器的依靠在这些地区的游击战中到底能不能行得通。”
当然，肯尼迪关心的不仅是反叛乱行动；他也认为，美国必须建造传统军事力量，以应对突然发生的战争以及有限战争。肯尼迪一直指责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传统军事力量不够重视。1958年中东危机过后，他更加强调美国“在传统军事力量上落后了。”尤其是“航空和海上运送物资的能力不足，不能够及时供应传统军事力量以保证快速机动能力，实现美国在世界各地的承诺。”因此，肯尼迪早在任职总统之前就想对传统军事力量进行大量的政策性投资；就任总统后，他也的确是这么做的。由于艾森豪威尔对传统战争的忽视，所以肯尼迪必须从头做起，他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当然，肯尼迪对传统军事力量的重视并不意味着他就忽视了反叛乱行动的重要性。虽然他的很多民主党同事（包括约翰逊）都没有做到对二者给予同样的重视，但是肯尼迪对二者都做了很多准备。
肯尼迪在很多书面材料和口头演讲中都曾单独提到了印度支那问题，从这些材料中，我们也能看出在他上任前，他的内部聚焦性特征是如何影响他的决定的。1951年，肯尼迪访问了西贡，他在当时的日记中曾提到共产主义者正在当地宣扬独立、改革和发展，鼓动当地人民反抗现状。他表示“如果我们能做的只是维护现状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失去一切。”肯尼迪还和美国驻西贡外事处的官员埃德蒙德·古利恩（Edmund Gullion）进行了谈话。埃德蒙德·古利恩认为美国不应该支持法国。他既不支持法国继续统治印度支那，也不支持进行传统的军事战争。肯尼迪对此深表认同。通过肯尼迪的日记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于法国在越南的形势深表怀疑，如果法国继续要控制这里，那么就可能需要采取军事行动了。根据肯尼迪的记载，古利恩“认为我们插手这件事时应该保持谨慎的态度，要保证这里的政治条件允许进行军事行动。我们要确保人民获得了充分的独立，这样他们才能反抗。”肯尼迪观察到，在当地人心中，美国“和法国越来越像，我们的援助对于逼迫法国解放当地的政治环境已经越来越重要了，我们必须尽我们所能。”在1954年关于美国在印度支那事务的演讲中，肯尼迪的这种想法也有所体现。
当然，第三章也论述到，艾森豪威尔也曾考虑过印度支那的内部情况，比如他曾发表过这样的言论，称法国在1954年使用“狡猾的语言承诺让印度支那独立”，但是早在1951年，肯尼迪就比艾森豪威尔更早地显示出了对印度支那国内情况更大的关心，并且宁愿为此牺牲和重要盟国的结盟关系。在肯尼迪的日记中，他曾表明，“不管和法国”以及英国的关系会怎样受到影响，“我们的政策一定要坚持保证”土地改革和独立。在回到美国后，肯尼迪对结盟国所做的演讲都展示了这种强硬的姿态。在一次电台谈话中，肯尼迪直率地说道，“在印度支那，我们的盟国法国正在为保留剩余的势力做垂死挣扎。”他还预测，如果美国还继续反对当地的民族主义势力，那么一定会遭遇惨烈的失败。因此，肯尼迪不断给法国施加压力，即便这意味着它会失去一些法国天主教信徒的投票。1951年访问结束后，肯尼迪仍然密切关注着法国在印度支那的行动。1953年4月，他要求手下的官员提交一份关于法国对印度支那经济援助的报告，并讨论“美国是否应该在给法国提供援助之前，继续坚持在当地进行改革。”1953年5月，肯尼迪写信给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再次要求给法国施加压力，让法国允许独立。
肯尼迪在很多场合下都曾明确表示他反对用从外部看待印度支那的冲突。他曾在参议院的演讲上用激烈的言辞公开地敦促法国允许柬埔寨、老挝和越南获得独立，以加强这些国家抵御共产主义分子的军事行动。1954年4月，面对奠边府危机，肯尼迪表示越南如果不独立，美国就不会进行干预。肯尼迪在向一群民主党人士进行演讲时称“印度支那的战争是内部战争”，“中国在这些国家给予共产主义势力的帮助明显少于我们给法兰西联邦的帮助。”因此，“对于内部战争，周边国家给予的军事援助其实并没有很大作用。”法国在奠边府战役中失败后，肯尼迪表示出了对艾森豪威尔推动建立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怀疑，因为他并不认为军事联盟能有效解决区域冲突。
1956年，肯尼迪在向美国扶持的越南政权的一次演讲中表达了一个类似多米诺理论的观点，称越南是“东南亚国家自由世界的基础，是建造拱门的楔石。”但是他也表示，越南的独立“对于军事以外的自由世界而言很重要，”因为这能“激励人们争取获得或维持自由，”因此，越南是“亚洲民主的重要基础。”美国在越南这个“试验场”上的利益和美国在“民主实验”中的角色息息相关。虽然是军事联盟，美国也一直在支持越南军队的建设并提供援助，但是肯尼迪认为这还“远远不够”，美国必须促成“一次比共产主义者更优越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因此，在肯尼迪看来，维护越南和改造越南的国内政体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虽然肯尼迪承认印度支那各国的重要性，但是他始终认为，只有在确保美国能获得内部强大、独立和稳定的越南盟国的情况下，美国向法国这样的盟国提供帮助才是值得的。
在谈到更为具体的问题，例如派遣作战部队时，肯尼迪的态度十分小心谨慎。1957年，在准备在纽约进行的演讲时，肯尼迪在演讲稿中写道，“在离美国几千英里以外的困难地形里进行丛林战争，大部分当地人民都满怀敌意，或者打一场游击战……这会是另一个韩国…..美国愿意为自由做出任何牺牲，但是美国的士兵能够参加整个世界的自由之战、每一场战争、每一个角落的战争吗？”
肯尼迪对艾森豪威尔其他干预决定也有很多自己的想法，虽然并没有很多实际证据去证明这一点。此外，肯尼迪当时是民主党内有希望的总统候选人，这也给我们研究他本人的想法增加了难度。但是不管怎样，肯尼迪还是有很多与艾森豪威尔不同的干预决定。例如，1958年伊拉克政变前几天，黎巴嫩危机正在酝酿当中，肯尼迪写道，“根据黎巴嫩的形势来看，问题不完全出自内部，但是也不完全是外部侵略带来的问题。”约翰逊和肯尼迪的看法则不同，第五章也会谈到，约翰逊认为危机完全是由于外部因素造成的。美国在贝鲁特登陆后，肯尼迪写道，“根据黎巴嫩和伊拉克内部形势来看，我反对这种干预，不认为这有任何作用…..”虽然他承认，“美国已经计算过风险了，而且这次干预行动也不完全是不合理的，”但是他依旧认为“这次干预行动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忽视了很多问题。”肯尼迪似乎意识到了在黎巴嫩存在的信任度问题。艾森豪威尔之所以选择干预黎巴嫩，大部分是因为他不想处理该国的内部事务；而肯尼迪主张放弃干预的原因也正是由于该国的内部情况。对于伊拉克，很多人认为肯尼迪和艾森豪威尔一样，也不会对伊拉克进行干预以维持其现状，但是肯尼迪不干预的原因和艾森豪威尔不同。艾森豪威尔虽然愿意维持伊拉克的现状，但是不愿意为干预革命花费太高的代价；肯尼迪同样也意识到了伊拉克政变的危险，但是他不愿意进行干预的原因是支持独裁者、高压政权和保持现状会带来很大的威胁（尤其是在中东这个涉及石油资源的地方）。
肯尼迪对于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也表现出了容忍的态度。1953年，古巴爆发了反对亲美独裁统治的民族民主革命战争，卡斯特罗政权终于1959年推翻了巴蒂斯塔政权，在拉丁美洲建立了个摆脱帝国主义统治的社会主义国家。艾森豪威尔初对于古巴新政权也是抱有合作的希望，但肯尼迪对于卡斯特罗政权初的乐观态度以及后来不再幻想合作的想法都是源于一种不同于艾森豪威尔的内部聚焦型观点。卡斯特罗推翻的巴蒂斯塔政权是一种“残酷的、高压统治制度，”肯尼迪认为古巴革命和其内部制度情况有很大关系。他认为“革命爆发的真正原因是巴蒂斯塔的独裁统治，以及巴蒂斯塔政权大肆剥夺人民权利。”尽管卡斯特罗运动是激进的革命，但“卡斯特罗不是共产主义者，而且如果卡斯特罗政权能够认真解决古巴社会和经济问题，那么这种稳定还会保持下去……新政权要继续维持稳定，并且被广大人民接受还是有很大可能的。”肯尼迪与两位选民的观点一致，他们都认为“在拉丁美洲有一个很典型的案例，美国向该地区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国家授予了一定的特权……英国和美国都接受了对古巴实行‘不干预’政策。”只要确保卡斯特罗政权坚持采取改革，那么肯尼迪愿意忍受古巴新政权的这种激进主义。
肯尼迪就任总统之前对于干预策略和国防政策的观点都体现出他强调当地内部制度的重要性。肯尼迪希望美国政府不仅能帮助这些国家抵抗危机，并且能够防止危机。1956年肯尼迪在越南发表演讲，他把美国比喻成“志愿消防队”，消防人员“火速赶来，调用他们所有的重型灭火设备，采取所有办法控制火势、熄灭火灾……之后消防队员又匆匆赶往下一个灭火点，而当地居民要做的就是利用所有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进行灾后重建……志愿消防队的职责是阻止火灾，但不是预防火灾；他们需要熄灭大火，却不需要帮助当地居民重建家园；他们解决了眼前的问题，却不需要帮助当地人预防以后的问题。”如果援助以及和平改革不到位的话，那么军事援助只能是维护美国利益、应对以后再发生“火灾”的工具，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仅仅采取军事援助而不关注内部制度的话，胜利也只是昙花一现。
总而言之，肯尼迪认为威胁不仅来自其他国家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其内部制度也是威胁来源，所以他一直强调要重视第三世界国家的内部制度。美国为了维持其势力范围以及联盟范围一直在盟国倡导独立以及内部制度的稳定性，即使这样做意味着忍受盟国内部的民族主义和中立主义，美国也愿意采取这样的做法。肯尼迪意识到保持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之间平衡的必要性，于是他强调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一定要有利于其制度改革发展。对于艾森豪威尔的某些非转换型干预行动，总体干预策略以及防御立场，肯尼迪是持反对态度的。对于肯尼迪而言，在战场上打倒共产主义分子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制度改革是同步进行的，并且他一直保持这样的观点。
“桑德斯的这本著作可读性强，简单易懂，倘若读者对总统领导力及总统如何调度国家军队感兴趣的话，那么本书具有很强的参考价值。桑德斯在本书中用极具说服力的案例阐释了领导人个体在做出重要决定，尤其是试图寻求目的和手段一致时发挥的重要的作用。桑德斯对领导人评估有着独特的见解，她认为从表面上看领导人是缓慢的学习者，这一点对读者应该有所启示。”
——《政治科学季刊》
“《五角大楼的秘密》一书聚焦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约翰·肯尼迪以及林登·约翰逊这三位领导人在冷战时期采取的军事干预行动，对每一届领导人政府及其曾做过的干预决定和非干预决定都单独开辟了章节进行论述。本书中的案例选举逻辑严谨，采用相同的标准衡量和研究每一位总统，并从多个角度对结论进行了细致的讨论和评估。桑德斯的这本《五角大楼的秘密》十分具有可读性。”
——《国际研究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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