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5744509
★熊召政，研究数百部史料，耗时2年，继茅奖作品《张居正》之后，又一部力作，揭秘众多明朝著名历史人物。
★文章多次入选中学教材，是高考语文试卷的热门材料。
★让历史复活，使今天的人们能够从遥远的过去审视当下，洞察未来，这不仅仅是历史学家的责任，也是作家的责任。——熊召政
对历史人物的直接评论和对整体的思考
用评价式叙事的方式来讲述和评论明朝的一些典型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故事。全书分三章，*章是对一些历史人物的直接评论和对整体的思考。第二章和第三章是全书的主体，主要讲述和评论了刘伯温、宋濂、方孝孺、姚广孝、解缙、李东阳、杨廷和、严嵩、徐阶、叶向高、张居正、张璁等明朝著名历史人物。
目录
第一辑
我觉得张居正“宰相之杰”的盛名是当之无愧的。历代评价中，往往对他加以道德评判，如晚节不保、权臣等等。这样有失偏颇。我不是说为官不讲道德、不讲操守，但这不能作为唯一的条件。评价一个政治家，一定要把事功放在第一位。
肚子里的小人 002
权臣并非奸臣 012
生不逢时的王阳明 020
特立独行的海瑞 036
张居正悲剧的意义 046
第二辑
当生命如樗栎无人看重的时候，便会想着如何去当人人夸奖的栋梁。一旦当上了栋梁，回头一看，还是樗栎逍遥自在。读懂刘伯温晚年的心路历程，能不感慨吗？
看尽西风木槿花——记老先生刘伯温 058
深愧渊明与孔明——记硬骨头方孝孺 078
大悲愿力应无尽——记大和尚姚广孝 097
文艺情长识器小——记狂人解缙 117
醉时翻作醒时看——记孤臣李东阳 135
屡经忧患身心老——记刚直不阿的杨廷和 154
第三辑
明代所有的帝王师中，对国家社稷贡献最大的是张居正，对皇帝倾注心血最多的也是张居正。但是，他给家人带来的悲剧也异常惨烈。帝王师中除了方孝孺，摆在第二位的悲剧，应该是张居正了。
赚得龙颜一笑之——记大奸臣严嵩 174
还威福于皇上——记老狐狸徐阶 194
孤臣白发三千丈——记清流领袖叶向高 212
恩怨尽时方论定——记改革家张居正 233
丹心原不负纲常——记老倔头张璁 263
张居正之后最好的帝王师
万历皇帝在位四十八年，是明朝十六个皇帝中享祚最久的一个。有史家认为，明朝灭亡的最大罪人不是别人，正是这位万历皇帝。他一生中做过最激烈的事，便是对张居正的清算。从那以后，他退居深宫，对一应朝廷大事，都表现出漠不关心，好像这天下不是他的一样。斥责他的大臣很多，但他概不搭理。这种忍耐性也确实了得！他的爷爷世宗皇帝处理“大礼案”，凡是反对他的人，一律治以重罪。万历皇帝挨骂的次数与程度，都远远超过世宗，但他只当什么事都没发生，十之八九的奏疏都留中不发。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叶向高的这一篇。万历皇帝被叶向高斥为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不但不生气，反而给叶向高升官，调任叶向高为南京礼部右侍郎。叶向高此次在北京只待了两年，名义上当了太子的老师，却是连太子的面都没有见着。在南京不知不觉又待了九年，由礼部右侍郎改任为吏部右侍郎。虽然品级一样，但由礼改吏，在官场看来，这等于是晋升。
其时，在内阁任首辅的是沈一贯。叶向高同沈一贯一样，都是史官出身，又同为太子的老师。所不同的是，叶向高的学问更扎实，他的论史文章，很多都有真知灼见。如他论述治理天下的原则：
夫王者之治天下，非以我治之也，以我治天下者，私天下者也。夫天下大矣，吾生一私心必有所徇于人，必有所不便，故其势不得不出于术。弥缝掩饰以愚斯民之视听，而济己之私，此有我者也。有我则我之心狭隘，而与王者不相似。夫所谓王者何也？公其心而矣。
——《王道荡平正直论》
叶向高认为王者应行的王道就是天下为公，不要试图以权术蛊惑视听，采取愚民政策。这种民主政治的观念，在明代的政治家中并不多见。
论国家兴亡，叶向高亦有创见：
天下之祸，莫大于人臣之求胜也。人臣有邪正，君子小人，唐虞三代所不能免，其进退用舍，相为胜负，亦其势有必然，未成大害。惟君子用而专，务扶小人之所为；小人用而专，务扶君子之所为。各恃其胜心，快于一逞。
以国家之政事询臣下之意，向而为之君上者，泛泛然不能自主。卒之君子不胜则小人之祸烈矣。宋之极盛，则祥符、庆历年间。其时君子小人亦屡进屡退，而无损于治者，以政事出自朝廷。臣下去留，不能大有变更也。
——《宋论》
这段论述，叶向高阐明一个观点，国家兴亡的主要承担者，就是皇帝。若皇帝有主见，则臣子中的小人再多，也不能有损于政治。
叶向高治吏论政，很少说那种酸溜的秀才话，也不落空泛。所发议论，都取之于史而落实在当下，是有的放矢，且切中时弊。张居正之后的帝王师与首辅，叶向高应是最有思想的一位。
首辅是维持会会长
万历三十五年（1607）五月二十六日，万历皇帝签发了一道诏旨，任命退休在家的原礼部尚书于慎行、礼部侍郎李廷机、南京吏部右侍郎叶向高三人同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与机务。
自沈一贯与沈鲤同日退休后，内阁只剩下朱赓一位辅臣。朱赓为人淳厚谨慎，为政素无大过。他因是沈一贯的同乡而受到提拔，为此，亦为士林所诟病。二沈离职后，朱赓已经七十二岁，勉强支撑时局。其时，中央与地方政府处在瘫痪状态，吏治松懈，朝政涣散。朱赓实感力不从心，于是给万历皇帝写了数十封奏疏，希望他补齐部院大臣，增补阁臣。万历皇帝概不答复。万般无奈，朱赓要求退休，并脱下官袍换上素服到文华门恳求，万历皇帝一味慰留，但言官又对他穷追不舍地弹劾，两相夹击，朱赓心力交瘁，死在任上。
于慎行、李廷机、叶向高的任命，便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万历皇帝还下诏起用已退休多年的大学士王锡爵任首辅。王锡爵坚决推辞而不到任。于慎行勉强到任，但已病得下不了床，到京不到一个月就死于家中。在没有任何老臣掌舵的情况下，两位新任阁臣赶着鸭子上架，承担起权力中枢的责任。而李廷机因为是沈一贯体系中的人，所以一上任就遭到言官的猛烈攻击。这样，他亦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内阁的重担，实际上落在叶向高的身上。此时，内阁首辅名义上还是王锡爵，因他坚持闭门不出，从未履任。叶向高实际上承担着首辅的责任。
不知不觉到了万历三十七年（1609）的三月，这一天，礼科给事中王元翰带着家属徒步离开京城，挂冠而去。
这个王元翰当了四年言官，他为人清正，敢于揭露官场的腐败和种种违法乱纪的行为。因此，他遭到许多官员的忌恨。于是，便有一个名叫郑继芳的御史，受人嗾使，上疏弹劾王元翰“盗窃国库金银，克扣商人财产，赃物达数十万元”。王元翰非常愤怒，上疏辩冤。但万历皇帝仍然不闻不问。郑继芳之流便有恃无恐，派人将王元翰的家包围封锁。王元翰无法自明，只好将自家箱柜中的财物全部取出搬到大街上，听凭那些包围他家的官吏拿走，他自己则带着家人一路痛哭离开京城。第二天，吏部便将王元翰开除公职。
朝廷混乱到这种地步，以致奸人嚣张，君子去位，党同伐异，正气不伸。坐在内阁值房的叶向高，尽管知道皇帝“自作孽，不可活”，他仍针对王元翰事件的发生，及时上疏恳请皇上整理言官，将言官近年上疏的奏章尽数发还给群臣讨论。
由于皇上的不作为，言官们不再起到监察作用，而是利用弹劾的权力互相攻讦。责任虽在万历皇帝本人，但闹成这样子，又让万历更加讨厌。于是，所有言官上奏给他的弹劾文章，他一律留中不发。这种不分青红皂白、不分是非曲直的做法，使朝廷的监察系统遭到完全的破坏。叶向高身在其位，不得不担心后果，于是提出发还言官奏章的建议。他的本意是借此明辨是非，但是，万历皇帝照例是不置一词。
叶向高步入仕途已经二十六年，其中在北京待的时间不过六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南京担任闲职。明代的帝师中，留下著作最多的两个人，一个是宋濂，另一个就是叶向高了。宋濂五十岁才入仕，此前一直教书做学问，所以著作多。叶向高虽然入仕早，但一直坐在冷板凳上，有时间读书写作，所以有着丰富的笔墨生涯。
叶向高之所以被万历皇帝选中入阁，第一是他的学问，第二乃是因为他一直离权力中枢远，没有树敌结怨、任用他各派力量都能接受。但是，在万历皇帝的心目中，他希望的首辅不是那种精明强干励精图治的干臣，只要能当好维持会的会长就行。张居正之后，首辅这个位子上，再不可能产生政治强人。
叶向高当然知道万历皇帝的心思。他上任之后，从不提重振朝纲、革除弊政这样一些应该做也必须做的事情，而是顺势而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如恳求皇上让太子上学、补充缺官等。但是，即便是这样一些事情，万历皇帝仍然不予采纳。到这时，太子朱常洛差不多二十六岁了，但还是一个半文盲，万历皇帝阻止他出阁读书。作为他名义上的老师，叶向高痛心疾首，却又无可奈何。
三年间写了三十九份辞职报告
万历四十年（1612）春三月，大批闹饥荒的流民集聚京师，户部请求拨出粮米建几处粥厂进行赈济，获得皇上批准。这天，叶向高视察粥厂归来，嗷嗷待哺、形容枯槁的饥民形象在他脑子里挥之不去。作为历史学家，他可以从浩浩史籍中找出许多例子来证明“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今日之饥民，谁能保证他们明日不会成为揭竿而起的陈胜？大厦将倾的危机感让叶向高无法缄默。于是，他又提笔给万历皇帝写了一封简单的奏疏，大意是：历代帝王在位四十年以上的，从夏、商、周三代至今，只有十位君主，皇上便是这十位中的一位，希望皇上珍惜上天的眷顾，推行新政，征集人才，及时处理政务。
叶向高在这封简疏中含蓄地提出“推行新政”，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为张居正说话。因为，万历登基之初，正是因为任用张居正“推行新政”，国家才有了中兴之象。自张居正之后，朝廷再无一个大臣敢提“推行新政”这四个字。叶向高此时提出来，可谓触犯了万历皇帝的忌讳，这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但是，叶向高的这一记重拳，仍然打在棉花上。
按理说，一个登基四十年，又恰逢进入天命之年的皇帝，面对这样两个重要的时间窗口，一定会有所动作，在抚慰民心提振治绩上，也会推出一些善政。但是，万历皇帝坚持“枯树禅”，心如死灰比出家人还要彻底。
叶向高心里凉透了。第二天，他又写了一封奏章，名为《乞休第二十三疏》：
奏为申请罢斥事。
臣于岁里连章乞罢，伏蒙圣恩慰留，届期重违上命，匍匐勉出，亦妄意圣明当此新岁，必有一番新政，以慰天下之望，使臣得少免于旷职之愆。乃至今杳然。虽连章苦口，一切不报。臣始知蝼蚁之诚，终不足以动天。其所日夜延颈而企望者，皆是妄想，谆谆陈请，皆赘辞耳。乃大小臣工，犹以此望臣，若谓臣之力尚能得之皇上而不尽者，天高于上，众迫于下，臣以孤身踯躅其间，譬如牛马。主人既絷其足而诸欲乘其驾者又鞭之策之，必令其行。彼牛马虽贱，亦有知觉，其能不仰首而悲鸣哉！
昔韩琦求去，神宗留之。琦乃尽取士大夫责望之书以奏，神宗遂听其去。盖人主之于巨，既不行其言，则亦使之有所容于天下，而后可也。臣之庸劣既远非琦比，而人之罪责臣者，又万倍于琦。臣寸心未死，何以自容。顷者以腰足楚痛不能行步，杜门数日又复勉出，令人扶掖而进。今一身之中，自顶至踵，无不作痛，即扶掖亦不能行，此所以万不得已。哀祈皇上放臣残生，使归田里，以毋误天下国家之事。
臣闻之：畏途难涉，高位难居。臣起自孤贫，素无远志，叨滥至此，自揣非宜，无一时一刻不思退避，岂敢营私贪位，以贻士大夫之忧。惟望皇上召还耆德，妙简名贤为天下所共信共服、无偏无党之人，使居此地，耳目一新。众志咸附，世界应有清宁之日，此尤今日安危治乱之一大机。而臣所欲以一去报国者，惟圣明鉴其诚而批准之。臣冒死恳求，不胜激切哀鸣之至。
万历四十年二月十七日
这是叶向高写给万历皇帝的第二十三封辞职报告。自古至今，高官的职位都是香饽饽，唯独在万历中晚期，想当高官的人都成了一大傻。那一时期的官场展现生动的“围城”现象，一方面是仍有不少人想跻身其中尝尝高官的甜头，另一方面是已经当上高官的人纷纷都想挂冠而去。发展到后来，越是有责任的大臣，越是有气节的人，就越是想炒万历皇帝的鱿鱼。
从万历三十八年（1610）至万历四十一年（1613）的这三年时间里，叶向高一共写了三十九份辞职报告，平均一个月一份。如果将这些辞职报告单独汇聚成册，即可看出当时政治的混乱，亦可看到叶向高的苦心孤诣。当然，我们更可以从中看到万历皇帝的昏庸。如果说，正德皇帝的昏庸尚有可爱的一面，万历皇帝的昏庸则可谓是大明帝国的升级版，除了可恨，还是可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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