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是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229117092
百年前的风雨飘摇
新闻细节中的中国历史
*权威的西方大报《泰晤士报》眼中的近代中国
文武北洋的浮沉命运与近代中国的蜕变发展
近代史研究的珍贵的*手史料
新闻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是我们了解一定时期的社会面貌*重要的史料价值，《泰晤士报》对民国初期及时、全面、连续的观察和记录，有助于当代的读者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认识百年前中国的历史。
1912至1919年的八年间中国所经历过的重大事件在本书中呈现，民国初期的时代气息体现在每个新闻报道的细节中，左右、推动着事件演进的相关历史人物，也在其中呼之欲出。历史以一种*接近真实的形式展现在眼前。
本书选译《泰晤士报》1912-1919年对“*”建国初期*为重要的历史人物和大事件的报道，全景式地重现了这一时期的历史画卷。
1912-1915年，以袁世凯的主要政治活动为中心，涵盖了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当上民国大总统、制造宋教仁案、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拒绝承认“麦克马洪线”而维护了西藏主权，*后因复辟帝制称帝而在众叛亲离中死去等重大历史事件。
1916-1919年，以北洋三杰中的“北洋之虎”段祺瑞为中心，以北洋军阀为主体，涉及北洋军阀的派系分裂和纷争、段祺瑞三造共和的政治行动、北洋军阀对南方用兵及南北议和、段祺瑞政府和日本签订的“西原借款”等系列秘密借款协议、与日本代表在北京秘密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直皖战争全程报道等丰富内容。
本书不仅使读者以全新角度思考、审视这一段历史以及它对中国现代史潜移默化的影响，亦为专业研究提供了有益史料。
1912
中国的和谈会议／2
对满人们的警告／4
发生在中国的危机／7
清王朝被推翻／8
有人意图暗杀袁世凯／11
清皇族宗室在皇宫召开会议／13
中国所面临的新难处／15
清廷发行“爱国债券”／17
满人们的踌躇犹疑／19
上海的绑架事件／21
南京临时参议院和孙文／22
中国的敌对派系／23
对孙文所作的采访／26
满人宣布逊位／27
南京领袖们的策略／29
清王朝的崛起与覆灭／31
满人王朝的退位诏书／37
北京城里一派肃静／39
南京共和政体与列强／41
中国的位总统／43
袁世凯在上奏清廷时对时局的阐述／45
南京对袁世凯的期待／50
中国的饥荒问题／51
南京代表们在北京／53
北京的军队哗变／55
北京的哗变／58
孙文的信心／61
华北的无政府状态／62
南京方面提出的要求／65
中国的任大总统／67
中国新上任的总长们／69
孙文辞职／72
共和中国／73
满人帝国的覆灭／76
中国的现状／79
中国的新秩序／82
中国的煤炭资源／84
中国与外国银行一笔国内贷款遭到拒绝／87
中国总理已打算引退／89
中国总理的辞呈，及无政府主义者言过其实的报道／91
中国的总统及其将军们／93
孙文与总统／99
中国的前景／101
处决两位将军／103
袁世凯的麻烦／104
袁世凯和参议院／107
对悲观者的回复／108
莫理循博士对中国局势的见解／113
孙文在北京／115
中国及其未来／116
诞生一年后的中华民国／119
中国的革命／123
1913
中国拖欠还款／128
共和之下的广州／130
中国的形势／134
鸦片问题／136
袁世凯的专政／139
在“少年中国”控制下的报界／141
俄国和中国贷款／145
隆裕皇太后之死／147
中国的禁烟大会／150
孙文访问日本／151
中国的总统大选／153
中国的财政状况／157
北京的国会／160
中华民国的内忧外患／162
中国国会的开幕仪式／166
中国国会的策略／167
改变政策的缘由／169
中国
的贷款协议未经国会许可签署完毕，孙文党派对此表示抗议／174
中国的总统与其政敌／176
国民党对中国贷款的抗议／180
选举议会成员／181
袁大总统的处境／182
袁世凯向中国南方的革命党人发出警告／184
袁世凯和南方派系／185
对中华民国的承认／186
中国的财政情形／189
令人感到较为乐观的中国前景／194
袁世凯和南方派系／196
中国西部的贸易／199
中国本土报界的过分行径／203
中国的政治麻烦／207
中国的外债情形／208
中国南方的动荡局势／213
华南地区的动荡局势／214
中国的另一场危机／216
中国的危机／219
南方各省的动荡／220
中国的禁烟运动／222
中国的骚乱／226
中国的骚乱／228
北京颁布戒严令／232
对江南制造总局再度发起进攻／234
对江南制造总局的攻击遭到挫败，政府发出轰炸郊区的警告／235
宣告中立／236
军事行动的进展／238
袁世凯的胜利／239
中国叛军的失利／240
中国南方的叛乱行动／242
中国的新总理／244
上海的叛乱分子／245
中国内战结束／246
中国南方的反叛行动／248
政府军向吴淞炮台推进，280名叛军分子被重重包围／250
孙文对总统的劝告／251
北京与反袁行动／253
叛军放弃吴淞，已连夜向外逃窜／255
广州的战斗／257
中国政治中的金钱因素／258
南京的防御战／260
政府军围攻南京的进展／263
北方军在南京／264
南京陷落／265
南京遭到洗劫／267
中国向日本致歉 袁世凯组成新内阁／272
日本人向政府请求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273
“康有为内阁”／275
中国的骚乱以及后续事件／277
南京
暴行后，日本指出对北京方面所提的要求必须立刻得到履行／280
日本所提的要求，中国已全盘接受／281
北京的新内阁：一个势均力敌的组合／283
日本对中国的后通牒／287
中国向日方致歉，英国在平息事态中的影响／288
中国
与列强间的财务政策／290
中国的总统大选，列强是否认同的问题随之出现／292
中国保守势力的影响／293
中华民国总统今日选出／296
中国与列强／298
袁世凯当选总统，今日将举行就职大典／301
麻烦不断的两年／302
袁世凯当选民国总统／305
袁世凯及其政敌／308
北京的铁腕人物／310
袁世凯的政治理想／313
外国军队在中国／317
中国铁路的发展／319
有关张勋将军的一则消息／321
广州城的海盗问题／322
中国的金融与政治状况／326
令人胆寒的南京将军／328
1914
中国的财政前景重／332
袁世凯的政治信条／334
一场发生在上海的政治暗杀／339
中国的财政状况／341
中国进步的标志／344
中国盐税整顿的进展／347
政治报复／349
“白狼”军队蹂躏四方／351
南京的城墙／355
中国与标准石油公司／356
袁世凯和祭天仪式／359
有关汉冶萍公司的交易／362
张勋将军其人其事／365
新的中国铁路贷款／368
中国宪法的修正案／370
东京正成为一处危及民国的地方，东京的留学生们面临困境／371
“白狼”的声明／373
中国铁路的问题／374
中国的独裁者／377
袁世凯的内阁／379
拟议
中的中国贷款由伯利恒钢铁信托公司提供 雄心勃勃的海军计划／380
中国侦探闹出的笑话 带来更为严重的压制情形／382
袁世凯主宰局势／384
中国面临的麻烦／385
莫理循博士谈中国／388
中国的独裁者／391
中国的药品交易／395
青岛的德国武装／398
中国正紧缩开支／399
日本宣战／400
青岛陷落／402
青岛及其重要性／403
摩登北京／406
共和的另一种表述（代序）
《帝国的回忆——〈泰晤士报〉晚清改革观察记》定稿付梓后不久，我即开始着手选译该报对中国民初时局的新闻报道。当时并未想过要再次成书，相对清末，民初现场更是纷繁芜杂，国运、人物、事件均是盘根错节，仿佛迷宫一般，我自忖无法独立梳理出这些千头万绪。之所以愿意继续埋首故纸堆中，一方面，是自己在编译上一本书时所积聚起来的热情仍维持着某种惯性；更重要的，则是我想从《泰晤士报》的讲述中，对袁世凯后几年的人生轨迹再作一次较为完整的了解。
读者朋友从《帝国的回忆——〈泰晤士报〉晚清改革观察记》的后半部里能看到，在当年的风云变局中，袁世凯的形象与分量逐年清晰。直至武昌起义爆发后，中外焦点几乎全部聚集在他一人身上，不夸张地讲，一时之间，中国的命运似乎系于其一人的手上。这一点，近年来的历史研究其实也早已做出佐证。但囿于对清末“新政”的选材范围所限，《帝国的回忆——〈泰晤士报〉晚清改革观察记》中与袁直接相关的记述其实既不多也不深入；并且，多半内容还都被隐抑在了有关事件里。对这样一位在时局中举足轻重的历史人物而言，这不能不说是一点遗憾。我想，虽然自己对袁世凯的终命运和历史评价都早已了解，但若能继续借《泰晤士报》的视角去作另一番观望，想必一定会有另一种意想不到的收获。
因此之故，这一次，我决定不再在选材的设定上给自己更多的限制。自1912年清帝退位起至1916年袁世凯去世，其间凡与他本人有关的主要新闻事件，都进入了我的搜索范围。结果，工作一开始，我便立刻发现，《泰晤士报》对中国民初几年的报道，几乎泰半以上就是对袁世凯及其所代表的北洋政府的现场记述。换言之，“民初即北洋、北洋即袁某”，仿佛是《泰晤士报》对当年中国新闻报道的既定路线和宗旨。继而，我又从中领悟了一点，若以主流新闻的报道角度出发，袁世凯与他所代表的北洋政府，似乎才是西方人眼中民初时局的主角。英国的主流报界对这一段历史的记录，为中国的“共和”作了另一种生动而细致的表述。这一发现令我对手中的工作重新建立起了信心，我相信，若是自己能循着这一方向，认真探索《泰晤士报》的文字所记载下的那一段历史轨迹，一定会有更多的收获。
译稿过五万字时，出版社方面再次与我接洽、商谈编译续书的事宜。我知道，这不仅是对自己工作的印证，更出于双方在成书理念上的某种默契。经过一再的沟通、商讨，我们决定在既定的选材理念上，从时间与空间上对选材范围再作进一步的延伸。就时间而言，设定为自1912年初民国肇始至1919年底五四运动以后；至于空间上的延展，则是对这一时段中以北洋政府事件为代表的中国国内及国际形势再作一次更全面、深入的扫描。
一年的编译工作正如一次宝贵的学习与探索。在这一段历史中，我既看到了许多与早已熟悉的近现代史叙事所不尽相同的片断，也更加理解民初十年对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意义与价值。如果说，原先可能会产生于清末的某种社会新局面被一场革命给打破了，但产生这种新局面的肇因，其实并未因为革命取代改良而消失，反而是更深刻地影响着革命所带来的新的年代。朝代可以在转瞬间遽变，国策也可以随当政者政治主张的不同而相左，但历史的进程并不会因此而留下任何断点。今天的结果取决于昨日的诱因，明日的可能又植根于今朝的现实，历史从不会留下哪怕是一天的断层。
回首民初十年，虽然时有波折甚至倒退，但“建设”的主题还是基本明朗的，权力逐步移交给法统、制度逐步取代个人的趋势也都算清晰可见。可以说，这正是晚清“改革”中的积极因素在思想意识与社会潮流上留给民国的宝贵遗产。试想，若是当年身处这一时局中的各路风云人物，能够一以贯之地本着追求和平建设中国的理念，共同促成“制宪”、“成立议会”等大事一一妥善达成，将会更积极地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若是真的如此，民国中央政府的权力势必会得到空前的稳固，国家的财政税收体系也定会日益完善。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国家军队的转型、中国在国际上应有的地位及待遇等问题，原本也都有望朝向日益理想化的方向稳步迈进，民主风潮蔚为盛行则更有势不可当之势。但可惜的是，因为当时领袖人物的思想限制与独裁意识、政治组织的极权化变形，纷争和厮杀很快便取代了合作与团结，历史并没有在那个关键点上给中国留下如此理想化的一页。转型中的新兴共和国，无论在国内事务上，还是在国际关系中，都仿佛是一片荒草丛生、龙蛇混杂的漫漶沼泽，令人在看得眼花缭乱之际，徒留无尽喟叹。
然而，若与此后日益混乱、分裂、对抗的中国社会局面相比，民初的十年依然令今人充满遐想。今天，许多国人遥想民国、畅谈民国，更多的是出自对那个时代的怀念。在那十年中，新兴的共和国并不强大，甚至时见捉襟见肘的尴尬局面，不仅基础薄弱、百废待兴，更是时局诡谲、外强环伺。而它从西方社会临摹来的一切，也多是徒留其表象，却未注重改造表象背后的真正基础。但属于那个时代的价值，却还是清楚地落实在了每一个社会细节中。如果说，“民国范儿”总予人一种难以形容的活泼生动、酣畅淋漓之感，那么，我觉得，能体现、反映出这种“范儿”的年代，正是它初的十年。
从这本终完成的书稿中，读者朋友们不仅能从一个新的角度完整重温1912至1919年的八年间中国所经历过的重大事件以及在其中左右、推动着事件演进的各派系相关人物，更能从许多早已湮没在历史尘埃中的细节里窥探到这些事件的来龙去脉。不仅如此，那些在当年的国际形势中深刻影响着中国时局发展的外交事件，如为北洋政府运作“善后大贷款”的国际借款团、次世界大战、日俄两国与中国的外交较量等诸多史实，也都在书中一一涉及。而那个年代里中国社会在经济、文明上艰难的发展与进步，也能从本书中找到佐证。
我自己认为，与《帝国的回忆——〈泰晤士报〉晚清改革观察记》相比，这一本《龙蛇北洋——〈泰晤士报〉民初政局观察记》在选材范围上更为宽泛、广阔、自由。在编译的过程中，我更是对重述新闻事件的全面和完整性有了新的认识。当然，在选编、翻译原新闻稿之余，我也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尽自己所能对书中的史实作了认真的考证，并在许多篇章后留下尽可能详尽、客观的注解。此外，在上一本书中因为过度拘泥于原文句式结构而在翻译上造成的某些问题，也在本书编译伊始便得到了自觉的纠正。这一切，都令《龙蛇北洋——〈泰晤士报〉民初政局观察记》一书在条理、脉络上显得更为清晰、流畅，对于历史记录的回顾也更加完整、生动。可以说，在本书中，我尽力所做的一件事，便是将原本零散、片断的《泰晤士报》新闻稿，串成一部以英国人的视角观察、写成的“民初编年史”。
谨以此书回顾并纪念那个特别的年代。更期盼读者朋友们能和我一起，从历史的深远之处瞻望、遥想未来，以探求民族的前行方向。
译者
2016年9月
在本书中，我尽力所做的一件事，便是将原本零散、片断的《泰晤士报》刊发的新闻，串成一部以英国人的视角观察、写成的“民初编年史”。
读者朋友们不仅能从一个新的角度完整重温1912至1919年的八年间中国所经历过的重大事件以及在其中左右、推动着事件演进的各派系相关人物，更能从许多早已湮没在历史尘埃中的细节里窥探到这些事件的来龙去脉。
——编译者
1912
中国的和谈会议
清政府代表请辞 皇宫为其军队而交出财富
（本报记者，北京，1月2日，1912年1月3日刊登）今日，圣上和袁世凯接受了政府和谈代表唐绍仪的请辞，在上海举行的和谈会议中，由于他所表现出的唯唯诺诺的态度，已受到了严重的责难，连他自己也觉察到已不容于这一身份。今后有关暂停双方武力对抗、延长休战协定、国民大会的选举模式以及有关会议的地点和时间等等事项，都将通过袁世凯和伍廷芳之间的直接交涉来决定。
唐绍仪接受清军后退33英里以至于撤出汉口和汉阳的条件，已经引起了清军统帅们的强烈抗议，但是，假设能够就此赢取更多时间并在维持中立地区的治安问题上取得满意协定的话，就没有任何理由去怀疑，这种撤退将会达到其目的。而在我们这里，因为这一要求将会离间清军可能的善意，迫使他们不得不从自己经过一番鏖战后已经赢回的地区中撤出，从而令其觉得自己“大失脸面”，所以，这一要求被认为极不明智。
今天，袁世凯在皇宫中受到了一次很重要的约见。他再一次表达了自己请辞的意愿，但又在隆裕皇太后表示将从大库中调拨三百万两银子后重新考虑了自己的要求。这笔银子的数目，足够应付军队和其他政府机构长达六周之久。
除了一人之外，每一位满族亲王都接到了十五位重要汉人统帅的强制性要求，亲王们被要求拿出可维持清军花费所需的大笔金银。
北方军队的哗变
（路透社，北京，1月2日，1912年1月3日刊登）驻守滦州兵工厂的700名士兵今天发动了兵变。其中，指挥官本人逃到了开平，在那里，他向位于天津的铁路局发出了电报，声称哗变者们意在中断铁路交通。当时，西伯利亚邮路并未经过滦州。
对满人们的警告
滦州发生兵变，各省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中
（本报记者，北京，1月4日，1912年1月5日刊登）极为引人注目的是，迄今为止一直在强力支持着满人们反对共和的北京报业，今天却敦促朝廷，必须接受不可避免的事实，认识到整个国家的意愿，并尽早宣布逊位。该报业甚至以路易十六和查理一世的命运为例，向他们发出了警告。
刚刚发生在滦州的士兵哗变，地点正处于北方铁路的主干线上，这让朝廷更是陷入了一团糟的境地之中。在那里发生的具有威胁性的骚乱，已经干扰了铁路的正常运行，今天，外国军队的统帅们已经决定以外国兵力占领铁路，以应和签订于1901年的有关条约，该条约保证，在北京和沿海之间，要维持畅通无阻的铁路运行。但是，袁世凯今晚已经通知了各国公使馆，称秩序已经得到了恢复，事态归于平静，一切正常交通将于明天再度启动。
共和派的内阁
在南京任命的新的共和派内阁，囊括了几位当今中国能力的人物。外交总长王宠惠是一位耶鲁的毕业生，曾将《德国民法典》翻译成英文。他是一位具有罕见造诣的学者。张謇担任农实业总长，也具有非凡的资历。在袁世凯的内阁中，他曾经被授以同样的官职，却遭到他的拒绝。财政部总长陈锦涛，也曾经被囊括在袁世凯的内阁中，而内务总长原先已具有省级行政长官的头衔。共和派的内阁目前正面临着在已经宣布起义的省份中维持秩序的重任，在这些省份中，有一些已经进入一种无政府主义的状态，尤其在四川省，英国的总领事和外国公众已经被强行要求离开其省会成都。
休战状态
原先的休战协定将于明日到期，但是双方都已经同意，除非由两方负责督战的指挥官发布命令，否则，战事将不会再起。同时，清军正从汉口和汉阳撤离。所有迹象表明，虽然双方均表示已预备好随时再度开战，但实际上都期望能避免更多的流血牺牲。
发生在中国的危机
革命的胜利
（本报记者，北京，1月8日，1912年1月9日刊登）在周四，我向领事机关发去电报，报告身居四川省会成都的英国总领事及外国公众因为该省陷入无政府状态而被迫离开的消息。稍晚些时，据同样来源的消息指出，这一声明并不正确。成都的情形确实如所描述的那样，但是，直到12月24日，英国领事馆仍未撤出成都。
日本所报道的有关外国公众撤出重庆的电报，尚未得到英国公使馆方面的任何确认。
（路透社，北京，1月8日）停战协定仍未更新，谈判仍陷于僵局之中。政府希望革命党能够向北再移近一些，因而可以造成双方展开对阵战的机会，由于缺少资金，政府无法派遣一支拥有精兵强将的军队向南进攻赢取胜利。
陕西的叛军以及革命党人都加入了兵力，其总数达到约1万人。他们已经夺回了黄河边上的郑州，目前正向70英里以东的河南腹地挺进。被派到陕西的清军救援纵队在河南的强敌面前败下阵来，但是，增援部队也正在同一时间由北方赶来。
清王朝被推翻
清廷正为其逊位条款进行谈判
（本报记者，北京，1月14日，1912年1月15日刊登）有关皇帝逊位的谈判已经取得了可观的进展，一封由上海商会发给庆亲王、前摄政王以及总理大臣的电报尤其令人侧目。电报敦促说，在华南、华中以及华西的省份里，清王朝的权力已经失效，因此，外国人的生命与安全也就失去了保障；冲突的延续也将毁了在华的外国商人们，导致中国无法履行它对外国所应尽的义务，并会危及那些爱好和平的中国人的生命与财产；对于提议中的国民大会的有关法规，双方存在着截然不同的意见，短时间内，很难就此达成基本共识；因此，除非双方都同意成立某种临时性质的政府，否则，敌意的持续将在所难免；并且，一个可以被双方接受的临时政府，必须是民主的，因此，在此之前，必须先放弃任何独裁特权。
几乎全体亲王都赞成退位的主张，因此，问题本身已经成为如何保障退位者的人身安全及如何确保退位后在优恤金上的支付。
据我的理解，一俟条款拟定，皇室会以皇太后的名义颁布退位诏书，袁世凯的官职会予以保留，以期按照条约中所规定的由共和临时政府所作出的指示，继续以现存的运转体系来维持政府，并与南京临时政府通力合作以成立一个联合的临时政府。该联合政府能够起到恢复秩序的作用，并会取得外国政府的承认，它将持续存在到召开国民大会为止。到那时，便能由此而建立起一个永久性的政府。
困难之处
困难是多方存在的。其一是满人对未来所受到的待遇缺乏信心。很明显，身居全力效忠皇室的袁世凯政府之下，满人们会比身处其他领导者之下更有信心，因为这些领导者对于清王朝都怀着根深蒂固的敌意。出于这一原因，满人必定会倾向于继续由袁世凯出面统领局面，不管他会被称为“总理”还是“总统”，只要袁世凯留任，他就会继续效忠皇室，也才能保证满人们的未来。
另一个问题牵涉到逊位后皇帝的未来居处。虽然共和派们表示愿意在此问题上作出让步，但许多人还是主张，皇帝应该退避到热河一带，而非赋闲在邻近北京的颐和园里，与此相关的准备工作也已经在进行之中。
在第三个问题上，双方若要达成彼此的妥协却至为困难，这就是有关临时政府的所在地。有人建议，临时的中央政府应该定都天津，共和派的各部总长们对于北京都心存戒惧，唯独外交总长一人需留守在北京。
给予朝廷的优厚待遇
目前正在进展之中的谈判为皇太后提供了优厚的待遇，皇太后本人会受到特别的礼遇，而皇帝和各位亲王所得到的优待费也足以维持他们的体面，至于具体数目，目前还在双方的讨论之中。我了解到，如此待遇将在制定宪法时得到充分体现，并将正式照会各列强国家派驻在北京的代表们。优惠待遇也将会给予所有的满洲旗人们，按照所提的条件，所持者将在有生之年全数获取这一笔优待费，但对于其后代，则将不再给予这一优惠条件。即使是现在，虽然中国无法按时支付外国赔款，但每月还是照样将70万两白银花在满人们的聚居地北京、张家口和热河等地的旗人身上。皇室将保留他们的私人财产和宗庙，但是清政府的财产则将归还给国家。但若发生任何不忠事件，则所有的优待费将予以没收，而所有的太监则将被驱逐出宫。
以上这些，即为目前已在安排之中的主要内容。
有人意图暗杀袁世凯
北京发生了炸弹事件 嫌犯已遭逮捕并认罪
（本报记者，北京，1月16日，1912年1月17日刊登）因为爆发了意图暗杀袁世凯的事件，北京今日引发了一阵轩然大波。事件发生在袁世凯结束宫中会议后回转住处的途中。这位内阁总理大臣有幸毫发无伤地得以逃脱，但是有包括保镖、警察和街头小贩在内的20人，却在爆炸中受伤，有些人的情形还相当严重，一位保镖头目还因此丧命。
爆炸事件共启用了三枚炸弹。它们体积很小，不过是炼乳罐头的大小，但其中却藏有威力巨大的炸药。有一枚没有炸开，另外两枚则因投掷失误而在马车后方爆炸。当时，总理大臣正飞车赶回自己的住处。
邻近地区即刻展开了一系列措施，三位投掷炸弹者和其他嫌疑人已被悉数逮捕。三人均坦承自己的罪行。他们承认自己是革命党人，声称他们的目标就是要暗杀仍在与人民为敌的袁世凯。其中有两位是贵州人，另一位是直隶人氏。
他们的尝试波及了不少无辜的人，并差一点置已在阻止对抗继续发生的袁世凯于死地，对于国家目前的危局来说，袁世凯可谓是不可或缺的人物。
皇宫里的拜见
昨天，庆亲王和前摄政王探望了袁世凯，并就逊位的终条款作了长谈。两位亲王均就内阁总理大臣对朝廷的效忠表达了他们的感谢之意。今天一早，袁世凯去皇宫拜见了皇太后，并就宣布逊位的诏书的有关字句与她交换了意见。在这些场合中，袁世凯都表现得如准帝王一般。在从其住处到皇宫的路上，他遍布了满街的士兵，而警察署的庞大警力也遵守执行着他的号令。他是在入宫觐见后于正午时分返回的途中遇上暗杀事件的，幸好，暗杀并未成功。
清皇族宗室在皇宫召开会议
袁世凯将成为临时大总统
（本报记者，北京，1月18日，1912年1月19日刊登）昨天，来自内蒙古的八位蒙古亲王和皇族宗室的亲王们，在皇宫里召开了一次会议，共同讨论有关逊位的程序。除了蒙古的喀喇沁亲王（这位亲王英勇地主张，要将这场不可能会打赢的战争继续进行下去，他因此而获得了一些廉价的赞誉之词）之外，所有人都赞成所提议的方案。因为对人在南京的共和派领袖们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而这些领袖目前所推行的政策也因其合理性而使各方重拾信心，所以该方案目前仍在修订之中，以期达成各方的满意。袁世凯和皇太后均未出席昨天的会议。而明天还会召开另一个会议，皇太后届时将会出席，但袁世凯仍不会现身，他自今日起连续告病三天。
程序
据两派之间达成的共识，目前的安排是，清廷将颁发两份诏书。很明显，份将会在袁世凯并不知情的情形下颁布，袁将被授予全权在中国建立共和政府。17省的代表目前在南京集结，并将推举他担任大总统，袁也将会接受这一决定，而目前的临时大总统孙文则会按其本人意愿卸任。然后，袁世凯将接受总统的职位，皇帝也会随即在第二份诏书中宣布逊位。
皇帝逊位之后，孙文将前来北京和袁世凯商讨有关成立新政府的事宜。共和派的领袖们也将允许皇帝在逊位后继续保留满人皇帝（非中国皇帝）的名号。
朝廷的优待费
袁世凯提议为逊位之后的朝廷提供每年500万银两的优待费。对于身为光绪皇帝遗孀的隆裕皇太后还将会有特别的礼遇，因为光绪帝是清国现代皇帝中的位改革者。
将所有这些因素汇总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目前的困境中，中国还是会达成某一种和平的、令人满意的结果。
北京的炸弹暴行
（路透社，北京，1月18日）三名尝试暗杀袁世凯的人员今晨被行刑官处以绞刑。
中国所面临的新难处
（社论，1912年1月22日刊登）中国的情势在突然之间急转直下。周四时，各派之间似乎已经达成了协议。朝廷方面已经同意逊位；袁世凯也已经被赋予全权以建立共和；南京方面的共和派人士都推选他为总统，而他们所推举的临时大总统孙文，也将会卸任以成全这一安排。从表面上看，一切事情都已安排妥当，剩下的似乎唯有照单执行。谁曾想，两天之后，孙文竟否决了这一安排，所有事情又再度充满了变数。对于外国人而言，理解一场革命运动的发展趋势总是一件难事，而当这样一场运动发生在东方民族之中时，因为其人民的观点和思维习惯对于欧洲人而言几乎深不可测，因此，这种困难更会加倍。
据本报北京记者提及，孙文似乎已经被人说服，袁世凯打算背叛其誓言，并将目标瞄准在夺取独裁权力之上。在发给袁世凯的电文中，孙文明确表明了他对这位政治家的不信任。双方在周四应该都已经予以接受的诏书，确凿无疑地赋予袁世凯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南京的共和派却只打算默许这位由他们自己同意选为总统的人暂时性地享有这些权力。他们要么是对其信用从未曾怀疑过，要么是将这份怀疑深藏在自己心里，直到袁和朝廷对如此安排作出承诺。在孙发给袁的电报中所提出的另一方案，和双方所接受的北京的那一份相比，简直有着天壤之别，北京方案中那两份本来要颁布的诏书曾在本报记者于周五所发出的消息中描述过。这么一来，袁世凯由清王朝到民国的权力更替之路在各方面都被阻断了。电报中所提出的另一方案明确地提出，那一位中国有权力的政治家、曾经代表朝廷一手指挥南北和谈的人物，在列强们承认民国之前，都不会在新政府里有份了。他并不能“建立共和政府”，而只是一个被动地看着别人建立共和的见证者。他也不会成为什么总统，而只是一介普通公民。朝廷将直接向集聚在南京的人传达其权力和特权，而毫无疑问的是，孙文还是会继续担任他的“临时大总统”一职，并将继续管理国家大事。
这么看来，本报记者将这一消息描述成是对袁世凯的“羞辱”，便也不足为奇了，我们几乎无法不去假设，这就是摆明了要羞辱他。而这么做似乎既不明智，又冒犯无礼，除非我们真的会认为袁世凯对改革者们并未释放出任何善意。目前，我们还没有什么证据可以支持这样一种观点，但是，除非这一假设成立，否则，南京派系及其领袖们的行为似乎就是无法原谅的。他们将民国紧紧抓在自己的手里，要知道，他们已经同意选举袁世凯作为总统，而这种同意也足以说明，他们已经承认了袁是适合这一职位的人。令我们感到害怕的是，他们正在危胁着和平局面在自己那一方的实现，并因此而将他们的国家从里到外都暴露在严重的危险状态中。面对着所遭遇的一切，袁世凯在自己新的处境中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做法，我们不能去无端臆测。而孙文的这一做法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会不会在因缘际会之下，袁的那些昔日的满人政敌们，在他必须要面对南京态度的改变时，重新启动他们在朝廷上已经酝酿好的阴谋呢？
我们认为，袁是一介强者，他并不太可能会屈服于强加在自己头上的羞辱，无论是在满人中，还是在汉人里，他都有许多拥护者；人们相信，帝国中实力强大的军队仍然在效忠于他，因为那毕竟是他自己一手成立、训练出来的军队。面对着那些千奇百怪的各色派系从四面八方对他的重重攻击，他可能会屈服，也可能会下了狠心要和南京方面一较高下。无论将会发生何种情形，令人担心的是，中国的人民将注定经历许多苦痛，而国家也一定会不可避免地陷入愈来愈大的危机之中。我们所欣然乐见的是，那些已经因为内乱而背负了灾难性损失并对其深感厌倦的人民，可能仍在坚持着争权夺利的政治对手们会终达成和解。
清廷发行“爱国债券”
（本报天津记者，1912年1月23日刊登）对一个革命中的东方国度来说，财政上的短缺一定是其政府所无法避免的情形。导致革命爆发的根本原因阻碍了自然资源的开采，而国民的信心缺失也导致对内借贷成为不可能的事情。从外界获取资助同样变得非常困难，有谁会信任一个动乱国度的政府呢？在这样的情况下，该政府必定要凭借一些离奇、非常的手段来补足国库。刚刚在北京发生的事情，就因为其原因的简单、效力的表面化及其无法应付形势之需的可怜处境而变得引人注目。
大约在两个月之前，朝廷颁布的一份诏书批准了发行爱国债券的事宜。声明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政府想要从国家各阶层民众那里得到自发性的财政支援，似乎总是一件不太可能会实现的事情。不管怎样，12月20日，北京由于一份将发行价值为3000万元爱国债券的声明而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出售债券的收益将被“完全用于国家的军事及日常花费”，债券利息为6%，将于九年之内付清；此外，“出售债券所得将会由大清政府银行保存，以作为发行银行票据的储备金之用”。诏书规定：“所有具备以下资格者有义务购买债券：一、王公大臣及世袭贵族；二、京畿与各省的高官；三、首都与各省的部门、衙门人员；四、公务人员。”这份网罗了一大群人士的名单包括了所有年薪在1500元以上的人士，并具体指出他们必须用于购买此债券的薪资百分比。那些薪资在1500到2000元之间的人士一定要投资其年薪的2.5%，而那些薪资在2万元以上的人士则“有责任”拿出相当于其薪俸15%的钱来购买债券。各级商业和教育机构也受邀加入，购买总数超过1万元以上者，政府将以金牌和皇家手书的匾额相赠。而那些错报个人收入、购买金额不足者会被要求加倍补足；对拒绝购买者，将强迫其成倍贡献并处以罚金。
呼吁官员们为国家报恩
促成颁布此诏书的度支部在陈情书里这样写道：“国家正处于危险的边缘，其财政来源已经枯竭。本着不愿徒增人民负担的宗旨，朝廷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自宫中拨出庞大的资金来供应一切所需。本朝所有官员均应效法于此，以彰显其赤胆忠心，奉上自己的盈余，以补国家财力所缺。每一个人都应该尽其卑微所能来分担朝廷的忧虑。我们期待，世受浩荡皇恩的诸位王公贵族，能够尽其所能来购买比要求他们的数额更多的债券，以树立榜样，供他人效仿。”
不幸的是，对于度支部而言，购买场所的那些令人心碎的体系并不真的是用来让官员们对“皇恩浩荡”感恩戴德的，事实是，官员们的薪资都少得可怜，这强迫性的“尽忠”根本于事无补。如果能找到一种更为实际的方法来“榨”出这些官员的油水——这些油水才是构成中国官员们收入的主要部分，那么，才有可能筹到一笔数目非常可观的款项。
国家有一半在帝国政府的控制之外，这一事实一定会阻碍这一募款方式的成功，而更进一步的事实是，就政府所能控制地区的多数官员而言，其薪资大都处于拖欠未付的状态之中，再加上还会有停止给付的可能性，更是让这一“爱国债券”的前景显得一片渺茫。
以下这段短文出现在今早的中国报纸上，它显示了“少年中国”对于靠剥削民脂民膏而暴富者的态度，与此同时，它也显示出想让这些人分出一杯羹的想法有多么不切实际。
袁世凯正看出，想要谈判到一笔外国贷款有多么困难，他手里根本没有钱来供给自己的士兵们。现在，他想出了两个法子。一是要隆裕皇太后交出皇宫里储藏的钱财；二是打发人去查证满人亲王们究竟在外国的银行里存了多少银子。然后，他会要求他们交出其中的八成；如果他们不答应，他就会将其全数没收。
满人们的踌躇犹疑
亲王们与内阁总理大臣的较量 孙文所持的态度
（本报记者，北京，1月23日，1912年1月24日刊登）在铁良不怀好意的鼓动之下，反对袁世凯的满人势力正在武力上持续增强。内阁总理大臣声明，他的处境正变得愈加艰难，并且再度威胁要考虑辞职。昨日，在朝廷的会议中，软弱不堪又踌躇犹疑的满人亲王们做出了一个决定，皇太后同意先不立即逊位，而是先等待朝廷在12月28日的诏书中曾经提及的国民大会的决定。庆亲王未出席会议。亲王们正因此而迈出生死攸关的一步，确凿无疑地试图在下周日休战协定到期之时重启敌意。如果这一切发生的话，满人们将会失去提供给他们的优待费、财产以及袁世凯努力想要使他们得以保障的一切。
如果袁世凯真的像他所威胁的那样辞职了，想必身为1900年义和拳领头人物之一的铁良就会成为满人们的总司令。包括能力卓著、在危机发生的整个过程中一直维持着北京秩序的内务总长赵秉钧在内的整个总理内阁，也都将会辞职；山东、山西、河南和直隶等北方四省将会宣布独立；而在满人和汉人军队之间，也一定会产生森严壁垒的分裂。
各国公使馆正以严重的焦虑感关注着新的局势发展。
袁世凯已经收到一份寄自伍廷芳的和解电报，提议将计划中的逊位声明中的某些用字换以其他陈述方式，此举意在消除一些歧义，这些歧义来自正考虑逊位的朝廷可能会向袁世凯传递的有关权力的类别。这显示出，将孙文近的电文形容为违背其承诺是不公平的。双方在理解上的差异来自某些误解与歧义，看起来，它们应该能够得到合理的解决。
上海的绑架事件
（本报记者，上海，1月22日，1912年1月24日刊登）三周前在外国租界内遭到绑架并一直被关押在老城厢牢狱中的一位大清银行原官员，今日在交出23000元的赎金后获释。这起案件已经成为领事馆反复抗议但徒劳无功的话题。临时的共和政府已经公开地谴责了勒索的恶行。但是，有充足的理由可以相信，有人向衙门的衙役们承诺，准许他们从为革命战争募集的款项中抽取一定比例的金额。
一位南京的记者对于这座城市的情形作了负面的报道。官吏们已经越来越管束不了人们，抢匪遍地皆是。孙文的动机是无可指摘的，但是他被一大群学生和民众团团包围着，这些人试图要干预每一个决定，彼此之间也总是争吵不休。
南京临时参议院和孙文
（本报记者，上海，1月25日，1912年1月27日刊登）作为国民议会今日会议的结果，南京共和派于今日发布了一份正式的声明，反驳了孙文为支持袁世凯而提议辞去总统任职的说法，并且附加说明，议会一直强烈反对这项提议，称这完全是孙本人提出的方案，并且只有在清楚确认袁世凯首先接受“共和”所代表的所有涵义之后，才会带着极大的勉强之意同意这么做。
看起来，孙文签署了这项声明令人难以置信。他自己早先发给袁世凯的电文在措辞上极尽友善之意，并且是配合了上海的共和派代表们的努力而发出的，为的就是消除议会目前反复重申的局势所产生的影响，试图将谈判拉回南京方面近做出明确规定以前所达到的状态。今日的声明证实了一些普遍流传的假设，即临时参议院才要对在后时刻突然向袁世凯大开条件一事负起责任，并且也是在实际上胁迫孙文的一方。
中国的敌对派系
（社论，1912年1月30日刊登）日本人密切关注着中国革命的动向，他们对于此事的兴趣，可通过昨天自东京传来的一条有关日本国会辩论的消息一窥端倪。很自然，日本外务大臣否定了其政府曾强行要求中国维持君主制的说法，但是，他似乎又承认了驻京的日本公使伊集院彦吉先生确实如声称的那样曾向袁世凯敦促过实行这一政策。其声明如下，人们会记得：伊集院先生曾知会中国的政治家，在任何情况下，日本都不会承认一种中国式的共和。内田康哉子爵已经向日本国会作出解释，伊集院先生不过是表达了他的个人观点罢了。袁世凯看来是误解了他的意思，或许，这一错误不可原谅。
日本国会究竟对这一议题表达了怎样的观点，我们无法陈述。我们所知道的是，在公使们和“开明人士”之间所进行的讨论是如此生动、热烈，人们认为它很适合被用来引导关起门来进行大辩论的双方中的后者。毋庸置疑的是，大多数声名显赫的日本政治家的期望是，中国应该一步步地迈上进步的道路，但更为重要的是，它不应该在突然之间就把一种迥异于其自身的政府形态拉进国门里。中国人具有这种渴望是完全自然的，是合情合理的，也是我们自己所抱持的。对于那些关心着正被其邻国所瞩目的中国革命的人来说，这场讨论是一个提醒，革命越早落幕，那些邻国就会越高兴。真正关心其国家福祉的有智识的中国人，会尽可能将这样的考量铭记在心里。
自从我们发表上一篇社论以来，中国在其时局的解决办法上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但时局中令人高兴的一点是，冲突各方之间的大规模对抗并没有再度发生。和平落幕的前景仍是有希望达成的，但这一前景却暧昧不明，令人无法确定，并且，在每一天中，它都在变化。满人想对袁世凯施行的阴谋，突然之间就宣告失败，正如它在突然间兴起一样。几天前，袁的老对手和政敌铁良看来是要逼着袁辞职，然后自己成为无可争辩的满人领袖。本报北京记者曾指出过义和拳一旦成功后所可能产生的某些连带后果。其中，北方四省有可能会宣布独立，满人和汉人军队之间的分裂会达到极致。但是，铁良的命运无疑在冥冥之中早已注定，或至少说，一直都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之中，正仿佛其运气在突然之间达到高峰一般。满人们自己将他排挤出局，他们的报纸都在声讨他试图重蹈1900年间曾发生过的暴行。本报记者认定，满人们在态度上的这一剧变，是因为他们害怕袁世凯会真的像他所威胁的那样辞去全部职务，然后将一堆烂摊子丢给满人自己去应付。如果这真的是他们这么做的动机，那还是要对他们的决断表示一些肯定。如果他们害怕会失去袁世凯的效忠，那一定是因为他们知道，对于他们而言，这一效忠是多么不可缺少。
周四时，朝廷发布了宣告皇太后及满人亲王们的意图，也包括南京共和派参议院官方声明的诏书。我们被告知，这份诏书被认为是一个和平的讯号。它确实将逊位的时间推迟到召开国民大会之时，并假设12月28日诏书所提的条件都已经达成并对外作了公布，但是，它以事态轻重缓急的论据证明了采取这一步骤的合理性；并再度声明，朝廷的目标便是确保以和平手段达成的结果；它指出，有关举行国民大会的谈判仍然会继续进行。在能够召集大会之前，还有一大堆事情需要安排妥善，应勉力进行这些谈判，因为和平、治安所带来的利益关系重大。
人们一定记得，在召开国民大会的地点、时间或其组成方式等细节之上，至今尚未达成任何协议。如果诏书是和平的讯号，我们恐怕得说，南京方面所作出的声明很难具备这一特点。更让人感到失望的是，仅仅在一周之前，伍廷芳才给袁世凯发去一封电报，电文所传达的意思似乎是，只要那时尚在考虑之中的逊位诏书在用字上可以调整，便可达成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普遍的理解是，孙文辞去“临时大总统”是深思熟虑中的安排的某一个条件。他会辞职，而袁世凯则会被南京的临时参议院接纳为总统。目前的正式声明却声称，所有这一切都是一个错误。声明断言，参议院一直以来都强烈反对这一安排。它接着又说，孙文本人及参议院都只是勉强同意这么做，而其先决条件则是袁世凯应该首先接受民国“存在”的事实。无论在本质上，还是在腔调上，这份文件都一点也没有和解、商榷的意味。我们担心，它们可能会清楚地证明上海方面的观点：临时参议院才是要对在袁世凯身上强加诸多条件负起责任的那一方。上一周里，在局势似乎能以某种较为公平的方式达成解决方案时，该团体实际上一直都在胁迫着“临时大总统”。如果这个看法是正确的话，朝廷方面的适中与温和并不能将双方的争端引领到和平落幕的终点。若要达成那一种万众期待的结果，至关重要的是，需要对双方都进行一番合理的拿捏与考验。
对孙文所作的采访
临时政府的策略
（本报记者，南京，2月4日，1912年2月6日刊登）我对共和派的临时大总统孙文做了一次长时间的采访。孙文向我保证，一旦袁世凯声明其本人是共和派人士的话，他将会立刻辞职，并将向南京的临时参议院积极倡议选举后者担任总统一职。在回答我对于满人逊位后政府有关安排的询问时，孙文告诉我，他提议，目前的临时政府应该持续一年，之后，他将辞职以让位于由国民代表大会所任命的新政府，这一代表大会也将同时经过选举而产生。他也告诉我，今日，袁世凯又致电请求将休战期延长七天，他也发来电报表示自己已经拥有权力接受革命派的条款。
临时大总统声明，在拥护共和的省份中所发出的恢复社会秩序的命令已经取得了进展。云南已经恢复了平静，南京城的秩序也完好地得以维持，和四川的交通则已再度开启。临时政府期待，在清帝逊位后，该政府可以被正式确认其执政地位，但同时也预备好授权袁世凯来控制北方各省。
满人宣布逊位
将为此发布三道上谕
（本报记者，北京，2月11日，1912年2月12日刊登）昨天，在由内阁代表、两位皇帝监护人和一位亲王代表所出席的朝廷会议上，经过南京共和派内阁修正的有关满人逊位后所受待遇的条款终于接纳。在周三所发出的电文中，我曾经准确地罗列了这些条款，的细小差别是，供给皇室日常所需的数额为400万两白银，这一数目将维持到货币改革为止，之后，这笔款项的数目将是400万元。
会议之后，两位监护人接见了袁世凯，今晨，内阁总理大臣也觐见了皇太后。在近的谈判过程中，皇太后比任何一位亲王都更展现出政治家的风范和特质，袁世凯向她递交了有关逊位诏书的文本，并获得了皇室的批准。
明天，清廷将会颁布三份诏书，份将表示满人对于逊位后所受待遇条款的首肯；第二份则会力劝人民保持冷静、接受号令、对谣言不予理会，并遵从皇室在有关新政体上的意愿；第三份将宣布放弃皇权，宣告认同政府的共和国体，并授权袁世凯与目前的南京临时共和政府共同建立一个临时性的中国共和政府。
通告列强
随后，外务部将向所有外国公使馆发出一份宣布新的国家秩序的通告，并且，因为一切通讯都将经过所认可的外交途径来进行，外务部也将会向获得正式承认的外交使节们公布朝廷方面的意愿。袁世凯则希望，列强们能够认可新国体是符合宪法章程的，皇帝是遵循全民族清楚明晰的愿望而自愿逊位的，并且已经作出宣告，其合法继承人也是在遵循全民族意愿的条件下产生的。
南京领袖们的策略
将继续做好武力对抗的准备
（本报记者，南京，2月9日，1912年2月12日刊登）本地的政治圈子就有关临时政府将在逊位问题尘埃落定后迁往北京一事表示感到意外，在天津召开的一次会议将讨论未来的政府结构。南京的临时参议院目前正在起草一份“临时约法”，以用于国家管理，直到整个国家的议会代表制度逐步演变为永久性的宪政制度。革命党宣称，他们不会听从来自北方的命令。他们的动机是完全从和平的角度出发的，他们希望清帝逊位能够使整个事件就此落幕，但他们也定意要将自己的大本营驻扎在本地，并且明白无误地确定要达成发动革命的目标。
基于这一原因，备战之事将会不折不扣地持续下去。目前，有55000名革命军驻扎在南京，45000名革命军驻扎在武昌。此外，更多的援军正在到达，广东的两个师、云南的一个师、江西的一个师和福建的半个师都将在短时间内集结，总数将达到15万人之多。出现在本地的军力将有可能是为出色的。步兵装备精良、井然有序且组织完善。在军官精益求精的严格要求和指导之下，他们正成长为一支战无不胜的军事力量。
（2月11日）革命党对于清廷延迟颁布逊位诏书一事表达了遗憾之意，并认为，对于临时政府所同意给予的异常慷慨的优待条款，清政府的有意推托实无必要。他们说，清政府立刻接受一切安排是非常必要的，否则，那些对向满人们提供这样奢侈的优待条件持反对意见的革命党人和南京临时参议院的大多数人，可能会更倾向于取消这些优待条款，而以不再那么优渥的条件取而代之。
日本对于满洲备感焦虑
（本报记者，东京，2月11日）满洲事件的近况正在引起日本的焦虑感，他们强烈期望避免卷入中国目前的骚乱之中。
俄国和美国的外交照会
（本报记者，圣彼得堡，2月11日）俄国政府已经收到了寄自华盛顿的外交照会，照会对中国目前的情形表达了美方的观点。中立原则、保持中国领土的完整以及联合行动的必要性等事宜都在其中清楚地加以阐释。俄国的舆论界对于美国回应德国单单向美国发出质问时所采取的方式表示了感谢之意。
清王朝的崛起与覆灭
（本报记者，1912年2月12日刊登）历世历代以来，“中国”这个名称对于我们大多数人而言，一直都有某种浪漫的意味。对于我们的祖先来说，它代表的神秘国度是一个为上层贵妇所钟爱的丝绸和锦缎的原产地；而在当下，那些稀有的瓷器珍品，那些白色、绿色或其他仿彩的玉石，都从那里穿越过不知名的沙漠远道而来。
直到13世纪时，在亚洲巨大沙漠地带的游牧部落里，才突然出现了这么一个神秘的国度，它终征服了从中国海到喀尔巴阡的所有为人所知晓的地带。俄罗斯帝国成为坐拥中华大地的蒙古大汗的附庸国，匈牙利被孤立，普鲁士的武士们在普里士堡被征服，而巴格达也消亡在灰飞烟灭之间，可汗们和他们那些曾经荣耀无比的统治年代也终画上了句点。
一场大征服的结果造就了在一位领袖率领之下的大联合，几十年间，这位领袖主宰了自波斯湾和黑海一直延伸到太平洋的大片疆土，有史以来，中国次从云遮雾障中露出了脸庞，成为西方世界眼中的一个现实。一路行进到那里的旅行家们仿佛都揣着一支美妙无比的画笔，其中有一位，正是无人可以匹敌的极善于描绘眼中一切的马可·波罗。他在欧洲与“契丹”（当时的西方人所理解的中国）之间来回穿梭，而旅行家的队列也同时交换着东西方的土特产。诸如印刷业、银行业、航海罗盘仪、火药等等的诸多发明，都吸引着他们远道而来；而中国本身，也被如潮涌一般而来的全新概念席卷着，其中尤以来自波斯的为甚。
中国人
我们并不能说，由此而来的新曙光，就这样驱散了许多环绕着这片朝阳之下美妙土地的浪漫与神秘。我们自己在思想、品味上与那些身着锦衣华袍的美妙男女所存在的距离，再加上那些常常无动于衷的黄色脸孔和斜睨双眼，才使一切似乎显得完整。他们的语言在结构上显得粗野；他们的书写看上去是如此奇特；他们所信奉的几种宗教（一种比一种更加古怪）令人完全摸不着头脑；他们的建筑（尤其是那些宝塔和庙宇），还有他们的船只、他们精美的陶瓷和漆器、他们的家族生活、他们的道德和政治理论，所有一切都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产物。艺术家、剧作家和画匠都在这群奇特而又深具吸引力的人身上挖掘着千奇百怪的故事。
他们和我们是如此不同，这一点并不足以为奇。以日本的例子来说，这样一个文明、开化的人类社会也曾经在千百年来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在这一点上，大自然是厚待中国的，只有一点例外，那便是在大海以东，大自然赋予了他们被阻隔开来的国境线；而在西边的西藏，又赐给他们世界上连绵巍峨的高山。在它的南面，绵延着人口稀少的野蛮国度；而北边又毗连着向着入侵者敞开的大片土地。在这片广袤的“死胡同”里，我们所知道的中国孕育着、生长着。它的人民早来自何处，我们不得而知，从目前所掌握的证据来看，中国人比其他种族更接近于希腊人口中所称的“土著”。他们在说话上和西藏人有些许相似，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们和与他们相邻的蒙古、土耳其、朝鲜、日本其实都相隔甚为遥远。
“百家”
在华南地区的森林和山岭之间，依旧散布着众多的原始部落，其中主要的一支被汉人称作“苗人”。在长江被汉人占领之前，他们曾毫无疑问地在长江以南的地区形成人口稠密的汉人“遗族”。在长江和所谓的黄河之间的土地，是汉人初的家园，那里便是所谓的“百家”。无疑，他们在这里发展、壮大，也许是在远古时代经过了一些自然环境的融合，他们已经在强大的生命力、精巧而壮观的艺术以及政治、道德的成长上历经了多次的兴衰盛亡；其间，还交织了几乎如拜占庭帝国停滞时期那般的历史阶段。显然，每一次复兴之后，都伴随着新鲜血液和新鲜主张的大面积嫁接和移植，这些新鲜的事物，都是中国被牵制在自己百姓的双手中并受制于外族时由关外引进的。每一次循环，都是繁荣兴旺到达后再复归衰败。
在这些外族的征服中，为著名、或许也是对中国影响力的一例，便是上面所提及的长达约一百五十年的蒙古的统治。那些对于“蒙古”这一名称不熟悉的人，应该会记得该朝代的那位著名的、也是非常开明的统治者：忽必烈大汗。在14世纪中叶，蒙古人被逐出了中原，汉人再度恢复了元气。接下来掌权的，是汉人自己的朝代，也就是明朝。这个朝代对于研习中国精美陶瓷和工艺绘画的学生们来说，恐怕是再熟悉不过了。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不啻文艺复兴一般的朝代，今天在世界上所能见到的众多伟大的、博采众长的著作，便是在那个时代里诞生的。
明朝一直持续到17世纪的40年代，之后，中国再度被异族所统治。今天，我们对这个称为“满族”的种族，恐怕已经再熟悉不过了。
满族
那么，满族是个什么样的民族呢？在中华帝国北方绵长的边境线上，有三个民族与其毗连。从体格上来看，他们都有某些类似之处，都有黄色的皮肤、稀疏的胡须、斜视的双眼和平坦的脸庞。他们的语言在语汇上虽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在语法结构上却颇为相似。然而，从较早的年代起，他们便留下了明显不同的历史，他们之间的亲族关系被轻易地夸大了。这三个分支便是突厥人、蒙古人，还有满族人与他们的近支。东突厥人曾经在长城以北占据过支配地位，但是他们逐渐西移，目前已经以阿尔泰山周边地区为核心形成了一个族类。蒙古人分布在东突厥人地区以东的所谓蒙古沙漠中；而东蒙古一带的地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满洲，便是满族人的故乡。
在征服中国内陆之前，满族人就占据着在那片地带以南的非常富庶的地区。那块土地确实是一片已经开发的、文明化的地带，满族人在那里分布广泛，远甚至延伸至阿穆尔河以北，包括了贝加尔湖以东俄罗斯的达斡尔省，那里的人则以通古斯民族而闻名。
我们必须记住的是，在征服中国时，满族已并非是一个野蛮人的族群了。他们的国度非常富有，拥有着辽阔、繁荣的村镇，道路畅通，文学上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则建立于对汉文典籍的翻译，特别是汉文佛教典籍。这是一个骁勇善战的民族，人民训练有素、全副武装，而其皇族则更是一个备受上天恩宠的家族。汉人虽具有相当程度的自治倾向，但从来不是极其圆滑的统治者。他们那种有时会显得很残酷的严格要求，总会以高傲的姿态出现，因此，在汉人和从属于他们的族群（也就是边境线上的主要进犯者或是邻近区域的居民）之间，也总是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麻烦。这些从属的族群常常令人忍无可忍，其贪欲也的确令人难以忍受。因此，满族人和他们远在北京的宗主国之间出现了一些令人不悦的状况，这总不是什么好事。满族人会毫无疑问地一直想起自己曾经是中国北方那片土地的主人，只是后来被曾经掌权了一个朝代的蒙古人所征服，而那时的满族被称作金朝。
位满人皇帝
边境线上的战争持续发生，终，满族人的统治者太祖，一个天赋异禀、力量超群的人，注定了要出征中国，而汉人的军队在他精干的士兵面前不堪一击。这些事情都发生在1619年及以后的若干年月中，终以满人征服汉人帝国、满清王朝取代大明王朝而告终。
代征服者的后代们都是些智勇双全的人，其中值得一提的有两位。长久以来，他们君临天下，为重整中国在兵器上的杰出地位，也为它在艺术、文学、外交方面焕然一新的活力作出了非凡的贡献。当时，整个国家可谓管理有序、繁荣兴盛。这两位伟人即是世人皆知的康熙和乾隆大帝。
清帝国在北方边境线上以及被蒙古人占领的广袤地带里都爆发了激烈的战争，结果，准噶尔部的势力被彻底压了下去，连皇帝本人也参加了征战。商贸繁荣，也促成较大规模集镇的完善，并鼓励了良性竞争。在北京的耶稣会和其他宣教士们将天文学的知识介绍给了中国，也进行了配备精良的观测。许多世纪以来，中国艺术伟大、辉煌灿烂的时期，也恰好是在以上提到的两位皇帝的统治时期内。当穿行在邵汀先生或摩根先生的精美瓷器展览馆中时，我们不会忘记，这些无与伦比的珍宝中的绝大多数，都出产于17世纪末到18世纪上半叶，也都标注着康熙或是乾隆年间的字样。在景泰蓝瓷釉和红色漆器的制造工艺上，他们同样保留了明朝流传下来的优良传统。
与此同时，文学上的伟大复兴也发生了。皇帝本人也会作诗，从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一系列玉匾中，我们可以欣赏到其中的一首。大多数的文学作品毫无疑问是翻译过来的，但这种规模宏大、意义广泛的翻译，对于外国学者来说极为有用，他们会因此而更好地了解到，汉语文本的歧义要比满语翻译的歧义少得多。
不久，一项开垦殖民地的壮举发生了。汉人如潮涌一般地进入了满洲的南部区域，也有大批的民众在马六甲地区定居，并在东海群岛的海域里奠定了大规模的贸易基础。
愈发强烈的反应
紧随这一启蒙阶段而来的，则是通常的因果循环。中国的历代王朝一向都是以吞并其主公所拥有的一切作结。这也是满族征服者驻防全国，特别是北方各省和国家首都时所遵循的策略，为的是要控制各地大多具有正宗满洲血统的人士。这些以一系列特殊兵团为单位整合起来的人群，便是我们所熟知的八旗兵。这很自然，因为汉族已经不再是一个像他们那样好战的民族了，满人们很清楚，他们只是凭着刀剑在控制着中国，不过是在这个国家里安营扎寨的外来者。皇室宗亲、众多的王公贵族以及大半的陆海军指挥官、各地的执政者、显要人物和官员都具有满族血统或出身于满人的世家。这一点，无疑会引发汉人愤愤不平的情绪，尤其是当满人们在许多方面都不再把自己视为外来者之后。事实上，满人们几乎已经完全放弃了自己的语言，从说话、穿着到生活起居都成了汉人们的翻版。使这一对立情形变本加厉的，是相传已久的通过科举考试从学校、学院中选拔出类拔萃者的制度，使得皇室和军事阶层的特权尤显低下。当如此多的高官厚位预留给了那些并无才能的特权阶层时，这一现象更是令人难以容忍，而这些特权阶层在治理各地时又总是如此野蛮粗暴。
一直以来，与这些现象同时发生的，则是统治者和贵族阶层逐渐积累起巨大财富的事实，他们骄奢淫逸，毫无节制，并且总是免不了一夫多妻。掌握国家实际领导地位的人，早已不是满族人在早期统治时表现得威武雄壮的那一种类型；女人和被宠信者，还有后宫中那些丧失了性别标志的太监们，则越发把持了国家大事的控制权，统治者们变得越来越软弱无力、放荡堕落。特别是，一位非常好胜斗勇、一己独大、贪得无厌又专横跋扈的老妇人成了皇宫和权力机器的主人，并堆积起巨大的金银财富，从此之后，事态变得愈发严重。她在国家每一件至关紧要的大事上都要横加干涉，而她的太监们则忙着将这些危险的论断发送到千里以外。
毫无疑问，在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政权统治之下，长期以来，汉人们渐渐变得非常焦躁不安，已经不止一次地孤注一掷，想要通过多次的血腥暴乱试图颠覆这样的政权。他们拥有伟大的传统，全中国没有其他任何一个民族比他们更为古老，他们已经在许多场合之中显示出可以培养具备优秀品质的伟大人物。他们喜好研习，渴望着挣脱那些捆绑着他们生活（无论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并阻碍他们进取心的束缚而获得自由——而他们终会摆脱梦魇一般的、窒息着他们每一份努力的束缚。每当想到那些在自己眼中被视为奴役象征的标志，譬如说那根拖在男人脑后的长辫，他们就会备感羞辱。这根辫子曾一度被认为是中国人的一种习俗，但实际上，它却是满人强加给汉人的、要对方向自己屈服的某种记号。
满人王朝的退位诏书
诏书中点明了古代圣贤的教导
（本报记者，北京，2月12日，1912年2月13日刊登）满人的朝代于今日终结，长达两百六十七年的统治就此画下句点。皇帝仍会保留“满人皇帝”的尊号，虽未清楚说明，但还是明确意味着这一称号不再能够世袭。
三份诏书于今天颁布，每一份的开头都沿用了惯例的格式——“奉旨朕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
份诏书在对席卷全国的、“炸开了锅”一般的革命风潮作了简洁的叙述之后，提到袁世凯受命派遣官员和共和党人讨论召开国民大会以决定未来政府的国体，并说明僵局因而产生，诏书的行文如下：
前因民军起事，各省相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辍于途，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各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钦此。
这份重要诏书经袁世凯和六位内阁成员签署生效。
第二份诏书则与共和派人士保证在帝室逊位之后所提供的优待条件有关。在细读过优待条件中具体包含的十九项条款之后，皇室对其皆表示满意。皇室嘱告满人、蒙古人、回人和藏人，劝其消弭彼此间的差异，联合起来维护和平，为世界的繁荣作出贡献，并分享共和政府所给予的祝福。这份诏书引述了十九项条款，其中的主要内容我先前已经来电转引过。
第三份诏书敦促各位官员和人民保持镇静，不要被充满仇恨的一时冲动所牵引，并宣布了皇室公正无私的举动，这些举动只是本着尽快结束无政府状态的愿望而行，以防止发生国家内部的任何冲突，并重启和平之福，顺应天意，满足人民的愿望。
这些诏书于今晚对外界宣布。随着时间的推进，皇室退位和变国体为共和政体已被认为是不可避免之举，所以，发布这些诏书应不致引发任何惊奇之意。
北京城里一派肃静
对三份诏书的回应
（本报记者，北京，2月13日，1912年2月14日刊登）北京城里一派肃静。诏书已经顺利地向民众发布，所有一切都照旧如常，唯有张贴在各城门口通道上的措辞强烈的告示宣告了政府的更替。告示责令民众严守秩序，甚至以对扰乱和平者将处以死刑作为威胁。从上海传来的电报也表示了诏书已顺利发布，语调充满了兴奋之意。在本地，诏书只是被当作将目前的情形合法化的标志，而政府的实际管理并没有因此而有什么改变。自从皇室被真正的掌权者剥夺了权力之后，整座城市已经对此习以为常。
昨晚，所有公使馆均已收到外务部发出的诏书的标准中文文本和一封敦请使馆向各国政府转达诏书的请愿信。所有公使馆也都接到了通知，中国各驻外使臣目前仅担任外交代表一职。外务部通知外国公使馆，前政府所有各部负责执行的业务仍暂维持不变，但是各部已不存在，其负责人员将等待新政府成立之后再行任免。事实上，所有事情都已可预见，而对于袁世凯表现出的睿智、远见和领导能力，众人也都表示了赞扬之意。
今晚出版的官方公报发表了袁世凯的两项声明，他称自己为临时政府机构的全权代表。开篇时，他先是为自己与这一名衔的不相称表示歉意，然后，命令各政府官员应一如既往地履行各自的职责，直到建立起一个新的国民服务机制时为止。接下来，他又责令维持公共秩序，并宣布继续履行警察部门的有关规章制度。旧的统治年号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公元纪年。
所有人都带着浓厚的兴趣静观未来几日内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接下来，孙文被认定会履行自己卸任临时大总统的承诺，而袁世凯将被推选为新的总统；一个联合政府的内阁将会出台，取得各国列强认同的申请函也将会拟订。
唐绍仪（1862-1938），又名绍怡，字昭仪，号少川，广东珠海人，清末民初著名政治活动家、外交家。自幼到上海读书，1874年经官派留学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881年归国。曾任驻朝鲜汉城领事、驻朝鲜总领事、外务部侍郎、邮传部尚书、奉天巡抚、赴美专使、清末1911年和民国1919年两次南北议和的代表、民国任内阁总理等，为中国的主权、外交权益及推进民主共和作出了重要贡献。与孙中山产生政见分歧后，政治上趋于消沉。1937年上海沦陷以后，因与各方暧昧不明，引起多方揣测，置自身于险境。1938年9月30日，蒋介石下令戴笠派特务赵理军将其刺杀于家中。
伍廷芳（1842-1922），本名叙，字文爵，号秩庸，笔名观渡庐。清末民初外交家、法学家、书法家。是首位取得外国律师资格的华人，也是香港首名华人大律师、首名华人立法局非官方议员。1882年进入李鸿章幕府出任法律顾问，1896年被清政府任命为驻美国、西班牙、秘鲁公使。辛亥革命爆发后，在上海宣布赞成共和，并致函清廷，劝告清帝退位。上海光复后，与陈其美、张謇等组织“共和统一会”，又被光复各省推举为临时外交代表，除与各国交涉外，并与袁世凯派出的北方代表唐绍仪举行南北议和谈判，达成选袁为大总统的妥协。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出任司法总长。
滦州兵变：即“滦州起义”。1911年“武昌首义”之后，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收到天津兵给司令部副官、同盟会秘密会员彭家珍急电，要张在滦州扣留由彭负责押运的军火。之后，张联名第三十九协协统伍祥祯等人在直隶滦州通电，向清政府提出类似后通牒的“十二条政纲”，史称滦州兵谏。十一月，兵谏平息后，第二十镇七十九标一营管带王金铭、二营管带施从云和八十标三营管带冯玉祥等人与天津同盟会的革命党组织北方共和会取得联系，秘密筹饷并策动起义。1912年1月，王、施等接受同盟会指示发动起义，1月3日宣布滦州独立，成立“北方革命军政府”，并通电全国。起义后于1月10日被清朝通永镇总兵王怀庆率部镇压。
王宠惠（1881-1958），字亮畴。广东东莞人，出生于香港。耶鲁大学法学博士，民国时期著名的法学家、政治家和外交家，近现代中国法学的奠基者之一。王精通日、德、英等语言，著有《宪法评议》《宪法危言》《比较宪法》等法学著作，并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国务总理、中央研究院届院士等职，在国民政府里是学者型官僚的代表。王宠惠是中国首位在海牙国际法庭任职的法学家，二战之后，曾陪同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
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啬庵，江苏海门人。清末状元，授翰林院编撰。1909年被推为江苏咨议局议长，1910年发起“国会请愿活动”。1912年为满清政府起草“清帝退位诏书”，并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实业总长。中国近代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主张“实业救国”。
陈锦涛（1871-1939），字澜生，广东南海县人。民国时期政治家、经济学家。1906年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9月回国应清廷部试，获法政进士。嗣任大清银行监察、度支部预算案司长、统计局局长、印铸局局长、币值改良委员会会长和资政院资政等多职。民国时期曾任南京临时政府财政总长、审计处总办、内阁财政总长等职。1917年4月因受贿入狱，次年年初获时任大总统的冯国璋特赦。1930年入清华大学法学院任经济系教授。1938年出任汪精卫政府财政部部长等职。著有《均富》等书。
此处内务总长应指程德全。程德全（1860-1930），字纯如，号雪楼、本良，重庆云阳人，原籍江苏苏州。曾担任清朝奉天巡抚、江苏巡抚，在辛亥革命中成为名参加革命的清朝疆吏，后任江苏都督、南京临时政府内务总长等职。1913年3月曾亲赴上海处理宋教仁遇刺一案，在同年7月的“二次革命”中宣布江苏独立。1917年退出政界，1926年在天宁寺受戒。
铁良（1863-1938），字宝臣，穆尔察氏，满洲镶白旗人，清末大臣。曾为荣禄的幕僚，后曾任户部、兵部侍郎。1903年赴日本考察军事后任练兵大臣，协助袁世凯创设北洋六镇新军。继任军机大臣。1906年任陆军部尚书，1910年调任江宁将军。辛亥革命后，防守南京，与革命党作战，并与善耆等皇族成员组织宗社党，反对清帝退位。民国建立后，又以“遗老”身份在青岛等地活动，积极参与清帝复辟行动。
赵秉钧（1859-1914），字智庵，河南汝州人，中国清末民初的政治家，袁世凯的心腹。民国初年，在袁世凯担任大总统期间，曾被提拔为第三任国务总理。曾拟订警务章程，创设警务学堂，是中国近现代警察制度的创始人。
此处指的是民国次临时参议院。这是正式国会成立前的临时机构，它按照《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组建，具备临时国会的性质。1912年1月28日在南京成立，2月7日至3月8日制定并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4月2日，临时参议院决议临时政府迁至北京，4月29日在北京举行开院典礼，1913年4月8日，中华民国首届国会在北京开幕，临时参议院也同时解散。
伊集院彦吉（1864-1924），日本明治、大正时代的外交官，日本驻华公使，外务大臣，男爵。
内田康哉（1865-1936），日本外交官，出生于熊本藩士家庭。曾于1911-1912年、1918-1923年及1932-1933年先后三次出任日本外务大臣，在1921年及1923年并曾短暂代理过日本首相职务。也曾担任过第12任南满洲铁道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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