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技术视阈中的文学景观：近代出版与小说研究

　　《物质技术视阈中的文学景观》展现了晚清中国书籍史上重大的技术变革，多维度描述物质技术与小说演进的关系。在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关系微妙的今天，这是一个充满诱惑力的话题。 

　　《物质技术视阈中的文学景观》：近代以来，新兴印刷技术所蕴含的巨大的出版能量，为小说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物质技术变革急剧加速的步伐中，西方先进的印刷文化进入以上海为出版中心的中国，并逐渐辐射到周边的江南地区乃至整个中国。近代书局利用新的出版技术以及新的经营模式，开展小说征文、小说版权转让以及善本小说整理等活动，推动乃至调控晚清新小说的发生与发展，促使传统的明清章回小说实现其文本传播技术的近代升级。作为中国古代小说文本特色的图像，亦借助新技术完成它的近代复兴之路。这些在物质技术推进中的文学景观，处处展现了文学观念和文体破立的消长，具有重大的小说史及出版史意义。

　　潘建国，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涉及古代小说文献学、明清文学史、近现代出版文化、海外汉籍等。

“文学史研究丛书”总序陈平原引言清代后期上海地区印刷文化的输入与输出档案所见1906年上海地区的书局与书庄晚清上海五彩石印考清末上海地区的书局与晚清小说铅石印刷术与明清通俗小说的近代传播——以上海（1874—1911）为考察中心西洋照相石印术与中国古典小说图像本的近代复兴近代海上画家与通俗小说图像的绘制晚清时期小说征文活动考论晚清上海的报馆与《野叟曝言》小说晚清上海地区小说版权的转让与保护——以汪康年出版《巴黎茶花女遗事》为例《松荫庵漫录》与《申报》所载晚清笔记小说民国时期上海地区侦探小说期刊述略商务版冯梦龙《古今小说》印行始末考——以王古鲁、张元济、朱经农诸人书札为史料清末民初文人的小说阅读与研究——以常熟徐兆玮为学术个案近代小说的研究现状与学术空间后记

古代小说史的演进动力，概而言之，主要源于三个方面：一是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发展变迁，二是文学观念和文体的破立消长，三是物质技术的更新换代。三股动力，相辅相成，综合运作，但在不同的时间节点或者不同的文体发展史中，其作用的方式和力度，又有所侧重。此处，我想专就第三个方面略加展述。所谓“物质技术”，具体是指文学作品的物质载体（即书写材料）以及书籍的生产方式（即印刷技术）。众所周知，中国的书写材料依次经历了从甲骨、金石到缣帛、简牍、纸张的变化；而书籍的生产方式，则主要有传抄和印刷两种。那么，在这个漫长的物质技术变迁过程之中，作为叙事文学的小说又是如何随之发展演进呢？与世界各民族的情况类似，中国叙事文学起源于远古时期的神话和历史传说，其源头甚至早于文字的发明。在甲骨金石时代（约战国之前），文字镂刻不易，能够进入书写领域的内容，皆为战争、祭祀、政权更替等经国大事，迄未发现称得上叙事文学的作品（即具有一定叙事长度和若干人物的文学作品），难以想象，有人会在青铜器上艰难地镂刻一个故事。这个时期的叙事文学，大概只能存在于人们的口耳相传之中。进入简帛时代（约战国至三国前期），书写相对便利，于是，人们开始把存留在头脑中的各类知识，记录整理，阐述发明，并且书写下来，形成物质形态的书籍，中国的知识谱系遂完成了从口说到笔写的系统转换。目前所知早的书目，是汉代刘向、刘歆父子等人校理宫廷藏书而成的《别录》《七略》，据研究 ，刘向主持校书活动，约始于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止于绥和元年（前8），前后有18年，刘向去世后，其子刘歆奉诏继续校理，大概在绥和二年（前7）或建平元年（前6），刘歆上奏《七略》，因此，《七略》大体上反映了西汉成帝时期宫廷藏书的情况。可惜《七略》未得完整传世，幸好东汉史学家班固（32—92）编纂《汉书》时，将此目略加增删调整，编为《汉书·艺文志》，为后世保留下了这份弥足珍贵的古书目录。从《汉书·艺文志》来看，西汉时期宫廷藏书十分丰富，内容广博，涵盖“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等领域。其中《诸子略·小说家》著录有《伊尹说》《黄帝说》《虞初周说》《待诏臣饶心术》《待诏臣安成未央术》等15部作品。尽管《汉书·艺文志》所称“小说”与后世文体学层面的“小说”，并非同一概念，但这15部小说中存在一定数量的叙事作品，应该没有疑问。而为重要的是，它们都实有其书。按照汉人应劭《风俗通》的记载，刘向父子的校书流程为：“皆先竹书, 改易刊定, 可缮写者, 以上素也。”换言之，这些小说在校勘完成之后，曾被誊写于缣帛之上，成为豪华贵重的帛书本。《虞初周说》有943篇，篇幅可谓庞大，费去的缣帛想来也不在少数，当时之所以不计成本地誊抄下来，可能是因为此书记录了诸多前代的野史轶闻。缣帛成本昂贵，无法推广普及，因此，汉代通行的书写材料是简牍。目前出土的简牍文献非常丰富，其内容则以经史、方技及行政文书为主，但也有令人惊喜的叙事作品。1993年，江苏连云港东海县尹湾村西汉晚期6号墓出土了一篇《神乌赋》 ，它书写于20枚宽简之上，以四言韵文叙写了一个黄雀占据乌巢的故事。无独有偶，近闻北京大学所藏汉简中，也有一篇叫作《妄稽》的作品，残存约2700字，根据其编连形制以及每简抄写字数推测，其完整总字数可能多达3400余，作品也是四言韵文，叙述了发生在西汉士人周春家中的“丑妻虐妾”故事。学术界将《神乌赋》这样的四言韵文叙事作品称为俗赋，认为它们与《汉书·艺文志》所载“杂赋”以及敦煌所存《燕子赋》《韩鹏赋》等俗文学作品共同构成了汉唐四言俗赋的发展脉络 。实际上，汉代简牍中还有以散体文字撰写的叙事作品，据裘锡圭考辨 ，敦煌西北马遂湾出土的编号为496的汉简，所书就是关于韩朋故事的一句残文，文字采用散体，可惜由于仅存一简，无从知道该故事文本在汉代的完整面貌。但此枚残简的存在，表明韩朋故事起源很早，大概在西汉时期就有流传，裘锡圭因之推想：从《神乌赋》和韩朋故事残简来看，汉代俗文学的发达程度恐怕是超出我们的预料的。敦煌俗文学作品中有不少是讲汉代故事的，如《季布骂阵词文》（即《捉季布传文》）、《王陵变》以及讲王昭君的和讲董永的变文等。我怀疑它们大都是有从汉代传下来的民间传说作为底子的。说不定将来还会发现记叙这些民间传说的汉简呢！此一推想颇合情理，值得关注。《汉书·枚皋传》载：“皋不通经术，诙笑类俳倡，为赋颂好嫚戏”，“又言为赋乃俳，见视如倡”，“凡可读者百二十篇，其尤嫚戏不可读者，尚数十篇”。《汉书·东方朔传》说：“朔口谐倡辞，不能持论，喜为庸人诵说。”《三国志·魏书》卷二十一裴注引《典略》云，曹植曾在暑日为来宾“诵俳优小说数千言”。上述文献也从一个侧面透露出汉魏时期叙事文艺活跃的信息。只不过，限于物质技术因素，它们大多仍留存于口头诵说之中，像《神乌赋》那样书之于简牍的，稀若星凤。如前所述，甲骨金石镂刻不易，缣帛成本高昂，简牍则较为笨重，不便展阅和存藏。因此，古人开始探索制造一种更为简便的书写材料，这就是纸张。纸张发明的时间，尚难确考，根据考古发掘所获古纸，其出现时间至少可以上溯到西汉。纸张发明之后，并未直接替代缣帛简牍，而是经过了一个较长的并用时期，大概在汉末三国时期，纸张才正式成为通行的书写材料，中国书籍史从此迈入辉煌的纸本时代。纸张制作成本低廉，易于书写和修改，纸书也极便于流播和存藏，因此，极大地刺激了知识传播和著述编撰，尤其是文学作品的创作 。比较《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集部书籍增长迅速，还出现了《文选》《玉台新咏》等文学总集。以小说为代表的叙事文学，也得益于这一物质技术因素的变革，兼之佛道思想的广泛流传以及社会生活的日渐丰富，其编创空间大为拓展，篇幅也较前有了显著增长，具体表现为：一方面，涌现出诸如《搜神记》《世说新语》《幽明录》《启颜录》《冥报记》等一批小说集。干宝《搜神记》多达343篇 ，内容驳杂，涵盖古今，他在《搜神记序》中说：“群言百家，不可胜览；耳目所受，不可胜载。”可知其资料来源主要依靠书籍阅读和口头采访，干宝时任著作郎，正有机会遍览内府藏书，换言之，没有纸书的丰富与流通，大概也不可能产生《搜神记》这样的小说专集。另一方面，单篇小说的篇幅越来越长。《搜神记》中绝大部分作品均在数十字至数百字之间，罕有超过千字者，而唐人传奇小说则动辄数千字，其中《游仙窟》更多至近9000字。导致小说篇幅大幅增长的诸多因素，固然有来自文学内部的，但物质载体的支持也极为重要。同是纸本时代，干宝生活的晋代，纸张生产能力有限，供应仍不富余，身为史官的他在编撰《搜神记》的过程中，竟遭遇纸张短缺的困扰，不得不向皇帝上奏请纸，虽然，后来朝廷赐纸二百枚 ，帮助他完成了全书编创，但这一困扰，无疑会对干宝的小说编撰产生一定的限制；而至隋唐时期，造纸技术有了改进和提高，纸张供应较为充裕，因此，即便是普通的文人小说家也可以放开手脚，纵笔骋才，自由编创。不仅如此，唐人对于口头说唱表演内容的记录和整理，也因纸张的普及和充裕变得更为容易，敦煌遗书中所存数量可观的俗文学作品，大多是民间纸质抄本，若干作品还有多种不同的抄本，譬如《韩朋赋》有6个抄卷，《孔子项托相问书》竟有11个抄卷，这些恐怕都是干宝那个年代难以发生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