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三百首评注(典藏版)(全二册)

前　言

王水照

选本是普及我国古典文学通行的著述形式，一直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和欢迎。近代学者朱孝臧编选的《宋词三百首》就是一部备受赞誉的宋词入门读本，也是一部蕴含独特词学旨趣的专业选本。

《宋词三百首》的编选初衷是为了指导初学者读词和填词。况周颐在该书序言中说：“彊村先生尝选《宋词三百首》，为小阮逸馨诵习之资。”所谓“小阮”，即指侄儿，是用魏晋竹林名士阮籍和阮咸叔侄相亲的典故。因此，《宋词三百首》是朱祖谋为他的子侄辈所编选的一本宋词启蒙读物，目的在于指示初学者读词方法和填词门径。但是，这又是一部反映编选者词学观念和审美旨趣的专业选本。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编》评价此书“阐词学之阃奥，诏后生以途辙”，指明本书并非为单纯赏析诵习之需，而是为阐述特定的词学宗旨，倡导某种审美理想，并为初学填词者指明取径方向。朱氏门人龙榆生在《选词标准论》中也说：“自朱彝尊《词综》、张惠言《词选》、周济《宋四家词选》，乃至近代朱彊村先生之《宋词三百首》，盖无不各出手眼，而思以扶持绝学，宏开宗派为己任。”清初浙西词派的开创者朱彝尊，编选了《词综》一书来标举“醇雅”的词学观念。到了清代后期，常州词派的代表张惠言、周济又先后编选了《词选》和《宋四家词选》，以宣扬“比兴寄托”说和“浑化”境界说。《宋词三百首》就是在这样一种复杂的词学背景之下所编选的一部独具特色的宋词选本。

朱孝臧（1857—1931），原名祖谋，字藿生、古微，号沤尹，又号彊村，浙江归安（今属浙江湖州）人。清光绪八年（1882）举人，次年进士，与王鹏运、郑文焯、况周颐并称清末词坛四大家。早年工诗，至四十岁时方专力于词。他从南宋词人吴文英入径，上窥北宋词人周邦彦，但又不拘一家，晚年又取法苏轼，融会贯通，遂成词坛领袖。叶恭绰在所编《广箧中词》中盛赞其“集清季词学之大成”，“或且为词学之一大结穴”。本书附录夏孙桐所撰《清故光禄大夫前礼部右侍郎朱公行状》，以便读者进一步了解朱祖谋的生平事迹。

《宋词三百首》之所以成为词史中的经典选本，乃是集中了朱祖谋及其友朋后辈们的集体思想，这其中况周颐就是一位很重要的直接参与者。况周颐（1861—1926），原名周仪，字夔笙，号蕙风，又号玉楳词人，广西临桂（今属广西桂林）人。光绪五年（1879）举人，官内阁中书。民国时期，朱、况二人均寓居上海，相去里许，往来密切，经常在一起讨论词学问题。据况氏门人赵尊岳回忆两人编纂《宋词三百首》时的情景：“皤然两叟，曼声朗吟，挈节深思，遥饂酬答，馀音袅袅，并习闻之。”（《〈惜阴堂明词丛书〉叙录》）因此，这部词选的编选旨趣，与况周颐所倡导的“重、拙、大”论词宗旨，有着深刻的联系。

何谓“重、拙、大”？况周颐自己的解释是：“轻者重之反，巧者拙之反，纤者大之反，当知所戒矣。”（《词学讲义》）此解近似同义反复，对于初学者仍不得要领。大致说来，词的女性特质，造成不少词作的轻艳、浅巧、纤琐，或如王国维所指责的“淫词”、“鄙词”、“游词” （王氏据金应珪《〈词选〉后序》之旨而发挥）；即在豪放词风的词作中，也不免有叫嚣直露、一览无馀之弊。况氏等人所崇尚的则是深曲厚重、包蕴缜密而又一气浑化的词风。朱孝臧曾四次校勘吴文英的《梦窗词》，他在第三次校勘吴词而写的跋语中说：“君特（吴文英的字）以隽上之才，举博丽之典，审音拈韵，习谙古谐。故其为词也，沉邃缜密，脉络井井，缒幽抉潜，开径自行，学者匪造次所能陈其义趣。”认为吴文英词的“沉邃缜密，脉络井井”，不是学词者轻易就能获其“义趣”的。朱孝臧的门人杨铁夫，曾随从朱氏专学吴文英词，开始时不能领悟，朱氏“于是微指其中顺逆、提顿、转折之所在”，经过三年的揣摩，才渐悟入，于是作《吴梦窗词笺释》一书。吴文英丽密深曲的词风，主要是运用灏瀚之气以表达沉挚之思，因而显得厚重丰腴，耐人寻味。当然也有堆砌晦涩的地方。我们可以从吴文英这个例子来体会“重、拙、大”的含义，同时也可用以把握这部选本的编选旨趣。此书初刻本选词人88家，词作300首，而吴文英词入选达24首，位居。

如果说，《唐诗三百首》是一部基本反映唐诗总体风貌的普及性选本；那么， 《宋词三百首》就是一部带有编选者词学审美倾向的学术性选本。“重、拙、大”选旨的终目的，是为了达到自然浑成的审美境界。况周颐在序言中说“彊村兹选，倚声者宜人置一编”，是学词者欲达到“浑成”词境的“始基”，因为此书“大要求之体格、神致，以浑成为主旨”。龙榆生指出：“所谓‘浑成’，料即周济所称之‘浑化’；衍常州之绪，以别开一宗。”（《选词标准论》）龙氏指出“重、拙、大”的理论主张主要源自批判继承浙、常两派的词学旨趣，尤其是进一步发扬常州派“推尊词体”的精神。要而言之，以张惠言为代表的常州词派为了推尊词体而强调词的“比兴寄托”功能。这种“比兴寄托”不仅要“有寄托入”，更要能“无寄托出”，后达到虽有寄托而自然无迹的浑成境界，也就是周济在《宋四家词选目录序》中所说的“问途碧山（王沂孙），历梦窗（吴文英）、稼轩（辛弃疾），以还清真（周邦彦）之浑化”。因此，朱祖谋在致夏承焘的信中称吴文英的词是“八百年未发之疑”，而况周颐也认为吴词中表现了“黍离麦秀之伤” （《历代两浙词人小传序》），这恐怕都与自然浑成的“比兴寄托”不无关系。因为朱、况二人都怀有浓重的末世情怀和遗老情结，而梦窗词深邃丽密、寄托遥深的特点正好契合了他们的易代之感和审美期待。

此书稿本系朱氏手抄，今藏浙江图书馆，共选词人86家，词作312首，有朱、况二人批点删改墨迹。稿本改定后于1924 年正式刊行，计入选词人88家，词作300首，是为初刻本。当代词学大师唐圭璋先生特为之作笺，编成《宋词三百首笺》，先于1934年出版，又于1947年再版；后又增加注释，改题《宋词三百首笺注》，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即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身）于1958年重版。值得注意的是，唐氏笺注本的选目与朱氏初刻本颇有出入，1934年版的“唐笺本”是以朱氏“重编稿本”为底本，选词人82家，词作283首。1947年版的“唐笺本”改以1924年初刻本为底本，“附录一”据朱氏“重编稿本”补入８家11首词，删除20家词人28首词，“附录二”又据朱氏“三编本”增加２家２首词。1958年版选目则与1934年版同，后多次据以刊印，遂成为当下较为通行之本。

唐笺本流行既广，初刻本反而被人忽视，而这又是朱氏生前正式刊行的版本，选词恰为三百首。故本书选择1924年的初刻本为底本，以恢复选本之原貌。词之正文，参校以《全宋词》及各家词别集；并根据《词律》、《词谱》进行标点，即句处用逗号（“，”），逗处用顿号（“、”），韵处用句号（“。”），以便广大读者阅读欣赏。

“唐笺本”作为《宋词三百首》部正式刊行的注本，广泛采辑前人评语，有助理解原词，后又加以注释，然稍嫌简略。今为适应一般读者阅读之需要，加详注释，并另撰评析，以扩大理解空间。同时，遵循唐笺体例，重新汇辑词评（收录刊行于1949年之前的著作）。所得于唐氏“评笺”多有补正，读者如有进一步钻研兴趣，不妨与唐氏笺注本一同参阅。另，朱氏原书存在一些词作主名错漏之处，我们均在“评析”之末加按语予以说明。

参加本书注释、评析的撰稿人是（按姓氏笔画排列）：王水照、王述尧、王祥、孔妮妮、史伟、张璟、陈元锋、林岩、赵晓涛、倪春军。本书辑评和补订由倪春军承担。本书评注、辑评中存在的缺点和不足，欢迎广大读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