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轻型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15823997
针尖对麦芒的理念冲击，时代交锋的火花，迥然不同的视角，揭示激荡四十年，中国方案震撼世界。
改革开放，时代里的中国抉择。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全程见证者和深度参与者，龙安志先生对中国改革开放与全球治理有着独特而深刻的体会与见解。
本书中，作者以其广泛而丰富的阅历，阐释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大变革、深远影响以及中国方案对全球发展的巨大贡献，描述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描绘了中国以生态文明建设、“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蓝图，在向世界呈现一个全面、客观、开放的中国新形象的同时，为世界各国思考、探索和平衡未来全球治理新模式提供了宝贵范例。
导言 日新月异百十年，古为今用正当时
四合院中的随想
西方的看法
西方的动机
当下的动机
第一章 20世纪80年代：期盼脱贫致富的十年
追忆南开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开始
蓬勃发展的九零年代
“一国两制”
从休克疗法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第二章 20世纪90年代：计划与市场融合实验的十年
南方谈话
步入宏观经济改革
建筑的密码
任何经济发展都要付出代价
危机管理的中国艺术
重铸“国家实力”
中药西药，谁是治愈经济的良方
进化的意识形态
WTO的新成员
“一个确保”
“三个到位”
“五项改革”
新文明
第三章 新世纪：经济增长同可持续发展再平衡的十年
新世纪的第一天
中国的世纪
羊群效应
发展的反思
寻找香格里拉
人的部落本性与对新方法的抗拒
积极行动时应追求物质与精神的平衡
将善念变为善举
三菩萨经济学
文化价值观的挑战
如果改变不了别人，那就再造一个自己
奋斗的力量
生态旅游对当地文化与环境的保护
直觉与靠近大地的力量
被碾碎的商业逻辑
给予比索取更有变革力
茶马古道话老街
从重新调整经济假设开始
万物的经济互联
残疾人的无声力量
建学校，给孩子一个机会
新经济的微缩模型
第四章 中国的新时代：生态文明的新局面
新经济范式与生态文明之缘
生态先行的中国共产党
“生态文明”—— 一项四年的历程
中国的第一位皇帝发明了凯恩斯经济学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生态文明的十六条措施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二三稿
平衡城乡的竞争环境
生态文明将改变世界能源格局
第五章 未来：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时代的中国：齐心协力，因为各方平等
“中国标准”——中国在新时代的解决之道
质量重于数量：中国推进自我革新
应急管理与中国新形象
中国方案
新格局
共赢便是无人优先
人类命运共同体前人人平等
以外国专家的视角讲述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成就，别有风味，更容易被世界广泛接受。改革开放，是全球发展的*可宝贵的范例。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执行院长，章晓英
龙安志先生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观察无比深入，他的亲历让更多国家的人们看到了中国的变化。激荡四十年，中国方案震撼世界。
——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
阳光穿透了我家四合院屋顶的灰瓦，温暖着我们脚下的方石。刘师傅正拿着他赠予我的古老清朝大刀，展示他高超的刀法。八十高龄的他是一位功夫大师，精通少林武术、查拳、形意拳、八卦掌、太极拳等无数武功。刘师傅儿时就住在我家南边几条胡同远的地方。他六岁便开始习武，教授他武功的是一位九十岁的大师，大师曾统领过末代皇帝的御前侍卫。
如今刘师傅已入耄耋之年，但他的动作依旧灵敏迅速，很多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也难以望其项背。这些年轻人大多埋头于书桌后，黏在了电脑和手机前，难以像这位武术大师一样，在伟大的自然世界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刘师傅把大刀移到身后，一条腿像仙鹤般向上抬起，轻声细语道出了三条让我刻骨铭心的原则。
“记住，”他说，“你要明白的第一点就是武器一定要藏在你的身后。卧虎在攻击前总会耐心潜伏，藏龙在时机成熟前绝不现身。武器也必须一直藏起来。不用武器时，你用你的拳掌。只有在敌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你才拿出武器突袭，并且要像闪电一般迅速有力。”
“第二点是动作的实用性。每个动作不论大小，都应有它的意义和目的。如果缺乏意义，你就根本不应该做这种无用之举。你可能觉得和缓的太极拳里有一些动作纯粹是为了华丽好看。大错特错！每一个动作都有着非常实际的用途。”他为了演示这一条，要我给他一拳，结果他用手轻轻一扫就挡开了我的拳头。接着，他叫我再打一拳。这次他抓住了我的胳膊，把我紧紧锁住，然后扔到了地上。
“第三点是灵活性。中国功夫和日本空手道的区别在于：空手道的动作生硬直接，而中国武术的每个动作都可以在瞬间做出改变，从一招变换成另一招。我们一直都在变化，在周期与循环里变化。我们深知世间的秩序不是西方史学家所认为的条条直线，而是循环往复地回到中心，或是互相转化。在这些周期与循环里，我们因变化而感到欣喜。中国武术里处处都是中国哲学的体现。从最古老的国学巨著《易经》开始，我们便一直撰写与实践着变化的艺术。这也是我们中国人不同于西方人的原因。你要记住，我们的文化是对变化做出回应，而不是对危机做出反应。”
中国功夫蕴含着深刻的哲理思想，在世界范围内广受追捧，因此，我常想：“‘功夫外交’可能会是一个不错的选项。”
四合院中的随想
午夜的微风里，布满枯黄皱纹的落叶一声叹息，宣告着北京深秋的到来。在过去二十五年的大多数时间里，我都住在清朝时期修建的四合院中。那里曾经是满族旗人的故居。等到了冬季，北方干冷的风沙穿梭在京城迷宫似的胡同小巷，使得这四合院又蒙上了一层
孤独。
冬天的那几个月里，本该人声鼎沸的胡同却因风声而渐渐沉默。
记得夏天的时候，老人们在胡同里下棋、喝茶、吃烤羊肉串。嘻嘻哈哈的笑声混着幽默俏皮的北京话，一直响到傍晚。这些景象在冬日里都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深邃蓝天的沉默，但这也正便于我清晰地思考。不时有成群的鸽子在靛蓝色的天空中飞来飞去，脚上挂着鸽哨。那是老北京人养鸽赏鸽的传统习俗。
清晨，我在院子后面的屋顶上练习气功时，看到一道紫霞挂在这座不夜城的上空，又因东方的红日缓缓升起而渐渐褪去色彩。在这番景象之下，古老内城的胡同纵横交错，向着四面八方蔓延开来。
这些胡同的布局在元朝皇帝忽必烈统治时期就有了雏形。13世纪的时候，忽必烈征服了南宋，统一了全国，定都在现在北京所处的位置，称其为“大都”。他请来了阿拉伯建筑师来设计这座新的都城，这使得这座城市有着和卡斯巴哈（译者注：北非古城，位于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的东北部，是世界文化遗产）一样蜿蜒曲折的小巷。尼泊尔的工匠建起了新都城的象征——妙应寺（俗称白塔寺）的白色佛塔。北京是文化的交汇点，是具有多元性、学习性和更高抱负的开放中心。
14世纪的明朝，汉人重新统治了中国。我住的那条胡同里，至少有三座佛教寺院都是在这个时期修建的。全国著名的工匠应征来到这里建造了紫禁城，又建造了无数的公园和宫殿，把北京变成了现在我们熟悉的模样。他们带来了有名的山西槐树，沿着胡同种上带来阴凉。今天，一棵巨大的槐树仍在我家的四合院里旺盛生长，成为夏日里绝佳的纳凉之处，不知不觉，把明朝的阴凉传送到了我们今天的生活中。
17世纪的清朝，胡同成为八旗子弟中正白旗人的居所。20世纪初，孙中山先生（他去世的地方只隔我家北面几条小巷）领导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统治，军阀开始混战夺权，胡同间便充满了暗算谋杀的诡计。后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奋斗，才有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胡同里这些四合院的门边，有着灰黑的砖墙和被时光侵蚀的石狮，承载了一段恢宏历史的分量。我对北京这座城市的感受，借已故作家韩素音的话来形容最为贴切：
“只有北京才是家。就算被放逐驱赶，也要想方设法回去。这片土地所有悲剧的底色，却是根深蒂固的平静，是不可动摇的和谐。这里的美丽，因庄严沉痛而愈加凄美。我们脚踩的每粒微尘，都饱含着丰厚的历史，对兵荒马乱的厌倦，还有古老的荣光。这里的一切，都赠予着我们超越时代的明智与独特。”
2018年的初春，我在北京东城区四合院的家中沉思。在一片静寂中，我回想了这里过去四十年的历史。我不仅是一个旁观者，更是一个参与者，是中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历程中连锁反应的一分子。这一系列变化的价值只有在复杂深厚的历史背景下才能体现，而造就这历史背景的能量源泉正是在北京的中心。
西方的看法
西方世界看中国时，常常会有一些误解和偏见。当众多的误解和偏见合为一体时，就形成了一个只会曲解中国内部事件和变化的笼子。西方对中国的种种看法，就常被这个笼子束缚而显得局限。中国人曾贴切地称这种现象为“戴着有色眼镜看世界”。不幸的是，西方的这个笼子却不会轻易瓦解，因为它源起于数百年累积的误导性信息和自以为义（译者注：源自《圣经》约伯记32：2，大意为自命不凡，认为自己总在做对的事情）的信仰，还有殖民者骨子里的优越感。
西方对中国的种种看法始于800年前。当时，一些蒙古游牧民族的人穿越了西伯利亚平原，途经现在的俄罗斯和东欧所处的地区。这是历史上“西方”第一次真正遇见“东方”。蒙古军队很喜欢运用一种“打了就跑”的突袭战略，留下了千疮百孔的城市和流离失所的百姓，让欧洲颇为震惊。在欧洲人眼里，蒙古人冷酷无情，所向披靡，势不可当。但实际上，蒙古人的战略独树一帜，并且包容开放，乐于吸收被征服的每一种文化的精华。
13世纪初期，欧洲本质上是内向的，沉醉在盲目自信的优越感中。那时，基督教教义是欧洲知觉世界的基础，这些教义阐释世间万物，辩护着所有政治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东方所发生的一切也只能在这个框架里被讲述，因为只有牧师和神父才会读写，包括很多统治阶级在内的其他人其实都是文盲。
蒙古知觉外部世界的方法却与欧洲完全不同——他们的扩张即是对不同文化的兼容并蓄。每一次侵略后，一批被俘获的文人巧匠就会被送到蒙古帝国的首都哈拉和林，开始服务这个日益庞大的帝国。这么做的结果是形成了一种宗教包容的思想：蒙古帝国对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不排斥，当蒙古盛行着这种兼容并蓄的思想时，欧洲大大小小的基督教派还在为了细小的教理差异或对“神”的一点不同阐释而互相攻讦。
历代以游牧为生的蒙古铁骑并不把农耕民族放在眼中。在他们眼里，当时的西方就是一个落后的农耕社会，农民遭受着封建制度的剥削压迫。这些剥削压迫又因宗教信仰而倍加沉重。因此，对于蒙古人来说，占领并统治欧洲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欧洲人只以纯粹的神学思想来看待蒙古的威胁：他们视蒙古人为一心摧毁基督教世界的黑暗力量。所以当时欧洲的世界地图上，亚洲地区遍布狗头人和其他各种根本不存在的怪物，散播着可怕的谣言，把东方的一切都贴上“享乐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标签。
不过有一个清楚的事实就是：蒙古的军力是强于欧洲的。因为蒙古人重视战略战术和武器装备，而不是简单地关心士兵的数量和力量。尽管那时欧洲已进入文化形成的关键时期，欧洲人还在以军队人数来衡量军力的强弱。
欧洲人认为，参战人数的多少能直接决定战争的胜败，战士们的战斗能力倒不那么重要。于是铠甲便成了欧洲人作战的关键：因为穿了铠甲的士兵在战场上更容易存活，参战人数的优势便更能够得以发挥。不过，获得铠甲是需要金钱的，骑士制度便成了封建经济制度的一部分。在封建经济制度里，统治阶级利用宗教使人们辛勤劳动，然后对他们的劳动成果征税，再利用税收购买或制造武器装备来防止人民起义并对外扩张。这种模式在欧洲一直沿用到现代，成了20世纪军队、企业、政府三者共生共荣的基础，后来被自由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译者注：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美国经济学家，新制度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称为“新工业国”。
和欧洲军队比起来，蒙古军队没有厚重铠甲的束缚，因此十分灵活善变。当欧洲军队排列整齐得像金宝汤罐头（编者注：金宝汤公司是美国的一个罐头汤生产商）时，蒙古士兵快速移动，四处埋伏并设置陷阱，不断包抄攻击敌人的侧翼，或直接将敌人团团包围。欧洲人对此毫无招架还手之力，他们的身体被束缚在厚重的铠甲之中，正如他们的思想还被禁锢在误解外界的牢笼里。
后来，蒙古人不再向西远征。欧洲得以喘息，封建制度依然存在。在这段和平时期，马可·波罗为黑暗中的欧洲带来了黎明的曙光。他来到东方，拜访了忽必烈大汗，将东方的一些先进思想文化带回了欧洲。这些先进思想文化在中国家喻户晓，但欧洲人却是闻所未闻。除此之外，他还带回了一项新技术：火药。从此，欧洲人炸开了束缚自己的枷锁。
四百多年后，欧洲人已能够熟练运用火药，于是试探着来到中国的国门前。此时欧洲的军事技术已经史无前例地超越了东方，他们有着可同中国叫嚣的军事资本，历史的天平正朝着西方倾斜。尽管如此，他们对蒙古人恐怖而又神秘的回忆依旧挥之
不去。
这时，中国的统治者早已不是蒙古人，而是满族人。但欧洲人仍像他们的前人一样，在这里如饥似渴地汲取着中华文化的精髓。他们发现这个国度精致富饶，延续着当年惊艳马可·波罗的东方奇迹。但很快，西方的态度由羡慕变成了觊觎，这片宝地成了占领的目标。
欧洲人的思维定式丝毫没变。他们心中的宗教教义和优越感使他们对侵略感到心安理得。传教士眼里，中国人只是一大群没有受到教化的“异教徒”。政客则是大力鼓吹这个观点，因为这有利于他们对东方经济殖民的目标。随着西方工业化的发展，西方正寻找着一个能够扩张并最终被控制的新市场。
从19世纪到20世纪，西方一直为自己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寻找着看似合理的借口。他们有时从教义出发，声称他们有着转化“异教徒”的使命；有时又从政治立场出发，强调开拓新市场的任务。不知哪一个是他们的真正意图，或者二者都是。欧洲仍然流传着关于蒙古人的古老传说，尽管已经过了好几代人，欧洲人却对那时的中国记忆犹新。西方政府便利用了这一点，为操纵中国政治、榨干中国经济找寻借口。
到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担心中国的影响力会覆盖整个东南亚，即出台了“遏制政策”。按照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的“多米诺理论”，这种“红色威胁”会从中南半岛的南部开始蔓延，最终会吞没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地区。于是，美国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利用各种政策，开始以好莱坞式的浮夸宣传抹黑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深了西方人的偏执，最终造成了一种“中国会在20世纪重现13世纪蒙古式扩张”的错觉。“多米诺理论”发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的特定产物，但不幸的是，它的宣传至今仍误导着美国政策制定者的想法。当今的美国政府依旧沉浸在中国对外扩张的幻象里，仍在潜移默化地奉行着当年的“遏制政策”。
中国的目标是大力发展经济，增进人民福祉。在过去的四十年里，中国为这个目标做出了许多尝试，有成功，有失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中国也愿意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这些经验与知识，为它们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然而，美国政府的决策层却对中国的崛起嗤之以鼻，而且是不假思索的，如同患了自闭症一般。
当报道中国时，西方媒体往往选取一些极端少见的奇闻怪事，并不考虑主流的一些思想与活动。这种对中国的片面报道早已屡见不鲜。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Sterling Seagrave）在《龙夫人：慈禧故事》里就谈到了清末时期西方对中国的报道：
在华洋人对中国历史知之甚少，就那点可怜的知识，也是从通商口岸的中国买办或雇佣的翻译那里听说的。他们自己所知不多，但也不在乎什么客观公正，总是编出一些五花八门的东西，去填补他们知识的空缺。因为假装对事情的来龙去脉了如指掌，实在是至关重要。在上海长廊酒吧的推杯换盏之间，在新开跑马场上的飞短流长之中，西方人把误传的消息和想当然的揣测混在一起，再通过书信、日记、论文、演讲、外交报告和新闻报道将其传递到世界遥远的另一头。在那里，人们都把这些当作了事实。
时至今日，很多被认作“中国事实”的消息依旧是西方媒体以类似方式得来的。西格雷夫对上海通商口岸上投机炒作的描写也同样适用于现在的香港地区——绝大多数西方记者的“中国独家报道”都在此地诞生。西方媒体给出的分析往往是简单片面的，将中国政治走向视为两股极端派系的斗争。然而，这种极端派系其实并不存在。对中国复杂政治进行深度分析的任务留给了学者和作家，例如威廉·奥弗霍尔特（William H. Overholt）。在他所著的《中国：下一个经济超级大国》里写道：
每一位研究中美关系的历史学家都面临一个共同的谜团，那就是为什么外界没法学会去欣赏中国发展的积极一面。任何一个东欧国家的领导班子只要完成了中国在1994到1995年间的一到两项成就，都会被媒体当作天才一样歌功颂德，但中国的大多数成就却丝毫吸引不了西方媒体。以至于大部分美国民众（通过媒体报道）觉得，中国在那段时间里除了压迫人民和计划解放台湾以外，什么事情也没有干。
报道中国的负面新闻本没有什么错，但仅仅只关注这些东西并不会帮助到要来中国的西方人，他们的政府也无法有效地解读一些事件，无法把当下中国发生的经济、社会、政治改革放置于正确的背景之中。说到这里，新加坡前国务资政李光耀反复强调的观点则不容忽视。他认为，发达国家担心中国会成为下一个经济超级大国——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巨大国家，因此在阻碍中国经济增长的方面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
如果我们从李光耀的分析出发，那么似乎（或已经可以得出结论）这种已经成为主流媒体趋势的论调，实际上是服务于一些国家的政治目的——他们企图遏制中国经济增长并最终自己成为世界强国。
西方的动机
圆明园是康熙、雍正和乾隆皇帝主持修建的建筑奇迹，也曾是清代皇室光辉与优雅的缩影。它是一连串的宫殿群，更有花园和童话般的亭台楼阁遍布其间，水晶般闪耀的湖泊上架着一座座精致的桥梁。圆明园的存在定是会惹恼西方人的。它的辉煌曾向西方证明：欧洲尚未达到中国已享千年的先进文明水平。
今天，如果你来到现代北京的郊外，漫步于圆明园公园，你却无法看到那样的辉煌——圆明园的绝大多数东西都被毁坏了，只剩下那些烧不掉的石基。石基上还标记着木柱曾经的位置，它们曾一同支撑着朱红色的古典宫殿楼阁。宫殿里曾摆放着中国历朝历代传世之宝，而如今，宫殿已不复存在，里面的珍宝在一些欧洲国家的博物馆里展示——正是这些国家当年派兵洗劫了圆明园。
今天，当你走在断壁残垣之间，你只能独自思索，究竟是怎样的仇恨才能造成这样的破坏。
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只为一个目的：政治上削弱中国，经济上迫使中国向西方开放。此时，咸丰皇帝早已逃到北方的承德，住进了过去狩猎的行宫。他富有干劲的弟弟恭亲王奕，成为当时的外交官。奕拒绝打开北京的城门，将外国军队拒之门外。
攻不下中国政治的神经中枢，英法联军就转而攻击文化的要害。他们发现，城墙外还有圆明园和颐和园，里面供奉着巨大财富。于是英法联军冲进宫殿，抢光他们能想到的，破坏他们带不走的。价值连城的珍珠、玉石、红宝石和黄金被一抢而空，百年历史的花瓶被砸碎，无价的画作被肆意焚烧，皇室精心饲养的京巴狗被头朝下地扔进井里，绣金的龙袍被堆在一起烧掉。
整个圆明园和颐和园都被送到了火把之上。北京城上空的黑烟持续了好几周。破坏是巨大的，而且是执意完成的，其传达的意图很明确：对中国有直接商业价值的宝物将被外国势力占有，有文化价值的东西将被彻底摧毁。
不久，奕开启谈判。西方列强表示想进到城内，要求打开城门。奕最终被迫接受，北京城门洞开，外国军队一拥而入。此外，他们还签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开放了包括天津、南京、上海和广州等在内的通商口岸和商埠，列强在中国的占领区域也正式归列强管辖，有损列强利益的中国法律在这些区域不再适用。
要想理解当下中西关系的动态发展，这些事件的背景是不容忽视或者遗忘的。我不是说我们还要继续为历史遗留问题刨根问底、打抱不平，但中西关系确确实实是从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下建立起来的。
显然，西方列强并不想推翻清朝帝制，他们有意不去打击封建中国的政治体系的根基。进一步说，他们只是想获取，甚至控制中国的资源。留下这个脆弱的政治体系只会对他们更加有利。
同样的，在另一个历史时期里，中国共产党有着强烈的国家民族主义意识，而国民党政府却多次为经济利益妥协让步。因此对于企图掠夺中国资源的外国势力而言，中国共产党执政势必会比国民党执政给他们带来更多的阻碍。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多年来（甚至到今天）一直宣扬并支持台湾地区；这也是为什么从比尔·克林顿到乔治·布什，从奥巴马到特朗普，历届美国政府都把议程设置的重点放在了妖魔化与限制中国上。
晚清时期，西方对华政策有以下要点：能够无限制地进出中国市场，即能够在无关税和其他限制的情况下向广大中国人民售卖西方的工业制成品；能够利用廉价的劳动力，无限制地获得中国的天然制品和手工艺品；能够控制贸易往来。西方列强明白，一个脆弱的政治体系必须容忍他们的利益和商业统治。此外，要点还有：外国势力在华不受中国法律和外国法律约束，租界区域被他们所管辖，他们有着符合外国利益的完全外交豁免权。
这些要点至今仍是西方外交举措和西方商业利益集团打开中国市场方式中集体无意识（译者注：集体无意识是心理学家荣格提出的心理学用语，简单来说是由遗传保留的无数同类型经验在心理最深层积淀的人类普遍性精神）的一部分。在很大程度上，西方同中国的外交关系是受大型企业利益所驱动，这些大型企业寻求获得中国巨大市场潜力的途径，毕竟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有着近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这是市场统计中一个惊人的事实）。
中国政府规定，在外国投资时禁止产生任何“依赖”关系。这样避免了类似于之前西方发达国家与拉美或非洲那种纯粹的贸易依赖关系。在依赖关系中，工业化国家将成品出口到欠发达国家换回待加工的原材料，再将原材料加工后卖回欠发达国家。这样形成了一种螺旋效应，使得欠发达国家依旧不发达，资本继续集中在发达国家。欠发达国家开始依赖发达国家制造的成品，发达国家则通过不断制造成品而变得越来越富有。
因为意识到了这种依赖关系的风险，中国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认为“美国价值观”的推行是美国为其他国家依赖美国产品而设计出的阴谋。如果中国能够用自己的技术生产出自己的产品，而售价低于美国产品的话，也许有一天，美国人会发现自己反倒依赖于“中国制造”了。
中国正推行着市场经济政策，实际上已经创造了世界最自由开放的经济体之一。中国人民不可思议的力量正蓄势待发。这股压抑已久的能量被40年来的改革释放开来。中国发展已经进入成熟期——这是这个时代的事实。负面新闻、历史误解、被误导的敌意和情绪，或是“遏制政策”都不能改变一个事实——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
当下的动机
1996年，开放格局与浪潮对我这种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外国人而言是显而易见的。我曾是一名建议跨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律师，同时我也是越南、老挝、柬埔寨的中央银行顾问，帮助他们完成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转型。此外，我还是中国金融改革的顾问，主要参与构建国有企业改革的蓝图。这一步是中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一块重要基石。
那一年，我写了一本书，名为《中国第一》（书名是和《日本第一》开了个玩笑，那本书是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所著，比我的书早出版十几年，主要介绍了日本国内经济的崛起）。在《中国第一》里，我预测了中国会崛起成为一个经济强国。我并不是用什么巫术来做预测，但西方媒体和政策制定者总觉得我的预测非常激进且不切实际。
我每天都会同中国的政府官员打交道。要么是为我的外国投资者客户获得行政审批和政策指导，要么是向中国官员介绍其他国家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方式，为他们提供建议。我可以获知当下五年规划中的计划和项目，也可以了解下一个五年规划的内容。领导层对未来的愿景无比清晰，他们要坚持完成计划的决心也同样明确。
《中国第一》这本书反映了中国人民脱贫致富的愿望与志向。难怪西方媒体和政治精英都认为我的书是“亲华派”的书。就像之前的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一样，我很快也被贴上了“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标签。
2001年，我写了另一本书，名为《中国的世纪》。书中有一个直接明确的论断：19世纪属于英国，20世纪属于美国，21世纪将属于中国。与此同时，一个叫章家敦（Gordon
Chang）的美国人，因为不满自己在中国的经历，写了一本与我观点矛盾的书叫作《中国即将崩溃》。他做出的假设是：中国如果不接受美国式的民主，其经济将会在五年内崩溃。
这两本书激起了对于中国的两种矛盾观点的论战。我的观点代表着“中国世纪论”，而章家敦的观点则代表着“中国崩溃论”。当时，美国驻华大使馆的政治顾问（实际上是仅次于大使的二把手）严肃地对我说，美国国务院认为“中国崩溃论”才是正确的。他对我宣称：“不管是不是在五年之内还是更久，只要中国不采取美国式的民主，中国经济终将崩溃。”他告诫我应该改变观点了。
当然，17年后的今天，中国的经济并没有崩溃，反而是变得更加强大且具有活力。相比之下，美国的生产率却每年连续下滑并开始负增长。如今，随着特朗普为美国提出了“法西斯”般的议程，一场有活力、有组织的“反法西斯运动”正抗议着美国政治。我们可以发现，美国的民主如今已经变了，且正饱受美国人民严厉的质疑。很多欧洲人现在也开始反思，美国价值观是否还有“普世价值”的约束力，是否需要一个新的价值观了。
过去的四十年间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18年，中美对于我们未来的愿景已截然不同。特朗普总统领导的政府拒绝相信气候变化是科学的事实，撕毁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巴黎协定》，公开振兴化石燃料。同时，他还诋毁可再生能源，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无视联合国进程与多边贸易协定，威胁和对抗其他国家，只顾坚持“美国优先”的政策。
与此同时，中国正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将生态文明写入国家政策，在可再生能源解决方案上已成为全球领先者。习近平主席领导的中国领导层坚持完成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进程，利用多边贸易和技术交流推动全球化发展，通过理性对话和经济赋权寻求结束对抗。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正放眼全球，奉行并推广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
第一章
20世纪
80年代：
期盼脱贫致富的十年
追忆南开
管慕名已久，但我第一次来到北京已是1981年的暮春。机场就像一个烤箱，里面闷热的空气烤得我大汗淋漓。那时还没有行李传送带，只有一个愁眉苦脸的机场工作人员把行李箱从车上扔下来。他们毫不在乎你包里装的是什么东西，根本没有“服务”的概念。那便是特殊时期之后的职业道德。大家什么都不在乎。
我仍记得我在苏联风格的高大宽敞的机场向外走着，头顶的天花板上还装饰着红色五角星。刚出机场，我又一脚踏进了北京炽热的空气之中。后来我才知道，这座城市是几乎没有春天这个季节的。等在机场外的男男女女，要么穿着绿色的军装裤，要么穿着蓝色的工装裤。他们的上半身则穿着质量很差的短袖衬衫，你都能看透这层面料。我试着用我蹩脚的普通话问路，却没有一个人回答。他们只是一直盯着我。
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从太空中掉下来的外星人，就像一部科幻电影里发生的那样，例如《人猿星球》那一类的。
首都机场通往北京市区的老旧小道似乎很长，路的两边都种着白杨树。公交车在路上坏了好几次，每一次抛锚，全车人都迅速下车并开始七嘴八舌地讨论，想要修好这辆车。当时我就想到，中国的经济就像这辆公交车！
同当时大多数外国人的选择一样，我到北京的第一站也是友谊商店。那是一个高大宽敞，拥有四层楼的百货商店，在那时几乎是北京最高的建筑了。我买了一瓶可乐，还是进口的，花了一美元。但这个价格已经远远高于当时中国人对饮料消费的想象。还有一种叫“qishui’er（汽水儿）”的当地软饮，意思是有汽的水，尝起来也是名副其实。它有橙色和绿色两种颜色，就像年轻的朋克摇滚乐手会染的发色一样。我的那些中文老师都因为我花一美元买了一瓶可乐而抓狂，他们觉得我太浪费了，而且还当着面这样说我。在那个年代，普通的中国百姓对友谊商店是望而却步的，当然，更没有人会去支付一瓶进口可乐的费用。
在令人窒息的炎热夏天里，买一瓶可乐这种简单之举，却因为发达与欠发达国家的误解与隔阂，成为一个尖锐的焦点。那瓶一美元的可乐使我想起了我曾经提出的所有经济假设。
当时，大多数中国人都没法挣到很多钱，因为1981年的中国几乎没有多少在流通的货币。就算有人获得了一笔钱，其实也没有多少商品可供他购买。除了友谊商店，大多数国营百货商场都只有空空的货架，或是只有蓝色和绿色的裤子。
那就是一种匮乏经济。
那时，我还是一名年轻的大学交换生，非常理想主义，想要凭一己之力改善中国的经济状况。而且这种念头由最初的幻想逐渐变为了痴迷。每当我在廉价白色锡杯里泡一杯黏稠糟心的上海速溶咖啡时，这种念头就激励着我。不久后，我学会了喝茶。每天，我都在肩上斜挎一个绿军包去上中文课，坚持学习普通话。我相信这门语言是打开潘多拉魔盒的钥匙，可以助我解决这个国家所处的困境。
中国的经济落后使我震惊。我来自美国，来自世界上最富裕的社会，我很难不去注意到中国什么都缺的现实。这样的现状有可能改变吗？每个下午，我独自踱步在南开大学的湖边，我都这样问着自己。总有一些中国学生会将他们的红书作为礼物送给我，我起初以为他们是想和我分享毛泽东的思想，但后来我才明白，他们其实只是简单地想分享一些有中国特色的书。
那时，我还无法想象我正踏入的未来。我的中国同学留着板寸，一边抽烟一边开着玩笑。他们其实是正在接受训练的军官和干部，将来会在国际关系领域工作。和我交朋友也是他们的训练之一。这一点我是几年后才知道的，因为我们的友谊看似非常单纯，他们练习英语，我练习中文。
不过，其中一些友谊还是伴随了我的一生，并向我提供了打开中国政治权力迷宫大门的钥匙。这些同学都被提升到了重要的位置，有的还继续深入到了体制之中。在中国，深入体制比公司升职更能获得权力。这些同学成了我在这种严肃紧张的政治文化之中的担保人，让我在完全不被信任的大环境中，通过了一道道信任之门。
后来，我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其实是像大型企业一样在运作，而不是以我们西方人以为的那种政党运作方式。
我很快意识到，如果我想成为中国转型变革中的一分子，还需要一些其他的技能，只会说中文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将经济与法律炼铸成一个坚硬的刃具，才能切开这个叫“中国”的社会经济难题。
当时，中国领导人和政策制定者已经开始描绘未来的蓝图。很明显，中国官员看到了美国的成就，而且很想知道美国政治体制里什么是真正管用的，什么是没用的。中国领导人刚从“失去的十年”里走出，深受其害的中国下定决心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尽管会戴着厚重的黑框眼镜一直盯着你，但其实也是乐于听取新颖观点的。冬天，他们身上穿着的中山装让他们在严酷的环境中保持着温暖。
当我在最没有希望的时候，我的老同学出现了。他们邀请我参加一些会议。起初，我觉得他们是在利用我来代表外国人，使会议变得“国际化”，但不久后，我发现我无心提出的一些解决经济问题的建议，其实是能被中国的体制所接受的。
只花了二十年，中国就从一个物质匮乏的国家变成了每项产品和服务都充足甚至过剩的国家。三十多年后，它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仅次于美国的最强经济力量。
我很难想象这一切能发生得如此之快，更难想象我能成为这个过程中的一分子。在炎热干燥的那天，这些想法是遥不可及的。因为那时，我才在友谊商店喝完了我的可乐，愁眉苦脸的店员正坐在满是灰尘的柜子后面，柜子上堆着奇形怪状的玉雕还有进口的显像管电视机。
我在中国的第一年里，花了好几个月在天津南开大学学习普通话。这座古老的工业城市是清朝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瓜分的通商口岸之一，以至于其主干道都是欧式的。但欧式主干道两边的老房子上却已挂起了红色的宣传横幅。古老拱形铁桥的对面，有一个游行广场，上面摆满了毛泽东、马克思和斯大林的巨幅画像。每天，我都会从他们严厉的目光中骑车经过。
我们这班交换生其实只是第二批来到中国学习的美国人。我们感觉自己就像先驱一样。在两年前的1979年，邓小平与吉米·卡特总统才刚刚促成中美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一切才刚刚开放。由于西方政府组织得太糟糕，很少会有外国人参加政府组织的中国之旅，更别说去投资这个神秘的、过度在意安全的国度。
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撼动了中国。在毛泽东去世的那年，地震摧毁了周边许多房屋。为百姓搭建的临时避难所随处可见。
南开大学看上去也像刚经历了一场战争一样。天花板已经崩塌，到处都是碎石瓦砾。后来我才知道，特殊时期，这里曾经进行了一场激战。在这场风暴过后，一切都显得风平浪静。学生们在图书馆边的湖畔散步，晚上进图书馆读着马克思的相关著作。当我问起这些房子里发生了什么的时候，他们只会低声说道：“有可怕的事情发生过。”除此之外，不会有人再多说些什么，老师比学生还更为谨慎。那时，每个人都穿着同样的衣服：宽大薄透的白衬衫配绿色的军装裤。
不久后，我也穿起了绿色的军装裤。
我买了辆自行车。在漫长的炎炎夏日里，它开始变得松垮。每隔一段时间，我都得换上一个不同的零部件。不同如今，那时中国国产的产品质量真的很差。最终，我的自行车上每一个零部件都是换过的，已不再是我买来时的那样。每次骑过天津坑坑洼洼的泥泞街道，我都非常心慌，我很难想象中国有一天会成为零部件出口的巨头。
有一天，我和我的一个同学正修理着我们的自行车，替换着损坏的零部件。他突然指向了一位正骑车驶向修理站的老农。那位老农的自行车完全由废料捆绑或焊接而成，中国人民这种朴素节俭的心灵手巧使我感到震撼。他们的生存能力和有限资源下的建造能力使我感到震惊。
那辆自行车是我第一次瞥见中国在金融杠杆下的工业再造潜力。每当我谈及这个方面，我都会用这个自行车来打比方。
几天后我遇见了一位叫楚江雄（音译）的叛逆艺术生。他让我在某天晚上骑自行车来湖边的一棵树旁见他。等我赶到那里时，他躲在附近的阴影里，招手示意我跟上。我们便骑着自行车，由一条脏脏的小路骑出了校园，到达了一座小屋。当我们从自行车上下来时，人们从黑暗中走出，抬起我的自行车，把我推进了一个房间。屋子里大声放着音乐，有着昏暗的灯光。房间四壁都画着壁画，大多是法国印象派的风格。
我问挤在屋里的这些人都是谁，为什么墙上都是画。楚江雄低声解释说，他们也是艺术生，想让我作为外国艺术评论家评价一下他们的作品。我惊呆了，但也别无他法。于是我建议他们把灯开亮，把音乐放小，这样我才能好好看看这些画。楚江雄摇摇头说，他们担心学校知道我在这儿。中国学生与外国人接触是严格受限的，尤其是讨论一些像艺术之类的“腐朽”话题。
这些中国艺术生临摹西方画作的举动使我感到困惑。我们正处于一个历史性变革的前夜，他们却在画着法国乡村的草垛和一碗碗桃子？
当时，我和那些常与我外出游玩的中国学生在方方面面都已经感觉到，我们身处的中国已经走到了改革的风口浪尖。尽管这种新希望在学生群体里愈加高涨（他们都是在特殊时期后重返大学的），但也充满着一种令人窒息的紧张氛围。这种氛围让我们所有人都意识到，任何时候的任何进步都可能把我们甩到后面。
为什么这些艺术生不能从自己身处的文化中挖掘灵感，不能描绘自己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和珍爱的一切呢？我委婉含蓄地建议他们，在使用一些西方绘画技巧的同时，也应该多多结合中国的景象和思想，多多采用中国传统的画法。
炎热的夏季还在继续，我和楚江雄则开始了定期见面，他带我去已经开始接受我的建议做实验的艺术家的家中，向我展示宣传海报背面的空白上，画出的狂野现代大爆炸。这便是地下艺术。在仓促地展示他们实验性作品之后，他们又小心翼翼地卷起画作，把它们藏在床底和柜子里，生怕别人会找到。随后，他们会有礼貌地、轻声细语地把我送到门口。
我从未想过，二十五年后，这些艺术家的画作与雕塑会在苏富比拍卖到上百万元。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开始
978年，安徽省的一处偏僻乡村进行了一次小小的实验。由于不甘贫困，十八户村民达成了协议，他们将分田到户，共同享有资源。这听上去很简单，但在当时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举动，也是一个勇敢的甚至是伟大的壮举。他们相互约定，在收获的粮食中，给国家上缴他们应该缴纳的配额，多余的则可以由每个家庭自己销售并保留收益。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得知后支持了村民的大胆举动。这种做法后来被称作“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这一个小小的实验，让每一户家庭都有权种植自己的粮食和蔬菜，并深深地改变了中国。
十五年后，看似遥远的梦想终究变成了现实，并撼动了全球的经济秩序。
万里在安徽省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早期实验引发了一个中文新词的流行。人们在大街上都窃窃私语，讨论着这个叫“自由市场”的词语。但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有几个胆大的农民带着破布包着的蔬菜和花生（因为他们连袋子都没有），蹲在路边，想出售它们以换得现钞。重点在于，他们能将换得的现钞揣进自己的兜里。人们非常兴奋地讨论着这个事情。
这便是自由市场的开始，只是没有人敢用“市场经济”一词。自由市场已经来到了中国经济的边缘，正化身为街头巷尾常见的那些东西。
在天津，南开大学大门的对面，就有一个羽翼未丰的自由市场。在此之前，还没有过类似的市场出现。因为大家都没有冰箱，所以人们需要每天赶来购买食物。国家分配的粮食供给站里，东西数量有限，种类经常变动，店员也欠缺服务意识。每天，人们都要带着各种票据排着队到这些国营的商店换得主食。如果没有配额的票据，就算你有现金，也无法买到大米和面粉。
然而，街对面自由市场的农民却有很多的瓜果蔬菜，品种丰富多样。人们只要站在路边就能看到两边的差别。自由市场提供的商品种类日益丰盛，而国营商店里，每天每一处供应的货物却千篇一律——而且还是在有东西供应的前提下。
当学生食堂开始供应有肉末的米饭时，我们都非常高兴。因为那时自由市场上还没有肉。我还记得当时我和一个同学发现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一只小小的烤鸡挂在了一家国营商店的橱窗里。这是我们从未见过的。我们压根没有意识到，那只挂钩上倒挂的小小烤鸡表明经济改革已经开始奏效。
我们把烤鸡买来吃了，而且非常高兴能如此简单地就得到了。
我常常想起那些突然出现在天津街头的蔬果供应，还有那只烤鸡。这些都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试验的成果。到了1981年，全国都开始实施这样的改革了。
在中国，每一件东西都物尽其用。我来自美国。在美国，从能源到食物，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在被浪费。在中国，我倍感震惊并受到了教育！
在我来中国之前，我曾在杜克大学学习。我记得有一天我在杜克大学的食堂吃午餐时，一个美国人正狼吞虎咽地吃下了一块巨大的牛排三明治。一个中国学生指着他说道：“那两片面包里夹着的肉，比我一家六口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吃的肉还要多。”这种价值观的比较像一把刀一样地刺痛了我。在天津的南开大学，当一支钢笔用得快没墨时，学生们会想方设法地往里面注些水，使得最后的一点墨水流出。字迹浅了，但能多写不少的字。每张纸片都会被一直写得满满东东，不留一点空白。这个社会是没有什么东西被浪费了的。
当时的社会有一种难得的淳朴。我发现在天津街头生活比在教室学习更为重要，正如同几年后的我发现街头经济学比理论更加重要。我开始变得非常“实用主义”，不去在乎学习和考试，跑到大街上去记那些流行的新词，然后或对或错地开始使用。到了晚上，我会在大街上表演儿时父亲教我的一些简单魔术，让我认识街上形形色色的路人。和路人交谈也训练了我的中文口语，使我的中文水平突飞猛进。人们聚集在一起（有时是很大一群人），大笑着叫我一遍又一遍地表演魔术。他们似乎对同一个把戏都百看不厌。
我意识到，货币在这个社会里的意义并不算大，毕竟都没有怎么流通。一种更高的道德影响着人们的思想。
有一次，在我买一样东西时，小贩无意间少找给了我一角钱，我并没有注意到。后来，那个小贩满城追我，为了还给我那没找的一角钱。最后，他一直追到了我在南开大学的宿舍门口，还一直在为他当时的疏忽而道歉。
另一次，我在一条拥挤的街道上骑车时，灰尘沾上了我的隐形眼镜。于是我停在了一家小店前，借他们脏脏的破镜子来重戴隐形眼镜。在镜子的反射里，我看见身后聚集了一大群围观的人。有人问我是不是又在表演魔术，把我的眼睛摘出来又放回去。
只可惜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当下，热情有之，而这种最初始的淳朴现在看来实在是难能可贵了。
我学完了普通话课程，到了该离开南开大学的时候。当时，学校为我们这些外国学生举行了一场宴会，而老师在宴会后把剩菜残羹通通都打包带回了家。他们将剩菜残羹装进自己带来的小铁盒里，又将小铁盒装进宽大的军绿色挎包，最后斜挎在他们纤薄不合身的衬衣上。我完全想不到，在之后经历的三十多年里，我会目睹中国人渐渐扔下这些绿军包，穿上普拉达和路易威登，购买和世界其他国家一模一样的商品。
即使在我去一个新开的旧货市场卖掉我的自行车时，我都从未这样想过。
蓬勃发展的九零年代
六年后，天津变成了一个我完全陌生的城市。我失去了所有的方向感：棚户都不见了；废墟变成了大型建筑工地，而我正站在摩天大楼的影子里。狂野的艺术家正为着狡猾的广告公司工作。外国学生也不再需要满街找一只烤鸡，中国主要大城市的大多数街头都有麦当劳等着他们。北京的硬石餐厅会一直热闹到凌晨，每晚都加速着文化冲击。普通市民可以去到所有崭新的百货商场和时装店，如果怀旧的话，友谊商店也能进。全球任何商品都能被购买，人们看上去也买得起任何东西。
中国自有一种韧性。城市交通堵塞，于是城市规划者计划着将古老狭窄的小巷改造成新公路。这些小巷的传统文化与生活方式被推向了历史的深渊，变成了发展的代价。
在北京的一家五星级酒店里，美国贸易代表团的成员当着电视台摄像机的面说道：“中国必须更快地去改变它的体系……他们必须接受自由贸易……他们需要做出长远的考虑……尽管他们正变得越来越好，但这远远不够。如果他们再不改变他们的经济，不接受自由贸易，那我们将实施制裁。”这座酒店所处的位置，在20世纪80年代我第一次来北京的时候还是农村。农民们在三环路的外边种田，蜷缩在黑暗里吃窝头。这种玉米粉做的粗糙硬壳便是当时他们的主食。但是到了90年代，当美国贸易代表像烦人的老派老师一样摇晃着手指，谴责中国不遵守美国制定的经济规则时，长安街夜晚的霓虹灯却已像今日纽约世贸中心一样耀眼。
“一国两制”
0世纪80年代，我搭乘了一架由北京飞往香港的夜间航班。我望向窗外，看到整个海岸都是漆黑一片。在这片居住着十几亿人口的大地上，几乎所有大城市的公共照明都会在晚上七点以后熄灭，内地便在地球上打卡下班了。只有快到香港时，才能看到下面城市的灯光。降落到香港启德机场前，飞机从霓虹灯闪烁的狭窄街道上掠过，看上去十分刺激。我有着从一个世界到了另一个世界的感觉。而且那个感觉告诉我，被遗落在黑暗里的世界是没有希望的。
在1987年以前，很少有商人和专家会认真地研究内地。香港的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正风生水起。香港每日的交易都有着赚不完的钱，很少有人会有闲心去看一眼内地的稻田和生锈的工厂。即便如此，包括我在内的一小撮在香港的美国律师把事业都赌在了中国的未来上，英国的律师则觉得我们是最不切实际的空想家，痴迷于中国那些不复存在的古老文化。当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已经腾空而起时，谁还会在乎中国这个沉睡的巨人还能不能重振雄风？
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采取了“进口替代和出口促进”的经济发展模型。这是描述两个发展阶段的奇特称呼。在第一个阶段，一个国家要使货币增值以增强购买力，并同时进行技术与基础设施的升级。到了第二个阶段，它要使货币贬值以发展极有竞争力的外向型经济。在东亚，采用这种方式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到了20世纪80年代，东南亚的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做了同样的事情。所以很明显，这种举措后来延伸到了东南亚，而不是中国大陆。
当时中国在未来十年之中，最迫在眉睫的问题便是香港将在1997年回归。每个人都很疑惑：如何把一个纯粹的资本主义经济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系融合在一起？这个问题困扰着每一个人，谈及此处时，甚至还会有一些沮丧。
有着实用主义精神的香港人总能在逆境中站立起来。不久，年轻的创业者们就开了一家1997酒吧、一家1997餐馆和一家1997迪斯科俱乐部。他们都蹭上了回归之夜这个热点。
当时，一场内部讨论正在中国领导层之间展开。最终，邓小平一锤定音：打开鸟笼，让它自由飞翔！邓小平说：“窗户打开了，新鲜空气进来了，苍蝇也进来了。但那又怎样？你随时都可以打死那几只苍蝇。”
和现在一样，西方大多数“中国专家”的分析都只是在猜测那些修补过的传言。每当中国共产党或全国人大召开会议的时候，这些专家就盯着领导层的服装然后分析，试图找到一些流露领导层思想的迹象。有的干部抛弃了中山装而选择了商务西装；有的人穿了一天的中山装然后又穿了几天西装，在最后风力变化的时候再次换回中山装；还有的人则十分怀旧地一直穿着中山装。这真是一场盛大的“舞龙表演”。
很少有人能想到，这场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复杂辩论会突然结束，中国的经济即将起飞。
在短短10年内，中国把自己从一个百废待兴的经济落后国变身为一个经济巨人。如今，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甚至超过日本。
大多数人在20世纪80年代都无法预见这些发生。那些像我一样预见了中国发展轨迹的人，做出了小心、谨慎、谦虚的预测，但还是被贴上了“拥抱熊猫者”（译者注：在华盛顿外交学界，曾经流行过“弑龙者”与“拥抱熊猫者”的说法。简单来说，“拥抱熊猫者”指亲华派）的标签。
正式地说，我还继续留在香港做着律师工作，但实际上，与其说我是一名律师，倒不如说我是一名谈判家。在漫长的投资过程里，每件事情都取决于官员是否批准每一个步骤。所有需要的文件都要有亮红色的印章。中国的商业和经济很大程度上受政府监管，过于依赖政治，而不是相反的那样。而且，中国人重视guanxi（关系）。这些事情就是我投入时间的地方。
我的很多朋友在中国体制里一年比一年走得高。我们的话题已从谈判投资项目变为了探讨能够改变经济结构的改革方法。我与中国央行和外汇管理局的密切联系使我加入了中国货币政策制定的团队。
在我还没有弄清情况的时候，这些官员就常常问一些关于香港地区经济体系运作的问题，问我可不可以弄到一些香港的公司法、股票上市条例和土地法的复印件。由于我在香港的律师事务所里工作，收集到这些东西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我便常常将这些香港监管法律的复印件带回内地。很快，他们要我为他们起草法规。
内地的官员对“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感到着迷。他们知道，只要找对了方式、找准了时机，世界将见证中国经济的腾飞。
邓小平曾把中国的改革开放比作“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步地来，”邓小平像哲人一样地建议道，“每一只脚都要稳稳地站在石头上。”这种实验的想法引起了我的兴趣。中国关注那些实用的东西，然后开始测试，调整，再测试。和美国当时盛行的以理论为基础的方式比起来，这种方法显得尤为务实。
但外界观察家却批评中国这种前进两步，后退一步的方法。在美国人眼里这是不正统的，一点也不符合当时在全世界推行的“休克疗法”。
但实事求是地说，我看到了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很明显，社会主义经济转型不能通过“休克疗法”进入改革。交织在一起的种种问题必须以某种顺序来解开。这让我想起了一位中国官员。我们在他的办公室里隔桌而坐。他戴着黑色眼镜，短袖白衬衣就简单地垂在裤子外面。他拿起一个橙子，开始用他的拇指转动着剥皮。整个橙子皮变成一条没断的螺旋圈落在了他的桌上，而他的拇指和食指之间留下了一个完整的橙子，一滴果汁都没有落下。我想起我以前吃橙子的时候只是简单地掰成两半，再去吸干渗出的汁水。这位中国官员就像阿特拉斯高举着地球一般地举着橙子，说道：“要打开中国的经济就只能这样做！”否则的话，整个政治与社会结构将会像四处喷洒的果汁一样分崩离析。这便是他的重点。
在中国，文化社会因素、地理，还有贫穷的现实使学术的经济理论变得无济于事。我开始思考并写出了一个循序渐进的改革办法，让一个国家变成它能成为的那样，而不是用“休克疗法”使其变成不该成为的那样。
在此之后，更多的人开始叫我“拥抱熊猫者”。
是因为他们真的害怕中国吗？还是麦卡锡时代那些古老遗留下来的关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东西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政治与社会的DNA中？人们是真的不相信中国有能力领先并达成这些显而易见的成就吗？这是由媒体断章取义地报道导致的，还是我们西方人本身就如此傲慢，坚信我们的体系和处事方式总是如此优越，以至于没有人能够追上，能把他人永远甩在后面？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使我耿耿于怀：中国渐进式改革开放的例子，能否成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我在香港的时候常去老挝和越南旅行，我想看看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开放前的样子，并体验它们开放的过程。我又一次结交了当地的官员，我试图理解它们经济和法律运作的方式，它们的体系是借鉴中国的。那中国的改革开放的一些方法能否也在那里奏效呢？
从休克疗法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987年，这里刮起了一阵改革之风。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他还说明，这个初级阶段“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想转变所有人的固有想法是非常困难的，邓小平以这种大家能够接受的方式，将市场改革推行出来。邓小平以此将大家的意识形态转向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997年，中国第十五届一中全会，江泽民宣布“邓小平理论”将带领中国走入新世纪。
这是香港地区的商业精英们第一次感受到龙的苏醒。他们可以闻到空气中正弥漫着商机的气息。即使那些怀疑者也开始认真关注内地。一些人从茶叶里读到了政治上的改变与开放。1988年，一群年轻的受新自由主义学派影响的中国经济学家建议政府进行价格改革，不要控制通货膨胀。这正是当时美国顾问向克里姆林宫建议的标准的“休克疗法”，这样的建议有利于摧毁苏联经济。
中国的领导层对通货膨胀尤其敏感。很多老一辈的领导人对通货膨胀的了解比他们对战争的体会还要深刻。他们清楚地记得，人们推着一推车的钞票去购买蔬菜和商品的场景。所以，老一辈领导人根本不认同休克疗法的模式。
在那个年代，中国领导层在每个夏天都会去一个叫北戴河的海滨度假胜地，为的是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前探讨一些政策。他们还会召集一些经济学家来给出建议。年轻的经济学家推崇休克疗法，提倡立刻放开价格管制并取消对粮食大米的补贴。更加成熟的经济学家则坚决反对这项提议。他们警告说，政府必须先控制好通货膨胀，只有等通货膨胀稳定以后，才可以逐步地放开价格管制。
这时，就要先讲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故事。
后来，中国的高层官员答应接见我这个人民大会堂的听众，那时，我在为中国的大型企业提供咨询，协助他们建立起一个复杂的公司结构。我在人民大会堂内一间宽敞的房间里与他见面。房间里有着又厚又软的沙发。他问了我一个很急切的问题：怎样才能把这些债务累累、锈迹斑斑的国企转型为能与美国公司竞争全球市场的国际大型企业？五年后，我来到安徽省——这个曾经试水改革的地方，开始为中国国有企业“公司化”的改革探索新的解決方案。
第二章
20世纪
90年代：
计划与市场融合实验的十年
南方谈话
京，1992年。那是晚冬里寒冷乏味的一天。从我办公室的窗子看出去，整个城市看上去十分灰黄并且平坦。没有人能想到，在未来的岁月里，巨大的建筑工地会向四面八方蔓延，吞没这里所有的低层建筑。我的办公室坐落在世贸中心，一座其时形只影单的现代高楼。十年以后，世贸中心却在林立的高楼之中显得矮小了。
但在1992年的时候，这栋世贸中心大楼几乎都是空着的。我当时在为香港最大的律师事务所“孖士打律师行（Johnston Stokes & Master）”工作，刚被调离了老挝和越南，被安排去重开北京办事处。我的任务便是重新建立起他们在内地的业务。
盯着这扇被煤烟污染，被灰尘弄脏的窗户，我试图去想象如何才能达成这样的目标。这里没有外国投资者，其他的那些公司只在保持一个象征性的姿态。这里连商业的一点影子都没有。突然，我的思绪被我的香港秘书打断了。她急匆匆地推开了我的门，像是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然后担心地对我说：“一些中国官员在前台等着见您。他们自称是您的‘朋友’。”
我走下楼，看见余晓宇（音译）坐在蓝色的公共沙发上，看上去这就像是他的地盘。他还有两位陪同的官员。余晓宇是个魁梧的北京人，但却有着纽约人的自信与不拘小节。他当时是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体改委）主任的秘书。
体改委是总理的智囊团。由于他们有着监督其他部门由计划向市场转变的深远权力，因此是中国政府里最具权力的机构之一。
余晓宇在我的办公室里喝着热气腾腾的茉莉花茶，低声地说改革者已经意识到了外商投资是必需的，市场经济也是必要的。
1992年1月，邓小平先后赴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视察，沿途发表了重要谈话。谈话针对人们思想中普遍存在的疑虑，重申了深化改革、加速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紧接着，邓小平宣布中国将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此之前，中国官员连“市场经济”这个词语都不敢说，而如今，他们有了深化改革的绿灯。
邓小平随后提出“发展是硬道理”“致富光荣”的口号，这位政界巨头以非凡的政治智慧和务实精神改变了亿万普通中国人的命运，也成了中国人心中的偶像，被誉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从那一刻起，每一个人，包括共产党的干部，都积极踊跃地投身于改革开放的商业大潮之中。海外投资大量涌入，一个高速增长的时代随之而来。改革开始在全国推行，很快一切都变了副模样。
中国“姓资姓社”的这场意识形态辩论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然后被深深地埋了起来。
步入宏观经济改革
第一次见到朱镕基的时候是1988年，当时他还是上海极具魅力的市长。在朱镕基当上市长之前，上海这座城市看上去对外国投资还很有敌意。上海的官僚体系是非常复杂的。每一件事情都需要得到大量审批或删改，然而每个部门又拒绝相互合作。朱镕基的第一个挑战是吸引外国投资。他把所有部门的人召集起来，将他们放进同一个房间，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一站式服务。他把这称作“投资一条龙”。
我作为香港美国商会（Hong Kong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代表团的一员被邀请到上海，去了解这“一条龙”的工作原理。
朱镕基在一家老旧宾馆的接待厅接待了我们。那家宾馆有着暗红色的绸缎窗帘和艺术装饰过的椅子。朱镕基来得有些迟。他匆匆忙忙地走进来，直接鼓动人心地谈起了他这个一站式服务，没有浪费一丝多余的时间。坐在我身旁的一位商业领袖注意到，朱镕基的西装裤下却是一双登山靴。这位商人轻蔑地低声说道，在中国，像上海这种重要城市的市长都不会得体地穿着。在会议结束后，朱镕基为他的迟到表达了歉意。他解释说，他刚刚从一个建筑工地赶来，这也是为什么他正穿着登山靴。
离开会场，这位有活力的上海市市长令我感到印象深刻，甚至可以说是有些震惊。当时没人能够想到，朱镕基将会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股极具影响力的力量。
苏联的解体和随后的东欧剧变都是明摆着的教训，也是中国最不想得到的结果。中国要有自己的经济模型，而不是哈佛大学课堂上与中国毫无关联的幻想。在抛弃了休克疗法之后，邓小平谈到了渐进式改革，他称其为“摸着石头过河”。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领导层开始变得特别务实，专注于经济增长。我常常跟外国投资者解释称，中国的常务委员会就像一家公司的董事会，每年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则是放大版的股东大会。很快我就想到了“中国公司”这个词，并写了一本以此命名的书（一本写给外国投资者的指南），由巴特沃斯-海涅曼出版社（Butterworth-Heinemann）于1996年出版，至今还能在亚马逊网站买到。在美国政界眼里，这个观点属于政治不正确，但最终还是被政客和记者所接受了。后来，费晓闻（Ted Fishman）用了我的书名，也出版了一本同名书籍《中国公司》。
与此同时，朱镕基将“经济特区”的概念提上了一个新高度。历史悠久的上海外滩曾是亚洲的“华尔街”。穿过黄浦江，外滩的对岸是一片平坦的沼泽地和一些毫无特色的村落。朱镕基决心在那里创建一个叫作“浦东”的国际金融贸易区。尽管整个想法在今天听上去有些普通，但在那时却是中国一个大胆的开创之举。
朱镕基让他的副市长赵启正在浦东创建一个超现代的新区。那时的中国远没有现在富裕，赵启正只能去吸引外国投资。我说服了瑞士的制药巨头罗氏公司（Roche）把亚洲研究发展中心从香港迁到了浦东。
1992年的春节，邓小平再度参观了浦东经济特区，那里已经变为了一片欣欣向荣的建筑工地。邓小平确信，这里将会成为中国的“华尔街”。
1991年底，朱镕基由上海市委书记升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国宏观调控体系的纪元开启了新篇章。
建筑的密码
992年，我住在北京狭窄胡同里的一座古老的中式四合院里。这条胡同非常典型，两旁都种着树。人们（包括一些中国人）总会把hutong（胡同）和siheyuan（四合院）这两个词语混为一谈，但这是完全错误的。在北京话里，“胡同”是巷子的意思。北京有句古话叫作“没名的胡同赛牛毛”，但现在，很多胡同都已经消失，也渐渐被人们所遗忘。
有一个四合院叫作Hao Yuan（好园），意思是“好的花园”。这个院子后来成为一个国营的宾馆，住客大多是外国专家。这里有着古色古香的魅力，在这里工作的中国人都是国家聘用的职工，他们对外国宾客微笑友好。
每个周日的早晨，我都会坐在院子里的果树下喝茶。看着四周灰尘扑扑的院子，我就会莫名想起刚讲到的那些东西。那是我唯一可以真正休息的时间。除此之外，我要么就在无聊的商业中心里谈着合同，要么就是在去工厂的路上。那时，中国的谈判方很多时候办事的方式是跟外国同行喝得烂醉如泥，然后再向国家报销。在这座北京四合院的安静时刻，中国建筑的力量与深度抓住了我的思绪。
在北京的四合院建筑里，我看见了中国心理的一面镜子。这些房子有着灰色的砖墙和雅致的拱形屋顶。然而在街上，你却无法看见里面。你只有仔细观察门上复杂的雕刻和两边古老门枕石的形状与大小，才能猜猜谁可能住在里边。
我意识到，建筑就是一种加密了的语言。
每座四合院都有一个曲折的入口，总是被一面雕刻过的照壁遮住。想要进入一个中国的庭院，从来都没有直来直去的走法。进入院子，中间那个花园便是所有活动的中心。花园里种着象征着繁荣的果树，其种子则象征着新生。院内所有的门窗都朝向中心，没有人能逃离这个封闭的家族圈子。谁住在哪里都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主人、儿子、女儿和仆人的住所都要按照建筑物的比例与屋顶的高矮来分配。这都是按照严格的儒家学说里的秩序安排的，每个人都有自己该住的地方。
每个院子的某处都会有一扇隐秘的后门。
这与美国的住宅完全不同。美国的住宅大多处在一个大草坪的中央，街上的任何人都能看见里面正发生着什么。巨大的窗户将整个客厅暴露无遗。一进主门，通常会有一个直通卧室的楼梯，但所有人都在厨房里转悠。车库则会设计成至少能停两辆车的大小。
这个逻辑十分清晰：建筑是人们与他们所处环境的对话。无论是做生意还是在权力走廊里游说政府，中国的一切都按照庭院建筑的规则运行。这有点像是中国文化的达·芬奇密码。在墙外，墙内的一切都是谜。前门几乎一直是关闭着的，只是偶尔才会小心翼翼地打开。当遇到曲折的事情时，你要知道，要进那扇门是绝没有直截了当的捷径的。一旦你进到内部，规则会因为你是其中一员而改变。如果事情开始变得复杂，那永远都会有后门可走（前提是你找得到）。
20世纪90年代，地价上涨，开发商将这些街区连根拔起。政府、开发商和银行达成了三角连环开发协议。在短短的十年里，北京的许多传统建筑遭到了破坏。令人悲伤和感到目光短浅的是，将邻里社区连根拔起，破坏传统建筑的行为很快成了一种全国性的趋势。
我觉得唐纳德·特朗普在这里应该备受欢迎。
一天早上，好园亮红色大门的对面，开发商推倒了附近的整片胡同。伟大的中国历史建筑、迷人的树荫小巷、数千年的文化代表被推倒了，遗忘了，取而代之的，是华丽的法国宫殿式的建筑，闪闪发光的展厅里摆着法拉利和保时捷。
中国的文化、传统和价值体系被一些中国人抛弃了，他们丧失了自己的身份标志，沉迷于重新定义他们的西方奢侈品牌。西方奢侈品牌已经变成了某些中国人的新“鸦片”。
这就是现代化与全球化的意义吗？
城市交通拥堵。纽约的出租车司机在北京的出租车司机面前都会显得温文尔雅。穿着普拉达的人摆着一副傲慢和粗鲁的模样。街上的行人看上去都有着即将要被推下悬崖的压力。市政规划者把那些有着沧桑历史的小巷夷为平地，然后为豪车铺上新的马路，造成更多拥堵。那些豪车的行为总是让人觉得，越是名贵的车里坐着越是差劲的司机。在单行道上，豪车司机会去招惹那些走在正确方向上的司机，似乎名牌会给予他们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权力。
这都是金钱惹出的事吗？我们的当地文化与身份认同正经历着什么？
年复一年，我越来越容易被这些问题所困扰。我曾怀着一腔理想来到中国，想为这个国家走出贫困尽一份微薄之力。外资为中国带来了金融和技术，而我仍相信我做的这件事情是没错的。作为一名职业律师，我曾为埃克森美孚、爱立信、罗氏、拜耳、柯达、安达这些世界上最大的跨国企业提供咨询，帮助它们获得市场准入并开展在华的初期业务。我其实算是这些跨国品牌全球化的雇佣兵，但我渐渐开始不太喜欢干这些事了。
完全从个人层面上来讲，我不接受现代化和全球化就要抹去当地文化、拆迁传统街区的观点。我认为，只要采纳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战略，既保护当地传统文化又达到现在的发展水平是完全可能的。然而，很多人都有不同意见。
于是我便思考着有没有可能发起一场街坊运动，做一些小生意，给邻里社区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我决心试一试。
在之后的五年里，我翻新了三座四合院，并在每个园子里做了一些小生意。政府非常密切地观察着我的一举一动。常常会有一些官员不打招呼就直接进到我的院子里，有时是带着怀疑的目光。但这个创意很快就流行了起来，人们纷纷效仿，并开始修复附近的院子。精品酒店和餐厅开始出现在老旧的住宅区中。当地官员还在不断视察这里的情况，只不过，那些曾试图阻碍我的项目进展的官员，现在倒开始考虑以此修复这些老屋，保护这些历史街区了。在王岐山当上了北京市市长以后，有些事情真的转变了。北京市人大下达指令，要求将这片街区作为历史遗产保护起来。我从没想过我们能赢得这场战争，但事实向我证明，实用主义是管用的。
有一天，在我指导修复工作时，我听到消息称，有人在北京郊外的村庄里找到了一扇古老的折叠屏风。随着他人的指引，我在农舍的地板上看见了这扇屏风。屏风上面盖满了北京黄色黏稠的尘土。它一定被抛弃在这里有一段时间了，有些地方都已经损坏了。这扇屏风其实是一件雕刻精美的古董。在另一个世纪，它完全可能是富人家里的一件装饰品。卖家说，这个屏风是在开发商拆毁老屋时抢救出来的。
屏风的每一折都刻有一条中国传统价值观：善、道、礼、仁等。我后来才知道，这上面就是中国古代的几大核心价值观。
在发展的热潮中，人们奋力追求物质财富，文化财富却被挤到了一边。
任何经济发展都要付出代价
996年的北京，我会在每个早晨，从我四合院的家中骑车前往世贸中心。一路上会遇到成百上千的自行车一同前行。年复一年，自行车的数量渐渐减少，汽车的数量不断增多。不久后，世贸中心也只是拥挤城市里的一座普通写字楼罢了。在空气污染中，你的视线已经变得模糊不清。只有偶尔的晴朗天气下，远处的西山才依稀可见。奔驰和宝马这类豪车渐渐开始出现在大街上。最终，林荫大道变得拥挤不堪，马路变成了停车场。
十几年前，我认识的“反动”艺术家已经将他们的作品卖给了国际收藏家。外国学生也不再需要满街寻找一只烤鸡，麦当劳已经遍布中国大城市的各处街角。
在很多中国官员的心目中，这些都是进步的标志。对于他们来说，堵在路上的豪车数量，才是能够实际衡量中国经济发展的程度和他们政策的成功与否。
但我觉得也可以有其他衡量成功的办法。在与中国官员一起参加的多次会议里，我指出中国正在失去传统的邻里街坊。中国的超高速发展带来了超高速的环境污染。我认为中国总是在追求生活中物质的数量，却失去了生活的质量。文化的可持续性与经济发展本是同样重要。
危机管理的中国艺术
文“Crisis”所对应的中文词语是“危机”。“危机”由两个字组成：“危”代表着危险；“机”则代表着机会。所以“危机”则意味着危险与机会。
20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面对的危机一件接着一件：高通胀、三角债、企业低效、银行濒临破产、基础设施破败，以及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当时中国面临的这些挑战，比现在美国或欧洲所面临的问题还要复杂得多。
毫无疑问，中国已经陷入了困境。
中国经济的突然开放，使通货膨胀像火箭升天一样迅猛增长。1994年的通胀率高达24.1%。控制通货膨胀成了当时中国的第一要务。
1993年，朱镕基在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同时也兼任了央行行长。中国政府利用行政手段防止贷款过剩，尤其是在过度供应的房地产和商品制造业领域，将整个银行体系改造成型。中国政府还积极收紧信贷以减少流通中的货币，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以控制货币发行的增长，强化积极的出口政策来提升国家外汇储备，以稳定人民币汇率。
中国政府推出了“宏观调控的16条措施”，将财政和货币政策措施与国家计划经济的行政管控结合起来。这些措施中既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部分，又采用了市场经济的货币与财政措施，打起了一套组合拳。令大家吃惊的是，这竟然奏效了。
这“16条措施”包括：
一、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稳定金融形势。
二、坚决纠正违章拆借资金。
三、灵活运用利率杠杆，大力增加储蓄存款。
四、坚决制止各种乱集资。
五、严格控制信贷总规模。
六、专业银行要保证对储蓄存款的支付。
七、加快金融改革步伐，强化中央银行的金融宏观调控能力。
八、投资体制改革要与金融体制改革相结合。
九、限期完成国库券发行任务。
十、进一步完善有价证券发行和规范市场管理。
十一、改进外汇管理办法，稳定外汇市场价格。
十二、加强房地产市场宏观管理，促进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
十三、强化税收征管，堵住减免税漏洞。
十四、对在建项目进行审核排队，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
十五、积极稳妥地推进物价改革，抑制物价总水平过快上涨。
十六、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的过快增长。
“宏观调控的16条措施”后来成为中国经济学家口中著名的术语。其内容简洁实用，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面前摒弃了那些华而不实的语言和理论，使得欧美国家的观察家大为震惊。而亚洲、非洲、南美洲的观察家正痴迷地看着这项实验的展开，因为这项实验为他们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另一条可行的道路。
过去的紧缩政策一直压制着消费需求这座火山，而如今它爆发了。我回想起1981年的时候，一些展示在友谊商店的日本显像管电视机就代表了当时中国进口和奢侈电子产品的总和。
在1992年后的几年里，各种商业和房地产领域缺乏监管，投机买卖将中国带入了“三角债”的泥沼。银行贷款给企业用于生产，但企业后来投资到了房地产，房地产承包商却用这些钱去做其他投机买卖的项目。人人都想靠着运气发大财。
从1949年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叶，商品短缺匮乏。即使你手里拿着现钞，也没有什么可买的东西。但改革开放创造了一种新生的消费经济，中国人便渴望着能在市场上买到一切消费品。这给了生产者一种消费需求无限的感觉。当时工厂已经可以依据市场反响自由地生产各种各样的廉价电子产品和生活消费品。
20世纪90年代初期，投资者纷纷投入资金，去生产他们认为市场可以吸收的任何东西，但他们并不理解每种市场都有其局限性。这样的投资毫无理性，但商品生产还以超高速推进。到了1996年，商品供应过量，在市场上泛滥成灾，假冒伪劣产品利用着价格弹性的每个漏洞。库房爆仓，应收款无法收到，债务无力还清。
1992年到1996年，控制着贷款、货币供给和行政审批的阀门大开，同时也带来了对金融违规行为的包容。“三角债”迅速出现，投资行为很快就变得杂乱无章，但谁在乎呢？反正这些钱都是政府的，一些人一点也不担心风险。
到了1995年，通货膨胀率下降到了17.1%，一年以后更是降到了8.3%，而经济增长率则成功地保持在10%以上。1997年，通货膨胀率降到了2.8%，经济增长率则稳定在了9.2%。1998年，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朱镕基解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策的成功，并提出了他的“一个确保”：经济增长达到8%，通货膨胀小于3%，货币不能贬值。
20世纪90年代中叶，混乱的“三角债”已经威胁到了中国的改革。未偿还的企业间信贷高达3000亿元，使中国的银行系统濒临崩溃。1996年，中国政府面临待清理的混乱三角债和国有企业的破产危机，如果处理不好这些问题，他们为之辛劳的改革将会功亏一篑。那一年，一项每年清理1000亿元企业债务的计划开始施行。其最终目标则是在3年之内扫清这3000亿元的债务问题。
然而，清理旧债务的时候，新债务却出现了。为什么呢？因为企业认为，与其花钱去清理这一系列环环相扣的债务，不如简单地把钱留着，无视之前的承诺，去建立新的关联债务和信用合约。这便引发了新的一系列关联债务，这是一种乘数效应。
这一点与2008年金融危机有些相似。当时那些银行家也挪用联邦银行提供的紧急财政救援，给自己内部发放巨额的奖金。当资本成本变得廉价时，人们就会没有理性地花钱。因为在那个时候，好似一切皆有可能，就像不存在什么中长期风险。这类复杂混乱的事件却真实地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十年以后，又同样在美国上演。
1996年，中国政府觉得受够了。他们召开了一次会议，决心挑战现状，改变监管机构、银行和房地产开发商之间的“融洽”关系。
多年后，我站在“占领华尔街”运动示威者的中间，我突然意识到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三角债难题与美国2008年的金融危机有着惊人的相似性。我们似乎开创了十五年的繁华盛世，但这却只是一场依赖债务证券交易和高杠杆率房地产开发的金字塔式骗局。这令很多人都感到懊恼。当然，在中美之间寻找相似性确实有些不妥，但不论在何处，关于人性的有些东西是永远不变的：一是贪欲，二是冒险。
1998年，中国政府面临做出选择。第一个选项是使用政府当时14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来清除国有企业的债务，第二个则是将这些债务转化为股权。所有的选项都是研究其他国家的债务危机得来的，从瑞典的债务转股权模式到美国的资产重组托管体系，中国政府需要在其中挑选，最终他们选择了在需要处理不良资产的银行下建立“资产管理公司”。
这项解决方案结合了瑞典与美国对于类似问题的处理方式。它要求将不良资产从银行中分离，但也不清算。中国以自身的实际情况，结合了（不是完全照搬）这两种模型，得到了自己的解决方案。瑞典问题的规模较小，瑞典政府可以简单地直接卖掉坏账公司。瑞典的管理体系十分成熟，要想转变这些公司，只是一个再融资的小事。而在美国，政府只是简单地清算了这些债务，因为那时它完全负担得起。
中国政府面临的却是与之不同的一系列实际问题。1998年的中国缺乏清理这些债务的财政资源。中国的债务网广布全国，而不像是瑞典那样高度集中。更与瑞典不同的是，中国国有企业的债务危机主要是在于其管理体制，因此，扭转这些企业债务缠身的局面仅靠再融资是不行的。简单的资金注入只会使资金继续被滥用。
中国政府的实际选择是将债务从一个实体转移到了另一个实体，然后非常聪明地将其推给西方投资者。西方投资者又让投资银行家将其重新包装并投放到国际资本市场中。中国政府挑选着他们需要的工具，中国的资产管理公司便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又一例证。
根据中国的法律，银行不能成为企业的股东。因此，简单的债务变股权是不可行的。中国政府对此问题的答案并不是要将债务冲销，而是将问题转化到别处。中国政府着手创建资产管理公司，让这些公司去负责坏账转为股权这样难以置信的任务，去扭转那些没人想接手的公司。每个资产管理公司都有十年的时间来调整其投资组合。
1999年，中国政府大胆推出了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其注册资本高达100亿元人民币。短短一年的时间，信达公司就从中国建设银行买来了3000亿元的不良贷款，再用这些不良贷款冲洗房地产泡沫。最终外国投资基金买入了这些资产管理公司的产品，从根本上将中国的坏账问题转到了国际资本市场的平台。中国政府的智慧不仅胜过了那些投资银行家，也是西方中央银行那些人所达不到的。
重铸“国家实力”
与中国官员的会面常常约在傍晚我的四合院里，在这里我们的讨论要更加放松和随意。我的家正好藏在一个古木林立的小胡同里，前面是灰色的砖墙，周围是一些朱红色柱子和复杂木雕的陈列馆。坐在我的苹果树下，我们可以开诚布公地讨论中国真正面临的问题。在我的院子里，我们的谈话不会被外面的人听见或录音。至少我们是觉得不会的。
一天晚上，马继贤（音译）出现在我的茉莉花茶话会上，他是一位中国律师。他激动地告诉我，他即将被调离他在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的职位。
“那你去哪儿？”我吃惊地问他。他说他要去一个新成立的机构，名字叫国务院生产办公室。我没法理解他的激动，他离开了一个不错的职位，去一个没听过的工业生产委员会，他的兴奋完全没有道理。“你又不是工程师，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惊讶地问道。
他解释说，政府正在建立一个新的机构以解决各个部长职权复杂混乱的状况。苏联模式使得中国每个行业都有一个独立的部门，比如纺织、机械、煤矿、轻工业、重工业、电子机械工业等，此外还有像交通、商业、医疗这类职能部门。每一个部门都在自己的指挥系统里运转，自上而下地管理，拒绝听从其他部门的指令。所以部门间没有协同合作，缺乏横向的沟通，政策无法协调。
以当时的汽车制造来举一个例子。国家计划委员会制订了计划，财政部为其拨款。机械工业部掌管着汽车工业制造，但也需要冶金部和化工部提供一些配件。汽车生产出来了，但需要负责汽车交通的交通运输部下发执照才能上路，于是交通运输部也想分一杯羹。铁道部会说多少汽车需要铁路运输。该买多少辆汽车和该在哪里卖是商务部说了算，但到底该卖多少钱呢？这又回到了计划委员会头上，那里有一个专门负责定价的部门。这件事情就这样陷入了无尽的循环，什么事都定不下来。而且中国国有企业的效率极低，顽疾缠身。
所以中国政府就大体建立了一个大型部门，来与这些拒绝相互沟通的部门交流，有些类似于上海的一站式服务站。新建的这个国务院生产办公室，起初只是一个小办公室，但很快就变成了中国的巨型部门，转而负责国家的经济和贸易。在接下来的五年，这个机构将协调所有的生产、商业、运输和市场政策。它将横向打破各个部门之间的壁垒，缩减它们的规模，解决现在的混乱局面。
与此同时，原来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改为了“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成为总理的智囊团。在总理的领导下，这些苏联式的“遗产”变为了以市场为导向的融合经济。
我每天都活在重组中国经济的巨大实验之中。每当一家外国公司要与中国的国有企业联合经营时，就意味着当地合作伙伴的重建。我在工厂里待了几年，重组着企业的管理模式和资产，并寻找着创新的方式将债务转化为股权。
我看重的一个项目是中国知名的洗涤剂品牌。这是一家典型的国有企业，其老板勤奋并富有创造力。除了生产肥皂和洗涤剂之外，企业还搞了一些副业，先是做卫生巾、瓶装水，然后又开卡拉OK娱乐城和餐馆。最后，这家企业背负了一大堆收不回的款项和还不起的债务。但企业管理层和一些国有企业一样对此束手无策。
今天很多跨国企业的运营方式差不多也是这样的。
涉及如何裁去多余劳动力时，谈判常常破裂。外国资本进入带来的技术升级，会使三分之二的中国劳动力变得多余。这是中国政府面临的一个巨大难题，因为保障就业是整个社会主义体系的中心，“铁饭碗”的概念在中国人的心中根深蒂固。这也是过去一些中国企业和政府部门效率低下的原因之一。中国政府决心打翻“铁饭碗”，解放中国的商业韧性。
一天早上，在经济贸易委员会，我在电梯里遇到了马继贤。他正在两场会议的间歇中，一些文件从他的手中掉到了地上，厚厚的黑框眼镜后面是一副疲累的神情。我在处理众多的企业重组时，没几天就要跑一次他们的办公室。马继贤向我保证，我们的实验将成为国有企业全国改革的典范！
一方面，我站在开创性实验的最前沿，为中国的商业和社会结构转型提供动力。我回想起毛泽东所说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中国非常巧妙地利用外国投资来实现了自己的经济社会转型，由此登上了世界舞台。
另一方面，作为大型跨国公司的内部顾问，我明显意识到了他们的管理层正向股东兜售着中国市场的梦想。他们正在将商品制造外包给中国，在中国建厂并抢占中国市场。
双方在博弈中达到了共赢。
中药西药，谁是治愈经济的良方
重组一家又一家企业之间，我不经意地成了操刀国企改革的“医生”。1997年，我受命去领导一个专责小组，试水中国国企改革的新路径。这个项目从中国各地中选择了在安徽省试点，毕竟这是二十年前最早施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地方。
我和组内的中国经济学家、官员一起实地考察了四个巨头行业：钢铁、水泥、化工和化肥。
这都是一些“侏罗纪时代”的企业。
几十年来，来自中国各级政府和行业部门的财政经费混在一起，让巨额债务问题变得更为复杂。这些资金链纠缠不清，混乱不堪。这些是拨款还是贷款？如何解释这些资金？
当生铁从生产线上推出时，我能闻到焖烧的味道。燃气向着四方喷射。“我们的所有设备都是六七十年代的，”工厂的王经理摇摇头说，“所以我们的产品比不上韩国进口的。除非我们能买到必要的技术，但那需要一大笔资金投入。去哪里能搞到这些资金？没有投资者愿意接过我们企业肩上的社会负担。”工人们转过头来，一脸好奇地盯着我。这是他们第一次在这里见到外国人。他们都在这条生产线上干了很多年了，这算是他们单调工作中难得的消遣。
离开这些生产设备后，我们开车经过了附近一些学校、幼儿园、食堂、诊所、康乐中心和退休中心的聚集区。一个工人可以在这个企业内出生、上学、结婚、工作、生活和死亡，一步也不踏出这个圈子。这家企业本身就是一座城市。
“我们有五万人居住在这里，包括退休员工和员工家属。我们必须养着所有人。”王经理解释道，“工人大概有两万人。如果要取得最高的效率，两千名左右的工人使用现有的设备就能达到。如果我们引进可以与韩国钢铁企业竞争的设备的话，需要的工人甚至会更少。”
这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中国不得不面临的挑战。这个挑战超乎想象，看上去难以完成。
在近一个世纪的风雨历程中，中国的首要任务是解决住房、医疗、退休问题。当时，国有企业全部担了下来，解决了工厂工人和干部的基本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同样给予他们社会和物质福利。
但在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化激烈竞争中，中国企业就不得不放下它们不堪承受的重担，这就需要从医疗到教育，从住房到保险，一切都变得商业化。
这一切都需要一套规章制度来规范，但这正是当时所没有的。最终，所有的成本都摊派到了资本市场。
比方说，想要摆脱住房负担就需要进行银行改革，这样人们才能拿到贷款去购买自己的房子，开发商也才能贷款去修建房子。合法抵押贷款需要明确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但这都是当时所没有的东西。最终，这一切都只能依靠全方位的改革。
所以在1998年，中国开始对国有企业进行重大重组，同时也在调整整个社会结构。医疗保险的商业化和养老金的引入意味着保险业的重组，这便需要整个金融改革。这件事情太过复杂，只能循序渐进地调整每一个环节。
当时的货币政策顾问李剑阁，对这一切却看得一清二楚。一天傍晚，我们坐在我的院子里，一边喝着茉莉花茶一边闲聊。李剑阁说：“‘华盛顿共识’就像西药，主要解决表面问题。我们却更倾向于中医的疗法：全面审视问题，找出根本原因。西药是短效药，而且时常会有严重的副作用，中药耗时长，见效慢，但却能治好问题的根源。问题常常都是相互关联的，所以必须全部解决，但是要循序渐进。”
这就是渐进式理论的根源。中国政府意识到，把一个问题单独拎出来处理是没有意义的。想要改革体制，那就要把所有事情全部解决，但也要遵循一个逻辑顺序，分清轻重缓急。
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在他所著的《全球化及其不满》（诺顿出版公司2002年纽约出版）中写道：
“‘华盛顿共识’的政策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的简单模型（即竞争均衡模型）的基础上，在此模型中，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也在发挥作用，并且此作用是相当完善的……根据经济学理论，有效的市场经济要求所有的假设都得到满足。在有些情况下，对一方面进行改革，如果没有得到其他方面改革的配套和协调，实际上有可能会使事情变得更糟。这是一个顺序问题，意识形态对这些置之不理，只是一味地催促尽可能快地向市场经济推进就可以了。但是经济理论和历史展示了如果忽视顺序，就有可能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前面描述的在贸易、资本市场自由化和私有化方面的失误，是体现在宏大规模上的顺序失误。较小规模的顺序失误很少受到西方新闻界的关注。但它们却构成了发展中国家日复一日的悲剧。”
西方观察家并没有忽略这一点。一天晚上，我被邀请前往智利驻华大使的官邸。那时我常常会帮助南美国家制定战略，与中国进行双边贸易协定的谈判。也正是这些协定为中国敞开了南美市场的大门，曾在另一领域很有影响力。大使给我倒了一杯智利红酒，然后他尝了一口红酒，看向天花板，大笑道：“你有意识到中国发展经济的这个想法多么强大吗？这种亚洲式的想法，既实用又灵活。”
“此话怎么讲？”我有点没听懂，“为什么说是亚洲式的？”
“这种想法既不是黑又不是白。美国的思维模式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非敌即友。你看，我们南美洲很多国家已经被美国的思维方式所主导，还影响了很多多边机构，当然也影响了我们的政府。但中国刚刚改变了这一切。”
“怎么改变的呢？”
“就是把一切有益的都融合在一起。这就彻底改变了一切。他们拿开了僵硬的条条框框，使现在的我们可以跳出‘华盛顿共识’自由地思考。思维和行为不再有定式。看看巴西吧！总统一定会做出大改变的，他正密切关注着中国的所作所为。他们将跟着中国打破这些古老的规矩。不过他们也有自己的道路，用自己的方式。总之，我们整个南美洲都在看着他们，这真是太棒了，这真是一个强大的概念。”
“我们叫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解释着，然后点燃了他递给我的烟，“但为什么说是强大的呢？”由于我在亚洲居住了太长时间，对这些东西都已经习以为常了。
“它之所以强大，”大使解释道，“是因为它打破了意识形态的藩篱，大胆混用各种经济学说。这也正是美国政府最畏惧的一点。”
进化的意识形态
国的荆棘之路和意识形态的转变是从1978年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经过深思熟虑，邓小平决定要走一条更加实用的路线。“开门”政策和改革结合了起来，最终催生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1982年召开十二大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在全国取得了瞩目的成就，市场经济正在萌芽，改革开放的计划十分顺利。到了1987年十三大的时候，中国的改革开放工作已经完全展开。
1992年秋，十四大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此后中国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增长率高达15%，但1994年，通货膨胀率也达到了24.1%。朱镕基作为负责经济和金融投资组合的副总理，亲自接手了央行行长的职位。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保持高增长的同时，控制了通货膨胀，进而发展了他的“宏观调控体系”，将市场经济与国家指导原则相结合，有时还会结合国家干预。
邓小平于1997年与世长辞。这一年香港在“一国两制”的原则下回归，为澳门回归做好了铺垫。1999年，澳门在同一框架体系下回归。随着中国经济的“软着陆”，人民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1997年，十五大的召开是中国改革进程上的又一里程碑。中国政府认为，公有制经济不仅仅存在国有经济，同时，承认了私营经济在中国当下“混合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抓大放小”的企业重组计划见证了大型工业集团的整合，同时中国还允许小型企业将其资产清算，或是出售给市场甚至私人投资者。中国清楚地意识到，医疗保障、退休、银行、金融和社会福利的全面改革将至关重要，关系到十五大提出的雄心壮志与深远目标的实现。
WTO的新成员
979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改革开放政策的一年后，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这是中国允许外商直接投资的第一部法律，也是日后整个外商投资法律框架的基础。现在，从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到各部、各局、各地方政府都有着无数的法律、法规、措施、规定和通知是与外商投资相关的。中国已经建立起了健全的外国投资贸易法律体系。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使得这个体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精简，并将一些常有歧义的部门规章阐明和合理化。想要精简外商投资贸易的法律法规，那必然会修改和重新颁布大量的法律条文。尽管这个过程在短期内会带来不可避免的混乱，甚至会让一些正寻找投资区域的外国投资者感到懊恼。因为他们选择投资位置时，常会考虑多个政府部门的协调和决策。但最终，这一定会带来一个比之前更加清晰简明、直白易懂的体系。
最重要的是，改革取消了对电信、基础设施、银行、保险服务等关键领域的限制。尽管这个过程是慢慢逐步放开的，但至少使外商可以渐渐参与这些曾经关闭或严密保护的领域，扩大了投资范围。对于这些方面的改变，加入世贸组织的事件是功不可没的，因为正是这个事件向机构投资者和跨国投资业务释放了积极的信号，从而在之后几年，才能史无前例地敞开大门，让外资涌入。
这样的投资流反过来又会带来更大更刺激的变化。它不仅会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还会带来中国的社会转型，迫使那些曾经在国家垄断和保护下的国有企业进入竞争环境。再后来，便会迎来态度和心理上的变化。很大程度上，正在同时进行的法律、政治和体制的转型也反映着这样的势头。
“一个确保”
998年3月19日，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朱镕基总理介绍了他雄心勃勃的综合改革方案。他称其为“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
事实上，“一个确保”包含了三个关键要素：保持经济高增长率，低通胀率，人民币不贬值。尽管1998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目标是8%，但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增长率在该年跌至7.8%，并在1999年跌至7.6%。即便如此，中国政府仍然谨慎地采取了“宏观调控体系”的管理政策，使2000年中国的增长率回升至8.4%，并将通货膨胀率推向了历史低点（0.4%）。
中国顶住了来自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这两个机构所呼吁的“华盛顿共识”提倡中国应当货币贬值（然而这一政策却几乎摧毁了印度尼西亚、韩国和泰国的经济）。中国并没有理会华盛顿智囊团的观点，仅依靠自己的市场指导政策，坚持要求中国扩大出口并拥有较高水平的外汇储备以保持人民币的汇率稳定。
在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积极出台政策，鼓励出口和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由此带来了强劲的出口，使得外汇储备继续增加。这样的结果使得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抢先站了起来，并成为最强大，或许也是最健康的区域经济体。中国经济政策的成功，使经济学家、知识分子和发展中国家纷纷开始严肃质疑过去美国所提倡的经济发展模式。
“三个到位”
镕基有针对性的“三个到位”代表着一项雄心勃勃、意义深远的改革的运行框架。这项改革将跨入新的千禧年，并在三年内完成。
“第一个到位”是确定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进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毫无疑问，国有企业问题已经成为中国最主要的经济问题之一。如果不进行大规模的企业结构改革，这些企业就无法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国内市场上变得高效，更不用说去到国际市场上竞争。此外，中国国有银行账簿上的不良贷款，很大一部分是贷给了无力偿还的国有企业。
当时很多人都质疑朱镕基的雄心壮志，因为解决这样一个大规模的问题，一定会触及中国古老经济体系的关键支柱，需要把以“国家主导”为核心的体系做出普遍性的结构调整。但朱镕基却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这个问题：“外国舆论对中国国有企业的困难看得太大了……中国的工业企业有7.9万个，有的很小，只有几十个人。按这个数目统计，当然亏损面很大。但是，500个特大型国有企业向国家交纳的税收和利润占了全国税收和利润的85%。这500个特大型企业亏损面只有10%，也就是50个，我们认为，从总体上讲，用三年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是能够实现的。”
按照“抓大放小”的原则，关键领域的大型企业将接受合并，并引导其生产职能合理化，而小型企业则常常宣告破产或是被出售。引导合并使得亏损的大中型企业的总数减半。很多工人受到企业重组的冲击而下岗，随着对这些下岗工人再培训再就业计划的开展，私营企业开始增长和发展。
“第二个到位”确定在3年内彻底改革金融系统，中央银行强化监管、商业银行自主经营的目标要在20世纪末实现。很明显，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与银行体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原国务院秘书长、国家经贸委主任王忠禹曾解释道：“过去，国有企业是国有银行最大的债务人，这种情况还将持续很长的时间……国有商业银行大部分贷款都是贷给国有企业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企业贷款过多，理论上无法做到长期偿还。其结果就是贷款的使用率低下，而其他企业的资金供应不足。”
要解决中国银行体系的问题需要全面改革和重新定义其职能。首先，中国的央行——中国人民银行需要专注于银行事务，证券和保险的相关问题很快转移到了新成立的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在另一面，国有的国家专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和工商银行的政策性贷款组合被划分给了新成立的农业发展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和进出口银行，使其能专注于商业银行的事务。一些股份制银行脱颖而出，城市信用合作社也转变成了当地市级的股份制银行以满足社区的需要。最为大胆的举措便是资产管理公司的成立。为了解决国有企业三角债的问题，背负不良贷款的四家国有银行各自成立了自己的资产管理公司，由其购买不良资产并转向其他地方。
“第三个到位”则是要求精简中国臃肿的政府机构。中国政府的逻辑很简单。坐在政府办公室的公务员工资太低，所以，当他们审批那些企业用心经营的项目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权力寻租的现象。所以中国政府的目标便是将政府机构减半，将剩下这些公务员的薪水提高。这样的方案则需要建立起更高的教育门槛来淘汰不合格的干部，还需建立一个提拔的考试制度。只有建立好了这些，才能建立起真正的公务员制度。
在机构改革下，部委的数量减少了一半。代表过去计划经济的工业专业经济部门（煤炭、冶金、轻工业、纺织和电力等）在国家经贸委的综合管理下，先改为局，再缩小到宏观经济协调委员会的内部。中国政府将其管理的部委分为四类：与经济协调、金融和银行业务相关的“宏观调控部门”；涵盖从外贸到通讯，从建筑到交通与供水的“专业经济管理部门”；涵盖教育、科技、自然资源和社会福利的“社会部门”；涉及外交、国防、卫生和少数民族的“国家政务部门”。中国政府的机构改革方案破除了制约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体制机制弊端，影响深远。
“五项改革”
五项改革”包括了粮食流通体制、投资融资体制、住房制度、医疗制度和财政税收制度改革。这五项改革基本涵盖了住房、粮食供应、资金流转、财政税收、医疗保健和养老金等领域。在过去的“铁饭碗”制度下，人们向他们的企业和单位要求住房、医疗、养老和其他基础保障，而这次中国则是将“铁饭碗”制度进行了一个彻底“检修”。为了取得“三个到位”，就需要同时进行“五项改革”，并解决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问题，由此击破阻碍中国深化经济改革的壁垒。
中国希望结束过去的保障体系，使人们必须依赖于自己的积蓄，并向金融领域寻求合适的产品以实现他们曾预期的保障。基本上，新的税收体系正在将住房、医疗和养老推向市场，并支持着政府努力建构的社会保障体系。简而言之，人们需要购买保险才能报销他们的医疗费用，需要为他们退休积攒养老金，需要向银行贷款买房。
同时，政府的预算需求应从依赖国有企业的利润转向对企业和个人收入的税收。中国财政体系的这一重大结构重整本身便是中国经济里影响最深远的调整之一。同时，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需要得到必要的资本，才能拥有建立未来强大商业的实力。考虑到这点，资本流通改革也成为众多改革措施中的关键一环。
新文明
场经济的放开给人们的思维带来了根本的转变。尽管人们的生活水平随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与生产力的增长日渐提高，但社会道德也备受冲击。腐败现象的出现、社会恶习的新增和犯罪率的上升给人们敲响了警钟。
中国领导层也意识到了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危险，正寻求着一种新社会价值体系以匹配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这种价值体系需有别于过去的道德体系，而整个过程则是从“精神文明”的建设开始。精神文明涵盖了从家庭价值观到环境保护和艺术审美等一系列事物，而物质文明则崇尚物质生活的改善。中国领导层力图推动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协调发展。
1995年，中国领导层提出了“三讲教育”；后来，又系统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括地讲，这一方面体现着共产党人过去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又体现着当下对社会的新思考。换句话说，这意味着如果党的干部在与时俱进时不能坚守信念，那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组织本身便可能面临着过时的风险。总之，中国共产党呼吁党员不仅要跟上时代的步伐，还要努力保持思想的先行一步。
1999年10月1日，北京。前夜下了一场暴雨，一直下到黎明。雨停后，雾气在凛冽的秋风中蒸发。当我到达天安门广场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庆祝典礼时，阳光已从头顶上的云层中透射过来。红旗飘扬在两侧高大的人民大会堂和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楼顶。今天无疑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身穿五彩节日盛装的学生们已经有组织地聚集了起来。红色的横幅在凛冽的秋风中飘扬。我首先注意到的是孙中山肖像两旁巨大的白字红底的标语。孙中山是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他的肖像与两侧的标语被摆放在广阔的天安门广场，耸立在衣着华丽的群众之上。按照传统，每年的十月一日，孙中山的肖像都会摆放在广场上，与天安门上毛泽东的肖像四目相对。而红色横幅上的白字则会因时而变。
我想看看这次的变动。一个标语上写着“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另一个标语写着“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迈向新世纪”。这是清晰明确地告诉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将带领全国人民，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迈向新世纪，创造新辉煌。
对于中国人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的广场上那个关于邓小平的简单标语却有着大量的信息。我有些好奇50年后又会写什么。
如同大多数中国事件一样，“国庆节”——共和国成立50周年大庆都会融入象征主义。这些时候的象征符号都会非常简洁清晰。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会通过中国官方媒体的镜头盯着这场庆典，在其中搜寻可能会在未来数月、数年甚至几十年里能影响他们生活的信息。
尽管阅兵和国家主席的讲话常是西方媒体相机的焦点，但似乎群众游行更能表现中国下一个世纪的前进方向。
群众游行被分为了三个章节。第一章的主题是“开国·创业”，这一部分由毛泽东在1949年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画像开启，聚焦于数个促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事件。标语非常简洁，其中提到了“自力更生”，并把重点放在了“工农业发展”。
第二章的主题是“改革·辉煌”，最先展示的是邓小平的画像，然后着重介绍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创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制度扭转了从50年代末期开始主宰中国经济的公社化进程。孩子们举着春天的花朵是最明显的象征意义之一。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意识到了这个“春天的故事”是指邓小平1992年的南方谈话。这一事件彻底改变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态势。许多邓小平的名言都被用来装饰了随后的花车：“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其传达的信息非常明确。
第三章的主题是“世纪·腾飞”，最先展示的是江泽民的画像。画像里，江泽民正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着报告，正是这一次，邓小平理论在《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得到了丰富。这个主题共有34辆花车，是当时最为庞大的游行队伍。每辆花车都采用了一些简洁有力的形象，展示了在领先行业里的成果，如交通、能源、机械、电信、航空、信息产业、建筑、公共卫生、环境保护和经济特区发展成果（甚至一个巨大的DNA模型也在人群中游行）。毫无疑问，高科技就是这章最醒目的形象，海量的信息都在传达着中国在下一个世纪绝不会落后。
意料之中的，是这里有代表国有企业的花车，但意料之外的，则是这里也有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私营经济等这些代表中国蓬勃发展的混合经济的花车。代表私营企业的花车上，一些著名的企业家高兴地挥着手，车身则展示着这些企业生产与收入的统计资料和私营企业对再就业和国民经济的贡献，甚至政府从私营企业得到的财政收入也浮现在上面。毋庸置疑，这五彩斑斓的展示正是代表着对私营经济的公开接受和对它们将在新世纪的角色的肯定。
游行中，人情味的分量远远超过了意识形态。一辆载满中国最美丽的时装模特的花车给游行带来了新的转折，随后游行的方阵是一个个家庭（美国政客由此也开始喜欢谈“家庭价值观”了）。那天刚刚登记结婚的多对新婚夫妇也从主席台前走过，他们身上穿着西式晚礼服和长长的白色婚纱。
庆典结束后，西方媒体的一些报道却令我大为震惊。其中一家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报纸之一评价这场庆典“看起来很像‘文化大革命’”。这种代表美国媒体的歪曲事实让我感到很懊恼。非常讽刺的是，他们向美国读者传达的信息与这里传达给中国人的相差甚远。事实上，他们完全报道反了。读了这些报道，我问自己，他们为什么就不能报道今天传达的这些信息呢？因为那些观看了庆典的中国人，已经知道了很多关于下个世纪的事情。
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正大力推行政府指导下的市场经济政策。中国人民不可思议的物质动力——这股通过20年改革开放释放的被压抑能量——正有着自己前所未有的能量。中国人民不可比拟的消费能力，不仅会成为促使中国在新世纪持续增长的市场力量，更极有可能成为维持发达国家的商品不断进入中国市场的关键。
中国已经走向了成熟。随着20世纪90年代的结束，中国的经济崛起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事实。它不能被负面新闻所否认，也无法被历史误解所掩埋，更不会受某些国家“遏制”政策的约束。在我的脑海里，有一件事情已经非常明了：2000年开始的这个新世纪将是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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