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32165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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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深入现代文明的西方源头，探索希腊奇迹的成因。浸淫希腊古典学问三十年、两度翻译荷马史诗的陈中梅先生，历时十余年的收官之作。
内容简介
希腊是一个奇迹，西方文明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还出现过一些伟大的时代，但它们的原创力和伟大程度都远不及希腊文明。希腊人，也只有与众不同的希腊人，才能够创造出那样一种文明，在它面前，欧洲大地上以后出现的绝大部分值得称道的东西，都是它的延续。
浸淫希腊古典学问三十年、两度翻译荷马史诗的陈中梅先生，深入现代文明的西方源头，探索希腊奇迹成因。“希腊奇迹”的产生有着厚实的观念基础，希腊人先于其他古老民族抢占diyi个科学制高点，其实是在认识论领域，而不是像许多中外学者习惯认定的那样在自然哲学领域。
浸淫希腊古典学问三十年、两度翻译荷马史诗的陈中梅先生，深入现代文明的西方源头，探索希腊奇迹成因。“希腊奇迹”的产生有着厚实的观念基础，希腊人先于其他古老民族抢占diyi个科学制高点，其实是在认识论领域，而不是像许多中外学者习惯认定的那样在自然哲学领域。
目 录
001绪论
第一章希腊奇迹及其成因解析
039一、欧洲文明的希腊源头
046二、希腊奇迹
051三、东方文明的滋养
061四、希腊奇迹的成因
065五、“内部”条件
第二章荷马史诗与希腊奇迹的产生
081一、荷马元素与观念的“蒸馏”
093二、荷马史诗与希腊哲学
104三、历史的先驱
111四、希腊奇迹的“开端场次”
第三章荷马的英雄观
121一、 ：词源及其他
127二、阿瑞特
132三、平民英雄
第四章英雄观续篇
145一、伊萨卡和斯开里亚的英雄们
155二、英雄气短
162三、亡灵：英雄死后
第五章特洛伊首领也是英雄
169一、“住手吧，亲爱的孩子们”
178二、神一样的人中豪杰
185三、英雄阿德瑞斯托斯
192四、其他特洛伊英雄
第六章宙斯钟爱赫克托耳
199一、宙斯·达耳达诺斯·赫克托耳
204二、Diiphilos：赫克托耳与阿基琉斯
208三、“宙斯只对他一人垂青”
第七章凡人中的神明
217一、赫克托耳的“渴望”
224二、普里阿摩斯对儿子的至高评价
第八章保卫特洛伊
233一、荷马与苏格拉底
238二、特洛伊战争与阿开亚人的诉求
244三、两种道义力量之间的抗争
249四、护城的中流砥柱
256五、“摆下自由的兑缸”
第九章神一样的求婚人
267一、有所不同：帕里斯和《奥德赛》里的求婚人
272二、求婚人是英雄吗？
277三、开法勒尼亚最优秀的男子
282四、欧鲁马科斯
286五、安提努斯
290六、荷马史诗的观念史意义
第十章客谊
297一、注重共性
300二、客谊观念的产生与陌生人文化
307三、宗教背景
314四、文明·野蛮·波鲁菲摩斯
第十一章互赠铠甲
325一、互为客友
331二、客谊与西方认知史
336三、两部荷马史诗的内在主题
343四、宙斯的大局观
第十二章战地审美
349一、特洛伊长老
354二、普里阿摩斯
361三、“念想你的父亲”
369四、吃喝·凝视·聆听
375五、无偏见和非功利审美
385附录
401参考文献
431索引
445后记
第一章希腊奇迹及其成因解析
039一、欧洲文明的希腊源头
046二、希腊奇迹
051三、东方文明的滋养
061四、希腊奇迹的成因
065五、“内部”条件
第二章荷马史诗与希腊奇迹的产生
081一、荷马元素与观念的“蒸馏”
093二、荷马史诗与希腊哲学
104三、历史的先驱
111四、希腊奇迹的“开端场次”
第三章荷马的英雄观
121一、 ：词源及其他
127二、阿瑞特
132三、平民英雄
第四章英雄观续篇
145一、伊萨卡和斯开里亚的英雄们
155二、英雄气短
162三、亡灵：英雄死后
第五章特洛伊首领也是英雄
169一、“住手吧，亲爱的孩子们”
178二、神一样的人中豪杰
185三、英雄阿德瑞斯托斯
192四、其他特洛伊英雄
第六章宙斯钟爱赫克托耳
199一、宙斯·达耳达诺斯·赫克托耳
204二、Diiphilos：赫克托耳与阿基琉斯
208三、“宙斯只对他一人垂青”
第七章凡人中的神明
217一、赫克托耳的“渴望”
224二、普里阿摩斯对儿子的至高评价
第八章保卫特洛伊
233一、荷马与苏格拉底
238二、特洛伊战争与阿开亚人的诉求
244三、两种道义力量之间的抗争
249四、护城的中流砥柱
256五、“摆下自由的兑缸”
第九章神一样的求婚人
267一、有所不同：帕里斯和《奥德赛》里的求婚人
272二、求婚人是英雄吗？
277三、开法勒尼亚最优秀的男子
282四、欧鲁马科斯
286五、安提努斯
290六、荷马史诗的观念史意义
第十章客谊
297一、注重共性
300二、客谊观念的产生与陌生人文化
307三、宗教背景
314四、文明·野蛮·波鲁菲摩斯
第十一章互赠铠甲
325一、互为客友
331二、客谊与西方认知史
336三、两部荷马史诗的内在主题
343四、宙斯的大局观
第十二章战地审美
349一、特洛伊长老
354二、普里阿摩斯
361三、“念想你的父亲”
369四、吃喝·凝视·聆听
375五、无偏见和非功利审美
385附录
401参考文献
431索引
445后记
前 言
历史的演变受自然条件、物质基础和社会因素的支配，也受观念和观念资本的深度制约。如同金融资本一样，观念资本的形成也有赖于旷日持久的积累。思想、理论和观念固然不可能在真空中产生，却也并非只是物质条件、社会状况和历史现实的话语或文字附庸。重要智识成就的人文持存力往往远超见证其产生的社会，有的甚至还可以横贯历史。基于这一认识，也有鉴于本书的叙事主旨，我们在承认并尊重其他因素之功效的前提下，将重点阐述认知活动与思想形成之间的关系，突出观念的作用。任何重大历史事件的出现，背后肯定都有观念或思想力量的推动。一个后来被证明为非常重要的观念或观念体系的形成需要时间，它的经常不为时人所明晰意识到的效应展示，有时可能相对快捷一些，有时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谈到促成十七世纪西方科学革命兴起的原因时，英国哲学家、科学史家N.A.怀特海指出：
如果把欧洲各民族在我们这个时代以前的两百二十多年中的思维活动作一个简短而十分确切的叙述，就会发现他们一直是依靠十七世纪的天才在观念方面给他们累积的财富来活动的。这个时代的人继承了十六世纪的历史性革命所具有的观念酵素。同时他们又把涉及人生各方面的现成思想体系传给后代。怀特海1997∶38。“在观念方面给他们累积的财富”原文作“the accumulated capital of ideas provided for them”（Whitehead1959∶42）。“capital of ideas”宜作“观念资本”解。深入研究西方十七世纪的科学革命，不宜忽略“希腊留给欧洲的思想遗产”（戴克斯特霍伊斯2010∶10）。“这份遗产有两个不同的方面。首先是一些伟大的基本观念，它们更多是哲学性的而非科学性的。虽然它们并非永远有效，但却一直影响科学的发展至今；其次是希腊哲学的一些正面成果，后来者往往以此为基础，至少以之为出发点。”（同前引书）
人必须首先解决温饱问题，然后才能从事各种思想和精神活动，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如果食不果腹，身无居所，哥白尼不可能提出日心说，牛顿也不可能写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然而，物质的这种第一性只有从能够维持生命的意义上来评判才是绝对不可替代的；基本的物质需求和生存条件得到满足以后，个人的才华和思想的重要性将凸显出来，“天才并不是把才能组合起来的结果。多少大队士兵（battalions）相当于一个拿破仑呢？多少二三流诗人（minor poets）可以构成为一个莎士比亚呢？多少普通的科学家（run of the mine scientists）可以完成一个爱因斯坦的工作呢？这一类问题的提出并非为了取得答案，它的用意不过使人确信天才的独特无双（the uniqueness of genius）而已。”（胡克2006∶18；英语原文见Hook1945∶26）观念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有可能超过物质，成为促成重大事变的主要因素。不是任何衣食无忧的人都能发动并领导1789年的法国革命或1911年的中国辛亥革命的。如果不是因为相信世界是可知的，麦克斯韦不可能创立电磁理论，伦琴也不可能发现X射线。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怀特海可以在研究中把目光聚焦于促成近代科学兴起的“思维中的各种要素”、“本能的信念”、“观念酵素”和“观念方面……累积的财富”上，怀特海1997∶38。“观念酵素”原文作“a ferment of ideas”（Whitehead1959∶42）。而把“诸如财富和闲暇时间的增加、大学的扩展、印刷术的发明、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哥白尼、瓦斯哥·达·珈玛、哥伦布、望远镜”等许多人可能会倾向于优先考虑的人物和事项，全都划归为“科学兴起过程中”出现的“无须细谈”的“偶然因素”怀特海1997∶16。在别的著述中，怀特海肯定了望远镜的重要作用，认为此物虽然“可能会作为玩具而（被）保留”，但在伽利略手中却“引起了一场革命”（科恩1999∶493）。。怀特海重视人的“本能的信念”和心理状态，在他看来，至中世纪晚期，“欧洲人的心理那时已经准备好了一次思想上的新冒险”怀特海1997∶16。细读并比较英国中世纪思想史家大卫·瑙尔斯的如下评述：“这次伟大的再觉醒（参看本书第9页注②——引者按）找不到充分的缘由。人们已经提出的那些原因诸如和平在西欧的恢复，以及随之而来的有序的政府，财富与闲暇，当然都不是这样一场广泛、持久和富有活力的变革的根本性原因，它们甚至也不是其必要条件。这个复兴可以用一个极好的明喻来描述：它是欧洲新族类心理上和智力上的青春期。(瑙尔斯2012∶126）。。笔者原则上赞同怀特海教授的见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当然与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王储斐迪南在萨拉热窝的不幸遇刺有关，但也和一些酝酿已久的深层次原因不无干系。“一些严肃的诗人和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在颂扬”那种与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战争狂热纠结在一起的“英雄主义”，由此培育出一个崇尚战争的“更深的心理因素”，并最终“对加速可悲的战争爆发起了作用”杰克逊2010∶29。。对任何重要问题的研究，都需要涉及深层，触及心理和观念的层面。诚然，通过实践能够总结出经验，而凭借一般的“经验之谈”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展示观点的合理性，但真正可靠且经得起诘问的正确结论的得出，则需要通过基于实践却又不受其局限性束缚的理论思维，需要通过严格和缜密的概念推演。怀特海重视“观念财富”或“观念资本”的做法无疑是正确的，其不足之处可能在于低估了某些“无须细谈”的“偶然因素”的重要作用。重视观念的人文效益并不意味着必须放弃别的解析维度，而承认并且肯定观念的重要性，也并不意味着必须排斥具体历史事件的介入和各种社会机构的作用。我们知道大学的不可或缺，也知道伽利略的天文学发现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望远镜的帮助。“通过望远镜获得的新的观察资料”，使得他成功“否证了托勒密体系”科恩1999∶102。。有必要指出的还有，怀特海研究的是现代科学的兴起，而非西方科学的起源，所以不太可能事实上也没有必要指出公元前七至前六世纪希腊人的心理状态，也许有些类似于十四、十五世纪的欧洲人。我们的研究表明，当时的希腊人确实已经或多或少地做好了迎接变革的心理准备，而荷马史诗则攻守皆备，一方面坚守传统的神话防线，另一方面也为这种“准备”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观念依据。怀特海的科学史观与我们的有所不同。怀特海教授一方面承认“要找到现代观念的源头就必须看看希腊的情形”，另一方面又认为除了亚里士多德这个“极大的例外”，希腊哲学家们虽然做了“一种观念上的准备工作”，却没有发展出“我们所理解的科学”（怀特海1997∶7）。在他看来，西方“科学思想的始祖”不是哲学家，而是把英雄们的业绩当作证明命运（fate）之“不可逃避地发生”的“个别实例”的“古雅典的伟大悲剧家”（前引书∶10）。“科学思想的始祖”原文作“the pilgrim fathers of the scientific imagination”（Whitehead1959∶17）。怀特海区分了哲学和科学，这很有必要，但他可能忽略了希腊自然哲学其实也包含科学，也就是说，没有充分认识到科学或自然研究在希腊哲学中所占的比重很大。“希腊人为哲学思想，并且，由于哲学和物理学最初是不可分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自(转下页注)
（接上页注）然科学，构成了基本的观念，后来整个欧洲的哲学和科学，都是在这些基本观念之内活动并至今仍在运用它们。”（策勒尔2007∶10—11；参看Stallknecht and Brumbaugh 1958∶3；策勒尔的《古希腊哲学史纲》用德语写成，由L.R.Palmer译成英语，翁绍军中译本由该英译本译出）“基本观念”英语译文作“the basic ideas”（Zeller 1955∶3）。有必要指出的还有，希腊命运观的始作俑者不是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悲剧作家，而是他们的先师荷马。“但是，在这些‘优哉游哉的诸神’的背后和顶上，耸立着一种权力，荷马史诗中的人们以对奥林波斯山诸神更大的虔诚仰视着它——那就是永不变更的命运之神。莫依拉（Moira）与奥林波斯诸神搏动着的生命力相比，命运是一个冷酷的抽象物，这是人们开始领会一切事件都受自然规律的支配这一事实的产物。”（策勒尔2007∶17）“But behind and above these ‘carefree Gods’ there stands a power to which the Homeric man looks up with almost greater seriousness than to the Olympians—Moira， immutable fate. In comparison with their pulsating vitality it is a bloodless abstraction， the creation of men who were beginning to grasp the fact that all events are governed by natural laws.”（Zeller1955∶9；参看Parkes1959∶186）讨论“荷马遗产”（the Homeric heritage）在催生自然哲学方面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时，H.B.帕科斯提到了两个重要因素，一个是荷马宗教内含的自然主义倾向（the naturalism of the Homeric religion），另一个便是荷马所持的关于非人格化的命运的观念（the Homeric conception of an impersonal fate，详见前引书∶186—187）。关于moria，详见本书第172页注③。参看Nilsson1949∶169—172。纵观整部西方文化史，就其宏观走向而言，我们看到的不是一种人文元素亘古不变的独断统治，而是两个基质成分，或者说两种观念力量之间持续不断的纷争和与之相关的必不可少的妥协。西方学者熟悉他们文化的二元品质，国内学者在著述中论及这一点的亦不乏其人。中外学者常用的非基质性成对术语很多，包括诗与哲学、诗性与科学、神话与理性、神话世界与观念世界、虚构与逻辑、宗教与科学、信仰与知识、启示与哲学、神秘主义与理性主义、启示与哲理、激情与理智、欲望与理性、谎言与真实、谬误与真理、直觉领悟与理论分析、神话想象与哲学论证、诗性想象与理性观察、荷马与希腊哲学、荷马与苏格拉底、狄俄尼索斯与阿波罗、希伯来要素与希腊要素以及耶路撒冷与雅典等。细察诸如此类的二元表述，我们可以发现所有这些成对术语中的第一个词项其实是广义上的“同义词”，诸多看似不同的词汇或词汇组合形成了一个大致“同义”的语义集群；而上述对等术语中的第二个词项就词义来说也一样，如同百川入海一般形成了与第一个语义集群相对立或可资对比的另一个语义集群。面对概念纷呈的芜杂局面（这么说并不等于我们有意否认上述概念的词义差别和常态语境中极佳的表意有效性），我们能否提纲挈领，透过表象，抓住本质？换言之，我们能否找到一对涵盖面更广、概括力更强的统领概念的概念，以便把上述两个语义集群分别统括起来，从而能在更高的层面上并以更为精练的方式，尽可能准确和稳妥地把西方文化二元对立互补的基本格局揭示出来？作为学者，我们有时不仅需要，而且似乎还有责任勉为其难。基于多年来的潜心研究，也有感于从某种特定的角度来衡量中外学者在这一问题上提法的众说纷纭，当然主要还是出于对深入探析西方文化基本结构的实际需要及其理论可行性的考虑，笔者于1998年6月在《外国文学评论》上发表《“投竿也未迟”——论秘索思》一文，该文的完整版以《论秘索思——关于提出研究西方文学与文化的“ML模式”的几点说明》为题，作为附录见诸商务印书馆1999年8月出版的拙著《柏拉图诗学和艺术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1月出版的拙著《言诗》中有“秘索思”一章，是为该文的修订版，但改动的幅度不大，基本上保留了原文的叙事样式。“投竿也未迟”语出李白晚年所作五言诗《赠钱征君少阳》。提出了西方文化的内核是由两个基本要素，亦即是由秘索思（）和逻格斯（）这两个希腊元素构成的观点。按照笔者的理解，秘索思和逻格斯是两个基质成分，也是两个元概念，二者既相生相克，又相辅相成，既是势不两立的竞争对手，又是互为依存的合作伙伴。秘索思和逻格斯缺一不可，共同建构了西方文化的深层模式，打造出它的基质底蕴。关于秘索思和逻格斯的元概念属性以及二者之间对立互补的运作态势，详阅拙文《词源考——兼论西方文化基本结构的形成及其展开态势》上、下篇（分载陈思和、王德威主编《文学》2013年春夏卷和秋冬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2014年）。
评估一种文明的战略竞争力，可以从细察它的基质成分以及由基质成分搭建起来的文化基本结构入手。因此，秘（索思）—逻（格斯）模式不仅是一种理论设计，而且还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具备广阔而深远的应用前景。秘—逻模式适用于对西方学者的某些虽然流行却不一定稳当的重要观点的审视，也适用于对我国源远流长的西学迎拒史的重新梳理，此外或许还可作为研究其他文明之基质结构的参照，但它的价值首先还在于继往开来，借助多种必要的延扩性表述的辅佐，为人们认识并解析西方开辟一个新的视角，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上文已简要谈及怀特海关于近代科学起源的论述。现在，有了对西方文化二元品质的介绍作为引子，我们似可结合对理论或秘—逻模式的实用性的思考回到这一话题，继续业已开始的讨论。秘—逻模式为解析西方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概念支点。下文将以对西方科学史的轮廓描述为例，就此议题略作阐释。
如果允许进行最大限度的概括，我们要说整部西方科学史的轮廓实际上是由两个性质大致相同的过程，也就是说，是由两次起因和结果都不无相似之处的范式变革组成的。逻格斯两次战胜秘索思，一次发生在公元前六至前五世纪，具体表现为哲学对神话的否定和颠覆，另一次发生在十七至十八世纪，具体表现为科学对基督教及其神学的质疑以及随之而来的批判。逻格斯的胜出既得力于自身的强悍，也得益于秘索思不一定符合自身根本利益的铺垫。两次胜出的共同之处在于逻格斯取代秘索思，成为促进西方文明进程的主要推力。但是，逻格斯强悍，却并非所向无敌。如同秘索思的被攻击一样，逻格斯也会为秘索思的反击提供靶子，以自己的强势发展和由此暴露出来的局限为秘索思的胜出或自身（即逻格斯）的受害创造条件。我们知道，基督教曾经战胜希腊科学，而兴盛于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新神话”，亦曾对之前踌躇满志的理性主义和启蒙思潮发起过强有力的冲击。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作为打造西方文化结构底蕴的两个基质成分，秘索思和逻格斯都具备接受“异化”的功能，以公开或隐蔽的方式进入对方的领地。暂时失败的一方不会销声匿迹，它会顺应时代潮流的变化及时改换门庭，在异己却并非全然陌生的人文环境下继续发挥自己的作用。失败是另一种形式的胜利。秘索思与逻格斯之间的互动，由此似乎具备了超越胜负的意义。没有希腊哲学的实质性参与，不会有系统的基督教神学。作为相反的例证，没有神话思维和诗化意识的强有力辅佐，大概也不会有谢林、尼采和海德格尔的哲学。秘—逻模式的实用性在以上分析中得到了体现。既然是广义上的“重复”，两次过程及其成因中就不可避免地会带有某些相似之处。事实上，除了别的类似，如同我们指出荷马史诗为公元前七至前六世纪的希腊人提供了观念基础，使他们做好了迎接变革的心理准备，怀特海亦曾以他的方式，肯定了经院哲学（或经院神学）和“中世纪思想对科学运动的形成”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怀特海1997∶12—13。中世纪思想中的精华发轫于十一、十二世纪，至十三世纪末已蔚为大观。“我们观于十三世纪发展之迅速，便可知在其先前所已成就的工作之伟大，后来一切时期的人士，无不得力于十二世纪创立了的基础。譬如，在上述那些可庆的事实发现之后，不多几时，约于1226至1230数年中巴黎主教奥法因之威廉，弗朗西斯派海尔斯之亚历山大便提出了他们的伟大思想体系；接着就有罗杰·培根、波那文图拉、阿奎那和雷蒙·洛立（Raymond Lully）之崛起。假如当时非先已有了充分的准备，他们的事业便是不可能的。因为十二世纪奠下思想的胎芽，所以才能有十三世纪的生长和发达。”（伍尔夫2005∶38）“十二世纪奠下思想的胎芽”，原文作 “a preparation already assured in the twelfthcentury leaven of doctrine”（Wulf1953∶64）。“leaven of doctrine”似宜作“学说酵剂”或“学问酵素”解。比较怀特海的用词：“a ferment of ideas”（Whitehead 1959∶42）。“在现代科学理论还没有发展以前人们就相信科学可能成立的信念，是不知不觉地从中世纪神学中导引出来的。”（怀特海1997∶13）。当然，中世纪思想不是无本之木，而是有其清晰可辨的希腊渊源。“的确，只要我们想到十二和十三世纪，我们就可以说，几乎中世纪哲学的所有主要观念（〈almost all the leading ideas of medieval philosophy〉也有部分例外分支，即后来的自然神学）都等同于或直接来源于公元前450—前300年期间雅典的一小批希腊思想家中流行的观念。”（瑙尔斯2012∶31—32，英语原文见Knowles1988∶3）。
如果把欧洲各民族在我们这个时代以前的两百二十多年中的思维活动作一个简短而十分确切的叙述，就会发现他们一直是依靠十七世纪的天才在观念方面给他们累积的财富来活动的。这个时代的人继承了十六世纪的历史性革命所具有的观念酵素。同时他们又把涉及人生各方面的现成思想体系传给后代。怀特海1997∶38。“在观念方面给他们累积的财富”原文作“the accumulated capital of ideas provided for them”（Whitehead1959∶42）。“capital of ideas”宜作“观念资本”解。深入研究西方十七世纪的科学革命，不宜忽略“希腊留给欧洲的思想遗产”（戴克斯特霍伊斯2010∶10）。“这份遗产有两个不同的方面。首先是一些伟大的基本观念，它们更多是哲学性的而非科学性的。虽然它们并非永远有效，但却一直影响科学的发展至今；其次是希腊哲学的一些正面成果，后来者往往以此为基础，至少以之为出发点。”（同前引书）
人必须首先解决温饱问题，然后才能从事各种思想和精神活动，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如果食不果腹，身无居所，哥白尼不可能提出日心说，牛顿也不可能写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然而，物质的这种第一性只有从能够维持生命的意义上来评判才是绝对不可替代的；基本的物质需求和生存条件得到满足以后，个人的才华和思想的重要性将凸显出来，“天才并不是把才能组合起来的结果。多少大队士兵（battalions）相当于一个拿破仑呢？多少二三流诗人（minor poets）可以构成为一个莎士比亚呢？多少普通的科学家（run of the mine scientists）可以完成一个爱因斯坦的工作呢？这一类问题的提出并非为了取得答案，它的用意不过使人确信天才的独特无双（the uniqueness of genius）而已。”（胡克2006∶18；英语原文见Hook1945∶26）观念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有可能超过物质，成为促成重大事变的主要因素。不是任何衣食无忧的人都能发动并领导1789年的法国革命或1911年的中国辛亥革命的。如果不是因为相信世界是可知的，麦克斯韦不可能创立电磁理论，伦琴也不可能发现X射线。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怀特海可以在研究中把目光聚焦于促成近代科学兴起的“思维中的各种要素”、“本能的信念”、“观念酵素”和“观念方面……累积的财富”上，怀特海1997∶38。“观念酵素”原文作“a ferment of ideas”（Whitehead1959∶42）。而把“诸如财富和闲暇时间的增加、大学的扩展、印刷术的发明、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哥白尼、瓦斯哥·达·珈玛、哥伦布、望远镜”等许多人可能会倾向于优先考虑的人物和事项，全都划归为“科学兴起过程中”出现的“无须细谈”的“偶然因素”怀特海1997∶16。在别的著述中，怀特海肯定了望远镜的重要作用，认为此物虽然“可能会作为玩具而（被）保留”，但在伽利略手中却“引起了一场革命”（科恩1999∶493）。。怀特海重视人的“本能的信念”和心理状态，在他看来，至中世纪晚期，“欧洲人的心理那时已经准备好了一次思想上的新冒险”怀特海1997∶16。细读并比较英国中世纪思想史家大卫·瑙尔斯的如下评述：“这次伟大的再觉醒（参看本书第9页注②——引者按）找不到充分的缘由。人们已经提出的那些原因诸如和平在西欧的恢复，以及随之而来的有序的政府，财富与闲暇，当然都不是这样一场广泛、持久和富有活力的变革的根本性原因，它们甚至也不是其必要条件。这个复兴可以用一个极好的明喻来描述：它是欧洲新族类心理上和智力上的青春期。(瑙尔斯2012∶126）。。笔者原则上赞同怀特海教授的见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当然与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王储斐迪南在萨拉热窝的不幸遇刺有关，但也和一些酝酿已久的深层次原因不无干系。“一些严肃的诗人和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在颂扬”那种与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战争狂热纠结在一起的“英雄主义”，由此培育出一个崇尚战争的“更深的心理因素”，并最终“对加速可悲的战争爆发起了作用”杰克逊2010∶29。。对任何重要问题的研究，都需要涉及深层，触及心理和观念的层面。诚然，通过实践能够总结出经验，而凭借一般的“经验之谈”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展示观点的合理性，但真正可靠且经得起诘问的正确结论的得出，则需要通过基于实践却又不受其局限性束缚的理论思维，需要通过严格和缜密的概念推演。怀特海重视“观念财富”或“观念资本”的做法无疑是正确的，其不足之处可能在于低估了某些“无须细谈”的“偶然因素”的重要作用。重视观念的人文效益并不意味着必须放弃别的解析维度，而承认并且肯定观念的重要性，也并不意味着必须排斥具体历史事件的介入和各种社会机构的作用。我们知道大学的不可或缺，也知道伽利略的天文学发现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望远镜的帮助。“通过望远镜获得的新的观察资料”，使得他成功“否证了托勒密体系”科恩1999∶102。。有必要指出的还有，怀特海研究的是现代科学的兴起，而非西方科学的起源，所以不太可能事实上也没有必要指出公元前七至前六世纪希腊人的心理状态，也许有些类似于十四、十五世纪的欧洲人。我们的研究表明，当时的希腊人确实已经或多或少地做好了迎接变革的心理准备，而荷马史诗则攻守皆备，一方面坚守传统的神话防线，另一方面也为这种“准备”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观念依据。怀特海的科学史观与我们的有所不同。怀特海教授一方面承认“要找到现代观念的源头就必须看看希腊的情形”，另一方面又认为除了亚里士多德这个“极大的例外”，希腊哲学家们虽然做了“一种观念上的准备工作”，却没有发展出“我们所理解的科学”（怀特海1997∶7）。在他看来，西方“科学思想的始祖”不是哲学家，而是把英雄们的业绩当作证明命运（fate）之“不可逃避地发生”的“个别实例”的“古雅典的伟大悲剧家”（前引书∶10）。“科学思想的始祖”原文作“the pilgrim fathers of the scientific imagination”（Whitehead1959∶17）。怀特海区分了哲学和科学，这很有必要，但他可能忽略了希腊自然哲学其实也包含科学，也就是说，没有充分认识到科学或自然研究在希腊哲学中所占的比重很大。“希腊人为哲学思想，并且，由于哲学和物理学最初是不可分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自(转下页注)
（接上页注）然科学，构成了基本的观念，后来整个欧洲的哲学和科学，都是在这些基本观念之内活动并至今仍在运用它们。”（策勒尔2007∶10—11；参看Stallknecht and Brumbaugh 1958∶3；策勒尔的《古希腊哲学史纲》用德语写成，由L.R.Palmer译成英语，翁绍军中译本由该英译本译出）“基本观念”英语译文作“the basic ideas”（Zeller 1955∶3）。有必要指出的还有，希腊命运观的始作俑者不是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悲剧作家，而是他们的先师荷马。“但是，在这些‘优哉游哉的诸神’的背后和顶上，耸立着一种权力，荷马史诗中的人们以对奥林波斯山诸神更大的虔诚仰视着它——那就是永不变更的命运之神。莫依拉（Moira）与奥林波斯诸神搏动着的生命力相比，命运是一个冷酷的抽象物，这是人们开始领会一切事件都受自然规律的支配这一事实的产物。”（策勒尔2007∶17）“But behind and above these ‘carefree Gods’ there stands a power to which the Homeric man looks up with almost greater seriousness than to the Olympians—Moira， immutable fate. In comparison with their pulsating vitality it is a bloodless abstraction， the creation of men who were beginning to grasp the fact that all events are governed by natural laws.”（Zeller1955∶9；参看Parkes1959∶186）讨论“荷马遗产”（the Homeric heritage）在催生自然哲学方面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时，H.B.帕科斯提到了两个重要因素，一个是荷马宗教内含的自然主义倾向（the naturalism of the Homeric religion），另一个便是荷马所持的关于非人格化的命运的观念（the Homeric conception of an impersonal fate，详见前引书∶186—187）。关于moria，详见本书第172页注③。参看Nilsson1949∶169—172。纵观整部西方文化史，就其宏观走向而言，我们看到的不是一种人文元素亘古不变的独断统治，而是两个基质成分，或者说两种观念力量之间持续不断的纷争和与之相关的必不可少的妥协。西方学者熟悉他们文化的二元品质，国内学者在著述中论及这一点的亦不乏其人。中外学者常用的非基质性成对术语很多，包括诗与哲学、诗性与科学、神话与理性、神话世界与观念世界、虚构与逻辑、宗教与科学、信仰与知识、启示与哲学、神秘主义与理性主义、启示与哲理、激情与理智、欲望与理性、谎言与真实、谬误与真理、直觉领悟与理论分析、神话想象与哲学论证、诗性想象与理性观察、荷马与希腊哲学、荷马与苏格拉底、狄俄尼索斯与阿波罗、希伯来要素与希腊要素以及耶路撒冷与雅典等。细察诸如此类的二元表述，我们可以发现所有这些成对术语中的第一个词项其实是广义上的“同义词”，诸多看似不同的词汇或词汇组合形成了一个大致“同义”的语义集群；而上述对等术语中的第二个词项就词义来说也一样，如同百川入海一般形成了与第一个语义集群相对立或可资对比的另一个语义集群。面对概念纷呈的芜杂局面（这么说并不等于我们有意否认上述概念的词义差别和常态语境中极佳的表意有效性），我们能否提纲挈领，透过表象，抓住本质？换言之，我们能否找到一对涵盖面更广、概括力更强的统领概念的概念，以便把上述两个语义集群分别统括起来，从而能在更高的层面上并以更为精练的方式，尽可能准确和稳妥地把西方文化二元对立互补的基本格局揭示出来？作为学者，我们有时不仅需要，而且似乎还有责任勉为其难。基于多年来的潜心研究，也有感于从某种特定的角度来衡量中外学者在这一问题上提法的众说纷纭，当然主要还是出于对深入探析西方文化基本结构的实际需要及其理论可行性的考虑，笔者于1998年6月在《外国文学评论》上发表《“投竿也未迟”——论秘索思》一文，该文的完整版以《论秘索思——关于提出研究西方文学与文化的“ML模式”的几点说明》为题，作为附录见诸商务印书馆1999年8月出版的拙著《柏拉图诗学和艺术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1月出版的拙著《言诗》中有“秘索思”一章，是为该文的修订版，但改动的幅度不大，基本上保留了原文的叙事样式。“投竿也未迟”语出李白晚年所作五言诗《赠钱征君少阳》。提出了西方文化的内核是由两个基本要素，亦即是由秘索思（）和逻格斯（）这两个希腊元素构成的观点。按照笔者的理解，秘索思和逻格斯是两个基质成分，也是两个元概念，二者既相生相克，又相辅相成，既是势不两立的竞争对手，又是互为依存的合作伙伴。秘索思和逻格斯缺一不可，共同建构了西方文化的深层模式，打造出它的基质底蕴。关于秘索思和逻格斯的元概念属性以及二者之间对立互补的运作态势，详阅拙文《词源考——兼论西方文化基本结构的形成及其展开态势》上、下篇（分载陈思和、王德威主编《文学》2013年春夏卷和秋冬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2014年）。
评估一种文明的战略竞争力，可以从细察它的基质成分以及由基质成分搭建起来的文化基本结构入手。因此，秘（索思）—逻（格斯）模式不仅是一种理论设计，而且还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具备广阔而深远的应用前景。秘—逻模式适用于对西方学者的某些虽然流行却不一定稳当的重要观点的审视，也适用于对我国源远流长的西学迎拒史的重新梳理，此外或许还可作为研究其他文明之基质结构的参照，但它的价值首先还在于继往开来，借助多种必要的延扩性表述的辅佐，为人们认识并解析西方开辟一个新的视角，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上文已简要谈及怀特海关于近代科学起源的论述。现在，有了对西方文化二元品质的介绍作为引子，我们似可结合对理论或秘—逻模式的实用性的思考回到这一话题，继续业已开始的讨论。秘—逻模式为解析西方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概念支点。下文将以对西方科学史的轮廓描述为例，就此议题略作阐释。
如果允许进行最大限度的概括，我们要说整部西方科学史的轮廓实际上是由两个性质大致相同的过程，也就是说，是由两次起因和结果都不无相似之处的范式变革组成的。逻格斯两次战胜秘索思，一次发生在公元前六至前五世纪，具体表现为哲学对神话的否定和颠覆，另一次发生在十七至十八世纪，具体表现为科学对基督教及其神学的质疑以及随之而来的批判。逻格斯的胜出既得力于自身的强悍，也得益于秘索思不一定符合自身根本利益的铺垫。两次胜出的共同之处在于逻格斯取代秘索思，成为促进西方文明进程的主要推力。但是，逻格斯强悍，却并非所向无敌。如同秘索思的被攻击一样，逻格斯也会为秘索思的反击提供靶子，以自己的强势发展和由此暴露出来的局限为秘索思的胜出或自身（即逻格斯）的受害创造条件。我们知道，基督教曾经战胜希腊科学，而兴盛于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新神话”，亦曾对之前踌躇满志的理性主义和启蒙思潮发起过强有力的冲击。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作为打造西方文化结构底蕴的两个基质成分，秘索思和逻格斯都具备接受“异化”的功能，以公开或隐蔽的方式进入对方的领地。暂时失败的一方不会销声匿迹，它会顺应时代潮流的变化及时改换门庭，在异己却并非全然陌生的人文环境下继续发挥自己的作用。失败是另一种形式的胜利。秘索思与逻格斯之间的互动，由此似乎具备了超越胜负的意义。没有希腊哲学的实质性参与，不会有系统的基督教神学。作为相反的例证，没有神话思维和诗化意识的强有力辅佐，大概也不会有谢林、尼采和海德格尔的哲学。秘—逻模式的实用性在以上分析中得到了体现。既然是广义上的“重复”，两次过程及其成因中就不可避免地会带有某些相似之处。事实上，除了别的类似，如同我们指出荷马史诗为公元前七至前六世纪的希腊人提供了观念基础，使他们做好了迎接变革的心理准备，怀特海亦曾以他的方式，肯定了经院哲学（或经院神学）和“中世纪思想对科学运动的形成”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怀特海1997∶12—13。中世纪思想中的精华发轫于十一、十二世纪，至十三世纪末已蔚为大观。“我们观于十三世纪发展之迅速，便可知在其先前所已成就的工作之伟大，后来一切时期的人士，无不得力于十二世纪创立了的基础。譬如，在上述那些可庆的事实发现之后，不多几时，约于1226至1230数年中巴黎主教奥法因之威廉，弗朗西斯派海尔斯之亚历山大便提出了他们的伟大思想体系；接着就有罗杰·培根、波那文图拉、阿奎那和雷蒙·洛立（Raymond Lully）之崛起。假如当时非先已有了充分的准备，他们的事业便是不可能的。因为十二世纪奠下思想的胎芽，所以才能有十三世纪的生长和发达。”（伍尔夫2005∶38）“十二世纪奠下思想的胎芽”，原文作 “a preparation already assured in the twelfthcentury leaven of doctrine”（Wulf1953∶64）。“leaven of doctrine”似宜作“学说酵剂”或“学问酵素”解。比较怀特海的用词：“a ferment of ideas”（Whitehead 1959∶42）。“在现代科学理论还没有发展以前人们就相信科学可能成立的信念，是不知不觉地从中世纪神学中导引出来的。”（怀特海1997∶13）。当然，中世纪思想不是无本之木，而是有其清晰可辨的希腊渊源。“的确，只要我们想到十二和十三世纪，我们就可以说，几乎中世纪哲学的所有主要观念（〈almost all the leading ideas of medieval philosophy〉也有部分例外分支，即后来的自然神学）都等同于或直接来源于公元前450—前300年期间雅典的一小批希腊思想家中流行的观念。”（瑙尔斯2012∶31—32，英语原文见Knowles1988∶3）。
媒体评论
古希腊人的历史是整个世界史中不可能成功的成功史。被埃及和近东文明包围的贫瘠的小国寡民希腊人竟创造了世界上了不起的文化。——波默罗伊
在全部历史中，没有什么比希腊文明的突然兴起更令人惊讶，也更难于解释。——罗素
这次智识革命来得如此突然和迅猛，以致被认为无法通过历史层面上的因果关系来解释，我们称之为希腊奇迹。——韦尔南
一个起初只有几千名男子的族群，原先居住在巴尔干半岛的南端，其土地面积仅为法国的十分之一，后来却能保持三至四个世纪的昌盛和荣耀，他们的文明极大地影响了全人类的发展，这就是希腊奇迹。——A.雅尔德
要找到现代观念的源头就必须看希腊。——怀特海
一谈到希腊，我们就回到了故乡。——黑格尔
在全部历史中，没有什么比希腊文明的突然兴起更令人惊讶，也更难于解释。——罗素
这次智识革命来得如此突然和迅猛，以致被认为无法通过历史层面上的因果关系来解释，我们称之为希腊奇迹。——韦尔南
一个起初只有几千名男子的族群，原先居住在巴尔干半岛的南端，其土地面积仅为法国的十分之一，后来却能保持三至四个世纪的昌盛和荣耀，他们的文明极大地影响了全人类的发展，这就是希腊奇迹。——A.雅尔德
要找到现代观念的源头就必须看希腊。——怀特海
一谈到希腊，我们就回到了故乡。——黑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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