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20121965
内容简介
本书共收录14篇文章，涵盖认同政治、文化与地方历史等方面，既有一般性的人类学理论探讨，也有建立在民族志资料上的经验研究，通过族群与民族的概念辨析、跨国领养与民族识别等问题的讨论，揭示了内生的文化动力与外在的能动性力量在社会变迁和认同政治语境里的互动，展示了一幅跨越时空的历史长卷。
目 录
编
总论
人类学的问题及其学科体系
政治人类学今昔
略论“山地文明”
家国情怀与守望尊严
总论
人类学的问题及其学科体系
政治人类学今昔
略论“山地文明”
家国情怀与守望尊严
第二编
民族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中西语境里的“族群”与“民族”
西方有关少数民族权利的论争与实践
关于民族研究范式转换的一些思考
民族型貌与国家营建：福建案例
泉州的回民宗族与伊斯兰文化——一个历史与人类学的案例
第三编
传统、跨国与全球化
“海外关系”与闽南侨乡的民间传统复兴
“申遗”——传统与地方的全球化再现
从“悄然无声”到“引人注目”——美国公民跨国领养实践的发展与变化
第四编
文明冲突抑或其他？
文明冲突与和而不同
宗教暴力、恐怖主义与全球化
前 言
自 序
2016年4月，在贺州学院主办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广西民族大学秦红增教授与我谈及他的一些想法。他说，许多学者为他所主持的《广西民族大学学报》（以下简称学报）长期写稿，为支持这份刊物作出了贡献。因此，他想以这些作者在学报发表的论文为主，为他们出版个人文集。由于我自1999年以来在学报上发表了十余篇论文，又恰好在会议上遇上他，他便首先考虑到我。对此，我铭感在心，深为感谢。收录在本书中的文章就是我从发表在学报上的论文中选出来的，同时也收入了若干篇近年来发表在其他刊物的论文。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是中国人类学界的重要刊物。自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起，该刊便在徐杰舜教授的策划下，将人类学作为主打方向，为人类学学子们开辟了一方园地。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学报在人类学上的投入，大概在国内刊物里无出其右者。不仅两岸三地的资深人类学者大多在上面发过文章，而且有些国外知名学者也在上面发文，这说明学报在国际学术界也有一定的影响。一份国内地方院校主办的学术刊物，能做到这一步很不容易，学报也因此获得来自各方面的荣誉，并一直在国内的核心期刊中占有一席之地。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在考虑投稿时，都会想到它。而学报编辑部同仁也通过他们兢兢业业的工作，得到了广大学子的认可与尊敬。
我非常乐意借用这篇序言梳理一下学报二十多年来筚路蓝缕的艰辛历程。学报开始引起学界关注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徐杰舜教授是使学报名声鹊起的功臣。他是当年北京大学人类学讲习班的学员，这一机遇看似对他进入人类学有些偶然性，然而，如果知道徐教授早年曾在老一辈民族学家岑家梧门下求学的经历，就会觉得他“半路出家”转向人类学实属必然。徐教授于1990年起供职广西民族大学，并担任学报编辑部主任。出于对人类学的热爱，他很快就把这份刊物办得有声有色。在这过程中，我认为，1994年是个契机。当年，由于学报刊出了当时任职香港中文大学的乔健教授的《中国人类学的发展与困境》一文，在国内学界引起巨大反响。该文引起了激烈的讨论，人类学也因此突然变得活跃起来。同时，这一讨论也助力学报奠定以发表人类学和民族学文章为重点的基本取向，使人类学者多了一方出版的园地。接着，学报又推出了“封面学者”栏目。此举对人类学的宣传意义不可低估。乔健先生曾私下跟我说过：“当年如果没有徐杰舜，国内人类学圈子恐怕不会这么热闹。”对此，我深以为然。正因为如此，2011年在杭州举行的“人类学高级论坛”第六次学术委员会会议上，在乔健先生的倡议下，学术委员会特意为徐教授颁发“人类学推展奖”，表彰他为推动中国人类学建设所作的贡献。
秦红增教授接手徐教授的职责之后，人类学在学报的分量进一步加强。通过安排不同的主打栏目，开发新的课题，学报上的人类学研究进一步多样化。同时，学报还注意刊发青年学者的文章，这对年轻学子是很大的鼓励。当前，由于评估体系上的问题，许多刊物趋向于只发资深学者的文章，国内学术生态对研究生和刚入职的学者的出版压力日增，这就构成了矛盾。应该说，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学报已经努力扩容，使得青年学子也能有发表论文的机会。经过二十多年来的耕耘，学报获得了许多荣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家社科基金规划办、*等官方部门都对学报予以各种不同的表彰与嘉奖，赞许学报多年来的努力。我们期待学报在秦教授的主持下，能继续弘扬已经建立起来的风格，为推动人类学在中国的繁荣进一步作贡献。我也相信，在秦教授的主持下，刊物的人类学版面一定会越办越好。
收入本书的文章反映了我本人近些年来的若干思考。将那些已经发表过的论文收入本书出版，我是有点心虚的。这并非关乎学术诚信，而是因为那些文章其实远非完美，而且我也怀疑这样做是否必要。秦教授倒是鼓励我不要担心，因为此书的出版是荣誉性的，是编辑部对我长期以来为学报写稿所表达的谢意。另外，他还说，将在学报发表的文章编入一本书，还可让读者看到作者的思想发展变化的脉络。许多人不太愿意重读自己写过的文字，因为过去写的东西，过了一段不短的时间再读，总会发现许多不满意的地方，总是会留有点遗憾。这是因为我们所处的外在条件总是在变化，这些变化会进一步引发我们的一些思考，不断地思考总会增进自己的认识。所以，许多作者不满意自己过去的文字实际上是常态。我自己当然也不时会对自己过去所写的东西感到不满意。但是，一想到我个人的学术成长经历也伴随着学报的发展，也就不揣浅陋地应允了。于是，就有了这本书。因是旧文，每篇文章的体例未作修改，而是尽可能保留原貌。
收在本书里的文字是我在1999年以后写的，的确可以反映我在近二十年间的学术兴趣和学术探讨。这些文章既有一般性的讨论，也有建立在民族志资料上的经验研究。这些年来，我国人类学迎来了较大的发展。这与整个国际大环境不无关系。自上个世纪90年代起，费孝通先生在许多场合多次呼吁发展人类学，这是这门学科能在那个时候有所迸发的催化剂。许多国外学界关注的课题也在那个时候进入中国学界，比如认同问题、族群理论与族群问题等等。国内学界也展开过人类学“本土化”的讨论。人类学话题的多样化在国内学界渐成气候。不少人类学者开始尝试摆脱民族学（ethnology）取向。如是说并无对民族学有任何程度的贬低。但不可讳言的是，这一称谓在国际学界日益淡出，因为该术语易于使人们的研究受到族群边界的束缚。而族群边界在当今的学者看来已经不是想象中那般“僵硬”和“固定”，而是体现在不同群体的社会互动上，从而成为“主体间性”的问题。
在全球化的当下，我们的世界已经不存在与外界缺乏联系的共同体。这不仅是绝大部分人类学者的共识，也是民族学这一称谓在国际学界日渐淡出的主要原因之一。今天，由于全球化的影响，世界各地的文化已经不再是单一的整体，而是相互吸收交融。大部分文化都夹杂了外来的因素，我们想象当中那种有着僵滞边界的文化已经不复存在。不同文化不仅相互吸收彼此的元素，而且在实际生活中出现更多“混搭”现象。例如，回民社区里出现了阿拉伯风格的清真寺，粤菜越来越多地吸收一些外来美食的成分，大量的艺术创作在保持自身文化意象或者传统的同时，糅合外来艺术的成分，凡此种种。这样的文化现象必然会进一步推动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因为作为文化主体的人们会因此加强关注来自不同文化的动向，包括在它们当中出现的创新、发明，由此来激励自身文化的发展。因此，传统的人类学课题——文化变迁，在全球化的当下，再度成为人类学者关注的对象。只不过，对变迁的关注更多地聚焦于文化内部的不同领域与社会生活中受到文化强烈制约的部分。文化混搭现象日益多见，使得有些人类学者在对变迁的研究当中，呈现不以整体文化为对象的取向，而是聚焦于文化的不同侧面。同时，对于文化的理解，也不再拘泥于象牙塔式的定义，而是将这种定义灵活地理解。文化也不再被视为某种有着边界的实体。对文化的理解在一定的意义上回到了过去那种未经人类学家所定义的形态。各种文化元素被解析，从文化整体中抽取出来（但也没有忘记人类学的整体观），置于更为阔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框架或者语境里来审视。
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认为，我们所面对的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是“碎片化”。在这里，碎片化绝无贬义，其所指的正是各个地方卷入全球化之后大量出现的文化元素相互借用、交融与混搭的现象。抽取出任一文化中的任何方面，几乎都可以看到一些不属于这个文化实体（如果还可以这么说的话）的原有元素。因此有些学者提出，人类学固有的文化定义有时候会像紧身衣那样，束缚我们的思维，限制我们观察世界的视角，人类学研究亟待摆脱这样的限制。试想，在我们今天生活的环境里，在我们自己文化的许多方面，有哪些可以说是完全与外来的文化信息无关？回族地区阿拉伯建筑风格的清真寺是我们固有的吗？其实，只有那些殿堂式的清真寺才是我们自己固有的文化。再比如，我们的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有哪些可以认为是纯粹的传统？连我们的文化中被视为为“传统”的宫观庙宇也都用上了现代的音像设备。而作为一个文化传统为核心部分的人生礼俗，也都免不了接受了许多外来的东西。我们的文化是这样，国外的文化又何尝不是如此？到过国外的人都知道，欧洲的文化景观已经不再纯粹属于基督教世界。北美也同样，在一些较大的城市，多有外来移民的聚居区。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人们的日常生活起居当中已经有了许多外来文化的渗入。例如，不少美国人的庭院设计是日本式的，家居风格也同样如此。有些人喜欢用非洲的元素装饰，另有些人则在家居中使用了各种加勒比地区或者安第斯高原的文化意象。而亚洲文化当中具有某种神秘主义色彩的标志或者装饰，在欧美社会人们生活中也十分常见。不少喜欢纹身者喜欢用东亚的图案和汉字，而纹身本身之所以在近几十年大为流行，也与人们见识了大量的非欧美社会的文化与艺术有关。这些外来的各种文化意象使得原先大概只见诸小众的或者某些特定群体（如水手、军人和底边人群等）的纹身，成为某类时尚，受到许多人的喜欢。而在街头艺术、戏剧、流行音乐的许多方面，来自非洲、拉美和亚洲的元素混杂交融，则仿佛是全球化的具象化。
如此迅捷的变迁使得我们的世界如同脱缰之马，难以控制。现实中的变化是如此，我们心理上的变化亦然。这种状况要求人类学者经常需要去面对和处理我们的时代所特有的问题。即便是沉浸在民族志研究里，也需要我们从不同的高度、眼界与视角来对待常规的课题。更多的时候，我们的研究是片段性的。我们不需要面面俱到地讨论一个社区。我们可能更需要了解文化在哪几个元素或者哪几个方面更多地受到了外来的濡染、影响，这些片段性的变化又如何影响到文化的其他方面，尤为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知道，为什么社会或者文化特定的方面特别容易接受外来的东西，这些特定的方面又是在它们的哪些方面特别易于被现代性所感染，而导致我们的研究主体被卷入全球化的浪潮。我们还特别需要关注全球化的消极面，这包括诸多的问题，如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某些疾病的全球化，等等。不可否认，全球化加快之后，也加快了人类社会的财富积累。然而，贫富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倒达到了这一两个世纪以来的点。但是，财富的增加体现在其他方面，比如：市场上商品更为廉价和丰富，大部分低收入者在一日三餐上的消费也是过去的穷人所不能比的，甚至那些在传统上富人才消费得起的食材，也进入了寻常百姓家。
生活方式的改变也带来了大量的问题。户外，成为养尊处优的富人们的休闲天地，许多穷人则在室内工作。这不仅给审美带来变化，也使得过去认为是富人才会得的“三高”等“富贵病”在中低收入阶层中流行起来。高收入者和富人们则有更多的精力来关注健康，反倒渐与“富贵病”告别。对于大部分人口已经越过了温饱，开始追求更高生活消费的我国社会，国民健康在近十多年来也出现了这样的趋势：一方面，人们的平均寿命延长，另一方面，这类“富贵病”也开始广为流行。统计数据显示，糖尿病患者已经达到我国总人口的10％以上，而且这一数据还在迅速攀升。
上述无非试图说明，今天的人类学已然与过去甚至与十几年前都很不相同。作为研究者，我们面临太多值得深入关注的问题。这是一个处于剧变当中的时代，时代要求人类学更为关心人类的命运与未来。传统的课题在当下具有了新的意涵，我们无法再像过去那样把研究主体视为一种仿佛与世无争的孤立存在，而应当以一种主体间性的视角来看待所有的一切。而且应当尽量将这样的视角往纵深发展，从似乎僵滞不变的“过去”看到它们也是处于不断运动的过程中。笔者就是这样来理解自己的研究对象或者研究主体的。总之，“流动”不仅是从古至今的现实，而且应当成为我们看问题的出发点。
本书名为《认同、文化与地方历史——人类学的理论探讨与经验研究》，意在点出本书的具体内容及其经纬。收在书里的各篇可以归口到标题表明的四个类别里。认同虽然是来自国外的术语，但很容易理解。认同成为现代国家条件下与公民领域相伴而生的话题，由此而产生的各种话语权争夺和彰显自我都有了政治的意义。文化一向是人类学的核心概念，我们总是谈及文化，它不仅是一个我们探讨的对象，而且是关键用词；它不仅是人类学研究主体，而且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如此这般地贯穿在我们的字里行间。本书若干篇目探讨的主题与历史有关。我自认为是历史人类学取向的。我对历史人类学的理解是与对历史学的理解相反的。历史学家的历史告诉我们“今天”是如何从“过去”走来。人类学者看历史则会更多地看“今天”是如何把“过去”建构出来。这是不同的视角。二者都有自身的道理，说不上谁更好，但人类学者确乎更多地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历史。我不知道我自己是否真的做到了我所期待的，摆在读者面前的这些文字，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我个人这么些年来在研究和写作上的思考与实践。
后，我借此机会再次向《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和秦红增教授表示感谢，同时也向本书的责任编辑刘荣女士致以谢忱，感谢她的建设性建议和对我的经常性愚顽的容忍。
是为序。
范可 谨识于兰州旅次途中
2017年12月16日
2016年4月，在贺州学院主办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广西民族大学秦红增教授与我谈及他的一些想法。他说，许多学者为他所主持的《广西民族大学学报》（以下简称学报）长期写稿，为支持这份刊物作出了贡献。因此，他想以这些作者在学报发表的论文为主，为他们出版个人文集。由于我自1999年以来在学报上发表了十余篇论文，又恰好在会议上遇上他，他便首先考虑到我。对此，我铭感在心，深为感谢。收录在本书中的文章就是我从发表在学报上的论文中选出来的，同时也收入了若干篇近年来发表在其他刊物的论文。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是中国人类学界的重要刊物。自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起，该刊便在徐杰舜教授的策划下，将人类学作为主打方向，为人类学学子们开辟了一方园地。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学报在人类学上的投入，大概在国内刊物里无出其右者。不仅两岸三地的资深人类学者大多在上面发过文章，而且有些国外知名学者也在上面发文，这说明学报在国际学术界也有一定的影响。一份国内地方院校主办的学术刊物，能做到这一步很不容易，学报也因此获得来自各方面的荣誉，并一直在国内的核心期刊中占有一席之地。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在考虑投稿时，都会想到它。而学报编辑部同仁也通过他们兢兢业业的工作，得到了广大学子的认可与尊敬。
我非常乐意借用这篇序言梳理一下学报二十多年来筚路蓝缕的艰辛历程。学报开始引起学界关注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徐杰舜教授是使学报名声鹊起的功臣。他是当年北京大学人类学讲习班的学员，这一机遇看似对他进入人类学有些偶然性，然而，如果知道徐教授早年曾在老一辈民族学家岑家梧门下求学的经历，就会觉得他“半路出家”转向人类学实属必然。徐教授于1990年起供职广西民族大学，并担任学报编辑部主任。出于对人类学的热爱，他很快就把这份刊物办得有声有色。在这过程中，我认为，1994年是个契机。当年，由于学报刊出了当时任职香港中文大学的乔健教授的《中国人类学的发展与困境》一文，在国内学界引起巨大反响。该文引起了激烈的讨论，人类学也因此突然变得活跃起来。同时，这一讨论也助力学报奠定以发表人类学和民族学文章为重点的基本取向，使人类学者多了一方出版的园地。接着，学报又推出了“封面学者”栏目。此举对人类学的宣传意义不可低估。乔健先生曾私下跟我说过：“当年如果没有徐杰舜，国内人类学圈子恐怕不会这么热闹。”对此，我深以为然。正因为如此，2011年在杭州举行的“人类学高级论坛”第六次学术委员会会议上，在乔健先生的倡议下，学术委员会特意为徐教授颁发“人类学推展奖”，表彰他为推动中国人类学建设所作的贡献。
秦红增教授接手徐教授的职责之后，人类学在学报的分量进一步加强。通过安排不同的主打栏目，开发新的课题，学报上的人类学研究进一步多样化。同时，学报还注意刊发青年学者的文章，这对年轻学子是很大的鼓励。当前，由于评估体系上的问题，许多刊物趋向于只发资深学者的文章，国内学术生态对研究生和刚入职的学者的出版压力日增，这就构成了矛盾。应该说，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学报已经努力扩容，使得青年学子也能有发表论文的机会。经过二十多年来的耕耘，学报获得了许多荣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家社科基金规划办、*等官方部门都对学报予以各种不同的表彰与嘉奖，赞许学报多年来的努力。我们期待学报在秦教授的主持下，能继续弘扬已经建立起来的风格，为推动人类学在中国的繁荣进一步作贡献。我也相信，在秦教授的主持下，刊物的人类学版面一定会越办越好。
收入本书的文章反映了我本人近些年来的若干思考。将那些已经发表过的论文收入本书出版，我是有点心虚的。这并非关乎学术诚信，而是因为那些文章其实远非完美，而且我也怀疑这样做是否必要。秦教授倒是鼓励我不要担心，因为此书的出版是荣誉性的，是编辑部对我长期以来为学报写稿所表达的谢意。另外，他还说，将在学报发表的文章编入一本书，还可让读者看到作者的思想发展变化的脉络。许多人不太愿意重读自己写过的文字，因为过去写的东西，过了一段不短的时间再读，总会发现许多不满意的地方，总是会留有点遗憾。这是因为我们所处的外在条件总是在变化，这些变化会进一步引发我们的一些思考，不断地思考总会增进自己的认识。所以，许多作者不满意自己过去的文字实际上是常态。我自己当然也不时会对自己过去所写的东西感到不满意。但是，一想到我个人的学术成长经历也伴随着学报的发展，也就不揣浅陋地应允了。于是，就有了这本书。因是旧文，每篇文章的体例未作修改，而是尽可能保留原貌。
收在本书里的文字是我在1999年以后写的，的确可以反映我在近二十年间的学术兴趣和学术探讨。这些文章既有一般性的讨论，也有建立在民族志资料上的经验研究。这些年来，我国人类学迎来了较大的发展。这与整个国际大环境不无关系。自上个世纪90年代起，费孝通先生在许多场合多次呼吁发展人类学，这是这门学科能在那个时候有所迸发的催化剂。许多国外学界关注的课题也在那个时候进入中国学界，比如认同问题、族群理论与族群问题等等。国内学界也展开过人类学“本土化”的讨论。人类学话题的多样化在国内学界渐成气候。不少人类学者开始尝试摆脱民族学（ethnology）取向。如是说并无对民族学有任何程度的贬低。但不可讳言的是，这一称谓在国际学界日益淡出，因为该术语易于使人们的研究受到族群边界的束缚。而族群边界在当今的学者看来已经不是想象中那般“僵硬”和“固定”，而是体现在不同群体的社会互动上，从而成为“主体间性”的问题。
在全球化的当下，我们的世界已经不存在与外界缺乏联系的共同体。这不仅是绝大部分人类学者的共识，也是民族学这一称谓在国际学界日渐淡出的主要原因之一。今天，由于全球化的影响，世界各地的文化已经不再是单一的整体，而是相互吸收交融。大部分文化都夹杂了外来的因素，我们想象当中那种有着僵滞边界的文化已经不复存在。不同文化不仅相互吸收彼此的元素，而且在实际生活中出现更多“混搭”现象。例如，回民社区里出现了阿拉伯风格的清真寺，粤菜越来越多地吸收一些外来美食的成分，大量的艺术创作在保持自身文化意象或者传统的同时，糅合外来艺术的成分，凡此种种。这样的文化现象必然会进一步推动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因为作为文化主体的人们会因此加强关注来自不同文化的动向，包括在它们当中出现的创新、发明，由此来激励自身文化的发展。因此，传统的人类学课题——文化变迁，在全球化的当下，再度成为人类学者关注的对象。只不过，对变迁的关注更多地聚焦于文化内部的不同领域与社会生活中受到文化强烈制约的部分。文化混搭现象日益多见，使得有些人类学者在对变迁的研究当中，呈现不以整体文化为对象的取向，而是聚焦于文化的不同侧面。同时，对于文化的理解，也不再拘泥于象牙塔式的定义，而是将这种定义灵活地理解。文化也不再被视为某种有着边界的实体。对文化的理解在一定的意义上回到了过去那种未经人类学家所定义的形态。各种文化元素被解析，从文化整体中抽取出来（但也没有忘记人类学的整体观），置于更为阔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框架或者语境里来审视。
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认为，我们所面对的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是“碎片化”。在这里，碎片化绝无贬义，其所指的正是各个地方卷入全球化之后大量出现的文化元素相互借用、交融与混搭的现象。抽取出任一文化中的任何方面，几乎都可以看到一些不属于这个文化实体（如果还可以这么说的话）的原有元素。因此有些学者提出，人类学固有的文化定义有时候会像紧身衣那样，束缚我们的思维，限制我们观察世界的视角，人类学研究亟待摆脱这样的限制。试想，在我们今天生活的环境里，在我们自己文化的许多方面，有哪些可以说是完全与外来的文化信息无关？回族地区阿拉伯建筑风格的清真寺是我们固有的吗？其实，只有那些殿堂式的清真寺才是我们自己固有的文化。再比如，我们的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有哪些可以认为是纯粹的传统？连我们的文化中被视为为“传统”的宫观庙宇也都用上了现代的音像设备。而作为一个文化传统为核心部分的人生礼俗，也都免不了接受了许多外来的东西。我们的文化是这样，国外的文化又何尝不是如此？到过国外的人都知道，欧洲的文化景观已经不再纯粹属于基督教世界。北美也同样，在一些较大的城市，多有外来移民的聚居区。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人们的日常生活起居当中已经有了许多外来文化的渗入。例如，不少美国人的庭院设计是日本式的，家居风格也同样如此。有些人喜欢用非洲的元素装饰，另有些人则在家居中使用了各种加勒比地区或者安第斯高原的文化意象。而亚洲文化当中具有某种神秘主义色彩的标志或者装饰，在欧美社会人们生活中也十分常见。不少喜欢纹身者喜欢用东亚的图案和汉字，而纹身本身之所以在近几十年大为流行，也与人们见识了大量的非欧美社会的文化与艺术有关。这些外来的各种文化意象使得原先大概只见诸小众的或者某些特定群体（如水手、军人和底边人群等）的纹身，成为某类时尚，受到许多人的喜欢。而在街头艺术、戏剧、流行音乐的许多方面，来自非洲、拉美和亚洲的元素混杂交融，则仿佛是全球化的具象化。
如此迅捷的变迁使得我们的世界如同脱缰之马，难以控制。现实中的变化是如此，我们心理上的变化亦然。这种状况要求人类学者经常需要去面对和处理我们的时代所特有的问题。即便是沉浸在民族志研究里，也需要我们从不同的高度、眼界与视角来对待常规的课题。更多的时候，我们的研究是片段性的。我们不需要面面俱到地讨论一个社区。我们可能更需要了解文化在哪几个元素或者哪几个方面更多地受到了外来的濡染、影响，这些片段性的变化又如何影响到文化的其他方面，尤为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知道，为什么社会或者文化特定的方面特别容易接受外来的东西，这些特定的方面又是在它们的哪些方面特别易于被现代性所感染，而导致我们的研究主体被卷入全球化的浪潮。我们还特别需要关注全球化的消极面，这包括诸多的问题，如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某些疾病的全球化，等等。不可否认，全球化加快之后，也加快了人类社会的财富积累。然而，贫富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倒达到了这一两个世纪以来的点。但是，财富的增加体现在其他方面，比如：市场上商品更为廉价和丰富，大部分低收入者在一日三餐上的消费也是过去的穷人所不能比的，甚至那些在传统上富人才消费得起的食材，也进入了寻常百姓家。
生活方式的改变也带来了大量的问题。户外，成为养尊处优的富人们的休闲天地，许多穷人则在室内工作。这不仅给审美带来变化，也使得过去认为是富人才会得的“三高”等“富贵病”在中低收入阶层中流行起来。高收入者和富人们则有更多的精力来关注健康，反倒渐与“富贵病”告别。对于大部分人口已经越过了温饱，开始追求更高生活消费的我国社会，国民健康在近十多年来也出现了这样的趋势：一方面，人们的平均寿命延长，另一方面，这类“富贵病”也开始广为流行。统计数据显示，糖尿病患者已经达到我国总人口的10％以上，而且这一数据还在迅速攀升。
上述无非试图说明，今天的人类学已然与过去甚至与十几年前都很不相同。作为研究者，我们面临太多值得深入关注的问题。这是一个处于剧变当中的时代，时代要求人类学更为关心人类的命运与未来。传统的课题在当下具有了新的意涵，我们无法再像过去那样把研究主体视为一种仿佛与世无争的孤立存在，而应当以一种主体间性的视角来看待所有的一切。而且应当尽量将这样的视角往纵深发展，从似乎僵滞不变的“过去”看到它们也是处于不断运动的过程中。笔者就是这样来理解自己的研究对象或者研究主体的。总之，“流动”不仅是从古至今的现实，而且应当成为我们看问题的出发点。
本书名为《认同、文化与地方历史——人类学的理论探讨与经验研究》，意在点出本书的具体内容及其经纬。收在书里的各篇可以归口到标题表明的四个类别里。认同虽然是来自国外的术语，但很容易理解。认同成为现代国家条件下与公民领域相伴而生的话题，由此而产生的各种话语权争夺和彰显自我都有了政治的意义。文化一向是人类学的核心概念，我们总是谈及文化，它不仅是一个我们探讨的对象，而且是关键用词；它不仅是人类学研究主体，而且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如此这般地贯穿在我们的字里行间。本书若干篇目探讨的主题与历史有关。我自认为是历史人类学取向的。我对历史人类学的理解是与对历史学的理解相反的。历史学家的历史告诉我们“今天”是如何从“过去”走来。人类学者看历史则会更多地看“今天”是如何把“过去”建构出来。这是不同的视角。二者都有自身的道理，说不上谁更好，但人类学者确乎更多地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历史。我不知道我自己是否真的做到了我所期待的，摆在读者面前的这些文字，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我个人这么些年来在研究和写作上的思考与实践。
后，我借此机会再次向《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和秦红增教授表示感谢，同时也向本书的责任编辑刘荣女士致以谢忱，感谢她的建设性建议和对我的经常性愚顽的容忍。
是为序。
范可 谨识于兰州旅次途中
2017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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