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东亚

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中国”和“东亚”概念是很晚近的产物，前者在清代才逐渐定型，后者则只是在近130年来才为人熟知。

亚欧大陆明明是一个地理板块，却硬生生地分成了“欧洲”和“亚洲”，“亚洲（Asia）”即亚细亚，意思是东方，本身就带着欧洲的视角。16世纪传教士带来了“亚细亚”这个词，而东亚人逐渐接受这个身份标签，却是从1885年福泽谕吉发表《脱亚论》的时代才开始的。

本书就是书写16世纪以来东亚变迁、动荡、碰撞、发展、互相塑造的历史。

为什么我们对一水之隔的日韩，总有一种似曾相识，而又触不可及之感？我们身处其中，并自以为熟悉的东亚世界，其实充满了神话与偏见，有待重新发现和认识。本书正是以全球性、连续性的眼光，探讨了从16世纪以来的现代世界史——而不是中日韩某一国别史——是如何在东亚这片土地上展开的。蒙尘已久的过去得以重现。通过本书，我们可以发现，朝鲜半岛七十多年的南北对抗、中日朝韩之间错综复杂的爱恨情仇，其实都是东亚近代化道路上散落的“遗产”。虽然历史不直接为今天提供答案，但本书讲述的东亚遭遇，有助于我们拨开现实的迷雾，重建常识，在国内外的风云变幻中，透过现象看到本质。

宋念申，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现任教于美国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郡分校。著有Making Borders in Modern East Asia: The Tumen

River Demarcation, 1881-1919（剑桥大学出版社，2018）。中英文论文发表于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The Asia-Pacific Journal，《文化纵横》等期刊。

一、亚洲反题

1.何为“东亚”，为何“东亚”？

2.中国不是China，日本不是Japan

3.浪漫化亚洲·后的武士

二、朝鲜之战：开启东亚现代的“世界大战”

1.下克上：丰臣的抱负

2.礼制天下：明朝与朝鲜的内忧外患

3.东亚“国际关系”的记忆节点

4.战和之间：历史记忆与宗藩政治文化

三、满洲崛起：多元国家的塑成

1.边缘异动：满洲作为多边边疆

2.建构大清：皇太极的多元帝国

3.“满”与“旗”：族、籍之间

4.“夷”在东亚：异族与正统

四、新天下秩序：新的“中华”、新的天下

1.礼部“外交”：“朝贡”作为权力和文化

2.内亚帝国：满蒙藏政治/信仰共同体

3.清俄碰撞：欧亚相遇中重塑“中国”

4.“中华”失焦的“天下”

五、耶稣会士：欧亚的现代相遇

1.画师·臣子·传教士：郎世宁的使命

2.逃犯与圣徒：东亚遇上天主教

3.耶稣会的成功学

4.利玛窦规矩

5.逆转之夜：日本天主教的毁灭

6.隐匿的基督徒

7.门外人议屋内事：中西交流之殇

8.北堂的不速之客：天主教在晚期朝鲜

9.“锁国”神话的背后

六、早期全球化：东亚的重要角色

1.白的银，黑的人

2.茶在西方，烟在东方

3.海禁时代的东亚之海

4.喧嚣的口岸

5.作为象征的马戛尔尼使团

七、其命维新：东亚现代思想的兴起

1.思想契机：姜沆与朱舜水

2.江南风格与江户浮世

3.重建道统：清学的逻辑

4.再造日本：江户思想之激荡

5.经世：实学在东亚

八、文明与野蛮：殖民“现代性”入侵

1.林则徐在纽约：毒品·战争·现代

2.黑船上的陌生人：日美相遇

3.从“天下”到“区域”：东亚秩序的重组

4.“体”“用”之间：“文明开化”下的东方

九、民族国家、亚洲主义与国际

1.种族进化：殖民与抵抗的逻辑

2.合法与非法的亚洲

3.黑龙会的朋友们：1912年的“亚洲”想象

4.脱亚自救：转折1919

5.建设与失序：步入“现代时间”的东亚

十、从二战到冷战

1.用什么“超克近代”？

2.从长崎到密苏里号：日本的战败

3.内战，冷战，热战

4.作为第三世界的“亚洲”

5.从“东亚奇迹”到“亚洲价值”

6.如何记忆东亚近代

海禁时代的东亚之海（郑成功为何要收复台湾？）

由于大航海时代的开启，以及由此导引出的欧洲资本主义全球扩张，近世以来，不少学者把世界几大文明区域以“大陆”和“海洋”相区分。东亚被认为是典型的“大陆文明”，意思是说，东亚人更注重朝向内陆的经营，而不像15、16世纪的欧洲人那样，对拓殖海洋倾注极大力量。典型的例证，就是明清以来中国的“海禁”“闭关”，以及日本的“锁国”。但正像越来越多当代学人已经论证过的，所谓“锁国”有着具体的指向，绝非简单地背朝大海、闭目塞听，历史上中日的“海禁”政策也不能和“拒绝与外界沟通”画等号。

中国明清两朝都曾实施海禁。但从时间上说，明朝海禁的时间远长于清朝。两朝禁海，背后的动力相似，皆出于沿海地域安全考虑。一般说法是，明代东南沿海长期受所谓“倭寇”侵扰，闽浙一带更是民寇不分，禁海一策是为防范内外勾结。但从成效来看，“尺板不得出海”的政策，打击了地方经济，切断了沿海百姓生计，反而迫使更多商、民铤而走险，加入武装海商集团，成为盗寇。王直、颜思齐、李旦、郑芝龙等前后数代海商／海盗首领，从东亚多边贸易中聚集大量财富，又周旋于中、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几大势力之间，成为从东海到南海的海上军事集团，控制着海禁时代从日本、中国、东南亚诸岛到暹罗的贸易通途。

清朝政府在顺治和康熙早期，亦施行过十分严厉的海禁。其目的主要是抵御郑成功、郑经的海上反清武装。不过这一政策随着郑氏退守台湾而渐松弛，终于在康熙平定台湾的第二年全面废除。开海虽稍有反复，但清政权对海外贸易的态度，总的来说要比明朝更为正面、灵活和开放。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禁海与开海，体现的是国家与海商集团间力量博弈的此消彼长。背后的逻辑，与其说是拒绝海洋贸易，毋宁说是争夺海洋贸易的控制权。国家与商人之间并不总是对立的，海商集团是典型的跨国行为体，凡成功者，无不与周边的国家及非国家政权保持微妙复杂的联系。海禁时代的东亚海域，不但毫不萧条死寂，反而是热闹非凡的历史演剧场。

说到剧场，有一出戏不得不提。1715年11月15日，日本大坂城内的竹本座剧场，人形净琉璃剧《国性爷合战》在此首演。这部剧由著名剧作家近松门左卫门创作，以郑成功的抗清故事为蓝本，虚构了一位中日混血的英雄“和藤内”，从日本渡海、收复南京、驱逐鞑靼的故事。该剧上演后大获成功，创下连续演出17个月的纪录，成为江户日本“时代物”（历史剧）的经典作品。

郑成功的故事在东亚一带广为传颂，但若从国家视角出发，对郑成功的理解则大异其趣。日本人赞颂他，正如《国性爷合战》所表现的，在于他大义忠君、坚守中华正绪，或许也因为他有一半日本血统。近代中国的抗争史观，则着重于他赶走在台湾的荷兰殖民者的事迹，强调他是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败退台湾后的国民党政权，表彰他效忠前朝，矢志恢复中原。而所谓“台独”史观，则将治台二十年的郑氏政权视为“事实独立的政权”。参差交错的历史阐释背后，当然都是当代意识形态的纠结不清。

若不从某一国家出发，也许倒更清楚些：郑氏海商集团，是海禁时代东亚为成功的海上跨国贸易／军事集团，也是后一个。其兴起和衰落，特别直接地体现了早期全球化和近代东亚格局重组，对本地区历史走向的巨大影响。

郑氏集团崛起于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郑芝龙1604年出生于福建泉州，乳名一官，西文文献多以Iquan记载。他早年在澳门学习经商，并接受天主教洗礼，教名尼古拉斯。后经马尼拉前往日本平户，成为大海商李旦的手下。

当时东亚海域移民频繁，平户、马尼拉、越南等处都有华人移民社会，日本人移民也遍及南洋诸岛及中南半岛。这些跨国活动与官方朝贡贸易一起，成为东亚海上贸易重要的网络。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英国为白银、丝绸、香料、枪支及茶叶的贸易利润所吸引，也先后加入进来，使得东亚海域成为多方合作、角力的场所，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由于明朝禁海，华商将基地移往日本、南洋等处。李旦与日本当局关系良好，获得特许海外贸易的朱印状，成为海商领袖，平户也成了中国海商活动的中心。这就是郑芝龙来到日本的背景。

长期周旋于各方之间，郑芝龙不但通晓多国语言（官话、闽南话、葡萄牙语、日语、西班牙语和荷兰语），也逐渐培植起自己的势力。李旦去世后，郑芝龙打败其他海商，继承了李旦创建的海上王国。他向德川幕府输诚，获得幕府的支持和信任，屡次利用平户的官府来打击荷兰等对手。1623年，他娶日本人田川氏为妻，翌年得子福松，即后来的郑成功。此后，他又接受明朝招安，把自己的基地转移到福建，以强大的海军力量，牢牢控制了中、日、东南亚之间的贸易网。

郑成功6岁时才离开平户来到福建，系统接受儒家教育。他14岁中秀才，20岁入南京国子监。是年清军入关，一路南下。郑芝龙等在福州拥戴朱聿键称帝，改元“隆武”，是为南明。南明政权倚重握有军权的郑氏集团，遂赐国姓“朱”、名“成功”予芝龙之子。郑成功之名，及称号“国姓爷”即由此而来。西文文献中的郑成功是Koxinga，即“国姓爷”的闽南语发音。

郑芝龙本是海商，对自己贸易王国的关心远超过对任何政权的效忠。在泉州同乡洪承畴的劝诱下，郑芝龙投降清朝。郑成功阻止不成，出走金门。郑芝龙本以为清廷会让他掌管南方三省，不料清军主帅背约，把他押解至北京，成功之母田川氏亦死于战乱。

此后郑成功逐渐继承了郑芝龙的家业，以反清复明为志，不断在广东、福建沿海一带与清军缠斗。此时的郑成功拥有东亚强大的海军力量，他利用制海权管控商路，建立山海五商体系，从连接东西洋的贸易网络中获得巨额利润以供养军队，并利用和日本当局的良好关系招募武士、购买日制盔甲和武器。他还多次让平户的中国移民（其中不少是明亡后到来的遗民）向德川幕府求助。虽然幕府没有直接出兵，但郑军中确实有不少他招募的日本人，此外也有不少欧洲及非洲雇佣兵。

1659年，郑成功挥军北伐，沿长江而上，连克数镇，江南震动。翌年指挥厦门之战，重创清廷水师，从崇明岛到广东惠州的南方海岸线几乎无守备之力。在此情况下，清廷采纳郑军降将黄梧的建议，强令山东至广东沿海居民内迁数十里，坚壁清野，使郑军无法从沿海地区获得补给，切断郑氏集团与中国内地的贸易联系。这是清代海禁的顶点。

失去陆上基地，郑成功的商业和军事网络就失去根基。他急需在大海中寻找一块进可攻退可守的根据地。与福建隔海相望、地处东南亚与东亚海路枢纽的台湾，就成了。台湾当时由荷兰东印度公司占据。荷兰人1624年被明军从澎湖赶出后，就转而经营台湾西部，把它当作同日本贸易的重要据点。郑芝龙当年就被派到台湾为荷兰人做翻译，也是从台湾开始接管李旦的商贸网络。郑成功时代，郑氏船队曾多次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舰队冲突，争夺对日贸易特权。1661年，郑成功出兵台湾，鏖战数月，终于在1662年初驱逐了荷兰人。

占领台湾不久，郑成功即去世。其子郑经掌权，一边屯垦台湾，一边继续同日本及英国东印度公司做生意，将郑氏政商集团又维持了二十年。在此期间，清廷逐步巩固了对沿海地区的统治，中央集权日益强化，并逐步恢复海外贸易。1683年，清军攻台，郑经之子郑克塽无力抵抗，投降清朝。驰骋东亚海域半个多世纪的郑氏海商集团，终于湮没于历史中。此后清朝开海，和日本一样，海上贸易渐由国家管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