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工匠精神雕琢，台湾历史学者姚大中先生生平*恢弘巨著。

2.繁体版由台湾三民书局出版，被列入台湾大学参考丛书，首次在大陆推出简体字本。

3.汇聚大陆台湾两岸学者和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突破了传统中国史由中原向外层层推演的藩篱。

4.超越王朝循环体系，世界史视野展示大中华文明中那些*卓越向上的力量。

5.详尽梳理民族史、边疆史里面的恩恩怨怨（纠葛），当前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都可以从书里观照。

6.引用资料宏富，文笔古雅，带有20世纪30年代钱穆《国史大纲》的叙事风格。

7.《芈月传》历史顾问、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王子今，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联袂推荐

        《黄河文明之光》爬梳了中国文明的起源，剖析了中华早期帝国秦汉的勃兴与崩解。

       《姚著中国史》是台湾著名历史学者姚大中先生毕生精力创作的著作。本书打破了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民族史的界线，以全新的架构叙述了从远古到清代的中国历史。作者具有罕见的理性概括能力，能从复杂的历史表象中找出脉动的主线，透彻、清晰、具体；引用资料宏富，文笔古雅，带有20世纪30年代钱穆《国史大纲》的叙事风格。一般的中国学者写的中国通史是将中原作为一个核心，一层一层向外看，而这部书则是从匈奴、月氏、日本、朝鲜等向内看，角度新颖，堪称世界史视野下的大历史。

       《姚著中国史》的“汉族中国主声部”非常清晰，同时与之相配的其他“次级声部”的声音也相当丰富。它们大致可以按照地缘来划分，除了作为主声部的中原核心中国这一区域外，其他的次级声部大致有以下几种：西方声部、东亚声部、中国西部边疆声部、南海声部，所有这些主次声部都有自己的声音。作者对东亚声部中的越南、朝鲜、泰国，北西边疆中的匈奴（蒙古高原、甘肃、新疆）、氐羌、吐谷浑（青海、甘肃）、西藏、西夏（宁夏、甘肃）也被给予了细致入微的考察。

       姚大中先生耗尽毕生精力，写下了这本恢宏巨著。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他找到了中华文明中卓越向上的力量。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也许可以借此书来思考一个强盛大国真正的生命力源泉何在。

卷《黄河文明之光》

【黄河文明的诞生与展开】

中国文明的光源

人类的发生·文明的始源

北京原人/河套人/山顶洞人/札赉人

黄河—中国文明的中核

黄河文明的广域性

传说与历史

古代中国的成立

中国历史之曙光——夏朝

殷朝国家与其都市文明

卜辞的世界——信仰/历法/产业/社会

周革殷命与封建制

礼乐文化

时代的跃动——纪元前八至前三世纪

从都市国家到领土国家（春秋）

光与热的大奔放期

中央集权制萌芽与中国“国际” 统合的准备期（战国）

汉族的诞生

百家争鸣——中国思想史的黄金时代

【汉族中国统一后的中国世界】

秦汉大世纪

统一朝代的伟大继承

四百年汉朝盛衰

纪元前二百至后二百年间的科学与技术

汉朝人的生活·流行

思想·学问与独尊期儒家

汉朝社会·经济层面剖析——乡里与豪族

东洋—中国文明圈形成

南方的改造：百越/南蛮/西南夷

东方的黎明:东夷

主要参考书

                                   前言

历史，今日已系人文科学诸分野的共同基础。

我终觉得，传统中国历史的叙述方法与解明方式，对上项需要，尚存有其可待补充处——

其一，中国今日的人与地，须包含东北、蒙古、新疆、西藏，则其记录，应该突破传统“东部十八省”的汉族中国范畴。深一层说，中国在世界非为孤立，应该从叙述空间适度再扩大。传统的历史现象说明，于时间上是悬空的，应该拉下到今日人的立场！传统历史偏向于政治史的叙述，但人类活动非限于政治层面，则同时也应该注视当时人的社会、经济生活。还有，今日发达的考古学，应该可以加以利用，以改变传统专凭文献资料的习惯。同样，社会学、地理学等诸学问，又何妨与历史学结合，对历史解明，应该只有帮助，而不致拒斥。

其二，研究中国历史，今日已非限中国人自身。本国人笔下的本国史，容易主观而作身在其“内”的环顾，观察自有所局限。外国人置身事外，自上鸟瞰的客观性系其长处，但究竟非中国人，透视深度不够或只见屋顶未及屋内，又或存在先入为主偏见时，便非只遗憾而已。于适切今日时代的历史观点之下，调和中外双方的治学方法与态度，又非不可能办到。

基于如上两项构想，乃有这套中国史的撰写。每册分则各自独立，合则成套。

走一个新的方向，自不能必其成功与正确。然而，我的动机，原正不过“只开风气”。

后语

常言道，历史是一面镜子。然而，如果镜面模糊或破碎，反映的已是不明显或不周全的我；如果任令厚积尘埃不加拭抹，便任何面貌都不能反映；再如果镜面乃是变形的哈哈镜，则尤系歪曲历史。

于此，如下立场须得站稳：

，历史的立脚点是今日，须以今日立场说明历史（什么?）与解释历史（为什么?）换言之，今日为枢纽而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否则历史悬空的，不切实际的——有现实的我，才反映镜中的我。

第二，相对方面，不能以今日基准批判历史，或以今日教条规范历史，否则将全无是处。时代永远在进步，过去毕竟非由今日复制，今日也必不能比拟未来——现实的我，究与镜中的我有别。

人不能十全十美为众所周知，事也兼具其正面、负面因子，历史事件与措置必有需要才存立。只是，任何主义不随时代修正，定必僵化；任何良法美意不能适应时潮，抑且阻挡时潮，定必被淘汰或倒转形成反动。人类历史之初，如无阶级成立，由胼手胝足的劳力者饲养坐享其成的劳心者，文明决无由提升。科举以钻八股死胡同终幕，揭幕时却是敞开平民参与政治大门的高姿态，象征开明与前进。帮会是近代史一大社会力量，不能以今日已代表罪恶与黑暗而抹杀其历史贡献，反过来说，也不能因之曲予原宥而任凭存在，倒退回旧日道路。同一事件的“是”与“非”，必须分别辨明与衡量，混淆与偏颇都是不公平的，犹如镜面的被污损或扭曲，不论有意或无意。

中国历史是伟大的，但没落的世家子而尽缅怀昔日荣华，表示的惟是懦弱。知耻庶近乎勇。忘怀历史的民族注定灭亡，顾影自怜或自怨自艾，又或只会自打嘴巴，同样为没出息。这又是后语的赘言。

                                                                                 时代的跃动  

    纪元前第八至前第三世纪， 约略五个半世纪的东周时代，
于中国史上是个具有意义的伟大转变时代。 黄河提携其南方的长江，
相偕铸定如今日所见内陆河流的性格， 中国
“ 国际” 已立于大统合的准备期， 封建解纽， 私有田制经营方式成立， 阶级旧社会崩坏而平民化、 自由化新秩序萌芽， 都市国家政治形态向强力中央集权的领土国家转换。
也以此时代为枢纽， 黄河文明开始育成东亚广域文化的共同源泉，
于全人类文明竞赛中遥遥领先。

     《 春秋》 记载的二百多年， 一言以蔽之， 是个阶级秩序动摇， 封建 “ 国际” 脱轴， 一系列下克上事态发生的时代。
于国际间， 天子权威坠落， 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与并灭频频， 星罗棋布的都市国家登上并合为领土国家的轨迹；另一方面，
各国内部又不断动乱， 先是诸侯权力被实力家族的大夫
（ 卿） 侵夺， 然后执政家族的实权又转移至其家臣即所谓
“ 陪臣” 之手。 诸侯遭遇弑（ 乱臣杀害其君） 、 逆 （ 贼子杀害其父） 的大不祥事件迭起， 而固有的政治秩序破坏后新秩序尚未能建设完成， 政府呈现虚脱的空白期。
孔子忿懑如此无道德、 无秩序， 几乎陷入无政府状态的世事现象， 尤其愈到纪元前六至前五世纪的春秋时代末期，
“ 世衰道微” 混乱愈剧烈， 为孔子所亲身经历与目睹， 深恶痛绝， 乃借 《 春秋》 的著作严加批判， 后世所称 “ 春秋之笔” “ 春秋笔法” ，

其渊源由此。 

    春秋政治发展为力的强权政治， 弱肉强食，
小国纷纷被大国并灭现象的出现， 乃铸定了时代的代表性征象，
并合详情固不能确知， 也各说互歧， 但仅仅文献资料均已指示列强兼并趋向的惊人， 两份统计数字可资参考：
其一， “ 鲁兼九国之地， 齐兼十国之地， 晋兼二十二国之地， 楚兼四十二国之地， 宋兼六国之地， 郑兼三国之地， 卫兼二国之地， 秦有周地， 东界至河， 吴灭五国， 北境及淮， 越又从而有之”； 其二， 《 荀子》 仲尼篇： “ 齐桓公并国三十五” ，《 韩非子》 难二篇： “ 晋献公并国十七， 服国三十八” ， 有度篇： “ 荆 （ 楚） 庄王并国二十六” ， 《 吕氏春秋》 真谏篇： “ 楚文王兼国三十九” ， 《 史记》 李斯传： “ 秦穆公并国二十” ， 是此四国五君灭国已百数十， 而晋霸以后所兼并者尚不在内。

晋国称霸自晋文公而始， 但自晋文公时代的晋国， 已确立了山西省大部分与周围河北省、 河南省、
陕西省部分地区的国家大并合态势。所以国家集中的震荡力， 主要便源自
《 史记》 十二诸侯年表所指 “ 四国迭兴， 更为伯主” 的晋、 齐、 楚、 秦四国， 尤其晋、 楚南北双雄， 更尤其是独霸南方的楚国。 《 史记》 楚世家叙说楚国立国者系颛顼后裔，
殷末 “ 鬻熊子事（ 周） 文王” ， 然后 “ 当周成王时， 举文武勤劳之后嗣， 而封熊绎于楚蛮” 。

 芈姓的楚国支配阶层， 文化水准可知颇高， 于其指导下， 以开拓长江中流域与汉

水、 淮水流域的大片未开发地域为实力后盾，
文化上渐渐向北方先进国家迎头赶上， 政治上尤自本据的湖北省，
春秋中期时已完成东方江西省北部、 安徽省北中部与北方河南省南部、
陕西省南部国家群的大并合， 成为春秋列强间领土广阔的大国。
此一席卷形势中， 非只弱小国家连锁倾覆， 中原郑、 蔡大都市国家也被胁服于楚国中轴的南方同盟。

纪元前五九七年， 与城濮之战同被史学界推为春秋时代著名两大战役之一的邲之战， 楚国大败晋国的意义，
正是后进而咄咄逼人的南方势力， 至楚庄王
（ 前 ６１３—前 ５９１ 年在位） 领导的时代， 已自挑战发展到具有可以压倒北方先进国的力量， 以及确定春秋中期楚—晋南北两集团抗争相互消长的局面。
“ 楚材晋用” 之谚起源于此际， 又指示春秋中期楚国文化已足以与中原先进国抗衡。
灭 “ 国” 巨潮便于抗争态势中，南、 北同时加紧推展， 中国世界的国家数字急速减少，
中国历史都市国家时代落幕， 而领土国家机能成熟的走向渐渐明朗。

    东方齐国、 北方晋国、 南方楚国之外， 西方秦国于四强中系后起。
秦国源由， 《 史记》 秦本纪指与楚国同出颛顼系，
且系被推举继承大禹之位的伯益（ 益、
伯翳） 后裔。 祖先乃殷末嬴姓宠臣， 于周朝封建中颇为显赫， 受封数至八国， 势力可谓非小， 而惟秦国晚发达。 秦国的嬴姓一支， 殷朝转换后，以世任西周大夫而离开中原同族， 移住陕西，
西周第九代孝王赐命为宗周附庸。 纪元前第八世纪，
周平王东迁， 再以掩护撤退的功绩， 受王命留守， 于驱逐西戎势力后， 便在周朝放弃了的宗周王畿渭水流域之地建国， 正式跻身诸侯， 接收原西周政治、
经济指导力而俨然其继承人。 秦国立国幸运得此深厚潜力， 所以，
虽以国家周围被一时强盛的戎狄包围， 而社会生活不能不作某种调

整， 以适应环境，
或者说， 自宗周原基准上部分戎狄化，
然而仅仅一个多世纪后的穆公 （
前 ６５９—前 ６２１ 年在位） 时代， 秦国势力已向西膨胀到完成陕西、甘肃辽阔地域的控制， 以及外缘诸落后异民族的统一领导。 相反方面，
通春秋时代， 秦国势力也终限制于黄河以西从未参与黄河以东的国际事务，
霸权意义正如天子所承认秦穆公的 “ 霸西戎” 。

春秋四强中， 只晋国姬姓为与周朝王室同姓，
齐国姜姓、 楚国芈姓、 秦国嬴姓， 均非周族同族而系异姓， 乃春秋时代特堪注目的政治现象。 封建制度原以同姓为骨干，
便以西周同姓国家分封多， 似乎春秋时代消灭姬姓之国也特多，
实则以消灭的比例而言， 异姓国家毋宁更大。 东方与秦国同一嬴姓的江、黄诸国， 春秋时代且至全行倾覆。
相对方面， 《 史记》 十二诸侯年表列举的代表性十三国，
仍以姬姓属多， 以及姬姓国家分布以河南省为心脏地区而展开的形势不变。
但是， 国际间主导权与秩序平衡力量已非姬姓独占，
则须重视已系封建制度发生动摇的危险征兆。

     春秋末期的中国国际， 历史主轴已自向来的中原与长江中流域移至长江下游，
为一大变局。 位于长江三角洲太湖右岸的吴国如日之升，
光芒尽行掩盖了先进列强。 吴国努力洗濯落后色彩， 记录中， 自春秋中期之末至纪元前第六世纪前半的吴王寿梦在位期，
同一世纪后半并灭淮河下流域的徐戎， 迨发达至带动国际间波涛汹涌，
则正当孔子时代的后期。

    纪元前五○六年， 寿梦之孙吴王阖闾的强大军团，
长驱直入楚国腹地， 陷掠其郢都而返。 楚国经此大打击， 虽求得秦国援助保持国家命脉，
国势一时顿陷低潮 （ 鲁国阳虎独裁的前一年） 。

纪元前四九四年， 阖闾之子次代吴王夫差， 又南向征服与吴国同时勃兴以浙江北部杭州湾与会稽山间之地为本据的越国。 俘虏越王勾践为臣僚， 妻为婢（ 鲁哀公元年， 孔子外游期间） 。

吴国西、 南两个方向攻略成功， 接续便是强力进击北方。 纪元前四八四年， 对齐国山东省境的艾陵之战大胜， 吴国雄心勃勃，
与中原争长之势形成（ 孔子周游列国返鲁之年） 。

相隔两年， 纪元前四八二年河南省境黄池之会，
吴国新锐势力压倒从来的霸者晋国， 其中原盟主之愿获遂
（ 孔子 《 春秋》 绝笔前一年） 。

吴国霸业建立， 前后仅历时二十年， 速度可谓惊人。 不幸， 在夫差倾全国之力北上争霸之际， 忍辱负重已十多年的越国，
突从空虚的吴国后方掩袭其国都得手， 彗星似兴起的吴国又急速衰落。
再约十年后的纪元前四七三年， 夫差自杀，
原先臣服的越王勾践倒反并灭了吴国 （
孔子去世第六年） 。

吴、 越之兴， 是春秋历史压轴的高潮， 也以其时代过渡的性格而事迹多彩多姿，
富有 罗 曼 蒂 克 的 魅 惑 力， 后 世 历 史 故 事 取 材 于 此 期 间 的 特 别 丰 富。

例如：

——阖闾君位系以暗杀手段夺自在位吴王— —
—其叔伯兄弟僚而得， 开启战国时代炽盛的暗 杀 风 气。 以 阖 闾 如 何 收 卖 刺 客 专 诸， 专 诸 又 如 何 “ 鱼 藏 剑（ 匕首） ” 行刺成功为内容， 春秋末年的 “ 专诸刺王僚” 故事与战国末年 “ 荆

轲刺秦王” ，
同系 《 史记》 刺客列传描述生动的部分。

——吴国霸业功臣之一伍员 （
伍子胥） ， 原系楚国贵族， 父、 兄均被其君枉杀， 伍员个人幸得脱逃至吴国， 得吴王阖闾重用为智囊团领袖， 伐楚、服越方案均其策划。
攻陷楚都时， 杀戳其全家的楚平王已死， 悲愤的复仇者伍员无法抑制积郁怒火， 惟有发掘坟墓，
起出平王尸体猛力鞭打以泄恨， 这便是“
鞭尸” 一词的由来。

——民间家喻户晓的 “ 西施” 传说， 又便附着于吴越之争而流传。 越王勾践与其谋士们如何瓦解吴国旺盛的战斗意志，
制造其统治阶级间矛盾战斗，而压迫为吴国强大付出毕生心力的伍员自尽， 以及如何导引夫差落入奢靡腐化陷阱， 系古来罕见刺激的政治性艳情舞台剧。
浣纱女出身的女主角西施因之也被引为中国早的成功女间谍， 吴亡后西施随其恋人亡吴主要献策人范蠡，
双双隐去， 又是令人神往的剧情结局。 由此通俗故事引申， 脍炙人口的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之说，
西施带头， 其余依时代序为汉朝王昭君、
汉末貂蝉、 唐朝杨贵妃。 形容美人的辞句 “ 沉鱼” “ 落雁” “ 闭月” “ 羞花” ， 又分别指此四大美人， 以及代表所附加的传说。

    ——勾践复国亡吴的精神 “ 卧薪尝胆” ， 于后世成为能惕厉知耻的格言，其可敬事迹另一面 “
十年生聚， 十年教训” ， 同样流传千古而成形容奋发图强的名言。
知耻才能雪耻， 乃是中国坚忍意志力与不屈不挠精神的有力外烁。

    春秋时代历史以南方吴越两国的兴替作总结， 意义至堪重视，
这正是黄河文明之光向远方照射所获又一次强力反应， 以及长江下游吴越文化向中原认同迈上康庄大道的回响。
吴国自 “ 中国” 历史登场， 传说中甚早， 周朝成立以前， 泰伯、 仲雍已以让位于其弟王季， 而身逃未开化的长江以南蛮夷之地， 因而立国，
周初大封建展开， 据以对其子孙封 “ 吴” 。 此一历史美谈的真实性如何？
学术界持保留态度， 怀疑系后世立足于儒家政治道德，
对有德者即帝位“ 禅让” 理想的架空故事。 但尽管传说的内容欠缺信凭证据，
吴国乃周族建立于长江以南的殖民国家此一事实， 则无可否定。
建国的时代， 相信便在周朝成立初年势力向东南膨胀之际，
约略与江苏镇江发现宜侯夨簋所代表的时代与其背景， 均行相当，
而且， 吴国所封系周族的有力贵族也可推测，
惟其如此才附着了泰伯、 仲雍的传说。 只是， 西周中期淮水附近的淮夷、 徐夷反乱迭起，周族长江下游诸殖民国家同陷孤立， 吴国动向因而自历史消失。
迨吴国一词再出现时， 便已是迟至纪元前六世纪初的雄飞起步时代。
所以， 《 史记》 吴太伯世家虽详列太伯以来完整世系，
其间君统曾否变换？ 却颇存疑问。 很可能以历史真实面相见时的后期吴国， 已非姬姓而系中原化了的土著民族所建立国家。

不论如何， 以今日苏州为中核而发达的吴国，
其成员系北方先进民族与南方土著的融合， 以及因接受黄河文明影响而渐次中原化，
其事为得以认定。此与长江中游楚国的情形， 正相一致。
越国的传说中建国者， 《 史记》 越王勾践世家记其乃夏朝少康后裔，
与越地开化的背景正相仿佛。 《 史记》 追述勾践的先世， 只能及于其父， 再以前已全行空白， 较之楚、 吴世系记录无缺的状况迥异，
则其文化的后进性格也堪反映， 其急起直追的惊人冲刺力，
便表现于勾践时代， 亦即吴王阖闾在位的同一期间。

长江流域向被称 “ 蛮夷” 之地， 广泛分布的土著人民均以受惠于黄河文明而脱却其蒙昧色彩， 各地域土著文化均因而刺激向上，
历史轨迹固属相同，时间上却存有先后顺序。 接近中原心脏地区河南省的长江中流域湖北省，
接受中原文化为直接与便利， 沿汉水以至沮水一带，
西周时代早已稳定走向中原化， 立国于此的楚国便因地理优势，
春秋时代昂然领先发达。 距黄河下流间隔了淮水流域的长江下游必须落后一步，
所以春秋末期才有吴、 越新兴势力发生。 而吴、 越兴起， 光源固发自与楚国同一的北方， 文化上同时又受在南方已具先进性的楚国提携，
文献说明纪元前六至前五世纪之交吴、 越霸业代兴时代诸关键人物的出身，
阖闾早期的军事顾问与伐楚时统帅孙武乃齐国人， 伍员与其政治主张对立者、
因受勾践重贿而影响吴国存亡的另一实力人物伯嚭，以及越国大事业创立功劳者范蠡与文种， 便全来自楚国， 明示了楚文化对江南文化的影响力。
稍前， 吴王寿梦少子季札周聘中原列国，
被中原列国誉为贤人， 系江南文化水准已堪比拟中原而获得先进国家共同承认意味。

    总结春秋时代的南北形势而言， 黄河文明导航下的南方开始欣欣向荣，
长江中流域的历史位置， 比重已堪与中原抗衡， 今日中国现代化地区的长江下流文化， 其跃进也正开始。
虽然如此， 经历战国时代以届中国统一阶段，
江南吴越仍不代表南方， 南方的代表者仍是楚， 以及统一中国的力量也非出自楚，而仍恃中国文明母体的北方。

                                                                                                     汉族的诞生

纪元前八世纪前半以来的春秋战国约五个世纪间，中国国家、社会自渐变而突变，积量变为质变。此期间生产关系巨幅调整，政治体制集中化，都市中自由市民成长，交通四通八达，货币并行流通各国，大商贾的对象已非一地而系“中国”全体，工业者也着眼“中国”共通的市场而生产，学者、游说者、侠客活动的社会超越了国界，南与北仅有方言之别而文字均相互通，此皆指向统一的大道。同堪注目，“事”与“人”相结合，今日中国主要部的习称所谓“中国本部”，历史上汉族“中国”组合者的汉族，其成形与诞生，正与“中国”地域的统一进程相当。

汉族自非从天而降，如何而“来”的答案，又正与春秋战国五百年间社会、经济大变革，以及国家并合、国土开拓、民族播迁诸因素，息息相关。

基础性的了解，系届至春秋时代“中国”域内民族分布状况。于此，留存迄今的史料记录颇多，如下都可举证——

及（周）平王之末，周遂陵迟，戎逼诸夏，自陇山以东，及乎伊、洛，往往有戎。于是渭首有狄、邽、冀之戎，泾北有义渠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骊戎，伊、洛间有杨拒、泉皋之戎，颍首以西有蛮氏之戎。（《后汉书》西羌传）

当春秋时，义渠、大荔，居秦晋之域；陆浑、阴戎处伊洛之间；鄋瞒之属害及济东，侵入齐宋，陵虐邢卫，南夷与北狄交侵中国不绝若线。（《晋书》江统传录《徙戎论》）

印象尤其明晰的说明文献，可以十二世纪宋朝学者洪迈《容斋随笔》（卷五）周世中国地的记事代表：

“成周（东周）之世，中国之地狭，以今（宋朝）地理考之：

“吴、越、楚、蜀、闽，皆为蛮；

“淮南为群舒；

“秦为戎。

“河北真定、中山之境，乃鲜虞、肥、鼓国；

“河东之境，有赤狄、甲氏、留吁、铎辰、潞国；

“洛阳为王城，而有杨拒、泉皋、蛮氏、陆浑、伊雒之戎；

“有莱、牟、介、莒，皆夷也；

“杞都、雍丘，今汴之属邑，亦用夷礼；

“邾近于鲁，亦曰夷；

“其称中国者，独晋、卫、齐、鲁、宋、郑、陈、许而已，通不过数十州，盖于天下特五分之一耳。”

便是说，届至春秋史剧上演，周朝领域内，包括周初所封建诸殖民国家的各“国”住民，原始的、进步的各种经济方式与生活习惯，差异仍大。虽然其中标准“中国”，亦即以城郭定居为标志，代表精深灌溉农业集团的“五分之一”比例，估计为嫌保守，此其一。其二，“蛮”“夷”“戎”“狄”称谓，其时为立于“中国”文化、经济基准而互相区别的不同生活类型集团，“中国”自身，又至春秋时代仍是依于地域而别的晋人、卫人、齐人之称，反倒无统一称谓，而为单纯的政治区分。

区别人类集团乃政治意识，区别基准早原系惟一依凭政治，从历史时代之始的殷朝文字资料可发现，都超脱血缘氏族意识而依地域性的部族别，名之为羌人、周人或鬼方、人方。农业生产力不断向上，技术进步的农耕集团与周围不同经济类型人类间，社会生活形态歧异明显发生，文化差别的感觉敏锐化，固有政治区分之外，文化、经济基准的“戎”“狄”意识乃因而强烈萌生。其时，历史区划已系周朝封建国家的时代。

大变化自洪迈所记述的时代展开，天子权威失坠，封建秩序约束力解纽，封建制国际和平均衡局面崩坏期的纪元前八世纪以后，也是经济上大发展的时代，农业愈进步，土地需求愈炽热，国家兼并现象加大乃为不可避免。春秋政治中轴五霸与十二诸侯全以由进步农业为基盘的高文明支持，而形成春秋时代国家数字急剧减少的磁心。激化了的灭国形态，一方面系农耕国家自身间基于更有利的共同利益，而铸定其发展与终结局必须合并的方向，结合彼此的土地与人口；另一方面，向原在“中国”域内和平共存，却非“中国”式生活诸集团的国家，展开无情战争。纪元前七世纪前半齐桓公“尊王攘夷”乃万古流芳的一大历史盛事。攘夷，非常明显便是驱逐夷狄，自此堂皇大纛矗起，轰轰烈烈的列强霸业，等于向夷狄发出了总攻击令，攘夷运动蔚为灭国运动主流而相与合一。以迄春秋之末的两个世纪间，“中国”地理范畴完成农业经济齐一标准的净化，战国时代，放眼七雄便已系清一色相同文化、经济的地与人。

进步农耕诸集团以“攘夷”共同行动，而与夷狄尖锐两分对立期间，彼—我自觉的激发，而有由早典型农耕部族“夏”引申的“诸夏”意识突破。《论语》中孔子名言：“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八佾篇），可指示两个对比名词被广泛应用，“诸”明示了复数，正是生活方式共通立于孔子所慨叹“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宪问篇）的境界，而生活场所（国家）又相分割的时代状态反映。

“诸夏”构成，纯粹依循“农耕”基准为特堪重视的特质，质言之，是文化的而非血统的。夏（周）人、殷人同系高文明农业民族，而于文字资料中非同一血统，考古人类学的史前人骨计测，各时代、各地域出土记录也颇歧异，但却于历史推移历程中均相认同，其开朗性便是农耕诸集团汇成广大“诸夏”的强大合力。相对而言，清朝姚彦渠《春秋会要》世系卷除周朝王室外，录有一百七十六国，其中四裔类“犬戎”“骊戎”“鲜虞”均明记姬姓，与周族为同血统，文化形态却互殊。“鲜虞”又记其系“白狄别种”，则白狄可能也与周族存在血缘关系。而类此，于攘夷运动中都已是战争对象。“诸夏”农耕环境统一运动值得注意的另一面是，农业知识与技术愈向上，人口愈多，结合的需求愈大，防洪设施、人工运河以及灌溉工事网兴筑，在在依赖大量劳动力，所以，斗争动机原非定须排斥夷狄不可，增加土地的同时，也希望增加人口，逼迫被征服者合作，转变其固有经济与生活方式，毋宁更为有利，除非夷狄拒绝放弃传统，才断然加以消灭或驱逐。惟其如此，“诸夏”攘夷运动下的夷狄，并非全数向“中国”域外大退却，被吸收入“诸夏”圈的亦绝非少。战国七雄以外诸国之一，鲜虞后身的中山国便于其时以“诸夏”化著名，“诸夏”坚持文化准则，而非以血统为要件以区别夷狄，此又系例证。

于此，已可明晰获得如下结论——

春秋后期，中国全域一致的惟一民族，实质已渐形成，只是依于列国分立的形势而以“诸夏”通称。待攘夷成功，四夷的蛮、夷、戎、狄于“中国”已全不存在，“诸夏”名词随之退隐，战国时代反而未被强调。相对来说，四夷意识也自其时修正，由“中国”域内移向“中国”域外而赋予方位之别，但是区别于“中国人”的基准，所重视仍是生活风习而非血统，如“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火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皮穴居，有不火食者矣”。（《礼记》王制篇）

间隔两个多世纪，秦朝统合中国又过渡到汉朝，伟大的单一民族与伟大的单一中国合一时，正值北亚细亚游牧大风暴威力猛烈之际，农耕—游牧抗争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峰，前此诸夏—夷狄局面，却已转变为“中国”内—外对立态势，“中国”民族自觉再度高扬，一个骄傲的民族名词“汉族”，终随“汉”的朝代名正式成立，而于历史散发其恒久的光辉。

所以，二千年中国历史主宰的汉族之名，系纪元前三世纪末而得，汉族实体的诞生则须早过至少二百年，在约略纪元前第六或第五世纪。于构成汉族的意义上，前此存在的诸组合成员，或者说，前汉族诸集团，例是“诸夏”，此其一。其二，前汉族诸集团均具扬弃狭隘血统观念的明朗开放性，汉族诞生便秉此特质，汉族形成之后，恢宏豁达的开放性继续未变。“中国”以外异民族，自汉朝以来一波又一波被鼓励、欢迎与吸引加入汉族范畴，汉族自身也以不断新陈代谢而得新血统、新成分的补充，而保持充沛的活力、旺盛的生命力，以及日新又新的创造力。以汉、唐雄伟的世界性大帝国建立为顶点，近代世界成立以前，汉族几乎已系世界文明进步高智慧与贡献的渊薮。历史上的汉族向以“民族大熔炉”闻名，其中国史与世界史的荣誉，正基于前汉族时代便已赋有的开朗与开放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