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42662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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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国宝级历史学家广受欢迎的“大家小书”，企鹅（Penguin Books）推出多个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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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风格令人振奋，展示20世纪的复杂与丰富，栩栩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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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动地捕捉时代的激动人心，看离今天*近的100年如何进入我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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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史和“伟大”之外，追索日常生活分分秒秒的细节，关心有血有肉的每一个人，让过去的历史复活
20世纪灿如旭日，横空出世，承载着人类前所未有的希冀。当时的人们有理由期待，自此以后世界将一帆风顺。然而世纪初的一场世界大战让踌躇满志的人们手足无措，悲观至极。贯穿本书的一大主题是战争与和平：两次大规模战争和不堪一击的和平。20世纪下半叶的和平时期里，包括铁幕落下、太空竞赛和计算机的兴起在内的很多事件，都受到之前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但战争之外，本书更追溯医学方面的非凡发现、汽车飞机和无线电的影响、女性地位的提升、绿色运动、第三世界国家的解放、对体育的狂热、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前途的变化，还有鲜有人注意的小片段，日常生活的诸多鲜活场面。20世纪的世界越来越小，世界大战、经济危机、意识形态的对抗之外，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构成了色彩斑斓的历史图景。
忙碌一天的人们，衣服和手上都沾着工作的味道。白领人数剧增，似乎预示一个大多数人衣着整洁上班的时代即将到来。尽管城市已经很拥挤，但也没阻止乡村的人进入。在东京，每天可以看到训练有素的铁路工作人员将乘客推入车中，不浪费一寸空间。
被捕的音乐家站在牢房铁窗前，用牙刷指挥着她的抗议音乐。年轻牧师马丁•路德•金站在林肯纪念堂的台阶上，向世界宣告“我有一个梦想”。披头士、滚石乐队和鲍勃•迪伦的电吉他代表了*代的舞台魅力。反主流文化成为20世纪别样的色彩，越走越远。
前 言
我的中国之旅
部分
章 灿如旭日
第二章 黑麦啤酒和香水
第二部分
第三章 暴风骤雨
第四章 战争之
第五章 彼得格勒闹起义 巴黎谈和平
第六章 乌托邦和噩梦
第七章 老苏丹和青年土耳其党
第八章 突飞猛进
第九章 敲响意大利爱国强音的鼓手
第十章 全球经济大萧条
第十一章 希特勒渐成气候
第十二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十三章 从珍珠港到柏林沦陷
第十四章 超级秘密武器
第三部分
第十五章 铁幕落下
第十六章 燃烧的矛，转向之风
第十七章 以色列和埃及
第十八章 复仇的船只
第十九章 爆炸的岛屿和幽玄的帆船
第二十章 登上珠穆朗玛峰
第二十一章 厨师和医生
第二十二章 摆动的跷跷板
第二十三章 雷电交加的莫斯科和华沙
第二十四章 摇摇欲坠的柏林墙
第二十五章 城市、体育和语言
第二十六章 新月再次闪耀
第二十七章 回顾20世纪
延伸阅读
译名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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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111111′>——《基督教世纪》（The Christian Century）
是时候重新评估杰弗里·布莱内的工作，并考虑他在澳大利亚历史、政治和公共生活中的角色了。……杰弗里·布莱内把澳大利亚历史带入了国家层面的对话中。没有人会怀疑他是一个勇敢的公共知识人，不可多得的优雅作家和讲故事的大师。……他是率先写出这片土地（澳大利亚）广阔社会历史的人之一。
——The Fuss That Never Ended：the life and work of Geoffrey Blainey（edited by Deborah Gare etc.）
布莱内的风格就像乔治·奥威尔所推崇的理想状态：“（好文章）透明得就像一块窗玻璃。”
——《克兰蒙特书评》（Claremont Review of Books，by John Derbyshire）
布莱内将各种不同元素编织在一起的能力使20世纪的短暂历史如此诱人。
——《加州书报》（California Bookwatch）
一个异常繁忙世纪的快速旅行。
——《环球邮报》（Globe and Mail）
布莱内以高超的技巧和优雅的文笔将20世纪的重大事件编织在了一起。
——《基督教世纪》（The Christian Century）
如日中天的欧洲：遥远的帝国
欧洲主宰了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海上的远洋巨轮和大型战舰，大多飘扬着英德法的旗帜。大部分的大城市及其著名宫殿、博物馆、艺术馆和高等院校都在欧洲。世界上大多数的铁路和电报线路，都由欧洲人来建造或出资建造。地球上的主要岛屿，大部分都是英国、荷兰、法国、葡萄牙、西班牙或德国的领地或殖民地。几乎整个非洲和所有的太平洋岛屿，都在欧洲的统治下。在亚洲，不受欧洲帝国统治的主要国家，只剩下中国和日本。
大英帝国已是世界上跨度广的国家，而尚未达到。每个人类栖居的大陆，都有大片地域在其治下；每个大洋，都有一串岛屿由其统辖。1900 年，大英帝国可谓海上霸主：北海中的运煤船只、向遥远港口疾驶的远洋巨轮，以及“烟囱结满盐渣”的不定期货船，络绎不绝。英国与中国各有4 亿人口，加在一起占世界人口总数的一半。
大英帝国不断衍变、失序，没了帝国往日的面貌。在一些殖民地，派驻当地的英国总督大权在握，而在另一些殖民地，总督只是煞有介事、虚应礼仪的人物。在埃及，做决定的是英国官员，但任由当地尊贵的帕夏在奢华的办公室抽着长烟卷，威信依旧，亦无不可。另一方面，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高度自治，且其议会较之英国国会更能代表人民。然而，外交方面它们并不自主。尽管如此，泰晤士河畔的“国会之母”—英国国会，吸取了18 世纪美国殖民地挣脱其统治的教训，允许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涉及切身利益时或可忽略乃至藐视英国的外交政策。对于其陆军和海军，各国承担的费用与日俱增，但战端一启，它们还是愿意听命于英国。然而，就遵命的程度而言，非洲和亚洲则恰恰相反。那里的殖民地没有议会，没有本地法官或高级官员，财务收入仰仗英国。
俄罗斯帝国的扩张势头迅猛，以至在地图上已经难以分清旧俄国和新帝国。俄罗斯帝国的泱泱国土西起波罗的海，东至太平洋。它的幅员如此广阔，一端毗邻土耳其和波斯，另一端与朝鲜接壤。以疆域辽阔而论，俄国仅次于大英帝国。
迟至19 世纪60
年代，俄国的国旗尚未飘扬在一些港口的上空，比如太平洋的海参崴和黑海的巴统，像塔什干和撒马尔罕这样古老的伊斯兰堡垒，也不见俄国国旗在塔楼上招展。这可谓俄国殖民活动的新征兆。俄国新领土的一块是在中亚，一个1400 英里（1 英里约合1.6 公里，余同）长、700 英里宽的长方形，有广袤的群山平原和奔腾的河水，从里海延伸到蒙古的沙漠，几乎接近英属印度，以至引起国际争端。若想从俄国的一端跨越到另一端，可是一场漫漫长途，
要用好几周时间，穿过无数的河流。漫长的西伯利亚大铁路
慢慢向东延伸，在20 世纪之初已修到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
即将延至太平洋。俄国国土广袤开阔，有人感叹，即将到来的20 世纪，将是俄国的天下。
德国是较迟走上帝国道路的后起之秀。1880 年时的德国在地图上还只是星星点点，现已成为了醒目的拼版。德国的士兵、管理者、传教士和商人当时刚刚占据了非洲的西部和东部部分海岸、新几内亚及其附近一连串的岛屿。跨越太平洋离赤道不远的地方，分布着德属萨摩亚、德属瑙鲁和其他的偏远殖民地。大多数的德意志帝国殖民地都相距遥远，倘若一位柏林的检查员要对殖民地的邮局进行年检，只搭乘运送普通邮件的邮轮，或许要八个月的时间才能走遍所有的地方。德国一旦成为殖民大国，就注定要加强海军。在20 世纪初的几年里，德国强大的海军是欧洲的一股不稳定因素。
法国有着三百多年的殖民历史，是个老牌帝国。它的版图之广阔分布仅次于英国。法兰西帝国统领着热带的印度支那，以及北美南美剩余的小殖民地，它也占据了非洲的大部分，包括地中海南岸的一系列领地。法属太平洋岛屿从新喀里多尼亚这一世界上主要的镍矿所在地，一直延伸到具有异域风情的塔希提岛。从幅员上来讲，法国只有俄罗斯帝国的一半，但法国将世界上的主要大洋都揽入了怀中。造访过所有法属殖民地的法国公民，恐怕不足20 人。这样说，有据可依，因为有捕鲸船来往的凯尔盖朗群岛处于南印度洋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是与世隔绝的荒岛。
庞大的奥斯曼帝国，在许多人看来已是强弩之末。奥斯曼帝国的权力中心位于君士坦丁堡，它坐拥地中海、黑海、红海和波斯湾的海岸。几个世纪以来，它一直摇摇欲坠而终未倾覆。奥斯曼帝国大势已去，国势维艰，引发了次世界大战。
当欧洲的外交家和商人觊觎资源丰富的中国时，中国还在沉睡中。这个拥有世界上庞大人口的国家，也可能被列强视作地产瓜分，岌岌可危。复兴后的日本在1894—1895 年的战争中打败中国，而中国却能保持国土的完整无缺，实属幸运。简言之，欧洲与美国在侵吞或控制中国领土的问题上各怀野心，相持不下。当台湾刚被日本侵吞之时，像上海、澳门和香港这些中国港口已然在欧洲的控制之下。
这些在1900 年时看来威武强大的欧洲帝国，仍在继续扩张自己的野心。它们都将在20 世纪的发展进程中四分五裂。
失业：全球的瘟疫
在20 世纪20 年代有大批移民涌入的国家，此时已经不再接受移民。意大利人也不再移民到巴西和阿根廷。澳大利亚曾经是移民者的聚集地，它在30 年代初期流失的移民比涌入的还多，因为很多移民都重返故乡了。美国在1931 年接受的移民不足10 万人，是1862 年以来的点，而那时美国正在打内战。1933 年，美国接受的移民仅有2.3 万人。成千上万的失业人口巴望着离开欧洲，但后来得知美洲的情况同欧洲一样糟糕。
一些曾经承载移民的客船在支付完它们的工程师、主厨、服务生和客舱乘务员薪水之后，就停在岸边生锈了，一位看守员走在木制的甲板上，发现周围都是散步的人群。当然船只也已经不再需要煤炭了，大批煤炭工人随即失业。这些工人于是也没钱为家里添新鞋增新衣，而这一决定—要乘以500 倍的效应—同时也摧毁了遥远工厂的就业岗位。这里5 个工作岗位没了，那里就有500 个人丢掉饭碗，失业涤荡全球，波及玻利维亚的矿工、新西兰的锯木师和法国的钢铁工人。当这些人失业或者一周只工作三天时，另一股余波又马上袭来。世界淹没在一轮接一轮的经济动荡之中。
失业的阴影迅速席卷南美洲的蒙得维的亚和瓦尔帕莱索，非洲的开普敦和阿尔及尔, 世界各地无一幸免。1932 年， 一些国家的官方失业率超过30%。大多数国家只提供微薄的社会保障，民不聊生，惨景空前。
在开车路过汉堡和柏林间的高速公路后，海因里希·豪瑟于1932 年称，整条路上“站满了无家可归的人”。其中的一些是有经验的工匠，他们穿着各自行业的服装—瓦工戴着高高的毡帽，送牛奶的人身着红色条纹衬衫。很多找工作的人拎着鞋子，或把鞋子搭在肩上，免得鞋子的皮革磨旧。时不时可以看到父亲推着装满东西的手推车或婴儿车，母亲带着孩子走在后头。一批人刚刚离开，高速路对面就有另一批人涌入城里。有时看到有粮食可以挖，旋踵间就有上百号人偷起了土豆。农民寡不敌众，管也管不过来。这样的情景见诸每个工业国家的报端，苏联除外。
在这新世界的农村地区，可以看到形单影只的男人或一家子人在路边找工作。黄昏降临，在一个小镇旁边的免费露营区，先是来了几辆车，上头“载着帐篷、床铺、家用品以及小孩儿”，还有几条狗跟着一溜小跑。满载货物的老卡车出现了，小贩试着出售锅碗瓢盆，骑自行车的人把食物和衣服放在二手的糖袋里。篝火的光亮还有食物的香味，为这疲劳的一天画上了句点。在澳大利亚，有上百个这样的驿站，
供那些一直在路上却无处可去的人歇息。
数以十万计的欧洲家庭，因赚钱养家的人失去了工作，
不得不和亲戚搭伙以减少开支。他们购买的食物仅限于土豆、大米、洋葱、糖浆、茶、糖以及廉价的面包。为了赶上大减价销售，他们不惜走上几英里的路；他们沿着铁路线走，拾起从车上掉下来的煤块儿；倘若住在煤田附近，他们会爬上废弃的岩石堆，用榔头尽可能地找煤。实在囊空如洗了，他们就把胸针、挂坠盒、手表和其他小的贵重物品拿去当铺借钱。
很多雇主愿意雇用年轻人，因为他们肯接受更低的薪金。因而青少年的失业率要比成年人低。这一政策对老兵不利。上百万的士兵，在20 岁的年纪于一战的战场或海边死里逃生，15 年后，他们发现自己在他们曾经效忠热爱的国家里，已经成了经济上的弃儿。
经济大萧条很早就波及中国。丝绸这一奢侈品的出口市场几乎崩溃。此外，生丝的需求量也受到欧洲新式合成人造纤维的冲击。日本廉价倾销的出口货品，也严重影响到中国城市棉纺织品的制造。中国一向看天吃饭，而1931 年长江流域暴发的洪水可谓是雪上加霜，而三年之后，又逢干旱。
日本在20 世纪20 年代已成为颇有实力的制造国，它在50 年代后展现出的生产力和技艺在当时已初露端倪。日本成功的领域是纺织业，到1932 年，它的棉织品出口量比英国还大。曼彻斯特本为纺织革命的大本营，现在纺织厂却人去楼空，一部分是因为日本的商业活力四射，而印度的纺织业也逐渐扩大。但是日本也遭遇了经济大萧条的冲击。它的办法同其他国家一样，就是加大出口。结果则是大量未卖出的产品囤积在全世界的仓库和商店里。
全球的经济衰退对非洲和印度的影响较小，还有那些邻里之间自给自足的小农地区。只耕种一小块玉米地自给自足的中非家庭，受到的影响不大，但他们为全球市场生产咖啡的表亲们，其收入可能只有过去的一半。在橡胶园工作的马来人也深受影响，因为全世界对橡胶轮胎的需求大大缩减，
而他们种植大米蔬菜、养有几只鸡的自给自足的邻居则鲜受影响。
一些经济数据本身就有悲观的倾向。统计学家往往计算没有工作的人，而不是基数更庞大的工作人群。哪怕是经济萧条严重的几个月里，每三个适龄工作的英国人中就至少两个有工作，收入足够养家，还时不时有闲钱能买张球票，
买袋便宜的糖果，买张座位便宜的电影票，或买上热腾腾的鱼和咸咸的薯片，在街上趁着包装纸袋还冒着热气的时候吃下。敏锐的观察家乔治·奥威尔认为，正是这样简单而让人满足的事情，从某种程度上防止了英国人闹革命。
为什么全球经济冻结到几乎僵死，而没有领导人或团体挺身而出让经济复苏？这场空前惨重的经济大萧条，部分是因为太多人出售产品和服务给其他人。五百年前，大多数欧洲人还住在村庄里，而村庄里的主要工作就是生产食物、燃料和衣服，自给自足，很少有额外的贸易，因而国内或国际的贸易就算出现问题，影响也很小。但反观1930 年，世界上超过一半的人都直接或间接地依赖于贸易，因而贸易一旦下滑，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水平就会受到影响。尽管当时已有国际联盟这样的政治合作组织存在，但是还没有促进经济合作的大型组织。
当然，政治家、布道者和经济学家都大声疾呼，要为经济危机寻找出路。然而经济理论对得当的解决方法—让政府往衰退的经济里大量注入货币—也持怀疑态度。这一解决方案，尽管能创造就业，也能导致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如蛇般四处盘踞，因为在战争期间，严重的通货膨胀会冲击所有的国家，尤其是1923 年的德国。实际上，一国政府若能谨慎地创造就业，让通货膨胀不那么严重，这也算切实的解决失业问题的办法。但可以理解，根据近的经验，这种方法更像是毒药而非解药。有意思的是，希特勒的德国试图尝试这种解药，还奏效了。
厨师与饮食生活
由于机票便宜加上年假延长，出国旅行的人大幅增长，
也加快了异域珍馐传回本土的步伐。在波恩、多伦多和其他50 个西方城市里，高档餐厅层出不穷，而在法国和意大利， 高档餐厅早已兴旺起来。20 世纪30 年代出现在餐馆的，多是偕妻子出席的银行家、带着全家人的律师、与丈夫结伴而来的女校长，或是其他社会地位相当的人，而他们到餐馆就餐一般只是为了参加婚礼早餐。而今，在外就餐流行起来，
多达以往的5 倍甚至20 倍。商务午餐也日益频繁，用餐时间有所增加，直到滴酒不剩。
生活日益富足，家庭规模逐渐缩小，也促进了在外就餐的流行。在过去儿女成群的年代，大户人家多是有几位家仆帮忙，家庭晚餐或是周末就餐几乎成了家庭生活的缩影，吃饭时每个孩子都有固定的座位。到了1960 年，家里不再有那么多子女，加上黄金档电视的侵袭，电视节目成了头等大事，正式的家庭晚餐也不再是非有不可了。后来人们偶尔在外就餐，往常由家仆铺上白色桌布的传统晚餐也不再天天都有，而家仆这个角色在战后也完全消失了。
在新教文化主导的西方，在外就餐日益流行，去教堂的人越来越少：餐馆成为人们碰面和交流家长里短的地方，取代了往日教堂在礼拜日的功能。20 世纪30 年代，禁酒运动在美国、加拿大、斯堪的纳维亚、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其他几个国家还很盛行，但随着禁酒运动潮流退去，西方城市涌现出一大批餐馆。在禁酒活动的高峰期，很多新教徒都不愿走进餐馆或提供餐饮的酒店，因为桌上摆着的德国或法国葡萄酒太容易让人动摇了。
法国葡萄酒在不列颠群岛日益备受推崇。“所有在一战前见识过一些法国知名葡萄园的英国人，现在肯定有一千个了。”评酒师菲利普·莫顿·尚德在1960 年这样说。通往法国知名葡萄园的蜿蜒小路，现在竖起了信息详尽的路牌，吸引夏日骑摩托车的人前去品酒；尚德这样形容葡萄酒入门者的美妙享受：“短暂的让人欣喜的时刻：在一个风和日丽的5 月清晨，开花的葡萄藤的清香，透过车的挡风玻璃扑鼻而来， 让人难忘。”葡萄酒的狂潮席卷而来，新大陆也涌现出一大批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品类，比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酒行里卖的法国酒还要多。
朱莉娅·查尔德让一些富裕的清教徒国家的菜单焕然一新。查尔德是美国加州人，曾在战时的中国昆明为美国情报局工作，当时她在昆明吃到的美国餐“糟透了”，而当地的中国美食启发了她。她的丈夫后来被派去巴黎，她到蓝带厨艺学院兴致勃勃地学起了烹饪，当他们后搬到波士顿安家后，她在1963 年欢喜地开创了一个电视美食节目《法国厨师》。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观看她在电视里烹饪、品尝和对话， 报纸上的饮食专栏也层出不穷，大受欢迎。人们的喜好和味觉也开始改变，尤其是在他们有过国外旅行之后。
1966 年11 月25 日，查尔德那男人婆的形象出现在《时代》周刊的封面，她马上誉满天下。她的家庭厨房成了美国的一个纪念馆，成为华盛顿的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的常设展览，参观者可以看到她偌大的餐桌，6 个炉口的灶台，像木匠工坊一样在墙上排列的餐具，她吃饭的时候用的白色餐巾纸，还有偶尔溅出的法国红葡萄酒。
1960 年，大批美国人和英国人对异域佳肴、精致美食的兴趣日益浓厚，法式烹饪的影响十分关键。当时掀起一股法国餐的热潮，尽管大胆的厨师还没有在空出一半的大盘子里呈上“新式菜肴”。有趣的是，在法国的精致文化大行其道之时，曾经备受欧洲上流社会推崇的法语已经被英语取代，英语成了国际语言。
一般讲英语的家庭还没有出外就餐的习惯，除非他们买了炸鱼、薯片或香肠，然后趁热在街上吃，或者带回家吃。
在咖啡厅或者餐馆吃饭还是太贵了。在便宜的连锁快餐店吃饭也还没流行起来。时间观念强的美国人将开始引领快餐潮流。
到20 世纪末，烹饪餐饮和日常生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进步显著。在20 世纪初，厨房一般是家里的中心。箱子和碗里储存着面粉、糖和基本的食物，屋椽上挂着洋葱、香料和熏肉。灶台用木柴或煤炭起火，三餐饭食几乎都在灶台上完成，用来饮用和洗衣的水也是在灶台上烧好。女人们几乎成天围着厨房转，准备食材和其他大大小小的工作。到了2001 年，这种生活在欧洲、美洲、亚洲的大部分地区以及整个澳大利亚都已经非常少见。厨房的架子上陈列的，多是听装食品、罐头食品、包装食品和冷冻食品。燃气炉或电磁炉，
还有微波炉，取代了烧燃料的灶台以及附近的煤窖和柴堆。这个被称为“小厨房”的小空间里，摆放着一系列整齐锃亮的器具，包括电热水壶、烤面包机、咖啡机和洗碗机等等。而每日准备食材做饭的时间也大大缩减了。
这个已看不到明火的厨房里，还有一样值得人骄傲的发明，那就是个头不小的冰箱。冰箱在美国发明，到1921 年还只有5000 台。但是三十年后，已经有90% 的美国城市家庭在使用冰箱。20 世纪的后十年里，在很多地区还很贫穷的巴西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在巴西，75％的家庭拥有冰箱，比电话还普遍。
跨越南北半球，罐头制造厂、食品加工厂，以及卡车的供应链、设有冷藏的船舶、空运飞机、超市和炸鸡店，以及电力输送和煤气管道，这些都重塑了旧日厨房的面貌。这是人类劳作和社会历史的卓越变革，一生难逢，而全球一半的人都见证了这一刻。
医药的战场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在1888 年生于新西兰海风呼啸的海港惠灵顿。她小时候住在一座两层高的木屋里，木屋建在海港和山脉之间，山坡陡峭，几乎不宜建造住房。房子里依旧摆放着凯瑟琳10 岁时的照片：她神采奕奕，美丽可人，戴着一副小眼镜。在20 多岁的时候，她已经是伦敦的知名作家， 后因染上肺结核前往瑞士治疗。
凯瑟琳在林中空地的一座小木屋里，看着枝头的美景， 描述着1921 年夏日她和丈夫的日常生活。这对夫妇有条不紊地工作，读书写作，烟不离手，她这样描述：“我们好像两小张时间表。”一年半之后，她因结核病去逝，享年34 岁。在一些人看来，肺结核这个冤家尤其爱缠上知识分子。在凯瑟琳有生之年也染上结核并在她之后病逝的作家，还包括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安东·契诃夫、弗兰兹·卡夫卡以及乔治·奥威尔。
墓地的记录簿上，密密麻麻都是因传染病逝世的人。1908 年，肺结核是美国人诸多死因中的元凶。纵观19 世纪的世界，单单被肺结核病夺去生命的人年年累积，恐怕比同期因战争死亡的人数还多。其他的传染病—天花、猩红热、风湿热、伤寒、霍乱、疟疾、麻疹和百日咳—可在短时间内夺去数以千万计人的生命。就在一战之后，因西班牙流感丧命的人和战争致死的人一样多。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住在英格兰期间，她的哥哥于1915 年死在了西线战场。 倘若我们参访法国在1914 年到1919 年期间的战争公墓，在纪念墙的白色墓石上读到他的名字以及其他几百万人名字的时候，或者当我们拜访1939 年到1945 年期间的战争公墓，看到仰光、新加坡或佛罗伦萨附近的墓碑时，我们不禁要为这些死去的人哀悼，其中很多都是英年早逝。但是当我们拜访上千个公民墓地，看到散落各处的年轻人的墓碑，想必我们会一样震惊，这些同一时期的年轻人，当时很多都是因为普通的疾病而逝世的，如今这些疾病都可治愈了。在一战爆发后的四十年里，因传染病逝世的人数可能要远远超过战死沙场的人数。
二战极大地促进了医学探索。战时的迫切需求和激烈竞争以及战后的余波，这些似乎都推动了医学研究的发展。20 世纪四五十年代，救死扶伤的医学水平已远超过往。虽然人们还是不免哀叹二战的伤亡情况，但医学进步也救活了不少人，所以死伤数量还是相对较低的，其中很多的医学成果都因战争及其出现的紧急情况而得以推进。
战争实践增强了人们抗击热带疟疾的能力。1942 年，在新几内亚和瓜达尔卡纳尔岛作战的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士兵中， 疟疾比日军的炮火更骇人—直到后来，昆士兰的凯恩斯经过彻底周密的试验，发现了使用阿的平（atebrin）的正确日用剂量。此外，瑞士新发明的化学物DDT，也对控制蚊虫肆虐的沼泽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战争后阶段，日军之所以能成功侵入缅甸，一个原因就是军队有办法对付疟疾了。战后，全球范围内发起了对抗疟疾的运动，更是件大好事。
青霉素的发明，正如大多数战时医疗的进展一样，归功于早先的研究。人们希望可以研制出一种药物，治疗某一特定疾病，而不影响全身。德国发现了细菌可以引起疾病，
1910 年，德国人保罗·埃利希在这一伟大发现的基础上，发明了一种砷剂，它可以治疗梅毒而不削弱全身的抵抗力。又有一种新物质发明，可以攻克中非的顽疾嗜睡症。1932 年， 德国化工巨头法本公司的研究实验室，开发出首个磺胺类药物，在接下来的十年里，该药物被运用到了肺炎和痢疾的治疗上。
医疗技术持续发展，二战期间出现了更重要的发现。年轻学者霍华德·弗洛里从澳大利亚前往牛津，寻找治疗微生物感染的方法。伦敦的细菌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观察过一种有趣的霉菌，但没保存下来。弗洛里后来也开始用这种霉菌进行实验。恩斯特·柴恩是位从柏林逃出来的化学家，弗洛里在柴恩的帮助下取得了惊人的成果，研制出一种药物，
他将其称为“青霉素”。1940 年5 月，当希特勒的军队逼近英吉利海峡之际，用小白鼠做实验的结果表明，青霉素有望拯救生命。在经过有效的临床实验之后，这种新型抗生素受到高度重视，在美国大批量生产。
青霉素被广泛使用于战区医院，疗效神奇，对那些做过大手术或罹患性病的人尤其有效。过去从未有过哪种宝贵的新药像青霉素这样被铺天盖地地使用。起初青霉素的供应稀缺，但产量很快就足够应付英美军队中所有的紧急医疗情况，
还能剩下一些供给苏联医院。在青霉素发明的五十年里，它拯救了数以千万计的生命，青霉素的成功也促进了其他传染病药物的研发。
肺结核太普遍了，人们干脆叫它的缩写TB，用缩写称呼的病名并不多。肺结核通过咳嗽、吐痰以及被污染的牛奶传播，一直是医学界试图攻克的目标。法国在1921 年引入了一种针对肺结核的疫苗，但并不如预期那么有效。30 年代，
德国强制要求入伍军人进行X 射线扫描。塞尔曼·瓦克斯曼教授是纽约附近的罗格斯大学的一位科学家，他生于乌克兰，专长是土壤微生物学，他在1944 年取得了影响深远的发现。塞尔曼·瓦克斯曼教授经过分析土壤中繁衍的微生物，
和一个研究生发现了微生物的敌人。这为链霉素奠定了基础。接下来的十年里，瑞典、德国和美国在相关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攻克肺结核似乎就要看到胜利的曙光了。然而正如很多其他的成就一样，这取决于卫生环境和营养水平的提高。
儿童疾病也在逐渐减少并终被治愈，这归功于人们不懈的努力，其中不乏并无很高学位和头衔的个人的研究，他们需要大声疾呼才能得到大众的注意。20 世纪30 年代到50 年代期间，很多儿童都罹患严重的小儿麻痹症。患病儿童或青少年不得不躺在发出奇怪的嘘嘘声的“铁肺”内，或是僵硬地躺在床上，双腿上紧紧箍着夹板，这一幕实在让人揪心。澳大利亚的一位护士长伊丽莎白·肯妮，推出了一种治疗小儿麻痹的新颖疗法。她认为，医学惯用的夹板非但不利于康复，还会给患病儿童带来身心伤害，她的观点进而引起一番热烈的争议。在当时，小儿麻痹症经常是头条新闻，肯妮得到了大众的鼎力支持。1951 年，美国的一项调查提出这样的问题：世界范围内地位的女性是谁？结果埃莉诺·罗斯福夫人位居第二，而护士长肯妮荣登榜首。
她尝试的一些方法引起争议，但终都被接受了，尽管后是通过医学研究和系统性的疫苗攻克了小儿麻痹症。1955 年，匹兹堡的乔纳斯·索尔克发明了一种安全的可以通过针头注射的疫苗，自此以后，小儿麻痹症便日益少见了。20 世纪上半叶频发的风湿热也在逐渐减少，但并没有小儿麻痹症消退得那么快。
外科医生也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心脏缺陷曾经无药可医，现在也有希望了。残障病人而今可以使用称为“心脏起搏器”的设备。称它为“pacemaker”（原意为领跑员，此处为起搏器）当时还不合宜，因为这一词其实是自行车和赛车术语。当时还未出现袖珍版的起搏器，病人在经外科医生治疗后，要在口袋或手袋里携带这一必要的电子设备。先天性心脏病成了美国新生儿死亡的病因，开心手术要小心进行，
而且风险不小。不久，开心手术的成功率大大提高。对大众来说，实现心脏移植是医学史上的一个创举，开普敦的克里斯蒂安·巴纳德实现了次成功移植。
另一项医学前沿研究是被称作基因的微小存在，它在20 世纪50 年代初期并没有引起大轰动。基因比沙粒还要更小， 被认为是构成生命基础的单元。与沙粒不同的是，基因可以自我复制。基因信息在DNA（脱氧核糖核酸的缩写）分子上编码，由父母传给子女。
DNA 由两名经验并不丰富的研究者联手发现：一位是三十五六岁的英国人弗朗西斯·克里克，另一位是较年轻的美国人詹姆斯·沃森。正如沃森之后提出的，科学探索直接的道路，就是“远离已经有太多人研究的课题”，事实证明这确实是个优势。这两位科学家于1951 年在剑桥大学相遇，
上一代人正是在他们的实验室实现了X
射线结晶学的创新。弗朗西斯·克里克和詹姆斯·沃森在设备不足、资金紧缺的情况下，凭借科学直觉，敏锐地从X 射线结晶学和化学理论的前沿发展中寻找突破。罗莎琳德·富兰克林是一位前沿科学家，她大多数时间里更愿意自己埋头研究。“罗莎琳德才智过人，很少寻求别人的意见。”沃森在半个世纪后这样回忆说。然而罗莎琳德慷慨地分享她的见解，激发了克里克和沃森发展出理论的雏形。没等到她的研究价值被世人充分肯
定，她就因卵巢癌离开了人世。
克里克和沃森在1953 年取得成功，也就是两人合作研究一年半后。他们关于DNA 的理论，简短地出现在《自然》期刊上，一开始并没有造成轰动。半个世纪之后，詹姆斯·沃森被问及对于他的发现“大众反应如何？”“几乎一片寂静。”他回答说。直到60 年代，才有懂行的记者热烈探讨起他们的理论。接下来要进行更多的研究，尤其是揭开基因密码如何“转化为蛋白质”的谜题。在这一合理的理论成为实践工具之前，需要借助计算机进行大量的研究和计算。
在20 世纪的后20 年里，基因研究成为打开多扇智慧大门的钥匙。人们发现，某个特定基因的缺陷会导致糖尿病，某个基因与智力障碍相关，还有某一个基因可能导致遗传性耳聋。基因检测也可用来帮助侦查破案。在犯罪法庭上，
犯人的精液、皮肤和毛发的抽样，越来越被当成像指纹一样的识别途径。1985 年，通过相似的线索，西班牙跨栏女冠军被发现是男性，从而失去参赛资格。克里克和沃森的理论以及全球各地的后续研究，对人们理解植物、动物和人类助益深远。
与此同时，在50 年代，更多的科学家开始质疑，一些传统的休闲活动是否安全。在19 世纪，用木制或陶制的烟斗吸烟，成为男性休闲的主要方式。但是由于工资低、烟草贵，
吸烟受到很大限制。此外，大多的工作场所都禁烟，主要的原因倒不是健康，而是因为要反反复复装烟斗并点燃太费时间。19 世纪末期，香烟开始流行：有新发明的安全火柴就更容易点燃香烟了，但是对身体的伤害也更大。
战争让人又紧张又乏味，于是香烟更加流行。一战当中， 美国人养成了两大习惯—嚼口香糖和吸烟。六年的时间， 美国的烟草消费量就翻了四番。威廉·史图德·肯尼迪，是英军中受人欢迎的牧师和赞美诗作家，他因在前线给士兵发放香烟而出名，人们还用知名的香烟品牌给他取绰号，叫他“伍德拜恩”威利（威利是威廉的昵称）。二战到来，吸烟人数又成倍增长。开始吸得厉害的主要是男人，不论老少，而今女人也抽起烟来。20 世纪50 年代，在很多私宅举行的晚宴聚会上，几乎没等道菜呈上，桌上的人就都抽起烟来。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抽烟，死于肺癌的人也更多。20 世纪30 年代的德国，人们严重怀疑吸烟率和患肺癌的概率存在因果关系，而到1952 年，英格兰的理查德·多尔就已证明了这一点；但直到1963 年末，证据才更加明显，美国的卫生总监就此向大众敲响了警钟。在很多国家，尤其是富裕国家，吸烟的习惯在20 世纪的后二十五年里开始减少，而在其他国家，比如太平洋岛屿和中国，吸烟人数却在上升。
如今为人们所熟知的一些其他医疗知识和外科技术，都是在当时那个惊人的医疗跃进期获得长足发展的。避孕药诞生了。有研究（在明尼苏达州的安塞尔·基斯教授的带领下，
于1958 年在7
个国家开展）发出警告，摄入太多的肉类和奶制品会导致心脏疾病，在此之后，“胆固醇”一词就成了见识广博人士的常用词。1960 年激光的发明，为多种外科手术带来变革。同时，一阵手术繁荣的新潮流兴起，给无数老年人带来了福音。
一位英国出版商出版了一套丛书，从书的标题就可以感受到20 世纪50 年代弥漫在医疗领域的自信情绪：一本是《征服癌症》，另一本是《征服痛苦》。或许他乐观得太早，但是他体现了当时那个时代的自信。更让人雀跃的好时代还在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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