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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 32开纸 张: 轻型纸包 装: 精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208137271丛书名: 讲学社丛书
享誉国际的中国近现代史学者,当代日本梁启超研究、京都学派的领路人
以精细的文本比较,描画梁启超深受明治日本影响的历史情境
重估梁启超在近代东亚文明圈形成与发展及内部互动中的地位
逃亡日本后,梁启超饱览明治西学译述,从追随康有为的世界主义到借《清议报》《新民丛报》独立宣扬国家主义,其思想因何“为之一变”?
围绕谭嗣同的纠葛,在旅日期间康梁关系的演变中扮演了何种角色?梁启超怎样以亡命者身份,秘密代笔完成清廷的宪政考察报告?
民国初年,梁启超对日态度的转变如何影响他的政治活动和晚年的学术论说?梁年谱的编纂和日译对当下理解东亚文明圈的近代转换有何意义?
《东亚近代文明史上的梁启超》是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编“讲学社丛书”第三辑,内容以2012年日本著名中国近代史学者狭间直树在清华园为“梁启超纪念讲座”发表的系列讲演为基础整理而成。狭间直树教授在“东亚近代文明史”的宏阔视野下,以大量史料为基础,通过细致的文本比较分析,将梁启超逃亡日本期间的经历和转变,尤其是与康有为的关系,明治日本对于梁启超的政治活动和思想学术的影响,以及“二十一条”后梁启超对日态度的转变等议题,作以细致的呈现和剖析,力图揭示梁启超其人其思对于东亚近代文明形成和内部互动的意义。
依照“讲学社丛书”的体例,本书在讲稿之外增加了丛书总序、学者评议、印象记等内容,并收入作者讲演中涉及的曾发表过的三篇论文作为附录,另附有少量彩色插图。
序 言
第一讲 东亚近代文明史的时段划分
——世界史的近代与东亚
一、就讲座题目的若干说明
二、东亚近代史的“文明史”时段划分
三、日本对于逃亡前的梁启超的意义
第二讲 身为康有为的弟子
——以接受西方为目的的“康学”与“西学”
一、梁启超的学识—抑或是传统学术的基础
二、康有为的学生
三、逃亡之后的在日活动
四、日本支持者
第三讲 梁启超思想的独立
——《清议报》时期
一、康有为的来日与梁启超
二、《清议报》的改编
三、《仁学》与《谭嗣同传》—康梁与谭嗣同的关系
第四讲 梁启超的“辉煌期”
——《新民说》等
一、《新民丛报》的发行
二、梁启超掌握的新学理
三、关于“新民说”
四、“新民说”的立论基础和轴心的转移
第五讲 “预备立宪”时代的梁启超
一、清朝的“预备立宪”与梁启超的宪政视察报告
二、关于《请定国是折》
三、梁启超移居须磨
第六讲 民国初年的梁启超
一、回国后的政治地位
二、对日态度的变化
三、日本人的对华态度—吉野作造
第七讲 梁启超与历史学
——1920 年代东亚人文科学形成史的一个横断面
一、《中国历史研究法》
二、对桑原骘藏的评价
三、作为“科学”的历史学
第八讲 《梁启超年谱长编》的编辑与翻译
——梁启超年谱在近代东亚文明圈中的意义
附 录
清朝的立宪准备与梁启超的代作上奏
“历史家”和其所写的传记
——关于梁启超撰两种《谭嗣同传》及其他
《新民说》略论
评 议(张 勇)
印象记(高莹莹)
本书是2012年秋我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讲义,题目是《东亚近代文明史上的梁启超以梁启超与日本在文明史上的关系为中心》。从2012年10月18日到12月6日,在历史系文北楼309教室,我与清华大学的学生们共度了八个周四的下午(14:20—16:00)。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为纪念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三位奠立了清华文科基石的大师,设立了“梁启超纪念讲座”“王国维纪念讲座”“陈寅恪纪念讲座”,邀请外国学者进行讲演。2010年10月12日,“梁启超纪念讲座”第一期“变革时期中国的文化与历史——全球现代性的视角”由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教授开讲。(德里克教授的讲演经整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2015年出版,名为《后革命时代的中国》(讲学社丛书/02)。——编者注)2011年,法国学者巴斯蒂(Marianne Bastid-Bruguière)教授(学士院院士)作第二期讲座,题目是“面向自由和科学理性:清末民初中国留法学生的经验与他们对中国的现代认同的贡献”。我的讲座是继这两位学者之后的第三期。
2011年11月,国学研究院副院长刘东教授通过高莹莹博士向我发出“梁启超纪念讲座”的邀请。高莹莹博士现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与我是故交。当我还在日本的孙文纪念馆任馆长的时候,她在神户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攻读博士学位,同时兼任孙文纪念馆的外聘研究员。此次讲座,她从最初的联系事宜到讲稿的翻译都做了大量的工作,翻译方面自不必说,对我在中国生活的各方面也提供了无微不至的照顾。
本次讲座共分八次课程,每次连同翻译在内约100分钟。我从事梁启超研究已近二十年,对于明治日本在梁启超学识形成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目前可以说已经有了基本的理解,所以我非常愉快地接受了这次邀请,并定下题目为“东亚近代文明史上的梁启超”。八次课程的讲义内容可参见本书的目录。在每次课程中,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张勇教授都作为讨论人列席,他不仅给我提供各种帮助,还参加课后的座谈答疑,总会使我有所启发。在答疑环节甚为热心回应我的是历史系戚学民教授。听讲的学生为“研究生及感兴趣的本科生”,人数在最初的课程上大约有50名,后来保持在30名左右。
讲义以及课堂的翻译都由高莹莹博士承担。值此书出版之际,我对原来讲义中简单带过的一些内容进行了补充,第八讲加入了课程结束后造访中华书局时见到的《梁启超年谱长编》“第一稿”,并对部分内容进行了重写。这里所说的“第一稿”,是赵丰田1934年秋完成的“约一百余万字”的原稿,油印本《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是1936年5月在第一稿基础上压缩至67万字的“第二稿”。
清华大学的校园非常大,让人感觉教学场所散落在一片大森林中。学校给我提供了设施完备的宿舍(甲所),还为我在国学研究院所在的“立斋”提供了一间研究室。邀请方刘东教授和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教授自不必说,办公室康宽蕊主任在各项手续以及饮食等生活方面都给予了非常周到细致的安排。李颖繁女士在电脑设备等琐事上给我提供了各种帮助。她还在我到达清华之后的第二天带领我参观校内的各类设施,其中还包括校医院,以备我身体不适时前往。在清华的日子大都是晴好天气,又承蒙各位周到的照顾,所以顺利完成讲座而无须就医,这于我于邀请方都是不错的事情。
我到达中国后不久,10月23日在清华大学召开了名为“梁启超与现代中国”的研讨会。与研讨会同期举办的还有“南长街54号”(即梁启勋故居)收藏的重要档案展览,就其内容研讨会上也作了讨论。梁启勋故居收藏的资料中有大量未曾公开的内容,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我多年的故交汤志钧、刘桂生、耿云志、姜义华、欧阳哲生、吴铭能等许多教授都参加了研讨会,所以也得以与他们一叙旧谊。
研讨会上,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教授致开幕词,然后每位学者就新出资料的意义以及他们关注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我在会上介绍了日本新发现的梁启超信函,也就是2006年公开的现寄存在高知市立自由民权纪念馆的山本宪(号梅崖,1852—1928)旧藏文书。其中有九封是梁启超的信函(均为梁启超来日早期——1898年10月至1901年11月之间的信函,其中一份只有信封)。借此机会,在高知大学吉尾宽教授的全力帮助下,自由民权纪念馆(松岗僖一馆长)将信函复制本赠送给了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有机会成为双方交流的桥梁,我也甚感欢喜。
11月26日至30日,清华大学召开了梁启超系列演讲会。北京大学中文系夏晓虹教授,及清华大学陈来、刘东、张勇教授,还有我,分别进行了演讲。在主办方负责人刘东教授的安排下,我成为第四位演讲人。为了让听课学生以外的听众也容易产生兴趣,我把本书第八讲的内容稍作修改进行了演讲,不过成书时已调整恢复为原来的样子。
12月3日,在刘东教授的介绍下,在国学院从事梁启超研究的博士后谢伟铭女士陪同我一起参观了中华书局,目的是一睹赵丰田完成的“第一稿”。带领我们参观的是俞国林先生。据他介绍,由梁家提供的“梁任公年谱材料(第一稿即原始稿)”共22册(赵丰田在“梁年谱”上海本的“前言”中记载的是“第一稿二十四册”),分册装订全部现存于中华书局。不过由于搬入新社大楼,收藏情况也随之混乱,目前能看的只有第1—10册(同治十二年至光绪三十四年[1873—1908])和第22册(民国十七年至十八年[1928—1929])。没能看到全套书当然非常遗憾,但能够有机会见到“第一稿”对我而言已经是意外之喜了。我在能够阅读的范围内进行了调查,并复印了一些需要的地方。受益于此,本书第八讲中提到的《梁启超年谱长编》的所有稿本、版本,全部得见。
本书所用的图表中,移情阁和吴锦堂(图5.1)由孙文纪念馆(安井三吉馆长)提供,吉野作造(图6.1)的照片由吉野作造纪念馆(佐佐木源一郎馆长)提供。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为课程讲义的译稿,所以一定兼具讲义的优点和缺点。恳请各位读者不吝批评。
狭间直树
第一讲 东亚近代文明史的时段划分
——世界史的近代与东亚
就讲座题目的若干说明
从题目《东亚近代文明史上的梁启超——以梁启超与日本在文明史上的关系为中心》亦可看出,本讲座谈的是梁启超与日本在文明史上的关系。因此,尽管在反袁护国战争中梁启超曾与日本军部有异常密切的关系,但是本讲座并不打算直接涉及这一内容。
所谓“文明史”,广义而言是指从文明的角度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人类一切历史行为所作的研究。但这里则根据梁启超的主要活动领域,将其作为偏重于学术、思想、道德、艺术等精神也即文化方面的概念来使用。不同的人对文明和文化会有各种不同的定义,这里我将阐述自己的用法。“文化”诞生的基础是与风俗、居民生活等密切相关的意识构造,这种意识构造的基础是语言,而“文明”则指的是在某一地区占统治地位、具有优势的那些文化带给周边其他文化以影响,并使他们受教化(civilize)的这样一个总体。
“东亚”曾经是一个同把中华文明的精萃汉字和他的书面语文言文(日本称为“汉文”)作为主要传播和记录工具的地域。中华文明被称作“四大文明”之一,“东亚”的范围涵盖了现在的中国、朝鲜、越南和日本。自古以来,在这个东亚文明圈中,许多种族都接受了中华文明,从而创造出自己的文化(包括文字)。这一时期,横写文字无论从右往左还是从左往右,只要进入中华文明的影响下都变成了竖写,从这一事实可以看出中华文明吸引力之强大。也就是说,源自闪米特文字(阿拉伯文字)的从右往左横写的文字,经维吾尔文作媒介成为蒙古文以后,便同汉字一样成为竖写格式;而源自梵语=Sanskrit(拉丁文)从左往右横写的文字,从藏文变成八思巴文以后,也成为竖写的形式。
作为世界史的时间划分范畴,“近代”虽然与“古代”和“中世”一样都作为术语在使用,但却很难用一个时间或事件作为标志对其作出准确的界定。今天我们略去对这一方面的讨论,简单叙述一下“近代”在此处的用法。
如果从经济、政治、文化这三个方面来观察近代,可以如下概括它们的特点:
经济 资本主义时代—世界市场与国民经济的时代
政治 民权主义时代—万国共存与国民国家的时代
文化 科学主义时代—客观知识与国民教育的时代
关于资本主义时代世界市场的形成,按照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现代世界体系》(The Modern World-system)的研究,也可以在“广义的16 世纪”中追溯它的诞生。不久之后的19 世纪初期,“产业革命”也就是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发展,在西方世界中巨变为“大西洋革命”。其中有关中国被卷入世界市场、逐渐扩大国民经济领域的状况,许涤新和吴承明编著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比较具有说服力。
民权主义时代是以“市民革命”—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奠定了基础—为开端。其中英国的“光荣革命”(1689)、美国的“独立革命”(1776)和法国的“大革命”(1789)是最为合理的运动。国民国家由宣扬人权平等(《人权宣言》)原则的市民构成,且与私有财产制密切相关,市民革命的发生使其登上了历史舞台。这前后之间的变化,可从当年明治维新后建设新体制的日本当局者大骂“权在民是个什么意思”中一见端倪。因为从前只有君权,而对于万国共存,则只要知道《万国公法》被看作处理国际关系的通则即可。
科学主义时代随着引导法则和理论出现的学术知识体系的确立而开创。而这一学术知识体系的确立是通过17世纪以后对客观存在的假定,以及对此进行试验和观察的归纳法和与之相反的演绎法而成的。“科学革命”是指存在于这一认识和思考法则基础中的变化。它首先发生在天文学、物理学、数学、化学和医学等自然科学领域,18世纪又在社会契约论、政治学说、经济理论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站稳脚跟。国民教育中最重要的儿童义务教育,19世纪中叶在美国开始实施。
通过这些始于16世纪而终于18世纪末的革命,西方世界诞生了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社会与生活。从前基本上都住在农村的人们越来越多地搬往城市,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工作成为社会性的劳动;生活必需品在工厂中通过机器生产出来,作为商品进行流通;物资和人口流动所需要的道路、铁路、航路都得到了完善。无论是农民还是工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在政治上和社会上开始拥有选举权和财产权。科学和技术发展带来的生产效率和知识水平的飞速提高大大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条件。我本人也亲身体验了这一变化中的大部分(少年时在农村,后来在城市生活,前后差别有如两个时代),所以对其中的差异感受颇深。就这样,近代从西方开始,逐渐把它文明的波涛推向了非西方世界。
东亚的近代始于1840年清朝与英国之间的鸦片战争并延续至今。“现代”(中文称为“当代”)不是时代范畴,而是为了便于划定到现在为止的一段时期所用的概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代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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