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34763809丛书名: 大象学术译丛
编辑推荐
多普施教授在该著作中，将如此众多而庞杂的富有个体独特性与地方区域性的材料，综合为某种具有普遍性质并且涵括整个欧洲文明的理论，他所展现出的深邃的论证能力以及高超的叙述技巧令我们折服。作为一部否定过往“经典”的经典，多普施的《欧洲文明的经济与社会基础》展现也迎合了当时西方思想界那股力量巨大的思潮，在这股潮流面前，以往的各种权威经典理论都被深刻地质疑。而具体到多普施的研究视域内，先前所有那些关于早期中世纪日耳曼与罗马之间关系的史学理论，尤其是那种长期以来被人们奉为圭臬的，认为罗马文明曾经被日耳曼蛮族在历史进程中彻底抹去的观点，都彻底地得到了反驳。迥异于早前的史家，多普施没有再将那段时期试图阐释为某个“黑暗时代”，相反，他向读者们勾勒出一幅更有活力、并且更具动力与创造力的历史图像，使得读者们开始对这段历史的面貌形成另外一种认识。
内容简介
作者通过掌握新的研究方法和材料，反驳了传统的中世纪初期日耳曼与罗马之间关系的史学理论，重新揭示了罗马与日耳曼这两个向来被认为彼此水火对立的世界，是如何经过缓慢的、各种不同经济与社会元素的延接与熔合，最终浇铸出一个单一的西方欧洲文明的。 作者通过掌握新的研究方法和材料，反驳了传统的中世纪初期日耳曼与罗马之间关系的史学理论，重新揭示了罗马与日耳曼这两个向来被认为彼此水火对立的世界，是如何经过缓慢的、各种不同经济与社会元素的延接与熔合，最终浇铸出一个单一的西方欧洲文明的。
他揭示了曾经被奉为金科玉律般的恺撒与塔西佗等罗马写作者的偏颇立场；指明在大迁徙时期日耳曼蛮族就已经相当的罗马化，他们对罗马帝国的入侵更多地表现为和平渗透而不是野蛮征伐；驳斥了早期理论家们建构的那种认为日耳曼人没有任何可耕地私有制的“马尔克”（Mark）共同体理论；揭橥了在日耳曼兴起与罗马消亡的过程中，旧有政治结构以及社会结构都没有被完全摧毁，蛮族与帝国之间更多的是延续与融合，而不是断裂与对斥；阐证了基督教会在罗马向日耳曼转换进程中的继承性身份，而并非两个彼此割裂的文化之间的中介；批判了那种认为是加洛林王朝各种军事紧急情况才使得封建主义快速兴起的观念，论证出不管是骑兵制度抑或是专业军队，皆系比查理曼要更为古老的事物；而且区别于大多数历史学家对查理曼时代的称颂，多普施更看重梅罗文加时代，更强调5、6世纪时罗马与日耳曼之间文化融汇对于欧洲中世纪的意义，而加洛林时代中很多被视为“复兴”的全新创造，也就因此被解释为是“一些在文化发展中从未曾遗失过的事物”；并阐明了早期中世纪欧洲的城镇生活虽然颇受冲击但绝未消亡隐匿，制造业与贸易尽管屡遭压制却断非戛然而止，其间钱币流通仍然盛行，货币经济依旧繁荣。
目 录
中译者序 英文版前言 第一章 当代思潮对历史研究的影响 第二章 所谓的“最早”期（恺撒与塔西佗） 第三章 大迁徙时代罗马人与日耳曼人 第四章 5—6世纪时日耳曼人对土地的占领 第五章 罗马晚期与中世纪早期的土地划分与农业经济 第六章 政治结构 第七章 社会的重构 第八章 教会 第九章 封建主义的兴起 第十章 城镇生活的发展 第十一章 制造业与贸易 第十二章 通货与货币经济 第十三章 回顾与总结 索引 缩略语
媒体评论
▲ 2015年“中国好书榜”获奖作品。
▲ 关于欧洲文明的探索，这是一部让人印象深刻的图书。——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 ?读完后，我意识到，欧洲文明的兴起，并超越亚洲，并不是偶然的——豆瓣网友
在线试读
中译者序
阿方斯·多普施（AlfonsDopsch)，1868年6月14日出生于奥地利帝国波西米亚（Bohemia）一个名为罗布西茨（Lobositz）的小镇上，该地区即如今捷克共和国的洛沃西采（Lovosice）。多普施于1886年开始在维也纳大学攻读历史学，后于1890年获得博士学位，并在1898年成为维也纳大学的史学教授。在那里，他一直执教到1937年。1953年，多普施逝世于维也纳。多普施平生治学，主要专注于对西欧中世纪的研究。这本《欧洲文明的经济与社会基础》正是奠定他在该领域内权威地位的作品，同时也是这位博学者至为重要的著述之一。该书最初以德文发表于1918年到1920年间，后又于1923年到1924年间再版。凭借该著作中对于恺撒至查理曼时期欧洲文明所做的“出色研究”，多普施的诸多创新性观点逐渐渗越出德语知识圈，在整个西方学界内得到了广泛认同。1937年，在英国著名中世纪专家艾琳·鲍尔（EileenPower）的建议下，该书的英文缩减版得以发表。当时，就有美国学者对该书给予相当高的评价：“多普施毫无疑问给我们提供了最深入、最令人信服的作品，它展现了许多全新的观点。”而事实上，该书所持的这些“全新观点”，基于其史料之广博以及论证之严谨，付梓后不久就已成为其所涉领域内的主流权威理念。正如研究中世纪欧洲经济史的剑桥大学教授迈克尔·波斯坦爵士于其时所指出的：“多普施的绝大部分观点，都被学者们接纳到了公认理论的主要架构之中。”
作为一部否定过往“经典”的经典，多普施的《欧洲文明的经济与社会基础》展现并且也迎合了当时西方思想界那股力量巨大的思潮，在这股潮流面前，以往的各种权威经典理论都被深刻地质疑。而具体到多普施的研究视域内，先前所有那些关于早期中世纪日耳曼与罗马之间关系的史学理论，尤其是那种长期以来被人们奉为圭臬的，认为罗马文明曾经被日耳曼蛮族在历史进程中彻底抹去的观点，都彻底地得到了反驳。迥异于早前的史家，多普施没有再将那段时期试图阐释为某个“黑暗时代”，相反，他向读者们勾勒出一幅更有活力、并且更具动力与创造力的历史图像，使得读者们开始对这段历史的面貌形成另外一种认识。这就像当时的学者总结所言：“我们不再认为古典世界和中世纪之间存在任何明显的断层。古典世界的没落是渐进的，而且有很大一部分遗产都被带到了中世纪文化之中。”尽管多普施对过去权威理论的反对十分激烈，但他并没有试图仅仅通过否定来强加给读者某种肯定。当他与过往经典决裂时，他已经认识到了其思想前辈们的根本性局限。那就是在处理中世纪早期罗马与日耳曼之关系这一“最古老的历史问题”时，早期那些人文主义者，包括被视为文化史奠基人的孟德斯鸠与伏尔泰，以及18世纪时奉行“自由”“平等”理论的学者，连同19世纪的社会学家们，都有着一个相同而致命的囿隘，即他们都“将各自的理想投射回到历史的过往之中，并试图去证明这些理想曾经在过去有着某种真实的存在”。此外，多普施还敏锐地把握住了他所处时代中的那些能够更为科学地认识历史的“新的途径”——现代语言学的新进展、罗马晚期文物发掘的考古成果以及现代纸莎草学的研究结果。拜这些新的理论路径所赐，多普施才有可能回归到更加原始的材料，从而可以更为自信地挣脱那些古老权威理论的束缚。
也正是在这种“新的材料可资使用，并且旨趣与重点皆得以改变”的背景下，多普施几乎在所有的方面都展开了对过往权威的清算与批驳。他揭示了曾经被奉为金科玉律般的恺撒与塔西佗等罗马写作者的偏颇立场；指明在大迁徙时期日耳曼蛮族就已经相当的罗马化，他们对罗马帝国的入侵更多地表现为和平渗透而不是野蛮征伐；驳斥了早期理论家们建构的那种认为日耳曼人没有任何可耕地私有制的“马尔克”（Mark）共同体理论；揭橥了在日耳曼兴起与罗马消亡的过程中，旧有政治结构以及社会结构都没有被完全摧毁，蛮族与帝国之间更多的是延续与融合，而不是断裂与对斥；阐证了基督教会在罗马向日耳曼转换进程中的继承性身份，而并非两个彼此割裂的文化之间的中介；批判了那种认为是加洛林王朝各种军事紧急情况才使得封建主义快速兴起的观念，论证出不管是骑兵制度抑或是专业军队，皆系比查理曼要更为古老的事物；而且区别于大多数历史学家对查理曼时代的称颂，多普施更看重梅罗文加时代，更强调5、6世纪时罗马与日耳曼之间文化融汇对于欧洲中世纪的意义，而加洛林时代中很多被视为“复兴”的全新创造，也就因此被解释为是“一些在文化发展中从未曾遗失过的事物”；并阐明了早期中世纪欧洲的城镇生活虽然颇受冲击但绝未消亡隐匿，制造业与贸易尽管屡遭压制却断非戛然而止，其间钱币流通仍然盛行，货币经济依旧繁荣。
一言以蔽之，在阿方斯·多普施看来，“日耳曼人并不是作为文化的敌人来行事的，他们并没有摧毁或者废弃罗马文化；相反，他们保留并且发展了罗马文化……罗马世界是被日耳曼人从内部逐渐侵占的，其侵占方式乃是持续了几个世纪的和平渗透。在此过程中，日耳曼人吸收了罗马文化，甚至在很大的程度上还接手了罗马的行政统治。因此，罗马政治影响力的废除，只是一个长期变化过程的最终结果”。而在这样的核心理念指引下，《欧洲文明的经济与社会基础》也就向我们展现出：罗马与日耳曼，这两个向来被认为彼此水火对立的世界，是如何经过缓慢的、各种不同经济与社会元素的延接与熔合，最终浇铸出一个单一的西方欧洲文明的。
当然，如果说“本书唯一的缺陷，就在于未对高卢人于早期中世纪文明发展之贡献给予适当认可”，那么未免有些过度地维护这本宏博著述。实际上，当多普施断言其所掌握的那些新标准“将把法律记录对于这一段早期历史的重要性降为第二等级”时，他那种极力标举考古物质材料而贬斥文书思想资料的倾向，也随即招致了其他学者的严肃批评。而由该著作本身宏大主题所决定的涉猎广博，也多少会使得读者们很自然地“去反对作者那种想要证明过多东西的欲望”。但另一方面，真正使我们折服的，恰恰也正是多普施教授在该著作中，将如此众多而庞杂的富有个体独特性与地方区域性的材料，综合为某种具有普遍性质并且涵括整个欧洲文明的理论，他所展现出的深邃的论证能力，以及高超的叙述技巧。
本中译本系根据德语版（第二版）的精简英译本翻译而成)该英译本由多普施的同事厄纳·帕策尔特（）教授加以删节，英译者为M.G.贝（M.G.Bear）与纳丁·马歇尔（NadineMarshall）。这本精简英译本曾被同时代学者赞誉为“清晰、流畅并且常常是生动的”。最后，谨向袁茂红女士在翻译中所给予的帮助致以深挚感谢。
肖超
2012年12月6日于复旦大学
第二章
所谓的“最早”期(恺撒和塔西佗）
研究每一个文明，都应该始于对它的自然环境所具潜力的检析，因为正是自然环境才构成使文明得以发展的基础。也正是基于这一考虑，近来对于所谓的原始时代（Urzeit），或者说“日耳曼历史的最早时期”的研究，在近期已经取得了革命性的成果。而这些成果正是通过证明旧有理论所倚靠之基础的不足为凭而获取的。这种理论的某种核心前提假设是：在日耳曼人和罗马人开始近距离接触的那个时期，日耳曼土地上满是沼泽与茂密的原始森林。关于这一点，人们过去在恺撒与普林尼（Pliny）的诸多著作中，找到了毋庸置疑的证据；也正是从他们的著作出发，学者们各自对那一时期的情形作出了描述。然而，现在的史前考古学、地理学、语言学的研究者们，已经达成了许多与该种观点相反的共识，这些共识为我们对此进行批判性的检析，提供了一个稳妥的出发点。
有一点必须承认，那就是史前时期或者历史早期的中欧，与现在相比，有着更多的浓密森林，以及更为广阔的沼泽与荒野。但以前的历史学家很少注意到的是：除了森林、沼泽和荒野之外，当时的中欧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未被森林覆盖的土地。这些土地无需清整开辟，就可以成为定居地。并且早在石器时代，这些地方就有人居住，而这是发生在恺撒或者基督纪元开始之前数千年的事情。我们关于这一重要问题的知识，首先要归功于罗伯特·格拉德曼（RobertGradmann），他认为史前时期最惊人的事实之一就是：“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到铜器时代，再到早期铁器时代，以及拉特尼（LaTène）文化时代，一直到罗马时期的初始，这么长的时间里在土地定居方面都没有出现任何地理性质上的进步。”另外一个名叫斯吕特（O.Schlüter）的学者，在对图林根的北部进行详细研究之后，特别是在对于温斯特鲁特（Unstrut）和赫尔姆（Helme）地区的研究之后，他指出以前的学者们过分地夸大了沼泽地所占的比重；实际上，在古老森林的边缘与沼泽地之间，有一条地带并没有被森林所覆盖，这里的土地视野开阔、适宜人们耕种，而且它们从来都不是林地。
当然，本文不可能在此一一详细列出证明上述新观点的所有证据，但是舒马赫（K.Schumacher）对于巴登（Baden）的莱茵河平原古老文化区域的研究，却是一个尤为重要并具有代表性的例证，它有力地指出，那种认为沼泽与原始森林是广袤无垠的这一古老观点的薄弱之处。舒马赫的研究结果极有指导意义。在1902年，他根据大量新近出土的文物，指出从铜器时代到拉特尼文化时代的早期，巴登的莱茵河地区就存在着干地，而且当时那里应该有人口密集地定居于此。实际上，舒马赫认为莱茵河平原的某些地区，在过去有可能比现在要干燥一些。而在海塞（Hesse）的莱茵河平原也有类似的发现，这一点，能通过从那条经过了洛尔施（Lorsch）、黑莱因（hhnlein）、哈恩（Hahn）、多恩海姆（Dornheim）以及大格劳（Gross-Gerau）的一线地区中所发现的众多史前遗迹里得到证明。被发掘出的定居点规模是如此之大，由此我们可以想见“前罗马”（pre-Roman）时期这里居住人口的规模与密集程度，而要解释这一点，我们就不得不假设，所有时期以来都有一些大规模的“核心村落”存在于此。那么，当不同的一些民族，一个接着一个地在此居住时，后来者就肯定会从前人的农业耕作中获益；另外，那种认为这些居民只是小股地群居或者散居于各地的理论，也失去了其立足点。而认为这些早期民族处于文明的最落后阶段，在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成群地游牧与捕猎野生动物，更是不正确的。
莱斯太尔（Raztel）依据现代旅行者们对于非洲和美洲的描述而推断认为，原始民族居住在天然的空地上，这些空地分布于河岸、湖边或是原始森林的边缘，他们一般不会深入森林内部。约翰尼斯·霍普斯（JohannesHoops）则强调了下述的事实：“原始森林是人类的敌人而非朋友，原始人可能会进入森林探险，但不会定居在那里。”鉴于史前时期的森林规模，当时不太可能有大范围的空地用来耕种，但是森林边缘的开阔土地，却为古人的生存提供了必要条件。“在这儿有着自由的活动，广阔的牧场，以及对于打猎而言至为丰富的野味。我们的驯养动物、我们的庄稼与野草、以及我们的整个文明都表明，这些开阔的土地就是他们的家乡”。在1920年，瓦勒（E.Wahle）全面而深刻地探讨了“前罗马时期西南部德国的适宜于定居的自然基础”，并详细地揭示了新石器文明与地质条件及植被分布（高沼地[moorland]、黑土和黄土地区）之间的紧密联系。瓦勒最近的文章《新石器时代的日耳曼》（GermanyintheNewStoneAge,A.Hettner-Festchrift，1921，9—18）则对植被的地理分布和定居历史之间的关系作了补充说明，“游牧者们跟随着那些空地或是覆盖着矮树丛的平原以及草地，而这些地方在当时正在逐渐地出现”。
另外根据罗马人的描述，日耳曼人居住的大片森林并不是不可穿越的，它们有别于原始森林。恺撒自己就告诉人们，一个快跑者在9天之内就能跑步穿过宽广巨大的赫尔西尼安（Hercynian）森林，另外恺撒还说，没有发现哪一个日耳曼人，可以在60天的行军之后，能够说他已经无法再前行了。在瓦鲁斯（Varus）对抗日耳曼人的那些战役的相关记录中提到，在条顿堡（Teutoburg）森林那次决定性的战役之前，罗马军队来到了一个“没有树木的平原”。而塔西佗所描述的那些裘曼尼库斯（Germanicus）进行的战役，其地理环境也有类似的特征，罗马军团无数次地在森林里远距离行军。有一次，裘曼尼库斯等将穿过一片巨大森林，他在两条路线中考虑该选择哪条——短的那条路线人们比较常用，但另一条路线却能使得他的进军更加地出其不意。塔西佗还多次地写到军队在森林里的大规模对峙，其中就有提到空地与无森林区域，还提到了骑兵们在森林里寻找掩护。很明显，这些广阔的森林被定期地贯穿，并且容留了可供大规模军团通行的路径。相关记录还提到日耳曼人在沼泽地和森林里搭建了土制工事，比如塔西佗就写到过一个巨大的水坝或土墙，它用来作为安格里瓦里人（Angrivarii）和切鲁西人（Cherusci）之间的界线。另外根据有关3世纪时罗马人和日耳曼人之间多次战争的记录，我们也读到类似的人工工事。而赫罗迪安（Herodian）在记述发生在日耳曼内陆（大约236—237年之间）的马克西姆（Maximus）战役时，也说到日耳曼人从平原和没有森林的地区撤出，躲入了森林与沼泽地之中。
阿方斯·多普施（AlfonsDopsch)，1868年6月14日出生于奥地利帝国波西米亚（Bohemia）一个名为罗布西茨（Lobositz）的小镇上，该地区即如今捷克共和国的洛沃西采（Lovosice）。多普施于1886年开始在维也纳大学攻读历史学，后于1890年获得博士学位，并在1898年成为维也纳大学的史学教授。在那里，他一直执教到1937年。1953年，多普施逝世于维也纳。多普施平生治学，主要专注于对西欧中世纪的研究。这本《欧洲文明的经济与社会基础》正是奠定他在该领域内权威地位的作品，同时也是这位博学者至为重要的著述之一。该书最初以德文发表于1918年到1920年间，后又于1923年到1924年间再版。凭借该著作中对于恺撒至查理曼时期欧洲文明所做的“出色研究”，多普施的诸多创新性观点逐渐渗越出德语知识圈，在整个西方学界内得到了广泛认同。1937年，在英国著名中世纪专家艾琳·鲍尔（EileenPower）的建议下，该书的英文缩减版得以发表。当时，就有美国学者对该书给予相当高的评价：“多普施毫无疑问给我们提供了最深入、最令人信服的作品，它展现了许多全新的观点。”而事实上，该书所持的这些“全新观点”，基于其史料之广博以及论证之严谨，付梓后不久就已成为其所涉领域内的主流权威理念。正如研究中世纪欧洲经济史的剑桥大学教授迈克尔·波斯坦爵士于其时所指出的：“多普施的绝大部分观点，都被学者们接纳到了公认理论的主要架构之中。”
作为一部否定过往“经典”的经典，多普施的《欧洲文明的经济与社会基础》展现并且也迎合了当时西方思想界那股力量巨大的思潮，在这股潮流面前，以往的各种权威经典理论都被深刻地质疑。而具体到多普施的研究视域内，先前所有那些关于早期中世纪日耳曼与罗马之间关系的史学理论，尤其是那种长期以来被人们奉为圭臬的，认为罗马文明曾经被日耳曼蛮族在历史进程中彻底抹去的观点，都彻底地得到了反驳。迥异于早前的史家，多普施没有再将那段时期试图阐释为某个“黑暗时代”，相反，他向读者们勾勒出一幅更有活力、并且更具动力与创造力的历史图像，使得读者们开始对这段历史的面貌形成另外一种认识。这就像当时的学者总结所言：“我们不再认为古典世界和中世纪之间存在任何明显的断层。古典世界的没落是渐进的，而且有很大一部分遗产都被带到了中世纪文化之中。”尽管多普施对过去权威理论的反对十分激烈，但他并没有试图仅仅通过否定来强加给读者某种肯定。当他与过往经典决裂时，他已经认识到了其思想前辈们的根本性局限。那就是在处理中世纪早期罗马与日耳曼之关系这一“最古老的历史问题”时，早期那些人文主义者，包括被视为文化史奠基人的孟德斯鸠与伏尔泰，以及18世纪时奉行“自由”“平等”理论的学者，连同19世纪的社会学家们，都有着一个相同而致命的囿隘，即他们都“将各自的理想投射回到历史的过往之中，并试图去证明这些理想曾经在过去有着某种真实的存在”。此外，多普施还敏锐地把握住了他所处时代中的那些能够更为科学地认识历史的“新的途径”——现代语言学的新进展、罗马晚期文物发掘的考古成果以及现代纸莎草学的研究结果。拜这些新的理论路径所赐，多普施才有可能回归到更加原始的材料，从而可以更为自信地挣脱那些古老权威理论的束缚。
也正是在这种“新的材料可资使用，并且旨趣与重点皆得以改变”的背景下，多普施几乎在所有的方面都展开了对过往权威的清算与批驳。他揭示了曾经被奉为金科玉律般的恺撒与塔西佗等罗马写作者的偏颇立场；指明在大迁徙时期日耳曼蛮族就已经相当的罗马化，他们对罗马帝国的入侵更多地表现为和平渗透而不是野蛮征伐；驳斥了早期理论家们建构的那种认为日耳曼人没有任何可耕地私有制的“马尔克”（Mark）共同体理论；揭橥了在日耳曼兴起与罗马消亡的过程中，旧有政治结构以及社会结构都没有被完全摧毁，蛮族与帝国之间更多的是延续与融合，而不是断裂与对斥；阐证了基督教会在罗马向日耳曼转换进程中的继承性身份，而并非两个彼此割裂的文化之间的中介；批判了那种认为是加洛林王朝各种军事紧急情况才使得封建主义快速兴起的观念，论证出不管是骑兵制度抑或是专业军队，皆系比查理曼要更为古老的事物；而且区别于大多数历史学家对查理曼时代的称颂，多普施更看重梅罗文加时代，更强调5、6世纪时罗马与日耳曼之间文化融汇对于欧洲中世纪的意义，而加洛林时代中很多被视为“复兴”的全新创造，也就因此被解释为是“一些在文化发展中从未曾遗失过的事物”；并阐明了早期中世纪欧洲的城镇生活虽然颇受冲击但绝未消亡隐匿，制造业与贸易尽管屡遭压制却断非戛然而止，其间钱币流通仍然盛行，货币经济依旧繁荣。
一言以蔽之，在阿方斯·多普施看来，“日耳曼人并不是作为文化的敌人来行事的，他们并没有摧毁或者废弃罗马文化；相反，他们保留并且发展了罗马文化……罗马世界是被日耳曼人从内部逐渐侵占的，其侵占方式乃是持续了几个世纪的和平渗透。在此过程中，日耳曼人吸收了罗马文化，甚至在很大的程度上还接手了罗马的行政统治。因此，罗马政治影响力的废除，只是一个长期变化过程的最终结果”。而在这样的核心理念指引下，《欧洲文明的经济与社会基础》也就向我们展现出：罗马与日耳曼，这两个向来被认为彼此水火对立的世界，是如何经过缓慢的、各种不同经济与社会元素的延接与熔合，最终浇铸出一个单一的西方欧洲文明的。
当然，如果说“本书唯一的缺陷，就在于未对高卢人于早期中世纪文明发展之贡献给予适当认可”，那么未免有些过度地维护这本宏博著述。实际上，当多普施断言其所掌握的那些新标准“将把法律记录对于这一段早期历史的重要性降为第二等级”时，他那种极力标举考古物质材料而贬斥文书思想资料的倾向，也随即招致了其他学者的严肃批评。而由该著作本身宏大主题所决定的涉猎广博，也多少会使得读者们很自然地“去反对作者那种想要证明过多东西的欲望”。但另一方面，真正使我们折服的，恰恰也正是多普施教授在该著作中，将如此众多而庞杂的富有个体独特性与地方区域性的材料，综合为某种具有普遍性质并且涵括整个欧洲文明的理论，他所展现出的深邃的论证能力，以及高超的叙述技巧。
本中译本系根据德语版（第二版）的精简英译本翻译而成)该英译本由多普施的同事厄纳·帕策尔特（）教授加以删节，英译者为M.G.贝（M.G.Bear）与纳丁·马歇尔（NadineMarshall）。这本精简英译本曾被同时代学者赞誉为“清晰、流畅并且常常是生动的”。最后，谨向袁茂红女士在翻译中所给予的帮助致以深挚感谢。
肖超
2012年12月6日于复旦大学
第二章
所谓的“最早”期(恺撒和塔西佗）
研究每一个文明，都应该始于对它的自然环境所具潜力的检析，因为正是自然环境才构成使文明得以发展的基础。也正是基于这一考虑，近来对于所谓的原始时代（Urzeit），或者说“日耳曼历史的最早时期”的研究，在近期已经取得了革命性的成果。而这些成果正是通过证明旧有理论所倚靠之基础的不足为凭而获取的。这种理论的某种核心前提假设是：在日耳曼人和罗马人开始近距离接触的那个时期，日耳曼土地上满是沼泽与茂密的原始森林。关于这一点，人们过去在恺撒与普林尼（Pliny）的诸多著作中，找到了毋庸置疑的证据；也正是从他们的著作出发，学者们各自对那一时期的情形作出了描述。然而，现在的史前考古学、地理学、语言学的研究者们，已经达成了许多与该种观点相反的共识，这些共识为我们对此进行批判性的检析，提供了一个稳妥的出发点。
有一点必须承认，那就是史前时期或者历史早期的中欧，与现在相比，有着更多的浓密森林，以及更为广阔的沼泽与荒野。但以前的历史学家很少注意到的是：除了森林、沼泽和荒野之外，当时的中欧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未被森林覆盖的土地。这些土地无需清整开辟，就可以成为定居地。并且早在石器时代，这些地方就有人居住，而这是发生在恺撒或者基督纪元开始之前数千年的事情。我们关于这一重要问题的知识，首先要归功于罗伯特·格拉德曼（RobertGradmann），他认为史前时期最惊人的事实之一就是：“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到铜器时代，再到早期铁器时代，以及拉特尼（LaTène）文化时代，一直到罗马时期的初始，这么长的时间里在土地定居方面都没有出现任何地理性质上的进步。”另外一个名叫斯吕特（O.Schlüter）的学者，在对图林根的北部进行详细研究之后，特别是在对于温斯特鲁特（Unstrut）和赫尔姆（Helme）地区的研究之后，他指出以前的学者们过分地夸大了沼泽地所占的比重；实际上，在古老森林的边缘与沼泽地之间，有一条地带并没有被森林所覆盖，这里的土地视野开阔、适宜人们耕种，而且它们从来都不是林地。
当然，本文不可能在此一一详细列出证明上述新观点的所有证据，但是舒马赫（K.Schumacher）对于巴登（Baden）的莱茵河平原古老文化区域的研究，却是一个尤为重要并具有代表性的例证，它有力地指出，那种认为沼泽与原始森林是广袤无垠的这一古老观点的薄弱之处。舒马赫的研究结果极有指导意义。在1902年，他根据大量新近出土的文物，指出从铜器时代到拉特尼文化时代的早期，巴登的莱茵河地区就存在着干地，而且当时那里应该有人口密集地定居于此。实际上，舒马赫认为莱茵河平原的某些地区，在过去有可能比现在要干燥一些。而在海塞（Hesse）的莱茵河平原也有类似的发现，这一点，能通过从那条经过了洛尔施（Lorsch）、黑莱因（hhnlein）、哈恩（Hahn）、多恩海姆（Dornheim）以及大格劳（Gross-Gerau）的一线地区中所发现的众多史前遗迹里得到证明。被发掘出的定居点规模是如此之大，由此我们可以想见“前罗马”（pre-Roman）时期这里居住人口的规模与密集程度，而要解释这一点，我们就不得不假设，所有时期以来都有一些大规模的“核心村落”存在于此。那么，当不同的一些民族，一个接着一个地在此居住时，后来者就肯定会从前人的农业耕作中获益；另外，那种认为这些居民只是小股地群居或者散居于各地的理论，也失去了其立足点。而认为这些早期民族处于文明的最落后阶段，在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成群地游牧与捕猎野生动物，更是不正确的。
莱斯太尔（Raztel）依据现代旅行者们对于非洲和美洲的描述而推断认为，原始民族居住在天然的空地上，这些空地分布于河岸、湖边或是原始森林的边缘，他们一般不会深入森林内部。约翰尼斯·霍普斯（JohannesHoops）则强调了下述的事实：“原始森林是人类的敌人而非朋友，原始人可能会进入森林探险，但不会定居在那里。”鉴于史前时期的森林规模，当时不太可能有大范围的空地用来耕种，但是森林边缘的开阔土地，却为古人的生存提供了必要条件。“在这儿有着自由的活动，广阔的牧场，以及对于打猎而言至为丰富的野味。我们的驯养动物、我们的庄稼与野草、以及我们的整个文明都表明，这些开阔的土地就是他们的家乡”。在1920年，瓦勒（E.Wahle）全面而深刻地探讨了“前罗马时期西南部德国的适宜于定居的自然基础”，并详细地揭示了新石器文明与地质条件及植被分布（高沼地[moorland]、黑土和黄土地区）之间的紧密联系。瓦勒最近的文章《新石器时代的日耳曼》（GermanyintheNewStoneAge,A.Hettner-Festchrift，1921，9—18）则对植被的地理分布和定居历史之间的关系作了补充说明，“游牧者们跟随着那些空地或是覆盖着矮树丛的平原以及草地，而这些地方在当时正在逐渐地出现”。
另外根据罗马人的描述，日耳曼人居住的大片森林并不是不可穿越的，它们有别于原始森林。恺撒自己就告诉人们，一个快跑者在9天之内就能跑步穿过宽广巨大的赫尔西尼安（Hercynian）森林，另外恺撒还说，没有发现哪一个日耳曼人，可以在60天的行军之后，能够说他已经无法再前行了。在瓦鲁斯（Varus）对抗日耳曼人的那些战役的相关记录中提到，在条顿堡（Teutoburg）森林那次决定性的战役之前，罗马军队来到了一个“没有树木的平原”。而塔西佗所描述的那些裘曼尼库斯（Germanicus）进行的战役，其地理环境也有类似的特征，罗马军团无数次地在森林里远距离行军。有一次，裘曼尼库斯等将穿过一片巨大森林，他在两条路线中考虑该选择哪条——短的那条路线人们比较常用，但另一条路线却能使得他的进军更加地出其不意。塔西佗还多次地写到军队在森林里的大规模对峙，其中就有提到空地与无森林区域，还提到了骑兵们在森林里寻找掩护。很明显，这些广阔的森林被定期地贯穿，并且容留了可供大规模军团通行的路径。相关记录还提到日耳曼人在沼泽地和森林里搭建了土制工事，比如塔西佗就写到过一个巨大的水坝或土墙，它用来作为安格里瓦里人（Angrivarii）和切鲁西人（Cherusci）之间的界线。另外根据有关3世纪时罗马人和日耳曼人之间多次战争的记录，我们也读到类似的人工工事。而赫罗迪安（Herodian）在记述发生在日耳曼内陆（大约236—237年之间）的马克西姆（Maximus）战役时，也说到日耳曼人从平原和没有森林的地区撤出，躲入了森林与沼泽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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