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32开纸 张: 纯质纸包 装: 线装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220106552
《国学概论》是章太炎先生于1922年在上海讲授国学的记录稿，系统介绍了传统经学、哲学、文学的流变，对各时期学术发展的特点、代表人物、著作等都有精湛、独到的评价。《国学略说》主要讲述了小学、经学、史学、诸子和文学五个国学门类的基本知识。帮助普通读者鸟瞰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系统性的认知。
李建军博士带着我们一起读《国学概论》《国学略说》，了解国学大师章太炎其人，梳理《国学概论》《国学略说》的亮点与价值，帮助我们迅速把握国学精髓。
《国学概论》《国学略说》导读 / 001
《国学概论》
第一章 概 论 026
一、国学之本体 / 027
二、治国学之方法 / 032
第二章 国学之派别（一） 043
一、今经文与古经文 / 044
二、南学与北学 / 050
三、宋学与汉学 / 051
四、今文、古文复兴与衰落 / 055
第三章 国学之派别（二） 056
一、先秦儒道及其他 / 056
二、汉唐经学、佛教及其他 / 062
三、程朱理学及其他 / 064
四、阳明心学及其他 / 067
第四章 国学之派别（三） 077
一、无韵之文——文之分类 / 078
二、西汉至清之文学派别 / 081目
三、有韵之文——诗 / 086
四、先秦至清诗歌之演变 / 088
第五章 结 论 096
一、经学——比类知原 / 097
二、哲学——直观自得 / 098
三、文学——发情止义 / 099
《国学略说》
第一章 小学略说 102
一、文字学 / 103
二、音韵学 / 122
三、训诂学 / 132
第二章 经学略说 138
一、六经、五经、十三经 / 138
二、古文经与今文经 / 143
三、易经 / 151
四、尚书 / 158
五、诗经 / 171
六、三礼 / 180
七、春秋 / 192
第三章 史学略说 206
一、史之分类 / 206
二、正史 / 211
三、编年史 / 219
四、政书类 / 225
五、明辨史实 / 231
第四章 诸子略说 239
一、诸子流别 / 239
二、儒家 / 243
三、道家 / 265
四、墨家 / 278
五、法家 / 284
六、名家 / 289
第五章 文学略说 296
一、著作之文与独行之文 / 296
二、骈文、散文各有体要 / 301
三、周秦以来文章之盛 / 304
四、文章之分类 / 311
《国学概论》《国学略说》导读
《国学概论》和《国学略说》是太炎先生最为知名的两部国学讲义，也是近百年来最受欢迎的国学读本之一。两书在百年风云的变幻中经受历史的检验，在国学浪潮的涨落中历尽时光的淘洗，逐渐沉淀为国学名著，散发出经典的熠熠光芒。我们在欣赏光芒照耀的胜景之际，也应该追问光芒从何而来，大师如何治学，经典何以铸就……
一、“革命之志，终不屈挠”——民国先驱的壮丽人生
章太炎（1869—1936），初名学乘，字枚叔，后改名炳麟，再后又因仰慕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原名绛，明亡后改名炎武）而改名绛，别号太炎，以号行于世。浙江余杭人，出身于书香门第。祖父章鉴为国子监生，父亲章濬曾任余杭县学训导，兼杭州诂经精舍监院，兄章篯、章箴均为举人。先生幼时即从外祖父朱有虔读经，濡染清代汉学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求义理的风习，从小在文字音韵方面受到严格训练。1890年，进入诂经精舍，师从朴学大师俞樾，并从高治平问经，从谭献习文辞之法。诂经精舍七年的勤学精研，给先生打下了深厚的朴学根基。
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积极投身维新运动，参加强学会，又赴上海任《时务报》撰述。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遭通缉，避居台湾，后又流亡日本，结识孙中山。1900年，在上海参加唐才常发起的“张园国会”，当场剪去辫发，表达排满之志，并公开与改良派决裂，从此走上推翻清王朝的革命道路。1903年，因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为邹容《革命军》作序，触怒清政府，被捕入狱达三年之久。1904年，身陷囹圄的太炎先生与狱外蔡元培等人联络合作，在上海发起成立光复会。1906年，出狱后赴日本，加入同盟会，并担任机关报《民报》主编，与改良派展开论战。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归国，并于次年初担任《大共和日报》主编和孙中山总统府枢密顾问。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参与筹划讨袁，被袁世凯软禁于北京达三年之久。1917年追随孙中山参加护法运动，曾任护法军政府秘书长，不久即离职，退隐于书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多方奔走、四处联络，主张坚决抵抗日本侵略，并赞助抗日救亡运动。同时，以肩荷民族文化为己任，以更强的使命感著书讲学，传承文化、培养后学。1936年病逝于苏州，临终告诫子孙“设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
太炎先生是近代民主革命家，先后参与维新运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坚贞之志，始终不坠，为推翻清政府、建立中华民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被誉为“民国先驱”。先生去世后，国民政府发布国葬令称其“性行耿介，学问淹通。早岁以文字提倡民族革命，身遭幽禁，义无屈挠。嗣后抗拒帝制，奔走护法，备尝艰险，弥著坚贞”，１钱玄同先生在挽联中赞其“缵苍水、宁人、太冲、姜斋之遗绪而革命，蛮夷戎狄，矢志攘除，遭名捕七回，拘幽三载，卒能驱逐客帝，光复中华，国士云亡，是诚宜勒石纪勋，铸铜立像”。２
鲁迅先生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也特别提到：“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３许嘉璐先生《〈章太炎全集〉序》中云：“有志青年得先生熏润而投身革命者，岂可数哉！先生又著《俱分进化论》《革命之道德》《建立宗教论》《代议然否论》诸文，于革命力量之奋扬、帝制后之国体、建制诸事，皆有学理之探讨，即‘中华民国’之名亦出于先生。唏！民国之肇兴，先生奠基之功巨矣。”４上述材料都点出了太炎先生作为民主革命家的矢志不移和丰功伟绩。
二、“转俗成真”与“回真向俗”——国学大师的治学心路
太炎先生不仅是革命家，而且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或曰“有革命业绩的学问家”。其学术造诣遍及经、史、子、集等中国传统学术领域，又精通印度佛学，通晓西方学术，堪称清末民初“学界泰斗”。许嘉璐先生《〈章太炎全集〉序》云：“先生之学博而约，闳而邃，于经、史、子、集及印、西诸学皆有独得。举凡古近政俗之消长，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莫不察其利病，识其流变，观其会通，穷其指归。故黄季刚(侃)先生曰：‘先生懿行至多，著述尤富。文辞训故，集清儒之大成；内典玄言，阐晋康(唐)之遗绪；博综兼善，实命世之大儒’，诚不刊之论也。”
太炎先生的学术路径，依其《菿汉微言》中的自述，可谓“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所谓“俗”“真”之别，即入世之学问与出世之佛学的界隔。太炎先生这种“俗——真——俗”的学术之路，在其《自述学术次第》中有清晰表述：
余少年独治经史通典诸书，穷及当代政书而已；不好宋学，尤无意于释氏。三十岁顷，与宋平子交，平子劝读佛书。始观《涅槃》《维摩诘》《起信论》《华严》《法华》诸书，渐近玄门，而未有所专精也。遭祸系狱，始专读《瑜珈师地论》及《因明论》《唯识论》，乃知《瑜伽》为不可加。既东游日本，提倡改革，人事繁多，而暇辄读藏经。又取魏译《愣伽》及《密严》诵之，参以近代康德、萧宾诃尔之书，益信玄理无过《愣伽》《瑜伽》者。
少虽好周秦诸子，于老庄未得统要。最后终日读《齐物论》，知多与法相相涉，而郭象、成玄英诸家悉含胡虚冗之言也。既为《齐物论释》，使庄生五千言，字字可解……
余既解《齐物》，于老氏亦能推明。佛法虽高，不应用于政治社会，此则唯待老庄也。儒家比之，邈焉不相逮矣。然自此亦兼许宋儒，颇以二程为善，唯朱、陆无取焉。二程之于玄学，间隔甚多，要之未尝不下宜民物；参以藏氏，则在夷惠之间矣。
所谓“少年独治经史通典诸书，穷及当代政书而已；不好宋学，尤无意于释氏”云云，可见太炎先生早年治学兴趣在经史之学、典制之学，当然还有其未提及的小学，而对宋学和佛学则不甚措意。这是太炎先生治学的第一个阶段。所谓“三十岁顷，与宋平子交，平子劝读佛书……既为《齐物论释》，使庄生五千言，字字可解”云云，这是太炎先生治学的第二个阶段，即接触并究心佛学“转俗成真”的阶段。大致从1897年遇宋恕（字平子）劝读佛书开始，到1910年撰成《齐物论释》为界。在此期间，太炎先生精研佛理，并以佛学来会通子学、西学，用佛解庄而成《齐物论释》。所谓“余既解《齐物》，于老氏亦能推明。佛法虽高，不应用于政治社会，此则唯待老庄也。儒家比之，邈焉不相逮矣。然自此亦兼许宋儒”云云，这是太炎先生治学的第三个阶段，即“回真向俗”的阶段。在此阶段，太炎精研佛理后，认识到“佛法虽高，不应用于政治社会”的缺陷，转而认为凡“外能利物，内以遣忧”之学皆有价值，开始对古今中外学术思想进行重估，最后达到儒、释、道的会通，中学、西学的会通。
关于“回真向俗”的心路历程，太炎先生还有一个更为直白的表述：
我从前倾倒佛法，鄙视孔子、老、庄，后来觉得这个见解错误，佛、孔、老、庄所讲，虽都是心，但是孔子、老、庄所讲的，究竟不如佛的不切人事。孔子、老、庄自己比较，也有这样情形，老、庄虽高妙，究竟不如孔子的有法度可寻，有一定的做法。
太炎先生指出自己从“倾倒佛法，鄙视孔子、老、庄”，到体会出“佛的不切人事”，再到体会出“老、庄虽高妙，究竟不如孔子的有法度可寻，有一定的做法”，经历了扬佛而抑儒道，最终在儒释道权衡中重新认识儒家价值的思想嬗变过程，这个过程正是太炎先生治学始于“入世”、中经“出世”而终于“入世”的回环。
吾死以后，中夏文化亦亡矣。
——章太炎
这时代的国学大家里面，认真研究哲学，得到一个标准，来批评各家哲学的，是余杭章炳麟。
——蔡元培
所谓大师之作的举重若轻，深入浅出，大抵就是这个样子。
章先生素以骂人知名，此书所论鄙薄者多，中意者少，果然是书如其人。
《诗经》《楚辞》，发自性情，一字千金。《古诗十九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自老杜以后的历代诗作，多数斧凿痕迹严重，动辄引经据典，说是诗道中衰却也很在理。
——豆瓣网友 水犹寒
第一章 概 论
我在东京曾讲演过一次国学，在北京也讲演过一次，今天是第三次了。国学很不容易讲，有的也实在不能讲，必须自己用心去读去看。即如历史，本是不能讲的；古人已说“一部十七史从何处说起”，现在更有二十四史，不止十七史了。即《通鉴》等书似乎稍简要一点，但还是不能讲；如果只像说大书那般铺排些事实，或讲些事实夹些论断，也没甚意义。所以这些书都靠自己用心去看。我讲国学，只能指示些门径和矫正些近人易犯的毛病。今天先把“国学概论”分作两部研究：
一、国学之本体
（一）经史非神话
（二）经典诸子非宗教
（三）历史非小说传奇
二、治国学之方法
（一）辨书籍的真伪
（二）通小学
（三）明地理
（四）知古今人情的变迁
（五）辨文学应用
一、国学之本体
（一）经史非神话
在古代书籍中，原有些记载是神话，若《山海经》《淮南子》中所载，我们看了，觉得是怪诞极了。但此类神话，在王充《论衡》里已有不少被他看破，没有存在的余地了。而且正经正史中本没有那些话。如盘古开天辟地，天皇、地皇、人皇等，正史都不载。又如“女娲炼石补天”“后羿射日”那种神话，正史里也都没有。经史所载，虽在极小部分中还含神秘的意味，大体并没神奇怪离的论调。并且，这极小部分的神秘记载，也许使我们得有理的解释。
《诗经》记后稷的诞生，颇似可怪。因据《尔雅》所释“履帝武敏”，说是他的母亲，足蹈了上帝的拇指得孕的。但经毛公注释，训帝为皇帝，就等于平常的事实了。
《史记·高帝本纪》说高祖之父太公，雷雨中至大泽，见神龙附高祖母之身，遂生高祖。这不知是太公捏造这话来骗人，还是高祖自造。即使太公真正看见如此，我想其中也可假托。记得湖北曾有一件奸杀案：“一个奸夫和奸妇密议，得一巧法，在雷雨当中，奸夫装成雷公怪形，从屋脊而下，活活地把本夫打杀。”高祖的事，也许是如此。他母亲和人私通，奸夫饰作龙怪的样儿，太公自然不敢进去了。
从前有人常疑古代圣帝贤王都属假托；即如《尧典》所说“钦明文思安安，克明俊德……”等的话，有人很怀疑，以为那个时候的社会，哪得有像这样的完人。我想，古代史家叙太古的事，不能详叙事实，往往只用几句极混统的话做考语，这种考语原最容易言过其实。譬如今人做行述，遇着没有事迹可记的人，每只用几句极好的考语；《尧典》中所载，也不过是一种考语，事实虽不全如此，也未必全不如此。
《禹贡》记大禹治水，八年告成。日本有一博士，他说：“后世凿小小的运河，尚须数十年或数百年才告成功，他治这么大的水，哪得如此快？”因此，也疑禹贡只是一种奇迹。我却以为大禹治水，他不过督其成，自有各部分工去做；如果要亲身去，就游历一周也不能，何况凿成！在那时人民同受水患，都有切身的苦痛，免不得合力去做，所以“经之营之，不日成之”了。《禹贡》记各地土地腴瘠情形，也不过依报告录出，并不必由大禹亲自调查的。
太史公作《五帝本纪》，择其言尤雅驯者，可见他述的确实；我们翻看经史中，却也没载盘古、三皇的事；所以经史并非神话。
其他经史以外的书，若《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确有可疑者在。但《竹书纪年》今存者为明代伪托本，可存而不论。《穆天子传》也不在正经正史之列，不能以此混彼。后世人往往以古书稍有疑点，遂全目以为伪，这是错了！
（二）经典诸子非宗教
经典诸子中有说及道德的，有说及哲学的，却没曾说及宗教。近代人因为佛经及耶教的《圣经》都是宗教，就把国学里的“经”，也混为一解，实是大误。“佛经”“圣经”的那个“经”字，是后人翻译时随意引用，并不和“经”字原意相符。经字原意只是一经一纬的经，即是一根线，所谓经书只是一种线装书罢了。明代有线装书的名目，即别于那种一页一页散着的八股文墨卷，因为墨卷没有保存的价值，别的就称作线装书了。古代记事书于简。不及百名者书于方，事多一简不能尽，遂连数简以记之。这连各简的线，就是“经”。可见“经”不过是当代记述较多而常要翻阅的几部书罢了。非但没含宗教的意味，就是汉时训“经”为“常道”，也非本意。后世疑“经”是经天纬地之经，其实只言经而不言天，便已不是经天的意义了。
中国自古即薄于宗教思想，此因中国人都重视政治。周时诸学者已好谈政治，差不多在任何书上都见他们政治的主张。这也是环境的关系：中国土地辽广，统治的方法亟待研究，比不得欧西地小国多，没感着困难。印度土地也大，但内部实分着许多小邦，所以他们的宗教易于发达。中国人多以全力着眼政治，所以对宗教很冷淡。
老子很反对宗教，他说：“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孔子对于宗教，也反对；他虽于祭祀等事很注意，但我们味“祭神如神在”的“如”字的意思，他已明白告诉我们是没有神的。《礼记》一书很考究祭祀，这书却又出自汉代，未必是可靠。祀天地社稷，古代人君确是遵行；然自天子以下，就没有与祭的身份。须知宗教是须普及于一般人的，耶稣教的上帝，是给一般人膜拜的；中国古时所谓天，所谓上帝，非人君不能拜，根本上已非宗教了。
九流十家中，墨家讲天、鬼，阴阳家说阴阳生克，确含宗教的臭味；但墨子所谓“天”，阴阳家所谓“龙”“虎”，却也和宗教相去很远。
就上讨论，我们可以断定经典诸子非宗教。
（三）历史非小说传奇
后世的历史，因为辞采不丰美，描写不入神，大家以为是记实的；对于古史，若《史记》《汉书》，以其叙述和描写的关系，引起许多人的怀疑：
《刺客列传》记荆轲刺秦王事，《项羽本纪》记项羽垓下之败，真是活龙活现。大家看了，以为事实上未必如此，太史公并未眼见，也不过如《水浒传》里说武松、宋江，信手写去罢了。实则太史公作史择雅去疑，慎之又慎。像伯夷、叔齐的事，曾经孔子讲及，所以他替二人作传。那许由、务光之流，就缺而不录了。项羽、荆轲的事迹，昭昭在人耳目，太史公虽没亲见，但传说很多，他就可凭着那传说写出了。《史记》中详记武略，原不止项羽一人；但若夏侯婴、周勃、灌婴等传，对于他们的战功，只书得某城，斩首若干级，升什么官，竟像记一笔账似的；这也因没有特别的传说，只将报告记了一番就算了。如果太史公有意伪述，那么《刺客列传》除荆轲外，行刺的情形，只曹沫、专诸还有些叙述，豫让、聂政等竟完全略过，这是什么道理呢？《水浒传》有百零八个好汉，所以施耐庵不能个个描摹，《刺客列传》只五个人，难道太史公不能逐人描写吗？这都因荆轲行刺的情形有传说可凭，别人没有，所以如此的。
“商山四皓”一事，有人以为四个老人哪里能够使高祖这样听从，《史记》所载未必是实。但须知一件事情的成功，往往为多数人所合力做成，而史家常在甲传中归功于甲，在乙传中又归功于乙。汉惠免废，商山四皓也是有功之一，所以在《留侯世家》中如此说，并无可疑。
史书原多可疑的地方，但并非像小说那样的虚构。如刘知几《史通》曾疑更始刮席事为不确；因为更始起自草泽时，已有英雄气概，何至为众所拥立时，竟羞惧不敢仰视而以指刮席呢？这大概是光武一方面诬蔑更始的话。又如史书写王莽竟写得同子一般，这样愚的人怎能篡汉？这也是因汉室中兴，对于王莽当然特别贬斥。这种以成败论人的习气，史家在所不免，但并非像小说的虚构。
考《汉书·艺文志》已列小说于各家之一，但那只是县志之类，如所谓《周考》《周纪》者。最早是见于《庄子》，有“饰小说以干县令”一语。这所谓“小说”，却又指那时的小政客不能游说六国侯王，只能在地方官前说几句本地方的话。这都和后世小说不同。刘宋时有《世说新语》一书，所记多为有风趣的魏晋人的言行；但和正史不同的地方，只时日多颠倒处，事实并非虚构。唐人始多笔记小说，且有因爱憎而特加揄扬或贬抑者，去事实稍远。《新唐书》因《旧唐书》所记事实不详备，多采取此等笔记。但司马温公作《通鉴》对于此等事实必由各方面搜罗证据，见有可疑者即删去，可见作史是极慎重将事的。和现在小说最相近的是宋代的《宣和遗事》，彼记宋徽宗游李师师家，写得非常生动，又有宋江等三十六人，大约《水浒传》即脱胎于此书。古书中全属虚构者也非没有，但多专记神仙鬼怪，如宋人所辑《太平广记》之类，这与《聊斋志异》相当，非《水浒传》可比，而且正史中也向不采取。所以正史中虽有些叙事很生动的地方，但绝与小说、传奇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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