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
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包 装: 平装-胶订是否套装: 否国际标准书号ISBN: 9787506395700
作家出版社推出“剜烂苹果·锐批评文丛”，以对中国当代文学不良现象、思潮以及作家作品不足为研究内容，集中展示敢说真话、有力量、有风骨、敢于亮剑的文学批评著作。
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提高当代文学批评的针对性、战斗性和原则性，营造讲真话、讲道理的文学批评氛围，作家出版社推出“剜烂苹果·锐批评文丛”，以对中国当代文学不良现象、思潮以及作家作品不足为研究内容，集中展示敢说真话、有力量、有风骨、敢于亮剑的文学批评著作。
文学思潮现象批评
长篇小说的歧路／3
畅销的差异／10
中国文学的十大“伪话题”／15
质疑“×零后作家”的提法／24
当前小说呼唤“文艺腔”／29
官场小说：风行与危机／36
论处女作／40
小说比生活精彩／45
散文的末路与未来／50
虚构“文学王国”的写作方式的终结／54
文学杂志，如何“有尊严”地生存／59
“非虚构写作”并不能医治我们文学的病痛／63
诗评家们，请对号入座／67
文坛奇闻怪事录／73
文学作品排行榜可以休矣／83
中国作家的写作野心与写作胆量／88
散文写作应警惕“散文腔”／96
别把小说写得太像小说／99
话说中国文坛的“新名人”焦虑／102
游记的没落／105
诗歌的“纠结”：懂或者不懂，真或者伪／110
编辑与作家：愉悦或尴尬的合作／120
听网络作家聊天时我五味杂陈／126
缺乏难度的写作时代／131
现实的残渣或伪现实／144
一个成熟小说家的写作品质／149
作家作品批评
迟子建《别雅山谷的父子》
——小说之树是如何枯萎的／157
刘震云《我不是潘金莲》
——一部想当然的单薄之作／166
张翎《金山》
——无资格角逐“茅奖”／174
贾平凹《带灯》
——一部没有骨头的小说／177
贾平凹《极花》
——被泪水打湿的“现实”的翅膀／186
贾平凹《老生》
——离卓越有多远？／194
张炜《小爱物》
——当一个小说家在小说中老去／202
张炜《独药师》
——真正的中国故事，是中国人的精神故事／210
替余华《第七天》“辩护”／217
毕飞宇《苏北少年“堂吉诃德”》
——“堂吉诃德”在哪里？／224
余秋雨《文化苦旅》
——文化散文的命运／232
葛浩文《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
——刺耳的批评／236
沈浩波《冷看大众狂欢下的“诗人”》
——评论者的“酸味儿”／240
韩江《素食主义者》
——一部难度并不大的小说／245
塞林格《九故事》
——谜语的制造者／255
麦克尤恩《初的爱情，后的仪式》
——突破表达边界的写作／264
卡佛《我打电话的地方》
——是流水账还是洞悉人性／269
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科学回答了新形势下影响文艺发展的各种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对文艺事业的大繁荣大发展提出了殷切的希望，是我党继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之后，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又一次创造性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文献。2016年12月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总书记又发表了重要讲话，指出“文脉同国脉相牵，文运同国运相连”，把文艺的地位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体现了党对文艺事业的充分重视和信任。总书记的两次重要讲话，高屋建瓴，语重心长，既指明了文艺发展的方向，又对当前文艺发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解剖，为文艺的发展把了脉、定了调、鼓了劲。尤其对于文艺评论工作，总书记给予了高度重视，既肯定了文艺评论工作的重要意义，又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文艺评论中存在的各种不良现象，并对文艺评论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号召批评家要做“剜烂苹果”的工作，“把烂的剜掉，把好的留下来吃”。
为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提高当代文学批评的针对性、战斗性和原则性，营造讲真话、讲道理的文学批评氛围，作家出版社决定推出“剜烂苹果·锐批评文丛”，集中展示敢说真话、有力量、有风骨、敢于亮剑的文学批评著作。首批推出李建军、洪治纲、陈冲、刘川鄂、杨光祖、牛学智、石华鹏、李美皆、何英、唐小林十位在文坛有影响有代表性的批评家，每人推出一本以对于中国当代文学不良现象、思潮以及作家作品不足为研究内容的评论集。这些评论家关注文学现场，敢于说真话，敢于亮剑发声。他们针对某一个具体作家作品的批评也许有偏颇、有争议，不是所有人都认同，也不代表出版社的观点，但他们的批评姿态、批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他们代表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维度。作家出版社希望通过这套丛书，集中展示这些批评家的形象，让他们的批评方式、文学观点为更多的读者所了解和熟悉，并以此积极营造“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健康批评生态。
本丛书将采取开放式的结构，今后有符合丛书宗旨的新的批评家的作品，我们将陆续推出。
作家出版社
2017年5月
文学思潮现象批评
长篇小说的歧路
有关长篇小说阅读所带来的幸福感以及失望感，曾经像放电影一样，同时在我脑海中滑过，一部部长篇小说，就像我们生活里邂逅的一个个人，为数极少的成了朋友，绝大多数逃不出被忘却的境遇。这是长篇小说的命运。
所以，无论当前中国长篇小说年出版量是800部还是1000部甚至更多，还是“全民皆兵”都来加入写长篇的队伍，我觉得，出版数量和创作人数都不足以成为我们对长篇小说创作现状表示忧虑和不安的理由，因为市场的标尺、时间的标尺自然会做出裁决，该留下的留下，该出局的出局，我们不必为此杞人忧天。
我是个对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还心存理想的文学青年，一辈子写一部让自己满意得愿意带进棺材的长篇小说是我的文学理想，这份理想的萌发，应该说，一定程度上源自我对当前长篇小说创作的强烈不满和无尽失望。对当前长篇小说的阅读我是同自己的部分老朋友——古今中外大师们的经典长篇——交替进行阅读的，这是一种失望感与幸福感交替出现的奇特的阅读旅程，但是，这种读法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就是当我再踏进书店看到书架上摆满新鲜出炉、包装得花花绿绿的长篇时，我连翻动它们的想法都没有了。
如今，我更愿意从长篇小说内部去寻找我们不满和失望的根源，但愿我们能寻找到长篇小说写作过程中出现的种种歧路，并在有歧路的地方插上一根标杆，给途经此地的写作者提个醒儿。
当前长篇小说面临的首要歧路是越写越小家子气。我们发现，如今长篇小说虽然越写越长，动不动就写成一块厚砖头，但小说的气魄和胆识却越来越小，十几二十万字的小说像一个得了软骨病的人，肉有一大堆，就是坐不起来，立不起来，所以我们也读不起劲来。小说的气魄和胆识是小说的“魂”，是支撑小说行进下去的“精神动力”，长篇小说丢了“魂”失去了“精神动力”实际上是写作者在小说中失掉了基本的人生态度，即写作者对自己生活的这个时代不知道该爱还是该恨——是非曲直、爱恨情仇、崇高卑微、罪罚褒贬、毁誉善恶——这些判断与情感，在小说中要么混沌不清，要么稀缺吝啬，我们捧起一本小说的本意是向它寻求积极的人生充实感，它却让我们早已疲惫不堪的身心又一次坠入云雾里，不知所措。一句老话讲“文学是人学”，但当前70%的长篇小说中“人”的判断和情感都没了，哪里还有什么“文学”，一个词似乎可以形象地概括当前长篇小说在“精神动力”方面的缺失，那个词叫——行尸走肉！作者在长篇小说里边基本的人生态度退隐之后，就只剩下琐碎的日常生活了，一些毫无悬念的吃喝拉撒、打情骂俏披着小说的外衣在字里行间大行其道，一股透着小心眼和自私的小家子气便氤氲于长篇小说中。
不久前，我们当地报纸上连载了一部叫《冒牌男友》的长篇小说，我硬着头皮读了一半还是放弃了，因为实在是“惨不忍睹”，我的阅读忍耐力终被毫无情感基础的拙劣故事、贫瘠而琐碎的细节以及虚假的行文腔调给瓦解了。此期间，我重读了沈从文先生的《边城》，每一次读来，我的心都因为与在孤寂中期待的翠翠不期而遇而变得感伤起来，她让我的情感像雨季来临一样湿漉漉的，这是《边城》赐给我的一份阅读的幸福感。我们为什么会被触动？沈从文在《〈边城〉题记》中说：“对于农人和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暖，这点感情在我一切作品中，随处都可以看出。我从不隐讳这点感情。”要说原因其实并不复杂，就是因为作者的“不可言说的温暖”，作者的“这点感情”通过翠翠的故事触动了我们。可以看出，《边城》是一部扫光了小家子气的“大”小说，大悲怜、大温暖、大希望便是这部小说的“魂”和“精神动力”。
有人说，长篇小说的根本问题是世界观问题，就是你怎么看世界，怎么想象世界。此话点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怎么看世界，怎么想象世界”对一部长篇小说来说，就像一栋大厦的骨架，骨架大小决定建筑物的大小，所以针对写作者的世界观问题，我们的前辈小说大师们用自己的作品给当前长篇小说走出小家子气开出了两味药方：“招魂”和“补钙”。长篇小说有了自己的“魂魄”就有了自己的穿越力量，有了自己的“硬骨”就有了自己的生命，我们积极的人生充实感在小说阅读中才有希望得到安放。
对于长篇小说的气魄与胆识，还是伟大的托尔斯泰说得简洁明了，他说，一个人想要创造出真正的艺术品，需要的条件很多，但基本的就是三样：这个人必须站在他那个时代的世界观水平上，这个人必须深刻地体验过某种感情并希望将它传达出来，这个人必须在某种艺术领域具有非凡的才能。各位正在写长篇或者准备写长篇的朋友，你是托翁说的“这个人”吗？或者，你为成为“这个人”做好准备了吗？
如果说短篇小说是一个智慧，中篇小说是一个故事，那么长篇小说则是一个世界。世界是什么，世界意味着丰富、博大、复杂和多样，长篇小说应该像波澜壮阔的浩瀚大海一样，首先对每个读者产生磁石般的吸引力，然后让读者去见识和探询大海的美丽与丰富。而事实上，很多蹩脚的长篇写作者把小说写得比我们的生活本身还单调、还贫瘠，我们读到的许多小说，都像从同一条流水线上下来的“产品”，故事雷同、叙述贫乏、人物扁平，所以我们觉得，当前长篇小说面临的第二条歧路是，小说日渐使丰富复杂的世界平面化、简单化了。
长篇小说平面化、简单化的根源发端于写作者对人们内在生活发现和勘探的无能为力，而仅仅对“日常表面生活”“热闹生活”等外在生活津津乐道。写作者忽视或者说放弃了对人们内在生活的关注，在这种情形之下写出来的小说充其量只是一则由表面逻辑推进的感官故事而已。这里，我们并不是否定小说对外在生活书写的合法性，我们是强调，外在生活不能只为其自身而出现，应该为了推动内在生活而出现，因为内在生活是以人性中人的神性而非物性作为推动力的心灵故事，而对心灵故事的描述是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永恒的魅力所在。叔本华说：“小说家的任务，不是叙述重大事件，而是把小小的事情变得兴趣盎然。”什么事情能使人们“兴趣盎然”呢？无非就是我们的内在生活吧。
余华的《兄弟》已经被N多人谈论了，本不想凑这个热闹，但说到长篇小说平面化、简单化的歧路时我还是想到了它。阅读《兄弟》上部时我依然相信那个对人的内在生活富有洞察力的余华又回来了，但是下部的阅读却让我有了些许失望：从李光头张罗的那场前无古人的处美人大赛到宋钢跟随一个叫周游的江湖骗子四处兜售“人造处女膜”“阴茎增强丸”等一系列情节设置，我认为这样写只是对我们社会生活的简单模仿和任性夸张，感官体验的叙述并没有将我们引入对这个时代本质的思索，“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成了作者对这个时代本质一厢情愿的解释，而非小说所为。谁都知道，小说热情展示的那些荒诞情节是我们生活中每天都在上演的故事，是报纸电视青睐的新闻话题，但这个时代人们的内在生活却远远不止荒诞情节所展示的那般简单和平面，应该比小说提供的经验复杂千万倍。《兄弟》下部令人失望的原因在于，事件大于了人物。可是，余华的《活着》——我重读的长篇之一——却是另外一番景象，一个如此朴素的故事却穿越了我们如此复杂的内在生活，抵达了一片广阔但又模糊不清的灵魂空间，而呈现出一个复杂而多样的世界来，因为《活着》里边人物是大于事件的，应了巴尔扎克说的那句经典的话，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而《兄弟》至多告诉我们，小说是一则大众的新闻。
说到底，当前长篇小说平面化、简单化的现状是概念化、观念化写作带来的必然后果，当写作者为了一个所谓的主题去收集材料、为了一个新奇的理念去打造精致的故事时，小说柔软而鲜活的生命已经命悬一线了，如此建构起来的小说世界很可能因扁平而崩塌。如今，法治使社会善恶分明道德清晰，哲学和科学使世界变得越来越条理越来越明白，此时的长篇小说该干什么呢？我们觉得，长篇小说的任务之一是对明晰世界做出模糊解释，小说家应该提醒人们别忘了这个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写过《海上钢琴师》的意大利小说家巴里科说，小说重要的不是解释这个世界，而是不解释。我们发现，这时的小说家多么亲切，他像个心理医生，它以个体的生命叙事在安慰每一个遭遇生活悖论而正处于矛盾痛苦时刻而被世界忽略的人。
要摆脱长篇的平面、简单让它成为一个复杂而丰富的世界，我们还是那句老话，去生活，调动所有感官进入人们的内在生活，去体验深切的生命细节和生命情感，把写作的聚光灯永远投向“人”而不是“事”。当然，这是一句好说但难做到的话，要不，大师为何那样稀少呢？
我们当前长篇小说还在第三条歧路上前行，就趋势来看，短时间内看不到回头或警醒的迹象，那就是创作题材的政治化倾向和犬儒气质。
我因在文学刊物做编辑，接触了不少长篇写作者。前段时间，一位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作家将一本他即将出版的长篇小说给我先睹为快，小说写某某战线的一位年轻副局长冲破层层阻力坚决查处他管辖范围内的一桩已过去十年之久的“豆腐渣”工程、终揪出一批贪污腐败官员的故事。那位作家跟我讲，小说人物是虚构的，但故事真实，是哪个地方的哪一个工程他都知道，他还说他写这部官场题材长篇的目的是希望有关部门和更多的人能看到，引起关注，然后问题得到解决。我听后，不知道该说什么。
像这位出于“引起关注，解决问题”目的而选择长篇小说题材的写作者，应该说，在当前不是一个个案，而是有一个庞大的队伍，几乎形成了一股潮流，他们把写作的触角伸向公共领域的方方面面，比如腐败问题、环境问题、司法问题、“三农”问题之类，一般是什么时髦写什么，什么热门写什么：写腐败的，一定要揭示官场黑暗正义胜出；写环境的，一定要表达环境重要；写司法的，一定要写出柳暗花明的效果；写“三农”的，一定要展示农民的苦难并替农民流几滴热泪，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三五天。
所以，以上述几种题材为主题组织的研讨会、创作启动会、精品总结会什么的，在我们文坛上空像雪花一样飞扬，写作者们更加热情澎湃地投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长篇小说创作当中去。党中央强调“三农”，就点名几个作家扯着大旗去写“三农”：20万字的长篇小说，立下军令状，两年内脱稿，书是印出来了，但不出多长时间就到了废品收购站，很快将打成纸浆，再去印刷反腐败题材的长篇。有人鼓吹，有人应和，有人得利，有人高兴，但就是没有人反思：我们这样做，究竟有几部小说能让读者一遍遍阅读一次次触动？究竟留下了几部经得住时间推敲的真正的作品？除了一次次热闹的会议和大量人力物力的浪费之外，真正的作品少之又少，因为题材选择的政治化倾向太严重了。
小说有小说的特性，很多话说不出来，说不清楚，只有通过隐喻来表达；虽说选择小说也无妨，但反腐、环保、司法、“三农”等问题，不一定非要通过小说来表达，你可以直接说，直接发表你的观点，你的目的不是也可以达到吗？
当然，任何题材都可以进入小说，腐败、环境、司法、“三农”没有一样不能写，也没有人能限制写作者写它们，问题的关键是，你选择的题材是否具有了进入小说的可能性：这些题材是否具有推动故事前进的“精神动力”，这些题材是否关涉了“人”的荒诞、现实和情感，这些题材是否具有了不可阐释的模糊性……总之，这些题材是否只有借助小说的隐喻才能畅快地表达出来？如果回答是，那就去写它们吧，这是真正作品产生的前提。半年前，我读了哈金的长篇小说《等待》，小说的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年夏天，孔林都回到鹅庄同妻子淑玉离婚。”我觉得这是文学史上又一个经典的开头，它暗示我们，哈金选择的这一爱情题材具有了“进入小说的可能性”：“离婚”是推动故事前进的“动力”，是故事的内核，“每年夏天都同妻子离婚”揭开了一个荒诞故事的序幕，“一个婚离了十八年，人的处境有着怎样的变化？”可以看出其间包含了诸多不可阐释的模糊性。哈金的《等待》多少能给我们在题材选择上带来些借鉴和思考。
我们还说到了长篇小说创作题材的犬儒气质：“犬儒”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议的词汇，在这里的意思很简单，是指写作者选择题材时有狗的某些习性，比如跟风，比如附庸，比如不深入推敲，比如叫声凶猛但气度很小——我觉得出色的长篇小说应该是一头孤独沉着的狮子，而不是一条装狠的狗。犬儒气质是对长篇小说题材政治化倾向的一点补充说明，不再赘述。
或许，当前长篇小说创作的歧路还有很多，我决定就此打住，以免招来长文呆论的骂名，我希望我的论述只是“长篇小说话题”的一个开端，期待有更深入的探讨。
（原载《文学自由谈》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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